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县事件

道县事件，也称道县惨案、道縣大屠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湖南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在内的10个县市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死者绝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权划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的四类分子3576人，他们的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参与了大屠杀。道县和周边县市的屠杀在当地政府包括县人武部和县委、县政府策划支持下，经当地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县人武部、县委、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实施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包括枪杀、刀砍、沉水、身上放火药炸死、活埋、暴力打死、勒死、火烧熏死、摔死未成年婴幼儿。[1] [1]:20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和其他县市一样，道县也出现了观点对立的造反派组织。一派称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称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两派斗争在1967年7月趋向白热化。红联与革联相互蔑称对方为“革匪”（革联）、“红老保”（红联）。这形象地代表了两派的立场：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坚持反对当权的官僚阶层；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全国夺权运动中参加了本县的“一月夺权”，拥有该县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2]

1967年8月3日至5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参加。在8月5日下午召开的总结会议上，由時任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第一副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主持会议，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副組長、縣委副書記熊炳恩作總結發言，稱階級敵人將要造反，指示“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製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罪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2]

8月8日至9日，發生了“革聯”沖擊縣武裝部[註 1]，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抢走全部枪支弹药的“八·八”搶槍事件。[2]

8月9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2]

8月11日，“红联”和各区武装部长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会议，决定次日集中各区基干民兵[註 2]攻打道县二中，即“革联”总部所在地。为了保证进攻的成功，会议决定对四类分子加强管制，以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2] 这是当时全国大武斗在道县的具体体现。

8月11日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公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部署抢收中稻抢插红薯任务（简称“双抢”），并传达了“八·八”抢枪事件中县武装部、县公安局枪支弹药被抢情况。熊炳恩稱：“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2]

在8月11日的这两个会议结束后，各区、公社即分别开始布置针对四类分子的镇压工作。在工作中，自杀害朱勉后，随着钟佩英一家三口被害，对四类分子的乱杀行为开始在全县蔓延。据1980年代中共零陵地委处理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结论称：[2]

8月13日，“红联”攻打道县二中“革联”总部失败，“红联”方面民兵死亡二人，受伤多人。史称道县“八·一三事件”。[2]

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每次开会就通报敌情，煽动杀人。县人武部政委崔保树欺上压下，谎报军情，向47军和省革筹隐瞒杀人真相。副政委邱庆龙也鼓动杀人。 武装部军事科科长周××，后勤科长刘××都对道县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也对道县大屠杀负有重大责任。县武装部和县委等政府机构编篡不实“敌情”，散布“四类分子”要造反的谣言，通过区武装部、公社、大队等行政机构层层组织实施屠杀。[1]:211

在杀人潮中，道县成立了数以百计的“贫下中农最高（高级）法院”。但只有柑子园公社正式挂牌办公开庭。8月23日，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挂牌成立，后因有人指出“最高”有夺中央机关的权之嫌，改称“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3]。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梁域当选为“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2]

“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相比该县其他公社完全没有“程序”的杀人，该公社在当时还算是比较“文明”的。后来因“手续简化”，权力下放至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社的高级法院也就有名无实了。[2]

道县事件中，区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共6个区：清溪区、蚣坝区、清塘区、祥林铺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共11个区区数的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共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2]

比如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共杀1054人，合计全区50人中就有1人被杀；该区所杀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1/4强。该区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动员，分别召开了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贯彻会议精神的各种会议。通过层层压任务，杀人规模迅速扩大。例如8月22日该区小甲公社开始杀人，到了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2]

8月22日，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脚的虎子坪生产队作杀人动员报告，齐心大队、建筑大队、向阳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共一千多人与会。周永记报告结束后，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将何光清判处死刑，何光清当场由民兵用马刀砍死。[2]

‍8月24日上午，周永记又到建设大队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旁边召开大会，三千多人参加。会前，周永记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碰头会，各大队的干部总共报了6个要杀的四类分子。会上他们被用步枪枪决。[2]

道县当时每杀1人的报酬一般是2-3元或10斤穀不等。有的经济宽裕的大队每杀1人给杀人者5元。[2]

自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2]

受道縣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2]

被殺人中，年紀最大者78歲，最小者10天。[2]

1. 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2. 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3. 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4. 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5. 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6. 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裡，故又稱“下窖”）。
7. 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8. 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9. 火燒（含熏死）。
10. 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11. 其他。

朱勉是该县最早的被害者。但该个案当时并不为全县广泛所知。

8月12日上午，寿雁区召开区干部会，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传达县里指示，并建议区长李来文展开对该区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的批斗。在他的策动下，拟定的镇压措施又迅速升级，8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会上决定殺掉朱勉。当夜在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后，朱勉即被杀。[2]

鐘佩英滅門案是真正掀起该县滥杀序幕的案件。

该案发生在该县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8月13日晚，四马桥区“红联”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召开会议，区“红联”副司令和杨家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传达“战备方案”，指示：[2]

其后，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首先发言。他说：[2]

接着各大队与会人员纷纷发言，表示焦虑。蒋文明针对钟佩英的问题回答道：“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会议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方案。[2]

8月14日晚，蒋文明主持召开了富足湾大队、老屋地大队党、团员会，传达了“战备方案”以及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8月15日，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及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会后杀害了钟佩英及其两个儿子（当时分别为18岁和20岁）。[2]

唐玉家庭出身中农，原小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在唐玉所在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唐玉帮着女方写状子，把蒋白举告了，结果蒋白举受到上级批评，影响了仕途。蒋对此怀恨在心。[2]

8月16日，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从清塘公社赶到营江公社，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告“敌情”，声称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建议在清塘公社召开干部会以稳定局势。‍8月17日上午，关有志在清塘公社召开全区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周仁在会议上称：[2]

他还针对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一事称，“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散会后，周仁当即指使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该公社与会人员共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乱棒将其打死，丢在水塘里。[2]

1967年7月，蚣坝区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回乡知青贺远能带未婚妻何端珍回家，遇到大队干部周某某。周心生妒忌，便咬定贺远能是“革联”探子，叫民兵将其捆绑关押，贺远能双手被勒断。次日贺远能获得释放后到未婚妻家养伤，伤好后于8月24日回乡，正逢杀人狂潮。他于次日即被民兵擒获，大队“最高法院”贺主席下令将其沉河。[2]

桥头公社的周文栋本是转业军人，在回道县当教师后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他及其妻子和大儿子是在跟社员们一起翻红薯藤时被生产队周队长按事先布置好的抓捕方案扭住，一家三口被推到地窖里烧死。他尚在家里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也被周队长抓来扔进该地窖，这8岁大的女儿和2岁的小儿子也被活活烧死。[2]

周文栋一家五口全被杀后，当晚该生产队的人们就把其家产分光，鸡、鸭、狗、猪等全部杀掉分光吃光。[2]

在杀人潮中，还发生了许多强奸甚至轮奸案。一些地方的流氓、赌棍借机滋事。有的干部借机报复杀人，致使受害者由四类分子扩大到贫下中农。[2]

在该县杀人狂潮中，也有少数干部进行抵制。如东门公社北门大队没有杀人，其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杀人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2]

在杀人的高峰期1967年8月21日，零陵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尔昌与6952部队连长梁本义到当时县武装部干部为领导的“红联”听取关于“敌情”和杀人情况的汇报时，但没有制止杀人，“红联”的领导都是经县武装部的人，其骨干成员24人后来全部被追究刑事责任。返回军分区后将调查情况用《社情电报》报告给驻军湖南的四十七军。8月26日四十七军以电报形式上报中央文革小组[3]。内容如下：[2]

这份电报所写内容完全不实，污蔑四类分子要暴动，更激起了大屠杀的热潮，此后又有3000多人被屠杀。[1]:60，61，62

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黄义大因为被批判为“走资派”，被关押在道县二中内，1967年8月13日得到反对屠杀的“革联”头头刘香喜汇报说“红联”组织民兵攻打“革联”占据的二中，刘香喜之前已经向县武装部汇报，但是县武装部实际上是支持民兵进城武斗的。于是黄义大当天找到县武装部，要求禁止民兵进城武斗，随后县武装部派人追杀黄义大，刘香喜派人护送黄义大、蒋全益和“革联”代表黄永利徒步走出道县，坐火车到长沙，向当时主持湖南工作的省革筹副主任华国锋直接找他们汇报情况。 三人于1967年8月19日到达长沙。1967年8月24日晚，黄义大为了解道县近况，打电话到“革联”总部，“革联”副司盘××告知说道县农村已经开始大规模杀人，全县已被杀1000多人，潇水河里漂起很多死尸，杀人看样子还要进一步恶化。黄义大立即报告了省革筹领导，并进一步找到梁春阳。梁春阳也深感震惊，马上与章伯森、华国锋通了电话。第二天1967年8月25号，章伯森打电话询问道县武装部杀人具体情况，李永华部长故意隐瞒真相，说根本没有什么大屠杀。黄义大把真实的情况进一步汇报给章伯森，并说明屠杀的发生的根源和解决办法：1.支左任务的县武装部原来积极迫害革命群众，现在又完全支持杀人，所以要撤销支左的领导权，另外派部队去。2. 县武装部不宣传、不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 ‘六·六’通令（不准乱杀人）和中央的‘七·一三’通知（不准组织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反而颠倒黑白， 在营江公社建立武斗司令部，组织农民进城武斗。所以需要省里派飞机去道县散发‘六·六’通令和‘七·一三’通知。3.道县到处拦关设卡，物资得不到流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认为必须马上撤销拦关设卡，并宣布道县各地所成立的‘贫下中农高人民法院’为非法，予以取缔，通令立即停止杀人，对已杀人员按阶级成分统计，如实上报省革筹和47军支左办公室。今后如再杀人，严惩不贷。4.要求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收回散落在保守组织手上的枪支，撤出对县城的武装包围，不准农民进城武斗。章伯森、华国锋、47军长黎原完全支持黄义大的建议，并要求黄义大把真实情况和建议写成电报草稿，上报中央文革和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随后华国锋向黄义大确认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另外派遣解放军进驻道县来制止屠杀，并且中央会派飞机播撒传单。黄义大、蒋全益和黄永利于1967年9月18日离开长沙。黄义大回到道县后，旗帜鲜明地反对杀人，反对武斗，支持“革联”的革命行动。 并且遵照华国锋的指示，通过找熟人、打电话、写信、当面约谈等形式，向一大批县委、县政府干部传递省革筹和47军领导的讲话内容，促使他们发表声明，反对武斗，反对杀人。 [1]:310-317

1967 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驻扎在湖南广西交界处麦岭的一支部队，代号 6950，接到军部追发一份紧急电报：“据悉道县确有乱杀人现象，希你团火速派人调查制止。”派团副参谋刘兆丰带领3名政工干部在1967年8月27日赴道县调查情，了解到了道县大屠杀的真相，第二天四位军人将调查结果电告麦岭团部，要求团部迅速派人前来道县制止杀人，越快越好！ 同一天他们又分别去拜访两派的主要负责人，并通过他们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刘兆丰副参谋长代表6950部队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无论任何人，没有经过政法部门的批准随意杀人，都是违法的， 必须立即停止！” 但“红联”一些人仍然抵制。8月29日，6950部队首批官兵抵达道县县城，受到了道县人民的热烈欢迎。6950部队进驻道县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红”“革”两派的武斗；二、制止农村中的杀人现象；三、调查研究，查询乱杀风的真像。9月5日，由部队出面，召集县人武部领导、“红”“革”两派头头，开了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9月上旬，6950其余部队完成其他任务后，就接到军部命令：全体出动，赴道县及相邻几县制止乱杀风。6950部队进驻道县以后，对制止杀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杀人风”并未停熄，有少数地方甚至加快了杀人速度，例如祥霖铺区“抓紧时间再杀一批。”[1]:188-194

6950部队分散到农村，进行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在道县的6950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时任6950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道，[2]

‍1967年9月27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制止道县及周边各县市杀人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6950部队组成若干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赴道县及周围发生杀人事件的县，深入区社，乃至大队宣传通告内容，制止杀人。[1]:196

湖南省革筹和47 军支左部队态度渐趋明朗，“红联”开始分化瓦解。特别是省革筹和47 军 9·27 联合通告发出和飞机散发传单之后，“红联”基本上分崩离析。 一位道县老干部说：“杀人风平息以后，那些杀人的刽子手，特别是大屠杀的幕后黑手，如丧家之犬，惊恐万分，有的潜逃到他们的家乡和亲友那里，有的销声匿迹， 根本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少数人还在负隅顽抗，比如原六区的武装部长郑有志就带着一部分人员和枪支跑到了都庞岭下的大坪铺农场。”一位因反对杀人而付出沉重代价的道县当地干部对我们说：“为什么47 军进驻之前，道县杀人风愈演愈烈，进驻以后很快就平息了呢？难道47 军个个都是三头六臂，我们县里的干部都是草包饭桶？难道进驻之前，群众的法纪观念薄弱，进驻后马上就加强了？难道进驻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帮’给搞乱了，进驻以后马上就拨乱反正了？难道进驻之前，公检法瘫痪了，进驻后马上就康复了？难道进驻之前，阶级斗争形式非常严重，进驻后马上就安定团 结了？这其实原因简单得很，道县杀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 军一进驻，县里这帮人，还有区社这帮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们一收手，杀人风自然就平息了。” {{r|thc|page=318}

10月1日（或者9月29，9月30日，时间就在这三天）清晨，一架苏制伊二型飞机在道县上空开始撒播传单。这是湖南省革筹和47军支左部队为配合6950部队开展工作，经请示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后，派飞机散发制止杀人的传单。据知情人回忆传单内容主要有三条（有说五条）： 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准乱杀人）；二是“七•一三通知”（不准农民进城参与武斗）； 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制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 第二天，飞机又撒传单一次。 此后杀人基本平息，1967 年10月17日，桥头公社上坝大队的大队民兵营长唐桂庭在马鞍桥凉亭屋，用鸟铳将中农社员何余祥打死，为最后一个被屠杀的人。[1]:197

1968年、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曾先后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处理，但处理不力。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赴北京鸣冤。[2]

1978年冬，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了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2]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地区听取道县杀人情况的汇报，并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2]

‍1982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其堂弟在杀人事件中被杀）回故乡时，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2]

‍自1984年5月起，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两级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两年，做了大量调查处理、安置抚恤工作。最后处理情况如下：[2]

1985年9月中旬，道县102个遗属到北京上访，先后去过国办信访局、中办信访局，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试图进去新华门时被中央警卫局劝退。第二天，美国之音报道了此事。[3]10月上旬，84个遗属进京上访，通过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道县籍政府工作人员得知了胡耀邦的住所地址，聚集在胡耀邦住地附近堵塞交通达四个小时。10月下旬，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处理零陵地区杀人遗留问题，当负责人汇报当时道县主要领导没有采取措施制止杀人时，毛致用站起来说：“一定要处分XXX，不然遗属有意见，上访稳定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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