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纪实》

　　《看守所纪实》

　　作者  刘雪峰

　　在地狱的门前写着：“这里应当 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是无 济于事的。” —— —歌德

　　我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不幸和磨难，而最重、最长的一次，当推文化大革命后五年多的“牢狱之灾”。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伤痕和教训，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当年的情景就会顿时又浮现在眼前。

　　前些日子刚整理完《文革日记》， 有人就问：“为什么没把这段往事写出来呢?”其实我早就筹划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怎奈还得为生计奔忙，时间有限，只好抽空先写个“缩写本”，这便是 《看守所纪实》。 至于谋长篇的设想，留给后人去完成吧。 完稿后拿给朋友们看看，又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是：这样把当时帮助过你的人和事都说出来了，会不会给你和他们带来些麻烦哪?我认为这不大可能。就我个人而言，当年我才三四十岁，尚能“无所谓”，而今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还让我有所谓吗?至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不是已经过世了，就是早已风烛残年。 我写的这些往事既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也没人会像阶级斗争年代那样去管这些闲事了。

　　我曾听人说过：杀人犯如果三年不被破案，他在睡梦中都会自招。现在已处太平盛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把他们是怎么样密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是怎么样逼华国锋交权的，都公开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

　　二是：认为有些话犯忌。如：“总说听党的话，党的话老变;总说跟党走，党还老犯错误”， 认为这些话欠妥。

　　这位朋友忘了，我们的党不比往常了，如今是最实事求是的，不然怎么会把中央的理论刊物，都从“红旗”换成“求是”呢?

　　打开中共的党史，前任的话被后任给否了;一任之内曾说过的话，后来自己又否了，这样的事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至于说我们党还老犯错误，不用说党内的多少次路线斗争了，就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 (总书记或主席) 也很少没有不犯错误的：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 王明、博古、张闻天不是左就是右。本以为只有毛主席是正确的，谁知晚年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也犯了错误。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也都犯了错误。 到现在为止，建党八十多年来，执政五十多年来，也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还没犯错误，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如果一个执政的党，党的第一把手总犯错误，怎能不让人民担心呢?我想：只要是真话、实话，对于一个实事求是的政党，是不该犯忌的。

　　三是：当说到“如今又有谁没背叛呢”，一位朋友问我：“难道你我也背叛了吗?”我说：“你我怎能例外呢?尽管人们的思想认识千差万别，但是你自觉不自觉地都被纳入了现实生活的轨道，都在不断地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事物。这些年来我们经商的实践是什么?不正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一种社会活动吗?”

　　这又使我想起刚走出看守所那段时间的情景：不是在家里接待来访者，就是翻阅先秦诸子百家，很少走出家门。偶尔听谁谈起经商、实业之类的话题，就觉得言不及义， 心里暗想：“世俗小人”、“随波逐流”。 那时我又从“文革”期间的“职业革命家”， 恢复到“文革”前“精神贵族”的思想境界了。

　　可是改革开放后，事实已经不再是“文革”前那样的社会条件了。在哲学思想上我从来不承认“否定之否定”， 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只能是“否定再否定”，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现实生活中不只是有物欲横流的诱惑，还存在着谋生手段的问题。记得当时，全家只靠夫人那点微薄的收入，几个孩子又在中、小学念书，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怎么办? 只好经商。前几年因经商生活稍宽裕一些后，有人就说：“你看刘雪峰这些人，该当官时当官，该发财时发财，总是有超前意识……”岂不知，哪里是“超前意识”，也是被逼无奈。假如省里每月还给开基本工资，我是决不会去经商的。所以我解释说：“我不是自觉下海的，而是被人扯着腿扔到海里的，为了生存，只好在海里瞎扑腾……”

　　当时我家住在南岗区委的对面，区委旁有个工地，每天都播放着歌曲，其中有首歌，至今我也不知叫什么歌名，只记得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我们改造了世界，还是世界改造了我?”每当听到这两句歌词时，我就反复琢磨：以天下为已任的革命者，并没有改造世界;而今整日谋划着生意，却让世界改造了我。

　　转眼又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慢慢融入了这全新的社会。不过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之中：一会儿耳边响起了《国际歌》，怀念那天安门广场上飘动的红旗;一会儿耳边又传来《马赛曲》，探讨大洋彼岸的那尊自由女神。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我既赞赏那民主的走向和致力于发展经 济;又痛恨那腐败的顽症和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不公。可是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人，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闲适的生活并没有使我内心平静：我只有那些难忘的过去;不会再有理想的未来。对于过去的终结，我只想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2005 年 7 月 6 日

　　第一章通缉犯锒铛入狱

　　造反者捕时受辱

　　1977年的春天来得早，3 月 15 日这一天格外暖和，街道上流淌着融化的冰水。早晨我就对叔叔说：“我该去报到了，早晚也躲不过，再不去就更被动了。”叔叔说：“你酌量办吧。”

　　下午两点多钟，我正在洗脚，准备晚上回家，明天一上班就到农办去报到。突然，闯进来几位不速之客，其中有一位是农办的宋××。我全明白了，再往窗外一看，院里还有七八个人。

　　一位胖胖的人，中等身材，走上前来问我：“你是刘雪峰吧?跟我们走吧!”我问：“你是哪儿的?”他说： “你还有必要问吗?你怎么回事儿你不知道吗?我是道里分局的，你被拘捕了!”说着他拿张纸在我眼前晃了晃。因为我早有思想准备，连看都没看。

　　我从容地擦完脚，正要穿鞋。他说：“把鞋带解下来吧。” 我也不解其意，就把鞋带解下来了。我穿上鞋后说： “走吧! ”他说：“别忙，忘带手铐了，还得例行公事。”说着上前把我的手指捆上了。

　　我知道他这是有意羞辱我，通常这都是对付小偷小摸的办法。我刚要发作，一眼看到了我挂在墙上的书包，不知从哪儿来股灵感，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就急忙向门外走去。

　　当时有叔叔、婶母和十五六岁的妹妹玉敏在家，叔父呆呆地看着我，婶母哭了，妹妹跑到我跟前，大声呼喊着：“二哥，你要顶住，别在乎他们……”我走出院后，还隐隐听到她的叫骂声。那位胖胖的人说：“刘雪峰，你看你，把一个小孩都影响到这个样子。”不过我心里暗想：“玉敏是个好样的!”

　　叔叔家住在山坡上，走下山坡时回头一望，山下、四周到处都是警察。事后知道是四级公安(派出所、分局、 市局、省厅)，加上农办就是五伙人来抓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要自投罗网，又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呢?

　　不知是我想开了，还是因为这天的空气特别清新，只觉得呼吸舒畅，跨步格外高远，全不在意路旁的观众，昂首走下山去。几个月来困扰我的精神压力，已经荡然无存。从此我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当人们的身体被禁锢后，思想就得到了解放。

　　我先是被押到共乐派出所，后来又到了道里分局，好像他们在办理什么手续。在道里分局我被戴上了手铐，吉普车在街上急驰，从车窗窄小的缝隙向外看，我分辨出了霁虹桥、红军街、中山路……最后被押到省公安厅后院，关在省看守所里。从此，我在这里被整整关押了五年零一个半月。

　　接待我的是纪所长，瘦小的身驱微有些驼背，走起路来却很灵巧。他让我在一张纸上签了字，然后让我解下裤腰带。这时我已经没有“书包”的顾虑了，和他争辩为什么?他倒心平气和地说：“刘雪峰啊，到了这里你就别什么尊严不尊严的了，是龙你也得盘着，是虎你也得卧着。解下你的腰带主要是考虑你自身的安全，你配合一下好不?” 说着他拿来了事先准备好的两根短带，系在前面的两个裤鼻上，然后系上裤子。就这样，五年多我没再系过腰带。

　　当晚就被关在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记得胡乱吃点东西，倒在床上便睡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才有心思四处打量一番。这是一个 16 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张木床，床前放着一张小桌，是供吃饭、写字用的。高大的窗户，下半部是乌玻璃，只进阳光看不到外面的景物，窗外是条条铁栏。屋角处铺着地砖，设一个洗脸池和一个坐便池。房门上有个小窗口，在外边划着，是供外面送饭、送东西和对话用的。在这小窗口的上边，有一个扁长的观察镜，从里往外看只是一条缝， 什么也看不清;从外往里看，因为刻有斜槽，屋内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据说这个看守所是“文革”前不久，由省委政法部长赵去非、省公安厅长卫之民等设计并建造的，“文革”期间主管公、检、法的韩潮也来改建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但这些设计、建造者先后都到这里住过，就连为建造看守所审批经费的省长李范五、陈雷，在“文革”期间也都来住些日子。有句成语叫“作茧自缚”， 从此我领会得更深刻了。

　　昨天进来时，一切都是那么陌生，那么匆忙，也来不及去思考。一觉醒来，知道预想的一切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半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又一一映入眼帘……

　　第二章入狱前艰难抉择

　　虑家国充满忧患

　　大约是在 1976 年 10 月 7、8 日早晨，伊春的刘志富到我家来了。刚一坐定就问我：“你听美国之音没有?”我说：“我从来不听，什么事? ”他压低嗓音，神秘而又惊恐地对我说：“北京出事了，据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被抓起来了……”

　　这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我毫不怀疑这消息的可靠性，一时又说不出自己的见解。我们相对沉默了片刻，他终于说明了来意：“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告诉你。这是改朝换代的事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将无法逃脱被整肃的命运。”他一改往常和我谈话时的拘谨，并以兄长的口气警示我：“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劝劝你，不妨暂时躲一躲。土改时逃跑的地主，多少年后回来了也就没事了;没跑的杀的杀、斗的斗，没有一个能幸免……”我笑了笑说：“不至于吧，难道我也会有逃亡地主的命运?”他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还是耐心地说服我：“你慢慢看吧，咱们不会比当年的被斗地主好多少。”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两张火车票递给我，他说：“我想去德惠亲戚家看看，你没事也和我走一趟，说不定将来吃紧时，也可以到那里躲一躲。”

　　本来这个消息就使我大为震惊，经他这么一渲染，我还真有些紧张了。不过一想这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将来怎样也很难预料。真要是有那天也得和“战友们”研究一下相应的对策，这样仓惶出走，既被人耻笑，也绝不是好办法，我不同意去。

　　他又说：“既然票已经买好了，你不妨陪我溜达一趟。” 我又心活了，在家也是“反省”，不如出去散散心。 下午，我们就坐上了去德惠的火车。

　　在德惠，这“消息”得到了证实，我实在坐不住了，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哈尔滨。

　　当我走出站台，只见满街到处贴满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王、张、江、姚的四个字，照例都是倒过来被打上红×，远处还隐隐传来锣鼓声……

　　到家后，夫人告诉我很多朋友到家来找过我。我知道，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找我。每到斗争最关键的时刻，大家总是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几乎一夜没睡，先是整理材料，后来又焚烧材料;整理的两纸箱材料让夫人转移，其它材料连夜焚毁。断断续续烧了一个小时，只见把炉盖都烧红了。

　　今天回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转移可以，为什么要烧!坦白地讲：转移的是“文革”的有关材料和日记;烧毁的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写的杂文、评论和诗词。当时我想象不到后来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转移的材料是怕暴露我们的“派性活动”;而烧毁的材料，就是在“文革”期间也是犯忌的。怕一旦被人发现，会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可惜呀，要是保留到今天，说不定因为 我在“文革”期间就对时政多有指责、评论，会承认我和“四人帮”不是一伙的;当然也可能更糟，说不定又会因为我的一些“民主”言论，而被定为“六四”小儿们的鼻祖呢!

　　烧过之后，还是睡不着。想着党和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自己和家庭、孩子们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除了自己要想好，明天对战友们又该怎么讲，当时就好像我有责任必须得向大家交待清楚似的。

　　第二天，我家果然又成了接待站，高峰时竟有十多人在一起交谈。除了谈“宫廷政变”、怎么应对，还不时议论些“小道消息”。

　　我对大家讲的主要对策就是：“对上，态度明朗，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下，调子不变，和刘光涛斗争到底;对外，无事一样，不要人为地紧张;对内，告诉大家，要做好挨整的思想准备。”

　　其实 ，这四条对策是三假一真：我们根本就不拥护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提出这一条是为了“不犯大的政治错误”;说是“和刘光涛斗争到底”，其实我们心里明白—— 再也斗争不着了，无非是用反对刘光涛来掩盖反对华国锋;对外“无事一样”， 无疑是故作镇静;告诉大家 “要做好挨整的思想准备”，这才是真的。

　　说是这么说了，心里总是平静不下来。街上不是“大字块”，就是游行队伍。听肖荣说，省委机关的人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他还看到于洪亮领着喊口号。我说：“劳模也许会比造反派的命运好些。”肖荣说了两句精辟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些人哪，他二娘嫁给谁都照样喝喜酒。”又说：“我看他和咱们是八月十五的猪和过年的猪，早杀晚杀—— 早晚也得杀!”后来这位曾一度身为中央委员领着喊口号的省委书记，被削职回到了拖拉机配件厂，郁闷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就死去了。

　　又过些日子，省里开始有行动了，省财贸办让牛成山作检查;省委办公厅办张永昌的“走读学习班”;省农业办催我去“领工资”。农办几次来人找我，家人不是说我不在家，就是说去帽儿山了。转眼春节快到了，我去不去“领工资”，和家人商量一番。大家都知道早晚也得去，这一去说不定得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回来。母亲让我去帽儿山，叔叔让我到他家去过春节，夫人主张在家和孩子们过个团圆年……为此，我这位曾被杨易辰戏称为“职业革命家”的造反者，却让妻儿老小困扰得忧心忡忡了。

　　最后终于和子女们过个团圆年，初一又回到了叔叔家，决定过了正月十五就去“领工资”。

　　为什么总提“ 领工资”呢?原来还有这样一段过程：粉碎“四人帮”前，省委就决定让我在家“待分配”， 每月都是农办派人把工资送到家来。粉碎“四人帮”后，突然停发了我的工资。这时明明是要办我的“学习班”， 又不直说，我就将计就计：不去“领工资”和“逃避进学习班”，性质总不会一样吧 。

　　谁知省委又来个损招：你不是说去帽儿山了吗?他们就派人到帽儿山去找我，没找到后，就说我潜逃了。并在车站、机场、满洲里和绥芬河等口岸到处张贴对我的“通缉令”。省 图书馆的张志诚，从绥芬河给我拿回一张“通缉令”，我就更清楚了：这是下狠茬子了，年也过了，节也了啦，我该去“领工资”了。

　　正当我准备要去的时候，他们到叔叔家把我拘捕了。

　　第三章  公安厅五处预审

　　于子清捋顺案情

　　第一个接办我案子的是省公安厅五处的于子清。此人白里透红的脸膛，银白的头发，年轻时肯定是位美男子。哪怕是提问很棘手的问题，也总是态度温和、举止文雅。据我所知，公检法的人是“嘿呼横——职业病”， 他几乎一点没有。我暗想这样的人怎么也到公安厅来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感觉，我和他也说了很多心里话。

　　因为当时还是华国锋掌权，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省委领导只不过是我们派性的对立面，他们既不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又得按“既定方针”办事，所以追究我们的“罪过”，也只能局限在“ 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派性活动上。

　　“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不但都是明摆着的，而且省委已经做过处理，无非是翻翻旧帐而已。

　　这样，省委就让专案组在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的活动和言论上下功夫，以便证实我们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反对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期间我的活动和言论，最初我都是矢口否认的，因为我和大家说过：“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谁知，我的战友们不几天就都交代了，而且又说得那么清楚，我还暗自骂这些人是“软骨头”!

　　有一天，于子清照例还是问那些老问题，我也照例还是回答“不对”、“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于子清还是像往常那样微笑着，可是那位总是拉着长脸的女书记员火了。她说：“刘雪峰，都多长时间了，没功夫跟你闲扯了，于处长，拿给他亲自看看吧!”

　　这时，于子清拿出一个省革委制作的笔记本，在我面前晃了晃：“刘雪峰，你认识吧?”然后他拿在手里翻弄着，边翻边念：“毛主席尸骨未寒，就……”，“九中、树先、德友来看我……”，“东升是个有骨气的人……”

　　我又瞟了一下那个小本，那不正是我落在叔叔家的那本日记吗?坏了，不但我又让人抓住了把柄，这不又殃及了朋友们吗?当时我要不是为了及时躲开这个日记本，又怎么会在那个狗东西面前受辱呢?

　　于子清看出了我的心思，没等我问，他就说：“你走后，是你叔叔追出来喊道，‘雪峰的书包落在这了’。日记就在书包里，是他主动交出来的。”我想：叔叔怎么这么犯傻。此时，我还是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接着又说：“你就不要多想了，就是没有这本日记，问题也迟早会搞清楚的。”

　　后来人们谈论这段往事时，有人曾误会过我，“刘雪峰把我们全供出来了……”至今想起这日记本的失误，仍是追悔莫及。

　　于子清是个好人，他向我交了底：“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无非就是那么些事。至于粉碎“四人帮”后你们那些言行，也是思想认识问题。他盯盯瞅我一眼，又说：“又来了这么一本日记，你不说清楚，我们也不好交差。”

　　不久，于子清又转交给我一封张九中写给我的信，总计约十四五页。这之前我就听人说“张九中也进来了”， 后来又听说：“他态度非常顽固，而且用绝食来要挟!”我暗自佩服：“九中是个好样的!”

　　可是突然又接到他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我们都是相信党，热爱党的;华主席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我们对他误会了;“四人帮”是阶级敌人，打倒“四人帮”不等于背叛毛主席;干过的事、说过的话都认帐吧，对抗是无出路的等等。最后说他一切都如实交代了，希望并相信我也能早日醒悟，党和人民是能够谅解我们的。

　　看后，我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一句话也没说，心里暗骂：“叛徒!”张九中把我们的活动和言论交代得清清楚楚，好些我都忘了的细节，他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我真佩服他的记忆力。

　　我结案回家后，他曾通过别人试探要来看我，我拒绝了。今天回想起来，我不该这么责备他，他当时也是被逼无奈，何况如今又有谁没背叛呢?整人的、被整的;胜利的、失败的不全都背叛了吗?想到这些我不但自责，还恨不得马上就去看看这位张兄呢。

　　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活动就是议论。议论的内容主要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将来又会怎样，我们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等等。因为是背地里胡扯，又是和一些观点一致的老朋友们在一起，就什么犯忌的话都敢说，这便成了后来“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罪状。

　　当谈到“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时，大家都很欣赏牛成山的那段话：“人家在被窝里睡得热乎乎的，说叫人家去开会，到了人民大会堂就把人家抓起来了，还说人家搞阴谋诡计，我一时想不通。”

　　那时我们也都有类似的议论，什么“先下手为强”了， 什么“都是为了权”了等等。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分析、判断还是准确的。这从今天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叶剑英、王震和汪东兴是立了大功的!

　　在议论华国锋时，我说：“他是马林科夫式的人物，也摆脱不了马林科夫的命运，终将被赫鲁晓夫所取代……”

　　很快我的预见一一得到了证实，就连办案人于子清也不得不说：“虽然判断是准确的，但是立场是错误的。”其实能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就是对我的肯定;因为他是“办案人”， 所以也不得不说我的立场是“错误的”。

　　有一天，张九中、王树先、孙德友到我家，张九中问我：“你怎么没挂华主席像?”我说：“挂那个鸡八玩意儿呢!你们看，他下巴上要是有个把儿就好了，把他的头发可以当毛刷使。”就这几句话，说我“辱骂英明领袖华主席”，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罪过。

　　所以当时主管清查的那位省委书记曾评价我：“论思想——最反动;论语言——最恶毒;论态度——最顽固。” 后来如果不是华国锋倒台，《刑法》又不追究言论的责任，恐怕我的处境就会更难了。说不定最后送中央“平衡”时，评一个也会评上我。

　　第四章看守所日渐兴旺

　　“邵部长”大闹省厅

　　又过了些日子，看守所士兵告诉我又来了两个，都是你们一伙的，一个是聂世荣，另一个是邵岩城。

　　聂世荣迟早会进来，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可是邵岩城进来却很出乎我的预料。这个人看似性情鲁莽，其实也是粗中有细。“批林批孔”以来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人称我的“作战部长”。就他所干的事，都与我有关，他的全部活动，也没有哪一件事可以构成被抓的理由，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抓他是为了掌握我更多的证据，说明是对我下狠茬子了。

　　聂世荣初进来时显得很规矩，除了被提审就是看书写材料。据看守说：他向家人要来英语书，正在攻读英语。

　　邵岩城却大不一样：不是提点什么意见，就是要生活日用品，要么就找办案人或所长谈话。有个看守说了一句 “就你事多”，被他臭骂了一通。

　　有一天监室里停水，需要到门口的一个龙头接水，正好是R所长值班，他问我想见见邵岩城不。我一是想看看他，同时打听一下情况，顺便沟通几件事。R所长就把看守支走，让我们俩同时拿盆到门口的水龙头去接水。这样，我就和邵岩城在看守所内见上了一面。

　　这次见面时间仓促，又得压低声音，就像电影、戏剧里地下工作者秘密接头一样。互相问候一下后，他介绍了一点外边的消息，我们就几件事又统一了说法。当时觉得这是一次有益的会见，后来表明毫无实际意义。不管怎样，对这位R所长，我还是非常感谢的。

　　有一天晚上，我心很烦，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了。偏偏赶上有位看守在鞋跟钉了钉子，走起路来碰在走廊的地砖上，发出咔咔的响声。我起来建议他轻点走动，告诫他两三次，还是照样走来走去。我发火了，推开小窗，对看守喊道：“你算什么东西?老子是‘新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是什么反革命，你他妈规矩点!”

　　经我这么一喊，看守消停了一会儿，接着他又走动起来了。我正要起来和他争吵时，只听邵岩城在那边骂起来了，而且使劲地敲打木门，边敲边骂：“把你那马掌钉拿掉!把所长叫来!”

　　果然把值班的所长惊醒了，过来安抚我们几句，那个看守也就换岗了。

　　过几天，不知什么事惹恼了邵岩城，不再对内敲门叫骂了，而是乘省公安厅干部作间操的时候，他打碎玻璃窗，用报纸卷成个筒对外广播，他喊道：“这是非法的拘禁，这样久拖不放是不人道的行为……省委的一些人在搞挟嫌报复，刘光涛之流决没有好下场!”

　　听说有一次他还绝食好几天，最后答应了他的一些要求，才恢复正常。从此，邵岩成广播站几乎天天准时广播，公安厅、看守所的人多次劝阻也不停。

　　有一天直到快吃午饭了，他还在广播。N所长就来找我，让我劝劝他。我就对他喊道：“老邵，快吃午饭了。” 并学着日本电视剧一休师傅的口气说：“今天就到这里，就到这里吧!”他果然停下了。N所长说：“他还是听你的。”我说：“不，他是给我面子。”

　　在省展览馆宣布把我们仨正式逮捕后不久，老邵一点动静没有了。后来看守告诉我：“已经被转移到市局去了，领导说他在这里把整个看守所的秩序都搅乱了，对你们也有不好的影响。”

　　邵岩城文革初期曾是“财贸总团”的负责人之一，是我下令把这个总团解散的。要知后来邵岩城竟有这样的表现，悔当初我不该做出那样的错误决定。

　　第五章省展览馆万人集会

　　仨“反革命”当场逮捕

　　在万人批斗大会之前，省直农口曾在省展览馆剧场召开一次专门对我的批判大会。由金浪白主持，侯杰作批判发言，农口各厅局都表表态。

　　我被押上台时，对陪我来的省公安厅马科长说：“过去常在这里开会批判别人，今天轮到我了。”他也不客气地说：“你就别发感慨了，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上台后 ，我和主持会的金浪白对视片刻。我想他的潜台词一定是“你也有今天，我让你再‘无所谓’!”我心里也在暗骂：“这老杂种，怎么还没死!”

　　我和侯杰的个人关系很好，他在绥化时也是主管农业的，我们俩上下对口，所以经常有联系。潘复生在处理包琮和孙子元的问题时 (把已经结合到绥化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的包、孙撤掉，送干校学习。) 也是让我找丁子峰和侯杰来配合的。可见我们不但有工作联系，还有过共同的秘密使命。没想到侯杰刚调到农办不久，就上台来批判我。

　　因为在农办也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除了刘思聪、金浪白和那么三四个人以外，刘潜、潘季遥、李瑛等大多数同志，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想侯杰也是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

　　谁知，他心里发怵，总是念错稿。在念到“我们就是要大干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时，他却念成“我们就是要大干修正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全场一片哄笑，当时我站在台前，也回过头来微笑着看他一眼，心想：这位老兄总算说了实话。我这回头一笑，又引起会场一阵哄笑。

　　我被解除关押后，侯杰已经当了黑龙江省的省长。当时有件事，有人曾建议我去找找侯杰，我说：“宁可事不办，我也不想求任何人!”他到水利部后，我们在黑龙江省驻京办事处曾见过一面。当谈论起现时的政策时，我开玩笑地说：“如今真的可以大干修正主义了。”他笑了笑说： “你还是那个样……”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韩潮家，开始不知他在给谁打电话，只听他说：“侯大哥吗?我是韩潮，雪峰来了，想去部里看看你。”说完把手机交给我，说：“侯杰。”我接过电话说：“我很好……没什么事，就不去看你了。”说完就把手机关了。

　　当时侯杰又是建设部部长了。放下手机后我对韩潮说：“我没什么事，去见他干什么?”韩潮说：“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能装，没事常联系联系有什么不好!”

　　如今侯杰兄已经去逝，多少记忆也不如那两句话深刻。每当我一回忆起侯杰，耳边就响起了：“我们就是要大干修正主义，大干了还要大干!”

　　又过了些日子，刚吃过早饭，就见外面来了好多警车。车灯闪动、警笛鸣叫，一片杀气腾腾的气氛。心想：今天有节目了。不一会儿，几个武警给我带上手铐，推上囚车，伴随着警笛声，被押到省展览馆剧场。

　　这次可不是在台上了，而是在台下面对着观众，和聂世荣、邵岩城并排站着。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最大的一次批判会。后来听说设了很多分会场，挂线听实况转播，省直各厅局干部、哈市和松花江地区以及中直在哈单位和大专院校的干部都听了广播。

　　省直农口批判会时，我在后台还看到了我的老同学贾惠霖，他本来是省展览馆的一位科级干部，却让他穿身蓝大褂搞卫生。而这次来时却不见了，后来知道他被责令在一间办公室里呆着，散会后才让出来。

　　同样，我的爱人在汽车公司;我的叔伯弟弟刘德军在拖拉机配件厂，这次开批判会时也是由政工干部陪着，不让出屋，散会后才让回家。我这位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红色造反者，此生尝尽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会上，我想回头看看，被武警制止了。可是扫一眼也基本看清楚了：端坐在主席台上的人，基本都是当年站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被批斗的“走资派”;再往剧场看看，也都是些较熟悉的面孔。也就是这些较熟悉的面孔，几年前他们还振臂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还是这些较熟悉的面孔，又在振臂高呼着相反的口号……可怜的人们，不幸的人们!

　　不知我的什么表情，惹怒了“群众”，会场顿时发出了“让刘雪峰低头!”的喊声，接着就连续发出：“打倒‘四人帮’的残渣余孽!”，“不低头认罪绝没有好下场!”等口号。这时蹿到我跟前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喊了句：“刘雪峰，让你低头呢! ”我白了他一眼。

　　会场还是喊声不断，似乎我不低头批判会就无法进行了似的。这时，公安厅的一位干部走到我身旁，急匆匆地说：“刘雪峰，今天是宽严大会。李(力安)书记让我转告你，今天态度好坏，决定对你最后怎么处理，希望你配合!”我没理睬他，仍然昂首扫视剧场。心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这头是绝不能低下!

　　就在这次会上，宣布对我们仨“从严处理”，并当场正式“逮捕 ”。 此前叫“拘捕”，显然是又升级了。罪名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的黑爪牙、帮派骨干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当我们被押出会场时，刷地一下形成了一道人墙，不知他们是想看看这三个怪物呢，还是想争睹这三位“反革命”的风采。

　　第六章三十八大寿讨吃喝

　　“反革命”检阅劳改犯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点事，日子一长早已心生烦闷。这一日来了几个搞外调的，临走时他们闲唠，其中一个说：“明天是四月十八，到极乐寺看看。”说者无心听者留意。阴历四月十八正是我的生日。

　　回到监室，躺在床上，回想这三十八年来的一幕一幕，好不悲凉……

　　我小时候就听母亲说过：我是日出卯时出生的。有个算命先生曾为我算过卦，说我原是天上一个什么神仙，因为犯了错误，被贬到人间。乘开庙门的时候，偷着跑出来了……

　　原来我还是个天上的“下放干部”。我不但这一辈子老犯错误，生前还曾经犯过错误，不知死后我还会不会再犯错误?

　　这段时间我经常牙痛，第二天早饭又是剩馒头。吃一口我就叫来看守，让他去换新的。看守以轻蔑的口气说： “不是你当官的时候了，就将就点吃吧!”说完把窗门使劲一关。我怒不可遏，随即把小窗一推，骂道：“你算什么东西，敢对老子这样!”他为了气我，耍个鬼脸。当时我一手拿着馒头，一手端着稀粥，顺势把粥扬了他一脸，并把盆、碗全扔了出去。

　　这时，又来了另一个看守，我对他喊道：“去告诉你们所长，老子今天三十八大寿，煮点鸡蛋、做个面条。”

　　不一会儿，N所长来了，说已经让人做去了。还告诉我今后有事找他，别和战士吵。最后，给我煮了六个鸡蛋，还做碗面条。可是吃了鸡蛋也没“滚运”，还是被关押在这里;吃了面条也未必长寿，后来发现我被关押这五年，得了一身重病。此举无非是为发泄一下而已。

　　出口“他妈的”， 声声称“老子”，还自封为“新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今天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在当年、在当时那样具体的条件下，却是活生生的现实，甚至比想象的还要粗野、还要狂妄。我认为监狱这类环境只能是一种惩罚、威慑的手段，绝不是改造、教育人的好办法，结果只能锻造出一批更坚强的反革命来。

　　至于“新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那是对照当时习惯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言的。其实自称“新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表示对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淡漠与轻蔑。

　　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说我最大的见识，就是认识了无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为了“解放”、“结合”他们是那个样;参加 “三结合”后又是那样;文革后期是那个样;粉碎“四人帮”后又是那样。各个不同时期，有着各种不同的脸谱和形象，回想起来都叫人好笑!……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基本都是如此。总之，很多人很多事和小说、电影里所描 绘的是截然不一样的。

　　我有颗蛀牙漏了神经，有时疼得厉害。经过几次要求，终于同意带我出去治牙。

　　这时，公安厅院里正在挖地沟，把看守所门前的路都堵死了，进出需要在挖出来的土埂上走很长一段路。深深的沟、高高的土埂，人沿着土埂走时，一排排挖土的劳改犯都看得很清楚。

　　我一个人出去治牙，却坐满了一车人：所长、干警和三个武警。回来时，有七八十劳改犯正在挖地沟。当我们走上土埂时，劳改犯几乎都停止了干活，向上张望。我满脸胳腮胡子，而且走在最前头，后面又跟着所长和武警战士，一看便知我是“犯人”。

　　不知为什么，劳改犯都在向我行注目礼。不一会儿，几个带头的竟向我举手敬礼。我正在好奇，只见齐刷刷的一片，几乎所有的劳改犯都在向我举手敬礼!

　　我被感动了，也情不自禁地挺挺腰板举起手来，向他们还礼!直到看守所门前，走下土埂后才把手放下。N所长几次催我放下手，并说：“他们都是劳改犯、是犯人 ……”我说：“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好人，礼尚往来嘛!”

　　就这样，“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雪峰，在省公安厅大院，公开检阅了劳改犯。

　　第七章牛韩张陆续进帐

　　王守信刑前作客

　　又过些日子，牛成山、韩潮和张永昌陆续都进来了。

　　“批林批孔”时，我和聂世荣等推举牛成山领头。粉碎“四人帮”后，“牛头”自然难于幸免。可是因为他和杨易辰的特殊关系，杨易辰一直保着他，使他晚进来二年。杨易辰被胡耀邦说成“顶门杠”后，被免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也就没人再保牛成山了。

　　韩潮随着潘复生的垮台，早就销声匿迹了。“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也没参与什么活动。他进来恐怕是算他在“文革”初期的老帐，因为他当时主管公、检、法，难免要得罪过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新帐、老帐要一起算了。

　　张永昌虽然只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但是他兼着“动态组组长”的职务。这个组是专门搜集省直各部委、厅、局主要负责人的思想、言论和动态的，当时我给他们起个雅号—— 特务队。我们策划把张永昌“逼上梁山”的大字报标题就是：《刘光涛后院起火——特务队起义了》。

　　正在省委要办我们的学习班时，我曾到张永昌家找过他。鼓励他要顶住，要在困难的时候经得起考验……结果在任仲夷找他谈话时，他把我这番话告诉了任仲夷。后来在一次省直大会上，任仲夷把我找张永昌鼓劲儿的事讲了，并说：“像刘雪峰这样的派性头头，改也难!”

　　该进来的基本全进来了，我也就不再孤单了。

　　因为忙于对新来这几位的审讯，抽空又给我派上了别的用场——拉到工厂去，开批斗会，肃清我在工厂的流毒。据说原准备拉我到三个工厂肃流毒，即：电表厂、车辆厂和香坊木材厂。可是因为电表厂这场批判会的效果不好，后两场也就取消了。

　　记得大约是在七八月，我被拉到了电表厂。这是非常熟悉而又有感情的地方，不但过去我常来，还有很多朋友和战友。

　　一进厂门，只见院心广场上坐着一两千人，我被解下手铐安排在楼内候场。

　　听得外面一阵口号声后，会议主持人大喊一声：“把刘雪峰押上来!”我被两名武警架着胳膊押进了会场。我向会场扫视一下，只见坐在地上的工人们都在呆呆地看着我。我又往旁边一看，我的战友张连顺、李华友、王元琛面对着群众，并排坐在小板凳上，显然是来陪斗的。

　　开始时会场口号声不断，还有点斗争的气氛。可是几个发言都枯燥无味，天又热，加上太阳晒，有些人早已昏昏欲睡了。临近结尾呼口号时，只见群众的手臂似举非举，也没有几个发出声的了。

　　临走时，又给我戴上了手铐。我回过头来深情地看着那三位难友，举起戴铐的双手，向他们致意、告别。此举又引发会场一片笑声，我被推上了警车。

　　过些日子我的隔壁又来了新人，我问看守这位是谁，告诉我是个女的，还说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又过几天，看守告诉我此人名叫王守信，是个大贪污犯。过去这里只关押“政治犯”，怎么贪污犯也押到这里来了呢?

　　不久就把王守信枪毙了。看了刘滨雁的《人妖之间》， 才了解我的隔壁原来住着这样一位人物。后来看守所的人告诉我，因为对她是否判死刑省里有争议，在等待上级批复时，暂寄押在省看守所里。

　　王守信死前到省看守所作客，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处决她那天早晨，我们主食不再是馒头，而是面包夹火腿;午饭多了好几样菜。当时我也纳闷儿：今天是什么日子，竟这样改善生活。过后才知道，我们是借了王守信的光，吃的是王守信的“断头饭”。

　　转眼又 20 多年过去了，社会上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王守信那点“业绩”今天看来实在是小菜一碟;刘宾雁也因涉嫌“六四”事件再遭贬斥。回过头来看，有些事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且不说王守信该不该杀，金额不过几十万，又不是全攫为己有，还有通常的“小金库”之类的情节，这要是该杀，不知今天还能剩下多少不该杀的?

　　我年轻时就很欣赏、同情刘宾雁，不管大右小右，反正我们都右过。后来我“左”了一下子，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右。

　　不过我对他这《人妖之间》还是不敢苟同的。

　　其一，他非把王守信设定为“造反派”不可。前些年我到宾县时曾专访过王守信的旧相识，说她只是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普通活动，而不是什么“靠造反起家的造反派”。 他们说：“如果王守信也可以被认定为造反派，全中国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不是造反派了!”

　　其二，王守信这样的小巫竟遭此笔伐，并把她置身于“人妖之间”;刘宾雁为什么不拿出点笔力，去伐一伐那些大巫们、那些真正的妖魔鬼怪呢?为什么不去探讨一下：“人妖之间”的人该死，而那些真正的大妖们却活得那么滋润、那么风光呢?

　　我认为：不是笔力不足;而是胆识有限!

　　第八章一年一个班子轮回战

　　五年五个班子案难结

　　自从于子清第一个接办我这个“案子”后，又换了四伙“办案人”， 几乎是一年一伙。大约在宣布我们仨正式被捕之后，就移交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了。这样下放一级有个好处：市法院判决后如果上诉，由省法院就可以终审判决了;如果仍由省里办案，最后交省法院判决，如果上诉就得诉到最高法院去了。对我们这些小人物也无须走这样的过场。

　　交市局办案后，记得有两个姓赵的，还有一位就是他们称为徐局长的人，至今我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办案就不像于子清了。有时威吓，有时挖苦。常言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何况我早已经是半仙之体了，根本不在乎他们。按照我当时的话讲：死人难道还怕鬼吗?所以也发生了无数次辩论、抬杠、叫号之类的不愉快。

　　这时，他们对我的基本调子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了：只要是我能认罪，完全可以不移送市检察院。

　　可是他们认为我不但“拒不认罪”， 而且“态度一直不好。”办案人对我说：“江青、张春桥也没认罪，照样该咋判咋判!”我说：“你们该咋判咋判吧，我就是没罪!”办案人气急了，也忘了必要的修养，指着我的鼻子：“你等着!”我也忘了我还在押，对他喊道：“你随便!”就像两个小孩在吵架。

　　有一天，他们让我在“供词”记录上按指纹。我说：“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有辱人格，应当废除，我只能签字。”

　　有位姓赵的说：“我告诉你，我是从王洪文专案组才调回来的，王洪文都得乖乖按指纹，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比王洪文我也没有什么不了不起的，王洪文能按，我不能按。”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有一天又提审我。办案人问我：“你不总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没错你就没错吗，现在不但文化大革命错了，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应该怎么认识了?”我说：“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错了，那是我们党和毛主席的事儿。我只是应该逐 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但是我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你们谁没参加过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谁没参加过文化大革命，难道……”没等我说完，他就厉声厉色地打断了我：“刘雪峰，过去我们就听说过，你说话都是带标点符号的，今天终于认识你了，还是个诡辩能手!你能和广大群众相比吗?你在黑龙江干了多少事?再不醒悟，将自食其果!”又一次，让我写“学习心得”， 通 过 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耀邦的 《讲 话》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谈谈新的认识。我照例夸夸其谈一番，在“但是”之后，谈了三点意见：第一，这样没完没了地谈认识，我谈腻了;第二，“就是把法律解释出花来，也贴不上我任何罪名”;第三，此后能把我定为“历史反革命”，也不应再定为“现行反革命”了。这样久拖不决，无疑是在“慢性残害人”哪!

　　他们认为我这份“学习心得”，是“思想立场没有转变”、“态度不老实”，并把这份材料上报了省委。李××的批复是：“刘雪峰不收回‘学习心得’并做出相应的检查，暂停进行。”

　　他们摸透了我急于要求结案的心理。无奈，几天后我又写了一份检查，要求尽快结案。可是结案的结果却是三个罪名：“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 “诬告陷害罪”，并移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继续审理。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是第五套班子，为首的叫程仁志。当时他还是位处长，后来听说当了哈尔滨市司法局长，前几年不幸病故了。此人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虽然不苟言笑，态度却也温和。他接到市公安局移送的侦察结论是三个罪名，经他一审理，把后两个罪名都抹掉了。至于保留个“阴谋颠覆政府罪”，那也是根据上头的精神。凭我的直觉，如果让程仁志有权独立办案的话，我相信他会把我无罪释放的。

　　几年前，我真诚地想去拜会一下于子清和程仁志，可惜都去世了，真是“好人无长寿”!如果他们在天之灵有知，我愿在这里再次道一声“谢谢”!

　　第九章看守者同情造反派

　　诸所长装痴莫奈何

　　刚到看守所时，一切都不习惯。有一天提审回来，坐在床前伏在桌子上想事，只听走廊里的脚步声走到我这里就停止了，一双大眼睛盯盯地看着我，我很反感。以为他看一会儿就会走，可是他一动不动，看个没完。

　　当时我虽然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又是个“在押犯”， 按理也应该忍着点。可是我撕条报纸，吐口唾沫，过去把观察口糊上了。我回来刚一坐定，只见他打开送饭的窗口把手伸进来，又把纸条撕掉了。我正要上去骂他，他却在送饭窗口和我搭上话了。问我：“你认识××不?”我顿时明白了，此人不是恶意。我说：“怎么不认识，是我的朋友。” 他说 ：“我是他外甥，他让我向你问好，有事可 以找我。”

　　这便是我在看守所的第一位朋友，他是从大兴安岭来的，还为我送过几次信。后来不知他是转业了，还是害怕了，逐渐也就断了联系。

　　有一天我要见所长，要求和办案人谈话，值班战士是个呆头呆脑的人，一头自来卷的头发，说起话来有些口吃，他说：“只有我一个人，等再来人时我才能离开。”我喊了起来：“让你去你就去，你离开这儿我还能跑了吗?”这时，又走过来一位，这个呆子说：“我们班长来了。”

　　这位班长面目清秀，急忙走上前来，连说：“我去，我去。”不一会儿就把所长叫来了。从此，我又结识了这两位朋友。他俩都是龙江县来的，直到现在我和班长还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当班长即将复员时，我又结识了另一位看守，是伊春人。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用枪托撞门的那位。因为他个子矮小，挎上枪不大协调，转身时枪托碰门上了。为此我还训斥过他，真是不打不相识。

　　就是这四位，把我的文稿、笔记等材料及时转送出来了，并使我和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我被释放前不久，班长已经复员，只好把大部份材料交给了第四位朋友。谁知在韩潮喝酒事件后，对他们管得严了，而且有几位战士已经受到了处分，他不得不把材料全烧了。如果能保留到今天，那里还有很多可取的文章和诗篇，实在可惜了。

　　其实这些武警战士很清楚我们的身份和处境，他们不但恨不起来，而且表示同情。这些人显然不是被我们收买的，那么为什么会担着风险又情愿这么做呢?这里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风报信对我们这些“在押”的人，除了起着精神安慰的作用，对内对外也多少有些帮助。

　　有一天，聂世荣传过来一张纸条，说他正在为是否在法庭上进行答辩而矛盾，希望听听我的意见;他还写成了《答辩状》的草稿 ，也希望我看看，并帮他改一改。

　　当即我就给他回了封短信，讲明：判不判，怎么判都是由省委决定、经中央批复的。审判、请律师、让答辩都是走形式，毫无实际意义。我们要利用法庭，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个明白鬼!

　　对他送来的 《答辩状》，我也仔细看了两遍，对精彩的部分加批赞许;对欠妥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还帮他改写了几处。

　　我鼓励他不是为了驾弄他，而我自己也真是这样想、这样去做的，这从我自己的《最后的陈述》和《答辩状》里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心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轰轰烈烈地干过了，阿 Q 走上刑场时还想唱句：“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最后还能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而我们是真正的“红色造反者”，死也要死得壮烈些!

　　可是最后他被判了八年，而我因为没有“行为”，被中央“平衡”下来了，虽然也被定为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关押了五年，最后却被“免予刑事处分”了。为此，我内心很不安。特别是曾听聂世荣对我说过：“上边定的是 6—8 年，因为我这一答辩，才决定判为 8 年。”我只好带着歉意并玩笑地说：“这二年就记在我的帐上吧!”

　　传递消息，对外面的人有时也能起点作用。有一天，韩潮递过来一张条子，说外调人让他证实韩××是不是“捍联总”副总指挥。他说：“记得有他”。我马上传过去一个纸条告诉韩潮：你应当说“记得没他”， 可以推说我最清楚。他随后又向外调人员说他记不准了，刘雪峰能说清楚。然后，外调的人又找我来核实，我一口咬定韩××不是副总指挥。这样，也许会减轻对这个人的处分。

　　我深知，既然已经处于被整的地位，那肯定是我说好的便是坏;我说坏的便是好。

　　记得我解除看守后，有一天于庆学领两位处长到我家，拿着省委组织部的介绍信，来核实刘潜和潘季遥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表现，特别让说清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就对他们说：“表面上我和刘潜、潘季遥的关系很好，其实他俩胆小怕事，在关键的时刻一点不支持我，还总泼冷水。表面上我和金浪白有矛盾，其实我最佩服的就是他，有胆有识，背后常鼓励我说：雪峰，干吧，再立新功的时候到了……”

　　他们有点听不下去了，于庆学就打断我，笑了笑说：“雪峰，是那么回事吗?”我一本正地说：“我这是向组织上说实话，不要被假象蒙蔽了……”这时他们几个站起来要走，我又问于庆学：“用不用我写份书面材料，明天送到省委去?”他们几个对视一下笑了笑，于庆学说：“不用 了。”

　　半个月后，刘潜被任省人大副主任，潘季遥被任东北农学院党委书记。虽然不是因为我帮了忙，起码我说他们坏话能起点好作用。

　　还是把话题收回来吧，这些武警战士的所作所为，所长们是早有察觉的，只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其实所长们又何尝没有同情心呢?韩潮耍洒疯时，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没向上汇报;我写的那首打油诗，他们看完后毁掉了，也没上报。可见哪儿都有好人，至今我仍对他们怀有感激之情。

　　第十章“韩傻子”酒后大出狂言

　　“刘高参”劝阻火上浇油

　　在“文革”期间，黑龙江的捍、炮之争后，又出现了潘、汪之争。最初我在潘、汪之间是中立的，而且主张调合，是被韩潮等人把我推到汪家道那边的。为此，我曾和韩潮结下了积怨。

　　韩潮也进了看守所，我还有点幸灾乐祸：因为他在“批林批孔”期间表面上逍遥，暗中没少帮刘光涛“呲缨子”，更使我有些反感。

　　进到看守所来，他也有些“格路”。 比如：有一天我吃包子馅里有股汽油味，就要求重做。经我这么一说，聂世荣也不吃了，也说有汽油味。可是问韩潮时，他不但说没吃出味来，而且快吃完了。

　　原来拉秋菜时，车上的白菜洒上了汽油。后来从街上又买些包子，我告诉送饭的，不要再给韩潮，他已经吃完了。如果还没吃饱，就再给他一些自己做的，反正他那个嘴有什么味也吃不出来。要说我们俩关系的改善，也就是从看守所开始的。这个时候什么恩怨是非，一切都过去了。什么事一想开了，也就能互相谅解了。

　　后来听说韩潮在众人面前没少夸奖我，说：刘雪峰是一个“大才子”， 重感情、讲义气，是个好样的……不管这夸奖符合不符合实际，终究是一种示好的表现，我也开始谅解韩潮了。

　　前几年我和韩潮的交往更密了，而且又成了好朋友。可是我在《文革日记》中，对有过矛盾的人大都用×××，而唯独对韩潮还是直接指名道姓。有的朋友问我：“你们既然又成了好朋友，为什么还这么写?”我说：“一方面是尊重历史，另一方面我是有意通过这种形式侧面为他立传， 为即将写成的 《韩潮外传》作铺垫。”

　　韩潮这些年来简直又成了传奇人物：在原中纪委所属的某公司任董事长;不但住进了哈尔滨开发区的高档公寓，还在北京有处自己的庄园;曾和七八位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推杯换盏、合影留念;对去北京的原黑龙江部级以上干部不是直呼其名就称“大哥”……我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对韩潮最恰当的形容词，另一位朋友脱口而出：“我看在黑龙江也只有韩潮够‘手’!”总之和他在一起，什么大事都变小了;什么愁事都变没了。

　　韩潮自称“韩傻子”，当别人面常说我是“刘高参”。 其实我们俩是傻人不傻，尖人不尖，只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粗点、一个表面上细点。韩潮因这“傻”、“粗”占了不少便宜;我却因为这“精”、“细”也吃了不少亏。

　　韩潮说过的话，再审时完全可以推倒重来。我说过的话必须得说话算数;审讯的人正问得起劲的时候，韩潮呼呼睡着了，也拿他没办法;对我却要字斟句酌，分毫不让。有关韩潮的故事可以讲上几天几夜，容我在 《韩潮外传》中慢慢道来。

　　韩潮在看守所中最精彩的故事，当推他那次耍酒疯。

　　大约是在春节前后，吃过晚饭不久，就听韩潮在监所里喊了起来：“刘雪峰，你小子是好样的，过去我整过你，我对不起你，得为你平反……”我心想：现在说这些话有个屁用，你为我平反，谁为你平反啊?

　　接着他又喊牛成山、聂世荣，谁也没有搭腔。他哐哐拍打着胸脯，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十二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我在旧社会苦大仇深，凭什么把我打成反革命 ……”

　　他见谁也不搭腔，就又喊起我来：“刘雪峰，你听着没听着?刘雪峰……”这时，走廊里传过来一阵酒味，显然他是喝醉了。这位“韩傻子”这时真有点发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凭什么，就凭你十二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你要是国民党说不定现在已经进“政协”了呢!他越说越起劲儿，说着说着又骂起来了：“杨易辰我×你妈!” “李力安我×你妈!”

　　看来他真是醉了，我忙提醒他，也喊着说：“老韩哪，你骂杨易辰行，你骂李力安行，可千万别骂华国锋啊。”我学着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秘密联络点三百处啊”的调们儿说：“华国锋那叫英明领袖啊!”他马上接过就骂：“英明他妈那个×，华国锋我×你妈!”

　　我见他这哪是醉了，简直就是疯了，我又喊着对他说：“老韩，到此结束吧。别再骂了，骂谁都可以，你可千万别骂邓小平啊，那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他又接着骂：“邓小平……”

　　这时，所长和公安厅值班的都来了，经过好一阵子劝说，韩潮终于平静下来了，走廊里又传来一股呕吐的臭味。事后知道，原来有个庆安的兵，和他关系密切，这天给他拿来一瓶白酒，他一口气就喝光了，越想越憋屈，就这样发泄出来了。

　　这一发泄不要紧，从此看守所对我们、对看守战士监管得就更严了。据说不久就安上了监视器，那位倒霉的战士被开除团籍，提前复员了。

　　为此，所长和专案组的人都责怪过我：韩潮喝醉了，你让他骂华国锋、邓小平干啥?我说：“话不能这样说呀，我也是为他好，劝他别再骂了。我说得很明白，千万别骂这两个人。谁知我不让他骂谁他骂谁，这能怪我吗!”

　　第十一章家属探监儿女情长

　　办案人借机心理战

　　进看守所头两年，也想不到要求见家属，总以为很快就要结案了。那时既不懂法，又有些朦胧的法的概念，认为不够罪就得放，够罪就得判，不能既不定罪又不判，无限期地关押。

　　可是日子久了，从办案人那里又得到了一些反馈，心里大体也就明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就是这样。办案人说得更明白：“假如你无罪，那不等于我们错抓你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吃干饭的呀!”

　　这样我就萌发了要见家属的想法。特别是想见见儿子，不知长多高了，该上学了吧。记得我在家待分配、反省时，只有儿子每天陪伴着我……最后离开家那天，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我走出家门很远，还听到他喊着：“爸爸回来时，给我买个小白兔!”夫人抱着他，目送我很远很远……

　　审查一开始，李××就对我定性三个“最”：论思想最反动;论语言最恶毒;论态度最顽固。——当时我是第一号种子选手。舆论也瞎传，说刘雪峰最少也得判 20 年。这样我就和夫人密谋：一旦我进去，为了家人不至于被遣送农村;为了不影响孩子，你就提出和我离婚。所以，此时我也很想见见夫人。

　　这时，办案人已经是市检察院程仁志这伙人了。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不过嫌儿子太小，就让女儿冰洁陪她妈妈一起来了。

　　当我听说她们俩已经到了时，我既高兴又有些惶惑不安。心想：要以革命家的形象出现在妻儿面前，更不能让办案人看笑话，不能哭也不能掉泪……

　　谁知，看到夫人消瘦、苍老了，听到女儿叫声爸爸时，心头一阵难过，我极力克制自己，不知怎么，眼泪竟从鼻子里流了出来……

　　我这个女儿最懂事，可是不幸的事都让她赶上了。我两次被抄家时，都是她在家，被连续惊吓两次，得了一场重病。

　　我被释放回家后听女儿讲：“两次抄家都让我赶上了。有一天，我发现院里有警察，又有两个人直奔咱家来，我就突然想到可能是抄家。不知是从哪来的灵感，我就迅速把你抽屉里我认为有用的东西和照片装在我的书包里。他们使劲地敲门、按门铃我都不管，直到装完、藏好才去开门。

　　他们非常生气，问我一些有关你的事，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盯盯地看着他们。其中一个人说‘和刘雪峰一个样’! ”

　　又说“第一次来抄家的人可野蛮了，就像在电影里常看到的土匪、坏蛋一个样。进门后就各屋乱翻，箱子、床底、小吊铺都翻遍了，临走前还下咱家菜窖看看。当翻书柜时，也不是几本几本地拿，而是两个人将书柜搬倒，把书扬了一地，就连装饼干的盒子也倒出来看看。家被他们翻的乱七八糟，最后拣了几样东西，扬长而去了。”

　　最后说：“第二次抄家这伙人就比较客气了，简单翻了翻，什么也没拿就走了。不过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很讨厌，隔长不短的就找我谈话，我书包里又成天背着你那些东西，心里真有些害怕，从此我也就不愿再上学了……”一听到这些，心里真感到对不起妻儿老小。当年总说要听党的话，党的话又老变;总说跟党走，党还老犯错误。我们这究竟是革的什么命呢?

　　就在这次会见不久，市检察院王云清检察长亲自提审我两次，说是“交谈交谈”。第一次，王检察长对我能认罪寄予很大希望，态度也很温和，真体现了“交谈”的气氛。

　　王检察长往那儿一坐，气派就不凡。他拿出烟后，在桌子上磕打两下，旁边一个人马上拿出打火机帮他点上。他斜着身子，盯盯地看着我问：“你是刘雪峰吧?”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也盯盯地看着他。对他的问话我没作回答，心想：这还用问吗，我不是刘雪峰还能是谁?

　　见我毫无反应，程仁志马上站了起来，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市检察院的王云清检察长，今天要亲自审理你的案子，希望你端正态度，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王检察长说：“ 我早就听说过你这个人，今天还是第一次见面，我是想亲自和你交谈交谈。主要是怎么认识你的问题，你先是既不认帐又不认错;现在是认错不认罪。这既有一定的进步，又和我们的认定是有距离的!今天咱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王检察长又掏出一支烟来，问我：“抽不?”我说：“我不会。” 他接着又说 ：“市公安局在侦察阶段就多次给你机会，讲明了：如果你认罪态度好，起码是能认罪，完全可以不移送到检察院，可是你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今天我在这里再次向你说明白，如果你能认罪，我们完全可以不予起诉或免于起诉。希望你不要再失去这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我刚想要回答，又被王检察长制止了。并说：“你不要轻易表态，不急，咱们也休息一下，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审讯气氛顿时轻松下来了，工作人员又给我倒杯水，王检察长和程仁志他们交谈上了。王问程：“刘雪峰家里还有什么人?”程答：“爱人和孩子。” 王问 ：“他爱人在什么单位，孩子都多大了?”程答：“他爱人在市汽车公司，孩子都上学了。”王问 ：“听说他还有位老母亲。”程答： “对，在帽儿山。也没人照顾……”

　　我心想：你们这是唠给我听的，无非是对我搞心理战。既然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一切都顾不得了。有罪没罪这最后的底线，我是得要把握好的。

　　又过了一会儿，程仁志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趁王检察长在这儿，你给个明确答复。”王检察长观察我的反应，见我神色坦然，就马上说：“不急，今天就到这里吧，刘雪峰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想找我谈谈，我随时安排。”

　　回到监室后，我真的认真思考了一番：就我的全部问题能构成什么罪呢?退一步讲，就是判了还能超过五年吗?既然判是五年不判也是五年，我还有什么必要去违心地认罪呢?

　　过了两三天，王检察长又来了。这次态度非常严肃，板着脸一言不发，主要是由程仁志来问我：“刘雪峰，这两天你毫无反应，我们很失望。认罪不认罪是你的态度问题，这态度关系到你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免于起诉和判刑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希望你不要再失去这最后一次的机会。”

　　王检察长有些不耐烦了，一挥手说：“我们没时间和你久拖，干脆说说你的想法吧!”

　　见他烦躁，我倒心平气和得多了。我说：“王检察长能在百忙中亲自来两次，给我从宽处理的机会，我表示非常感谢!但是我认为我的问题不是认不认罪的问题，而是有罪没罪的问题。有罪不认，那当然是态度问题;本来无罪我却认了，也是你们办了一起错案。为了对我个人负责，对你们的热心帮助负责，我认真考虑过了——确实是无罪可认!”

　　王检察长站起来了，拍了一下桌子：“那好，你就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吧!”说着他就要走。程仁志马上拦住了他，连说：“王检察长您请坐。刘雪峰这个人我比较了解，虽然他好激动，有时也很固执，但是他还是有一定分析、判断能力的。能不能再给他一次认真考虑的机会?” 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不是我们乞求你，而是挽救你。想通了随时让所长转告我们。” 又转过身去问王检察长：“你看这样可以吧?”王检察长说了一声：“好吧。”扬长而去。

　　其实，回到监室里我什么也不再想了，而是做应诉的相关准备。N所长几次跑来问我，究竟怎么答复，我都说：“你告诉他们——无罪可认!”

　　第十二章 “巴黎大学”潜心修马列

　　省看守所览籍著文章

　　看守所里每日只提供《人民日报》，早晚准时听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此外，只准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只是到了后期我才要来《汉语诗律学》等三本杂书。

　　过去我们只是按规定学习马列的 32 本书，很少有时间通读全集，全集放在办公室里通常也只是个摆设而已。到这里却不同了，一是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又不让看别的书; 二是有些疑难问题，也想在马列书上找到理论根据。这样就逼我在看守所里潜心修马列了。

　　后来有人问我：“你马列理论见长，什么时候学的啊?”我说：“在中国‘巴黎大学’攻读五年，怎么会没有长进呢?”开始他听我说：“中国巴黎大学”还一怔，不一会儿他明白了“巴黎”——“笆篱子”之意也。

　　这一攻读马列，对我“改造思想”非但没有好处，反而使我更怀异议、更顽固了。对照现实的改革政策，越看越像修正主义，特别是看了几篇为考茨基和布哈林翻案文章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说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看，除了还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外，几乎什么都不再坚持了。也许是我领会得不深、不透，总之，我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对现时紧跟党中央肯定 是要误事的!

　　除了读马列的书，没事时一有灵感就写点诗、词什么的。后来大部分被送信的战士烧了，剩下的几篇都是龙江那位班长带出来的。

　　此间，为一首“打油诗”，还险些给我带来麻烦。

　　一天，照例单独“放风”半小时。当时我正在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一时兴起，竟在报上题诗一首，名曰：《滑稽歌》。一听说“放风”，穿上鞋便跟武警战士跑了出去 。

　　我在那四米高墙上面还有电网的场地里跑着、跳着，尽情地享受这难得的半小时。有时我还唱首歌或朗诵一首诗，有几次我朗诵《在烈火中永生》，武警战士竟浑然不知何诗，问我：“这是你写的吗?”

　　在这“放风”场，有时高兴，有时也顿生感慨。心想，我和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何异。出来后我每到动物园看到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我就想：他们走来走去的样子，和我在监室内走来走去不是一样吗?老虎在那儿眯缝着眼、似睡非睡，此时说不定他正在回想当年呼啸山林的情景呢……

　　所长来了，样子有点不大高兴，我问：“到点了?”他没好气地说：“走吧!”当到了我的监室，他还继续带我往前走。我又问：“怎么，有外调的啊?”他更不耐烦地说： “走吧! ”走到审讯室后，他迟疑了一会儿又带我折回来了。打开监室后，二话没说，把我写着打油诗的那张报纸在桌子上一摊，问我：“这是你写的吧?”

　　我也一怔：坏了，走前怎么忘撕掉了。但是我又镇静下来，瞅着他的反应。他有些生气了：“刘雪峰，你这是写些什么啊，你说我们往上交不交，不交吧不负责任;交吧不尽人情，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说：“这也没啥呀，只不过……”他打断了我“只不过什么，我们不会写还不会看哪?”他边看边念了起来：

　　滑稽歌 （打油诗）

　　—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有感

　　华记华记真滑稽，

　　古今中外数第一。

　　“办事放心”音犹在，

　　回身“凡是”全挨批。

　　恭请亡灵来佐政，

　　反被老猫一脚踢。

　　哭笑不得真是逗，

　　老大忽然变老七。

　　注：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华国锋从主席之位跌落到六名副主席之末。

　　所长又生气地说：“你在这里没呆够啊，咱们彼此配合一下好不好!”说着把报纸撕得粉碎，然后扔到坐便池里，一按排水钮，刷地一声冲下去了。

　　我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并说一声：“谢谢!”他将身一扭就走了，说了句：“今后少整这些没用的!”

　　第十三章五年多功课圆满

　　似梦醒恍如隔世

　　从王检察长第二次提审后，我就做好了“接受党和人民审判”的准备，不但早就写好了《最后的陈述》，还就市公安局指控我的三个罪名，准备了《答辩状》，可是，总是没个准信。

　　这一天早饭后，看守所外警笛声、汽车喇叭声、人们忙忙活活的喊叫声交织一片。比正式逮捕我们和枪毙王守信那天气势大多了。我心里明白了，整理一下几份应带的材料，把压在褥子底下压出笔直裤线的裤子也穿上了，对着玻璃窗的反光，简单梳理一下头发，端坐在床边等候着。

　　隔壁的聂世荣被提走了，楼上的牛成山也被提走了。开门时大钥匙的碰门锁声和走廊里的脚步声，告诉了我这一切。

　　中午他们被押回来了，我想我肯定是被安排在下午了。可是下午，还是重复着上午的过程，又把他们俩带走了。我有些急了，就敲门要求见所长，问：“为什么还没轮到我，到底安排在什么时候应告诉我一下……”所长说：“你等着吧，有统一安排。”

　　晚上又把裤子压在褥子底下了，和楼上的牛成山互相敲敲铁管子，以示问候，可是除了敲敲鼓点，没有什么暗号，所以什么也说不明白。这时心想，如果我们懂点旗语、电报之类的常识就好了。

　　第二天，又把韩潮拉出去了。等了一天，还是没有我，我就要求看病。

　　A大夫原来在省立医院时我们就很熟，我来此后也没少给我关照，找他看病无非是想了解一下情况。A 大夫给我听诊，照例是把听诊器对外的一端放在耳朵里，对内的一端放在脸上。讯问病情时低声告诉我：“送中央审批时你被‘平衡’下来了，主要是你没有‘行为’……”

　　今天回想起来，我还真得感谢杨易辰，在讨论我的问题时他说了一句：“刘雪峰这伙子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练是什么，练就是“行为”。这对我的定性是大有好处的。

　　说起杨易辰还有这样一段插曲：解除看守后，我出门正巧碰上他和肖瑟在散步。寒暄几句后他说：“不能总在家里呆着，得干点什么。只要是不再扯那套，你就是搞点投机倒把都没人管你。”为此我很后悔：为什么没趁他当最高检察院检察长那几年搞点投机倒把捞上几笔，何必至今还在揽工程、谈生意呢?

　　又过了两天，知道了判决的结果，仍认定我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考虑到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被“免于刑事处分”了。

　　1982 年 4 月 30 日下午，我夫人来接我出看守所。她拿个包袱皮，把书和衣物包好。当我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我迈步总像前面有个坑，夫人要掺着我，我说：“不用。”知道有无数只眼睛在看着，我想尽量保持良好的形象，可是不管怎么努力，走起路来还是有点散脚……

　　我们走到革新街时，路旁有个理发馆，夫人建议我去理理发。理发中，当我洗完头，再回到理发座位时，我罩着白褂，竟在地上转了一圈。最初，人们以为我是在学唱戏的搞笑呢?又一看我满脸严肃，理发员又见夫人提个包袱，就说：“刚出院吧?”夫人说：“是。”就这样圆了场。

　　走出理发馆后，夫人建议我们再到长虹电影院看场电影，我同意了。其实我明白她的心意：这时回去，大家都正坐在院心聊天，等天黑了再回去吧。哪里有心看电影，只不过是在这里休息一下，熬熬时间而已。

　　进院儿后，急匆匆走进自己家门。一进屋就看见儿子趴在床上练写字呢，我走时还要小白兔的孩子，已经是小学生了。我心头一阵酸楚……

　　第二天，最先来看我的是陈造反、韩守德和张坤。他们的消息很灵通，来安慰我一番。

　　他们走后，我拿出定为“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书和夫人商量，市检察院限七日内对处分意见表态，究竟该怎么答复。我的意见是：上诉也没用，继续不认罪也不会再把我抓起来。最后的答复是：同意这样处理，但是仍不承认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 我写了一封信，让夫人送到市检察院去了。

　　我回来前，A大夫就告诫过我：“雪峰，你现在就有些病，回去后要有得一场大病的思想准备，这是通常的惯例，要注意休息，抓紧治疗。”

　　不久，我果然得了一场大病，持续高烧，经全面体检，结果是：肺结核病复发、新得了萎缩性胃炎。多年维持在125斤左右的体重，变成了 105斤。当时的样子就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位抱小孩的女人让座，那位女的对小孩说：“谢谢爷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

　　再看看自己的女儿们，已经成了大姑娘了，她们穿起半高跟鞋，不再梳那歪歪扭扭的辫子了，而是披散着头发。我不但看不惯而且很生气，曾厉声厉色地让她们改掉，后来夫人劝我：“外面都是这样，咱们孩子算是最朴素的了……”

　　又过些日子，我终于上街逛逛了。啊，男人留着长发，有的穿着花衣服;女人穿着尖尖的高跟鞋，有的还穿着直扫地的喇叭裤，涂抹得那么妖艳，从身旁一过一股刺鼻的怪味。街上到处播放着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之类的靡靡之音……我想：这可真是“牛鬼蛇神”都出笼了!我就像前朝遗老一样，一切都是那么刺眼、刺耳，对一切都看不惯。

　　啊，“神仙方数日，世上已千年”， 五年多的时间，似乎又来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回想当年那情景，真是恍如隔世……

　　转自《尘封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