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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Lazare 2021-01-17 来源:木棉浪潮
作者：Sarah Lazare
译者：坩埚抒情诗人
校对：alicia、Guyzn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在此际(IN THESE TIMES)官网，原标题为Pfizer Helped Create the Global Patent Rules. Now it's Using Them to Undercut Access to the Covid Vaccine.
Sarah Lazare是《在此际》的网络编辑。
她曾在《拦截》(the Intercept)、《国家》(the Nation)和《汤姆快报》(Tom Dispatch)等出版物担任独立记者。
制药巨头辉瑞与德国BioNTech共同研发的新冠(COVID-19)疫苗于12月11日被批准在美国紧急使用，辉瑞明确反对确保贫困国家获得疫苗的途径的全球性努力。
十月，印度与南非共同提议世界贸易组织(WTO)停止对新冠病毒治疗方案的专利强制保护。这一强制保护基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又被简称为TRIPS。在一百多个国家的支持下，这一提议将会使更多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疫情期间的非专利药物生产。
一项研究警告人们，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在2022年以前都不会得到疫苗，考虑到富有国家正在大量囤积疫苗，这一提议如果获得通过将会在南半球拯救无数性命。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继续拖延下去毫无疑问将带来更多死亡的情况下，欧盟、英国、挪威、瑞士、日本、加拿大等国成功阻止了这项提议获得通过。
为了保护利润，制药业无疑是这场反对声浪中的强力盟友，它们的领导者之一就是辉瑞。辉瑞首席运营官艾伯乐(Albert Bourla)上周声称，“知识产权是市场主体的血液，知识产权为疫情带来了解决方案，目前它并不是解决疫情的阻碍。”而在12月5日发表于《柳叶刀》上的文章中，辉瑞表达了对这一提案的反对，认为“一刀切的方案忽略了每种情势、每个产品与每个国家的特殊境况。”
辉瑞的辩驳让知识产权法律和制药企业垄断听起来像是显然对人类有益的全球共识一样，然而事实上这些国际规则是颇为晚近的产物，辉瑞自己就参与到了这些规则的建构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辉瑞在当下正被其援引以反对敞开向贫穷国家供应疫苗的WTO知识产权规则的确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艾伯乐所谓“市场主体的血液”远非事情的本来面目，而是瑞辉亲手建立起来反对穷人获得救命药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反映。
企业大作战
80年代中期，时任辉瑞主席埃德蒙·普拉特(Edmund Pratt)有一个任务，就是保证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而这一多国贸易谈判的结果就是在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他的算盘打的很简单：知识产权保护对保障他的公司和其他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或者说赢利至关重要。
而普拉特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在公司头衔之外还有相当大的公共机构权力。正如《美国贸易谈判案例研究》的作者查兰·德弗罗(Charan Devereaux)、罗伯特·Z·劳伦斯(Robert Z. Lawrence)和迈克尔·D·沃特金(Michael D. Watkins)指出的，普拉特在卡特-里根政府的贸易谈判顾问委员会中任职。
1986年，他参与创建了知识产权委员会(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IPC)，帮助他与欧洲及日本的企业建立关系，安排他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官员会面，展开咄咄逼人的游说攻势：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知识产权保护纳入贸易谈判中。
在美国国内与国外，瑞辉在宣传“国际贸易要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上扮演重要角色，而那些不遵循美国知识产权法规的国家就被污蔑成“海盗党”(校对注：在英语中，海盗和盗版是同一个词，但海盗党以海盗旗为自身旗帜，故称;该政党主张改革著作权和专利权的法律)。
彼得·德拉霍斯(Peter Drahos)与约翰·布雷西维斯特(John Braithwaite)在《信息封建主义》中说：“知识产权的观念就这样敲着锣打着鼓顺着商业网络进入了各路商会、协会、委员会、贸易联盟、商业实体中。占据着各种业界组织中的关键位置的瑞辉高管们，一步一步地聚集着他们在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上的支持。”
知识产权在当时还未进入GATT的贸易谈判内容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强烈反对将知识产权纳入谈判内容中。正如《美国贸易谈判案例研究》中所表明的，更强力的知识产权规则会保护大企业的垄断权力，同时会削弱第三世界国家对国内价格的控制。
1982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的演讲称，“在一个秩序更合理的世界中，医学研究的成果将会从专利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再也不会有人能从生命与死亡中谋取暴利。”1986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中提到，“巴西与阿根廷是反对美国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国家中的排头兵。”
但是普拉特有强力的盟友，包括IBM董事会主席约翰·欧宝(John Opel)。而他们的能量在确保TRIPS——它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进入GATT的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普拉特承认了他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当下的关贸总协定的胜利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准备，这是美国政府与包括瑞辉在内的企业过去三十年以来伟大斗争的成就。 辉瑞在最开始就参与进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普拉特的言论见于《谁的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概述》一书中。
TRIPS谈判期间，知识产权委员会在组织美国、欧洲与日本的企业领袖支持知识产权规则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当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TRIPS协议最终尘埃落定时，普拉特已经不再是辉瑞董事会主席，但他的功劳与辉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清晰可感。
德弗罗、劳伦斯与沃特金指出，一位美国谈判者声称，正是普拉特与欧宝通过哄骗使政府将知识产权加入谈判的主题之中。
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于1995年正式生效，德拉霍斯与布雷斯怀特认为，它是“二十世纪知识产权领域最重要的协议之一”。按这一协议的标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于其标准的最低限度，包括给予制药企业垄断专利的权力，只有为数有限的保护措施和极小的商量余地。
经济学家兼左倾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迪恩·贝克(Dean Baker)在接受《在此际》采访时称：“TRIPS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式专利与版权法律。以前，这两块的相关法律都在贸易协定范围外，世界各国都可以使用自己想要的专利法。20世纪90年代为止，印度已经有发达的制药工业，在TRIPS协定以前，印度不允许制药企业为药品申请专利。制药企业可以为制造方法申请专利，但是药品不行。”
切断药品获取途径
TRIPS让制药公司赚的盆满钵满，同时，根据企业监督组织公共市民(Public Citizen)的说法，它也令“美国的用药成本飞涨，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获取救命药则受到限制”。
TRIPS的恶劣影响在艾滋病危机期间初现，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将它推向最高峰。阿克哈尔·普拉布哈拉(Achal Prabhala)、阿琼·贾亚德夫(Arjun Jayadev)、迪恩·贝克(Dean Baker)近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南非政府用了将近十年时间才打破了外国药企的垄断。外国药企绑架了这个国家，在这十年中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死去。”
没有什么比全球疫情更能让人看清取缔知识产权法的必要性。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从疫情出发的视角显然不是一个边缘视角。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之外，主流人权团体与联合国人权专家都加入了要求取缔专利法的呼吁中。
他们的呼吁是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全球正义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关注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全球性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企业权力扩张以破坏各国国内保护的惊人作用，囊括劳工权
力、环境保护和公共健康等各个方面。阻止专利权豁免议案上所展现出来的美国与美国企业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过大权力尤其是他们批评的重点。
辉瑞在反对暂停实施知识产权法规一事上并不孤单，制药行业贸易集团与独立公司——包括Mederna，另一款新冠疫苗研发的领导者在内——都在全力维护知识产权规则。
“制药业的影响力很大。”贝克对《在此际》这样说，“毫无疑问，特朗普会站在制药业一边，即使是拜登也一样会对药业巨头言听计从，犹疑于自己做的事是否会让他们不开心。除了制药业之外没什么人会反对这个，他们是背后的推手。”
制药业正在努力保留有关新冠疫苗与治疗方案的救命知识，尽管公共资金在研发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以辉瑞的合作伙伴BioNTech为例，BioNTech在德国得到了数目可观的公共投资。然而前一亿剂疫苗预计成本将会是每剂19.5美元，这一价格很可能会让许多贫穷国家难以承担，尤其是考虑到疫苗昂贵的储存成本。
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制疫苗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对提高贫穷国家的疫苗供应做出了承诺，并且声称在疫情期间不会在疫苗上攫取利润。然而，阿斯利康“保留最早在2021年7月宣布疫情结束的权力”，普拉布哈拉、贾亚德夫与贝克写道。
最新数据显示出的结果与之前的预测相差无几：将贫困率与疫苗供应量对比，人们会发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一一对应。《纽约时报》的报道称，“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正在储存远超于人口数量的新冠疫苗，而穷国只能挣扎着保证刚刚够用。”
在一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巩固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遗留下的权力结构而被设计出的制度下，这是必然的结果，无论出于何种“意图”，第三世界又一次被扔下等死，而富有的北半球国家得到的远比需要的多，尽管没人保证在北半球国家内部能平等地分配。
不难发现，在疫苗分配中存在全球性的种族隔离，穷国仍在面对毁灭性的开发损失，而富国继续追求群体免疫，企业慈善虚无缥缈的承诺还远远不够。正如贝克所说的，“我们怎么可能不想让疫苗送到每个需要的人手中?”
我看不出到底有什么理由会有人不想让疫苗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流通。
(Frank Carber和Hannah Faris对本文有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