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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水避險基金達里歐：世界秩序結構正在重新洗牌、世界大戰前兆風險令人擔憂
雷．達里歐（Ray Dalio），世界上最大的避險基金橋水聯合（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辦人，旗下的基金管理規模超過 1,500 億美元，過去 20 年連續創造 20% 以上的年化報酬率，是全球最成功的投資人之一；而針對這次美國與全球因武漢肺炎引起而正要經濟衰退，其 26 日於個人 LinkedIn 上，發表研究闡述他與橋水團隊如何看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其研究方法為何。
本文來自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基金創辦人的 Linkedin 發文《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作者為美國傳奇投資人 Ray Dalio（雷．達里歐），文中透過研究長期歷史演變、各大帝國與王朝的崛起與衰敗，以及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其經濟市場的變動狀況，試圖挖掘與了解「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代表著什麼？」以及「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為何 Dalio 這次感到如此擔憂？
以下為 Ray Dalio 的撰文：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經歷一段顛覆我們所有人經歷的一段特殊時期，雖然這樣的類似景況早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反覆發生。
這是我在過去一年半研究的過程中得出的結論。在這段時間裡，我涉略了世界歷史中各大帝國的崛起與衰敗，以及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帝國的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ies）及其經濟市場，並從中發現一些非比尋常、我人生還未經歷過的市場信號（developments），不過我知道這的確已在歷史中發生過無數次。
最重要地，我看到的是：
1）全球經濟體高負債率 (indebtedness) 和低利率的匯合，這會限制住中央銀行刺激經濟的權力；
2）國內巨大的貧富差距與政治分歧，導致社會和政治衝突增加；
3）近代崛起的世界強國（中國）正企圖挑戰已過度擴張的世界霸權（美國），這延伸出許多全球地緣政治與貿易衝突。最近一次的類似情況發生在 1930 年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讓我感到非常擔憂。
當我在研究這些史料時，匯合最近發生的事件，我看到的是它吻合了一種典型週期的過程：即約10-20年的「過渡性週期」與 50-100 年的「經濟政治大週期」，兩種一長一短的週期交錯發生。這樣的經濟政治大型週期又是由兩種元素擺盪交替而成：
1）快樂和繁榮的時期：這段時期內人們追求並創造財富，權力階層和諧地攜手並進持續促進這一過程；
2）悲慘動盪期：為了爭奪財富和權力引發衝突與鬥爭，破壞了以往的和諧與生產力，有時甚至擴大演化成革命／戰爭；
這些震盪時期就像是清理風暴一般，最終是為了擺脫缺點和過度放縱的產物（例如過多的負債），將經濟基本面（fundamentals）恢復回更穩固理智的水平；儘管很痛苦，但最終自然會產生適應，使整體變得更加強壯。但這通常也會將世界秩序局面重新洗牌，產生新的世界強權。
未來將會朝哪種方向發展，只能藉由研究歷史上類似案例以及其背後的機制來尋求答案 —— 比如 1930-45 年那段期間，以及英、荷帝國的興衰，中國朝代的興衰等等，以挖掘並試圖了解「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代表著什麼？」以及「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這便本次研究的宗旨。然後接著新冠病毒大流行就來了，這是我從未經歷過但在我出生以前重演過許多次的重大事件，我需要更盡力的去了解。
我的研究方式雖然對於一個需要在短時間內做出投資決策的投資經理來說，去研究長期歷史演變似乎有些奇怪，但根據我的經驗，我了解到我需要具備這方面的宏觀視角，才能更完善地做好投資。我的職業生涯中犯下的最大失誤，皆是我忽略了那些「我人生中沒發生過，但歷史重演過數次」的市場重大變動；這些失誤教會了我需要從歷史和全球體系的視角來看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歷程，學習到其中的市場運作機制，以便我能夠從中領悟出永恆普遍的原則，讓世人在未來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去應對危機。
市場給我的第一個「大驚喜」發生在 1971 年，那年我 22 歲，正值暑假我在紐交所打工當記帳員。1971 年 8月 15 日週日晚上，尼克森總統宣布美元將會脫離金本位制度，不再允諾紙鈔和若干重量的黃金可以進行等值交換。這導致當時美元大跌。我聽著總統的發言，便意識到美國政府剛剛違背了他們對人民許下的承諾，我們對於「金錢」所理解的概念就這樣徹底結束了。
我當時心想不太妙。我猜想週一上班的時候，可能會因為股市大跌，交易大廳裡的景況定是一片混亂。而當我正走進交易大廳時，場面的確是混亂的，不過卻跟我想的有所出入，股市表現非跌反暴漲 4 %，當時我整個傻住了。
後來才曉得，這是因為我以前從未經歷過貨幣貶值。接下來的一段時日，我鑽研各種歷史文獻，看到了許多貨幣貶值案例造成對現代股市產生的類似影響。進一步研究後，我悟出了背後的道理，而這寶貴的一課在我接下來的人生一次次的幫助我。後來我又經歷了好幾次痛苦的「大驚喜」，才大徹大悟：我需要理解過去 100 多年內，全球在興盛國家中發生過的所有重要經濟、市場大變動。
換句話說，如果過去發生過一些重大事件（例如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我無法確定這會不會在我的生活中發生，所以我必須設法釐清這些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做好應對措施。透過我的研究，我發現類似性質的事件（比如各類的經濟衰退）不斷地在歷史中重演；正如同醫生針對目標疾病研究許多臨床案例一樣，從這些案例中逐步抽絲剝繭，一步步深入了解其中的運作模式。我的研究方式，是盡可能地研讀更多的重要事件／案例，然後再從中提煉出事件發生的典型框架，我稱之為「原型」（archetype）。
經濟事件的「原型」可以協助梳理出事件發展的因果關係。然後，我會拿出特定的案例與原型相互比較，以了解二者之間產生差異的背後原因。過程中有助於加深我對因果關係的認識，讓我能夠以「如果…那麼…」（if / then）的語句邏輯去產生決策判斷——意即「如果 X 發生，那麼就下賭 Y」。決策後，我再對實際發展作觀察，與先前的原型模版和對應的期望值進行比對跟分析。在橋水，上述的研究過程會以相當系統化且嚴謹的方式去執行。如果研究發展順利，我們將繼續預測接下來通常會發生什麼，如果事態發展偏離了軌道，我們再嘗試理解箇中原因並逐步修正。
我的研究方法不是你想像中的學術研究，它是一套非常實用的研究模式，可以扎實鞏固我工作上的決策基礎。作為一個全球宏觀投資人，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比競爭者更知曉經濟與市場的運作原理與變數。多年來我與市場進行角力與博弈，並試圖歸納出一套投資原則，我發現到：
1）投資人預測和應對未來的能力高低，取決於對事件背後因果關係的理解程度；
2）要達到擅長分析因果關係，應該去研究過去案例的變化和事態發展；
以上研究方法的實用性與成效，可以從橋水的業績數字表現來衡量。
我的研究原則影響我看待所有事情的角度在探尋這些通用原則的研究過程中，我逐漸了解到大部分的事情，例如經濟繁榮時期、蕭條時期、戰爭、革命、牛市、熊市等，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覆發生。而它們出現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樣的，而且以週期的形式反覆進行，就算等到我們死亡，這樣的週期仍會繼續往前行進。這讓我把大多數經濟事件視為以前事件中的「翻版」，就像生物學家在野外發現某種生物時，會先嘗試識別出它牠應該屬於哪類物種，來思考這類物種大概會有怎樣的典型習性，再以專業的對應原則來進行後續的工作。
這樣的觀察方式，有助於將我從事件本身的噪音中拉出來，使我能夠超之度外，專注觀察其中的規律法則。通過這種方式，我對相關事件各自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能發現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例如，經濟週期與政治週期的連帶影響，以及它們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中如何相互影響。我也理解到，當我注意細節時，我看不清全局；當我專注在全局時，我看不到細節。然而，為了理解這些經濟變動模式及其因果關係，我需要同時拉高層次縱看全局，又得拉近觀察更基礎的細節，綜合解析出主力市場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以我看，似乎大多數事物都是隨著週期向上發展與進步的，就像是個朝上的開瓶器：
例如，隨著時間的演進，人們的生活水準會提高，因為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不斷在進步，從而提升工作生產力；可是我們的經濟卻來回起伏，因為我們的債務週期使實際的經濟活動在長期的上升趨勢中上下波動。
我相信人類總是會錯過重要的「進化時機」的原因是，我們每個人對生活的體驗只是宏觀經濟中其中的一小段時期。這有點像是螞蟻在短暫的生命中也總是忙著搬運麵包屑，而不是對經濟運作與週期、事件因果關係、週期中我們我們所在的位置、未來會面臨的事等有宏觀地認知。
以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只有有限數量的人格類型，會沿著有限的路徑走下去，致使他們遇到有限數量的情況，最終產生有限數量的事件，且這些事件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不斷重複。
而在這個循環的過程中，唯一改變的是這些人的穿著服飾，和他們使用的技術。
研究主體與動機這份研究是環環相扣的研究成果中不斷推演而出的。具體來說：
研究歷史中各大經濟體的貨幣與信貸週期，讓我察覺到了所謂的「長期債務週期」（通常持續 50-100年）。這使我開始以宏觀歷史視角來分析和理解現下的情況。例如，在利率觸碰到 0 ％、聯準會印發大量鈔票並購買金融資產，來應對2008 年那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我曾研究過 1930 年代的市場走向，當時幫助橋水安然度過危機。從那項研究之中，我也看到了這些央行的作為是如何推高了金融資產價格和刺激了經濟表現，而副作用卻同時拉大了社會貧富差距，導致後來的民粹主義和各式衝突的時代到來。現在，我們看到了在 2009 年後期產生作用的同股力量出現在市場當中。
2014 年，我想開始預測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因為跟我們的投資策略有關。我使用同樣的研究手段分析了許多歷史案例，期待找出驅動經濟增長的推手，並提出一些通用性指標進一步預測這些國家在 10 年內的經濟增長率。在研究過程中，我對不同國家經濟表現的優劣差異其背後原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將這些額外的通用性指標整合進量表和公式當中，對全球 20 大經濟體進行 10 年的經濟增長估測。除了能幫助橋水制定投資決策以外，我也認為這項研究可以幫助全球各個政府的相關經濟決策；藉由了解到這些通用的因果關係原則，那麼決策者可以事先判斷，如果改變 X，將會在未來產生 Y 效應。
我還看到，相對於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發展國家，美國這 10 年領先經濟指標（例如教育品質和負債水平）正在快速惡化。
2016 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不久，隨著已開發國家中民粹主義意識的日益抬頭，我便著手研究民粹主義的歷史。這對我而言，突顯了財富和價值觀的差距與分歧，如何導致1930年代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衝突，而這正與現下情況有些類似。此外，我還發現了為什麼主張改革的（左派）民粹主義者和主張保守的（右派）民粹主義者，都更傾向於民族主義、軍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對抗衝突，以及以上意識下的做法導致的可怕後果。我看到了經濟與政治層面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衝突火花將會變得多麼強烈，以及這種衝突對經濟、市場、財富和權力的強烈負面影響。這使我對過去和現在眼前的事件有了更好的了解。
藉由進行這些研究以及觀察周遭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我發現美國人們正經歷著龐大的經濟狀況差距；而這些殘酷差距，往往被國家整體的「經濟平均水平」所遮掩。因此，我將經濟水平分佈分為五等份，通過查看收入最高的 20％的群體，一直到最低的 20％，然後分別研究這五種群體的經濟狀況。最後促成了以下兩項研究：
- 第一項研究是《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 The Two Economies—The Top 40% and the Bottom 60%》。 這份報告量化分析了美國窮人和富人經濟狀況存在「有」與「沒有」之間條件的巨大鴻溝，讓我再一次深刻體會到美國正在走向兩極分化以及民粹主義的路上。
- 這些發現，結合我和我妻子在慈善事業中觀察到的現象，以及康乃狄克州社區及其學校的貧富差距、教育機會鴻溝等殘酷現實，促成我創建了《Why and How Capitalism Needs to Be Reformed》這份報告。
- 同時，藉由我多年來在國際上的投資和研究，我看到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巨大變動，特別是中國。在過去的 35 年期間，我多次前往中國做實地考察，很幸運地能與一些中國的高層決策者會面交談。這幫助我近距離地了解了中國顯著成長背後的實力和歷史觀。這些優秀的能力和遠見使中國成為美國在生產、貿易、技術、地緣政治和世界資本市場上的有效勁敵。
順便一提，你可以在這個網站免費閱讀以上提到的研究篇章。
我把它寫成文章的原因，是因為我需要研究當前的重要事件，且這些事件在我一生中都還沒發生過，但在歷史上重演過許多次。 這些重要事件又是由三大力量的變化及其引發的問題所導致。
1) 長期貨幣和債務週期在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生中，利率都沒有低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甚至還出現負利率的情況。在 2020年初，超過10萬億美元的債務處於負利率狀態，而且很快將需要發行大量地新債務以彌補財務赤字。同時，巨額養老津貼和醫療保險也快要到期等待支付了。這樣嚴雋的情況下，讓我產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疑問：
- 很自然地，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人會想持有負利率的債券（購買$100 美元到期支付 $98美元），以及在負利率情況下，利率的下限到底在哪？
- 我也想知道，如果經濟和市場不能再被壓低，將會發生什麼？
- 當下一次經濟下滑不可避免又發生時，到時央行們將再如何發揮刺激經濟作用？央行持續印鈔，導致其貨幣貶值嗎？
- 如果在如此低的利率下，債務所用的結算貨幣貶值會怎樣？
這些問題使我進一步問自己，如果投資者逃離以世界常見儲備貨幣（即美元、歐元和日元）結算的債券，那麼央行將採取什麼措施應對？這是央行們必須要嚴陣以待的問題，考慮到用來償還債券的貨幣發生貶值、同時債券的利息還處於負利率的情況同時發生。
另外，補充一些背景知識：儲備貨幣（reserve currency）是全世界公認的交易和儲蓄貨幣。能夠印製世界主要貨幣的國家（現在是美國）享有特權且處於高強的地位，而以世界儲備貨幣計價的債務（即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是實現全球資本市場和諧運轉、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最基本構成部分。 在過去的歷史當中，所有的「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終結時，對於印發該貨的的國家而言，通常會遭受嚴重創傷。 因此我也開始懷疑和思考，美元是否、何時以及為什麼會在作為世界領先的儲備貨幣的地位上走向下坡和終結，以及這將如何改變當下的經濟形勢與世界秩序。
2) 國內財富和權力循環如今，美國社會當下的財富差距、價值觀差異和政治主張分歧，比我一生中所經歷的任何時候都要嚴重。藉由研究 1930 年代以及其他社會兩極分化特別嚴重的時代，我了解到無論哪一方勝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會對經濟和市場產生莫大的影響。
所以，我自然想知道，這些分歧和差距將在我們的時代刻下什麼樣的後果。我做過歷史的研究告訴我：原則上，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巨大並且經濟不景氣時，關於經濟資源的分配所產生的衝突將會大幅增多。
當下一次經濟衰退到來時，人民和決策者將如何互動？這讓我特別擔心，因為前面提到的央行通過削減利率以刺激經濟的能力，如今也大幅受到限縮。除了這些傳統工具（調降利率）已經趨於無效之外，印鈔和購買金融資產（現在稱為「量化寬鬆 QE」）也擴大了貧富差距，因為購買金融資產將會推高這些資產的價格，而往往有能力購買金融資產的，是富人而不是窮人。
3) 國際財富與權力循環
我人生頭一遭看到美國碰到了旗鼓相當的對手。 中國已經在多個方面比美國更具競爭力，並且經濟增長速度比美國還要快。如果照這個趨勢繼續走下去，中國在許多重要方面會躋身為主導地位的強權，甚至比美國更強大。（或者至少將成為一個競爭力高的對手。）
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密切關注兩個國家的動態，現在我看到了衝突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貿易、技術、地緣政治、資本領域，以及經濟/政治/社會形態等。我忍不住想知道，這些衝突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秩序變化將如何在未來幾年裡不斷發展，並對我們所有人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這三股力量的交叉作用，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在我的研究裡頭，我開始關注歷史上有沒有這三股力量也是同時出現的時期，例如1930-45 年以及更早的類似時期，例如：
1929 – 32 年和 2008-09 年兩個時代都發生了嚴重的債務和經濟危機。這兩個時期中，利率均達到了0％，這限制了央行利用降息刺激經濟的能力。因此，兩次央銀都印了大量貨幣來購買金融資產，兩個時期都導致了資產價格上漲，貧富差距被極度拉大，最終產生了金融危機。
在這兩個時期中，巨大的財富和收入差距導致了高度的政治力量分化，以更大規模的民粹主義形式出現；以及，由社會主義者領導的主張改革（左派）激進民粹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領導的主張保守的（右派）激進民粹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當新興大國（比如1930年代的德國和日本）日益挑戰現有世界強權時，這些國內衝突就會不斷的醞釀隨時可能爆發。
最後，就像現在一樣，這三股力量的融合意味著如果不理解其中任何因素的交疊影響，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其中任何一種力量。
當我研究這些因素時，我知道短期債務循環逐漸進入到了晚期，而離經濟的低迷期已經不久了。 儘管我確實知道，歷史中傳染病和其他自然災害（例如乾旱和洪水）有時是造成這些重大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可我萬萬沒想到這次造成動盪的推手竟然會是當下的全球流行病——新冠肺炎（COVID -19）。
為了對這三股力量、以及三者的匯合可能意味著什麼有更透徹的了解，我查看了過去 500 年來所有強權帝國及其貨幣體系的興衰。其中最密切地關注的是，三個體量最大的：美國和現在的強勢貨幣美元、之前最重要的大英帝國和英鎊，以及時間更久遠的荷蘭帝國和荷蘭盾。
我也額外關注了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中國和印度這六個非常重要但當時強權程度稍小的一些的帝國。在這六個國家中，我則投入最多時間在中國，並回顧了其 600 年以前的歷史，因為：
- 中國在人類歷史中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現在的地位仍然很重要，且在未來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
- 中國有許多王朝興衰的案例可提供，幫助我更好地了解其中的更迭模式及其背後的驅動力量；
研究過這些案例後，有了其他格局變動的因素浮現，其中最重要的是「技術創新」和「自然災害」，在這些帝國興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通過考察不同時期、不同帝國的案例，我發現帝國維持強盛的週期通常持續約 150-250 年，在這兩個大型週期之間，巨大的經濟、債務和政治週期持續大約 50-100 年。透過研究這些興衰漲跌分別帶來的影響，我們可以抽象出一個平均水平的「原型」，然後以此為基礎，研究個別案例不同的作用方式及其變化原因。這樣的模式讓我得到許多啟發，而我現在的挑戰是找到一種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盡力傳達我跟團隊研究過後的重大發現。
我不知道的比我所知道的來得更多在研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像是一隻試圖理解宇宙的螻蟻。
我還有許多問題尚未得到解答，而且我知道我正在深入研究一些別人窮其一生奉獻與鑽研的專業領域。所以，我積極且謙卑地汲取了一些傑出的學者和從業者的知識，他們每個人都對解開謎題的某個重要構建有深入的理解跟看法，儘管沒有人具有全面的理解和知識，去完整回答我的每個問題。為了了解這些週期現象背後的所有因果關係，我把以下三種構建結合起來：
- 歷史學家（專門研究龐大而複雜的歷史的各個部分）
- 決策者（既具有實戰經驗又具有歷史宏觀眼光）
- 統計數據（由我們出色的研究團隊透過研究古代和當代文獻資料精煉而來）
雖然我學到了很多實用知識，但我理解到，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是我想知道的一小部分（需要足夠到對前景充滿信心）。不過，我也從經驗中曉得，如果要等到我對自我知識量滿足的那一天，我根本不可能有利用或者傳達我所學到的知識的一天。
因此，請讀者理解，本篇文章是一份由上而下俯瞰、從全局視角出發的研究，為讀者們提供我過去的研究成果和仍然存在巨大變數的預測。
你應該將我總歸的結論作為「理論」而非事實。
但也請記住，儘管以那麼多的案例、原型、數據、專家意見等多元構建來回比對分析，過去我仍然做過許多錯誤的決策，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投資中那麼重視資產多元配置的原因。因此，每次我向你提供我的看法時，就像我在本篇研究中所表示的一樣，我是在盡我所能地，將自己的想法與研究成果公開分享給你。
你可以自行評估其中的價值跟對錯，並進一步利用這份知識去輔助你接下來想做的事情。
研究組成架構與我過去的研究分享一樣，我會以兩種方式去表達我的研究成果。一種是精簡的概要描述、一種是更詳細與全面的解釋。為此，我將會把書拆解成兩部份：
第一部分以一種簡化原型（archetype）的方式，總結出我在對帝國的興衰的個案研究中所學到的所有知識。 為了確保大家能理解其中的核心概念，我將以白話口吻撰寫，著重清晰而不是精確。不過，我的用詞大致上會是準確的，但並非百分之百。
首先，我會將我的發現轉化成不同帝國的「總實力指數」，輔助讀者更容易了解不同權力體之間如何興衰流變；這一個總指數由八種不同實力類型的指標構成。 然後，我對這些不同類型的實力類型進行解釋，讓你可以理解它們的運作機制，最後，我討論了我認為這些帝國歷史研究對未來的意義。
第二部分更深入地介紹個體案例，以上述同樣的指數量化過去 500 年間，所有曾經與現任的強權帝國之權力變化。以這種方式傳達資訊，可以使你在閱讀第一部分時，先有個原理的概要了解，然後再選擇是否要深入至第二部分，完整查看這些有趣的案例。除此之外，你還可以拿著第二部分的數據和案例分析，回去比照第一部分的原型範例。我個人建議是兩部分都要看，因為第二部分中這些世界強國的案例分析，是他們在過去 500 年間相當宏偉的演變故事，相當精彩迷人的。
這個故事通過以下事件呈現了世界秩序演變過程的輪廓：
荷蘭帝國的崛起與沒落，之後是大英帝國的升起和衰退，隨後是美國的迅速發展和進入衰落早期，最後結束在中國的崛起。書中還將這三大世界強權與歷史中的德、法、俄、日本、中和印度興進行比較。
正如你將會在每個分析中看到的，帝國案例儘管並非完全相同，但它們大致都遵循了一種週期定律。另外，我希望你會像我一樣，坐上時光機，從公元 600 年至今發現關於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寶貴故事，並為此著迷。
藉由研究王朝的歷史，我了解到中國的朝代興衰與世界其他地方文在許多相似之處（且幾乎如此），也幫助我發現了其中的差異點（這是中國與西方有所不同的原因）。這也讓得以深入理解那些中國決策者們的看法，他們都認真研究了這些朝代的歷史，並歸結出經驗與教訓。
坦白說，如果不研究過去的歷史，我真的不知道要從何理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以及未來的一切。但是，在介紹這些個體案例之前，讓我們先深入探討一下我們上文提到的「原型」案例。
（待續）
《纽约时报》2019－ 2020中国官状病毒隐瞒爆发的调查报告
中国创建了一个跟踪事故蔓延的故障安全系统。失败了。
非典爆发后，中国卫生官员建立了传染病报告系统，以逃避政治干预。但是，当冠状病毒出现时，对北京不安的恐惧也随之而来。
3月初，医护人员在中国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检查一名冠状病毒患者。
史蒂文·李·迈尔斯
2020年3月29日晚上9:49更新ET
警报系统已准备就绪。在2002年爆发的SARS疫情中，中国感到震惊，它创造了一种传染病报告系统，官员们说这是世界一流的：快速，彻底，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不受干预。
医院可以将患者的详细信息输入计算机，并立即通知北京的政府卫生部门，在那里，医务人员接受了培训，可以在疫情蔓延之前发现并窒息传染病。
没用
武汉的医生于12月开始治疗遭受神秘性肺炎困扰的患者群体后，该报告原本应该是自动的。取而代之的是，医院推迟到地方卫生官员那里，他们出于政治上对共享坏消息的厌恶，从国家报告系统中隐瞒了有关病例的信息，这使北京处于黑暗状态，并延迟了响应时间。
中央卫生当局不是从报告系统而是在不知名的举报人在线泄漏了两个内部文件后才得知疫情。
即使在北京介入之后，当地官员也为确认病例设定了狭窄的标准，而没有提供可能提供该病毒正在人类中传播的线索的信息。
医院被命令只计算与爆发源海鲜市场有关的已知患者。医生还必须经过官僚们的确认，然后才能报告给上级。
感谢您阅读《泰晤士报》。
订阅时报
随着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遏制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国已树立榜样，将肆虐的爆发降到了该国已开始取消对生命造成的繁重限制的程度现在被强加于世界各地。
这种胜利的叙述掩盖了报告病例中的早期失败，浪费了本来可以用来减缓中国爆发大流行之前的感染的时间。
参与建立直接报告系统的退休卫生官员杨功焕在接受采访时说：“按照规则，这当然应该得到报告。” “他们当然应该抓住，发现，去了解它。”
根据一项最近的研究，作者的研究包括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该研究在1月中旬一周前的一周采取积极行动，可以将感染人数减少三分之二。另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三周前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则可能已阻止了该国95％的病例。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在12月发现了病例，艾芬在接受《中国》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遗憾那时候我没有一直高声喊叫。” “我经常想自己，如果我回头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试图迅速摆脱早期的失败，将注意力转移到该国结束疫情的道路上。中国政府因最初的错误而受到广泛的谴责，这已成为特朗普总统的首要话题。
中央领导层一直将责任归咎于当地官僚，包括谴责警告他人感染的医生。它迅速解雇了两名卫生官员，后来又解雇了湖北省及其首都武汉的党委书记。
现在，对医生，卫生专家和官员的采访，泄露的政府文件以及中国媒体的调查揭示了政府的失败的深渊：如何建立一个保护医疗专业知识和感染报告的系统，使其免受政治篡改的影响。
其他人则试图在预警系统出现故障时填补信息空白。医学界发现了其他非正式方式来警告他人，并在互联网上披露了政府指令和医院报告。在疫情初期罕见的相对透明性爆发期间，中国记者为揭露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但审查员关闭了那扇窗户。
最新更新：冠状病毒爆发
特朗普将联邦政府的社会疏散准则延长至4月底。
健康保险公司说，Covid-19患者“不必担心”大笔医疗费用。
“我知道我们感到受到攻击，”库莫对接受隔离对话的纽约人说。
政府誓言要修复疾病监测系统中暴露的缺陷，但是在SARS之后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现在，为修复该系统而进行的新努力也可能在政治等级制下步履蹒跚，从而使专家（医生，甚至公共卫生官员）不愿与当地领导人接洽。在中国，政治往往最终会推翻为防止干扰信息流而建立的非常严格的保障措施。
上海交通大学的12名医学专家对流行病的研究说，最初几周的失败“大大降低了公众甚至医务人员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使这一流行病难以遏制。” “只有在平时采取预防措施才能防止重大灾难的发生。”
长江流经武汉，成为武汉市的交通枢纽和潜在的病毒爆发的垫脚石。
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去年，卫生官员对中国再也不会遭受非典这样的危机充满信心。
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行了自2002年和2003年SARS流行以来最大的传染病暴发培训演习，展示了自该病毒杀死数百人并给国家造成伤害以来政府取得的重大进展。
超过8,200名官员参加了在线演习，重点关注的是一位发烧从国外赶来的旅行者，他触发了温度监测器，引发了对其他乘客的追捕。官员们竞相测试他们能如何快速有效地追踪，识别和遏制该病毒，包括通知北京。
“谁知道下一个将是什么？”该中心说，帮助设计该运动的高级疾病控制官员冯子健说。
冯博士说：“敌人不断发展，我们的应对能力也必须不断提高。”
中国防御体系的核心是传染病国家直接报告系统。它始于2004年，旨在防止SARS疫情重演，因为缓慢，零散的报道，加上当地领导人不愿分享坏消息，加重了政府的斗争。
借助该系统，北京的卫生官员可以浏览显示医院或地方疾病控制中心报告的屏幕，并准备在医生诊断出霍乱或肺结核等顽固性感染的几小时内发现警告信号。来诊断病毒性肺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SARS等病毒随时可能出现，但再也不会发生SARS事件。” “这要归功于我们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的良好运行。”
夸耀不是空的。
当中国和其他国家爆发禽流感时，该系统提供了帮助。 2013年，当局提交了可能致命的H7N9禽流感病毒病例，并下令在确认后两个小时内将其提交。
去年11月，该国疾病控制中心在只有两起病例出现后，提醒公众在人烟稀少的内蒙古爆发了鼠疫。
自武汉爆发以来，一些医生表示他们不确定如何报告早期病例，这不符合标准的感染清单。但是，当患者对常规治疗没有反应时，很少被理解的感染仍可能被记录为“病因不明的肺炎”或原因不明。
年复一年，中国卫生当局警告医院要注意这种异常情况。
“对于许多您不知道病因的传染病，它通常会表现为病因不明的肺炎，”退休官员杨博士说。 “这是在爆发时捕获爆发的一种方法。”
卫生当局定期举行会议，对疾病控制官员进行培训，以便他们发现和调查原因不明且难以治疗的肺炎病例；最后一次是在十月的上海。
他们检查了医院和地方疾病控制中心，以确保报告所有列出的疾病，国家卫生委员会要求100％遵守。尽管实施方式不完整，但医生报告了一些罕见的肺炎感染，促使研究人员追查原因。
12月初，湖北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官员来灌输该系统的重要性。
该中心副主任黄锡宝告诉他们，要确保到2020年，湖北“在其传染病信息的整体质量上居全国第一。”
上个月，一名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接受了CT扫描。一份报告说，有关该病毒出现的新闻“震惊了每个应急人员。”
上个月，一名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接受了CT扫描。一份报告说，有关这种病毒出现的消息“震惊了每个应急人员。”法国法新社— Getty Images
'差远了'
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负责人艾博士是最早注意到在干咳，高烧和残酷嗜睡的情况下进入城市医院的患者中令人不安的模式之一。计算机断层扫描或“ CT”扫描通常显示出肺部广泛受损。
根据中国一家名为《人物》（People）的采访，艾博士谈到12月16日出现的一名病人时说：“那是令人困惑的高烧。” “整个过程中使用的药物都无效，他的体温也没有变化。”
到本月底，武汉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接到了医生的令人担忧的电话，其中讲述了奇怪的，顽强的肺炎病例，这些病例通常似乎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一家医院七间，另一间三间，再三间。
这些患者可能具有传染性。在金边总医院传染病的主要机构金银滩医院的高级医生黄超林警告说，在综合医院照顾他们是一种安全风险。根据医疗系统官方报纸《健康新闻》的报道，他在12月27日从另一家医院看到了7名患者。
从理论上讲，医生本可以直接报告这种情况，但是中国医院也可以回答共产党的官僚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医院经常会因报告麻烦的感染而屈服于当地卫生部门，显然是为了避免让当地领导人感到惊讶和尴尬。
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尊重可能并不重要。现在，它为武汉的官员提供了控制和扭曲有关该病毒信息的机会。
官方内部报告称，截至12月30日，该市地方疾病控制办公室已统计了25例此类病例，该报告于上个月被不知名的举报者在线泄露。这份简短文件是武汉市首次了解病例范围的尝试之一，所列患者自12月12日起生病。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政治学教授，研究中国政策的杨扬（Dali Yang）说：“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显然选择不使用报告系统。” “很明显，他们正在努力解决省内的问题。”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学家邵一鸣在接受中国《财经》杂志采访时说，武汉市的领导人似乎以为这种暴发会像短暂的和局部的禽流感一样爆发。
邵博士说：“这种固定的心态导致判断失误，因此我们失去了尽早采用围堵战术并告诉公众如何自我保护的机会，”邵博士说。
谣言和泄露的文件开始在网上传播后，有关北京的疾病控制官员开始听到有关疫情的消息。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明确地避免在公告中说武汉已经通知了它，而是指出它已经“了解”了疫情。当地官员已经对他们何时，如何告诉北京进行了对冲。
泄露的文件是武汉市的两个内部政府指令，于12月30日在线发布，可能由担心的医务人员发布。标记为“紧急”的指令命令医院向市卫生委员会发送有关神秘性肺炎病例的信息，改善对患者的治疗并避免在医院中感染。同时，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的私人小组聊天中向同事们发出警报，提醒他们注意疫情，这引起了官方的谴责。
据为该中心辩护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华胜的话说，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高富发现了网上传播的信息并发出了警报。高博士拒绝回答问题。该中心命令专家组赶赴武汉，第一批专家于次日早晨到达。
该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有关武汉出现未知原因的肺炎的消息震惊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每位应急人员。”
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官员说，他们命令武汉在12月31日对该疫情发布第一份正式声明。当天，政府还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北京办事处。
最初的一些案例最终于1月3日进入系统，尽管那时还不能成为预期的预警系统。
上个月在武汉运送一名冠状病毒受害者。一位医学专家说，官员们最初“说病很轻”。
上个月在武汉运送一名冠状病毒受害者。一位医学专家说，官员们最初“说病很轻。”信用证。Chinatopix，通过美联社
狭窄标准
中央政府介入后，当地官员对外欢迎北京派来的专家调查员。官员称感染没有什么严重的。
1月9日访问武汉的中国流行病学专家曾光说：“他们说，这种疾病很轻，与季节性流感没有太大区别，数百名密切接触的人群中没有疾病。”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他们听起来很放松。”
在幕后，武汉官员加大了力度，限制了疫情暴发中感染的数量，为医生提起诉讼创造了障碍。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份泄露的报告描述了1月上半月当地官员如何告诉医生，这种情况必须由官僚监督机构确认，最重要的是，要由市和省卫生部门确认。
泄漏的报告说，武汉地区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官员在1月3日告诉医院的医生处理感染报告，“这是一种特殊的传染性疾病，只有在上级通知我们之后，我们才应报告。”
根据一份诊断指南的副本，武汉市卫生委员会从1月3日开始确定诊断该病例为暴发的正式部分的狭窄标准，该指南可能是由医疗专业人员泄漏给中国媒体的。规则说，如果患者去过市场或与另一位患者有密切联系，则可以算作患者。这排除了与市场没有明确联系的越来越多的可能病例。
在1月上半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当地官员坚持认为没有新的确诊感染，即使武汉的医生和来访的专家怀疑这种危险的传染正在人与人之间蔓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李立明对中国报纸说：“我经历过非典，在我看来，这种流行病的早期就像非典一样令人震惊。” “在开始时，两者都没有快速的系统响应。”
曾帮助识别SARS的疾病专家钟南山（音译）也对武汉的官方乐观态度持怀疑态度。
他和其他专家于1月19日完成了对武汉的评估，确信该病毒已经取得了威胁性的立足点，并在北京的会议上向高级官员传达了他们的警报。
专家组成员之一的香港大学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对专家组说：“专家组的所有成员都表示情况严峻。” “必须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在报告没有新的感染数周之后，武汉市政府于1月18日披露了4例新病例，其次是第二天的17例，第二天的136例。
四天后，武汉被关闭以控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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