我是小小告密人

   这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小姑娘主动告发爷爷还是在警察的诱导下为之。警察诱导6岁小孩作证爷爷肇事，无疑有鼓励告密之嫌，也不符合亲属作证义务豁免条款。而即使是小姑娘童言无忌或是大义灭亲，媒体也不应该对这种事情大肆报道，这对一个年仅6岁的小孩，没有任何好处，对她将来心理会造成伤害。尽管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诚实，要有正义感，但是，小孩告发的是自己的亲生爷爷。《论语•子路》有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段话主要表达的就是叶公告诉孔子：自己乡里有一位正直的人，在其父亲把别家误入自家的羊顺势占为己有时，他站出来控告或举证该不良行为。而孔子则表达了与叶公不同的主张，他认为父子之间不主动告发而沉默于对方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本身也包含了“直”或“德”。古人有“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的说法，“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也就是说，父子间有天然的恩情在，父会为子隐，子会为父隐，此是自然而然的事。“父子相隐”的“隐”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知而不告、知而不证，即可理解为不主动去告发，不主动去作证。

   事实上，在现代法律条款中，也有孔子的父子相隐思想，例如亲属作证义务豁免，也就是被告人的亲属没有作证的义务，有豁免权。这里蕴含着独特的人性关怀,彰显了法的人伦精神，体现了法对实质公平、正义、人权价值的追求。

   我们国家历来就有告密文化，统治者灌输给百姓的是大义灭亲，这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中国第一个告密者据称是商纣王时代的崇侯虎，当时，商纣王杀了不喜淫乐的九侯父女，周文王西伯昌背地里感叹，被崇侯虎告发到商纣王，结果周文王北商纣王囚禁。从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告密者，下级告发上级，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亲。这种告密文化在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家邻居就有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女孩，在一次父亲偷听敌台时，被她告发，当警察敲门来抓人时，她兴高采烈地去主动把门打开，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警察抓走。

   直到现在，告密文化的余毒也在深深侵蚀着人们的心灵，挑战着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老毕仅仅在私人聚会时说个段子就被人告发，告密者不仅心安理得，当局对这一行为也予以鼓励和支持，说明告密文化有着广泛的市场，中国已经成为告密者的天堂和乐土。

   告密文化，从小培养，一个年仅6岁的小姑娘，就被鼓励告发爷爷，告发了爷爷，还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使得小姑娘从小就觉得，告发自己的亲人是应该的，是被政府肯定的，完全不明白“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道理，反而认为大义灭亲才是应该的，这对小孩子的心智成长是多么大的扭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