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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橙宇 http://***/s/blog_bf6958280102yc4u.html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将曾国藩的文言文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权当没有看见。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1.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2.由此一个社会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3.当事态严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獗词，连允许有限腐败的狗屁话都敢讲了。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出于特殊时期，说得更有些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
而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与民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
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在社会层面上，“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就呈现出溃败的状态。
其三是说，财富有了贫富不均，权力有了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而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
于是乎“外人”——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好处；“霄小”——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为民国的监察院长，作为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权分立的监察院，想来于老先生，再联想到曾国藩，不能不承认，这些先贤比常人有先见之明。
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将曾国藩的文言文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说：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权当没有看见。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1.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2.由此一个社会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3.当事态严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獗词，连允许有限腐败的狗屁话都敢讲了。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出于特殊时期，说得更有些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
而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与民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
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在社会层面上，“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就呈现出溃败的状态。
其三是说，财富有了贫富不均，权力有了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而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
于是乎“外人”——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好处；“霄小”——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为民国的监察院长，作为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权分立的监察院，想来于老先生，再联想到曾国藩，不能不承认，这些先贤比常人有先见之明。
中国维稳费用已接近军费，谁是维稳对象？
http://***/s/blog_77dd52350102vrqa.html
首先，建立庞大的维稳机构。各地政府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
中国也有超过200万的警察部队。其中100万武警，此外，还有约400万名各类保安。保安人员400万的数据是2008年统计，四年里在数量上突飞猛进大幅增长，截止2012年，专家保守估计，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保安人员在900万人以上，这些人员被公安部当作非官方的警察部队使用。
其次，花巨资进行维稳。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随后有学者公开评价：该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维稳经费年年破纪录说明社会越来越动荡，水涨船高的安全成本也越来越令社会难以承受。
第三，维稳对象是谁？是迫害民众的贪官污吏？还是蒙冤受屈的上访群众？显而易见，群体性事件是维稳的对象。而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群体性上访。上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本来是一个好的制度，它不仅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还能了解基层情况。然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后，由于政策不公，大批下岗职工衣食不保，被逼无奈开始集体上访，诉讼合理要求和反映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于是政府就把上访群众看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信访总局对每年去北京上访的群众人数和来源进行通报，那个省市多，就会受到批评。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动用警力阻截群众去北京上访。“驻京办”变成了“截访办”，几乎所有的信访群众都有被劫的经历。有的地方官吏视访民如寇仇，殴打、拘禁、虐待是家常便饭，有的地方把人拉到荒效野外扔下作惩罚，有的地方把人抓回来后开大会示众批斗，有的送精神病院或者判刑坐牢。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更多访民遭遇的是折磨凌辱，很多人从黑发告到白发，最后在冤屈中悲惨离去，此等行为严重违法和侵犯了公民权。从法理上讲，政府既然设置了信访部门，那么群众上访就是合法的。其实，群众上访是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是对“青天”的一种期盼，也是中国几千来“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行为习惯。其实谁都不愿意越级上访，本地能够解决的问题，谁还愿意冒着被刑拘的风险跑到北京呢？势必是冤屈在身，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各地政府不是想把问题解决好，而只是想用高压手段阻止群众上访，把上访群众视为大敌，百般刁难、欺压、凌辱和迫害，这反映出了政府政策和立场的前后矛盾和对人民的冷酷态度以及内心的恐惧。这种做法只能把自己及早地推到人民的对立面，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的反抗情绪，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去治理群众上访的源头，不去惩治贪官污吏，不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只是想解决有困难的群众，无论花多少钱，雇佣多少打手，安插多少摄像机，购置多少先进武器和设备，最终都会在人民的唾弃中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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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庞大的维稳机构。各地政府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群众工作室、维稳信息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也建到了街道办。
中国也有超过200万的警察部队。其中100万武警，此外，还有约400万名各类保安。保安人员400万的数据是2008年统计，四年里在数量上突飞猛进大幅增长，截止2012年，专家保守估计，全国正式登记在册的各类保安人员在900万人以上，这些人员被公安部当作非官方的警察部队使用。
其次，花巨资进行维稳。据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并且，公共安全支出成为政府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随后有学者公开评价：该数字已逼近全年军费开支，完全可以用“天价维稳”来形容，维稳经费年年破纪录说明社会越来越动荡，水涨船高的安全成本也越来越令社会难以承受。
第三，维稳对象是谁？是迫害民众的贪官污吏？还是蒙冤受屈的上访群众？显而易见，群体性事件是维稳的对象。而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群体性上访。上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本来是一个好的制度，它不仅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还能了解基层情况。然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后，由于政策不公，大批下岗职工衣食不保，被逼无奈开始集体上访，诉讼合理要求和反映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于是政府就把上访群众看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信访总局对每年去北京上访的群众人数和来源进行通报，那个省市多，就会受到批评。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动用警力阻截群众去北京上访。“驻京办”变成了“截访办”，几乎所有的信访群众都有被劫的经历。有的地方官吏视访民如寇仇，殴打、拘禁、虐待是家常便饭，有的地方把人拉到荒效野外扔下作惩罚，有的地方把人抓回来后开大会示众批斗，有的送精神病院或者判刑坐牢。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更多访民遭遇的是折磨凌辱，很多人从黑发告到白发，最后在冤屈中悲惨离去，此等行为严重违法和侵犯了公民权。从法理上讲，政府既然设置了信访部门，那么群众上访就是合法的。其实，群众上访是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是对“青天”的一种期盼，也是中国几千来“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行为习惯。其实谁都不愿意越级上访，本地能够解决的问题，谁还愿意冒着被刑拘的风险跑到北京呢？势必是冤屈在身，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各地政府不是想把问题解决好，而只是想用高压手段阻止群众上访，把上访群众视为大敌，百般刁难、欺压、凌辱和迫害，这反映出了政府政策和立场的前后矛盾和对人民的冷酷态度以及内心的恐惧。这种做法只能把自己及早地推到人民的对立面，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的反抗情绪，是极其愚蠢的行为。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去治理群众上访的源头，不去惩治贪官污吏，不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而只是想解决有困难的群众，无论花多少钱，雇佣多少打手，安插多少摄像机，购置多少先进武器和设备，最终都会在人民的唾弃中消亡。
以上文章分析,箭头指向基层政府，地方五套班子，特别是导致清朝灭亡的都察，在政法体系带头，党领导的地方监察，扮演的官官相卫角色。官民矛盾是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官民矛盾也是政治体制的表现，世事轮回，步步如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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