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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无解／港独有理／习傀儡戏演砸了

作者：change? 于 2019-7-31 04:06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博你一笑

假如明天台灣宣布獨立，中國絕對不敢出兵武統台灣！我在這裏為大家做一個簡單分析:

中国军队里的买官卖官，包括上军校的机会，提干部，包括去哪个地区服役，食品基建的招标，都贪污腐败极其严重，这些当过兵的人都会有所体会。另外中国军队装备的研发受到体制内混吃等死，外行领导内行的影响，又缺乏竞争，效率低下，从业人员收入不可观。知乎上有很多航天所内部的人回答。中国军队的训练思路依然是苏联思路，这点目前正在转型中。归根到底，共产党和清朝一样，都是外来的殖民者，殖民者只想维护自己一小撮人的利益，指望这群人保家卫国？？别卖国就不错了，打台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共匪黔驴技穷之时，转移矛盾的最后一张底牌

中共的所谓主权就是主子的特权，所以五毛和奴隶们装出一副哭爹叫娘的样子似死捍卫，主子不吭声。”民心“”民意“都当心照不宣的臭屁给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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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

藍色的旗海佔領了香港的大街，一群示威青年高舉着英國殖民地時代的旗幟。他們當中有懷緬英國殖民地統治的，也有以舊有的殖民地象徵，作為爭取香港自治的旗號。這股新的自治運動，以搶眼的藍旗贏得海內外關注，崛起為香港政壇中一支新生力量。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歷史不是從這裏開始，而是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名叫馬文輝的人開始談起。今天香港人應該從都未曾聽過他的名字，老一輩人或許對他還有少許印象，記得他一身白色的傳統中式長衫，嘴邊蓄着五柳長鬚，扛着眼鏡，拿起煙斗來雄辯滔滔的獨特形象。他們可能在昔日報章上見過這位新聞人物，或曾在大會堂聽過他一席演講。不過又有多少人記得這位略帶傳奇色彩的馬文輝，其實是五、六十年代香港自治運動的領袖呢？回顧馬文輝之自治思想和他昔日身處的香港，對了解今天這急劇轉變中的政治面貌和前途，該有極大啟蒙作用。

殖民體制的誕生與挑戰

要了解馬文輝自治思想的起源，我們必先追溯至香港殖民體制的誕生和特性，那就先要從一位來自蘇格蘭的醫生開始談起。這位醫生出生於一七八四年蘇格蘭郊外一個小農莊。雖然早年喪父，他的家庭處在貧困中得到兄長資助，在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他於畢業後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隨公司來到了十九世紀初的中國廣州，當時清政府唯一的對外商港。憑着精明的生意頭腦，這位醫生從鴉片走私市場賺得暴利，一躍成為在華英商中之領袖。道光皇帝派林則徐到廣州禁煙，充公英商鴉片銷毀作回應，這醫生當機立斷，寫信予英國外相巴麥尊子爵（Lord Palmerston）成功遊說英國出兵，又慫恿英軍司令義律（Charles Elliot）佔據香港島。一八四一年，他在這片新殖民地的首宗買賣中投得一塊地皮，開始擴展他的生意。這醫生叫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而這公司則被命名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自此，怡和洋行一直掌握住香港經濟的龍頭地位，怡和大班及匯豐銀行總經理長期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內派駐成員，又在上海租界的市政機關內擁有代表。以香港為跳板，英國的商業殖民帝國北進中國這剛打開的龐大新市場。不過英國人這個遠東帝國版圖歷時僅一百年便遭到戰火動搖。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另一場帝國戰爭，英國在遠東的殖民據點相繼陷落，英國人扶植的殖民地精英此時竟轉投與日本人合作，而此時各殖民地的反英國族獨立運動也愈發壯大。英國殖民政府在各地的合法性都受到考驗。

一九四五年納粹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世界各國於六月廿六日聚首美國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序言便寫道：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1]

經歷了兩次不人道的慘烈戰禍，世界各國都接受普世的人權及民主作為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而憲章的第十一條更訂明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權利：

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認以領土居民之福利為至上之原則，並接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國際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分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為神聖之信託……按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階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以適當之注意；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展。[2]

《聯合國憲章》簽署後的一個多星期，工黨黨魁艾德禮在地球另一邊的英國大選中擊敗邱吉爾。新上台政府成為英國屬下殖民地自治獨立的契機，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陸續獲得獨立，馬來亞、新加坡也開始大刀闊斧的去殖民化。香港的戰前總督楊慕琦在中國東北的戰俘營中釋放出來返英休假時，也奉倫敦推行自治之命再次來港。一九四六年，楊督推出了目的為「讓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的憲制改革方案。方案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市議會，以華洋直選代表、專業團體組成的民選議員佔三份之二，並將部份政府部門的權力轉移到市議會，為港人自治鋪路。方案建議增加行政、立法兩局的華人代表，又將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席增至過半數。楊督也希望起用華人公務員，以取代戰前洋人佔絕大多數的官僚架構。[3] 不過楊督在未完成改革之前便已離任，葛量洪接替後，政府的政改立場頓時起一百八十度轉變。葛量洪指香港人政治冷感，又認為大陸戰局急轉直下，大批難民湧入香港，民主選舉會有利共產黨在香港奪取政權。楊慕琦計劃也遭到怡和大班同時為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蘭杜（D. F. Landale），以及華人律師羅文錦反對。葛督最後成功說得新上台的保守黨政府放棄計劃，香港自治的契機在英國政府以時機不合為由無疾而終。[4]

馬文輝和他的聯合國精神

葛量洪終止政改的決定立時遭到好抱不平的馬文輝反對。馬文輝是富商之子，父親馬應彪是香港大型華資百貨公司，先施百貨的創辦人。馬父早年遠赴澳洲打工，後來經營水果生意致富，回港後於一九〇〇年在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先施百貨，為當時香港第一家華資百貨公司。馬父曾經襄助孫文的革命事業，或許是受父親感染，生於一九〇五年的馬文輝熱衷政治，活躍於公共事務，如擔任香港大會堂副主席，香港業務體育協進會及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藝術節委員會秘書，又參與香港大會堂委員會、香港音樂協會、香港明愛事業協會等。身為先施少東，馬氏早年長居英國當公司的買手，故受西方民主思潮所影響，又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做過葛量洪的即時傳譯。[5]

馬文輝初聽到楊慕琦的政改方案，本以為鴻鵠將至，更與其他社會人士成立不少政團響應政改，如與大律師貝納祺（Brook Bernacchi）成立的香港革新會；以華人為主，後被親共派系奪得領導權的香港華人革新會；由教師會創辦人，喇沙書院校長加斯恩修士（Brigant Cassian）領導的香港公民協會。英國殖民政府的自治承諾落空後，各政團大失所望，馬文輝更聯合五百個民間團體反對葛量洪決定，又邀請他出席公開辯論討論港人是否需要自治，惟葛督拒絕。[6] 而新成立的革新會、華革會則參與港府在五二年重新開放的兩個戰前市政局民選議席選舉，貝納祺更一直斷續擔任市政局議員直至一九九五年退休返英為止。革新會、公民協會也其後一直投身於市政局選舉，成為八十年代現今民主派崛起前香港的兩個準反對派政團。

馬文輝對市政局這個毫無實權的政治花瓶不屑一顧，也沒法向英王宣誓效忠，故此一直在體制外參與自治運動。當革新會、公民協會選擇走溫和合作路線時，馬文輝仍然不遺餘力的高調爭取楊慕琦計劃中的自治承諾，並因此一躍成為香港最有名的反對派人物。他繼續列出多項葛量洪施政失誤，抨擊英殖政府只是聽命於「豪門和既得利益者」，指香港是「富豪階級的天堂」。他又反對一九四九通過的緊急法令，統計當有一百二十個合法組織及十四類人士在此法令之下遭到遞解出境，犯罪組織及黑社會卻仍在逍遙法外。[7]

馬氏在一九五三年一手創辦了聯合國香港協會，希望把《聯合國憲章》內訂明的平等人權、民主，以及爭取殖民地自治獨立之精神體現到這片殖民地上。[8]馬文輝其後一直領導聯合國協會扶助弱勢，推動政改。協會中最有名氣的活動要數分別逢周日與周三五時於香港大會堂八樓展覽廳，仿效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辯論風氣的「海德公園講座」和「民意講座」，講座議題除政治外，內容包羅萬有，更成為馬氏政治教育和匯集民意的場地。

馬文輝也不只是空談議論，更為貧苦大眾請命，而殖民地政府也盯上了這個好抱不平的異見人士。一九六一年底，政府宣佈徙置屋邨商舖大幅加租，協會便組織商戶抗爭反對。不過那時協會在組織商戶的一個十二人會議細節，竟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可見政府對馬文輝等人甚為戒備。[9] 而且早於六一年署任輔政司的戴麟趾已在政府的秘密檔案中，指聯合國協會的某些成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將之納入監控範圍。[10]

一九六〇年，市政局的革新、公民兩會組成聯盟，派團出使倫敦要求重開政改，惟不得要領，而聯合國協會也在六一年發表多項改革的計劃書，向殖民地政府的要求包括有：

一) 給予香港所有長期居民一個不分種族、國籍的公民身份，以及投票權在內的公民權利，使在還未廢除的緊急法令下，任何人都可以免於恐懼或任意行動而自由表述意見；

二)免費的中小學普及教育，使所有公民都能學習明暸和行使民主政府下的責任；

三)分區的民選議會應取代市政局，並從民選區代表可以選出數名立法局議員過渡至直至住滿七年的香港市民直接選出所有立法局議席。[11]

建議書希望給予港人自治，以解決殖民體制下沒有充份及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權利、公民教育。建議書更首次提出普選立法局的聲音，馬文輝恐怕萬料不到在提出普選立法局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普選依然離港人遙遙無期。

自治政黨的建立和失敗

正當馬文輝在香港創辦聯合國協會爭取自治，新加坡華僑李光耀那邊廂也成立了人民行動黨，爭取新加坡全面獨立。在星馬殖民地政府逐步開放自治下，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於五九年新加坡立法議院的首次全面直選中大勝，贏得自治政府的執政權，為正式脫英獨立鋪路。受到星馬自治運動的壯大鼓舞，馬文輝與其他自治派人士效法星馬於六四年籌建了可能是香港史上的第一個政黨，香港民主自治黨。民主自治黨引用了聯合國在六〇年十二月廿日通過的取消殖民地決議、六一年十一月廿八日飭令各殖民地獨立的決議，要求英國落實聯合國之呼籲。自治黨又以六四年馬耳他島脫離英國獨立為例子，指香港人口雖多馬耳他十二倍以上，自治程度卻落後馬耳他極遠。[12] 自治黨在其政綱內為香港自治政府規劃出初步藍圖：

一) 設立全部民選的立法局；
二)總督應由女王經諮詢香港各部長後予以委任；
三)總督應接受香港各部長建議而管理內部事務；
四)總督應召請任何大選中獲多數票勝的政黨組成政府；
五)鑒於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城邦，所以一院制的立法局足以擔的必要的立法任務，不需要再另設市政局；
六)香港各區設立一區政局而直接選出至少一個議員參加立法局；
七)英國負責國務、外交，向香港駐軍，但軍隊須交還軍事用地並遷到離島；
八)香港應維持自由港，但政府應加重在經濟事務上的角色，而達至全民就業。[13]

自治黨希望除國防、外交之外，香港人應得到最大自治權利。在政制上，港人可以選出自己的執政政府，英王委派的總督並無實權，模仿類似加拿大、澳洲的政治模式。自治黨又提到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殖民體制下，香港於文化、教育、財政、司法、人事等方面皆與時代落伍之處，並成為社會不安和國際指摘的因素。英語作為香港唯一官方語言，變相把不諳英語的大部份市民都排斥在政治事務參與、經濟及社會階梯攀升之外。自治黨認為港府的語言政策是殖民體制中殘留的種族主義。殖民體系下，特權階級的壟斷也造成貧富懸殊，製造階級仇恨。[14] 不過民主自治黨不認同中共的恐怖主義政治，並認為中共共產主義和英國殖民主義皆是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民主自治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15]

可惜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自治運動的很快便出現分裂，馬文輝因經常抨擊政府的作風而被溫和派擠出領導層。[16] 另外，英籍教師曾健士（K. Hopkin-Jenkins）連同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G. S. Kennedy-Skipton）、鄧漢齊律師不久後退出自治黨，另組香港工黨。曾健士曾炮轟香港為「警察國家」，警察可以任意審問及遞解市民出境，[17] 又曾指戴麟趾應為最後一個英人港督，繼任的港督應當是一名香港人，由香港人民的政府推薦。[18] 工黨主張與英國更密切接觸及更為社會主義的政策，並把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寫入政綱。[19] 接着又到前國軍十六路軍將領孫寶剛又退出自治黨，另組香港民主社會黨，繼承四九年前大陸民主社會黨所行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路線，並提倡民主社會主義政綱。[20] 不過三大自治政黨在七十年代皆突破不了千人的組織。工黨雖然發動過多場示威，但由於人數不足而被報章譏為「示弱」，[21] 其後更於七二年停止運作。民社黨也由於經費不足而把機關報《新社會》停辦。[22]

天星小輪加價騷亂

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協會副主席，也是市政局民選議員的葉錫恩得到馬文輝發動「壹圓運動」籌款支持出訪倫敦促英廷開放自治。[23] 馬文輝的「壹圓運動」得到平時飽受警察欺壓敲詐的小販踴躍支持，短短半個月已籌得過萬元。[24] 馬文輝又為港人翻譯他們的問題，令港人得而直接向英國的政客提問。[25] 葉錫恩此行與梁永濂大律師合作，先後與殖民地大臣李輝德（Frederick Lee）、多位國會議員包括最熱心香港事務的藍堅（John Rankin，又譯蘭金）會面，力斥香港警察如何以遞解出境法恫嚇異見人士，貪污瀆職，以及司法不公、財閥壟斷等問題，促請英廷設立委員會調查港府，改革司法制度，以及開放立法局民選議席。她又以英女王日前的國會演說中「協助餘下殖民地的人民達至獨立或其自由選擇的主權地位」要求英廷遵守承諾，給予港人自治。[26] 梁永濂又以英國給予直布羅陀自治沒有引起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反對作例子，指港府不能以得罪中共為由，不予港人自治。[27]

正當葉錫恩身處英國時，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惹來保守派對她的反撲。一九六五年香港經歷一場股災及華資銀行倒閉風潮，殖民體制中的政經巨頭怡和洋行旗下的天星小輪公司卻於年底在經濟一片蕭條底下申請頭等艙加價五仙。天星小輪在七二年紅磡海底隧道通車前一直為普羅市民來往港九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天星加價消息惹來社會各界一致反對，馬文輝率聯合國協會匯集民意，發動輿論攻勢。身為交通諮詢委員會成員的葉錫恩發動簽名請願運動反對加價，但交通諮詢委員會除了葉錫恩反對外，竟在六六年三月以十四比一大比數通過贊成加價。[28] 在缺乏民主政治之下，政府與民意竟然有如此巨大落差，引來輿論嘩然。政府此時更公佈薪俸稅、廉租屋租金等一系列加價措施，在民怨上火上加油。

四月四日，中環天星碼頭前出現一名藉藉無名的青年。他戴着一副深黑色眼鏡，反穿一件黑絲綢襯裡的校褸，上面用白油漆上示威標語：左臂寫上「democracy」，右臂寫着「支持葉錫恩」，背部上半部寫上「Hail Elsie，絕飲食，反加價潮」、下面寫上「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不肯透露名字的他聲稱會堅持絕食，「直至撤銷天星加價，或者至餓暈為止。」[29] 記者後來才知道他名字叫蘇守忠。

這位特立獨行的青年深受六十年代反殖、反帝、反越戰的國際思潮影響，而且比六八年五月巴黎的學生更早上街。他的自發行動吸引了盧麒等青年加入。四月六日蘇守忠被警察以阻街為名拘捕。盧麒等在九龍天星碼頭發起遊行，引來途人爭相加入。這場和平示威卻在翌夜演變成暴力騷亂。殖民地政府出動軍警鎮壓，並實施宵禁，最後共拘捕一千多人，鎮壓當中誤打死一名途人鄭潤祥。

盧麒被拘押後在騷動的調查委員會聆訊內大爆警察濫用私刑，屈打成招，強迫他簽字承認收葉錫恩錢發動示威。[30] 葉錫恩早已因揭發警方貪污不遺餘力而跟警方結怨。葉氏因此遭到親政府的保守派報章如《南華早報》等攻擊，更把騷亂冠名為「葉錫恩之亂」，葉氏出庭作供時更被多番質問至淚灑公堂。[31] 盧麒在審訊前竟在元朗被控以「企圖偷單車」重判入獄四個月，出獄後被發現吊死於牛頭角佐敦谷徙置大廈寓所內。有傳盧麒屋內有被搜掠過的痕跡，而且死時屍體是跪在地上。馬文輝與葉錫恩、蘇守忠都質疑盧麒之死別有內情，又為之舉行公祭。[32]

蘇守忠在反天星加價騷亂的一周年為響應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再次上街，[33] 與友人遊行到旺角鄭潤祥喪生地點致祭。他左手持一花圈，悼念騷亂死難者鄭潤祥與盧麒，右手拿着印有美國國防部長麥南馬拉（Robert McNamara）的英文報紙紙牌，上書「懲辦戰犯」，[34] 哀悼在越戰中喪生的平民，又反對香港被美國用作為越戰的補給基地。[35] 蘇氏結果被警方以非法遊行、阻礙交通、阻差辦公三項罪名拘捕，更因此被法庭判往青山精神病院檢驗兩星期。反天星加價的抗爭者最後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懲戒，只有曾計劃發動「壹圓運動」幫蘇守忠打官司的馬文輝幸保不失。不過在天星小輪獲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加價後，馬氏也自此坐船時拒絕乘坐上層以示抗議。

迷失的一代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後來發表報告書，指參與騷亂的大多是教育程度低、工資低、居住環境差的青年，總結港人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挫敗感是騷亂之直接成因。報告指英語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而又為絕大部份市民所不認識，加深了官民間之鴻溝，[36] 與之前自治黨提出在殖民體系下，語言政策導致種族歧視的問題不謀而合。報告又指權力過度集中的政府在地區幾乎不見蹤影，市民難以向之求助。[37] 九龍騷亂其實反映了充滿殖民主義色彩的語言政策、壟斷和封閉的政治經濟體制都令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出現極大疏離感，加上停滯不前的政制改革、官員的貪污腐敗、經濟社會的不公也令港人難以對英國殖民政府產生歸屬感。這些馬文輝早已提出過，沒有民主自治解決的社會問題，最終也令殖民者以至整個社會付出了代價。

盧麒的悲劇也反映出當時佔有香港人口一半的青年，他們普遍面對沒有出路的迷失和困境。盧麒死後警方在其寓所內發現兩封遺書，裏面便寫道「今次盧麒非死不可了。難以傳奇性的絕處重生了，怎麼辦呢？飯又難找吃，當局又說我不適應此社會」、「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心靈的創傷，直至永遠？還是短暫的？」等字句。[38] 失去了「母國」中國的國族身份，但又對英國殖民身份沒有認同。「半天吊」的「無主孤魂」論，與馬文輝所稱香港人的迷失身份不謀而合。雖然馬文輝與盧麒都沒有拋棄其中國人身份，但馬氏便指香港華人並不為大陸或台灣的中國政府所接受，是無國家身份也是不可識別的。因此他認為港人應該生於斯長於斯，而且死於斯，建立一個屬於港人的自治政體。[39]

正當六六騷亂醞釀及發生時，港督戴麟趾也成立了工作小組檢討地區行政制度。工作小組主席狄堅信（W. V. Dickson）隨後內部提交了報告書，建議成立以民選佔多數的區議會，處理地區上的教育、福利、發牌、廉租屋事務，更允以財政獨立。[40] 狄堅信報告書最終再次被倫敦及香港政府以會挑動中共政府神經的可能為由否決。[41] 一九七一年麥理浩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仍然拒絕開放民主自治。面對殖民地政府的充耳莫聞，香港與其他英國殖民地的命運愈走愈遠，馬文輝和自治運動亦逐漸沉寂下來。然而馬文輝等人於五、六十年代帶起不畏強權的抗爭風氣，直接影響了蘇守忠一代的青年，而蘇守忠當天在天星所樹立反殖民權威形象，也由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文憑教師薪酬運動、金禧事件等，一浪接一浪的民權運動所承繼。這群青年在參與社會抗爭中塑造出公民意識，而在社會和經濟的逐步改善及富裕當中，當初的迷失一代竟也從絕望之中慢慢建立起新的身份和意識。

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面，首次得悉中共九七年接收香港的立場。麥督回港向記者否認見過鄧小平或談及過九七問題，卻在八〇年推出了《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正式啟動了從一九五二年葛量洪推翻政改方案開始，推遲了近三十年的民主改革進程。[42] 一九八五年，馬文輝爭取多年的立法局選舉終於出現。就像五〇年代一樣，各個民主派團體如雨後春筍湧現，投身各級選舉。直至九一年李柱銘、司徒華等人成立香港民主同盟，竟被稱為香港的第一個政黨。民主自治黨和馬文輝的故事，到此竟然完全被人遺忘。九五年立法局終於推行全面直選，可惜馬文輝卻已於一年前逝世。這個他一生致力爭取的目標，不幸未能親眼見證。

結語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國的殖民地旗徐徐降下，中共官方聲稱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從殖民地變成一個特區。中共將九七描寫成的一個殖民地與其國族統一的過程，這是否代表了香港的殖民身份和體制已經消除？我們看到馬文輝在五、六十年代爭取自治的內容，都是希望以民主自治去消除殖民體制下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公，鄧小平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似乎都回應了馬文輝自治運動的訴求。然而民主自治的制度，並沒有在殖民地旗降下時實現。今天八、九十年代興起的民主派就普選承諾跟特區政府之角力，與五、六十年代興起的自治政團就自治承諾跟殖民地政府之周旋，竟然出奇地相似。馬文輝的年代所反對的殖民體制依然殘存於今天的「港人治港」政府中，並造成社會不安的因素。諷刺的是，與當年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殖民者感到疏離一樣，今天的香港人竟然也對自己祖國產生疏離甚至抗拒，相反地，他們當中甚至用上了上一代自治運動所反對的殖民地象徵，作為新一代自治運動的旗號。昔日馬文輝等人所反對的外來殖民政權，在今天竟比自己的政府更有歸屬感？

馬文輝雖然去古已遠，但他當年所發起的自治運動，在今天看來卻依然有待達成。而馬氏之事跡和思想，更值得讓我們跟今天的香港作比照，以了解香港人身份的轉變和遺留的問題。慶幸的是，回顧六十年代殖民地下的迷失一代走到盡頭時，最後卻依然能誕下燦爛的八十年代，這或許對我們今天面對前途愈覺暗淡莫測的香港時，都有積極鼓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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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合國憲章》. 1945年10月24日. 聯合國. 1 UNTS XVI. 2013年12月1日. < http://www.unwebsite.com/charter>.
[2] ibid.
[3] Buckley, Roger. Hong Kong: The Road to 199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7.
[4] Tsang, Ste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89-90.
[5] “Ma Man-fai.” Asian Weekend 29 May 1966.
[6] “Grantham declines public debate.” The Straits Times 18 December 1958.
[7] Pepper, Suzanne.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132.
[8] “Ma Man-fai.”
[9]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02.04.1960 - 03.03.1972. HKRS742-18-1,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10] ibid.
[11] Pepper. 137.
[12]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 香港：民主自治黨. 1964年. 8-9頁.
[13] ibid. 13.
[14] ibid. 8-9.
[15] 〈對香港現狀多抨擊認為必須改革政制〉. 星島日報 1963年12月22日.
[16] 〈馬文輝被摒民治黨由於經常抨擊政府〉. 星島日報 1964年9月4日.
[17] “Political party claims HK is police state.” Hong Kong Standard 22 December 1963.
[18] “A local govenor for HK?.” Hong Kong Standard 19 January 1964.
[19] “HK Labour Party splinted.” Hong Kong Standard 21 July 1964.
[20] Wong, C. Y.. “The unknown parties fighting for independence.” Hong Kong Standard 28 April 1974.
[21] 〈滑稽的一幕〉. 快報 1965年6月25日.
[22] Wong.
[23] “A dollar for Elsie Fund is stared in HK.” Star 29 April 1966.
[24] “Elsie fund tops $10,000 as hawkers pitch in.” Hong Kong Standard 10 May 1966.
[25] Pepper. 138.
[26] “Elsie hands in HK report.” Hong Kong Standard 19 May 1966.
[27] “Hyde Park Forum.” Hong Kong Standard 30 May 1966.
[28] 區志堅, 彭淑敏, 蔡思行. 《改變香港歷史的60篇文獻》.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1年. 241頁.
[29] 〈天星碼頭青年絕食反對加價〉. 明報 1966年4月5日.
[30] “Inquiry he was Lo Kei tells never paid by Mrs Ellio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y 1966.
[31] 杜葉錫恩.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 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 2004年. 114頁.
[32]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33]ibid.
[34] 〈蘇守忠被捕〉. 華僑日報 1966年4月8日. 5頁. [1]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35]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36]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127.[37] ibid. 127-8.
[37] ibid. 127-8.
[38] 〈法庭裁定盧麒死於自殺〉. 工商日報 1967年6月1日. 6頁.
[39] “Membership of self-govt movement dwindles to 7.” Hong Kong Standard 8 September 1974.
[40]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Local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6. 73.
[41] Faure, David.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229.
[42] Faure, David. “Prelude to 1997: notes on Hong Kong's future under Governors Trench and Maclehos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Sau Kee Buildi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7 Ap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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