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哥从台湾回大陆探亲，先到安徽老家看望两个女儿，然后到宁波看望大哥，到成都看望三哥和大姐，最后到北京，看望两个弟弟。1948年秋天他随空军撤退到台湾，留下妻子女儿。土改时妻子戴着地主和反革命家属的双层帽子自杀了，留下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靠乡亲照顾，没有饿死在那场大饥荒中。40年过去了，爸爸不敢和家乡联系，怕给家人带来灾难，1989年秋天，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他终于有机会回家看看了。他看到女儿领着孩子来见外公，看到招待他的丰盛的酒席，也知道哪些亲人死在那场灾难中。

当年在重庆参加战干团的大哥已是暮年老人，靠宁波港务局的退休金和老伴过晚年的简单日子。成都的大姐是黄埔军校最后的女兵，这时是新华书店退休工人，虽然有五个孩子，但她独自生活。说起来很有趣，当年撤退到台湾的老兵，40后有机会回家乡探亲了，其中有一位回到成都探望当年的领导，就是我大姐，临走时，我大姐托他打听在台湾的四弟，这位先生回去后登报寻人，我四哥恰巧看到这份寻人启事，立即准备回乡，但此时，他是中山研究院的空军少校研发人员，是不准回大陆的，最后，他放弃了丰厚的退休金，才得以由儿子和儿媳陪同回乡。

在成都还看到了三哥，成都规划院总工程师，是丁克家庭。最后到北京，给我父母扫墓并看望两个小弟，我从东北劳改队回来在大学教书，弟弟是一个军工厂的副总工。

四哥到北京之前，我问学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回答是，不接待，不陪同，自己安排。这样就可以在家里随便说话了。在我的一间半的家里，先谈我们父母的遭遇，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父亲以起义将领身份参军，将4000名工人的军工厂连同10万套棉军服交给解放军并担任技术干部学校副校长，培养解放上海后担任工厂军代表的军队干部，1955年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到车间当工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1978年在农村熬制胶水，死于苯中毒。1981年平反，恢复革命干部身份。

四哥听完这段话，要求到墓地给父母扫墓。父亲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铁道桥梁专业，是茅以升的同学。我的情况从1950年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到复员上大学，1958年第二反右时当右派，1960年毕业后以企图逃亡国外罪在黑龙江劳改队服刑15年，再当二劳改4年，然后平反，到大学教书。

最小的弟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十年文革没有下乡劳动，因军工厂没有停工。姐姐和姐夫毕业后分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文革十年，大学拆散为红旗医疗队，到山区为农民服务。小妹毕业于上海著名的中西女校，响应国家号召报考医疗中专，一辈子在上海工作。死前是上海精神病院主治医师。

除了介绍我们的情况外，还在全聚德招待四哥一家，我们只在普通大厅，贵宾厅太贵了。饭后，四哥坚持买单，他知道这顿饭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

临回台湾时，我问四哥，在大陆一个多月，感受如何，他说，大陆的经济状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好，来之前，听说大陆连食盐都缺乏，其次，大陆知识分子的状况比他们政府宣传的还差的多。他在弟弟家的窗口看到了戒严部队命令汽车停车搜查后备箱的情景，也知道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情况，最后的结论是，只有北京两个弟弟的家比较好。可是，大弟弟这个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只够请哥哥吃一顿饭，小弟虽然是电子专家，但工资更低。按照我国工资等级规定，企业职工要比事业单位职工低，

在机场告别时，他拿出两张100美元的钞票，给我和弟弟，告诉我们，需要时就花掉。

张家八个孩子本人的情况说完了，但是还有几件事值得提及，中央电视台曾拍了一部纪录片黄埔军校，其中有黄埔女兵一集，摄制组专门到成都大姐家的破房子里采访她，一年后大姐去世，成都和北京的报纸都登载了她的照片和简历，说她是白衣战士，上火线抢救伤员。  大姐在解放后按1951年镇压反革命的规定，凡是解放前担任相当于连长级别的官员一律定为历史反革命，她是战干团毕业，蒋经国的部下，所幸没有被处决，但靠卖血和拉排子车和丈夫度过了最困苦的30年，改革开放后才到新华书店当店员。死后成了香饽饽。

姐夫的情况也值得说说，1955年从大连医学院毕业，他俩被分配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30年后，姐夫已是法医教研室主任，正教授，姐姐是主治医师，全家四口人住一间日本时期这所学校的学生宿舍，两个孩子睡双层床，老两口睡大床，这间16平米的房间就满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学校盖教工宿舍，按职称规定，正教授可以买105平米的四室一套，虽说是按成本价再按职称和教龄打折扣，非常便宜了，但他俩商量买三室一厅的，可是，这90平米的房价也凑不出来，只得向北京的两个弟弟求援，最后，我和弟弟负担一万元，他俩拿出全部存款6000元，总算住上了新房子。有人会问，法医教授不是当今发大财的绝好差事吗，姐夫告诉我，的确如此，但是，有良心，有医德的法医是只能靠工资生活的。靠沈阳的工资标准，他们能过怎样的生活呢，姐夫有几次到北京开会，我看他的穿着太差了，便说有几件穿过的外衣，可以拿去，他非常高兴地换上了。

中国相当有名的医科大学的科主任，居然愿意穿弟弟的旧衣服，还很高兴，这种现实怎么不叫人心痛呢。当然，当今的一个法医正教授的灰色收入，可以买豪车，住别墅了，这种现实当然也让人痛心。

我小弟的经历也可以说说，1964年北大毕业后，遇到一位中将的女儿，这位官二代看上了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显然，北大毕业的电子工程师，又风度翩翩，显然比她同阶级的官二代强出一大截。这时，官太太打电话给弟弟的党委，命令他们阻止我弟弟接触其女儿，但这位小姐宁愿脱离家庭关系也要和反革命的儿子恋爱，最后，这对年轻人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结了非常简单的婚，过了一辈子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当然，也为这个国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双双在高级工程师的职位上退休，靠相当于保姆工资的退休金过日子（2016年新涨后的退休金为每月4500元）。

我弟弟妻子的哥哥的遭遇也很值得说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柴油机制造厂的副总工，该厂可以按国际标准生产6000马力的高速柴油机，用于快艇，但中国的快艇制造厂要进口的，于是，他们军转民，制造大马力的摩托车，就像著名的哈雷机车那样，可是，当地一个有权势的机构要包销其全部产品，无奈之下，该厂决定派这位副总工到北京请求上面批准制造150顿的重型卡车，他告诉我，这种重型卡车国内不能生产，完全靠进口，如果得到许可，他们可以提供其发动机，再有一家电机厂提供直流发电机和电动机，因为这种巨型卡车是电机驱动的，配合一家总装厂，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北京上层不同意国内制造，于是，他只能回厂。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前环境下也是两极分化的，他们可以开工厂，做买卖，当顾问，可以编书，不论多么烂，只要有市场，就可以出版，可以办各种时髦的补习班，讲座，可以到电视台讲怎样养生，做饭，还有古代皇帝的种种趣事，等等，都能赚钱。上海一个教授家里失火，烧坏7台电脑，可见他非常忙，干的事非常多。

知识是多少代探求者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但是如今的知识被滥用到了什么地步呢，我给北京一家著名的中学打电话询问外地学生是否可以转入贵校，回答是可以，但需要6万元赞助费，那时这笔钱可以在东三环买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当这个学校的校长当然非常高兴。一位大学教授患淋巴癌，医生说需要做化疗，病人属于中国可以报销医药费的那一部分人，但医生提出需要加入一种进口药，每次24000元，不能报销。一个疗程6次。当医生的当然非常高兴，可是他不想想这个病人如何凑得出这笔钱。我的一位朋友写完博士论文了，按规定要在一定地位的期刊上发表才能算数，可是，这论文不但没有稿费，还需要买版面，这期刊的主编当然也跟高興。更奇怪的是，一个项目有了成果，需要召开发布会，宣告其价值，于是请来著名专家，签字后皆大欢喜。

这种贩卖知识的场合比比皆是，当一个社会的医生，教授，法官都在忙于捞钱时，其生命力也就到了最后阶段了。

第二代知识分子如今已凋零殆尽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应该留下一点回忆的，一个大学生在大饥荒年代想到香港找哥哥分一点爸爸的遗产，结果被判刑12年，监外执行，就是自谋生路，但逢年过节要被监禁几个月。他不可能找到工作，也不许待在家里，所以只能肩上一条毛巾，腰间挂个搪瓷缸子到处找活干，当然只能找最苦最累的活。许多年过去了，到了四人帮倒台，国家颁布58号文件，给右派分子摘帽，他的案件当然也一并解决。这时，关闭10年的学校开门了，但缺少教师，他才有了机会当上了高中数学教师，而且效果很好。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位朋友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他勇敢地到法庭为其辩护，居然赢了官司，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奇怪怎么还有这等能人，赶快请来当了律师。结果，法庭辩论连连获胜。他决定专门担任经济律师，特别接对外的官司，一直到退休后还担任两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值得思考的是，一个钢铁专业的大学生，当处在社会最底层时，不但当壮工，扛重活，同时不忘学习，研究法律知识，同时学习外语，这就是因为看到了未来，没有为了糊口而放弃学习，当今的人有这种信念吗。

还有一个例子也值得思考，出身农村的一位大学生，原来是上大学然后回乡担任县医院院长的，可是他也被带上了右派帽子然后送到劳改队。20年后，右派帽子统一被摘掉，但的反革命的案子没有平反，算是刑满释放，这样就谈不上落实政策，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就没有处方资格。他在当地医院找不到工作，便找到北京，但是此地不留人，他最后到了北京郊区的乡村，在山坡上用泥土混合杂草盖了一间小房子，再在坡上种点玉米和南瓜，打算在这里住下了，当地村干部也没有把他赶走，因为他给村民看病不收费。到了年底，村民送来许多礼物，他就这样过了许多年，没有户口，没有低保，没有被驱赶，也没有成家。每天除了给村民看病，到地里干活，看点书，还写了一本书，当然不能出版。慢慢地，找他看病的人多了，名声在外了，有外地的医生请他去坐堂，愿意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他谢绝了，因为山上空气好，也清静。有一个病人在几家医院治疗都没有效果，但被他治好了，这位老太太决定让两个女儿认他为干爹，并安排她俩照顾他晚年的生活，这样，他就享受到天伦之乐。

两代知识分子的遭遇说完了，第三代的处境如何？我没有孩子，但有干儿子，干女儿，他们如今怎么生活呢? 不久前，干女儿打电话来：老爸，我移民匈牙利了，奇怪，到那里干什么？回答是，我没有安全感。她是三家公司的老板。第二个是我劳改时难友的女儿，12岁那年到美国念书，第二年她的爸爸被暗杀了，家产被查抄，她成了孤儿，她的学校居然免费让她念完高中，然后靠卖画念完大学，拿到建筑学硕士文凭。担任建筑师助理，入了美国国籍。第三个是我老伴的学生，农民家庭出身，算是比较成功的北漂了，他可以送孩子到北京学费最贵的学校念书，但是看到那些小皇帝，他和妻子最后决定到美国定居。送孩子到私立高智商学校念书，毕业后有很大机会进常春藤大学。第四个是刚认识的一位40多岁的大学教授，工程学博士，谈话中提到反右，他问我，什么是反右？我想到诺奖委员会中文委员马悦然的一篇文章，他有一次打电话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想知道沈从文先生的近况，对方问：谁是沈从文？马悦然立即放下电话了。

第四代知识分子目前大体上是30岁以下的，即90后一代，大学毕业，好歹找到一份工作，用一句话就是，今天上班了，明天还想去，那是事业，明天还得去，那是职业。一位学环境设计的大学生在北京找到工作，但工资低到无法生活，只有回到家乡找工作了，这就是逃离北上广。我担心他在当地买不到专业图书， 便将收藏的一套国外图册寄去了，但久久不见回电，原来，这位大学生对西方历史性资料没有兴趣，他不知道，战后德国人在一片瓦砾中重建了中世纪的教堂，宫殿，他们懂得，那是民簇的历史，但我们的青年不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好，他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懂历史的一代，怎么能知道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