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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制内五毛，良心发现改邪归正，给我发来了大量的网评员内部资料
之前有个同学做过网评，后来做不下去了，他说他们因为工作关系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是在内心过意不去，还得了抑郁，而且每个月3000-4000不值得啊
我也曾经是自干五，往事不堪回首
覺醒五 你好 我跟自干五在網上戰了好多年了 華人 一起加油
我也戰過，都過去了，憑著良心說話別為邪惡勢力賣命顛覆華人社會就得了
哈哈，有没有兴趣说出来让我们乐一乐
中国人几乎小时候都是自干五 自从学会翻墙…
心态先放平了才能醒来，身为墙国人有几个没被洗脑过了？信息不对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言论垄断了能获取信息很单一，不是所有人都学富五车的能人，辨别真假的能力就有限，有的自干五真的是先天智力不足，钻牛角尖出不来
国内自干五还有理由说，最可怕是那种画地成牢的国外自干五，明明出生在海外信息不受阻还能炼成自干五。
或许是既得利益者吧，要身在外，还要忽悠韭菜，不然在国外吃不到韭菜馅饺子
是有聽說因為語言溝通問題，如果又容易情緒化，就會把外界人都討厭中國人，所以要愛國，然後黨的話跟愛國又綁在一起了....
沒關係，改過向善，回首是岸
澳洲有个记者叫Vicky Xu, 本来是土共的捍卫者，现在是个反共先锋。由于英文很棒，在澳洲西人社会影响非常大。听听这个中国原自干五女孩转变后中共70周年时接受澳洲电视台采访，一口非常流利的美式英语哈哈，发音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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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都是谁？他们研究的问题对人类社会的意义？
真是人生的感悟 收藏了教育子女了 感谢
我的天啊，冷眼先生，你讲得太好了，把我很多年想不明白的道理都说清楚了，可能是我还太年轻，谢谢你
不要试图鹤立鸡群，要努力摆脱那群鸡
学习投入对于富人来说，成本并不算高，但对于穷人来说，他投入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生存的机会。特别是一些需要完全脱产或者基本脱产的学习，对于穷人来说更是一种奢望，因为一旦他们失去收入，生活将难以为继。因此综合来看，穷人的学习成本极高——这一点堪称穷人的命运诅咒与遗传基因，也是一穷起码穷三代的核心原因。
这几位经济学家指出，穷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比也是非常高昂的，甚至还会高于富人的支出占比——穷人的风险暴露远超富人，抗风险能力也远低于富人。
穷人通常“小病靠扛”，就医频次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疾病预防的安排，看起来似乎医疗消费很少，而实际上穷人一旦就医，基本上都是重大疾病，甚至是绝症，治疗费用极高，而且康复的概率较低。
穷人更难以承受疾病带来的时间损失，因此他们更偏爱那些“下猛药”的医疗方式，对于“慢慢调理”的医疗方式则难以接受。但是，这种重治疗轻预防就医习惯，不仅让穷人更穷，而且让他们的身体也饱受摧残。
身体健康几乎是穷人最核心的资产——但，他们依然无力保养这份核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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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生下了我的女儿?"
凯·安·约翰逊：追寻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残酷真相
在收养一名中国女婴后开始耗费数年研究该国农村家庭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亚洲研究学者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于8月14日在马萨诸塞州海恩尼斯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73岁。
她的丈夫比尔·格罗曼(Bill Grohmann)说，她逝于转移性乳腺癌并发症。
约翰逊教授曾执教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的汉普夏学院(Hampshire College)，1991年在华北一个村庄从事一项口述史研究时，她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大城市武汉的一家孤儿院收养了三个月大的女孩唐莉（又名莉莉，音）。她和格罗曼已有一个亲生儿子。
当时，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已有10余年，这是共产党政府为遏制人口增长而采取的一项严厉措施。该规定促使家庭在是否保留孩子的问题上做出痛苦的决定。
他们会支付高额罚款，留住“计划外”的孩子；或者将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局找到；或者遗弃；或者找到亲朋好友偷偷收养。在一种普遍重男轻女的文化中，当计划外的孩子是女孩时，如何取舍就变得更加复杂。
“与大多数养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生下了我的女儿，并且似乎把她留在了一座大城市的街头，”约翰逊在《中国的隐匿儿童：遗弃、收养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命成本》(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Child Policy，2016)里写道。这本学术专著研究的是绝望的中国父母所感受到的恐惧与悲伤。
约翰逊希望莉莉——全名李·海伦·唐莉·约翰逊(Lee Helen Tang Li Johnson)——了解中国父母的难处，以及她是如何成为首批被外国人收养的12万名中国儿童之一的。
“我的设想是，”约翰逊写道，“这种理解会有助于减轻她对亲生父母的怨恨，最重要的是，缓解一个年幼的孩子内心常有的疑虑——‘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做错了什么，导致父母不要我了，’我女儿才3岁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有了这样的一些念头。”
20多年来，约翰逊一直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农村，在那里，亲生父母与下决心要控制住人口的政府发生了以弱碰强的冲突。城市也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农民们往往更敢于去反抗。约翰逊的研究是通过一些往往令人痛苦的案例来呈现的，其基础是那些要面对这项残酷政策的亲生父母的访谈。
其中一位家长蒋丽凤（音）怀孕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她打算留下这个孩子，而且希望能有个女儿。在政府的强制检查中，她用朋友的尿样瞒了过去（也避免了可能的强制绝育）。她生下一个女儿，名叫盛世（音）。但9个月后，7名应该是在替政府做事的男子来到她的卧室，把婴儿夺走，带上了一辆面包车。
约翰逊教授写道，蒋丽凤回忆，“她觉得天要塌下来了，跌跌撞撞地跟在他们后面，对刚刚发生的事情又惊又怕。”蒋丽凤还是追上了面包车，跟那些男子和盛世一道前往当地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到那儿后，她和丈夫徐广文（音）央求把女儿还回来。官员们拒绝了。
这对夫妇被告知，女儿被带到孤儿院后，他们可以领养。但约翰逊教授表示，那是鬼扯。
“政府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剥夺了他们做父母的权利，让他们悲痛欲绝，却无能为力，”她写道。“这简直就是政府在绑架，他们一点指望也没有。”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给该书的书评中，称赞约翰逊教授打破了中国父母不重视女孩的传说，并让人一窥独生子女政策往往带来的可怕后果。
“约翰逊这部非凡的著作讲述了普通人反抗无情官僚体制的意志，挣扎着建立家庭的强烈痛苦，”黎安友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