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江青写信？

核心提示：从毛泽东对他所写的信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主要是通过此信，表示他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想法和打算。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6年第2期，原题：“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给江青写信

这里所说的“文革”初期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指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因为毛泽东写好这封信后，先给周恩来、王任重二人看过之后，由周恩来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过之后又由周恩来带此信到大连，交给在那里的林彪看过。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给江青写那样一封信？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比较信任江青，认为她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功一开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比较困难的。许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刘少奇、邓小平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中央有“镇压群众”、“围剿革命派”的问题，才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才会有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之分。毛泽东要冲破这重重阻力而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需要有人支持。而这个时候，江青成为搞“文化大革命”的铁杆支持者。当时，江青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文学艺术界入手，是与江青经常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问题”分不开的。江青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江青首先是在寻找搞“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寻找突破口。在哪里选突破口能够既打得准确，又能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呢？毛泽东当时一时还找不到。这时，江青到了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姚文元联手，策划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文一发，引起全国震动。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全局，引起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些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对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表示自己的立场。因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江青对中央作出搞“文化大革命”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刘少奇等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写的《二月提纲》。但毛泽东却激烈反对《二月提纲》。由此引起了毛、刘之间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江青站在毛泽东一边。她不仅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组织人写出一份文件，专门批判《二月提纲》。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请林彪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还是组织人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江青都起了重要作用。还有，“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高校搞起来的。而在高校中，北京大学又是各高校中最敏感的。那时，江青、康生等人经常去北大活动，物色“造反派”。他们物色到了聂元梓。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大贴出了一张反对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江青和康生立即拿来大字报的手抄稿交给毛泽东。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也是由江青具体落实的。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对于发动各高校起来造反，起了重大作用。

1966年8月，毛泽东自己写了一张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毛泽东在自己的大字报中称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由此可见，江青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环节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江青等极左分子的支持，也需要一些军队领导人的支持，特别是需要主管军队工作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支持。林彪不光是表示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而且还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但是，林彪的这个讲话很特别，他是专门讲中外历史上政变问题的，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他看了林彪的讲话稿，对林彪的一些提法不满意，有担心。毛泽东此时提笔给江青写信，其目的是：一方面要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想法告诉坚定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江青等人，他认为江青等人是“左派”。另一方面，也把对林彪讲话的看法和自己的担心告诉江青等人。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江青在政治上的信任。这自然是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但是，从信中的内容来看，毛泽东要写这样一封信，是早就有思想基础的。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估计

1964年年底，毛泽东改变了他过去一直认为的问题在于基层干部的看法，转而认为，中国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会不会变修，关键是干部，而在干部中，又关键是领导干部，在领导干部中，关键又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他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上头。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

1964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他还引用杜甫的诗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此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本可继续推进“四清”，但奇怪的是，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却对“四清”很少谈起。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通过“四清”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失去了信心。他认为，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才能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他说：“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他认为，如果不来一次全面发动，照过去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干部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在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谈话时说：“党是可以变化的。”“中央也有两个前途。”“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毛泽东说这些话，明显表示出了他对原来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不放心。几天后，毛泽东在同罗瑞卿谈话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毛泽东在这里说的“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六二年刮歪风”，明显就是指刘少奇。他还认为，中央存在的问题，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他代表的是一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的主张和利益。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到地方造中央的反的问题。10月10日，他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突然岔开本来是谈具体的“小三线”建设问题的话题说：“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岔开本来是研究小钢厂建设的话题说：“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966年5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撤销了《二月提纲》，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毛泽东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在党中央内部已经占了上风。根据他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中亲笔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十分明确地点出了中央内部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问题。毛泽东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刘少奇。不久，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并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他在镇压群众，中央存在危险。他在南方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给江青写的这封信，实际上是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的产物，是他对中国政治形势错误估计的必然结果。只不过，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得更直白一些、更清楚一些罢了。他在信中，把他不能对别人说，也不好对别人说的话，以及他内心的隐忧、担心，他怎么样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人物的“修正主义分子”，即他在信中所说的“右派”等问题，都写了出来。

毛泽东在1966年已经形成了他的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他要把这个思路告诉江青等“左派”们

在1966年6月之前，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实行这个思路，单靠发表文章是不行的，不能形成打倒“走资派”的力量。唯一的办法，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发动群众的最好方式，一是搞“四大”，特别是允许贴大字报，二是发动群众建立造反组织。他也看到，这样做，势必出现混乱，但他认为，为了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乱也是值得的，大乱之后还可以实现大治。由此，他形成了一个由乱到治的思路。毛泽东甚至认为，不仅如此，乱还是好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青年人。

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和他们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也反映出了毛泽东的上述思路。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南昌，对江西省几位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很明显，毛泽东的几次谈话表明，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怕乱，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由“左派”掌握政权的思路。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也是一次“练兵”的过程。通过这样多次“练兵”，就可以达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永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被改变的目的。正当这时，毛泽东收到了江青从上海发来的信。江青在信中除了问候毛泽东外，主要提出，她对今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不十分清楚，以及她的种种“担心”。

毛泽东既然要依靠“左派”搞“文化大革命”，既然认为江青算是一个“左派”，那么，他自然要把自己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想法，告诉江青。于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即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侥侥者易折，敫敫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

他在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情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久未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综观毛泽东一生，给私人写信，从来没有这样长过。归根到底，这封信从性质上看，不是一封写给私人的信，而是表达他的政见的一种特殊方式。毛泽东这封信中重要的内容，是告诉江青如何看待目前的“乱”的问题。他此时已经形成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这是他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一句话，毛泽东是要打乱旧的秩序，摧毁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一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政权不改变颜色的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目前我们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一次认真的演习”。为了从根本上打倒“修正主义分子”，他不惜违心地同意下发林彪的对他搞个人崇拜的讲话。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这样做。几天后，已经70多岁的毛泽东用畅游长江的举动，表示了他敢于经受全国大乱这样一种风浪的决心。可见，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的根本目的，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搞“文化大革命”的思路，告诉江青等这些所谓“左派”，鼓励他们放手搞“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告诉江青等人，他也不赞成某些“左派”（主要指林彪等——笔者注）的一些做法，与某些“左派”是有界限的。

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信是怎样处理的

我们不能只看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这件事情本身，还要看毛泽东写好信后是怎样处理的。从毛泽东对他写好的信的处理过程，更能看出他的目的。毛泽东于7月8日写好信后，并没有通过机要，直接发给江青，而是先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这是不寻常的举动。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毛泽东写的，决不是一封给江青私人的信，而是表示自己政治意见的信件。周恩来、王任重看过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周恩来把这封信带到上海，交给在那里的江青看。但是，毛泽东也不是要把这封信放在江青那里，而只是让江青看一下。

同时，他还委托周恩来带着这封信去大连，给在那里养病的林彪看这封信，并向林彪讲述自己写信的过程。周恩来待江青看过这封信后，带着这封信，从上海直接去大连见林彪，给林彪看了这封信，并向他讲述了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情况。毛泽东这样做，一是出于他做事光明磊落的性格。他的信中主要涉及林彪，提出了对林彪的许多做法的不同意见。他要直接告诉林彪自己的意见，也是为了给林彪提个醒。二是出于他对林彪的信任。尽管当时毛泽东对林彪有些不满意，对他的一些提法有疑心，但总的来说，他当时还是信任林彪的，他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主管军队工作的林彪的支持，他要把自己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打算告诉林彪，使林彪对他的一些想法有所了解，他认为，这样做，既是表示对林彪的信任，也对搞“文化大革命”有好处。当时，毛泽东写这封信的宗旨，主要不在于批评林彪，而主要在于发动群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此，毛泽东交代：这封信绝对保密，由中央办公厅保存。从毛泽东对他所写的信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主要是通过此信，表示他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想法和打算。我们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当时搞“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