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海归副教授持刀 [2021/06]
- 复旦杀王书记简历 [2021/06]
- 老复旦 [2021/06]
- 抢先发布《金正恩同志逝世讣告中文稿》 [2020/04]
- 胡锦涛胡春华当年杀佛才惹出今日之祸（立刻看视频） [2022/10]
- 一个传遍全世界的反美假视频是如何出笼的？ [2020/03]
- 新常委登场揭示了胡锦涛被架走的原因（立刻看视频） [2022/10]
- 我对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言的看法 [2020/03]
- 唐代《推背图》对武汉肺炎之预测关系的重大揭密 [2020/02]
- 胡锦涛一直被软禁在京西宾馆顶楼（立刻看视频） [2022/10]
- 從木樨地到西單：我親身經歷的六四殺人現場（上） [2023/06]
- 我预言瘟疫和兵变已应验，静待溃坝和国君死（看视频） [2022/09]
- 《中南海听床师及其信徒们，你们都中计了》 [2022/05]
- 政审再次恢复，大清洗越来越近(立刻看视频） [2022/10]
- 惊天大揭秘：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说杨某侠（铁链女）和普某玛（小花梅生母）不符合生物 [2022/02]
- 唐山打人事件真相——我的推测 [2022/06]
- 《海归博士回国工作前十点须知》 [2021/06]
- “我无法呼吸！”的中国现实版（转发视频，真假难辩，欢迎大家追究真伪） [2020/06]
- 俄罗斯扣押中方60多架客机后中方的反应（立刻看视频） [2022/08]
- 快讯：台湾导弹专家可能死于胯下风 [2022/08]
-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是否支持过台湾独立 [2022/08]
- 中国人，你能不能不作弊不说谎？ [2022/03]
- 野鸡博士陈春花继续造假，北大丢卒保车 [2022/08]
- 谈郭沫若杰出的学术贡献和他自辱谋生之术（立刻看视频） [2022/08]
- 最新皮尤调查引起的蔑中趋势及其如何改变 [2022/07]
- 古有苏门四个学士，今有苏门六百博士——苏氏父子经营的爱尔兰欧洲大学再探 [2022/08]
- 抗战前陈寅恪说“屈服日本乃上策” [2022/07]
- 检讨一下大清朝的战狼对外政策 [2022/07]
- 从本月26日开始至今，我博客被本网禁止上传图片，如继续限制我会停止博客更新。 [2022/10]
9、《廣川書跋》解題
《廣川書跋》，(宋)董逌撰。
董逌，約1079～約1140，字彥遠。東平（今山東東平）人。靖康末官至司業，遷徽猷閣待制。家富藏書志，依其藏書而撰有《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早佚。今據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得以考見厓略，乃以其家所藏考其本末而為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著有《廣川書跋》十卷，所錄皆古器款識及漢唐以來碑帖，考證皆極精當。
一函四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70～1。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36363～536366。單魚尾。版心中部刻書名，下部刻“朱氏槐廬校刊”字樣。上下單邊，左右雙邊。上下粗黑口。寬15.5釐米，高23.5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309604、線普372233-35、線普長323703-894。
書名頁題字用隸書：“廣川書跋”，落款用行書：“金爾珎題”，有“金氏吉石”私印一枚。有書牌頁：“光緒丁亥孟秋，行素草堂藏版”。所收為研究三代青銅器銘文題跋。無器形圖，有部分尺寸說明，有簡單釋文，有少量考證文字，但是說明收藏經緯較詳。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三如是評價此書：
康熙中，何屺瞻得吳方山、秦季公、譚公度、錢書寶各家鈔本，而以王伯糓本為最佳。經何氏校正，此系張鈞衡據何本付雕。比津逮大為改觀。其中訂正頗多，詳見張跋之內。
此書另有津逮秘書本和適園叢書本。
董逌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群書,對書中所述材料,除自藏者外,曾多方求訪,石刻則傳拓墨本。至其辨真偽、訂源流、求旁證,都相當嚴謹。前四卷記述周、秦鐘鼎彝器、權量銘文及《詛楚文》、《嶧山銘》等石刻文字，共七十五種，皆詳加考辨。董逌博極群書,酷好金石, 董棻《廣川書跋序》中言其“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溪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本”。
關於《廣川書跋》一書，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三如是評價此書：
康熙中，何屺瞻得吳方山、秦季公、譚公度、錢書寶各家鈔本，而以王伯糓本為最佳。經何氏校正，此系張鈞衡據何本付雕。比津逮大為改觀。其中訂正頗多，詳見張跋之內。
董逌與黃伯思二人在當時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們在一起時常交流對殷周青銅器的研究和看法，在《廣川書跋》中曾記載這樣一段他們二人關於青銅器器名和斷代問題之間展開爭議的史實：
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為《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最校也。其制兩蜼，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肴季敦》、《弁敦》、《牧敦》、《戩敦》、《虢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為商人制也。’”
可見，黃氏從尺寸、重量、容量、款識和形制幾個方面入手，對商周銅器進行斷代。而董氏則認為：
余考之蜼，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為《蜼鼎》。
蜼，一種體形較大的長尾猴，黃黑色，尾長數尺，古語中有所謂“猿蜼晝吟”之說。在青銅器形制上其實也就是屬於猴形青銅器。董氏此說顯然不很贊同黃氏之論，則董氏已經發現了黃氏在器名和斷代問題上存在的缺陷。
他對青銅器定名中朝代名的有無看得很重要。因此，在他的書中凡是涉及到對青銅器的定名，他很少冠以或商或周的朝代名稱。但是，他廣泛應用了器形和尺寸作為斷代的基本準則，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在《廣川書跋》一書中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他對《犧尊》的考訂。當時，李誡主張把殷周銅牛形的銅器定名為《犧尊》是“於《禮圖》考之，不合”。於是，董氏考證說：
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媻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據。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吻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面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溝中斷木，以為犧尊，知其有據。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董氏的觀點十分準確而科學，這成為以青銅器形制考證青銅器朝代及其真偽的重要依據。他和黃氏二人都是宋代青銅器斷代學說的傑出先驅！
董卣是宋代對於器形、器名問題研究最多、成就最大的學者。
如，他對匧、尊、罍、甗、匜、盉、鋪等銅器名稱的考訂，我們在前面的《器名用語》一章中已經進行了說明。雖然有些定名是錯誤的，如：該書在《伯考父簋銘》考證中主張：“古以敦、璉、瑚、簋為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顯然這一結論是錯誤的。但是，絲毫不能掩蓋他的學術貢獻。如，他至少已經注意到了器形大小和器名的關係：“蓋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再如，他也注意到了銅器的隨時代而發展的情況：“古甗皆有蓋、有柇。其下可爨上可羃，以為烝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甑、甗形相類，不可變為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甚至他也批判了自許慎以來的一些錯誤見解：“昔許慎以盉為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為味，陸法言以盉為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為鐫，而以鐫為瓽，瓽為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這些是他遠遠高於他人的地方。
董逌已經注意到了銅器與禮制之間的內在聯繫，他在考證銘文中處處以器形、禮制為依據，顯示了在當時獨特的見解和學術價值。如，在《仲作辛鼎銘》的考證中，他就主張：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為敘，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董氏在器名的判斷上，也頗有獨到之處。如，在該書卷一中將罍稱之為“罍尊”，是因為“蓋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
在對器名的判定上，董氏也以禮制為說。如，在對《犧尊》的考證上，他主張：
李誡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餘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尾媻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據。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者，魏得齊大夫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作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吻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面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
李誡之說與董氏之說的異同，皆本禮制。但是，董氏則能考證禮制之源，尤為難能可貴。而且，他還上溯漢魏史料中對《犧尊》出土的相關記載，更使考證真實可信。
董氏在考證前多表明銅器尺寸。如，對《商觚》考證中，他首先闡述：
秘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
然後，他利用銅器尺寸實現對銅器種類的考證：
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量比今才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為觚也。
對於銘文中出現的“十有四月”的問題，他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
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苞》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呂之君請複”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
董氏的《廣川書跋》和歐陽氏的《六一題跋》的出現，以題跋的形式開啟了後代考證銘文的著述體例。這和當時其他著作只熱衷於對銘文進行解釋的現象，已經有了明顯地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