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第十章 最后一个劳改场

第10章．最后一个劳改场

将我经历的最后一个劳改场单独叙述，原因是这里原来的农场在大饥饿的三年中被废弃了，我亲眼看到的被雨水冲刷后露出的成排的尸骨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到达时只有大片的荒草和一座破败的办公楼。重建的农场叫三棵树农场，其实，原来留下的还有主农道两旁粗大的白杨树，大约有几百棵，

我们到达时，草垡子垒起的围墙和电网都完成了，草垡子和高粱秸搭建的监舍也能入住了，当然是直接睡在地上，所以，一切从头开始，一个几千人的劳改场是怎样建设起来的，是值得仔细叙述的。

第二个原因是，我从这里经过九年改造走回社会，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特别是一件小事使我没有转到沙漠深处的另一个农场，名叫成吉思汗农场，也许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归宿。

这里也是劳改区，北面是六三农场和乌兰农场，往西就是内蒙古，有成吉思汗农场和图木吉农场。三棵树农场分四个分场，每个分场大约有1000名犯人，配解放军一个连，全场的兵力为一个营，由一个团级干部担任最高领导，他的工作就是带着警卫员和司机坐吉普车到处打野鸭子。当然，他们在荒地上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所以，犯人到达后的首要事情就是修建砖窑，开始是小砖窑，烧出的砖先盖干部宿舍，然后建轮窑，于是大批的红砖就用于修建机械厂，医院，学校，粮食加工厂等，全部工作都由犯人担任（轮窑的烟囱是请外来工匠完成的），连医院建成后配备的医生和子弟中学扩大为高中后的教师，以及测量工程师都由我们担任，可以说，中国的劳改队的技术水平远远高于当地农村，其知识水平也远远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一个分场1000人里有至少1/10受过高等教育），即便原来的音河农场的北京犯人经过两次混合（音河---嫩江，嫩江---三棵树），汇入了大批的当地犯人，没有原来的知识份子中队了，但是，当地的现行反革命中的知识份子也有很高的比例，这是我国的现实（和我在同一中队的就有东北林学院的讲师，大庆油田的钻井工程师，黑龙江大学的教师，某中学的教师和某冲锋枪工厂的技师）

这个农场的重点是建设，不是大田管理，所以，很快就在总场飞机形大办公楼旁建起了机修厂，拖拉机站，医院，小卖部，子弟中学，粮食加工厂，干部餐厅，家属区等，似乎是一个小镇了，去县城的长途汽车也在场部前设了站，所有这些建设工作的代价是非常低的，对于犯人，只要在入冬之前给每人8斤棉花和黑布两块，一顶棉帽子和手套，胶鞋，他就冻不死，把带皮的碎玉米做窝头给他吃，他就饿不死（当然不能吃饱），只要他不死就能干活，而且有些是相当高级的活，他们的智力并没有因营养不良而衰退（当然，需要极强的毅力，有一个兰州大学生物专业的大学生在离开劳改队后，只能回家给别人看守采沙场）。他们建设起来的农场要比一般的农村强的太多了。

我被分在二分场，头一件活就是打机井，因为要种水稻。打机井这个活要是在农村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在劳改队就相当不困难了，因为有人才。从名册上找到来自大庆的钻井工程师和会竖立井架的架子工，然后配上大学生，在他们看来，大概这种技术活需要有学问的大学生来干，所以，打下手的全是大学生，一个钻井队就成立了。值得记下来的是，犯人如何将先进的技术与最土的设备结合起来，打出了配6寸口径水泵的80厘米的机井。

当选定的井口位置用自制的炸药炸开一个直径两米的坑后，并将用三根圆木构成的井架用木制绞盘竖立起来，在坑里灌满水，然后下钻杆。钻头是带齿的长条钢板，后面是牛皮口袋（为了这两只大口袋，牺牲了一头牛，我们喝了点肉汤）。转动钻杆的动力就靠我们的力气了，钻杆上有一个钻卡，带四个横杆，由四个人推动。被齿条刮起的泥土不断进入皮口袋，再随钻杆上升，出水面后倒出，然后钻杆下降，如此循环。待通过了大约三四米的土层后就是卵石层，从小到大，大的有20-30厘米的块度。我们的工程师按照钻井规程划出了地层的断面并标注到达不同地层的日期，从地层图可以断定，在远古时期。这里是海洋，如今是一片荒漠了，但地下水位很高，大约距地面4-5米。

我们用泥浆保持井壁不塌，可以到16米深，而且是80厘米直径，其固井原理和先进钻井用重晶石泥浆固井的原理完全相同，可见知识的作用多么重要。当到达预定深度就下井管，井管是直径60厘米的厚木管，钻10毫米的进水孔，一段一段地垂直下放，一直到井底。当抽水机一开动，四周的卵石便紧紧地包围了井管，一个机井便完成了，当然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1970年早春）在野外干这种活也只有劳改犯才能胜任。

打完成预计5000亩水田的全部机井以后，开始水整地，就是灌水按水平面将地面整平，这时地面化冻只有20厘米左右，光脚（特别规定不许穿鞋下水）在冰水中可以踩到冻土，其感受只能用钻心刺骨来表示，

整完地就是育秧，当然是先进的办法，我们打井队全体参加，方法是在塑料棚中保持一定温度和湿度，将托盘里混合了土的稻种放在多层架子上，按时喷水。其感觉与水整地是天上地下，典型的桑那浴（当时不知到这个名词，多年后洗了桑那才知道），我们的工程师也记载了从种子到成苗的7个昼夜的各种参数和幼苗的形状，这就是知识份子的天性吧。

水稻的田间管理是由有经验的人担任的，我干的是挖排灌水沟，这种活无需技术，只要力气，用一种筒锹，像我国老式建筑的弧形瓦片，前端像刀口那样锋利，锹把头上是横木，操作时要提起锹把，然后用全身重量往下冲，将锹头插入地面大约50-60厘米，然后小心地将泥条反扣在地面，构成水沟的两岸。这个活是非常累人的，东北的彪形大汉不费太大力气就能插的很深，干起来很自然，我的体重只有50千克，所以非常困难。有一天，王管教（就是想给我戴脚镣的那个人）陪同几个好象上面来的干部到工地查看，远远地指我这个方向，第二天早上出工，当队伍刚到大门外领取工具时，王管教叫工具员取一把最好的筒锹，拿来的是磨得飞快的新筒锹，锹把也打磨得很光滑，他拿了这把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这把给你。这个举动着实吓了我一跳，事后一想，大概那天的审讯留给他某个印象，即使在审讯情况下，不亢不卑的态度也有好的作用。

大约在1973年，命令下来了，15年以上刑期的犯人一律迁到成吉思汗农场，我当然在册（我的刑期是15年）。在登记了名单，结完帐后，第二天清早出发前，我坐在铺盖卷上等候点名，这时指导员来了，叫我等着。眼看大伙上车出发了，该出工的也走了。空荡荡的监舍里只有我一人，这时，一个矮胖子由指导员陪同进门了，头一句话是：你叫张磐吗？第二句话是：你是学热处理的吗？我都回答：是，第三句是：带着行李跟我走。

事后才知道，修配厂领到了制造插秧机的任务，因为要扩大水田面积，但是买来的全套图纸上所有的工序从制图，铸造，焊接，锻造，机械加工，钳工装配 都没有问题，惟有组装前的热处理工序没有办法，也没有设备，工厂领导（就是那矮胖子）马技术员召集全体人员，问谁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包跃斌（他在厂里修柴油机）说，大院里有一个学热处理的，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段插曲。至于发往成吉思汗农场犯人名单上我的名字，就临时由张念甘顶替了。命运就是这样难说，如果没有这500台插秧机，我到那里以后的遭遇该是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车间，给我的是一叠需要热处理的零件图，其他什么也没有。给我的任务是把所有需要热处理的零件都加工完，我从热处理炉，配方，工艺，到操作，用绝对土的设备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插秧机如期完工，还出售一部分给其他农场。1979年回到北京后，曾将这次的经验寄给农业机械杂志，发表后得到稿费15元。这件事表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要想活下去，就要凭毅力，坚持到最后，否则，就是完全不同的结局。下面是一个中专学生的遭遇

他是从大庆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来的，罪名不清楚，只知道是反改造，其实就是怕干活，对于不干活的知识份子，他们的办法就是把大冰块放在他的后背，让他驮着，站在大门口让我们看，其实这样的罪远比干活更难受，但是这个孩子就低头背着，下一道命令是照例加温，因为和我不在一个队，具体过程不清楚，但是知道结果。一个积极份子在批斗时（当地人最喜欢批斗）用马扎（就是可以收拢的小板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死后，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哥哥，一个解放军连长，以家属身份来了解弟弟的情况，劳改队方面说是犯人打死的（这一点和广东盲流收容所打死大学生孙志刚不是相同吗），当然没说是队长组织的例行“加温”了，既然是同监犯人干的，凶手当然要处理，结果这个本想表示一番的积极分子被处决了。

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坚强，在长期饥饿，劳累，死亡和随时遭受体罚的威胁下，有的人就会出下策，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在入狱时带了几本书，在北京时没有问题，但到了黑龙江就成了问题，被没收了，偏偏书里夹着他写的一篇回忆录，名叫“我的三嫂”，于是开始批斗，说他是破鞋，叫他跪着，胸前挂一双破鞋，他大哭一场后，在晚上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在房后用镰刀割断腕动脉自杀了，另一个是复员军人，他在大白天往围墙上爬，故意让卫兵把他击毙。

也有大难不死的，一个北方交通大学右派学生被关在小号里，他和另一个犯人商量逃跑，当他们在夜里逃了出来后，后者忽然想起有一件衣服必须拿走，便回去拿，这时被发现了，被追兵开枪击毙，他听到枪声马上匍匐在水沟里，追兵到了他身旁就要开枪，旁边的另一个兵说，把他拉回去。然后是加刑12年，送到哈尔滨第三监狱。这个犯人是学铁道信号的，哈三监是低压开关厂，专业对口，到了1979年平反后居然当了这个厂的工程师，而且当上了警监，级别相当不低。

下面谈到一个心理素质高的例子，一个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右派学生被送到新疆改造，他逃到北京翻越英国代办处的围墙，见到了英国人，表示希望能得到帮助到英国去，可是英国人爱莫能助，只能请他离开。当他走出代办处大门时，已有吉普车在等候了，此行的结果是以逃亡外国罪判刑20年。在劳改队的条件下，本来是没有读书的时间的，从早到晚都在劳动中度过，收工回来还要学习，但是他有办法，我们每天中午吃完窝头可以在烈日下仰面躺在地上盖上草帽睡一小觉，他从来是俯身背着阳光看书，当然还有每两个星期一天的休息，大家都在缝补，他却看书。在劳改队是严禁看书的，但字典例外（我随身带的是郑易里编的袖珍英汉字典），十多年过去后，他回到母校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落实政策，人事处按照他们的想法认为在劳改队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用！便问他：你能干什么？他回答：我懂外语，问：哪种外语？回答：英语。于是拿来一份英语试题，作完了交给对方，接下来的对话是：你还懂哪钟外语？回答：日语，作完日语试卷后又交给对方。第三个回合是：你还会哪种外语？回答：德语，可是，对方没有德语试卷。结果，他被送到图书馆情报室，用三种外语翻译资料（他在大学期间还学俄语，但此时已没有用了）。十年过去了（1979-1989 ），到了六四前夜，中国改革开放11年，来自大学校园的反腐败，反贪污的呼声形成浪潮，他那时已担任学校图书馆情报室主任和中国建筑情报网秘书长，向领导提出了图书馆长贪污的报告，但马上被停职停薪。为了活下去，他开始写书，第一套是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快速预算施工资料大全，精装四册，370万字，第二套是世界建筑造型典例大观，精装5册250万字，也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了稿费，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花一万美圆把12岁的独生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第二件是不断到北京上访，坚持8年，终于让北京的建设部派人到重庆建筑工业大学（已改名）了解真相，责令学校恢复工作，补发工资（一个大学的副研究员，重庆建筑技术研究会理事长到北京上访需要8年时间，其间所花费的精力和金钱有多少！我们的经济学家苦思冥想寻找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不上西方的原因，其实，原因就在眼前，）他认为，工作虽然恢复了，我这8年的精神损失该如何处理，他上告到法院。

四天后的一个夜晚，他死在家中，头被钝器砸碎，胸部被切开灌入硫酸，他的妻子当时正在外地讨书款，得到消息赶回家里，丈夫的尸体已送到火葬场准备入炉了，她总算及时赶到火葬场看到了丈夫的样子（为何不等家属到达就火化？），

接着是冻结财产和追捕他的遗孀，这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女子带着丈夫伸冤的材料逃到我的家里要求帮助，我能做的就是帮她到书店讨回了一笔书款和取回余下的书，后来，她又来找我，说她想到美国看望女儿，但是成都的美国领事馆的答复是，学校提供的证明是她有精神病，拒绝她的申请，以后就没有下落了。

   他的名字是杨运均

   在一次闲谈时，我把这件怪事告诉我的一个朋友，恰好她认识重庆建筑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她马上打电话询问此事，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友人放下话筒，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管这件事了，外国有的，中国也有。她的丈夫是国家安全部的官员。

   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请在美国的朋友联系死者女儿的学校，说明全部情况，希望学校能帮助这个孩子，或者请当地华侨帮助。结果是学校免除了这个孩子的全部费用，直到高中毕业，同时还为她争取到一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可惜她没有考取。事后她给我来了一封长信，告诉我她会永远记住去美国的前夜我在旅馆对她所说的话，并且表示她已成年（18岁），参加过绘画展览，并且获奖，可以不麻烦我那个朋友了。从相片看，已完全不是当年上飞机的12 岁小姑娘了。

杨运均的一生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中国的现实。

以下继续谈我的感受。

三棵树农场经过两年的建设，除了数万亩大田和5千亩水稻外，还有机械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砖窑，养猪厂，果园，医院，学校，附带卖书的小卖店，所有这些都是犯人完成的，国家投入的是所需的设备和材料，一座按中国水平相当先进的农场就在荒野上出现了，这样的规模如果是农村，就要安排许多个书记，村长，会计，治安，这些人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更不用说满足这些人对金钱的欲望要损失多少国家财产了，在劳改场就完全不同，一个1000人的分场至少管理一万亩农田，没有农艺师，技术员，当队长的只要带领犯人出工，收工，别的工作不用他管，田间的组织工作由带队的犯人担任，这样的队长除了每月的工姿外，既不能把土地出卖给建筑商人，也不可能向犯人摊派款项，更不可能盖漂亮的楼房，分给他的就是成排平房中的两间，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储藏粮食，如此而已。当然，他们可以享受豆油，白面，精细的玉米面，这些东西在当时的首都都是非常稀罕的，在今天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桩。即使是农场的最高领导，一个喜欢打野鸭子的团长，也不过享受吉普车一辆，猎枪一支而已，比当今的小村长差远了。

再者，农场的人员配备是非常精干的，一个4000人的劳改厂，其全部农用机械设备的维修工作由其所属的机械厂承担，这个厂不过50多人，包括所需的各工种，从设计，铸造到模具钳工，车间工作的组织，甚至还有技术资料的翻译，全部由熟练技术工人（没有技术员，工程师）担任，他们是从犯人中挑选出来的，没有徒工，而脱产管理人员只有一个厂长。这样的人员配置在一般工厂绝对办不到。农场的粮食加工厂可以磨小麦，玉米，碾米，由两名就业农工管理，没有干部参加，医院有两名医生， 也是就业人员，。当农场学校办高中部时，所需的14名各科教师也来自就业农工，工资一律36。5元。这14名教员全部受过高等教育。

劳改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其运营的成本中，工资部分所占比例极低，所有劳改犯人，除了囚粮，囚服和每月一元五角（可以购买最低级的烟叶一斤）零花钱外，没有其他开支，当犯人服刑期满，一律留场就业，不能回家。从事农田劳动的，每月工资32元，从事技术工作的，绝大多数发给工资36。5元，相当于工厂2级工，我于1975年8月服完15年刑期，继续留在修配厂，担任设计和翻译工作，工资级别是2级工，36。5元。汽车修理工的工资最高，因为关系到场部的汽车能不能很快修好，所以工资是45。2元，相当于3级工，全厂工作的领班，当然责任比较大，所以拿54元，是4级工，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地方工厂中能找到吗！

我所经历的劳改场还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是很少有消极怠工的，因为一旦被认为是反改造，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个被打死的大庆的学生就是一例），而且，口粮是根据劳动效果而决定的，在常年不能吃饱的情况下，晚上多发的一个窝头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定量从42斤到48斤，当然是带皮的玉米面，蒸出的窝头在阳光下有发亮的点，那是玉米皮），实际经验也证明了其效果，中国曾经实行的普遍粮食定量制度对于控制局势起了绝大作用。还有就是减刑，改造有突出表现的犯人可以得到减刑，尽管这不过是马脑袋前面吊着的胡萝卜，但很有效。所以，劳改场的劳动效率很高，例如，挖土方，用当地特有的筒锹，一般的工效是每天8立方米，按每立方米重量2.5吨计算，大约是20吨，一个人从地下挖出20吨土，修成沟，其代价不过是1.5斤带皮玉米面，用物理学名词热机效率表示，大概超过任何一种发动机，更不用说高效手能完成16立方米土方了。

特别是在收小麦时，天不亮就起床，到工地时每人分10垅，宽度是1.5米。小麦是机械播种，垅的长度为1000米，也就是每人1500平方米，大约是两亩半。大约从早晨5点开镰，到10点钟，一直弯腰收割，还要打捆，已经非常累了，抬头可以看到送饭的马车已停在地头，割完了的已在抽烟休息了，看看两旁的麦茬，后面紧跟着带枪的人，那种心情实在无法描述。

只有全部收割完这块地才能开饭，所以，先割完的人抽一口烟后，要回头帮助我割完，然后领取白面大饼一斤和炒菜一碗，里面有一点肉。这样的劳动强度（7个小时收割两亩半小麦）在一般农村是不可能的，即使请“麦客”收割，也要有酒肉和工资，在这里，一斤大饼就解决问题了。

大豆的收割是另一种情景，垅距70厘米，每人两垅。成熟的豆角非常扎手，黄豆的枝又很硬，很脆，镰刀根本割不断，只能用刀尖勾住豆枝下端，再用力推倒，所以，收割时一直弯腰前进，同时一手不断用镰刀勾枝条，另一只手不断的推，用这个姿势一直割完一垅，1000米，然后回身个第二垅，待割完第二个1000米，回到出发地头，吃完两个窝头，休息一会，拔出手中的无数小刺。可以算出，收割1400平方米（两亩多）的大豆，其代价是窝头两个，劳改队的生产成本就是这么低。

当然，劳改队的产品还有畜产品，我们农场的养猪场就有相当规模，饲料就是榨油厂的豆饼和粮食加工厂的下脚料，冬天吃胡萝卜，我曾为养猪场设计并主持制造了一台冻胡萝卜破碎机，其成本不过是钢材和一台电动机，这样的事在普通场合是根本办不到的。

既然劳改队有如此优点，我国的劳改事业的确大有发展，黑龙江泰来县就是这个省的若干劳改区之一，具体数量我不知道，但是一个三等小县，只有一家饭店，两个小百货商店，一条短马路，但却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安医院，专门为劳改队服务，我在平反之前曾患大叶肺炎，就是在公安医院住院治疗的。

按照我国政府编制，县有自己的劳改场，三棵树这样的劳改场是属省劳改局领导的，市级行政单位也有自己的劳改局，北京就有挂牌的“北京市劳改局“。所以，中国的劳改系统是有相当规模的。小小的泰来县就有一个新生机械厂，生产载重7吨的龙江牌卡车，发动机和电器由外厂供货。 北京的新都机械厂更厉害，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可以生产载重15吨的太拖拉卡车。

在三棵树农场北边有乌兰农场，是一个老场，在高大的白杨树下是一排排红砖房，院子里晒的是红辣椒和水果干，一片秋收后的田园风光。我猜想是就业农工的家属院。

乌兰农场有一座水电站，当年的劳改犯利用地面的坡度修建了一条地上河，将流过农场的一条河的两岸随地势加高，经过十几公里后，水头被抬高了十多米，水坝下的水轮机便得到了动力，看着高大的水坝和地上河，听到轰轰的水声，再想到劳改犯在烈日下抬土筑堤岸的情景，我们对国家的建设是出了大力了。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劳改系统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到哪里去了？每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中从来没有这笔帐，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官员们又是如何对待这笔财富的？

三棵树农场不过是我国无数劳改农场中一个小规模的，机械化水平远超过当地农村，用大型拖拉机配圆盘耙和播种机，田间管理和收割靠人工，也用一些联合收割机。运输基本上用汽车，而当地农村则用马车。从我所经历的三个农场来看，劳改农场除了对犯人进行惩罚性劳动外，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建国这么多年，这些财富总计有多少？干什么了？说到这里，插入一段小事。北京有一个天堂河农场，专门养鸭子，这种鸭子要吃鱼肝油和鱼肉，供北京特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