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七·二零”事件

戴维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军区某些官兵和“百万雄师”一些群众因对中央的决定不满，围攻和冲击了毛泽东主席和谢富治为首的中央代表团驻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和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等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被打伤。这就是文革中有名的轰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关于“七·二零”事件，笔者见到多种版本。主要有：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权延赤的《微行——杨成武在一九六七》一书；师东兵写的巨著——文革章回秘史；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的有关记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纪希晨老先生的大作；当事人王力本人的《文革记事》；叶永烈的有关文章，还有一些互相传抄的文革“记实文学”作品和互联网上似是而非的东西等等。笔者认为，上述版本各有千秋，但在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和评论上有很大出入。笔者认为，写书人有自己的权力评论任何事情，但不能凭道听途说指鹿为马，拿历史事实开玩笑。

　　文革以来，许多中国人学会了一个毛病，只要一个人被打倒，哪怕是暂时的，就一无是处，一切皆坏，就可以任意骂，任意往他身上泼污水；只要一个人还在台上，手中还有权，就一切皆好，就不能说半个不字，哪怕他放个屁也是香的。

　　文革史大侠（北侠）师东兵说：“写人物，记事件，不因个人的好恶和偏见而左右笔锋，是作家的起码道德。如果真想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史料。不因功而抹过，也不因罪而废功。”师东兵大侠说得多么好呀！

　　多年以来，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人们听惯了一个调子，那就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搞乱全国，派王力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去武汉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军乱军，因此导致了‘七?二零’事件的发生。”

　　在写武汉“七·二零”事件前，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铁的事实，那就是以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谢富治为首的、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连陈再道老将军和许多“大作家”也说是“中央文革”派出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至于可爱的张佐良医生写的“七·二零”事件，更令人啼笑皆非。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由此可知武汉‘七·二零’事件是‘中央文革’预先策划并一手操纵的。王力遭人打被人抓，那是他该有的报应。”既然这样，张医生又说：“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泽东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后一句话张医生说的倒是实话，但是，谁围困了毛泽东？围困毛泽东是闹着玩的吗？王力的确是毛泽东、周恩来下了死命令救出来的，按张医生的观点，周恩来救王力纯粹多此一举。

　　这些年，曾在大人物身边工作过的人写回忆录很时髦。一个毛泽东的“反叛的御医”李志绥，不知谁（当然是中共的大人物）批准他跑到了美国，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胡编乱造，写书骂共产党，丑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轰动了全世界，成了卖身投靠国外反共、反华势力的小丑。笔者对李志绥毫无成见，但据许多材料揭发，李志绥本人正是个流氓成性、道德败坏、吹牛撒谎不脸红的十足的小人。据揭露，这个骂别人老不正经的“御医”，竟然干过同晚辈女子同池共浴和在公园里耍流氓的勾当。至于他的出身，更同无产阶级不沾边（注：笔者始终反对唯成分论）。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个躲在伟大领袖身边的“阶级异己分子”竟然没有被揪出来示众。据说此人是汪东兴向毛泽东推荐和担保的，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李志绥还没写完丑化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回忆录后就暴病而亡，他可能是累死的，也可能是天报应，但他的回忆录的确轰动了全世界，并且赚了不少美金。有人说李志绥靠出卖主子会流芳百世，有人则骂他是蚍蜉撼树，遗臭万年。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传统是，对忘恩负义、背叛朋友（更不要说毛泽东这样的主子）的家伙视为猪狗不如。谢天谢地，文革中李志绥这个躲藏在毛泽东身边的“定时炸弹”没有落到红卫兵、造反派手里，否则他恐怕连骨头也被砸碎了。

　　领袖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回忆录，这本无可非议，但写书有写书的规矩，特别是写大人物、大事件，必需掌握充分的史料，慎重下笔，实事求是，象给人治病一样，哪根血管堵了，哪那根神经断了，要看清楚了，不能乱来的。

　　书归正传。写武汉“七·二零”事件，离不了王力。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七·二零”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王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是本书要说明的。

　　“七·二零”事件后，有人把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惊天动地的伟大的革命造反行动”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推到王力身上，说是因为王力的“胡说八道”激怒了他们，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似乎“造反有理”，王力被打倒后当然就成了“造反有功”，但这似乎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王力已经死了，不能再讲话了，可他留下了历史的记录，那是血写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被中央审查后认可的事实。

　　一九六八年，王力关在秦城监狱中时，中央专案组为了查清他在“七·二零”事件中的情况，找到了他在“七·二零”事件时所用的笔记本，那上面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时谈话的详细记录，足有六千多字。有关部门查对了王力当时在武汉所有的公开讲话记录，发现王力的讲话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王力个人没有“贪污”，也没有“胡说八道”。因此，中央后来不再追究王力在“七·二零”事件中的责任。后来，邓小平通过对王力的长期全面审查后认为：王力同志“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可能为了“节约用纸”，当时中央没有对此问题专门发文件，所以至今有些人还在那里“鹦鹉学舌”，起劲地咒骂王力。这些人包括：《人民日报》资深老记者纪希晨；前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原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教师、“童怀周”小组成员、后被破格提拔为中纪委委员的汪文风等大大小小的人物。

　　权延赤和杨成武同志在《微行》一书中，也说“七二零”事件是王力惹的祸 ，只不过根源不在王力。杨成武同志后来也被打倒，关在“秦城”七年，受尽磨难，家破人亡，他应当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怎么回事。

　　关于直接导致王力下“地狱”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历史的事实是，社论既不是王力写的，也不是王力审批发表的。写是林杰写的，审是关锋审的，王力当时被武汉的好汉们打断了脚，躺在“钓鱼台”的沙发上听陈伯达用“福建外语”念了一遍，由陈伯达签发的。按常识和法律来说，王力何罪之有？至于有文革研究者说1967年初王力曾在一份有关“揪军内一小撮”文件上签过字，王力说那可能是胡痴为他代签的。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历史的铁血事实是，关于“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后来毛泽东看事不好，“龙颜大怒”，说是“毁我长城”。他老人家恰恰忘了自己在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中写下的那段震撼人心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文化主义分子……”这是当时白纸黑字的“最高指示”。汉语中“一批”比“一小撮”要多得多。他老人家要整人，中央文革只好找“替罪羊”。江青、陈伯达、康生之流为保自己，把王力、关锋、林杰、戚本禹等人陆续端了出来。如果现在有人仍骂王力是“揪军内一小撮”的专利者，是不是太抬举了王力呢？是不是诬陷行为呢？

　　顺便提及，关于后来所谓王力反总理的“八七”讲话，据王力自己辩护说，那是他接见外交口群众代表时的插话，是别人整理的，根本没交他本人审阅。而恰恰他在插话中反复说过，“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总理的，都必须同它坚决划清界限。”可这些关键的话，整理者却“漏”掉了。

　　王力说，在“八七“讲话中，他讲过“外交部可以夺权”以及对陈老总可以暂时打倒一下的话。（注：这其实是毛泽东的话。）他诚恳检讨，向陈老总道歉。但说他鼓吹反总理，实在是冤枉他。

　　书归正传。话说一九六七年六月初，全国一些省市已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但有些省两派仍在打内战，武斗严重，形势仍然稳定不下来。毛泽东主席很着急，他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毛泽东对西南地区比较担心，他听说四川、云南较乱，便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解决问题。

　　古人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省自文革以来，闹得一直很厉害。四川人可能爱吃辣子的原因，心直口快脾气急，好斗不怕死。怪不得部队招兵都愿要四川兵和山东兵。四川当时的“产业军”很厉害，大部分是复转军人，偏保守，支持军队。四川的造反派也不示弱，两派打得十分热闹。

　　云南也不安宁，在我老家山东当过老省长的赵健民在云南工作多年，一派保他，一派打他。昆明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大打出手。张力雄等人把李成芳的档案抛了出来，说李成芳是叛徒。李成芳大怒，下令把张力雄等省军区的五个头头抓了起来，闹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很着急，决定派谢富治、王力带人去处理问题，因为解放初谢在西南当过省委第一书记，当地部队曾经是谢的部下。

　　据王力回忆，派谢富治和王力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救灾”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开始没有和林彪、周恩来商量。事情定下来之后，毛泽东才通知了林彪和周恩来等人。毛泽东让代表团先去做李成芳的工作，赶紧释放省军区张力雄等人，再做张力雄的工作，不要再整李成芳，因为据薄一波证明，李成芳不是叛徒，历史上没有问题。谢富治向毛泽东建议增加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又增加了已经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代表团工作人员中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人民日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可能考虑到官多兵少，有许多事务工作、文秘工作、跑腿工作要做，人手不够。毛泽东提议：老、中、青三结合，找几个红卫兵也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毛泽东认为，聂元梓不算红卫兵，蒯大富（清华）没有实现大联合，谭厚兰已和姚文元去过阿尔巴尼亚（谭任副团长），从其他学校派人吧！

　　周恩来让王力、张根成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

　　张根成建议，若从几个学校里挑，因北京有天、地派，万一观点不一致，在中央代表团里打起来怎么办？不如从一个学校里挑。周总理说，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

　　张根成找到韩爱晶，经过研究，决定派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三人参加中央代表团工作。

　　井岗山是黑龙江人，父亲是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已去世。井长得人高马大，口齿伶俐，为人正直，政治可靠，当时是北航革委会副主任，北航红旗第二把手。尹聚平（女）因文革初代表北航红旗接待过四川许多上访人员，认识刘、张（刘结廷、张西廷夫妇——此二人是四川文革中焦点人物），对四川情况较为熟悉，是合适的人选。胡慧娟（女）是云南昆明人，熟悉云南的有关情况，也被选中。当时三人都是二十一岁。

　　另外，当时北航红旗派驻《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研究生吴介之作为《人民日报》派往代表团的记者同行。

　　由于事情紧急，毛泽东让代表团准备一下材料，尽快动身。起程前，王力建议谢富治再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一下，周总理又向代表团具体交代了一些问题。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代表团一行乘专机到达昆明。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此后，中央代表团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有关问题，基本上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注：代表团在西南的活动情况从略）。

　　七月十三日，中央代表团刚到重庆，周恩来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谢速到武汉。谢问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总理说一块来，但未说原因。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

　　当时形势很乱，无论什么电话线都有可能被窃听，因此总理未说原因。

　　历史的事实是，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是突然变更的。武汉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因重庆的工作还未完，代表团实难脱身，总理让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呢？

　　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知道什么情况。关锋接的电话，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井岗山突然说：“快七月十六号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去年就是七月十六号去的。”

　　众人恍然大悟，都夸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主席要到武汉了。几天来，忙得晕头转向，大家把日子都忘了。

　　听说毛主席要来武汉，代表团的人尤其是井岗山等四个人万分高兴。

　　于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第二天，也就是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飞到了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并把代表团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注：代表团成员李再含回了云南。）

　　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以谢富治为首的，王力、余立金、李再含等为成员的中央代表团究竟是谁派出的。所谓王力“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去武汉，挑动群众斗群众，因而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捧腹。

　　在流传很广的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二期和《中国老年》杂志上陈再道将军的回忆文章《武汉七.二零事件始末》中说，王力在重庆“连夜和关锋通电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总理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于是同意了。”

　　陈文中还说，“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民（听到后）肺都气炸了。” (注：陈老将军这话有点夸张，应当说是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肺气炸了。)

　　但椐王力说，“这四点指示，是中央在北京早就确定的方针，王力既未参加制定，也未传达，而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讲的。”

　　还有，陈再道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时， 我对主席说，现在群众只听中央文革的。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据王力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还有，陈文说，（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王力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有什么资格去同林彪炮制中央军委的命令呢？事实上，这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说他背后为林彪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作证。当时这十条基本原封未改动，王力还建议前面加上几句肯定解放军支左成绩的内容。十条命令是中央军委发布的，上面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怎么成了王力的‘功劳’呢？”

　　还有，陈文在引用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时，故意砍掉了周总理的名字，只提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的名字（注：这不奇怪，陈再道写文章时，这些人早已全部成了坏人。这么多坏人都批评陈再道，那么陈再道自然是……，这真是个好办法。）

　　王力说，这个纪要既然牵扯到周总理的讲话，按说不宜引用，既然引用，砍掉周恩来的名字干什么？何况当时吴法宪、黄永胜根本不在中央工作，不是中央首长。

　　从以上看来，陈再道和王力的话出入很大，南辕北辙。如果是小小老百姓酒后茶余闲扯蛋，倒也没什么，但写历史，还是要以事实为据为好。看来陈再道和王力二人总有一人在信口开河，不说实话。

　　书归正传。七月十四日中午，谢富治带领中央代表团进驻东湖宾馆后，已先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的书中说他陪总理是十四号深夜到达武汉的，绝对记错了。）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总理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总理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七十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当时，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一出北京就不顺，火车上的空调坏了，车厢里热的要命。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汪东兴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七月十四日晚上九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主席，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两件事对之后发生的“事件”埋下了伏笔，一是原来武汉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百万雄师的人，周总理到来后，下令把百万雄师的人换成了另一派（造反派）的人；二是去机场接毛泽东主席不让陈再道去，毛泽东在武汉的保卫工作也不让陈再道管，而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负责。如果笔者是百万雄师的头头或者是陈再道，心里绝对是不服气的，这是人之常情。当时王力曾经向总理建议这样做不好，但总理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这件历史事实，多年以来无人问津。

　　当时，作为长江三大火炉的武汉，似乎不太欢迎北京来的这些“大人物”。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便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热死人，第二天才有了电。

　　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笑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见到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总理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历史的事实是，当时（七月十四日）周总理仅仅说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根本没宣布让代表团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不如出去转转，便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结果被群众认了出来。王力当时也认为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结果群众认为中央来人了，两派都贴出了欢迎标语。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总理，问怎么向群众说明。总理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后来王力被打倒后，几乎所有的文革文章和资料都说这是王力为了出风头，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故意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公开亮相，因此导致了“武汉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最早出自“百万雄师”的群众之口，目的当然是为了“造反、打人、抓人”有理。但是，不要忘了，代表团团长是谢富治，另外，当时谢、王二人还不知道要让他们协助解决武汉问题，认为随时有离开武汉的可能，上街看看大字报又何罪之有？

　　七月十五日一早，主席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立即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注：关于这件事，有人在自己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主席先和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开了半天会，然后把谢富治、王力叫来汇报工作。”这种故意颠倒顺序、歪曲史实的的做法只能说明作者的卑鄙无耻。）

　　王力回忆说，直到这时，主席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要代表团作有关准备。总理原定十五号当天要赶回北京，我（王力）很着急，向主席请求：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王力）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于是，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周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好话坏话都让讲完。会议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

　　十八日下午，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十二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用毛笔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可是，绝对秘密的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总理的讲话内容很快就传了出去（这不可能是王力泄的密）。总理代表中央宣布的三条决定（后来变成了王力的四条指示）立即象原子弹一样在武汉三镇爆炸开来。

　　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政委回去立即向干部战士传达的，在会上，政委蔡炳臣和师长牛怀龙还向部下交代，你们对外不要提周总理，主要对着王力来！随后，“百万雄师”的人们也很快知道了总理的讲话内容。

　　后来，包括“百万雄师”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和文章皆说是王力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出风头，别有用心地代表“中央文革”首先把这三条捅出去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王力回忆说，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都是中央在北京的既定方针。这些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纲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总理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七月十八日晚九点半散会，总理吃过饭才乘飞机返回北京。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边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讲“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治、王力做“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

　　十八日深夜送走总理后，谢富治带领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到了水院（“钢二司”的总部）。此行王力开始反对过，但谢富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水院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都讲了话，每个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出中央确定的方针。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在讲话中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注：经查这是历史事实。）

　　十九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我（王力）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象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这话他们不爱听，说我太狂。我是受命协助总理、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我的讲话没有出格，没有原则错误，关键是不合他们口味。（注：若当时王力胆敢违背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的“圣旨”，代表中央文革坚决支持他们，再骂他们的祖宗他们也高兴。）我讲话时间长，谢富治累了，早回去休息了。我回到东湖宾馆后，没有睡，帮军区修改检查。我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我认为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我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从以上王力的回忆看出，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把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而不是中央文革的意见——给“钢工总”平反，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等对军区正式宣布的。如果说“捅马蜂窝”的话，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先捅的。按说，既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讲的，就不叫“捅马蜂窝”，而应当叫“圣旨”，必须贯彻执行。王力给他十个“豹子胆”，也不敢造谣和伪造“圣旨”。

　　王力回忆说，主席离京前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毛泽东的确是这么说的。为什么要保陈再道？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央就批评了陈再道，说武汉军区支左镇压了革命群众，抓了许多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武汉造反派们被陈再道压制打击的厉害，这次得到了出气的机会。“打倒陈大麻子”的口号和标语充满了武汉三镇。陈再道又急又怕，不知凶吉如何，只好检查，日子很不好过。毛泽东知道陈再道日子难过，他并不想打倒陈再道，他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为了让陈再道听话，改正错误，他要把他放到火里烧一烧，放到油锅里炸一炸，到差不多时，再把他捞出来，吃起来才香。这就是毛泽东教训部下的英明策略。尝过“油锅”滋味的“老家伙们”捞出来后，绝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用惯了这个办法，但他犯了经验主义，他没有想到，后来有一个人不买账，那就是邓小平，此是后话。

　　“大老粗”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毛泽东后来从武汉“走麦城”后这样骂陈再道。可骂归骂 ，毛泽东始终没有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的确“头脑简单，思想糊涂”，他不知道毛泽东事实上是保他来了。毛泽东把谢富治、王力调来武汉，实际上就是要让他们帮帮陈再道，让他按照中央的意见作个检查，做好下层工作，稳住武汉局势。至于方向路线错误，那算什么？全国所有军区哪个没犯方向路线错误？就你陈再道“金贵”，不让说？文革中，方向路线错误值几个钱？连毛泽东都说，“方向路线错误算什么？改了就好。”你陈再道真是一根筋！

　　武汉军区（主要是独立师）一些人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对中央的决定不理解，接受不了，他们甚至怀疑陈再道出卖了他们。他们比陈再道更革命，更“金贵”。他们不甘心被说成“保守派”，更不承认什么“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要向中央讨个说法。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了”，他们“造反”了。

　　吃柿子要检软的捏，“造反”当然要看对象。于是，手无军权又树大招风的“文革大员”、秀才王力成了“雄师”们的“出气筒”和攻击目标。

　　历史不能假设，假如当年不是王力，而是——例如杨成武或陈再道——处在王力的角色，不知历史结果将会如何？

　　许多历史学者和当事人后来认为，鉴于武汉当时的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判断失误：低估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的对立反抗情绪；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权威；不应该让镇不住局面的谢富治、王力出面，而应当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召开百万军民大会，直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武汉，并播放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方向路线错误改了就好”等最高指示。或者，毛泽东就干脆出来向官兵们挥挥手，那结果会如何呢？

　　笔者认为，如果那样，情况可能大不一样。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某些人再给他们十个胆，也不敢把周恩来和毛泽东抓起来。毛泽东既然能八次接见红卫兵，为什么不能接见武汉军区团以上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呢？

　　但是，事实无情地嘲弄了笔者的幼稚。据多年研究文革和武汉事件真相的权威人士讲，武汉当时的形势，就象决了口的长江大堤，谁也难阻挡了，包括陈再道和周恩来。据一些当年的“百万雄师”朋友说，当时，我们心里知道谢富治和王力绝对代表中央，我们也知道周恩来和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我们就是要逼迫中央改正错误决定，支持我们。两派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压抑的情绪象堆集的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谁来都是一个样子，只要不支持我们，甚至压制我们，我们绝对造反。就算不是王力、谢富治来，换了别的中央首长，我们也照样找借口围困“东湖宾馆”，但采取的方式可能要文明些，对周恩来当然不可能绑架和打伤，但辩论、质问、围攻几小时甚至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陈再道讲话也基本不大管用了。我们和独立师的许多人都象疯了一样，豁出去了，大家都认为是为真理而战，根本不想后果，几十万人，还有武器，谁挡得住？幸亏有王力当了出气筒和替罪羊，否则，后果真难设想。

　　乖乖！如此说来，可怜而伟大的王力，他几乎挽救了中华民族的一次内战危机。如果不是王力、谢富治乖乖地奉命充当了替罪羊和出气筒，周恩来必然要出现在第一线。而周恩来（后边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无论有多高的谈判艺术和领导魅力，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和中央的“旨意”。照“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当时的水平和状态，连陈再道等人也控制不了了，那周恩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出气筒而出现意外。只要周恩来受到了围攻甚至伤害，全中国必将大乱。那样，历史后果将很难预料了。

　　以上所言，虽一家之言，但决非危言耸听。1967年的北京，反总理的一小撮真正的“516”分子正在疯狂地“作案”，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后果“罄竹难书”。

　　王力其人，参加革命不早也不晚，文革前就是中联部副部长。他既有些真才实学，又爱夸夸其谈，书生气太浓。用权延赤的话说，这种人棱角足，喜张杨，锋芒毕露，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下过几次地狱，再回首，方懂得“秦城难”。权老弟这话有些道理。但因书生气太浓、锋芒太露就把一切坏事都推到人家头上，让人家下十五年地狱，未免太残忍了点吧！

　　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一九六七》一书中说：杨成武问总理“谢富治、王力他们怎么来了？”总理说“谢富治是我让来的，王力是自己要求来的”；杨成武问总理，“他来干什么？”并掩饰不住对王力的反感。杨成武见谢富治、王力来了，又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杨成武）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

　　上述令人吃惊和肉麻的话究竟是杨成武同志的原话还是权延赤同志的杜撰，本人不得而知，但无论是杨成武的话还是权延赤的话，笔者认为都是天大的笑话。大作家权延赤同志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自由主义的失误，令人万分遗憾。

　　写记实文学首先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写科幻小说。什么叫“王力自己要求来的？”什么叫“王力带来的北航红旗四名小将”？这种话按在小学生头上还差不多，按在周总理和杨成武头上实在是大不恭。难道杨成武同志真的“看到王力和北航红旗四个人来了武汉”，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特殊予兆”吗？照此说法，真是太抬举了王力、井岗山、尹聚平之流了。

　　权延赤先生是写文革宫庭秘史的“大家”，他写的许多书很爱欢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但是，权老弟的题材都是“舶来品”。对“舶来品”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求精的过程，否则就有“假冒伪劣”之嫌。写了那么多东西，难免有人打盹、笔打滑的时候，这点，笔者非常理解。

　　据本人所知，一九六七年的杨成武，是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造反派的。一九六七年的杨成武，也是坚决支持中央文革的。否则，他不可能当代总长，也不可能当毛泽东的忠诚卫士和联络员。“七二零”事件以前，王力正红得发紫，王力以前同杨成武未共过事，没有深交，也没有成见，杨成武不可能一见王力就反感。不能因为王力后来打倒了，就按照相当然的理解去写历史。

　　据本人所知，杨成武一直是支持“北航红旗”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北航成立革委会时，是我派人把聂老帅、杨成武、肖华他们请来的。杨成武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和赞扬，我们始终引以为荣，引以为戒。聂帅、杨成武、肖华等人对北航红旗的支持，惹火了林彪、江青之流。后来林彪、江青把肖华、杨、余、傅打成了“北航红旗”和“天派”的黑后台，“五一六”的黑后台。以上是文革中路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后来，杨成武同志受迫害以后，重新认识了“文革”和林彪、江青、中央文革之流，对他们恨之入骨，这是后话。不能说杨成武同志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就反对中央文革，把王力和北航红旗小将视为魔鬼，这不可能是事实。权老弟有些事不清楚应反复核实、调查，不应该相当然地杜撰，直至把井岗山写成了韩爱晶，把尹聚平写成了谭厚兰。（笔者注：文革之后大量出版（包括香港某左派出版社）的所谓文革文章、书籍、秘史、记实文学、派性文章或奉命文学等大量充斥着类似权延赤大作中的超级笑话。按照今天法制社会的观点，某些文章的作者已经构成了“指鹿为马罪”、“误人子弟罪”和“胡说八道罪”。）

　　按《微行》书中描述，周总理事实上批评了杨成武。周总理说，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是中央代表团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杨成武干好你自己的事，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安全就行了。

　　七月十九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十八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

　　七月二十日凌晨，谢富治已经休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听王力传达主席的讲话内容，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头头朱兆强、班尔杰、罗得胜、夏菊花等人指挥着这些人包围了“百花二号”楼，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井岗山、吴介之、尹聚平、胡慧娟等人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朱兆强、班尔杰带人冲上了二楼。（注：当时工作人员都挨了打，但并没有“一个个被打倒在地”，井岗山也没有“被打得口鼻流血”。）

　　这时，宾馆门口又陆续开进来几辆汽车，冲进了许多人群，东湖宾馆的大门警卫已经形同虚设，而附近的“梅岭一号”楼里就住着毛泽东。这点，“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许多群众可能是不知道的，但个别军官和头头是知道的。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乙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听见外面震耳欲聋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谢富治让王力待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对着王力来的。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个个握了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年轻漂亮的“百万雄师”头头夏菊花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菊花昂着漂亮而坚硬的脑袋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挤满了会议室。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说话，人群中又喊叫了起来。

　　“你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一见王力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人们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纷纷指责他，说什么话的都有。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瞪了陈再道一眼，心想，你陈再道这不是火上浇油吗？但又一想，既然你司令员、政委都来了，今天绝不会发生什么出格的事，于是他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这下立即惹火了在场的人们。

　　“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

　　井岗山等人看事不好，大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一下更惹火了‘百万雄师’的人们，有人挥舞着拳头，要上前抓人。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挨了许多拳头。

　　这时，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哗、哗”地拉动了枪栓，对准了王力，要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王力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它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今天必须谈，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人们又乱了起来。

　　这时在场的陈再道司令员一直一言不发，说他心里偷着乐可能不是冤枉他。

　　谢富治气坏了，指着陈再道大声呵道：“我叫你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下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到谢富治那气得发抖的样子，又望望王力、余立金、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红卫兵那着急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陈再道在关键时刻够朋友，讲义气，真是他们的好司令。

　　人们继续围攻王力 、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这时，如果说中央代表团的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倒也是事实。

　　由于现场僵持了很长时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军区官兵和“百万雄师”的人们不耐烦了，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陈再道这时和谢富治、王力等人站得很近，他正在得意地摇摆着手讲着什么，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突然冲了过来。陈再道只感到头“轰”的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几拳头对着他的后背和前胸砸来，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这时有人喊：“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大喊：“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这个“百万雄师”的“拳王”赶紧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骂骂咧咧地说：“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拳王”是“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他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四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这时，因打错了人恼羞成怒的罗得胜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又乱了起来。

　　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朱兆强喊：“大家别跟他噜苏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人们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

　　混乱中，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王力回忆说：“他们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了武汉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他们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标，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象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给我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标。（注：事实上早已撕掉了他的帽徽、领章，连衬衣的口子都撕开了。）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去，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了，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的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有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

　　从上面王力的回忆看出，一年遇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王力又犯了秀才的毛病，事到如今还装好人。被人家“打的一塌糊涂”，鼻青脸肿，连脚骨头都被人家踢碎了，还口是心非地一个劲地替人家说好话。

　　关于王力被围攻殴打的场面，后来许多版本大同小异。当时场面乱哄哄的，很难写的十分清楚，但基本的事实不能无中生有，南辕北辙。据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人民日报》资深记者纪希晨老先生的力作《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说：

　　“（当时）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地）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注：括号里的词是笔者所加。）

　　纪老先生自称访问过王力，但他的书中明显地对王力的话断章取义，真真假假。据笔者了解，不管在“720”事件中还是后来，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讲话没有错，是代表中央讲的。因此当时他不可能吓得“目瞪口呆”，“连连认错”，更不可能承认自己“胡说”。王力生前多次对笔者和他人讲过，他的话都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有些是原话。如果承认自己是“胡说”，就是骂主席和总理。看来“胡说”的人不是王力。

　　据当事人回忆，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羞辱、悲愤难当，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去了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到达门口时警卫不让进。这时有几个军人认出了他，故意喝道：“你是什么人？”谢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对方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这时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吴介之看事不好，急忙把谢拖上汽车，逃走了。

　　令人感叹和难以置信的是，当王力在军区大院里遭揪斗和毒打时，吓坏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将军。他可能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陈司令脑子简单，他当政委的可不能也简单：王力是“钦差大臣”，出出气就完了，这样下去，很可能被打死。在封建社会，打死“钦差大臣”，那绝对是“犯上作乱”，是“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也是“钦差大臣”，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钟汉华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别打了！别打了！”但根本制止不了。最后钟政委不得不向部下们下了跪，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会被当场打死。

　　后来，在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和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等人的救援下，王力化装逃出了军区大院，先被安置在小洪山上 ，后被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派人接到了空军司令部。这中间惊险动人的情节不亚于金庸小说，本书因故从略。王力对钟汉华、张昭剑等人的救命之恩一直十分感激。多年之后，钟汉华将军去世时，其家属通知了王力，王力发去了悲痛的唁电，对钟汉华表示了深深地哀悼，这是后话。

　　当失去理智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官兵大闹东湖宾馆的时候，住在附近“梅岭一号”楼里的毛泽东的安全绝对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百万雄师”的群众当时可能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东湖宾馆。他们的目的是对着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来的，但在现场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是知道内情的，面对如此混乱和危险的形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难道不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笔者想象，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有一个坏人或神经病者混入其中，就不是闹着玩的。

　　历史的事实是，“梅岭一号”楼一直处于杨成功武和汪东兴指挥的“8341御林军”的保卫下，闹事的“雄师们”也的确没有包围和冲击“梅岭一号”楼。有人（包括纪希晨老先生和陈再道将军）对此沾沾自喜，甚至表功，说什么“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陈再道也说：“如果我真的要高‘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笔者认为，陈再道老将军的确是冤枉的，他是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者，他没有也不可能搞“反革命兵变”。但是，对“兵变”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出入。你陈再道司令员不搞“兵变”，你手下的人就搞不了吗？只有把毛泽东、周恩来抓起来才叫“兵变”吗？如果当年武汉军区的一个团长带领人马把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抓了起来，并打断了他的腿，不叫“兵变”吗？！至于说“720”事件发生时，“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对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具体情况，笔者没有第一手资料。本书的宗旨是记录和评论历史事实，尽量以正视听。由于不是记实文学，不便发挥和想象。

　　（笔者注：下面的情节摘自师东兵的记实文学，写得十分精彩，照抄如下，仅供读者参考。）

　　这时天还未亮，毛泽东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惊醒，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惶恐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你赶快离开险地！请你赶快离开险地！”

　　电话不知谁打的，毛泽东“啪”地一下摔下了电话，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许多人已经冲进了宾馆。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难道陈再道今天想效仿当年张、杨二将军，让我当蒋介石第二不成？

　　门被“咣”地一声推开，毛泽东一惊，警卫员小高上气不接下气地闯了进来，“主席，局势危机，我们赶快离开吧！”

　　毛泽东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有不少军人。”小高着急地说，“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气愤地说，“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里来了。他陈再道想搞兵谏，让我就范，休想！我可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事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吧！”小高的脸涨得通红，上前来搀住毛泽东的臂膀。

　　“我不走！”毛泽东使劲推开了他，一挥手说，“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小高，你别怕，跟着我你死不了，即使死了，也是光荣的。”

　　“主席！”小高“扑通”一下跪在毛泽东面前，抱着他的腿哽咽着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毛泽东爱怜地抚摩着小高的头，给他正了正军帽，泪水盈眶地说：“傻孩子，到哪里躲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小高突然想起总理曾交代由武空副司令刘丰负责主席的安全，便要通了刘丰的电话，把话筒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说。

　　毛泽东火了：“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这时杨成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件军装，满头大汗。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已经平静下来，点上一支烟，问道。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和‘中央文革滚出武汉！’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你马上向专列转移。”

　　“莫慌！”毛泽东恨恨地吸了一口烟，“我撤离延安的时候还给胡宗南留了点纪念品。现在，我离开武汉，这里的东西都不要了，统统留给陈再道，看他敢要不敢要。”说完，简单扫视了一下屋子，转身就走，连拖鞋也未换。

　　“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杨成武问。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把他留在这里当人质吧！三十六计，走为上。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小高每人搀着毛泽东一根胳膊，紧紧地护卫着他，走下楼梯，来到院内，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战士们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毛泽东冲汪东兴感激地点点头，向后院走去。

　　走了一段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看，原来因没换鞋子，只穿着一双拖鞋，被草丛中的荆棘扎着了。杨成武急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自己穿了毛泽东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三人继续向前急走。

　　“站住！什么人？”树丛里传来一声压低声音地猛喝，并拉了两下枪栓。毛泽东、杨成武、小高三人立即停住。突然几束强烈的手电光照了过来。杨成武和小高立即本能地护住了毛泽东。光束在杨成武的脸上照了一阵，只听“哎呀”一声，电筒光熄灭了，几个军人从树丛里跑了过来。

　　“对不起，原来是杨代总长！我们是武空警卫连的，在这里负责警戒。今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我们奉命来保卫这里。”一个军官向杨成武举手敬礼、报告。

　　杨成武和小高松了一口气。杨成武命令他们继续执行任务，同小高搀扶着低着头的毛泽东匆匆地离开了。

　　穿过了树丛和花丛中间的小道，翻过了一个斜坡，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周围寂静无人。小高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然被拧开了。毛泽东笑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是真正地走后门呀！看来前门走不通走后门也是个好办法嘛！”

　　穿过小门，三人来到了东湖西岸。老远就看见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站着一个人。双方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那人迎了过来，小高上前轻声问道：“是刘司令吗？”

　　“是我。”刘丰迟疑了一下，用手背揉了几下眼睛，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代总长杨成武时，立即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带着哭腔说：“毛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员的班房，尝尝滋味，可你们不让我尝。算了，让别人尝去吧！”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没有引起任何笑声。

　　“主席，上车吧！”刘丰说。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刘丰的话，他双手叉腰，回过身去，久久地凝视着前方的东湖宾馆和他住过的那座米黄色的小楼，一言未发。半天，他突然转过身来，笑着说道：“陈再道真是一头蠢驴。他要是派一支兵马把守住后门，我还能逃得出来吗？看来，这真是天助我也！”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赶到了戒备森严的“专列”上。）

　　陈再道司令员在他的“七.二零”事件回忆文章中，把自己说成了受害者。这篇经过武汉军区秀才们捉笔的、流芳百世的重要文章说道：“那些楞头楞脑的战士，怀着让人难以揣摩的动机，气呼呼地冲到我们面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我就是一阵拳脚、枪托，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怒……我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办法是忍受，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在我挨打的时侯，王力趁机溜进了房间。

　　“战士们冲进房间，找到了吓坏了的王力。由于王力不肯跟他们走，他们强行把他塞进了汽车，一直拉到军区大院里……”

　　武汉军区的秀才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言过其实给陈司令员帮了历史的倒忙。

　　就算陈再道将军说的全是实话，那也够可以的。作为堂堂的上将军、大军区司令员（不是小排长小连长），被自己的战士“用拳脚、枪托乱打一顿”，且“任他们踢，任他们打”——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陈再道一人。按照陈司令员的描述，不管王力和中央代表团被抓被打与否，也不管旁边不远的“梅岭一号”里住着毛泽东，单凭当兵的这么暴打自己的司令员，就绝对是反叛和反革命行为，如果不是周瑜打黄盖的话。笔者不知道这些暴打陈再道司令员的大逆不道的战士们后来怎么处理的，是枪毙了，复员了，还是升官了？

　　据目击者说，陈再道的确是挨了“战士”几拳，立即被制止了。那个“战士”——“百万雄师”的头头罗得胜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

　　据扬成武告诉权延赤说，王力根本没有进房间，王力在外面就被抓走了。

　　据王力自己说，他当时听见吵闹，自己走了出来，被人认出，上来就打，并被抓走了。他没料到陈再道的兵这么“勇敢”和厉害。他虽没带过兵，但也是见过世面的，并没有吓坏了。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陈再道司令员的“苦肉计”演得十分成功。现在看来，陈司令员的挨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话说张根成被抓走后，拉到了独立师一间平房里。地上有草垫子，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着他。张是现役军人，他的领章、帽徽也被撕掉了。张根成浑身疼痛，最后倒在草垫子上睡着了。

　　咪咪忽忽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来人问：“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无。他仰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听不清楚了。

　　笔者后来才知道，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不管他们是谁，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武汉军区（特别是独立师）的许多人是知道毛泽东在武汉的，而且，这些人中，确实有胆大包天惟恐天下不乱的人物，虽然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军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说的玩笑话。

　　后来，在周总理的命令下，武汉军区独立师的人才把张根成交了出来。

　　张根成是河南人，文革前是部队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团级干部，后上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七.二零”事件后的一天，在北京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找他谈话，突然宣布对他拘留审查。谢富治说：“进去以后不要自杀，将来还要为党工作。”陈伯达说：“你主要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不要胡说八道。”出门时，周总理看见了他。周总理急忙赶过来紧紧握着他的手不放，但什么话也没说。告别了总理，几个当兵的突然从屏风后冲了出来，把他押上了汽车，直接送到了秦城监狱，一下子就关了七年半。放出来时，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送回了原部队，不久转了业。

　　张根成现在南方开公司，办工厂，当老板，日子过得很潇洒。多年之后当笔者夫妇去深圳他的家中拜访他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有今天，第一应当感谢秦城监狱，第二应当感谢小平同志。”

　　再说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据她自己说并没有人太刁难她。卡车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可能因抓到了王力，兴高采烈，忘乎所以，把尹聚平忘了；也可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百万雄师”的女将，不知道她是中央代表团的。尹聚平一看，将计就计，车上的人喊口号，她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停了一下，她趁车上的人未注意，迅速跳下了车，消失在人群中。

　　感谢“百万雄师”的弟兄们放了尹聚平一条生路。

　　当时，武汉大街上人山人海，乱成了一锅粥。

　　尹聚平对刚才发生的事惊魂未定。街上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听说抓到了王力，个个欣喜若狂。实事求是地说，王力当时是中央首长，尹聚平挂记着王力的安危，想混进军区大院寻找王力，但她根本进不了军区大院的门，只好又混进了人群中。

　　尹当时刚二十一岁，没见过大世面，这次真是开了眼界。她只会说标准的普通话，不会湖北腔。她怕再次被抓，便跑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一点水喝，并打听往水利学院怎么走。女主人听她一口北京腔，问她是干什么的。尹说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女主人很热情地给她画了到水院的路线。尹感激地辞别了女主人，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开始只说自己是北京来串联的学生，借电话一用。“钢二司”的人便让她打电话。尹给北航办公室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水院“钢二司”总部的人一听尹是中央代表团的人，十分高兴，问长问短，立即把她保护起来，随后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报告了武汉发生的情况。其中一个女同学还把自己的衣服让尹换上。当天晚上，尹在水院望着东湖对岸的灯光，惦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危，心急如焚。

　　王力等人被抓走后，胡慧娟也追着跑了出去，想去寻找王力。单纯幼稚的她万万没有想到王力会被拉到军区大院，猜想一定是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于是，素有“北航红旗侠女”之称的胡慧娟大义凛然，决定只身去闯“百万雄师”总部，舌战“群雄”，救出王力。结果走了半天，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她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时的胡慧娟对人民解放军是非常崇拜的，她认为王力到了军区就安全了。于是，她找地方打通了东湖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回武汉，并说现在尹聚平可能在水院。胡慧娟高兴极了，步行了几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水院，见到了尹聚平，并告诉她周总理已返回武汉，尹聚平的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二人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赶回了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尹聚平一见到总理等人，立即拉着总理的手哭了起来。

　　接到尹聚平的电话后，北航红旗立即炸了锅。许多红旗战士要上街游行示威，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韩爱晶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和行动方案。我和头头们都集中在韩爱晶的办公室里，随时关注着武汉的消息，许多人都为井岗山等四名红旗战士的命运担心。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伟大领袖正在武汉，这还了得？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坐镇北京的林彪、江青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同时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秘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信以江青的名义签发，江青派邱会作带密信立即飞赴武汉，

　　7月20日下午3点多，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 ，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知道了这一绝密情报。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空军机场领导紧急同北京和空中的周恩来联系，请总理改降空军“山坡”机场。这件很少有人提及的重大历史事实，被周恩来的随身保健医生张佐良证实。张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才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下午）近5点钟，打开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部队的）解放军战士们好象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旦下达战斗命令，这些8341部队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张医生这一段亲历文字写的很好，有一种真实感和“悲壮的美”。只可惜他写文章往往“画龙”而不“点睛”。他没有说明“谁”威胁着毛泽东的安全，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们会冒着“谁”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去。

　　就这样，在“百万雄师”们的逼迫下，堂堂大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不能在应该降落的地方降落而被迫改换机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张医生只字未提。

　　其实，张医生当时不知道，就在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暂时占领、周恩来总理不能降落的王家墩机场附近的专列里，坐着焦躁不安的毛泽东。

　　据张医生说，“周恩来下飞机后便被引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处理紧急事务去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又返回了王家墩机场。”这时，占领王家墩机场的“百万雄师”们已经散去了，这点，张医生没有交代。

　　周恩来最担心的是伟大领袖的安危。他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可谓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中共党史罕见。

　　周总理赶到东湖宾馆后，立即召集谢富治、余立金等人商量对策。井岗山等人听说总理来了，便想去谢富治的房间看望总理，刚走到门口，听见总理、谢富治等人正在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部队：东海舰队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火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汽车什么时候到达，某某军乘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井岗山等人一听是军事机密，便知趣地走开了。

　　周总理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一面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一面劝毛泽东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赶紧离开武汉这是非之地。

　　在周总理、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毛泽东极不情愿 地离开了武汉。7月21日凌晨2时，毛泽东打破从不坐飞机的惯例，由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乘专机飞上了天空。他老人家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艰难地吐出了三个字——去上海。

　　笔者有感。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把手，在自己分封的“诸侯”地盘上，自己想游个泳都办不到，自己的“钦差大臣”被抓了起来，自己也被逼得东躲西藏，差点成了“阶下之囚”，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这点，毛泽东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诗为证：

　　武汉三镇起风波。

　　伟大领袖陷“贼窝”。

　　落荒而逃惊回首，

　　万般无奈望“黄鹤”。

　　（注：“贼窝”系毛泽东自语。“黄鹤”，黄鹤楼，在武汉。）

　　伟大领袖毛泽东总算安全地走了。他到上海后，亲自打电话把陈再道骂了一顿：“你是陈司令吗？我告诉你，我毛泽东还活着。我正式命令你和钟汉华同志，无论如何给我把王力找回来，否则，惟你是问！……什么？你也挨打了？百万雄师还敢打你这位堂堂的陈司令吗？不管怎样，我毛泽东向你要人！”

　　在伟大领袖和周总理的追逼下，武汉军区8199部队和空军的官兵巧妙地突破了“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尾追堵截和一道道防线——这绝对是历史的事实，经过惊心动魄的50多个小时，终于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和谢富治等人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周恩来高兴地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块吃了晚饭，点名让井岗山陪着他出去散散步。井岗山受宠苦惊，很不好意思。他才二十一岁，没受过如此“恩宠”，他把同伴吴介之拉着，两个人陪着总理一边散步，一连聊天。

　　“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总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总理又询问了北航的一些情况，谈到了武光。井岗山赶紧问武光有问题没有。总理说：“武光好象没有什么问题。我听康老讲，入党时间可能有点问题，记不清了。武光还在你们那里吗？”

　　“在，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不让新疆的人抓他。”

　　“噢，你们要保护好武光，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

　　当天晚上，周总理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到机场看望负伤的王力并返京，并通知刘丰护送王力去机场。

　　要去机场，谈何容易？英雄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广大官兵已经把武汉三镇控制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工事，到处都是路障。大街上，人山人海，驾着轻、重机枪，端着长矛刺刀的“雄师”们乘着大卡车跑来窜去，去飞机场的路上全是“百万雄师”的人，一旦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经过周密部署后，由刘丰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四辆军车护送王力到达了空军王家墩机场。路上差点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马拦截，幸亏司机小郭驾驶技术高超，临危不惧，事后受到了部队首长和周总理的表扬。

　　东胡宾馆这边，经过周密慎重地研究，为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大胆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当然也是一个悲哀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

　　于是，周总理让大家经过简单地“化妆”，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六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大标语：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这一招果然灵光。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顺利到达了王家墩机场，此时已是7月22日凌晨3点多。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人们扶着70 多岁的总理来到王力的床前，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周总理决定尽快返京。

　　鉴于当时武汉纷乱的局势，回京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凌晨5时，周总理率领中央代表团成员乘飞机从王家墩机场又回到了汉口机场。飞机一落地，周总理立即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和8199部队的负责人开会，研究稳定武汉局势和其它重大问题。会上，针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某些人可能采取的更加过激行动——包括纷传的对造反派实行大屠杀阴谋，周总理亲自决定马上派空军进驻武汉各高校和武钢厂，保护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安排好紧迫的工作后，大家稍事休息。当天下午两点，周总理决定立即返京。他和随从人员乘一架飞机，中央代表团乘一驾飞机。周总理还要求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先起飞，后降落，在空中多停留一会儿，等他先到北京西郊机场后，再出来迎接，以掩外人之耳目。

　　后来才知，武汉“七二零”事件已被外电炒得沸沸扬扬。不少外电说王力已被杀害，毛泽东、周恩来已被叛军扣押，中国已大乱……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上站满了几万人的欢迎大军，这是在京的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刚下飞机不久的周总理带领在京的中央、中央文革、有关方面领导人走到中央代表团的飞机前，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几万名群众齐声欢呼，那场面够热闹的。我和北航红旗的学生们远远地望见谢富治、王力（被人搀扶着）余立金和井岗山等四位北航红旗战士们走下了飞机。

　　七月而二十五日下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本人亲自出席了大会。井岗山等四名北航红旗战士穿着军装同林彪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合了一张影。

　　数万人机场欢迎和天安门广场百万人大会，使王力顿时成了“红的发紫的大英雄”，这是事实。但这都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的，也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和周恩来同意的，不是王力自己要求的。

　　随后，中共中央（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高潮，随后不久，便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

　　武汉“七二零”事件过去三十五年了，成了历史。这个事件随着毛泽东的死亡、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和文革的全盘否定也已改变了性质，平了反。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多次，后来的胜利属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大批的红卫兵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最后还是成了反革命分子、坏头头和“三种人”，受到了残酷地镇压和打击。这，就是历史。

　　由于“胜者王侯败者贼”，所以历史事件的性质可以任意评价和改变，但历史的事实和情节是没法改变的，也是御用文人们不可能永远掩盖的，何况许多当事人还活着，任何一面之辞都不能作为历史的教科书。笔者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武汉事件”中采取的形式是不可取的。试想，如果现在某个军区，某些群众对中央政策不理解，有意见，就采取这种方式“造反”，“打、砸、抢”，动用枪杆子，扣押中央代表，逼得中央总书记亡命逃生，行吗？不枪毙了你才怪呢？如此浅显的道理，路人皆知。至于后来否定之否定，另当别论，此一时彼一时也！

　　但是，笔者认为，除了“形式”上不可取以外，“七二零”事件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搞得天下大乱，人为地把群众分成两大派。中央文革也好，反对中央文革的权力集团（例如各大军区）也好，皆是支一派，打一派（这是历史事实）。对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的许多做法（绝不仅仅是中央文革），许多人尤其是穿军装和穿过军装的人十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军区支左中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迫于毛泽东的权威、周恩来的面子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淫威，许多军区都忍了。陈再道的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中不怕死的人们忍无可忍，奋起造反，表面上是对着王力来的，事实上是对毛泽东的文革极左路线敲起的丧钟。毛泽东尽管受了奇耻大辱，大发雷霆，但事后他冷静下来后权衡利弊，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众怒难犯”的道理，在“要王力还是要解放军”这个问题上最后没有糊涂。为了稳住枪杆子，他权衡利害，最后淡化了对武汉事件和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并很快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以平息军界的不满。这也算毛泽东的伟大英明之处吧！陈再道老将军等人因此占了个大便宜，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可悲、可怜的替罪羊王力因此下了十五年地狱，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唾骂到死后的今天。

　　写到这里，笔者抛开“个人偏见”，由衷地向陈再道老将军和武汉军区敢于造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反的官兵们表示崇高的敬意。陈老将军虽出身于张国涛的四方面军（这是他文革中被林彪等人排斥的主要原因），但他一生忠于党和人民，也忠于毛泽东。他战功赫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人正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一条钢筋铁骨的好汉。本书仅对他“回忆录”中可以理解的个别失实之处作了论述，决无恶意。对于死去的、可怜的王力，生前曾反复说过，他没有整陈再道，他对得起陈再道，希望陈老将军谅解他。笔者希望陈再道老将军在九泉之下马克思面前不要再和王力打笔墨官司。

　　对于“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弟兄们，笔者佩服。要说文革中真正的造反派的话，惟武汉“百万雄师”是也！什么北京“天派”、“地派”，什么南京“好派”、“屁派”，全是小巫见大巫，全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保皇派”。“百万雄师”的好汉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真理，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用“革命的打、砸、抢”行动和“武装斗争”的方式，在全国首先向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发起了挑战，敲响了文革的丧钟。他们才是真正的造反派。虽然后来受到了打击、迫害，但是值得，历史将记下他们的丰功伟积。

　　历史证明，胜利者从来是无罪的。而真正的胜利者不是某些人封的，也不是单靠某几个历史学家说了算的。一切结论和真理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只有历史的车轮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才是永恒的。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事过35年后，有几位人物提到了文革中的“武汉事件”和“百万雄师”。一位是受人爱戴的大人物，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说：“文革中，我在武汉工作，我是‘百万雄师’观点的，造反派把我整的好厉害。”但据了解内情的武汉人说，造反派根本没有整过这位大人物，不但没整他，而且关系还不错。时间久了，人老了，记忆难免有误，不足为怪。

　　而两个小人物的对话似乎更应该“名垂青史”：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杨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想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

再说王力

　　文革中，王力既然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也没有反总理，更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那么他的错误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王力在文革中犯有左的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在文革初期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过程中，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

　　事实上，据王力自己说，他的错误比“揪军内一小撮”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自己坦白承认并深刻反省过，是他把毛泽东晚年的许多正式谈话，总结成那段有名的最高指示，成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影响了全党全国。

　　那段最高指示是：

　　“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写到这里，笔者饶舌几句。虽然连王力也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话错了，但孤陋寡闻的笔者至今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没有什么大错误。不但如此，历史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乎仍然是真理。正是毛泽东本人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按照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至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太累了一点，目的是怕人们忘了。但一点不讲，整天蒙头大睡，被人割掉了脑袋再打电话报警就晚了一点。当今的中国社会，如果有人硬要说没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恐怕是天外来客，或者借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装糊涂。

　　笔者认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过分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重用和支持林彪、江青等人干坏事造成的，不能说“阶级斗争”四个字是“洪水猛兽”，正像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扔了一样。王力为毛泽东总结这几句话我看不构成犯罪，虽然王力本人一个劲地对这个问题反复检讨。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七.二零”事件不久，林彪为打击军内的老帅们和反对派，提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在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中，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中央文革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社论，全国立即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伟大领袖发了火，赶紧找替罪羊。康生、江青、陈伯达把责任推到王力、关锋身上，把他们抛了出来。

　　中央文革小组一共那么几个人，领导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说日理万机，人人忙得要命。正在缺少人手的时候，却不停地从内部清洗人，原因到底是为什么？王力为什么被打倒？直接的导火线当然是“揪军内一小撮”社论问题，但深层和幕后的原因却鲜为人知。

　　笔者认为，虽然王力、关锋（后加戚本禹）等人是被中央文革当作替罪羊“端”出来的，但绝对是毛泽东作同意的。毛泽东这样做，目的是为了稳定军界，丢卒保车。文革这盘棋中，毛泽东一直在玩丢卒保车。在中国，秀才们象卒子一样，很好找，而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却不能轻易舍弃。毛泽东是用枪杆子打出的江山，他对和他一块从枪林弹雨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帅、将军们怀有很深的感情，只要不背叛他就行。林彪及其死党们若不是想谋害他，他也会手下留情的。而对秀才们，就不一样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什么可惜的。这就是伟大的政治家的治国之道。文革中的秀才们（上至陈伯达、康生、王力，下至大学里的红卫兵头头们）不懂中国国情，不懂政治，更没有“读懂”毛泽东。他们缺乏自知之明，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于是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后，只知拉大旗做虎皮，不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成为替罪羊和阶下囚，最后必然是爬的越高，摔得越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王力被打倒的另一个原因是书生气太足，得罪了江青、康生等人。

　　王力从一九五九年以后，思想比较左倾，这是事实，但他究竟是一九三九年入党的副部长级的老干部，不是造反起家的“小将”，多年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的指挥捧下转，毛泽东的话要听，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的话也要听。他思想上和行为上有左的东西，也有右的东西；有毛泽东的东西，当然占多数，也有刘少奇、邓小平的东西。文革前由于他有权直接请示毛泽东，所以常常同江青产生矛盾。这样时间长了，江青便对他有意见和看法。例如有一次，江青说：“你这个王力，我不找你，你从来不找我！你的眼里只有主席，没有我江青。”当时凡是江青下的指示，中央文革的人都照办，王力不识好歹，问道：“是主席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是主席说的，我们照办。”这就惹火了江青。

　　后来成立中央文革时，本来没有王力，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以后，王力才算中央文革的正式成员。江青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因为当时中央主要的秀才（如胡乔木等人）都打倒了，起草文件光靠新手不行，所以把王力留了下来。当时中央专案组由江青负责，是专门整刘、邓等老干部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成员全部参加专案组的工作。这事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事实上帮了王力的忙，王力没有参与整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王力最后免于起诉并差点被邓小平重新启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文革成立后，王力当了几天办公室主任，发文件时，王力坚持按原来的中央常委名单发放，就是说照样发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央文革小组及肖华、杨成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常委生活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点名要王力发言批评邓小平，王力一言未发，引起了江青的不满。

　　刘少奇被打倒后，王力在毛泽东面前多次建议应把刘、邓分开。江青知道后，指着王力鼻子说：“你为什么总讲邓小平的好话？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江青让戚本禹和八三四一部队在中南海里批斗刘、邓、陶夫妇。并动手打人。王力批评江青，说主席不同意面对面批斗刘、邓、陶，为什么不听主席的话？

　　“武汉事件”后，连谢富治都说：“想不到中央文革里还有你王力这样右的人。”

　　以上所述，说明王力被江青打倒是势在必然。

　　王力说，他同陈伯达熟，关系密切，同江青、康生一直有距离，敬而远之。当为“揪军内一小撮”问题找替罪羊时，江青首先端出了王力。

　　有了替罪羊，还须大作广告，人们才会相信。

　　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当时就认为：王力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文革里的黑手。

　　江青说，王力、关锋问题是我们搞出来的。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五一六”的黑后台。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插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钉子，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了。

　　陈伯达（不知羞耻地）说，都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康生说，王力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国民党，是苏修特务。他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江青同志先把王力、关锋，后将戚本禹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功绩，也是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的重大功绩。

　　周总理也说，王、关、戚确实是刘、邓司令部主持工作的时候，派他们参加了当时的文革小组。而正是现在的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亲自把他们觉察出来，把他们端了出来。

　　江青说，就算王力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

　　江青为了让毛泽东同意打倒王力，竟然对毛泽东说：“七.二零事件后，王力成了大英雄，自认为了不起了。他认为天下是他王力的了，不是你毛泽东的了。”这话恶毒透顶，但毛泽东最后还是听了老婆的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总理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扬成武、吴法宪等人参加。会上，主要是康生发言，给王力罗列了四大罪状：一：反军乱军，毁我长城；二：“八.七”讲话反周总理；三：反对中央文革；四：刘、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江青最后宣布对王力“请假检讨”，散会后叫王力、关锋立即搬家到钓鱼台二号楼，从此失去自由。

　　有人在“大作”中写道：周恩来神色冷峻地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四个卫兵立即把王力、关锋逮捕，押出会议室…… ”这样写历史很吸引读者，不亚于武侠小说。

　　一个半月之后，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后，又让王力“搬家”。这次把王力交给了卫戍区，送到了西山一座别墅里关了起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王力被囚车（未带手铐）送到了秦城监狱，一直被关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房客”几乎全是受迫害的高级干部和“要犯”，一般小偷流氓是无权光顾的。江青、康生等人指使他们的爪牙对秦城监狱的“房客”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王力在秦城受过的“礼遇”，是最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

　　王力回忆说，被关的头五年，不准放风，最初不给任何带字的东西看。五年睡觉不准翻身，必须对着牢门的小孔，那里有一双眼睛二十四小时始终盯着你。床是两条凳子支着一块破木板，一条破被子，一条破褥子。白天不准坐在褥子上，只能坐在木板上，要坐一定位置，哨兵从小孔里能看到你才行。饭不给吃饱，更受不了的是只给很少的水喝。窗子用黑布挡起来，使人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用喇叭对着你放一种噪音。不给看病，强迫灌一种药，吃下去使人产生幻觉。最可气可笑的是，有一次，喇叭里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声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现行反革命，立即枪毙！”就这样反复广播，一天宣布数次要枪毙王力。当王力作好了准备要赴刑场时，又突然宣布今天不枪毙了，明天再说。第二天又说后天再说。（读者，你们相信中国有这种事吗？但这是事实。）显然，江青等人是要把王力折磨死，或把他的大脑破坏。他们害怕王力知道的事情太多，对他们不利。所以采取这种世界上少有的法西斯野蛮手段对付王力。

　　文革中秦城监狱里的令人发指的黑幕已经披露了不少。王力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据当年的六八一三号“犯人”（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描述说，“监狱里夜里反而不那么平静，不时有一些声响冲破漆黑的夜空传来。“犯人”中有些还是孩子，病痛的呻吟、绝望的呼叫令人心悸。顶层有一个广东口音的小姑娘，日夜不停地大声广播，用广播员的口气讲些听不懂的胡言乱语；有一个女子不停地唱歌，总是那几句歌词，昼夜不停地唱。常识告诉人们，她们不堪忍受这里的侮辱和折磨，被迫害得神经失常了……（这里完全是）法西斯式的审查。来这里接管的军人，只会一件事，（就是）不择手段地折磨人、侮辱人，搞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小动作，丢尽了人民解放军的脸——当然这都是长官意志造成的……”

　　五年以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刘建章（出狱后曾任铁道部长）的夫人来探监，回去后把秦城监狱不给水喝等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作废。”此后，秦城监狱的日子才稍微好了一些。

　　后来，到了一九八一年，监狱里才可以发纸和笔，王力便向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不停地写信，揭发“四人帮”之流的问题，并写了大量宝贵的党内斗争史料，提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议，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了。

　　身陷囹圄自身不保的王力在那样的处境和条件下，仍“多管闲事”地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不停地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邓小平通过对王力长期、全面地审查后认为：王力（当然是现在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在邓小平等同志的过问下，王力终于结束了十五年的牢狱生活，离开了秦城监狱，恢复了自由，被安排在中组部招待所。据说，后来中央有人曾让王力探讨一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是天方夜潭。包括文革史大侠叶永烈先生也认为，王力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阐述者和拥护者，当年鼓吹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今天又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真不知道他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对此质问，笔者不敢苟同。真正的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全中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包括笔者和叶先生。不要忘了中国人的名言：浪子回头金不换；宰相肚离能撑船；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当年的文革中，邓小平同志诚恳检讨，保证“永不翻案”，难道后来翻案就错了吗？试问，中国有几个政治家和上层文人从生下来到死没有改变过政治观点？包括我们的祖宗在内的亿万中国明代百姓和官员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淫威下，后来都成了大清国的臣民；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当年许多人都信仰三民主义，甚至是晚清秀才、民国旧军人和国民党员，这有什么奇怪的？作为小人物，笔者也曾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今天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十一分拥护（还有一分持保留态度），难道不对吗？难道不行吗？世界在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也在变，这是十分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当年拥护文革的人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难道王力等人一定要顽固地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万万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背叛马列主义的黑会、邓小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是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算英雄好汉吗？

　　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仍不停地写东西，向中央提合理化建议。例如，他曾经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对文物政策提出建议，认为文物是全人类的财富，不应当整年锁在黑暗中，应当交流、展览，大部分文物应当允许自由买卖……

　　王力忍辱负重，希望以自己的错误教育后人，当然也想为自己开脱某些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是某些人始终不放过他，始终把他当成“四人帮”之流。就连他拥护邓小平、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成了“讨好权贵”、“别有用心”、“阴谋东山再起”、“文革余孽的反扑”。笔者实难相信，说这种话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懂不懂法律？有没有良心？如果他们是被王力迫害致死的人员家属，有情可原，遗憾的是他们某些人不见得不是“文革余孽”。文革初他们也支持拥护毛泽东，奋起造反，喊“打倒刘少奇”不比别人少，抄家、斗“黑帮”、打“黑五类”的勾当没有少干。笔者并不认为王力文革中没有错误，也不认为王力是多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是，请问，如果三十多年后仍喋喋不休地骂这个是“文革余孽”，那个是“文革余孽”，是不是想逼得“文革余孽”们站出来说两句？是不是惟恐天下不乱？文革中造反派组织起码占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造反派头头也不下几百万人，难道都是“文革余孽”？如果是文革余孽，那么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和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大人物们（决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是什么？某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拿王力这样一个文弱的“秀才”出气算什么本事？有本事把毛泽东的尸体换个地方，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幽灵”从地球上消灭，那才是“英雄好汉”！

　　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关照下，王力最后被免于起诉（王力从未被正式剥夺过公民权利，也从来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在陈云、王震、习仲勋等人的坚持下，王力最后被开除了党籍。邓小平权衡利害，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救人没救到底。

　　关于王力拥护邓小平和邓小平保护王力（差点重新启用）这件事，国内外许多人不知内情，甚至有人认为是胡说八道，但这是历史的事实。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反修斗争主要是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和康生具体领导的，王力是中共中央反修论战的主要笔杆子，应当说邓小平对王力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说王力是刘、邓的人也不算错。文革开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刘、邓派王力进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而江青对王力是不欢迎、不信任的，所以作为中央文革成员，唯有王力一人没有参加整刘、邓的中央专案组。虽然王力文革初彻底“投靠”了毛泽东并有许多极左言论，但他对邓小平始终是同情和说好话的。实事求是地说，他当时做到这点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在他东山再起之后，不可能把王力当做坏人对待，那样太不够“哥们义气”，就是这么回事。

　　据王力说，在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前两天，毛泽东曾对他说过，如果将来林彪身体不行了，中国的事情可能还要邓小平出来收拾局面。从以后毛泽东三次重新启用邓小平——尽管又三次打倒，但始终保留邓小平的党籍看来，王力的话是可信的。

　　王力是个热心人，有时候甚至童心未泯，有点可笑。他在秦城监狱中和出狱后，经常忘了自己的处境和身份，“多管闲事”。有两件事是令人感动的。

　　陈伯达被判十八年重刑关押之后，尚关在秦城监狱中的王力自身难保，却多管闲事。他想，尽管江青等人把他王力“端出来”时，作为“揪军内一小撮”社论的批发者陈伯达不但不保他，反而落井投石，但不管怎么说，陈伯达是他多年的领导和上级。王力刚参加革命时，很难看到毛主席的著作，倒是陈伯达的著作能看到，王力把陈伯达视为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现在老师遭了难，不管怎么说，应当给他说几句好话。于是王力在狱中向中央投书，说陈伯达活不了几年了，他还是干过一些对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情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陈伯达对王力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可是一个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这如何得了呀！于是陈伯达偷偷地告诉彭真、陶铸二人，让他们劝少奇同志赶快向主席检讨，刘少奇照办了。结果毛泽东主席推迟了整刘少奇同志的时间。另外，陈伯达开始主持写“五一六”通知时，没有那些严重的话，是主席和康生后来加上去的；上海刚开始一月夺权时，陈伯达反对过，认为不应该夺权，而可以监督；还有，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主张今后应以生产为中心，结果被主席否了。等等……

　　王力认为，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又已经关了十年了，可否让他假释以度苍生？“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笔者注：这话的意思大该是，给他一点小恩，他会因此而高兴、感激；惩罚过头，他会喊冤、发怒而抗议你滥施刑罚。）

　　可能中央考虑了王力的意见 ，陈伯达很快就假释了，中央并把他的儿子调来京照顾他，陈伯达感激涕零。

　　另一件事是向中央建议为黎玉同志平反。

　　黎玉，山西崞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一九三四年初，黎玉同志领导了开滦煤矿总同盟三万人反帝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山东进行土地改革时，黎玉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被打成“反党野心家”，撤消了一切党政领导职务，从中国革命的战场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当时王力在山东工作，了解有关情况。当时整黎玉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崇拜”、“个人野心”。历史的事实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两党代表开会或谈判时，对方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的像，我方当然不能挂毛主席的像，只能挂出黎玉的像，这完全是处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并非黎玉同志有“个人野心”。中央领导同志赞同王力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为黎玉同志平了反。

　　黎玉同志蒙冤三十多年。如此一位老资格的、功勋卓著的、一九二六年的共产党人，山东人民的父母官，如果不蒙冤，将为革命作多大的贡献呀！可惜，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哲学太厉害了。（注：看来，共产党自己人整自己人——而且往死里整——是有历史传统的。）

　　当时黎玉同志正在病中，可想而知，老病交加的黎玉得知自己终于平反的消息时，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感谢中央，也感谢王力。他立即约王力一晤，定于第二天上午见面。

　　不料，王力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医院时，黎玉同志却因过渡兴奋在头天晚上病逝了，二人失之交臂。

　　这就是王力，这就是被“四人帮”关押十五年至今仍被世人咒骂的王力。

　　听说王力出狱后得了癌症，我和尹聚平等人去看望他。满头银发、骨瘦如柴但精神很好的王力和夫人王平权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谈及对文革中的错误定性问题，王力没有把中纪委的定案文件和相关证据拿给我们看，只说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免于起诉，享受局级生活待遇。他反复强调这是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关照的结果，大有感恩戴德的味道。我当时听后，不禁哑言失笑。

　　我一笑王力太书呆子气；二笑自己也是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同王力半斤八两，“一丘之貉”，这使我简直有点受宠若惊。看来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是戴松紧带的，许多人都可以戴。

　　“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我说，“你的错误不过是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传声筒。就算错误，也是路线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凭什么开除你的党籍？你一没有发明‘揪军内一小撮’，二没有反周总理，三没有整刘少奇、邓小平。‘武汉事件’是毛泽东、周恩来自己捅的娄子，拿你当替罪羊。中纪委不是说不追究你的责任吗？怎么最后还是开除你的党籍？”

　　王力说：“我也想不通。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很少开除党籍。张国涛是投靠了国民党才开除党籍的。王明的党籍毛主席一直为他保留着。所以文革中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是错误的，造成被动。无论如何，刘少奇的党籍应当运动最后处理，这是主席的失误。”

　　“当时是谁积极主张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问。

　　“主要是江青、康生等人。根据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报告。主席、林彪、总理也是看了这个报告才拍板的。”

　　“对!‘刘贼’这个词就是周总理讲话中第一次使用的。当时我们听了还大吃一惊呢？”

　　王力感慨的说：“刘少奇的材料，都是四人帮专案组逼供信的结果。逼供信那一套，我算尝到滋味了。我一直认为，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和真正的叛徒、特务的口供和证明材料，不能轻信。他们一些人为了保自己，要他们写什么就写什么。”

　　王力谈了自己被打倒的经过，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不明白，今天还是好好的革命同志，一下子就宣布是坏人，就抓起来投进监狱。看来“政治斗争残酷无情”，“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没错。

　　王力谈了自己在秦城监狱里面受得罪，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笔者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中国开始讲法制了。当年审判“四人帮”的罪名中没有对你迫害的一个字。你可否重新以个人名义起诉“四人帮”和康生之流侵犯人权，违反宪法，诬陷、伤害等罪，并要求把江青、康生之流碎尸万段，赔偿十几年的肉体伤害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及误工费一亿元，或者一元钱也可以。若国内不受理，可向国际法庭和联合国申诉，如何？“

　　王力笑着说：“在国外完全可以，在国内就是开玩笑了。文革中错整了那么多人，有的人都整死了，我算死里逃生。要不是小平同志，我也早被折磨死了。我是有错误的，我希望以自己的错误和教训警示后人。”

　　关于“五一六”问题，王力说他在秦城监狱中从来没有人向他提起过，他当时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个“五一六黑后台”的罪名。我一听，又是哭笑不得。

　　“这就怪了！”我说：“全中国连三岁小孩都知道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可是我们去年去看望老同学的父亲肖华时，他也说被关押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人对他提起过‘五一六’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四人帮’要整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王力说，“‘五一六’就是‘四人帮’凭空捏造出来整人的，‘莫须有’嘛！当时我们这些人早被打倒关起来了，什么屎盆子都可以向我们头上扣。”

　　“可是抓‘五一六’是主席、林彪和总理发的指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同于‘犯走资派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像‘走资派’，有伸缩余地，还有‘犯走资派错误’和‘死不改悔’一说。”

　　“主席晚年有许多失误，文革中就更多了。这个问题，我也是一步一步地认识的。人老了，许多事情全靠汇报，偏听偏信的事就难免发生。像贺龙问题、罗瑞卿问题、杨余傅问题，还有我的问题，主要是听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话。他老人家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很难更改。文革问题，要不是发生林彪事件，主席是不会认半点错的。我多年在主席手下工作，深知主席的这个性格。”

　　“早知道中央内部是这个样子，当年打死我们也不当红卫兵造反派！”

　　“历史不能假设。斗争和灾难是宝贵财富。文革史无前例，不光对你们，对我们老家伙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人的一生还是经历一些斗争和受一点磨炼好。”事到如今，王力的“官话”仍然脱口而出……

　　王力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八日被货真价实地关押了近十五年。最后来了个免于起诉。这十五年算怎么回事呢？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判的是死刑或无期以上，死在了监狱里。而陈伯达、姚文元、黄、吴、李、邱等人正式判了重刑的皆比不上王力坐牢时间长。笔者查了一下，文革中，正式关在秦城监狱十五年可能是秦城犯人的“吉尼斯”。文革中被迫害、关押、致死的老干部们还有个平反的追悼会，王力最后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王力因喷门癌扩散转移病逝于北京某医院。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除家属亲友外还有二百多人，其中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各种人物。许多人对王力的死十分悲痛，悼念王力的花圈、挽联、诗词摆满了医院的地下室，可是，正当遗体告别的时候，有人突然拉掉了电闸，家属只好借来应急灯。这种与死人过不去的作法实属小人之举，令人愤慨。

　　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是人还是鬼？历史的事实应当恢复其真面目。王力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而不是坏人，充其量是个令国内外反华反共小丑们和右派先生们讨厌的左倾分子。（注：王力至死把“同志”二字看得很重，其实“同志”这两个字现在已经不太值钱了。）秦城监狱十五年地关押远远超过了对他错误的惩罚。王力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主要起草者，中苏论战虽然早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笔者至今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的政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没有错。

　　顾炎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姓“社”还是姓“资”，决不是老百姓不必过问的小事。君不见资产阶级上台之日，罗马尼亚党中央总书记的胸膛上挨了几十发子弹；共产党的省委书记看大门没人要；铁托的故乡南斯拉夫成了北约的耙场；中国的大使馆成了人家的炮弹坑。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挖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祖坟”的人将大有人在，但绝不可能是王力和我等造反派们，而只能是共产党内、外的叛徒、败类和贪官污吏们，还有吃“肯德基”、“麦当劳”和“日本料理”长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权贵们，或者是那些自命不是“文革余孽”的家伙们。

　　如今，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早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也差点成了“反革命组织”。戈尔巴乔夫之流逆历史潮流而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取消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早已得逞。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当年苏联也搞过文化大革命，苏联共产党后来绝对垮不了台。这话有没有道理且不论，但历史的血淋淋的事实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苏联”被肢解；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毁于一旦；一夜之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成了“反革命”，成了非法组织和在野党；许多老共产党人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这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好处”！“苏联”的解体，打乱了东、西方的战略平衡，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力量，使中国暴露于世界反华、反共势力的最前哨。作为中国人，我们面临的威胁和即将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历史证明，前苏联这步棋，是苏联共产党人自作自受。尽管反共的先生们认为共产党完蛋是大好事，但笔者不敢恭维这种论调，因为它首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之前就看到了苏联这步棋，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当然也为了巩固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永远的统治地位，他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搞了很多极左的东西，但目的是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不倒，如此而已。可惜，他的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树敌太多，伤害了大量无辜。在他死后，被别人全盘否定。

　　据苏联解体多年之后的俄罗斯《独立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年，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而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消灭极权主义时扼杀了共产主义；他在试图将自由引人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扼杀了民主；他试图在原有的疆界内放松帝国时，既打破了疆界，又葬送了帝国。人们不理解，他到底是缺乏领导能力呢，还是故意要那样做？”很快，戈尔巴乔夫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打自招地承认，他从中学时代就想取消苏联共产党，消灭共产主义。

　　不管历史怎样发展，戈尔巴乔夫之流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奇怪的是，现在有一股嚣张的妖风邪气，谁要是说两句共产党、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好话，立即被骂为“土老帽”、“极左派”或“文革余孽”，而“极左派”和“文革余孽”成了某些人骂人的口头禅。更令人悲哀的是，某些吃过文革极左苦头的大人物们为了一时痛快，不顾后果，容忍甚至纵容这种妖风邪气，令人可悲。骂人谁都会，整天骂“文革余孽”的人中不能说没有好人和“精英”，但其中有许多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孝子贤孙、美国佬与日本鬼子的杂交种和数典忘祖的中国人的败类。在当前国际国内反共反华势力猖獗的今天，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人云亦云装糊涂，更不能助纣为恶，视共产党的江山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儿戏。否则，伊拉克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

　　王力文革初犯了极左的路线错误，但他一没整刘少奇，二没整邓小平，三没整陈云，薄一波、习仲勋等人，他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他不应该为“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错误负太多的责任。

　　王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临死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邓小平和新一代党中央仍然寄予了无限的深情。他虽然已经被开除出党，但他仍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是中国文革中的悲剧人物之一。

　　“要留清白在人间”是王力临终前的遗愿。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有的人活着，如行尸走肉，对别人，对国家，对民族来说可有可无；有的人死了，却仍然被话着的人怀念或议论，因为他对社会的功过影响着后人。王力的骨灰撒进了大地，他的文章、著作和脚印却留在了人间。他的是非功过任凭后人们评说去吧！王力就是王力，他已经听不见了。

　　公元二零零二年，百万字的《王力反思录》在香港隆重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了畅销书。大陆许多骂了王力多年的人们看了该书后，了解了历史真相，改变了对王力的看法，纷纷向王力的家属表示友好地慰问。该书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成为“达官贵人”送礼的首选之物。王力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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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作者长篇纪实小说《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