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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中迁庙制度研究
迁庙制度和毁庙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西周宗庙制度上的一条重要原则。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为此特别解释说：
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庙不毁，故云祧也。
可见，祧庙是由毁庙制度而形成的。迁庙制度在其本质上是儒家宗法思想的直接来源。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中对此问题总结出一句话，即：“诸侯既不可与天子同有二祧”。这句话把原始儒家宗法制度的血缘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先生在论述商周政治制度的区别时曾总结为以下三点：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后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记天下。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诸侯既不可与天子同有二祧”之说，这无异于对注重血缘关系和立子嫡问题的西周政治制度的彻底否定。所以，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就尝试着对王国维上述之说的修改和部分否定。
①“祧”字诸说的考察
“祧”字，在古代经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眼中意义是不同的。大致有以下五种解说，如下：
其一，迁庙说
见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记载：
祧，迁庙也。
此说的特点是把祧庙解释成迁庙，但是，通过我们上述的论述可以得知，祧庙和迁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其二，曾祖庙说
见服虔为《左传·襄公九年》所作的注：
曾祖之庙曰祧。
此说的意义在于肯定了祧庙的接受对象，并且有试图以此来解说“亲庙四”说的具体成因。
其三，远庙说
见郑玄《周礼注》一书中的记载：
远庙曰祧。
此说和上述之说有一定相同之处，都是立足于为解说“亲庙四”的成立的立场上。但是，在具体区分“曾祖”和“远祖”的使用对象上，缺乏明确的说明和界定。
其四，始祖庙说
见杜预《春秋左传注》一书中的记载：
诸侯以始祖之庙为祧。
此说还是在上述二说的范围内，但是，“始祖之庙为祧”说的出现，对于解释“祖迁于上，宗易于下”之说是有一定的借助意义的。
其五，功德说
见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的记载：
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庙不毁，故云祧也。
在以上诸说中，只有贾公彦之说是立足于庙制的。对于迁庙制度的诞生问题，他认为：
知“迁主藏焉”，以其显考以下，其庙毁。不可以藏迁主。文武既不毁，明当昭者藏于武王庙，当穆者藏于文王庙可知。故云“迁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子孙之庙，宜藏于后稷之庙。
在迁庙制度上有个著名的“五世则迁”的原则。即许宗彦在《五庙二祧考》中总结出的有关西周庙制的规则：
始祖之庙，百世不迁。即为百世不迁之宗。以下五世迭迁，即为五世而迁之宗。
王贵民先生就此进一步发挥说：
由于最后在宗法制度上确立了五世则迁的原则，祭祀的常制就只上及于高祖而止。因此所立亲庙也只上及于高祖，相当于《祭法篇》所说的“显考庙”。每世的高祖以上的祖庙则要不断的毁去，将其神主迁出藏于始祖之庙，这就叫做“祖迁于上”。同样，高祖以下至本人为五世，在宗法的亲属关系范围内，下一世则超出这个范围，同高祖的四从兄弟则离宗，这叫做“宗易于下”。这个“迁”和“易”都根据同一原理，同时在世系的两端实行，每一世代都这样，一个宗族始终保持着五世的系统。（P33）
②守祧
在西周时代，专有守护祧庙的官员。
见《周礼·守祧》中的记载：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其遗衣服藏焉。若将祭祀，则各以其服授尸。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堊之。既祭，则藏其隋与其服。
具体的守祧人数问题，在《周礼·守祧》中介绍说：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庙二人，奚四人。
“奄”和“奚”二者，依据郑玄的解释，即指宦官和女奴。
在《左传·庄公十四年》中记录了原繁的祖先为守祧之官一事：
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点司宗袥”。
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为此解释说：
言己世为宗庙守臣。
这里的“宗庙守臣”一语，即是指“守祧”之官。由此而来可以证明《周礼》在此问题记载上的准确性。
③迁主及昭穆制度
在具体的迁庙种类上,又有所谓“先公之迁主”和“先王之迁主”二者。见郑玄《周礼注》一书中的记载：
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
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对此问题的解说是：
先公之主，不可以入子孙庙，故知向上入后稷庙。案《聘礼》云：“不腆想君之祧，既拼以佚”。诸侯无二祧，先祖之祖截藏于大庙者，故名祧。若然，后稷庙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庙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太王、王季之主不可以入文武祧，亦当属于后稷庙也……当周公制礼之时，文武在“亲庙四”之内，未毁。不得为祧。然文武虽未为祧，已立其庙。至后子孙，文武应迁而不迁，乃为祧也。
庙主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见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一书中所收《周母宔尊》铜器铭文“母宔诸妇”，吴荣光对此的解说是：
主藏于宗庙谓之宔。
可见这里的神主是妇人。在西周时代，一般是把神主放在特定的房间内的石制龛内，这个龛也是制成宫室的形状。而神主所在的这个石室被称为“宗袥”。如，《左传·庄公八年》中就有“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袥”一语的记载。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为此的解说是：
宗袥，宗庙中藏主之石室。
当有入迁活动时，又由负责昭穆安排的官吏进行具体的排放位置的安排。见贾公彦《周礼注疏》一书中的解释：
其立庙之法：后稷庙在中央，当昭者处东，穆者处西，皆别为宫院者也。
这是刚放入庙中的新死者要以“当昭者处东，穆者处西”的安排在庙中受祭的固定位置。即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所谓的“审昭穆，列之昭穆”。负责这一工作的人被称为“宗伯”。如下：
宗伯，掌宗庙昭穆之礼.
在铜器铭文中，也有“宗伯”一词出现。如，收录在《殷周金文集成》一书15·9730中的铭文：“齐侯命太子乘遽来句宗伯”。在同书第15·9729中也收录了有同样内容的铜器铭文。
在西周宗法制度的礼仪中，安排昭穆是不能出现差错的。否则就是违反西周礼制的僣越行为。在《左传·文公二年》中记载了“跻僖公”一事，被认为是逆祀现象：
秋八月，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后逆之。可谓乎？
其实，在父昭子穆的规定下，出现兄弟同为穆而弟又为国君时，就会产生宗法制度和儒家礼教所不能容忍的“逆祀”现象。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总结昭穆制度的三个特点为：
其一昭穆显然为祖庙的分类。周代先王死后，立主于祖庙，立于昭组抑穆组视其世代而定。其二，昭穆是古人为别亲属之序而来，即庙号之分类代表了先王生前在亲属制上的分类。其三，昭穆规定了父子不能为一系，而祖孙为同昭或同穆的现象。（P164）
而这一制度在迁庙活动中又是必须严加遵守的。在庙制问题上，宗伯，就是专司昭穆制度安排的官吏。昭穆的位置是不可变更的，它不受迁庙制度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