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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妹妹
西山
1898年8月15日
我们6月20日晚乘船离开长崎，离开美丽整洁的日本，横渡黄海，于23日到达中国上海。离开乘坐的轮船多尔克号，我们顿感失去了它的庇护。对于我们这样的游子来说，轮船也曾经给予我们家一般的温暖。多少次离开它，我们踏上未知的国土；多少次重返甲板，我们仿佛回到自己的家园。怀着对祖国一样的依依不舍之情，我们与它挥手道别。
我们在上海逗留了八天，但只是待在外国租界里。租界是西方国家和远东地区双方协议的结果。我从来没有在别处看见过人们像在这里这样辛勤地工作，他们像牲口一样地干活，也受到牲口一样地待遇。中国人口稠密，人们极力反对使用能够替代贫困苦力的机器设备。
上海的道台正式拜访了我们。稍后，他设宴款待我们。宴会上，外国菜和中国菜各占一半，交替着端上来。中国菜盛在中式盒子里，用筷子吃，而外国菜是严格按照西方传统来安排的。道台的英语说的很好，他的秘书在美国读过书，英语也很棒。他们分别致了欢迎词。道台的妻子没有出席宴请，他解释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我们在美国国庆日那天抵达天津。美国领事夫妇举办了一个招待会，我们这才兴奋地想起当天是我们的国庆节。之后，我们乘火车去北京，实际上在离北京五英里的车站就下了车。公使馆第三名工作人员去接站，他们带着轿子，北京特有的马车，马车夫，骑马的随从，苦力和专门装行李的马车，我们的队伍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开赴北京城。
中国仿佛就是一个大墓园，在去北京的路上，大大小小的坟墓随处可见。即使在进入外城后，周围的一切还非常宁静；到达内城之后，一切开始变得大不一样了，街道熙熙攘攘，但仿佛是“蓝色长衫”的海洋。终于，我们看到了美国公使馆的外墙。走进大门，美国公使田贝上校走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终于来到这个即将成为我们新家的地方。公使馆从外面看很普通，并不引人注目。但它的庭院不仅安静清洁，而且满目青翠，无论从门还是从窗户看出去，看到的似乎都是丛林，令人心旷神怡。我们的“四合院”由一道围墙内的几个院落组成。在去西山之前，我们在这里待了三个星期。
盛夏季节，在北京的外国人通常都会去距离市区15英里的西山，或者去海边避暑。去西山的人一般住在寺庙里。我们住的是“三山庵”。我们到达时，那里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我们骑着马或毛驴出发。我们的管家带着一帮仆人把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搬了过去，盘子，玻璃器皿，缝纫机一类容易碰坏的东西则是由苦力们用篮子，箩筐跳过去的。我们只要告诉管家我们想要携带的东西，他准会办妥。在我的一生中，还从未见过像他们这样优秀的仆人。他们个个话不多，温和，善良而且热心。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并能认真地完成。在这儿，我们要用很多仆人，雇佣他们的费用很低，但在春秋两季，我们得为他们做几套衣服，并为他们提供统一的服装以及统一的帽子，外套，袜子，围巾和袖套。在他们过新年的时候，我们要付给他们一个半月工资。那时，公使馆添购任何东西都要给这些仆人一点打赏和甜头。这里的仆人们都很节俭，总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干活，并能将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干成的事情做得有模有样。每当我们需要买件什么东西时，他们就会说：“没有，在北京没这玩意。不过我们能做出来。”不过我们能做出来。”真的，他们不仅能做出来，而且做得很好。记得我们公使馆有一个房间的墙纸被弄脏了，我就问有没有同样的墙纸，仆人们看了看，照例说：“没有，但我们可以做。”他们请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对那堵墙进行了仔细的观察研究。一两天后，我收到一打两尺见方的墙纸，上面的花纹和色彩与原来的墙纸完全一样。
我刚踏进这里的厨房时，心里凉了半截。对我来说，那儿啥也没有，连个炉灶也没有。我便对我的丈夫康格先生说：“我们的厨房空空荡荡的，没有炉子，没有灶台，怎么办？”
他回答说“这儿可买不到你要的那些东西。去和厨师谈谈，看他说需要什么，我会马上向美国订购一些厨房里必备的东西。”
我去问厨师，而他的回答却是：“一切就绪，只要买锅就可以啦”
我非常诧异，就去看了看我的厨房。在房间的一个角落砌起了一个六英尺长，三英尺宽，25英尺高的灶台。灶台的上方有三个洞眼，洞眼上还放着砖块。灶台的前面有相应的点火口，但是竟然没有烟囱！房子的上方有一处空隙，油烟可以顺着空隙飘出去。在靠近中式灶台的另一个墙角落里，还有一台老式的外国砖石炉灶。在我看来，用这些东西根本做不出饭菜。不曾想厨师和大管家竟异口同声地说：“万事俱备。” 于是一切按部就班地开展起来，而且还这么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居然用这些东西做出了一道又一道美味佳肴。这些中国人做事情似乎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起初，我总是想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但现在我觉得只要告诉他们我想要什么，就可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我达成心愿，因为他们很少令我失望。
推独轮车的车夫和干其他活的苦力每天吃不到两碗饭，穿着少得可怜的衣服。换在别处，他们干的活通常由牲口或机器代劳。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应该使这个国家的人们明白靠这样的食物不可能使身体强壮，靠这样的衣裳也不可能保持身体健康，几年之后这些人的身体就会累垮。但是他们现在依然强壮，卖力地干活，快乐地生活着。
在我的家里，大管家张罗着所有的事情。他每天向我汇报开支，用英语一项一项把账目报的清清楚楚。月末，他会把他所负责的各项事务的总开支报上来。其他仆人按照等级分工，各司其事。苦力不服侍人，照顾家庭成员的活由男仆负责。一旦有什么事，我学会了先摇铃唤人，告诉他我要做的事，然后由他去转告该做这事的人。假如男仆干了苦力该干的活，那么还需要苦力干什么呢？因而这些仆人从不逾越自己的职责范围。
这里的人们对这句话十分熟悉：“在中国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无论周围的情形如何，仆人们都会不停地干活，不会表现出半点紧张急躁。他们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不休息，一旦有时间，随便找个地方，他们又能呼呼大睡。他们甚至能骑在骆驼背上睡着，有一次我还真见过他们枕在石头上睡觉呢！在中国我开始理解《圣经》中那些隐晦难解的意思，因为在这个国度里，很多习俗是从《圣经》产生的那个时期经过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人做事既认真又从容。数字再多再大，他们总能算得清清楚楚，容不得半点含糊和闪失。他们冷静从容地工作，很少出差错。我注意到在日本国内和这里租界区的外国银行都乐意雇佣中国人做最重要而繁琐的工作。我曾问过一家大银行为什么要雇中国人担任重要职务，对方告诉我“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人诚实：二是中国人沉着冷静：三是中国人做事准确，不含糊。他们不声不响，做出来的事却会让你惊叹不已。”
在西山有许多寺庙。每个寺庙都是一座由围墙围住的大院落，院子里有不计其数的庭院和多座平房。我们对借住的寺庙相当满意。我们西方人对自己的教堂情有独钟，然而此刻牧师和对上帝的虔诚离我们太遥远了。但在夏季，我们能在西山看见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和一些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我真希望你能来看一看我们居住的这些寺庙。从宽大的阳台上，我们用双筒望远镜可以看到15英里以外的北京城，其间还点缀着片片绿色的田野和零星的墓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而祥和。山上石头铺砌的小径四通八达。这里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徒步或骑毛驴，因为马不能应付这样陡峭崎岖的山路。相比较而言，毛驴虽身体瘦小，但步伐稳健，骑起来会比较安全。赶驴人跟在一旁，不断吆喝着，催促毛驴快点或提醒它小心。看起来中国人对他们饲养的牲口很不错，但有人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有爱心，但我在中国还没有遇见过血腥残忍的事情。血腥残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像一匹布料中编织进的错纹，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会使整块布料变得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