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重大史料汇编中出现的低级错误——从<陈寅恪集·书信集>谈起》

重大史料汇编中出现的低级错误

——从《陈寅恪集·书信集》谈起

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是时下很受学者和读者欢迎、喜爱和收藏的出版物，它的及时出现对于国内最近几十年持久不衰的陈寅恪热，启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陈寅恪集·书信集》的出现，堪称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大史料汇编。相信随着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该书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无庸讳言。该书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错误。再加上陈氏本人写信习惯于不加标点、不分段。因此，给编辑此书的人制造了不少困难。

比如，对于陈寅恪书信写作时间上出现的断代错误。《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6页收录的编号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第16号，就在注解中和编排中将此信定为“约1929年10月3日”。如此以定，则完全无法解释该信中的“西北之行”和“林、范诸人”的准确含义问题。当然，该书编辑者们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2001年9月，《陈寅恪集》编者曾在《读书》上刊发《<陈寅恪集·书信集>补正》一文加以纠正：“（一）此函应写于1944年10月3日，《书信集》中误作约1929年10月3日。（二）第36页：‘将有西北之行’应加注文为：‘此指1944年9月15日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傅斯年、冷遹等参政员组团视察延安。’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事实上至次年七月初成行。”

根据我们著述的《陈寅恪书信（422封）编年考释》一书的发现，《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出现这样断代的错误还不只这一封。当然，这可以称之为该书的高级错误。它需要学术界扎扎实实地从事陈寅恪生平史事的考证性研究，而不是如时下乱哄哄地满足于热议他的“独立之精神”上。

但是，也有些错误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那些错误明显属于低级错误。

比如，《陈寅恪集·书信集》中的“致傅斯年（77通）”，就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低级错误。见该书第23页收录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编号第22号，实际上该信居然是陈寅恪致陈纯的信，收信人根本不是傅斯年。见照片1。

再如，《陈寅恪集·书信集》中该书第94页收录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编号第56号，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该信原始材料来看，该信的收信人也根本不是傅斯年，而是叶企孙。见照片2和3。两信对比，除了台端不同，内容全一样。对于重大史料汇编中出现的如此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实在让我们目瞪口呆。

第三，在校释陈氏书信上，《陈寅恪集·书信集》多处出现和原始信件不符的问题。如，《陈寅恪集·书信集》中该书第21页收录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编号第4号，将原信的“周代历问题”误释作“中代历问题”。这是属于高级错误还是低级错误？我们也不好判定。因为该信内容极其珍贵，显示出陈氏的日语阅读能力和他研究上古历法和历史的真实经历等诸多问题。尤其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当时所有商周青铜器的制作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并且是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天子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的这两个大前提，这大概是他长期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的根本原因吧。但是，他也意识到了“周初已有闰月，而新城之根据失矣”这一现象。

当然，以上诸多错误都不是热门的“E考据”所能解决的。

最后，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没有想到出自陈寅恪家人和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之手联合编集的这本《陈寅恪集·书信集》只收录了两百多封陈氏书信，还夹杂着陈夫人的信和一信拆成两信的现象。真正属于陈寅恪本人的书信，大约210封左右。这和我们掌握的保留下来的陈寅恪本人422封书信几乎相差一倍！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数字还会被更改。

那么，我们想知道，作为国家著名学术出版机构、作为陈寅恪家人和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何时可以贡献给学术界和读者们一部真实可靠、准确无误、完善全本的《陈寅恪书信集》？我和中央民族大学黄鸣教授的《陈寅恪书信（422封）编年考释》一书，就是我们试图完成这一工作的一次努力和尝试。该书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今年夏季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