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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爆炸的蘑菇云染红了天空，熏黑了世界媒体头版头条，震碎了国人的心。这是从美国“911”以来全球最惨烈的特大灾难，是中国近年来屡次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最触目惊心的特大事故。今天已有11名责任官员被立案，包括交通委主任、天津港总裁等7名厅官，还有没有更高层领导渎职被法律严惩？
极度爆炸危险的大型化工仓库，竟然建在天津港经济新区和码头中央，与社区为伍。附近居民浑然不知，犹如抱着一颗小型核武器威力的定时炸弹。肇事者和渎职者把投机取巧、颟顸骄横当自信，把脱离监管当荣耀特权。政府环评、安评、城建规划把关、危险品安全监管形同虚设，瑞海公司成为法外之地，成为灾难“恶海”。一个个渎职环节肆意妄为，点燃了惊天大爆炸的引线。噩梦，终于不幸降临。
国际灾难学家告诉我们，累积900个安全隐患，必出28-30个事故，引爆1个特大事故。一个特大事故的发生，是错误不断累积的必然结果，天津大爆炸不是偶然的。国家环保有三道安全屏障，一是公众参与的环境评估，二是法律制度，三是政府监管。腐败渎职让三道监管屏障成为摆设花瓶。
腐败大致有三种，一是贪腐，公仆官僚化，特权生活化，权力商品化，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二是恶政，与民为敌，与民争利，欺压百姓；三是懒惰，做太平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搪塞推诿，敷衍了事。中外历史证明，贪腐亡国，懒政误国。新一届中央下定了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彰显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随着震撼人心的反腐风暴和扎实推进的法治中国建设，各地官场贪腐与恶政大大收敛，但“庸政”、“懒政”有所抬头。震惊中外的天津大爆炸，就是贪腐渎职和“懒政”结出的恶果。“懒政”的本质，是宗旨使命淡化，价值观念扭曲，责任意识旁落，将为人民服务当成了负担和麻烦，骨子里依然是腐败的幽灵。
李克强总理曾怒批：“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天津大爆炸给全国人民一个懒政渎职祸国殃民的血淋淋案例。危险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腐败，腐败才是最致命的危险品。腐败冲击一切社会规则、秩序并加以破坏，将法律扭曲为潜规则。腐败必然导致渎职，渎职必然导致祸害。
用三句话概括“懒政”：事前“蜻蜓主义”。凡事不周全、不严谨、不深入、不负责，运动式行政依然大行其道，当官为牟利为乌纱帽，缺失专业素养、法治精神；事中“鸵鸟主义”。各种推脱，各种封堵，有错都是临时工干的。问责落马的官员犹如旋转门出来，不久又另谋高位；事后“喜鹊主义”。灾难的眼泪未干，问责反思的沸腾舆论，旋即被英雄赞歌掩盖，被各种感天动地消解。“最美逆行”新鲜出炉，哪有什么化学品大爆炸，分明是正能量大爆炸。
一万个赞美，不如一次深刻反省。在人祸灾难面前，怎能王顾左右而言他，流行中国式灾难美学？同样的安全事故和灾难不断再现，第一次默哀是震撼，第二次默哀是忧伤，第三次默哀是黯然，第四次、第五次、第N次呢？长此以往，积累的是民怨。只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避免灾难重复。最大的威胁，是缺乏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习惯性的哀悼，不如习惯性自省；习惯性的歌颂，不如习惯性法治。
天津大爆炸的尘埃已经落地，但公众对腐败渎职的忧虑并没有落地。一个个人祸悲剧警醒我们，国家要长治久安，首先要健全民主法治，法治要有至高无上的威严，要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监督的牢笼，让腐败者不能伸手、不敢伸手，让懒政者不敢懈怠，让特权温床一刻不得安宁。
第二，制度执行要严苛，尤其是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业领域，政府监管职能丝毫不可松懈马虎。既不能设置各种路障，变相权力寻租，更不能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在问责面前，让一切特权俯首法治，不留任何法外之地和闪避灰色地带。
第三，廉洁、高效、公正、热忱是理想的施政状态，是行政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对付懒政，必须将反腐进行到底，坚决清理那些为官理念不正、削尖脑袋捞私利、占着职位不办事的官员，创一片清新天地。中央推出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是一个创新善举，在“权为民所赋”制度改革上，不妨把步子迈得更大些，让大大小小官员都深刻感到，手中权力来自人民，干不好就随时下台。
第四，只有阳光，才能驱除黑暗和雾霾。如同水不是救火的万能工具一样，说谎封堵绝不是政府处理危机的万能妙策。最雄伟、最强悍的长城，挡不住汹涌的民愤。中国很多人祸和悲剧，是闷出来的。自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威力，良知媒体记者的职业操守，使天津爆炸事件成为舆论监督的一次胜利，没有沦为官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掌上游戏。公民的知情权、媒体的自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彰显，事件真相一步步水落石出。习近平主席两次批示，要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不放过一丝疑点，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依规严肃追责，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集体罕见对一个灾难事件表明严查严处态度。
有人说，天津不出丑闻，一出丑闻就惊天动地。不出丑闻，是报喜不报忧的本领高，是和谐水平呱呱叫。天津官方开始想遮丑，想推卸责任，市长书记迟迟不露面。但爆炸实在太猛烈太惊悚，天津的纸包不住天津港的火。天津几场新闻发布会，让全世界见证了天津官员个个惊慌失措、丑态百出，对比他们平时夸夸其谈、神采奕奕的情景，简直是云泥之别。
天津爆炸后，当地环保部门第一时间维稳，宣称空气质量好，而李克强总理在事故现场质问，这刺鼻气味是什么？爆炸现场各种数据躲躲闪闪，躲闪的是法律问责、良知拷问。天津海河出现大量死鱼，官方回复，是天热闷死。网友们不信，竞猜天津鱼儿各种离奇死法。网友的黑色幽默，是对权力颟顸的厌恶和嘲讽。一个政府要取信于民，首先不说谎，不装聋作哑，不讳疾忌医，不失德失信。贪婪是经济腐败的源头，谎言则是政治腐败的源头。
如今中国，法治精神日益彰显，官本位必然彻底让位于民本位，遮遮掩掩、真真假假的开窗透风时代，已向公众监督的阳光透明时代迈进。做个有良知有底线的人，诚实不撒谎，守法不腐败，尽职不懒惰，这应当是公务员的基本操守。
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管住官员
来源：日子啊日子的博客 作者：辛子陵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坏官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坏官则放肆做坏事，好官也会变坏，不同流合污则被逆淘汰。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
我们的制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计地防范人民，让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子走进笼子，看着“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而毫无办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权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罩着他，叫他张不开口，拿不起笔，迈不动步。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外，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谓“笼子”就是权力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权力边界，法院有法院的权力边界，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也都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权力边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总揽一切的特权，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员，包括总统、议长和大法官，谁都不能越界越权。我们分析一下克林顿腐败案，认识一下美国民主制度。
克林顿总统是生活在“笼子”里，他的一举一动被严密监视着，连“包二奶”的自由都没有（更别说贪污受贿了），跟情人幽会了几次，就上了报纸和电视，把人丢到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幸”的；共和党想借机发难，把他搞臭，为下次竞选上台做铺垫，这个“笼子”屏蔽党争私见，保证他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不以寸朽弃连抱”，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机会将功补过，体面地把总统做满任期，这又是他的幸运。这个把总统关起来的“笼子”，既限制了总统，又保护了总统；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滥用；既尊重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
凭这一套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美国实现了南北战争后140多年的稳定、和谐。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和制度尽善尽美，而是说它能够倾听民意，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国家政权决不和主流民意拧着干。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与此相对立的列宁创造的“更高级的民主”——苏维埃，由于拒绝任何改进和修正，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搞了70年被人民抛弃了。我们请来苏维埃“苏大人”当做“神器”供奉着，最近又被涂上了“中国特色”的油彩。可总设计师不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毛时代的政权是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大至包产到户，小至一部电影，凡群众喜欢干的、看的，准是官方否定批判的。改革开放以后，当政者做了许多俯允民意得人心的事情（如允许包产到户等），也还做了一些与主流民意相悖的事情。最不该的是与部分群众结死仇，这不是政治家的胸襟。美国南北战争尚未结束，林肯总统于1863年12月8日发布《大赦与重建宣言》，宣布赦免所有叛乱者。这很值得我们学习。要说提高执政能力，就从民主执政开始。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都是一个“笼子”，民主国家是把官员关起来，专制国家是把民众关起来。我们(从苏联)搬来的专关百姓的“笼子”必须要改革，把民众放出来，把官员关进去。谁要是说我们的“笼子”比人家的好，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他绝对是在代表贪官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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