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歷代金文經典著作影印叢刊解題》42

42、《簠齋傳古別錄》解題

《簠齋傳古別錄》 ，(清)陳介祺撰。

陳介祺，1813～1884，山東濰縣人，字壽卿，號簠齋，晚號海濱病史，以“十種山房”作為齋名。曾任編修。著名銅器收藏家和金文學家。有《陳簠齋丈筆記》、《簠齋尺牘》、《簠齋傳古別錄》、《簠齋藏器目》、《簠齋古金錄》、《簠齋金文考釋》《簠齋藏鏡》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根據《清史稿•陳官俊傳》中的記載：

子介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編修。……介祺績學好古，所藏鐘鼎、彝器、金石為近代之冠。

陳介祺隨父在京，遍訪名家問學，尤其專心于金石之學，曾多次拜訪阮元和吳式芬，因而成為阮門、吳門弟子之一。在京期間，他和當時研究金石學的名家許瀚、吳式芬、劉喜海、何紹基、張廷濟、葉東卿、徐同柏、潘祖蔭、王懿榮、鮑康、吳雲等人結識，相互探討金石學的各類問題，互贈拓本，一時間成為他遊學生涯中的輝煌點。

一函一冊。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51/17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5621165。單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四周雙邊。白口。寬15.2釐米，高24.2釐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線普長409944、線普長24302、線普長019916、線普長456432、線普362699。

無書名頁。無書牌頁。此書為滂喜齋叢書之一。所收為有關三代青銅器銘文搨法和鑒別問題文章，是研究金文學的輔助性參考書。

《簠齋傳古別錄》一書所收為有關三代青銅器銘文拓法和鑒別問題文章，是研究金文學的輔助性參考書。在銅器的作偽判斷上，他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法：

偽刻必有斧鑿之痕，以銅絲刷之則又有刷痕。而字釋又失。且舊物手摸即可知，銅、玉亦然。偽者必不渾融，偽者斑下無字，斑中更不能見字。古器過朽，銅質無存，則字不可剔而可見。真者字底有銅汗積灰，必不能偽。鏤字、刻字必不可辨。鑄字佳者，每上狹而下寬。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之字只是無力。

在金文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上，他提出了“多見”說：

金文多見多讀，自可通真偽，釋古文字，多見為第一。

此說已經是金文研究方法論上的定論。

陳介祺的收藏，可以通過《簠齋藏器目》和《簠齋吉金錄》二書中記載得到大致瞭解。其中收商周有銘銅器二百四十八器。而無銘器和漢唐器更倍於此。難怪時人稱其“所藏鐘鼎、彝器、金石為近代之冠”！

在拓本的製作問題上，他獨創了全形拓和蟬翼拓，使銘文拓本更為精美絕倫。一時間他親手製作的拓本成為學術界的至寶。葉昌熾《語石》中就公推他為“拓法為古今第一”。吳大澂更是讚美他的拓本為“紙墨精良，為從來所未有”。他開創並發展了銘文研究的新分支——吉金拓本學。為此，他更引述到金文著作的版本問題，他說：

金文有刻本者，亦並分類附裝。裝冊以字多者居前。字數同，又以佳者居前，一二字者居末。不必別為商周。得真拓則再裝入。見難得之本則鉤摩裝入。偽器之拓別裝附冊，無須分器分字。無可考。不必多留餘紙。真者固多見而知其美，偽者亦多見而知其惡，不必棄之。刻本亦同。其摩刻失真而非偽者，如《博古圖》、《考古圖》、王、薛諸書均須編入。于古人文意、篆勢，皆可推求擬議，甚有裨於三代文字之學也。必以廣收拓本、摩本、刻本，分類分字數，選真裝冊為主，選餘必附裝，存質勿遺。不知器名，別為一冊俟考。刻本圖、銘，均可剪裝統附。

陳氏在考證銘文時，首先說明其收藏和流傳的歷史。如，在《邢仁鐘》題跋中，他就記載此鐘的四位原收藏者及其流傳：

浙江錢塘張應昌忠甫、揚州包氏、山東諸城劉喜海燕庭舊藏，得之劉氏。

陳氏已經意識到了銘文研究的科學化問題。他提出了“金文文法，宜編體列”的著名觀點。他更進一步提出“金文釋文，必定句讀。必於字下雙行，先注古字如器，次注今字釋之。金文釋文，必分段，必詳起結，必講文法。金文以三代文字為重。”他的著作至今依然是金文學術研究領域內重要的學術經典。為此，他特別注意一個字出現在不同的銅器中的寫法。如，他曾注意到“魚”字寫法：

余藏古器文有“魚”字者，鼎二、尊一、爵二、觶一、簋三，皆有不同，可見古人象形之神變。

這已經是後來所謂的比較法所貫用的操作技術。

在對《商梁伯卣》銘文的考證中，他的審辨功夫和古文字功力幾乎達到了頂峰，他考證如下：

戈之精者，無逾於此。商器字有小此，此尤小。“鬼方作”。字小而至精。余定為商伐鬼方時作。以中有鬼方字也。昔以商器字為大而疏奇古者，今以此戈與祖庚乃孫簋，與吳清卿太史視學關中所得鳳翔出土乙亥方鼎字校之，則商器字不得以小疑之。商文之古厚者人知之，瘦勁者人不知。

短短百字，道出了古文字學家、古器物鑒定專家的學術素養和見識，絕非他人所企及。

但是，作為著名的銅器鑒定學家，他在真偽鑒定方面的心得才是他過人之所在。他的經驗之談也許可以寫成一本專著加以分析和研究。他從作偽技術、文字特點、銅器顏色、行文款式、刻字風格、美觀程度等諸多方面，認真總結了他個人的鑒定心得和體會，使銅器辨偽學達到了古代學術史的發展頂峰。我們從他的諸多論述中選取一段，說明如下；

古器字既著錄傳後，必先嚴辨真偽，不可說贗。古人之文理文法，學者真能通貫，即必能辨古器之文，是謂以文定之。古字有古人筆法，有古人力量，有古人自然行款，書者真能用心得手，亦即必能辨古器之字，是謂以字定之。古器之銅皆鑄，鑄款入土數千年，土潤溽暑，則款內積汗，且款多外狹內寬，販夫常見，每能識之。贗鼎多系鑿刀，轉折不圓，行款不渾，赤綠皆浮，而無青色。堅者則系燒成。又複不成文理，多習見文、習見不奇之字，或餖飣雜綴，以為新異。鑒者而收偽器，是謂不能以銅定之。阮書選刻至精，尚不免以宋為周，如《宋嘉禮尊》、《甲午簋》、《天錫簋》。以偽為商，如《秉仲鼎》、《刊宮尊》、《子執刀祖乙卣》、《鷹父己壺》、《作祖壺》、《子執刀父乙觶》、《亞簋》。以偽為周，如《孟姬鼎》、《魯公鼎》、《亞行魯公鼎》、《乙公鼎》、《乙公萬壽鼎》、《師旦鼎》、《召父鼎》、《綰綽眉壽簋》、《仲駒父簋》、《寶盤》、《乙戈》。

他以其獨到的個人學養提出了從拓本辨別銅器真假的見解：

古器真假，世人多不知看字，而只知看斑色。看字不但看字底之新舊，有灰無灰，假刻者必有刀痕或銅刷痕。以文義篆法定之，尤百無一失。即有時真者見棄，亦屬尋常矣。

因此，整理和研究陳氏的銅器鑒定方法和制拓方法，遠勝過對他的文字考釋成果的研究，這應該說是金文研究、金文學術史研究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