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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英国公使馆 1900年7月7日 (续上)
中国人被带到肃王府去了,和在那里避难的其他基督徒待在一起。外国警卫队从那时起一直控制着交叉路口,东交民巷和顺城大街等街道,保卫着位于这些街道上各国公使馆。奥地利,荷兰,比利时公使馆已被烧毁,中国海关和所有的教堂,其中包括最大的卫理公会的教堂也都被焚毁了。我们躲避到这里后,位于美国公使馆西面的荷兰公使馆被火点燃了,风助火势一直蔓延到美国大使馆的围墙边,甚至烧着了美国海军士兵的住所。幸好风向突变,将大火吹离公使馆的围墙。真悬啊!我们的公使馆就这样得救了。还有一次,美国公使馆的东边着了火,火焰吞噬着一切,又一次烧至公使馆的围墙,但最终它还是熄灭了,公使馆又一次得救了。我们欢呼雀跃,因为公使馆的状况对于我们大家真是太重要了。德国士兵和一部分援助者把守并保卫着崇文门以东的城墙;美国海军士兵和俄国士兵把守着城市西边正阳门附近的城墙。
中国人(义和团团员)在正阳门附近设置了一门大炮,向我们的士兵开火。假如我们把守的城墙沦陷,那么他们就会从东,西两个方向攻进来,而且可以直接轰炸我们避难的英国公使馆。待在城墙上更是异常危险,已有六名美国海军士兵阵亡,12名负伤,其中包括大家一直迫切需要的,工作高效的利皮特医生,他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士兵们修建路障,击退敌人。随着他们承受的风险越来越大,医院也逐渐人满为患了。中国人也正在修建防御矮墙,加固防御工事和挖洞埋设地雷。我们只能在夜间修筑位于城墙上的防御工事。中国人在防御矮墙的掩护下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士兵。他们在距我们防御工事大约四十英尺的地方设置了一个很大的工事,并在它的周围开挖壕沟,修筑工事,一直修到了我们主工事的脚下。我们现在处于空前危险的境地,这座工事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要么采取行动端掉它,要么就得放弃这段城墙。我方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选定了适当的行动时间。康格先生和各国公使交换了意见,接着分别和联军统帅窦纳乐和迈尔斯上校私下进行了交流。这件事情需要铤而走险,因而责任重大,是破釜沉舟之举,但是无论后果如何,都不会使我们动摇。
那天晚上,79名海军士兵登上城墙,和数百名中国人短兵相接。迈尔斯上校对自己的部下说:“伙计们,当我说冲时,人人都给我往前冲。要牢记,我们今晚行动的成败关系到300名妇女儿童的生命安全。假如我们能够成功,他们就可以幸存下来。但如果我们失败了,不仅我们要丢掉性命,他们也会性命难保。现在给我冲!” 他们奋勇向前,势不可挡。五分钟后,敌人被彻底打败,我们攻占了他们修建的大型工事。真要感谢上帝!但迈尔斯上校受了伤,敌人设置了一些旧茅之类的东西作为路障,迈尔斯上校冲锋时不巧踩在上面,腿部严重受伤。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幸运,一名俄国士兵和两名美国士兵就在这次进攻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埃德溫·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1843年3月7日-1907年5月18日)是一位美國內戰士兵、律師、銀行家、愛荷華州國會議員和美國外交官。義和團運動期間,作為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及其家人和其他西方外交使團在北京遭到圍困,直到被中國救援远征军營救。(Edwin Hurd Conger (March 7, 1843 – May 18, 1907) was an American Civil War soldier, lawyer, banker, Iowa congressman, and United States diplomat. As the United States' minister to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Conger, his family, and other western diplomatic legations were under siege in Beijing until rescued by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 )
从2号晚上这一刻开始到第二天(7月3日)上午,康格先生度日如年,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焦虑,紧张的一晚,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次进攻及其后果负责,他强烈地意识到在这六十多名士兵的身上担负着多么大的责任。他们袭击并成功赶走了数以百计的躲在坚固的防御工事后面的中国士兵。这样的日子非常考验人,德国警卫队牺牲了八名士兵,另有几人进了医院。他们迫不得已放弃了东端的城墙。我们的海军士兵和俄国士兵还在守卫着附近的两条街。中国人的大炮对着西面,但没有直接对准城墙开炮,因为担心伤着自己人。不过现在炮口对准了各国公使馆。
昨天,我和康格先生一起回了一趟美国公使馆,翻箱倒柜,看能不能找到可用的药品和做沙袋的材料,并收拾了一下四处散落的物品。由于士兵们的住所被烧毁,我们将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们居住。凡是医院用得上,或凡是能用来制作沙袋的物品都成为急需品,被拿出来作为公用。我才从美国买回的一匹新布,印花棉布,床单,枕套,新桌布,餐巾和毛巾,加上旧的这类东西,都变成了公共储备品。蚊帐,枕头,床垫,毛毯,桌布,弹簧,幔帐,盘子,以及一些储备物品,套装,裙子,鞋子和各类衣服,实际上我们拿出所有可用的东西作为公共用品,其他人也和我们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为了满足一所医院最普通简单的需求,我们会一起动手,用我们的心加上坚定的意志,尽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
康格先生整个上午都在帮我,我们的搜寻卓有成效。我在公使馆内转了转,我们可爱的家园和院内苍翠的树木都已惨不忍睹,餐厅被改成洗衣房的晾衣间,其余房间成了士兵们的宿舍。它们使用我们的厨房,还将食品储藏室作为杂物堆放处。我们离开美国公使馆,又回到英国公使馆。不到一小时,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康格夫人,这是今天早晨从房顶打进屋里的炮弹碎片,而那间房间。稍后,我们的国旗也成了炮弹的目标,旗杆和旗子飞落到房顶上。一发炮弹甚至还掀掉了门廊的屋顶。士兵们设法拿回国旗并将它挂到旁边一棵树的树梢上;英国国旗也遭到攻击,但很快又被挂了上去;德国国旗昨天也被击落,但由于火力太猛,他们无法将国旗再次升起。一整天,敌人都将大炮对准法国公使馆,但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威慑效果。和通常一样,他们的炮弹总是打得很高。我们的周围几乎一直枪声不断,对此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我们担心的是他们大面积的进攻。
我们现在能吃上马肉和骡子肉。因为拥有大量的各种储备,加上贮存了大量的面粉,谷类粗粮,大米,豆类等,以备不时之需,一直以来我们的生活还能维持得较好。我们家吃过一次马肉,味道还不错。大家也吃过一次骡子肉,很多人认为它比马肉好吃,但我既不喜欢马肉也不爱吃骡子肉。我们为了吃马肉只杀过一匹马。实际上,我们真希望将它们放走,给他们自由,也希望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再次找到它们。
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现在就像一家人,再也感觉不到民族差异。自6月14日以来,我们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了。我们一直在盼望我们的部队,同时夜以继日地加固防御工事。公使馆的周围有一些被遗弃的中国商店,从那里可以找到许多有用的东西。这里还有三家外国商店,里面货物充盈,所有找到的东西都被搬到英国公使馆,并且派上了用场。我们找到几千英尺布,可以用来制作沙袋,可以用于医疗救助,还可以给那些只身从家里逃出的人们做些衣服。同时我们还找到了烹饪用具,可以用来盛水救火的水桶,大量的煤,大量的煤,六千多升小麦,七台中式磨面机和一小群羊。
英国公使馆的面积很大,占地约七英亩,有充足的水源。英国公使窦纳乐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来回奔忙,对投奔他们的人热情相待,嘘寒问暖在我们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里,中国人企图通过放火将我们逼出公使馆,但我们大家给他英勇面对,火焰仅仅触及公使馆的外墙。
有消息传来,说法国公使在公使馆内听到了远处加农炮的炮声。开炮的会不会是前来增援的部队呢?置身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再相信流言蜚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这只增援部队默默地祈祷,也许我们还没有经历最严酷的考验,还不到脱离苦海的时候。这些天来,枪炮声使人胆战心惊,起初是义和团攻击我们,接着是清政府的官兵,他们准备有短小的中式武器和大型的西式武器。前一阵子是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员,现在却是成千上万的清政府的官兵在攻击我们,要把我们从这里赶出去。他们的号角声,呼号声和枪炮声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声音了,听起来仿佛他们近在眼前。炮声时断时续,一直在耳边轰鸣,每当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时,塔楼上的钟声就会敦促大家赶紧做好准备,积极迎战,一开始,这样的事情相当刺激,令人振奋。可是夜以继日的枪炮声,号角声,呼号声和子弹的呼啸声使我们的神经变得越来越坚强,或使我们更加相信仁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