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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三先生在《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又引述了蓝文征“作古”出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先生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白鸟库吉博士（东大学派）和内藤湖南博士（京大学派）：
此说在学术界流传之广，不是蓝文征、陈哲三师徒所能预想的。很多人最初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字，正是在看了上述故事之后。在学术界和朋友们谈起陈寅恪先生时，大家总要谈起上述故事。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传》一文中也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岁。本年，有《复钱稻孙书》，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问题。
然后，蒋天枢先生又将上述内容引用一遍。并说：“不识当日钱将此信原封给白鸟库吉，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如能获原手迹，将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献。”一番诚心，感人之至！此故事还被汪荣祖先生引用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等书中，而后又被他解释成为W. Perceval Yetts解答中国碑文之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故事又是出自蓝文征或陈哲三师生的“作古”，实际上并无此事存在。考证说明如下：
十大卷《白鸟库吉全集》中关于所谓中亚史问题的论文只有一篇《中亚史上的人种问题》。而该篇论文只是一次学术演讲，文字很短。以当时东洋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实在谈不上有何新意或独见，引用的资料也很一般。类似水准的文章，当时一个东洋史专攻的研究生就可以写出来。根本找不到那个使东洋史学祖师爷“可能至死不解”的问题存在。
既然白鸟库吉博士有勇气向被他称为“蓝君”的人说明此事，而他又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在他的日记中、文章中、书信中记录此事，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在白鸟库吉博士的日记、文章、书信中并无有关此事的一点记录。不只如此，连所谓奥国、柏林大学的学者回信也没有。蓝文征所说在场人有和田清、而此说的起因又是由和田清而来。本书作者向和田清博士的后人二公子和田博德先生和女婿神田信夫先生进行了调查。他们在本书作者写出《调查委托书》之后，特地向保存和田清博士日记和来往书信的——神奈川县茅崎市档案馆写了《调查同意书》，但遗憾的是：在和田清博士保存至今的全部日记和来往书信没有对此事的一点说明。
把“弘光”误写成“光绪”的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弘光”和“光绪”的“光”字前后位置不同，他还不如说是清代“道光”年的东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样的。而“绪”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书中也不会被写成“厶”。
以上内容又是出自陈哲三先生之口，而蓝文征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并无对此事的说明。钱稻孙先生本人也从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錢稻孫先生的女婿，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又曾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节先生也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
在茶饭之余的学术发言上，日本学者以至中国学者并无握手和伸手道谢的习惯。因为口头上的发表观点是一种交流，而不是为人授业、解惑，即使发言人讲得再正确。陈哲三先生文中所引述的蓝文征一发言就引来了日本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博士和东京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的握手和伸手致谢，完全是小说家之流的描写。既使对陈寅恪先生很尊敬的白鸟库吉博士和和田清博士二人，在与陈寅恪先生的来往中也从无向陈先生握手和伸手致谢的现象，因为日本学者在表达尊敬时从来都是鞠躬！而那次的“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应该是指在东洋文库进行的每月一次的东洋史研究谈话会，类似的谈话会至今仍有，但地点是不固定的。
不难看出，上文的中心内容要表达的并不是日本学者如何尊敬陈寅恪先生，而蓝文征先生如何教训了一次称他为“蓝君”而不是“蓝教授”或“蓝先生”的白鸟库吉博士，以此化解了一下他的“心里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蓝文征先生误解了白鸟库吉博士的用意了。按照日本的习惯：白鸟库吉博士对作为自己的学生和晚辈的和田清博士、以及和田清博士的学生和下属、被和田清博士约请来的访问学者只能称“某某君”，并无一点不敬之意。只有被白鸟库吉博士自己约请来的访问学者，他才有可能称其为“某某先生”。蓝文征先生更误解了日本的称谓习惯：在日本对一切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一律称“先生”——不管“先生”的职称是教授还是讲师。因此，“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之说是以中国的“先生”和“教授”的区别来理解日本的“先生”一词的内涵才出现的误解。
蓝文征先生1927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33年来日，此间并无任职东北大学的记录，何谈“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
当时任职东洋文库的历史学者石田干之助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事。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榎一雄先生证明当时并无白鸟库吉博士和钱稻孙先生住为邻居的现象。（此条证据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温博士向本书作者提示的，池田先生并以《陈寅恪先生与日本》一文见赠，在此向池田先生致以谢意。）
基于以上理由，可基本断定此说是蓝文征先生或陈哲三先生的“作古”，并无其事存在。其原型或许就是因为称谓问题引起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生四十四岁。本年，有《复钱稻孙书》，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问题。
然后，蒋天枢先生又将上述内容引用一遍。并说：“不识当日钱将此信原封给白鸟库吉，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如能获原手迹，将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献。”一番诚心，感人之至！此故事还被汪荣祖先生引用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等书中，而后又被他解释成为W. Perceval Yetts解答中国碑文之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故事又是出自蓝文征或陈哲三师生的“作古”，实际上并无此事存在。考证说明如下：
十大卷《白鸟库吉全集》中关于所谓中亚史问题的论文只有一篇《中亚史上的人种问题》。而该篇论文只是一次学术演讲，文字很短。以当时东洋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准来看，实在谈不上有何新意或独见，引用的资料也很一般。类似水准的文章，当时一个东洋史专攻的研究生就可以写出来。根本找不到那个使东洋史学祖师爷“可能至死不解”的问题存在。
既然白鸟库吉博士有勇气向被他称为“蓝君”的人说明此事，而他又有记日记的习惯，那么在他的日记中、文章中、书信中记录此事，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在白鸟库吉博士的日记、文章、书信中并无有关此事的一点记录。不只如此，连所谓奥国、柏林大学的学者回信也没有。蓝文征所说在场人有和田清、而此说的起因又是由和田清而来。本书作者向和田清博士的后人二公子和田博德先生和女婿神田信夫先生进行了调查。他们在本书作者写出《调查委托书》之后，特地向保存和田清博士日记和来往书信的——神奈川县茅崎市档案馆写了《调查同意书》，但遗憾的是：在和田清博士保存至今的全部日记和来往书信没有对此事的一点说明。
把“弘光”误写成“光绪”的可能性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弘光”和“光绪”的“光”字前后位置不同，他还不如说是清代“道光”年的东西，至少“光”字的位置是一样的。而“绪”字中的“者”字即使在草书中也不会被写成“厶”。
以上内容又是出自陈哲三先生之口，而蓝文征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并无对此事的说明。钱稻孙先生本人也从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錢稻孫先生的女婿，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又曾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节先生也无此类说明文章发表。
在茶饭之余的学术发言上，日本学者以至中国学者并无握手和伸手道谢的习惯。因为口头上的发表观点是一种交流，而不是为人授业、解惑，即使发言人讲得再正确。陈哲三先生文中所引述的蓝文征一发言就引来了日本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博士和东京大学东洋史主任教授和田清博士的握手和伸手致谢，完全是小说家之流的描写。既使对陈寅恪先生很尊敬的白鸟库吉博士和和田清博士二人，在与陈寅恪先生的来往中也从无向陈先生握手和伸手致谢的现象，因为日本学者在表达尊敬时从来都是鞠躬！而那次的“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应该是指在东洋文库进行的每月一次的东洋史研究谈话会，类似的谈话会至今仍有，但地点是不固定的。
不难看出，上文的中心内容要表达的并不是日本学者如何尊敬陈寅恪先生，而蓝文征先生如何教训了一次称他为“蓝君”而不是“蓝教授”或“蓝先生”的白鸟库吉博士，以此化解了一下他的“心里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蓝文征先生误解了白鸟库吉博士的用意了。按照日本的习惯：白鸟库吉博士对作为自己的学生和晚辈的和田清博士、以及和田清博士的学生和下属、被和田清博士约请来的访问学者只能称“某某君”，并无一点不敬之意。只有被白鸟库吉博士自己约请来的访问学者，他才有可能称其为“某某先生”。蓝文征先生更误解了日本的称谓习惯：在日本对一切从事教学工作的人一律称“先生”——不管“先生”的职称是教授还是讲师。因此，“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之说是以中国的“先生”和“教授”的区别来理解日本的“先生”一词的内涵才出现的误解。
蓝文征先生1927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33年来日，此间并无任职东北大学的记录，何谈“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
当时任职东洋文库的历史学者石田干之助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事。东洋文库研究部长榎一雄先生证明当时并无白鸟库吉博士和钱稻孙先生住为邻居的现象。（此条证据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池田温博士向本书作者提示的，池田先生并以《陈寅恪先生与日本》一文见赠，在此向池田先生致以谢意。）
基于以上理由，可基本断定此说是蓝文征先生或陈哲三先生的“作古”，并无其事存在。其原型或许就是因为称谓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