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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是的，那一时刻，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我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什么，我不知道权利，也不知道自由。我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惶奔走，无端愤怒，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底没有常识的人。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黄昏当成我独立阅读生活的开始。逾几日，广州的戴新伟君竟然请我写一篇书评，他给出的题目是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电话里，他说是上海滩上的王晓渔推荐。那一时刻，我何其诚惶诚恐。一个星期后，我人生第一篇书评诞生。
真正的独立阅读生活就此开始。几个孤独的读书人彼此喂养，结伴而行，几年之后，我们竟然创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间阅读刊物。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能看见王晓渔在一堆繁复的史料里刨开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庆坐在音乐厅里，优雅地切开古典音乐。至于戴新伟，我知道他总能找到最好的书。他在不同的书架上游走，然后把大好的阅读信息带给我们。他是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里最细腻的读书人。
生活从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态！我靠着独立阅读改变了自己。
现在，我经常想起我过去的荒芜、单薄和苍白。我想我漫长的生活其实一直与独立阅读无关。记得小学阶段，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柴油机原理》，因为我父亲维修柴油机，这本书是他的工具，文字不多，可是关于柴油机的图画很多，我一直拿它当小人书看；有一次我还读到了一本完全没有书皮的《七侠五义》，可是里面好多繁体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求父亲帮我讲，这一讲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父亲讲完这本书，兴致大发，接着给我讲了薛仁贵征西、商纣王与苏妲己的故事，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故事会，我的童年时代将是一片空白了；有一次一个远房兄长来我家，贼头贼脑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前后差不多撕了一半的书，并告诉我书的名字叫《六十年的变迁》，我嚷着叫他借给我看，他说这是禁书，拒绝了我的请求；对我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鹰击长空》，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认真看完了，满书的形容词，笔法很激动，符合我当时的口味，我甚至把书里面的优美词语一个个抄录下来，然后想办法用在我的作文里。
如此狭窄的阅读经历，显然不足以支持我独立思考。许多年以后，我细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第三章读到了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森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开朗。
“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阅读基础、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
森强调了自由阅读的重要性、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的心态。基于阅读产生的信息基础，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习惯和方法，在一个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片面的，我们的观点有可能是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叶，来自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阅读体系。一次企业家沙龙上，他听内地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有些遗憾地说道，“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论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朱先生，在给学生讲述企业的金融问题，尤其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大学校长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得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元制度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台湾的费先生和我有过一次关于媒体的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他说：“我知道内地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新闻自由之后，引来的是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的定位问题、市场的细分问题、受众的接受问题，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阅读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阅读范围拉开，则很轻易就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局面正是拉开性的，阅读的范围问题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阅读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阅读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阅读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完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阅读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是扩大了他的个人阅读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常识。这么看来，从事媒体的人在阅读时，其范围更大，而限制显然要更少。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曾经听说有人谴责默多克在东亚的投资放弃了信息自由的底线，主动迎合强权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对此不屑一谈，他说在他的企业里，他有处理信息的自由。默多克为了利润，或多或少把自己的阅读视野主动收缩了。
如此看来，做一个真正的独立阅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坚守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从独立阅读开始。某种意义上，我对中国的阅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而开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不仅要去除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阅读障碍，也要去除来自商业方面的利益遮蔽；不仅要防止群体性的盲目阅读，更要防治个人阅读上的画地为牢。我的阅读是私人性质的，但我的阅读视野却要努力拓展。我需要选择，需要交流，也需要坚守，这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独立阅读中国的快乐也在这里。
哦，中国，这苍茫的土地，这佝偻的人群，在我的眼前缓慢铺开。这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堆积在历史里，我听见一个国家古老的叹息，也听见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残存的悲伤。多少年过去了，我以为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但是今天我读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这是我阅读中国、阅读自己最醒目的路径。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优美之路，我和我的朋友们彼此喂养，结伴而行，渐渐长成了一些有常识的人。
作者： 苏小和
从独立阅读开始——《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后记04132010=============
张维迎，爱自由?
张维迎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算是近期国内经济学的大新闻之一。2010年12月14日开始，他对外的身份变成了“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院长职位由原副院长蔡洪滨接任。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定式，必然是猜测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这样的想法看上去有一些道理，但却不符合事实。了解一些内情的人想必知道，张维迎这个人应该不属于官瘾很足的人，当年他就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事实上北大方面是有意让他出任北大副校长一职，但张心里一直有教授治校的梦想，他可能是考虑应该把光华建设成中国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发源地，想把光华管理学院打造成真正具有大学精神的学院之一，所以他放弃了副校长的官位，选择了光华院长的工作。
人成堆的地方，问题总比思路更多。谁能想到书卷气十足的高校，其实人际纠纷同样不简单。平心而论，张维迎这个人其实不谙官道。
由此，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的确没少得罪人，没少过分彰显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经济学理念。相关的故事就没有必要再一一道来。一个必须在这个时候反复强调的主题是，无论是作为院长的张维迎，还是作为教授的张维迎，无论是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年仅24岁、青春气四溢的张维迎，还是今天已经是人满中年，头发花白的张维迎，他矢志不渝的学问，从来就是自由市场。
大概是2年前，我在一次有高层官员在场的座谈会上，听见张维迎直陈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反市场的倾向，必须加以足够的警惕。张的意思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显然是市场化的结果，未来的发展，必须也是由市场主导。
客观地说，对市场经济绝对的坚守，正是张维迎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主题。如他所言，市场等于价格加企业家。
仔细揣摩他的这个定义，我既能看到一种静态的学术概念，也能看到一种历史的变迁。进一步说，这样的学术定义，既呈现了中国市场经济30年的历史变迁，也呈现了张维迎学术思辨的历史轨迹。
熟悉张维迎的人们想必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他和其他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经济学人，找到了双轨制这样一个名词；而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学术重点则主要集中在企业家的维度上。毫无疑问，双轨制思考的是，如何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浓厚的国家体制下引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价格体系，双轨制既是一种改进，也是一种建设。因此有人认为，张维迎和他的朋友们倡导的价格双轨制，终于在当时沉闷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开了一道自由的口子。
可以这么认为，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张维迎的自由价格理论建设显然无法深度发展，因此他的企业家理论体系呼之欲出。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的前5年，张维迎几乎所有的思考，都与企业家有关，尤其是与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有关，由此，张维迎教授甚至被冠以“中国民营企业代言人”的头衔。
现实的问题在于，当价格理论和企业家理论都遇到旧制度障碍的时候，张维迎应该怎么办？有朋友看了他的《市场的逻辑》，跟我说，关于自由市场，张维迎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说尽常识，而且是用一种决绝的姿态说尽常识。
那些散布在各地，少数一批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读书人，纷纷赞美张，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我以为这句话道尽了张维迎此时此刻的学术状态和生活境遇。
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价格理论处在发展的状态，当一个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理论也处在这些状态，那些不事阅读、不思进取的既得利益者竟然形成了对这些理论的路径依赖，他们觉得改革已然成功，他们活在已经形成的幸福中，乐不思蜀，但张维迎却看到了太多的瓶颈，太多的不足，他要越过这些障碍，奔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去。
大概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张维迎一直在奥地利学派的学术框架之内掘进。他把诸多的中国经济问题放在米塞斯、庞巴维克、哈耶克和罗斯巴德的学术维度上思考，使得一批真正的市场派人士眼前一亮，也使得那些存有严重路径依赖的人们如听天书。
吊诡的是，这些完全无法理解张维迎新兴话语的人们，过去，他们几乎是张维迎的盟友，现在则是张维迎的陌路人。
由此，张维迎几乎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万众倾听的改革派学者，变成了一个寂寞的经济学家。有一次，我甚至听见他说，真正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寂寞的，如米塞斯，一辈子没有大学聘用他，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支持来做研究，这是人类经济学史的悲哀，可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张说这些话的时候，明亮的灯光正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无奈与决绝。张维迎是不会妥协的，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整全的市场经济风景，如同当年的米塞斯一样。
许多年后，我想我还会愿意回忆这样的场景。从米塞斯到张维迎，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终于开始气象万千，中国人终于可以沿着市场经济的通道，对历史，对当下，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张维迎所景仰的米塞斯，一辈子坚守他的“个人主观主义行为学方法论”。他总是从个人的自由选择出发，始终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才是整个经济学世界的出发点。个人主观自由是经济学的起点，也是经济学的终点。因此，米塞斯的经济学建立在行为学的基础上，从来不对目的加以评价，而只对达到目的的手段进行详细分析。
事实上，米塞斯为中国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方法论参考。人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人，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所谓经济规律的经济学，是误入歧途。
张维迎对历史里的经济学错误可以说是烂熟于心，因此他说起话来可能是坚持他看到的风景，而丝毫不给听众留下余地。有一次我还听见他说，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完美的经济学逻辑系统，真正的学术，是在理论的层面将世界解释得清楚、通透，让人恍然大悟，而不是在已经形成的错误事实面前，降低理论的纯粹性。
我想，这才是张维迎的底气。他是尊重市场的逻辑，而不是尊重事实的逻辑。他是尊重理论的纯粹，而不是尊重人性的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经济学的趣味，才让他大声说出他内心的风景，即使被所有人误解，他似乎也在所不辞。
我至今还记得在2009年的2月8日，张维迎在一堆企业家中，第一次公开提到了奥地利学派，他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
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
大多数的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些急躁，有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我显然没有要把张维迎类比成米塞斯的企图，但他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目前美国等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
刚好，奥地利学派中的大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
是的，张维迎就是这种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
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
等着看吧，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苏小和：张维迎，爱自由 201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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