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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偉
圖片版權AFPImage caption文革時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當時的著名御用文人、後來的「四人幫」成員之一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被中國當局稱為「十年動亂」、「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在內的整體破壞性影響廣泛而深刻，這種負面影響至今仍在繼續。
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初鼓勵全民「造反」，政治上立竿見影出現動亂，全國各地武斗殺人普遍發生；因為革命代替生產，經濟上走到崩潰的邊緣；教師被斗致死，所有高校關門，教育系統受到毀滅性衝擊……
十年文革導致的包括打死、逼死、自殺在內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至今沒有一個正式的統計數字，綜合一些專業學者的研究結果，從兩百萬到兩千萬不等。
但是這樣一場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空前浩劫，也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動亂，自1976年10月結束後，至今不足40年，但在發生地中國大陸，多年來卻一直是個半禁忌的話題。雖然政府階段性地開放關於文革的討論，但宣傳部門下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文革題材，整個大陸至今沒有一家正式的文革博物館。
令人奇怪的禁忌此前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採訪時說，雖然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做出過一個徹底否定文革的決議，但這個決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政治決議，並不具有縱深的歷史含量。
朱學勤教授說，決議僅僅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和文革集團，用黨的決議的方式肯定了打倒「四人幫」後的權力變動，但在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以及文革對中國民族、社會和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禍害都幾乎沒有涉及，並且在做出這一決議後立即封存了文革。
著名社會學家、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博士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採訪時也指出，中國政府對於文革的研究和討論之所以有時嚴有時寬，這與當局在特定階段的政策和宣傳有關，這種做法是30多年來一以貫之的，人們今年甚至不能預料明年哪些文革的話題可以被允許討論。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因為無論當年的鄧小平還是後來的江澤民、胡錦濤和現在的習近平，這些中國最高領導人都不是文革的受益者，相反，其中幾位的家庭和他們自己都曾在文革中受過慘重迫害，那麼為什麼他們在當政之後會把文革當作半禁忌的話題呢？
丁學良教授認為，中國國內對文革作出最深切反省的時期是在鄧小平復出後的80年代的短暫時期。當時從上到下的文革受害者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是迄今為止最尖銳最深刻的。
但是在1989年六四民運之後，中國政府改變了此前較為寬容的態度，收緊了對群體事件的控制，原因是當政者們即便痛恨文革，但更懼怕老百姓和學生用文革的方式來對待他們，文革的方式就是群眾上街、寫大字報、造反。
丁學良教授對BBC中文網表示，這也正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在近40年之後，出版社仍然不能出版文革題材，官方也仍然不能成立文革博物館的主要原因。
深入骨髓的影響與此同時，一些批評人士說，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後，許多方面和毛澤東時期的做法相似，比如在個人權力和個人崇拜方面。而他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30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被認為是捍衛毛時代和文革精神。
一些批評人士指責習近平在搞「沒有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目前在香港的著名維權律師滕彪說，毛澤東時代的一些殭屍話語和血腥語言現在被重新啟用。習近平在關於公安方面、文藝方面等的講話之後，外界一些批評人士甚至把中國目前的局勢稱為是「習近平的文革」。
那麼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是不是像一些批評者所稱的仍然是一場沒有結束的革命呢？這種聳人聽聞的說法究竟有沒有根據？
丁學良教授認為，包括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內的這一代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出生的中國大陸人，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影響深入骨髓，融入血液，並不是他們自己希望重覆文革，即使他們理智地痛恨文革，但是在潛意識和不知不覺中，卻習慣性的使用了文革的語言、動作和邏輯。
丁學良教授舉例說，中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家是文革的頭號受害者，但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過去5、6年中講的話，和當年的紅衛兵語言非常相似；中共老一代領導人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也是如此，他家和他自己在文革中都飽受折磨，但在下台前多年，薄熙來一直在推崇紅色中國。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無論薄熙來還是批判薄熙來的人們，他們的措辭和邏輯都能讓人立即聯想起文革，因此可以做出結論，文革的影響在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身上深入血液，而那些沒有親歷文革的年輕人，他們對於文革的了解則很可能被誤導。
在一個文革影響如此深重的國家，如果沒有對於文革事件的真實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不能讓公眾和後代正確評價文革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等所有方面帶來的幾乎是毀滅性的影響，不能喚起中國人恐懼文革的集體記憶，那麼文革重來只會是個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