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二章

第二章   县长的儿子

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南漳县，在湖北西北部，去那里唯一载人的交通工具就是滑竿，即使是这种用两根竹竿捆着竹躺椅做成的简陋的滑竿也只能让母亲带着小弟坐，我们则随父亲长途步行。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国民党的文官都要首先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再经考试院考试（有五院，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司其职，），获得高等文官资格，等于是学位证书，然后再经铨叙部审查，之后才可以担任县长或县法院院长。战后担任考试院长的是戴季陶，考试院门口两旁有这几个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父亲从军人调任文官则是工作调动，

这座县城虽然很偏僻，但是非常繁华，有金银首饰店，中药店，绸缎庄，以及其他许多商店。战争的阴影似乎没有笼罩在上空。我的家就在县政府里，也就是满请的县衙门。这个衙门设在街旁的小广场上，大门两边是门房，对着大门就是一间大房间，在高出地面的地台上，是吃饭和开会的地方，这个大房间的后面有两间小房间，分别是县长和秘书的办公室，再往后，就是县长的住宅，是三间更小的房间，旁边是后门。沿着大门两侧围墙有若干房间，是各科的办公室。父亲告诉我，按照规定，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是25人，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是300人，所以，当县长首先要管好二十多名部下。从这所建筑的规模判断，当年的衙门里的官员大约也就是二三十人。到了现在，即使一个小县正副县长连同秘书就不止25人。

南漳城外有一条漳河，水也很清，河上也有一座简单的木桥，过了桥就是大片的树林，林中有一座庙和庙里的珍珠泉，泉水和气体不断地从地下往上冒，形成一串串的气泡，好像珍珠。在树林边上有一对老夫妻的家，他们用几十年时光将柏树修剪成各种动物形状，如大象，马牛等，是我经常去玩的地方。

我的学校是福音堂旁的二层楼房，福音堂用红砖黑瓦修建，顶上有高高的十字架，神坛后面的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爱字，是当地一位教员用扫帚沾墨汁写的。这座教堂和学校由美国牧师管理，我们叫他潘牧师，这位胖胖的牧师穿着工装裤，整天带着工具到处修理教室的门窗桌椅，教学工作由中国牧师负责，这所教会学校不收学费，也不教英语，教堂不做礼拜，我们可以在里面玩。在教室的走廊里有一台钢琴，但是没有人会弹，我不明白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运到这里的，因为，南漳连马车都没有，所有货物都靠背篓运送，

在城西有更高的天主堂，从来不让我们进去，但是可以从围墙外看到彩色的玻璃窗。这个天主堂的负责人是罗小姐，也是美国人。其实她是很胖的老太太，这个罗小姐给大家治病不要钱，还抚养了一个小女孩，当地人非常喜欢她。

这些传教士到中国已经很多年了，能说当地方言，大家也没把他们当外人。不过，他们有自己的院子，从围墙外可以看到里面的草地，奶牛，带回廊的洋式平房。这种场景并没有使我这个八岁的少年产生什么联想，因为出了我家的后门就能看到这个院子了，习以为常了。直到有一天，潘牧师邀请我们全家作客，当我随父亲走进他的客厅，看到地上铺着地毯时，开始感到奇怪了。然后，潘牧师的女儿为我们弹钢琴，那美妙的声音使我想到原来学校走廊里的那架无人会弹的钢琴应该也能发出同样的声音呀！到了最后，潘牧师的胖妻子穿着花裙子端出刚烤好的大蛋糕请我们品尝，到了这个时候，我想起在重庆半山新村时，旁边的杜太太的那只专门吃红烧牛肉拌大米饭的狮子狗，平常和我很友好，不知那天为何情绪不好，咬了我一口，杜太太除了再三道歉，还送给我一大盘咖啡饼干，那味道实在好，可是，潘牧师太太的蛋糕更好吃，我开始想，原来外国人能过这样的日子。父亲是上校军官，领导一个县，可是，我们吃包谷饭，点桐油灯，穿碎布片扎的草鞋，而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为什么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活相差这么远？这种考虑一直在我心里翻腾，等到当了右派分子，这个考虑就更进一步，想到离开这个国家，当我在法庭上回答那位漂亮的女法官，出国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个世界后，便开始了15年加5年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劳改场过了19年（1960-1979 ）以后，开始教书生活，并从1987年开始与外国人并肩在他们的公司作了恰恰也是19 年（ 1987-2006），而且工作地点就是北京。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彻底明白了八岁那年吃着潘太太的大蛋糕时想到的疑问。

在南漳期间，看不出这个小县城有什么变化，山民仍然背着背篓在街上匆匆走过，商店里的伙计照样卖桐油，盐巴，茶叶，蚕丝等等商品，晚上满街的电石灯发出丝丝的响声。可是，父亲却做到了一件好事，当时当地驻军是第33集团军，老百姓除了要将青壮年送上前线外，还要交军粮，我相信，天下父母，妻子，儿女没有一个人是兴高采烈地送亲人上前线的，因为我看到有的小脚老太太陪着上前线的孩子走几十里山路，舍不得离开，还有的抱着大公鸡，也许是家里最好的营养品。对于这件事，父亲没有办法减轻百姓的负担，因为，我国的军队正在拼死阻挡日本鬼子进入三峡，那是我们最后的国土了。但是在征集军粮方面，父亲以军官的身份再三与33集团军的后勤部门交涉，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当我们离开南漳时，市民举行了欢送会，还要赠送许多当地出产的白色丝绸，父亲只留下一大箱锦旗，其中有一面绣了四个大字：甘苦共尝， 是他最喜欢的，他告诉我，当父母官能得到百姓这样的评语，他很知足，因为历来中国的父母官是被百姓痛恨的。

1944年，我们到湖北巴东，这是长江西陵峡中的一座小山城，既是长江在湖北的最后一站，又是进入鄂西的起点站，所以在码头设立了民享社，为来往的客人提供食宿，不接待当地居民。在码头可以看见工人抬着大箱子沿着台阶缓慢地往上走的情景，民生公司轮船的汽笛声在峡谷中的回响和夜间的电灯给码头造成非常热闹的气氛。街的另一头就是汽车站，这个车站完全运货，不卖客票，而且汽车有三类，第一类是汽油车，在战争年代，汽油要靠飞机沿驼峰航线运入中国，所以极其珍贵。在八年抗战中，我只坐过一次，是为了援救一架失事战斗机的飞行员，用大卡车将他送走，我和母亲顺便坐了一段。其次是酒精车，是烧酒精的汽车，最普通的是木炭车，这种车完全不用汽油或酒精，而是用木炭在不完全燃烧条件下产生的可燃气体，所以需要在驾驶仓的旁边加一台煤气发生炉和手摇的鼓风机，当然还要带很多包木炭。这种汽车在发动时要拼命摇鼓风机，发出很大的响声，开动时需要助手在后面用三角形的木块塞在车论下，一点一点地往前走，看起来它非常辛苦。从巴东到恩施，短短大约两百公里往往需要两天才能到。就是这种不要汽油的汽车成了当年湖北公路的主力，为抗战立下了大功，和长江的纤夫一样。

巴东县城有小学，中学和初级师范各一所，全部免费，而且中学和师范生还免费提供伙食和住宿。虽然条件很差，但是政府让所有念书孩子的父母不用花钱，并且中学校长又是教育科长，这是当前的学校根本无法相比的，为何在战争年代能做到的事情，到了现在却做不到了？

与幽静的南漳相比，巴东的战争气氛浓厚得多，在长江对岸有一所很大的伤兵医院，在城外还有一座利用瀑布为动力的修械所。我曾和同学到修械所玩，那隆隆的大水轮转动声和成排的机关枪给我极深的印象，特别是工人送给我们每人一条他们制造的机关枪的弹簧。其次，就是来往的人员很多，比如，1944年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的湖北部分就是途经巴东进入四川的。这批青年在美国武器配备下在缅甸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惜后来参加了内战。

巴东这座山城的地理位置非常可怜，大约300米长的街道一边是山坡，另一边是吊角楼，就是用木杆支承厚木板构成地面，再在上面盖起房屋，所以，沿江一边的街道实际上是空的，地面以下就是山坡。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把县政府盖在山坡上，只能在街上树立一个很高的石头大门，横梁上有巴东县政府五个大字。大门下就是宽大的台阶，大约有几十层，然后是一个平台，当然很小，上面左侧是树，右侧是公安局的平顶房子，有三间房屋，里面有局长，巡官和数名警察。过了平台再上台阶，在台阶下面有一个用石头建造的机关枪掩体，射击孔对着大门方向，显示了战争的形势，当然，那个枪手的位置只能打着平台上的人。以上部分都相当新，显然是抗战爆发以后建设的。在第二段台阶顶部就是第二个平台，上面有一个小院子，就是许多年前建设的衙门了，正房有三间，中间的一间很大，可能就是原来的大堂，我们当作餐厅和玩耍的地方，左右各有一间，一间是父亲的卧房兼办公室，另一间是我们四个孩子的卧室，旁边有一间是秘书的办公室和卧室，他的妻子也住在这里。对面有两间，由两个科用做办公室，其中一间是粮食科，整天打算盘，院子的另一侧有一个圆形的门通到山坡上的大房间，这个大房间有回廊，是其他部门的办公室。

这就是60年前一个县政府的具体结构，虽然比清朝的衙门大，而且气派，但是和当今的县政府相比较，恐怕只有几十分之一。当时的县政府的编制是25 人左右，全县的粮食问题由一个科长和两个科员用三把算盘就能解决了，到了今天要用至少几十人用电子计算机才能解决，这些工作人员要占用一座大楼，单单是局长，副局长，书记，副书记，连同他们的汽车司机就是一大堆人，难道是今天人们的智商普遍下降了，还是人们普遍变得懒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四万万人，现在是13万万，增加了两倍，农业水平发展了，产量高了，但是总不至于需要数十倍的人员去管理吧。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黑龙江泰来县劳改队生活，其县城规模与巴东相仿，大约一万人左右，但繁华程度远不及巴东，巴东是水旱码头，又是鄂西土特产转口站，如桐油，木油（乌桕树籽榨出的油，固态 ），茶叶，烟草，土布，丝绸，猪鬃等，街上有绸缎庄，金店，民享社以及许多作坊，这些都是泰来县没有的。但是，泰来县城里所有大楼几乎都是政府办公楼，而且名目繁多，这么一个小县有关农民的部门就包括农业局大楼，林业局大楼，水利局大楼，农机局大楼，气象局大楼，外贸局大楼，粮食局大楼，税务局大楼，农业生产资料总社大楼，县人民政府大楼，中国共产党县委大楼，公安局大楼，甚至还有县政府缮印室大楼一座，居然还挂上牌子，这么多大楼里的干部要工资，要各种享受，要妻子儿女的享受，所有这些都要纳税人买单，所以，才有28个老百姓养活一个干部的统计。在这种条件下，纳税人能快活吗！

在沙皇时代，有一句话表示农民的负担：播种时是你一个人，收获时你面前站着：上帝，沙皇和领主。在那个时代，对上帝的贡献是自愿的，对沙皇的贡献是上战场，对领主的贡献才关系到农民的收成，而沙皇时代的农民过的日子是怎样的呢？ 有两个数字值得思考，一个是，在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民（注意，是农民，不是市民）平均每人每年消耗奶油12，6千克，这个数字与100年以后我们的医疗专家建议的合理用油量大致相同（30克/每人，每天），另一个数字是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说的：我们今年（1958年）收获了80亿普特的粮食，刚达到沙皇1913年的水平。赫鲁晓夫这个人是矿工出身，说话粗鲁，但说实话，这个数字非常深刻的说明，在十月革命以后所建立的农业体系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在1918年到1958年的四十年中，粮食产量居然不断下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能快乐吗！在沙皇时代的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留给我们一部长诗，书名是，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书的主人公是两个农民，他们两人感到都不快活，于是到各地打听谁在俄罗斯快活又自由，他们依次找到领主，祭司，商人，官员，结果找到的回答都相同，那就是不快活，最后，他俩发现，还是原来的家乡好，因为那广阔的大地，天空的鸟儿，河里的鱼儿还有草地上的小奶牛，那才是快乐的地方呀。说的也对，沙皇时代的农民每年有12。6千克奶油和半吨多的粮食在手里（ 一普特等于16。38千克，）当然不发愁。那么十月革命以后的状况又是怎样呢，美国著名的蓝登大词典上有一个条目：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洋洋上万字的文字部分就不必说了，单就其所附的照片就足够说明问题：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坐在破车架子旁边，拉车的马被拉走了。

上面这段话不是我的回忆，而是写到巴东当年用一个县长带领20多个部下就能办好的事情，如今却要几十倍的层层官员去管理，原因何在？在这层层官员领导之下，农民的感受如何？毛主席去世后，我在黑龙江泰来县党委大院门外看到参加追悼会的干部带着黑纱列队走出大门，五人一排，足有几十排，至于礼堂能装下多少干部，我没有去看，党委大楼里的干部数量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再回来看巴东，除了县政府外，还有县参议会，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人士组成的，实际上就是监督政府的地方机构，代表地方利益。一旦认为政府有了问题马上要质询，质询无结果就要上告到监察部，省参议院也要参与，那就麻烦大了。那时有一个名词：弹劾。就是把官员干的坏事在专门的会议上告发，并要求处理。另外，报纸的力量也很大，什么事情一旦上了报纸，读者和记者都要兴奋不止，记得有一位中央委员程思远，他和一个小学教师的妻子有染，那位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在南京的报纸上登了文章，记者也忙了一阵子，程委员当然狼狈不堪。这个程委员解放后随李宗仁到北京当了名人，其实他在当时名声很坏。这就是舆论的力量。另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也因桃色事件上了报纸，女方叫兰妮，所以，孙科即便是太子，记者也不怕，因为记者在全世界被公认是无冕皇帝，多大的官员也不敢惹记者。说到这里，想起1956年发生在北京的“左叶”事件。周总理有一次招待外宾，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为了抢镜头就往前挤，一位名叫左叶的官员（大概是礼宾司的）就粗暴地把记者往后拽。事后新华社正式在报纸上发表抗议，要求处理这个官员。多年以后，我到农业科学院访友，在一片高楼中间有一个平房院子，友人说，这就是左叶的家。可见，在建国初期，我国还保留了一些民主的传统，现在的新华社记者敢在报纸上发表抗议吗！

我的父亲也曾遇到麻烦，有一条运粮食的木船在西陵峡遇险沉没了，有人上告是巴东县政府贪污了，说这条船并未出事。上面派人调查，最后是父亲在报上登出“启示”说明出事具体情况，当时的人员，地点等，如果一旦是真的贪污，那就是以悲剧结束。也是在巴东，一天晚上，来了三个客人，其中一人是湖北钟祥县长，父亲的朋友，另外两人是便衣押解人员，要送往恩施处理。当时我在房里，那犯人请父亲在他死后照顾他的家人，结果到恩施后立即绞决，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父亲的另外一位朋友罗伯伯死得更可惜，他是在胜利以后接替父亲的工作的，那时父亲被调到重庆料理还都工作（就是中央政府迁回南京）。父亲卸任后，我们就离开县政府提供的宿舍，搬到山上去了，罗伯伯接任后就住在我们原来的房间，父亲原来的卧室就是罗伯伯的办公室了，因为他的家属没有随他来。到了上任的第20 天的夜里。他用左轮手枪打碎了心脏，据说是他的朋友出了问题，不等调查人员来，他就提前自杀了，罗伯伯是少将军衔，八年抗战没有死在战场，却死在半夜的床上，实在可惜。有人说，罗县长命里注定要在上任第20天死掉，因为他的名字是罗念前（念有一个含义就是20）.

关于巴东生活的记录，还有一段与华南虎的最后历史有关，至少在1945年之前，湖北西部是华南虎生活的区域之一，因为，我家就收藏了一只华南虎的全部骨骼，那是一头成年虎，上下各两只犬齿大约有五厘米长，这只虎是当地农民送给我们的。它咬死了一头牛，吃掉一部分，乡民估计它还要去吃，就在死牛身上安放了炸药，第二天晚上老虎真的去了，结果被炸死了。乡民留下了虎皮和虎肉，把全副虎骨送给我们了，还有一小块虎肉。虎肉很像牛肉，但不好吃。等到我们回南京时，把虎头带走了，留下了其余的虎骨。1955年，我弟弟到北京男四中念高中，当时学校建立生物角，他把虎头骨和一只野猪头骨捐献给了生物角。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知是否也被毁掉了。

巴东人吃的水就是长江水，需要用木桶把水沿江边的台阶挑到家里，再用明矾将水里的泥沙沉淀下来，用水缸上层的清水。但是巴东城外有山泉，但是很远。父亲想把泉水引到城里，让百姓能喝上干净的水，但是那时没有水管，于是想用木制渡槽，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木料，只得放弃了计划，那时一切物资都要用在抗战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