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追求与超越的学术典范——评刘正教授<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作者:kyotosizumoto  于 2016-8-13 03:1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国际汉学史研究》|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关键词:理性主义, 超越, 京都, 国际, 价值

追求与超越的学术典范——评刘正教授《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发表在《汉学研究》第14辑)

马彩云

   

[提要]国际汉学发展到今天,已经颇具规模,汉学著作异军突起,阎纯德先生更是主编了一套“列国汉学史书系”,开阔了国际汉学的发展空间。其中,刘正先生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其主要贡献为:开创了国际汉学学术史的先河,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美结合,在批判理性主义下实现了一系列突破。刘正先生以及阎纯德等先生在学术上的不断追求与尝试,成为我们研究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学术典范。 
[关键词] 国际汉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一提到国际汉学,总能让人想到《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那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然,国际汉学在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国际汉学研究也越来越热,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那样:“经过30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国内学者似乎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后派生出来的学问,是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它与中国文化血脉相连却又内含变异,这种变异或者说是创新更是我们反观自身,获得提升的“他山之石”,而国际汉学研究,则是获取这一“他山之石”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汉学研究论著异军突起,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大亮点,而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两位先生,更是将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放在整个国际汉学背景下进行系统的考察,主编了一套“列国汉学史书系”,这为国际汉学走向更深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为国际汉学的发展树立起一个新的坐标。 
在这套学术史丛书中,刘正教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就是其中一部值得特别关注和予以高评的专题研究著作。 
众所周知,刘正教授是一位研究领域非常广泛的学者,包括以传统经学为主的中国思想是研究、商周金文为主的古文字学研究、宗教史和制度史为主的商周史研究、版本学和校勘学为主的古典文献研究、京都学派为主的海外汉学研究、古代神话和诗论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他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目前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果并且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金文氏族研究》;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社出版了他的《金文庙制研究》;2011年,线装书局精装出版了他的《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与此同时,他的海外汉学史研究,也是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了《图说汉学史》、《海外汉学研究》等专著。2011年5月出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就是刘正先生一部介绍和评议日本京都学派的著作。刘正先生本人即师承日本京都学派的著名教授,他的这部著作从头到尾都体现出京都学派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细致的考证功夫。这部著作不仅是了解日本京都学派的工具书库,而且其中体现的一些理念和认识对国际汉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开创性:学派汉学史研究 

刘正教授的《京都学派汉学史稿》,最大的开创性意义就是以汉学学派为研究对象,对国际学术界声名赫赫的日本京都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考证,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本开创性的专题学派汉学史研究著作,这种汉学学派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在历来的中外汉学研究中都是从未出现过的,其开创性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就是在日本国内也没有一部涵盖全部京都学派各个学科汉学研究历史的汉学通史著作。日本著名学者三浦国雄教授称赞此书是“日本学者也写不出来的优秀著作” 。 

此书共分为三篇。上篇为“释义与综述”,主要介绍了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和由来,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区别与联系,并详细介绍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中篇“创始与发展”,主要以人物为中心详细论述了第一代京都学派学者们的生平、学术贡献及影响,并对他们做了客观评价,体现了刘正先生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汉学修养。这一篇涉及的京都学派学者主要有:狩野直喜、桑原骘藏、能藤湖南、矢野仁一、小川琢治、滨田耕作、羽田亨、铃木虎雄、高濑武次郎九人;下篇“鼎盛与辉煌”则以学科为分类依据,分别从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科技史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佛学研究、敦煌学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近现代中国研究九个方面介绍了京都学派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在这一部分中,刘正先生介绍了大量京都学派汉学家,仅“京都学派中国文学史研究”一章,主要的汉学家就达三十位。

“学派”,现代汉英综合大词典中的解释是“school of thought;school”,《辞海》中这一词条的解释则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由此可知,在进行专门的学派史研究时,除了要从整体上把握某一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点之外,还要深入内部探寻其源流关系,理清其继承与发展,这就要求研究学派史时,一定要清楚学派内部的师承,而对于这一问题,刘正先生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考证,并具体分析了早起创始人某一学术观点在京都学派弟子手中的完善和创新。在谈及内藤史学的影响时,刘正先生将内藤湖南弟子们的观点与内藤湖南的观点做了精准的概括和评述,他说: 

宫崎市定在其成名作《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等书中,对宋代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调整了以往旧说中的官僚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矛盾,使内藤假说逐渐得到充实和实证……他通过科举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纪贵族制形式的变化和延续,从此,中世纪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典型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另一位杰出著名弟子是冈崎文夫,他的《支那史概说》、《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冈崎文夫在该书中继承了内藤湖南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 

刘正先生不仅注意京都学派各类师承关系,他还发现了京都学派内部家族的学术传承性与学术氛围。在“滨田耕作和考古学京都学派”一章中,刘正先生发现:“滨田耕作的儿子……滨田稔……最终成为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滨田耕作的另一个儿子滨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语言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滨田耕作的女儿,嫁给了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滨田耕作、小川琢治、贝冢茂树、小川环树、再加上汤川秀树、滨田敦、滨田稔,看到他们这个大家族就几乎等于看到了京都学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几位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 

                   二.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由于工具理性带来了人的异化和物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它始终是其批判的核心。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何时,工具理性都是价值理性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则无从谈起。在学术上更是如此,如果把工具理性弃之不顾,那么极有可能走向极端。所以,学术界通常把工具理性放在优先地位。但是说到底,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它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手段,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体现主题在实践中为实现自身本质力量对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动性,同时体现着学者自身的深厚学术素养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在这样理论指导下的学术著作,才更完备、更可靠、更有价值。 
刘正先生的这本书,正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可以说,其学说观点的建立,都是以详细而庞大的考证为基础的。如书中,刘正先生在考察“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两个称呼的一同和演变之时,其考证内容就占了将近六页!他精密的论述了“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这一观点,并论述了“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两个称谓的变化过程。他指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原称为“支那学派”或“京都支那学派”,名称形成之初并无轻视中国之意,但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华和辱华政策,这一称呼受到了中国学者的一致反对和拒绝,便省略了“支那”二字而变为“京都学派”,实际上,即为以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学为主要内容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必须提出的一点是,在刘正先生这部书中,常常可以听到作者发出的强有力的声音,而这种声音的出现,是伴随着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的。国际汉学研究,特别是日本汉学史的研究,不可避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而日本的汉学家,有一些都在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那么,在研究或介绍日本汉学家之时,对于那些带有侵略色彩的观点,应该如何处理,各家态度不同,方法也各异。但刘正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是坚决反对且毫不留情的批判的。有时候,其言辞激烈程度,已经到了激进的地步。书中在谈到田边元及其弟子的哲学理论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理论武器之时,其弟子对中日战争的理解引发了作者如下的评论: 

天哪! 
听杀人狂魔的御用学者出来大谈什么道德问题,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更无耻、更变态的事情吗?!这些主张只有他们自己才具有“学者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的文化流氓们美妙而动听的言辞,丝毫掩饰不了其背后烧杀抢掠、涂炭生灵、造谣诽谤的反人类、反道德的无耻行径!在人类正义和邪恶的交锋中,邪恶势力总是喜欢主张他们自己才最具有“学者的良知”,只有他们自己的言论哪怕是诽谤,是谎言,在他们自己看来也全是真理,他们在道貌岸然地斥责别人“深文周纳”和“不诚实”之时,没有忘记要教育大家“认识这个骗子,远离这个无赖”。

刘正先生深知,他首先是一个学者,然后才是京都学派的弟子,对于京都学派先辈的别有用心的言论,指出并予以批判是必须的,在这本著作中,刘正先生都是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日本京都学派进行评析的,而在详细的考据证据之下,他总能发人所未发。作者以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中桑原骘藏的生平、学术贡献及学术影响,这在国际汉学研究中,是非常少见的。刘正先生对国内学术界了解甚少的桑原骘藏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考证工作,其中许多材料,都是直接来源于日本,更加深了其研究的可靠性。刘正先生对桑原骘藏的身世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考据,对于他的出生日期,作者说道: 

关于他的具体出生日期,也曾有人对钱氏撰写的《〈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一文提出质疑。的确,1870年还是1871年?是1月27日还是12月7日?……户籍上所登记的“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于是出现了中日双方学者都有人主张桑原骘藏的生日是“1870年12月7日”说的现象。究其具体原因, 请看他的著名弟子宫崎市定的话:“户籍上写的却是上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是为了上学的方便而改写的。” 

而针对桑原真实出生年代,刘正先生敏锐的发现: 

我猜想,之所以选定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当时日本通行的旧历,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871年1月27日。桑原父母显然是把日本农历当成公历来申报出生日期了。明治时代,日本逐渐西化,在申报户籍时,经常出现把日本旧历的日期直接当成公历申报的现象。这一问题至今在我国部分落后和边缘地区也大量存在着。 

对于桑原史学的贡献,刘正先生也是做了积极肯定的,桑原的《蒲寿庚考》一书,他是这样说的:“该书……对日本京都学派的东洋史研究和考证方法的确立实在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贡献……建立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正规的学术研究规范。”而对于桑原史学的不足之处,刘正先生也是做了客观的揭露和评价,并且针对国内学者肯定桑原骘藏史学为日本鲁迅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在这些人看来:“桑原是通过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褒扬孔子等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这两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耐人寻味的是,桑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所分析的上述内容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学的真谛,我进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学和桑原本人。 

                      三.批判理性主义下的突破 

奥裔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对理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来自经验归纳,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波普尔把科学看做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他“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 。批判理性主义要求学者有批判性思维,在权威和大众认知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有这样,学术才会有突破。 
刘正先生本着批判理性的精神,对日本京都学派做了重新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该书在实证的基础上,批评了“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据学风”的观点。他首先指明了重野安绎和岛田重礼对京都学派以考证学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说他们是“日本近代汉学出现实证主义考证思潮的早起先行者”,随后刘正先生考证道: 

岛田重礼和重野安绎二人联合一起从1883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推广实证主义的考证学研究模式时,罗振玉刚年满17岁,王国维则刚满七岁!当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公开传授历史语言考据学的史学研究理论时,罗振玉年满21岁,王国维年满11岁!因此,不论从东洋史学东京大学的历史还是从东洋史学京都大学的历史来考虑,根本不可能得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1911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据学风”的结论。 

与国内学术界热衷于谈论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相反,刘正先生认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和罗、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他还发现,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成名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就是在和内藤湖南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 
刘正先生第一次指出了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核心治学方法直接源于清代考据学家赵翼,而非国内学术界所热衷于鼓吹的罗振玉和王国维。这一点对于国内学术界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和价值。他说: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 


随后,刘正先生又以他敏锐的学术视角,发现: 

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至。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于解释内藤湖南博士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博士,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于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博士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 

刘正先生在其书中对中日学术界一些不当的观点进行了订正,如该书针对李庆教授在《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梅原猛是梅原末治之子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以历史史料为证据,否定了此说: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中主张:“梅原末治……子,梅原猛”,该书396页。此说可能不对。因为根据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一书中的记载,梅原猛的“父亲是梅原半二,母亲是石川千代”。可见他們之间沒有父子关系。 

著述勤奋、治学严谨的刘正教授在日留学十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历史学家王宇信教授在给刘正先生的长达近70万字的学术专著《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曾经如实地记录了他求学的艰辛:“我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个十年,他在日留学期间的艰苦和勤奋,坐冷板凳,吃简单饭食,惜时如金,开始了他对商周金文、海外汉学的双重学习和研究。已故日本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池田末利、白川静等前辈宗师,生前对他有过多次的教诲和指导。我访问日本时就曾听到一些学者对他的表扬和肯定。” 

总的来说,该书内容丰富,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对这一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了非常具体和客观的了解与认识,也加深了对被研究者本人的直观了解。刘正先生长期留学达十几年之久,而且也是师出日本京都学派,和他的这些被研究对象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该书的写作也体现了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研究特点,处处以考证为立论依据,再现了日本京都学派在汉学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辉煌,是国际汉学研究史上的一部颇有分量的著作。同时,我们也看到以阎纯德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视,对汉学学者们的关怀。列国汉学史书系,是一套现阶段国内较为完整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它较为完备地展现了世界各国汉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成果,为我们反观自身,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预见,有李学勤、阎纯德等先生的支持,刘正先生等学者的努力,国际汉学研究一定会在国学研究中大放异彩,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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