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州大学频繁获诺贝尔奖谈起

最近几年，每到诺贝尔奖公布，媒体总免不了一阵小骚动。科学奖落谁家，本无悬念，但榜单上那熟悉的字母组合——UC——却越来越像一种文化符号。这些消息在中文媒体，尤其是大陆的网络掀起了不小的震荡。

伯克利、圣塔芭芭拉、旧金山、洛杉矶、尔湾、圣地亚哥……几乎每年，加州大学系统总能有人捧回奖章。有人戏称：“诺贝尔奖是加州大学的年度例行公事。”这话虽然夸张，却并非全无根据。

加州大学系统在2025年打破纪录，多个校园里的教职员与校友分别获得医学、物理学与化学领域的五项诺贝尔奖。例如，伯克利（UC Berkely）的John Clarke和圣巴巴拉的Michel H. Devoret及John M. Martinis因在量子物理学方面的突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伯克利的Omar Yaghi因其在金属有机框架研发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而加州的另外两个私校，史坦福和加州理工均比伯克利建校晚，这两校加上洛杉矶加大（UCLA）,早已成为伯克利的强劲对手，许多方面均已超过了加州这所最古老的院校。

全世界有数千所大学，似乎近年获奖大多集中在美国的西部，是巧合还是形成了规律？在社交媒体上的有关讨论如火如荼，不外乎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如加州有钱，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等等。

阳光与自由的土壤

不能否认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但与学术强大的东部地区相比，最古老的伯克利（1868年）也不过才走完了一个半世纪的旅程。哈佛大学建校于1636年，是伯克利的曾曾祖父辈，实力雄厚，理所当然的稳居美国诺贝尔奖总数的首位（1901年开始统计），其次便是伯克利。

在加州的校园里，阳光、沙滩与实验室并存。学生们穿拖鞋进教室，教授骑单车去办公室。看似随性，其实是一种无形的秩序——自由带来的张力。

这种张力，恰恰是科研的源头。你可以质疑教授，可以挑战前沿假设，也可以在咖啡馆里讨论上帝粒子。没人嘲笑你“异想天开”，因为创新正是异想天开的副产品。

久而久之，“规范”被创新的火花淹没，“考核”的分数化作学术的热情。

制度之外的文化密码

有人说：美国赢在体制。其实不尽然。体制只是外壳，真正的动力在于文化。

西海岸的精神，与东岸迥然不同。东岸讲传统、讲血统，常带一份绅士气；而加州，是逃离者的乌托邦。从淘金者、嬉皮士到硅谷创业者，每一代人都在挑战旧秩序。

这种精神或文化，渗入到了学术，教育和创新企业等许多领域。

与旧大陆和东部相比，这里有创新的空气和土壤。没人在乎你显赫的家族，也没有人真的在意你耀眼的学历和履历，或来自哪一个厉害国。大家在阳光下自由翱翔，这是西部开拓者精神的前沿。

科学家不是“体制人”，而是“探索者”；教授不靠“资历”，而凭“思想的锋利”。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奖项自然成为副产品，而不是目的。

英国，日本和以色列的启示

英国开创了现代教育和科技的潮流，她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均排在诺贝尔奖获得数目的前列。不过她们的趋势如同美国的东海岸，原因有类似也有不同的因素，不再展开。

日本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东方大国比较一下，一定让许多人不舒服。二战后在美军的占领下，看起来是多么的不自由。不过她的护照自由度引领全球，获得诺贝尔奖也时有所闻，今年的2025又出现一个，羡慕死了小红书上的留言者。

有人拼命告诉你，日本是美国的xx， 有何不好呢？现今的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尊重，而此地也成为东方大国移民的首选国。看来聪明的国人很多，那些大话套话，或政治术语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再看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按人均算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应该是世界第一。也许有人会马上想到犹太人的聪明。大慨很难否认这样的认知，谁又能证实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子民呢？

或许有人认为以色列是个宗教规条严厉的国家。但在犹太社会和家庭，儿童从小即被训练成为俱有独立思考精神，敢于挑战权威和传统的正常人格。这或许是犹太人聪明及人才辈出的真正答案。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统计名单上，也有许多中小国家，这让那些东方大国们情何以堪？

中国梦的幻想

评价大学的标准有许多选项。但作为评估教育，科研和创新的硬指标，获得诺贝尔奖的数目无疑是相对客观的指标之一。

文章可以发表很多，博士教授也可成批制造，模仿也可成批叫卖，新闻更可以天天报喜，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创成果推出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硬核产品。

在东方大国，如果获得了诺贝尔奖，无疑是“盛世，厉害，崛起，东升西降。。。”等的绝佳注解，甚至可以归咎为组织和领袖的伟大。

与足球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体办大事神话，在诺贝尔奖的议题上，多年来大大打脸，让许多人食寝难安。

有人解读为全是西方的偏见，为何不自己搞个XX奖，夺得厉害的“话语权”？

诺贝尔奖成了东方大国数十年的魔咒之一。

相对于伯克利或加州理工等的简朴土气，东方的一些名校，高楼林立，制度森严，大门巍峨高耸。

这里，科研会议成了汇报会，成果变成“指标”，讨论则小心翼翼。年轻学者最怕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合格”。于是大家都在合格的范围内勤奋地重复，抄袭甚至偷窃。

东方的学术与权力的边界常常模糊。论文数量成了政绩，评审会议成了交易场。
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加州的实验室在凌晨灯火通明，一边是某地的科研团队在为“获奖”设计路线图。

有人做研究，有人做剧本。还有更多的人的心思在揣测上意，讨人欢心，让擦鞋和奉承文化流行。能发表在名刊物上的作者们，署名和贡献大多是游戏的潜规则所驱使。

极权体制之下，层层压榨，年轻人仅剩的好奇心和原始创新冲动，很早就被消磨殆尽。

在美国，一个学生可以公开否定导师的理论，而导师可能会笑着说：“很好，那你证明给我看。”美国老师大多不会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知道时会直接说：“不知道”。

而在中国，一个学生若在课堂上质疑老师，可能会被提醒：“注意态度。”中国老师大多不会让学生感觉自已有不知道的问题，宁可信口胡说，也难以忍受学生去质疑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新时代下也有例外，学生可质疑或举报同学或老师，那是与政治口号不和谐的时候。

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努力和勤奋，均知道上名校，找权威。但大多不肯在学生的自由意志上，有半点松懈，因为分数和牌子才是最要紧的。

加州大学频繁获奖，其实是一种文明信号。它显示了社会对思想自由的信任。而当一个社会只奖励“安全的正确答案”，就不可能诞生“危险的天才”。

历史的回响

中国是个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古国。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鼓励或反对“出格”，及不守“X道”。任何创新或新奇的事物，都没有老祖宗的辫子好看。只是到了近代，才稍有改观，但也多注重外面的皮毛和华丽的摆设。

人类的好奇和探索意志是刻在DNA里的，中国人也不会有例外。统治者经过几千年的细心研究和碰撞，总结出了大量规范民众的传统规条，如擦鞋文化，三德子文化或狗崽子文化等等，窒息了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心灵自由意志。

从49年开始，中国的读书人或文化人，就在苦海里挣扎。你必须承认，今日社会的权势，金钱和地位等的权重，远高过孔孟之道的说教。后者只是掩饰品，主义思想的宣传才是王道。因此全中国有数百个马列学院，数千个党校。它们训练的是听话的，绝对服从的，已安装好固定程序的机器人，而非创造机器的工程师。

从读书无用论，到追求毛思想和现今的习思想。中间仅有30多年的缓冲期，幸运的是走出了一批有独立思想的人。而且大多在海外，成为了各个领域的开拓者。这说明，创新不是x个群体的智商问题。

而如今大范围消除互联网的痕迹，封网禁言，大脑党化，程序化及一体化再次成了潮流。这一群被公认或自认最聪明的人，又想被统一在“最聪明”的领袖大脑的意志之下。

这是互联网时代以来，一个正在上演的人间奇葩。

中美差异：思想与信任的断层

科学不是逻辑体制的产物，而是文化气候的延伸。信任、包容、怀疑——这三者构成了创新的三角。缺一不可。

加州大学的荣耀，也有另一面。自由的代价是孤独，思想的代价是被误解。许多获奖者晚年并不富有，他们甚至被自己的机构边缘化。

但他们留下的，却是文明的火种。

这种火种，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政权。它属于那些愿意在夜里点灯、独自思考的人。

诺贝尔奖不是终点，而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一个文明对思想的敬意，也照出另一种文明的焦虑。

当我们羡慕加州大学的荣耀时，更应反思：

为什么有的课堂里没有自由争论的空气？
为什么科研必须先“服从”？
为什么每一次“创新大会”，都以“表彰先进”收场？

也许，真正的差距，不在实验室，而在心灵深处。

加州大学不是天堂。其它处所见的弊端，这里全有。甚至很长时间面临着自由出轨的考验，过头DEI虚假口号的渗透也常见于报端。但主体的自由文化占了上风，常识和理智在这里始终是主流意识。

当阳光再次照在伯克利山丘的晨雾上，年轻的学者推开实验室的门，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得奖，但他确信——

自由的代价

没有思想自由的空气和土壤，错把心灵探求当成显摆厉害的欲望或贪念，到头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无论大陆社交媒体如何炒作加州大学或诺贝尔奖，却几乎无人敢涉及获奖的根本内在因素。当说话的自由成为奢侈品或违禁品的时候，这个社会必将为人类文明所抛弃，奢谈创新或发展，无疑是痴人说梦话。

顺从心灵里的自由，还是抓夺牢笼里的大奖，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民族兴衰的分水岭。

后记：加州，美国的经济繁荣发达的根源---自由创新的土壤

2025 年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通常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题可以总结如下：

一、奖项授予及核心主题

• 奖项授予了三位经济学者：Joel Mokyr（美／荷裔），以及 Philippe Aghion 与 Peter Howitt，后两位共同获奖。
• 授奖理由为：“解释了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 (“for having explaine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ic growth”)。
• 具体来说，Mokyr 因 “识别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for having identified the prerequisites for sustained growth through technological progress”）获得一半奖项；Aghion 与 Howitt 因 “持续增长通过‘创造性破坏’的理论”（“the theory of sustained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共同分享另一半。

二、主题解析：创新、技术进步与创造性破坏

从以上可看出，今年奖项的关键词包括：创新（innovation）、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progress）、持续增长（sustained growth）、以及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以下几点可供理解：

1.技术进步作为增长引擎
Mokyr 的研究聚焦于：为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全球经济首次实现了“持续增长”（而不仅仅是周期性波动）？他指出技术进步不仅是“外生”因素，而是有其内在机制、制度环境及知识积累作为前提。

2.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的再阐释
Aghion 与 Howitt 基于 Joseph Schumpeter 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发展了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单纯沿用旧生产方式，而是通过旧事物被新事物替代、旧结构被新结构破坏后重建，从而产生新的增长动力。

3.制度、文化、开放性与创新生态
虽然主题聚焦“创新”，但研究提醒我们，创新并非自动发生：需要合适的制度环境、研发投入、市场竞争、知识流动、以及开放的经济文化。比如，Mokyr 提出“可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机械能力（mechanical competence）”“有助于技术进步的制度（institutions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三者是技术进步持续发生的前提。

三、为何在当下尤为重要

• 当前全球多地面临增长放缓、生产力增速下降、以及产业技术迅猛变革（如 AI、数字化、绿色技术等）。该奖项强调：若想重振长期增长，就不能仅关注短期政策，而需从创新机制、制度改革、竞争政策、知识积累入手。
• 奖项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国家或地区若想推动增长，需要打造创新生态系统、促进知识扩散、鼓励替代旧产业、提升技能、保障竞争环境，从而避免“创新红利”被少数垄断者锁定。

四、与以往主题的衔接

• 去年 202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题是 “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响。今年则转向“创新—增长”机制，但与制度研究并非脱节，因为创新机制也强调制度条件。
• 因此可以看出：当代经济学奖项在“增长机制”研究上持续发力，从制度（2024）→ 创新／技术（2025），反映出增长长期化、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