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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鬧到這個地步，中美能否再回到從前？
來源：財經雜誌
作者： 金焱
《財經》特派記者 金焱 | 文 發自華盛頓 蘇琦 | 編輯
“以中國人的身份生活在美國，尤其在當下，有人說是自1971年基辛格訪華以來中美關係最差的時段生活在美國，會是怎樣的體驗？還有人搭理你嗎？”
這不是知乎上的問題，而是前幾天我偶遇一個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朋友時，她毫無外交辭令地拋給我的問題。
我非常認真地回想了一下，自中美有貿易戰的由頭以來，我的境遇還真是毫無變化：採訪時沒人會因為我是中國記者就斷然拒絕；日常中，我的中國人身份也沒有導致人們在態度和立場上的疏離或扭轉。這是美國社會的成熟之處，他們理解我只是一個個體，只是一個新聞詮釋者，和我是哪國人沒關。
我的回答讓這個國務院的外交官稍顯驚訝，儘管更為驚訝的人是我。我無法想像這樣的問題出自於美國外交官之口。儘管她從來不和中國議題打交道，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中美關係走入低穀已不是停留在紙面上，也不僅限於政府和政府間的關係低迷，這種消極情緒已經擴大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至於我的外交官朋友想當然地認為沒人會搭理我了。
中美關係曾經一度被美國學者描述得像一對充滿了愛恨情仇的怨偶。1989年到2000年間的中美關係接近於同床異夢的夫妻；2001年到2008年間的中美關係，則像是學著管理婚姻的新人，為了婚姻共同體，雙方攜手打擊恐怖主義，聯手應對金融危機；美國甚至主動示愛，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也許天下的愛情都有點”因為相遇太美而愛到心破碎“的意思，中美也不能免俗。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Paal） 告訴我，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從代際、製度、國會、經濟和安全層面的全面轉變。 這個變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但不同的人群、不同問題的產生，其根源則可以回溯到2007年至2008年期間。 這種轉變現在已接近於百分百的完成，只是在官僚機構和智庫中，尚遺存一些老人，他們的轉變尚未如此有戲劇性。
包道格進一步和我解釋說，所謂代際態度的轉變，是指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批評更為整齊劃一；在製度層面，美國各政府部門、包括國家政府部門在內都已成為對中國強烈質疑的大本營；從國會的視角，中國在國會議員和相關工作人員的眼中就像一個欠揍的男孩兒；在美國商界，支持中國的隊伍急劇減少，更多的人加入了新湧起的批評大潮；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則已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中國人、中國學生、中國商人甚至華裔美國人的身上。
這種態度的轉變，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感同身受。前幾天他隨中國智庫專家團訪美，與美國智庫同行交流。行程結束後他告訴我，華盛頓一行讓他更覺得悲觀。實地考察讓他發現，反華情緒在美國很有群眾基礎，包括這些智庫在內，不少人對中國的態度都非常消極，甚至“越瞭解中國，看法越消極”――他們覺得中國和美國背道而行，中國不是市場經濟，中國也不想真的開放。
鬧到現在這個程度，中美還有多少愛可以重來？一切是否還可以再回到從前？
屠新泉說，恐怕回不去了，因為中國不可能自我削弱。即使中國向著美國的模式轉變，中美間實力的競爭也只會愈演愈烈。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註定一戰，在這個過程中的確需要雙方充滿智慧的管理好衝突，但短期內前景並不樂觀。
四年之後，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四年前，中美圍繞南中國海的問題一度向著衝突的方向演進，風聲鶴唳，我在美國找了很多著名的中國通，求解如何避免中美衝突的最壞演繹，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前助理國務卿幫辦、加州大學21世紀中國項目負責人謝淑麗 （Susan Shirk）。那時她的評論是，中美關係變得更為緊張， 雙方競爭性變得更強。傳統上，美中都嚐試以安靜的外交渠道交流，而不是爭搶話筒。
8月2日我們再通電話時，她很感慨，現在的中美關係比起四年前，已進一步惡化了更多。
惡化的實證是，特朗普8月伊始即指示貿易官員斟酌將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加征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新措施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將於9月5日截止，此後可能正式實施。顯然，特朗普一再對中國貿易施壓而無效，倒迎來人民幣彙率大幅下跌，逼急了。
中國方面也沒有屈服的跡象，8月3日中國宣佈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關稅。
有媒體報導說，特朗普對華加稅來狠的、硬的，是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美中經濟問題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給特朗普出的主意。
史劍道是我經常採訪請教之人。我印象特別深的一次是今年4月，中國提出“新一輪改革開放”時，我去採訪他，本以為他會說，改革開放利好中國，利好世界，結果他無比沮喪地說，“我研究中國經濟25年了，我都記不清已經聽說過多少次中國要進入‘開放新階段’之類的話了，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中國總得要另一個新的開放階段。”
史劍道對中國的沮喪之情正在美國智庫中蔓延。問題是，智庫的學者是美國政策決策中的精英，在我印象中他們本來是尋求與中國對話、合作的。
我問史劍道，他給特朗普提供諮詢的週期和頻率，他說，“我從來不直接給特朗普本人以政策建議，只不過每隔幾週，我會和特朗普政府的人碰一次面，但他們是否聽則是另一回事。”至於他建言把關稅提高到25%的出發點，史劍道說，“我更傾向於對那些侵犯知識產權的特定公司進行製裁。既然使用的手段是關稅，10%的關稅不會有多少效果。”
在更狠的25%的關稅消息出來的同時，彭博社報導說，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和中國副總理劉鶴的代表已在私下展開對話，為雙方重啟談判做準備。
這是對中國的胡羅卜加大棒，還是白宮內鬥不斷，不同思路同場競技？似乎二者都有。史劍道說，這些信息不互相矛盾，因為美國政府中不同群體的意見並不一致。此外，美國的目標是迫使中國在談判中讓步，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適用關稅。
過去美國學者中流傳著一句話，研究中國讓你愛上中國，研究俄羅斯讓你對它心灰意冷。
但現在，美國智庫那些研究中國的也對中國態度普遍變得負面。謝淑麗對我解釋說，因為中國國內形勢和外交政策發展出現掉頭轉彎的傾向。中國在倒退，變成了個性化權威而非製度性權威，改革停滯，在世界舞台上放棄了自我克製的立場，變得更加膨脹，外交政策變得好鬥，這三個維度的倒退在全球引發了失望以及對中國的反彈。
如今網上大談美國對中國“幻滅”了，謝淑麗強調說，沒有人期待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急速轉型，即刻民主化，但中國一直是在持續進步的，直到幾年前這出現了反向行進的跡象，“我希望中國領導人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及時有所調整。”謝淑麗說。
四年前我去請教的還有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幫辦謝偉森（David Sedney），前兩天我找到他時，他正在阿拉斯加。謝偉森對我還原了中美四年之變。他說，過去四年中，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有所增長，但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也變得更強。四年的時間證明了所謂的“中國崛起，美國衰落”是錯誤的。相反，過去四年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崛起，美國更強大”。
雖然現在緊張局勢已經出現，但謝偉森相信中國經濟仍會持續增長，中國軍力規模可能會變得非常強大。中國的國際角色、國際影響力也在繼續增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積極成果，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引領世界；美國的軍費開支達到新高，新的軍事戰略、強者衡強的軍事領導力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領先軍事大國的地位。
中美對弈的局面是，兩國都很強大，但兩國在國家政策製訂層面上都有弱點，都缺乏糾正機製，這導致未來二、三內發生衝突和緊張局勢升級的可能性增大。這對中美，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可悲而危險。
誰推開了誰？
上週，我《財經》的同事來美國渡假時，介紹我認識了一個美國媒體人Matt，見面後才發現我們彼此早就通過郵件，甚至他告訴我，他看過一些《金焱看美國》的專欄文章，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看別人眼中的美國也很有趣。
同理，我也喜歡讀一些美國記者的中國文章，他們的描述和視角也總是別有味道。比如上週六《華爾街日報》刊出了一篇文章“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文章基本上回顧了中國入世時，美國一些關鍵人物、上至克林頓總統，下至美方貿易談判代表當初接受中國的考量，並與如今的現實相關照。文章說，多年來，那些曾經力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美方倡導者中，很多人開始感到他們受了矇騙和背叛。
同樣的情緒也出現在那些此前駐華的美國記者之中。有人指出，在他們當中，尤其是那些本身掌握了相當高水平的普通話技能、又能深入瞭解中國社會的美國駐站記者，現在他們大都對中國感到無比失望，進而成為最尖銳的中國批評者。
我確實見過對中國非常尖銳的前美國駐華記者。 其中一個以美國標準來衡量，都是絕對的極品。
這位美國某新聞雜誌前駐京記者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後，向別人描述中國的語言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糟糕” 、“世界上最下流” 等諸如此類的表達。甚至在談及一些中國的城市時，他也毫不吝嗇地扣上“世界上最乏味”的字樣。聊天過程中，雖然大多數時間我們用英語交談，但他會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得意地炫耀他地痞味十足的京腔。
最後一次我在公開場合見到他，他已要奔赴紐約的智庫。在十多個在美的外交政策領域人士的眾目睽睽之下，他把會場上一瓶未開封的紅酒揣在懷裡，揚長而去。
相對來說，我更喜歡和那些對中國有建設性態度的美國記者打交道，我也更關心他們這些有思考、有擔當的媒體人的看法。
我找到了《華盛頓郵報》前駐京分社社長John Pomfret。第一次見到中文名叫潘文的John Pomfret時，我人還在北京。巧合的是，和他見面之前不久，我剛讀完他以自己在南京大學學習和生活為線索寫的紀實作品“Chinese Lesson：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他書寫得非常生動，那些英語字母拚裝出了一個活靈活現的中國八十年代。
John Pomfret現在又出了和中國有關的新書，他的身份也變成了《華盛頓郵報》的撰稿人。前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美國通過政治迫害讓社會四分五裂，聲稱是要找到那些讓美國“失去了中國”、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革命的人。 差不多70年後，在中國也許有些人在想，是”誰讓中國失去了美國？”
所謂“失去美國”，在美國相對應地掀起了對克林頓政府和布殊政府對華政策的重新梳理，甚至指責他們放縱了中國。
如今美國的貿易火力幾乎直掃中國，在各種關稅打壓之外，近日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美國商務部宣佈將44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管製實體清單，主要涉及中國航天科學與工業總公司（航天科工）及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中國電科）旗下部分企業；在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台灣問題上，美國陸續祭出了一系列舉措使華盛頓與北京越隔越遠，最新消息是，8月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價值7160億美元的國防授權法案，在涉及台灣方面，該法案提及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這大有中美逆向而行越走越遠的意思。
若要反思，John Pomfret對我說，中國那些所謂的“美國觀察員”做得很糟。這背後原因很多，從 “統一思想”，“專製”，“文化差異”，到赤裸裸的無知，不一而足。結果就是中國真的沒有看到美國對華態度的轉變，而美國人這麼多年來一直在警告他們的中國朋友，變化即將來臨。
中國的媒體在John Pomfret看來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他說，中國駐美媒體總部設在紐約和華盛頓，並把所有時間花在智庫上，而沒有報導更廣義的美國，所以也沒能看到美國態度的逆轉。中國媒體上太多的這個專家、那個教授的你說我說，卻沒有足夠有趣的人和故事的報導，目光短淺、缺乏遠見，這些合力造成了今天的局勢。
原標題：鬧到這個地步，中美能否再回到從前？
來源：財經雜誌
作者： 金焱
《財經》特派記者 金焱 | 文 發自華盛頓 蘇琦 |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