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

作者:大龄文青  于 2017-11-25 22:5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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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哥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先到安徽老家看望两个女儿,然后到宁波看望大哥,到成都看望三哥和大姐,最后到北京,看望两个弟弟。1948年秋天他随空军撤退到台湾,留下妻子女儿。土改时妻子戴着地主和反革命家属的双层帽子自杀了,留下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靠乡亲照顾,没有饿死在那场大饥荒中。40年过去了,爸爸不敢和家乡联系,怕给家人带来灾难,1989年秋天,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他终于有机会回家看看了。他看到女儿领着孩子来见外公,看到招待他的丰盛的酒席,也知道哪些亲人死在那场灾难中。

当年在重庆参加战干团的大哥已是暮年老人,靠宁波港务局的退休金和老伴过晚年的简单日子。成都的大姐是黄埔军校最后的女兵,这时是新华书店退休工人,虽然有五个孩子,但她独自生活。说起来很有趣,当年撤退到台湾的老兵,40后有机会回家乡探亲了,其中有一位回到成都探望当年的领导,就是我大姐,临走时,我大姐托他打听在台湾的四弟,这位先生回去后登报寻人,我四哥恰巧看到这份寻人启事,立即准备回乡,但此时,他是中山研究院的空军少校研发人员,是不准回大陆的,最后,他放弃了丰厚的退休金,才得以由儿子和儿媳陪同回乡。

在成都还看到了三哥,成都规划院总工程师,是丁克家庭。最后到北京,给我父母扫墓并看望两个小弟,我从东北劳改队回来在大学教书,弟弟是一个军工厂的副总工。

四哥到北京之前,我问学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回答是,不接待,不陪同,自己安排。这样就可以在家里随便说话了。在我的一间半的家里,先谈我们父母的遭遇,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父亲以起义将领身份参军,将4000名工人的军工厂连同10万套棉军服交给解放军并担任技术干部学校副校长,培养解放上海后担任工厂军代表的军队干部,1955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到车间当工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1978年在农村熬制胶水,死于苯中毒。1981年平反,恢复革命干部身份。

四哥听完这段话,要求到墓地给父母扫墓。父亲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铁道桥梁专业,是茅以升的同学。我的情况从1950年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到复员上大学,1958年第二反右时当右派,1960年毕业后以企图逃亡国外罪在黑龙江劳改队服刑15年,再当二劳改4年,然后平反,到大学教书。

最小的弟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十年文革没有下乡劳动,因军工厂没有停工。姐姐和姐夫毕业后分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文革十年,大学拆散为红旗医疗队,到山区为农民服务。小妹毕业于上海著名的中西女校,响应国家号召报考医疗中专,一辈子在上海工作。死前是上海精神病院主治医师。

除了介绍我们的情况外,还在全聚德招待四哥一家,我们只在普通大厅,贵宾厅太贵了。饭后,四哥坚持买单,他知道这顿饭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

临回台湾时,我问四哥,在大陆一个多月,感受如何,他说,大陆的经济状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好,来之前,听说大陆连食盐都缺乏,其次,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比他们政府宣传的还差的多。他在弟弟家的窗口看到了戒严部队命令汽车停车搜查后备箱的情景,也知道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情况,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北京两个弟弟的家比较好。可是,大弟弟这个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只够请哥哥吃一顿饭,小弟虽然是电子专家,但工资更低。按照我国工资等级规定,企业职工要比事业单位职工低,

在机场告别时,他拿出两张100美元的钞票,给我和弟弟,告诉我们,需要时就花掉。

张家八个孩子本人的情况说完了,但是还有几件事值得提及,中央电视台曾拍了一部纪录片黄埔军校,其中有黄埔女兵一集,摄制组专门到成都大姐家的破房子里采访她,一年后大姐去世,成都和北京的报纸都登载了她的照片和简历,说她是白衣战士,上火线抢救伤员。  大姐在解放后按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规定,凡是解放前担任相当于连长级别的官员一律定为历史反革命,她是战干团毕业,蒋经国的部下,所幸没有被处决,但靠卖血和拉排子车和丈夫度过了最困苦的30年,改革开放后才到新华书店当店员。死后成了香饽饽。

姐夫的情况也值得说说,1955年从大连医学院毕业,他俩被分配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30年后,姐夫已是法医教研室主任,正教授,姐姐是主治医师,全家四口人住一间日本时期这所学校的学生宿舍,两个孩子睡双层床,老两口睡大床,这间16平米的房间就满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学校盖教工宿舍,按职称规定,正教授可以买105平米的四室一套,虽说是按成本价再按职称和教龄打折扣,非常便宜了,但他俩商量买三室一厅的,可是,这90平米的房价也凑不出来,只得向北京的两个弟弟求援,最后,我和弟弟负担一万元,他俩拿出全部存款6000元,总算住上了新房子。有人会问,法医教授不是当今发大财的绝好差事吗,姐夫告诉我,的确如此,但是,有良心,有医德的法医是只能靠工资生活的。靠沈阳的工资标准,他们能过怎样的生活呢,姐夫有几次到北京开会,我看他的穿着太差了,便说有几件穿过的外衣,可以拿去,他非常高兴地换上了。

中国相当有名的医科大学的科主任,居然愿意穿弟弟的旧衣服,还很高兴,这种现实怎么不叫人心痛呢。当然,当今的一个法医正教授的灰色收入,可以买豪车,住别墅了,这种现实当然也让人痛心。

我小弟的经历也可以说说,1964年北大毕业后,遇到一位中将的女儿,这位官二代看上了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显然,北大毕业的电子工程师,又风度翩翩,显然比她同阶级的官二代强出一大截。这时,官太太打电话给弟弟的党委,命令他们阻止我弟弟接触其女儿,但这位小姐宁愿脱离家庭关系也要和反革命的儿子恋爱,最后,这对年轻人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结了非常简单的婚,过了一辈子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当然,也为这个国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双双在高级工程师的职位上退休,靠相当于保姆工资的退休金过日子(2016年新涨后的退休金为每月4500元)。

我弟弟妻子的哥哥的遭遇也很值得说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柴油机制造厂的副总工,该厂可以按国际标准生产6000马力的高速柴油机,用于快艇,但中国的快艇制造厂要进口的,于是,他们军转民,制造大马力的摩托车,就像著名的哈雷机车那样,可是,当地一个有权势的机构要包销其全部产品,无奈之下,该厂决定派这位副总工到北京请求上面批准制造150顿的重型卡车,他告诉我,这种重型卡车国内不能生产,完全靠进口,如果得到许可,他们可以提供其发动机,再有一家电机厂提供直流发电机和电动机,因为这种巨型卡车是电机驱动的,配合一家总装厂,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北京上层不同意国内制造,于是,他只能回厂。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前环境下也是两极分化的,他们可以开工厂,做买卖,当顾问,可以编书,不论多么烂,只要有市场,就可以出版,可以办各种时髦的补习班,讲座,可以到电视台讲怎样养生,做饭,还有古代皇帝的种种趣事,等等,都能赚钱。上海一个教授家里失火,烧坏7台电脑,可见他非常忙,干的事非常多。

知识是多少代探求者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但是如今的知识被滥用到了什么地步呢,我给北京一家著名的中学打电话询问外地学生是否可以转入贵校,回答是可以,但需要6万元赞助费,那时这笔钱可以在东三环买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当这个学校的校长当然非常高兴。一位大学教授患淋巴癌,医生说需要做化疗,病人属于中国可以报销医药费的那一部分人,但医生提出需要加入一种进口药,每次24000元,不能报销。一个疗程6次。当医生的当然非常高兴,可是他不想想这个病人如何凑得出这笔钱。我的一位朋友写完博士论文了,按规定要在一定地位的期刊上发表才能算数,可是,这论文不但没有稿费,还需要买版面,这期刊的主编当然也跟高興。更奇怪的是,一个项目有了成果,需要召开发布会,宣告其价值,于是请来著名专家,签字后皆大欢喜。

这种贩卖知识的场合比比皆是,当一个社会的医生,教授,法官都在忙于捞钱时,其生命力也就到了最后阶段了。

第二代知识分子如今已凋零殆尽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应该留下一点回忆的,一个大学生在大饥荒年代想到香港找哥哥分一点爸爸的遗产,结果被判刑12年,监外执行,就是自谋生路,但逢年过节要被监禁几个月。他不可能找到工作,也不许待在家里,所以只能肩上一条毛巾,腰间挂个搪瓷缸子到处找活干,当然只能找最苦最累的活。许多年过去了,到了四人帮倒台,国家颁布58号文件,给右派分子摘帽,他的案件当然也一并解决。这时,关闭10年的学校开门了,但缺少教师,他才有了机会当上了高中数学教师,而且效果很好。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位朋友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他勇敢地到法庭为其辩护,居然赢了官司,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奇怪怎么还有这等能人,赶快请来当了律师。结果,法庭辩论连连获胜。他决定专门担任经济律师,特别接对外的官司,一直到退休后还担任两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值得思考的是,一个钢铁专业的大学生,当处在社会最底层时,不但当壮工,扛重活,同时不忘学习,研究法律知识,同时学习外语,这就是因为看到了未来,没有为了糊口而放弃学习,当今的人有这种信念吗。

还有一个例子也值得思考,出身农村的一位大学生,原来是上大学然后回乡担任县医院院长的,可是他也被带上了右派帽子然后送到劳改队。20年后,右派帽子统一被摘掉,但的反革命的案子没有平反,算是刑满释放,这样就谈不上落实政策,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就没有处方资格。他在当地医院找不到工作,便找到北京,但是此地不留人,他最后到了北京郊区的乡村,在山坡上用泥土混合杂草盖了一间小房子,再在坡上种点玉米和南瓜,打算在这里住下了,当地村干部也没有把他赶走,因为他给村民看病不收费。到了年底,村民送来许多礼物,他就这样过了许多年,没有户口,没有低保,没有被驱赶,也没有成家。每天除了给村民看病,到地里干活,看点书,还写了一本书,当然不能出版。慢慢地,找他看病的人多了,名声在外了,有外地的医生请他去坐堂,愿意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他谢绝了,因为山上空气好,也清静。有一个病人在几家医院治疗都没有效果,但被他治好了,这位老太太决定让两个女儿认他为干爹,并安排她俩照顾他晚年的生活,这样,他就享受到天伦之乐。

两代知识分子的遭遇说完了,第三代的处境如何?我没有孩子,但有干儿子,干女儿,他们如今怎么生活呢? 不久前,干女儿打电话来:老爸,我移民匈牙利了,奇怪,到那里干什么?回答是,我没有安全感。她是三家公司的老板。第二个是我劳改时难友的女儿,12岁那年到美国念书,第二年她的爸爸被暗杀了,家产被查抄,她成了孤儿,她的学校居然免费让她念完高中,然后靠卖画念完大学,拿到建筑学硕士文凭。担任建筑师助理,入了美国国籍。第三个是我老伴的学生,农民家庭出身,算是比较成功的北漂了,他可以送孩子到北京学费最贵的学校念书,但是看到那些小皇帝,他和妻子最后决定到美国定居。送孩子到私立高智商学校念书,毕业后有很大机会进常春藤大学。第四个是刚认识的一位40多岁的大学教授,工程学博士,谈话中提到反右,他问我,什么是反右?我想到诺奖委员会中文委员马悦然的一篇文章,他有一次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想知道沈从文先生的近况,对方问:谁是沈从文?马悦然立即放下电话了。

第四代知识分子目前大体上是30岁以下的,即90后一代,大学毕业,好歹找到一份工作,用一句话就是,今天上班了,明天还想去,那是事业,明天还得去,那是职业。一位学环境设计的大学生在北京找到工作,但工资低到无法生活,只有回到家乡找工作了,这就是逃离北上广。我担心他在当地买不到专业图书, 便将收藏的一套国外图册寄去了,但久久不见回电,原来,这位大学生对西方历史性资料没有兴趣,他不知道,战后德国人在一片瓦砾中重建了中世纪的教堂,宫殿,他们懂得,那是民簇的历史,但我们的青年不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好,他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懂历史的一代,怎么能知道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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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0 个评论)

10 回复 qxw66 2017-11-26 02:41
马悦然没礼貌啊
10 回复 门外照斜阳 2017-11-26 02:51
四哥回台湾前的回答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大陆的经济状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好,来之前,听说大陆连食盐都缺乏,其次,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比台湾政府宣传的还差的多。
所以, 当曲啸80年代访美时说到自己无辜被关押22年,及各种不公平待遇时,一贯反蒋的汪荣祖教授当场十分震惊, 说到台湾政府一贯抹黑大陆,都没有曲啸演讲中提到的这么黑暗。
11 回复 foxxfam 2017-11-26 03:40
曲啸疯了,最后全中共也疯了
7 回复 南冰洋 2017-12-29 01:14
1989年, 四哥才能回国, 可见当时台湾的开放尺度。台湾对大陆经济状况的分析研究, 资料有限, 而且相当危险, 因为只能报优不报喜。其实, 四哥所得到的经济资料, 放在大陆的七十年代, 还是相当精确的。中国国土分裂,人民颠沛流离,家庭妻离子散,父母子女天各一方,全是中共和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集西方法西斯的残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愚昧为一体的结果。
9 回复 古泰云 2018-1-12 12:57
写的好。评论的更好,字字珠玑
5 回复 Laohugua 2018-1-24 01:03
先生写的真好,记忆力超好,不愧是大龄文青,我家父也是唐山交大毕业的,1944贵州抗战迁校
6 回复 Laohugua 2018-1-24 01:05
怎样联系您呢,请回复
1 回复 评评灌灌 2018-12-6 00:02
好文,真实,....评论也好.
1 回复 1988sw 2018-12-12 00:41
人的一生,一步错,步步错。为青史添字,愿后世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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