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六章 我的大学生活

作者:大龄文青  于 2016-11-25 02:08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前尘往事|已有1评论

关键词:我的大学


第六章   我的大学生活

195537日,我到北京,父亲已完成西安棉纺区的建设工作,转到北京建设东郊的国棉123厂。父母给我的安排是住房一间,请一个保姆照顾我的每日三餐,他们早出晚归,没法照顾我。复习功课则由我自己解决。我的办法是买到高中三年的教科书,再计算到考试前总共三个月,12周,平均每门课程大约两周。我从最简单的语文开始,从早到晚,大约10小时,一边阅读,同时做摘记,14天结束语文,没有休息日。其他课程也如此,物理和化学比较容易,英语在高桥中学时学的不差(要感谢在二战期间在远征军当翻译的那位英语教师),最花时间的是大量数学习题要做,基本上都是每门课用两周,最后统一快速温习一遍摘记,就上考场了。

父亲原来的建议是报考清华大学水力发电专业,因为这个专业非常有名。但是我到北京西郊的八大学院区来回走了一遍,看到北京钢铁学院的主楼最好看,五层山形的主楼,两侧有拱门与两旁的理化楼,教学楼相连,好像一架巨大的飞机,所以在填写志愿时把钢铁学院放在首位,这个决定便决定了我这辈子的命运。

考试的成绩大体不差,但数学较差,大约在80分,物理大约接近满分,发榜的录取名单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我国唯一一次通过党报公布高等学校录取名单,显示国家对此事的重视。我找到我的名字时,倒没有怎么太高兴,因为感到这是很自然的事,倒是在接到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很感动,因为措辞很亲切,告诉孩子的父母,北方比较寒冷,要多带一些御寒的服装,不用预备绘图仪器和丁字尺,但要带计算尺(这种计算工具如今成了稀罕的物件了)。在学校期间免收学杂费,住宿费,课本由学校提供等。从此,我从南海沙滩上的炮兵阵地到了花园般的大学,而且,后来知道,这所大学完全是按照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图纸建造的,连宿舍也是苏联式的设计。

将北京西北郊区的大片农田划为高等院校区,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钢铁,石油,地质,航空,林业,医学,等高等院校,体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是双关齐下。一方面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巨大的工业项目,同时培养大批青年专家。苏联在二战前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经历了艰难,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建成了强大的工业项目,如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顿巴斯的煤田和巴库油田等,当然还有藏在密林中的研究院。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国也将建设相应规模的项目,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不过,对我国的高等学校不派遣教师。所以,我们进行了调整,以钢铁学院为例,院长高云生(文化大革命时自杀),原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老干部;副院长张文奇,原唐山市长,党内冶金专家;教务长魏寿昆,冶金专家,原北洋大学校长;图书馆长胡庶华,原湖南大学校长;我们工艺系主任张守华,冶金专家,我们的金相教研室主任赵锡霖(1957年被定为右派),留德金相学家;物理教研室主任顾静微教授是我国唯一的女双科博士(物理,光学博士);数学教研室主任刘景芳(1957年定为右派),留法数学,天文双科博士;冶金教研室主任石心埔(文化大革命中自杀),冶金专家,一级教授;理化系主任柯俊,英国伦敦大学中温相变专家,解放后回国,理化系副主任马如璋(1957年被定为右派),留苏金属学家。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在1954年中国的院校调整时,最高级的专家和干部都安置在大学里,尤其是教师,来自原来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冶金系,北洋大学冶金系,其次是回国专家(从建国到反右运动,从西方回国的专家大约700人,全部送到大学和研究机构,除上述柯俊教授外,钢铁学院还有张兴钤教授,留美金相学家;萧纪美教授,留美金相学家),最后是留苏专家,这种安排和如今的大学师资力量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

按照规定,从全国录取的学生不分专业,办完注册手续后先临时安排宿舍,学校各系举办展览会,介绍各自的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发展方向并展出有关实验设备。学生看完各系的展览会以后,再填报专业志愿。我填报的是金相专业,发展方向是冶金工业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学校在两个星期后根据高考成绩和专业要求将学生分到各系,再次发榜。我名列金相专业60-2班。是要求最高的专业。

我国按照苏联的学制,高等工科大学为五年制,理科为六年制(北京大学的无线电电子系为六年半),而且专业划分非常细,冶金工业的钢铁部分,即黑色冶金主要由钢铁学院承担,有色冶金,如铝铜工业人才主要由东北工学院承担。此外,一个钢铁工业要划分许多专业,从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电炉炼钢,轧钢,热处理,金属物理,金属物理化学等专业。实际上就是专才教育,而西方的通才教育则根本不分专业,著名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只设冶金系,不侧重技能的培养而是解决问题方法的培养,是通才教育,学生经过四年学习,掌握的是思考,分析方法,可以担任各种工作,待到一定阶段,即可选定发展方向成为高级专家,反观我们的体制,学生用五年时间学习一个非常窄小的专业,虽然很精,但只是一个工具,不能胜任即使是相近专业的工作,如学炼铁的不能担任炼钢工作,我学金相热处理,但不懂轧钢。两种学制的优劣截然分明。

但是,这种体制也有特点,就是从一年级起,基础课程的安排非常重,每周有五天半上课,周日几乎全部在制图室度过,因为机械制图课留下的作业只能在周日完成。同时,所有课程一律有课后的辅导课,由助教担任,晚间还有答疑。所以,当教师的非常辛苦,当学生的非常累。采用这种制度的结果是教员从担任助教开始就得到严格的锻炼,因为在大课上他必须坐在后排听教授讲课,学习他们的风格,在辅导课上要总结,归纳大课的内容,在答疑时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所以,他必须把课程准备得非常透彻,学生也要仔细复习,准备回答老师在辅导课上提问,即使是政治课也如此。这就是当年提倡的独立思考的实践。记得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次辅导课上,教师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在那里?点名叫我回答,我说,是人民,大力士安泰与敌人战斗感到疲倦时便俯身大地,便得到力量,可是,海格利斯引诱他到天上作战,离开了大地,他就失败了,大地就是人民。这个回答得到老师的好评,也得到了一位女同学的好感。写到这里,想到这位女同学的遭遇,她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功课极好,担任班的团支部书记,在她看来,调干生都是功课非常差的,可是,我却有点不同,于是,主动要求一起讨论功课上的问题。当年级党支书警告她不要和我这样的同学接近时(你不要看他功课这么好,这种人在我国是没有前途的),她继续和我在一起,于是立即被降为普通团员。这两个不愿分开的同学到了1957年,一个当了右派,毕业后转为现行反革命,劳改队度过了19年,她则带着中右帽子到了一个研究单位。1979年我平反回到北京,见面时告诉我两句话:你的帽子还能摘掉,我的帽子要戴一辈子,因为按照官方的文件,当年的55万壹仟名右派,除了几名著名右派外,其余都改正了,但是,对中右分子,则只字不提。第二句话是,你当年对我说的话都对了。无奈之下,这位五年中所有课程都获得5分的她最终到美国去了。

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的境况。

考试按五级记分制,五分优秀,两分不及格,而且是口试,当面记分。这种制度的优点是教师可以通过考试了解每一同学的水平。当然,一个考场只有四张小书桌,老师的桌子上有十组考题,学生进考场的顺序事前排定,平时成绩最好的排在第一位,第二和第三名为成绩比较好的,最差的排在第四位。上午8点整,这四名学生同时入考场,用抓阄的方法拿到一组考题,20分钟后,排在第一位的学生不论是否准备完,都要开始讲解题的思路,因为短短20分钟不可能完成全部答案,老师在听的过程中随时提问,全部过程限定为20分钟,回答不出也不能考虑,答题后,教师当时在记分册上打分并签字,然后,排名第二的学生经过40分钟的准备,开始解答,时间也是20分钟,同时,第五名学生进场准备。这种安排可以使第三名学生有60分钟的准备时间,第四名学生有80分钟的准备时间,从第五名学生开始,每人前面都有三名学生在回答。共60分钟。每门课的考试从上午8点开始直到天黑,30名学生全部考完。所以,老师非常辛苦,中午只能随便吃点面包,而且十组考题的准备要花费很多精力。那时的教师没有课时津贴,工资也不高,正教授每月工资大约三百元,副教授160元,(从解放前的银元换到解放后的人民币,购买力打了大折扣)。当时钢院的少校军事教官月薪170元。但是,万世师表的传统还在人们心中,教师自我感觉也很好,所以教学非常认真,一个讲师上第一堂课用了40小时备课并且经过在教研室试讲,修改三次,然后才能上讲台,而且在讲课时不看讲稿。50多年后,我有机会听年轻教师讲课,全部是博士,全部用投影仪,没有黑板和粉笔,这是大进步,可是教师只是按动投影仪,然后念出屏幕上的字句,没有自己的话,这是上课吗?很象过去的拉洋片。

那时教师讲课虽然有讲稿,但不看,绝对不宣读讲稿,也决不看表,讲完了,下课的电铃也响了,这种本事是向名教授学的,如从英国回国的柯俊教授讲金属的物理性质,90分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高低抑扬,就像演说,听这样的课实在是享受。(柯俊教授现在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课一般都是教授担任,但讲师也可以担任,但有教授作后盾,比如,三年级的物理化学是一位讲师担任的,但是到了“活度”一章,教师事前讲明,这一章比较难,我们请魏教务长来讲,教务长就是前面提到的北洋大学校长,我国冶金界前辈,我们当然非常兴奋,因为魏教务长的名气非常高。上课时,教务长不带讲稿,穿咖啡色西装,在大讲台上不停地来回走动,虽然身材瘦小,但声音洪亮,240人的阶梯教室最后一排听得非常清楚,的确是如数家珍,连他自己也兴奋起来了。这种讲课的效果就不用细说了。

上大课时,担任辅导课的助教必须同时听课,然后分小班上辅导课,这种安排是交流式的,助教先总结大课内容,然后提问,由学生回答,再由其他同学补充,直到课堂内容全部消化。此外,还有答疑,由教研室公布答疑的地点,课程和教师,时间都在晚自习时,凡是听这门棵的同学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来。这种安排实现了一对一辅导,这种三段上课方式(即大课,辅导,答疑),可以充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再配合口试, 经过五年学习,在这样的工程师摇篮里养育的青年专家当然可以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了(当时的口号)。

学生在校期间有各种机会锻炼独立工作的能力,比如,音乐社团要不定期举办专题音乐欣赏会。五十年前没有磁带,更不用说光碟了,只能用钢丝录音机,事先要到专业单位录音,再编写节目介绍,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出来。周末到了,教室的灯都熄灭了,但操场上放电影,大饭厅举办舞会,阶梯教室的音乐会开始了。当每一个曲子开始之前,担任讲解的同学要简单地介绍作者,主题,表现特点等,所以,这种音乐欣赏会实际上就是音乐课。工科大学生能有机会提高音乐欣赏水平无疑有助于提高其综合素质。

另一种音乐会就是邀请音乐家到学校演出,那时我国没有港台歌星,也没有追星族,最受欢迎的是苏联和拉丁美洲的民歌,邀请音乐家到学校演出不花钱,他们也不计较大饭厅的音响效果(钢铁学院没有礼堂)。前后到我校演出的音乐家有张权(留美女高音歌唱家,1957年和丈夫作曲家莫桂薪双双打成右派,送兴凯湖劳动,丈夫死在劳改场,),李晋纬`(女高音),黄虹(民歌小河淌水最有名),孙家馨(花腔女高音)。另外,学院区的五道口剧场也举办过许多演出,当然基本上是为大学生演出的,票价非常低,如李光曦主演的“货郎与小姐”,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主演名字不记得了),马思聪的独奏音乐会也在这个剧场演出,钢琴伴奏是他的夫人王慕理,甚至梅兰芳也在我们的大饭厅演出专场,记得票价是2 元,按通涨30倍计算,等于现在60元,在今天看来就是天方夜谭了。单单从这方面就充分看出那时的社会与大学的亲密关系,也看出那时艺术家的高尚情操。想想今天,能不叹息吗!

我们也邀请学术界名人来校作报告,1956年,刚回国不久的钱学森给我们作报告,名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的工作和学习”,他谈到到美国后放弃了原来在上海交通大学所学的机车制造专业,探讨当时国际最前沿的领域,最后决定专攻空气动力学,并很快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成绩。会后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在美国领导著名的古根喷气推进中心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回答:是团队精神,只有所有成员同心协力,坚守各自岗位,工作才能井然有序,才能得到成绩。这个名词我是头一次听到。后来,我看到在国内再版的精装英文版“空气动力学”,(原版在美国出版)。在当时困难条件下能出版精装本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该书获得我国第一次颁发的科学奖(奖金一万元,相当于教授月工资的30倍),在扉页上写的是:“献给蒋英”(歌唱家,他的妻子)

北大王朝闻教授也给我们作了关于欣赏红楼梦的报告。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可以说基本上符合钱博士所说的井然有序的要求,早上电铃一响,大家马上起床,在盥洗室的龙头下洗漱,到饭厅领取早餐(一般是馒头,稀饭和酱豆腐),常常是一边吃馒头,一边往教室赶,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占到前排座位。中午到餐厅,餐台上早已排好用搪瓷盘装好的菜,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取一份,找一个桌子站着吃(没有椅子),所以非常快,4000学生有两个餐厅就够了(同时也是礼堂,梅兰芳就是在东餐厅演出的,不知他的传记作者是否记下了这次演出)。中午一般不到宿舍休息,而是到走廊里看报。下午课后有两个去处,低年级同学到操场活动,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可到图馆书库自由查看图书。晚上九点钟所有教室和阅览室有清洁工打扫并关灯,学生一律回宿舍就寝,留两个大阶梯教室给开夜车的学生(480个座位),晚上11点也熄灯。所有寝室在晚上9点半一律熄灯。所以,晚上全校安静入睡,迎接明天的黎明。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还有规定,绝对不许饮酒,调干学生(即从军队和机关转来的干部)可以抽烟,宿舍基本上是睡觉,因为四张双层铺,住8个同学,每人只有一张很小的书桌。

经过五年学习,所有合格毕业生一律按国家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最先离校的是到解放军总参谋部,其次是留校的,之后再分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想走后门,也根本走不了后门。我们班金相60-2班毕业30人,留校5人,到军委2人,到钢铁研究总院3人。1960年正是苏联专家撤回,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年代,全国需要建设人才,所以,从工程师摇篮出来的青年专家(当时最时髦的名称)都带着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这是从苏联搬来的口号,实际上,只能工作大约不到40年,22-60岁)的热情理想离开校园了。。

从我保留的我们班同学录的分配情况,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科技力量的分布:京津地区16人;江浙地区6人;四川3人,其余是广东,湖南,江西,福建,陕西各1人,基本分布在中部很狭小的范围内,和目前经济发达地区完全吻合。我想,今后若干年内,这种状况不会发生很大变化。至于三名右派的下落,一人自杀,其余两人分别从副总工程师和副教授职位退休,其余同学大部分是教授,总工程师,研究员,一名博士生导师,一名国家测试中心主任,一人当官,一人出国。毕业40年后,到2000年,在世25人,全部退休,5人去世。

钢铁学院从1954年成立,到2004年建校50周年,总共培养了6万名青年专家,虽然经历了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一次打击(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反右运动,钢铁学院按照下达的5%指标交出了400名右派,划定范围包括教职员,除去一年级新生外的所有学生)和文化大革命10年断层,这6万人实际上不仅分布在钢铁工业领域,而且分布在大学,原子能工业,计算机业,机械制造业。作为我国唯一培养钢铁工业高级人才的学校,占地大约40公顷,其学生在国家建设中创造了多少财富,是无法计算的。我国钢铁产量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的535万吨到目前的产能5亿吨,完全可以得到上述结论了。

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没有任何限制,任何高中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历的青年都有同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任何有才能的青年都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报名,换言之,没有任何地区限制,完全是按照各地人口平均录取的,这一点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导到两千年后的当今世界个国,都是传统的教育原则,按照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理论,从我们班的学生来源看,长江以南22人,包括江浙一带18人,广东4人;长江以北,京津一带8人,家在北京的只有3人,西北,东北和西南没有一人。这个分布和我国历史上人才分布几乎完全一致。

到了21世纪的今天,50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专家才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不出尖端人才,大楼盖了无数,计算机不断换代,食堂餐厅化,宿舍公寓化,校园公园化,3000多亿的贷款花掉了,可是人才还是出不来。在这份回顾历史的文字里,我不想分析其中原因,只提到目前大城市高校的地方保护主义要了大学的命,正在把大学往悬崖推。以北京为例,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虽然拥有最好的教学硬件和软件,但是,有北京户口的考生可以比外地考生低一百多分进入大学,而分给外地的考生的名额往往每省只有几名,大量外地优秀学生被拒绝入学,同时,大量二三等考生却拿着北京户口昂首进入大学,这种地区歧视政策可以说亘古未有,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却出现了,虽然当今我国的社会怪现象很多,但是,教育的畸形发展从根本上造就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我有一位同学是广西著名律师,其女儿得到父亲的基因,极其聪明又富口才,想考北京的政法大学,可惜那年分配给广西的新生名额是2名,这女孩的成绩是第三,这父亲把女儿送到英国留学,最后嫁给台商。这种保护北京子弟(实际上是保护干部子弟)的笨办法葬送中国青年才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在我念大学期间发生了反右运动,关于这次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第二次镇压(第一次是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虽然有不少书籍作了论述,但从我的亲身经历大致可以看出这次运动从计划到实施,再到21年(1957-1979年)后的平反和处理善后,用了21年的时间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精神彻底摧毁了。然后,再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原则,终于造就了目前的“80后”一代。回顾在上世纪60年代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那些没有死的,精神没有被摧毁的,兢兢业业,勉强维持到上世纪末,耗尽了精力,成了养老金领取者,到了社会边缘。如今,领导各领域前进的基本是1979年后入学的当年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青年,他们不曾经过层层基础教育,倒是熟悉阶级斗争,从这代人里走进大学当校长,当教授的人,能教育出怎样的下一代呢!

1957年延续到1958年的反右运动虽然是建国后发生的政治运动链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其影响却极其深远。从1949年算起,土地改革把中国的地主阶级基本上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把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其官阶在连长以上的全部定为历史反革命,大批处决或送入劳改队,等于不存在于社会了,资产阶级则通过1952年的三反运动遭到彻底清算,根据其具体情况被确定为基本守法户到完全违法户共五种类型之一,其财产也经适当处理,最好的下场是公私合营,可以享受20年定息(反右运动后,定息没有消息了),经理,厂长等人成了店员,或工厂职员,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几百万知识分子了,根据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赞成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换句话说,不同意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不少,这部分知识分子初步确定为5%,但是,这部分人在哪里?,用毛泽东的话就是要引蛇出洞,如何引出来?就是用他老人家相当自豪的“阳谋”,也就是从1956年开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请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助党整风。

这种开放的态度非常受欢迎,建国7年,根据向苏联一面倒的国策,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苏联建国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156项重大工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在全国建设中,高等教育也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完全免费和完全统一分配,但是,按照斯大林的计划,中国也必须纳入其控制范围,也就是,苏联提供工业装备,我们用农副产品支付,这种布置早在二战以后就在东欧实现了,即:波兰提供煤,罗马尼亚提供石油,保加利亚提供蔬菜和花卉,捷克提供机械,东德因为与西德相比实在太困难,400万青年逃亡西德,自顾不暇,无力贡献给宗主国,我国建国初期,虽然非常穷,但是,从百姓口袋里扫荡农产品还是有收获的,比如,苏联要猪肉,我们就送去整列车的清蒸猪肉罐头,并且用俄文印刷包装,他们需要鸡蛋,我们就送去蛋黄粉或全蛋粉, 他们卖给我们一套小型轧钢设备,要用250吨生丝交换,大约相当国际市场的三倍。他们的技术工人到了中国都按专家待遇,在中央机关都有苏联专家当顾问,甚至在高等院校也设专家招待所,而我国自己的专家不论留学哪国,一律听专家指导。特别是利用不平等的汇率(人民币:卢布=12 )不知榨取了我国多少东西。

在高等学校,最突出的问题是教授治校,高等学校历来是由大学者领导的,中外皆如此,但是我国却派大批老干部领导大学,其次就是对全盘苏联化不满,在助党整风期间,这两种意见最多。当时机成熟时,也就是甄别工作可以结束时,反击右派阶段开始了,所有提了意见的全部请君入瓮。按照规定的指标,高等学校是全部教职员和1957年的应届毕业生,中等学校是全体教职员,都在划定右派的范围内,钢铁学院上交的包括最有名的三教授,数学教研室主任,双科博士(数学,天文博士)刘景方教授,罪名是反对不出版他翻译的法文科学著作,金相教研室主任,德国柏林高工博士,赵锡霖教授,力学教研室主任,刘宝智教授,以及冶金系主任石心埔,国家一级教授,以上是最有名的,直接教我的老师中,物理老师,俄语老师,化学老师都成了右派,当年毕业生加上教职员,总共270名右派按照上级下达的任务交上去了。其中包括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金相学副博士,马如璋副主任,可怜他在钢铁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我赞成教授治校“,贫农家庭出身的党员身份也救不了他,戴上帽子送到钢铁研究总院劳动。此人不善言辞,干活塌实,经过20年苦修,改革开放后成了我国著名金相学家。其他老师的结局就不同了,刘景芳教授和夫人同时被戴上帽子,因年纪比较大,留校查看,夫人到学校花房劳动,刘宝智教授死在送往医院的排子车上,赵锡霖教授的遭遇比较有意思,他被送到农场劳动后,大约在1960年的春节外国专家招待会上,赵教授的夫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赵林克悌(德国专家)直接到周总理面前要求把她的丈夫送回来,总理当即表示同意。赵教授很快就回到学校了,但是并不安排教学工作,而是到图书馆打扫厕所,这图书馆有14个厕所,原来由清洁工打扫,效果不好,赵教授接管后,一人包下来,厕所从此天天干净,他一直等到1979年平反,但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度,石教授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学生批斗他,叫他沿着刚铁学院主楼前的大花坛爬一圈(大约200米),回家后就自杀了。

到了1958年春天,第二次反右运动开始,原因是下达全国的指标没有完成,这次的划定范围也扩大到大学全体学生(1957年新生除外),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是五年制,所以二,三,四年级的学生全部包括在内,原来小学教师不在内,现在也包括了,这样,基数比1957年要大许多,钢铁学院总共上交右派400名,完成了5%的指标。

对于这批注定“没有前途“的人,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安排,一部分留校当反面教员,大部分送到工厂劳动,小部分送到农场劳动,21年后的1979年,发表了给右派改正的58号文件,除个别右派,如著名的罗隆基,张伯钧等人外,所有右派均得到改正(不是平反,要求给右派平反的呼声一直呼到今日)。钢铁学院的400名右派的结局我仅知道一部分:处决二人,现行反革命6人,有的遣送原籍,在当地劳动,金相1957级一位从军队复员的女生,本来到1957年就毕业了,被遣送原籍江苏崇明岛,终生未嫁。轧钢专业1960级一位原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的女儿被送到安徽,早早就去世了,我们班金相60-2班三个右派,一个自杀,一个成了现行反革命,在劳改队度过19年,一个被送到工厂劳动。21年后,按照1978年公布的58号文件给右派平反,按照民政部为落实政策的右派发出的回城户口指标,连同受株连的家属,总共20万个,也就是说,当年551千名右派,经过21年改造,活到1979年改正的大约有十几万人。

关于右派的数字,官方一直说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结果是划定了右派551千名,但是没有提到1958年的第二次反右,另外,还划定了一批“中右份子”,是在反右期间根据其表现而内部确定的,不经过批判,不宣布戴帽子,但在档案上写明并通知本人。我们班一个女生,五年的所有功课都是五分(苏联标准,最高分),被划为中右分子后,1960年毕业后送到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到1980年我们见面时对我说:你的右派能得到平反,我的中右永世不能平反,她最后到美国去了。

关于划定右派,如果在鸣放期间有言论,或出了大字报,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是右派了,至于在这期间没有言论,也没出大字报的,就根据平时表现,由党支部确定。我们班第一个右派是解放军复员连长,广东人,他在整风期间给他原来的连指导员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转给有关部门核查他的家庭成分,结果信被转到钢铁学院党委,他也就成了地主阶级反攻倒算份子,戴上了帽子,第二个是我,伪官僚家庭出身,有三条罪名:是平时对同学说的。

1,反苏,因为我认为苏联的科技水平不是世界一流;

2,反对我党的干部政策,在1956年人民日报曾发表消息,广西饿死农民680人,并同时宣布改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我当时对同学说,是基层干部太坏,才造成这种结果,

3,反对我党人口政策,我曾表示。中国人口太多,有一半最好。

在批斗会上,允许我答辩,但是划定了右派不能改变。第三个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他是相当不错的男高音,但是爱唱印度的歌曲,不爱唱党的歌,结果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处理。这三个右派占全班30名学生的10%,这三个右派都按留校查看处理。21年后,这三个右派的结局是怎样呢,朱绵昌,那个原来的连长,被送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铸造车间劳动,后来在劳改队度过了15年,回到原来部队的他的指导员家中,和这个指导员死在一起;我在东北度过了19年的劳改生活,于1979年平反,在大学工作,1992年以副教授职称退休,第三个是李长吉,送到北京重型机械厂劳动,从车间工人一直到副总工程师,1997年退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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