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中国来信之 他在微笑 (30)

"中国赫德"

《名利场》杂志1894年12月号刊登的赫德漫画像

总税务司

1863年（同治二年），李泰国回到上海销假，但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发生矛盾，加上中方认为李泰国傲慢且难与共事，因而李泰国被解职，11月30日李泰国去职，同日赫德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徙驻上海。赫德的任命也获得英国赞许。

作为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国政府收取关税，同时负责将新式海关制度推广到帝国各处的海、河港口及内陆关口，将海关的运作制度化，并提高海关的效率和诚信度。赫德任内建立的新式海关包括1864年（同治三年）所置台湾南北新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的胶海新关、1886年（光绪十二年）赴香港、澳门，置关九龙、拱北、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等。

赫德从中国的各贸易伙伴国招募海关的高层。赫德对清廷提出的建议改进了中国的诸多港口和航运设施，包括自1869年（同治八年）起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

1864年（同治三年），赫德还驻京，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1865年（同治四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同治八年），晋布政使衔，官阶从二品。

在海关任内赫德一直利用他对清廷的影响推动本职外的近代化改革。赫德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不但比旧式衙门清廉，甚至也是当时全球最清廉的海关；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1865年赫德回国完婚时上书恭亲王，题为《局外旁观论》，列举改革建议，并且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清廷上谕将赫德文与署理英国驻华使臣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赫德文中对中国积弱状况表述率直，例如“自四海各国观之，竟莫弱于中国”，因此引起广汎争议。最终清廷将建设现代邮政系统及监督国内税收也加入赫德的职责之内。在此文中赫德也写到：“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虽然此文经过与总理衙门讨论才定稿，因此反映了清朝高层的改革意愿，但许多建议要到30年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

在外交方面，赫德鼓励清朝在其他国家设立使领馆。赫德本人也富有外交才能，与中西官员建立友好关系，并利用这些关系来保证海关在风波中继续运作。由于中国各处被列强割据，赫德时常需要利用他的外交能力与列强使节协商设立海关和征收关税事宜，并在本职工作之外为中国外交服务。1876年（光绪二年），赫德协助签订《烟台条约》，其美国籍税务司认为赫德阻止了一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越南冲突爆发后，赫德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不久，法国转而攻击台湾，海关关舰“飞虎”号在台湾海域为灯塔补时被俘。赫德派遣驻伦敦的中国海关官员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协商释放关舰，同时试探议和解决冲突，1885年初金登干会见法国总理茹费理，同时赫德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在赔款和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最终由金登干代表中国与法国议定合约，中法双方在天津签署《中法新约》。

赫德同时身为英国人和中国官员，力求平衡双方利益。对于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赫德力求维持19世纪中的“利益均沾”局面，对19世纪末英国随同其他列强开始谋求更大的权利感到忧虑，因此与英国驻华使节关系并不完全良好，在《烟台条约》谈判中与英国使臣威妥玛发生冲突，而英国在租借九龙新界后亦关闭了赫德的新关。赫德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1885年威妥玛退休，英国政府请赫德出任驻华、韩公使，在犹豫四个月后赫德拒绝了任命。他对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说他在中国海关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和英国都有好处，而转换职位的结果却不清楚。而他对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则说由于他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作为公使任何决定都会被英国舆论视为袒护中方、姿态软弱。1886年（光绪十一年），赫德获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1889年（光绪十五年），升为正一品，1893年（光绪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

赫德在中国任官长达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赫德与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合作密切，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时也要咨询他的意见。恭亲王奕䜣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同时也与李鸿章合作，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赫德与李配合参加《辛丑条约》谈判，尽力维护中国利益以求达到中国能够承受的议和条件。此后晋太子少保。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

赫德的其他外交成就包括：

1886年（光绪十二年）赴香港、澳门，条议洋药税釐并征

1887年（光绪十三年），葡萄牙使节来到中国，为解决走私问题，劝说中葡两国签订《里斯本会议草约》，由葡萄牙“永据”澳门，换取澳葡当局协助海关征收鸦片税。

1889年（光绪十五年），藏兵在哲孟雄作乱，英军乘势介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谈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改行无税区地法。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征榷一如胶海。

海防事务

1874年，中国开始建设新式海军，总理衙门委托赫德通过金登干购买四艘舰艇，1879年（光绪五年），赫德又协助清帝国购买八艘军舰，后来成为北洋水师的起源。1879年赫德向总理衙门提议试办海防条例，组装南北两洋海军，并自荐出任总海防司，总理衙门决定任命赫德出任此职。但李鸿章幕僚、道员薛福成向李呈文反对，称赫德“阴鸷而专利”、“内西人而外中国”，认为如授赫德予海防司职权，“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驽也”。受此影响，总理衙门要求赫德在总税务司与总海防司之间选择其一，赫德选择继续担任总税务司、放弃总海防司职位。

退休及去世

1908年赫德在天津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73岁高龄的总税务司赫德因病休假离职回国，并在办公室留下一张意味深长的便条：“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此后他仍然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直到1910年。离开中国三年后，1911年9月20日赫德因肺炎发作后心脏衰竭病逝于英国白金汉郡芬格斯特。清廷追赐优恤、加尚书衔、太子太保。赫德离开中国后由妻弟、副总税务司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一职，1910年由安格联接任。

个人生活

赫德工作勤奋，但在感情生活方面并不完美。赫德年轻时，虽然受卫斯理宗教义熏陶，但不时发生杂乱感情。1857年他在中国纳了妻妾“阿姚”，并与她生了三个儿女，两人之间有“真诚的感情和尊重”。1863年出任总税务司后，赫德决定要为他的属下树立良好榜样，他认为为此需要与（留在南方的）阿姚分离，并找一个符合身份的英国妻子。1864年12月他到访香港及广州，为阿姚作了慷慨的安排，并准备把两个孩子送到英国，但这一计划显然被推迟，因为在进行道别时他又使阿姚怀上第三个孩子，同时他寻求帮助的一个人当时离开了广州。赫德日记1865年1月15日篇：“我最焦急想要安排的私人事物未能了解，衹好放下。”1866年5月他第一次休假赴英，似乎由随身的中国副官带了三个孩子（安娜、赫伯特、亚瑟）同船赴英，并由他的律师为他们找到了寄养家庭。

赫德安顿完孩子们觉得可以自由寻觅符合身份的英国妻子。他的姑妈为他联系了她的医生的女儿。赫德在5月25日到达，31日随同姑妈去探访18岁的海斯特·布莱顿（Hester Bredon）和她新近丧偶的母亲。赫德对她快速追求，6月5日两人第三次见面时赫德就向她求婚并获接受。他们在8月22日在都柏林结婚，9月离开爱尔兰赴北京。赫德与海斯特育有三个子女：伊芙琳、罗伯特和梅贝尔，但并不经常见到他们。赫德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赫德夫妇两人都尝试维持良好婚姻关系并找到共同兴趣，但北京生活有其难处，最终海斯特在1876年携两个大儿女回到英国。1878年他第二次休假返英时两人团聚，但赫德经受了一次崩溃。海斯特估计发现了赫德的私生儿女，以及为他们的教育花费的费用。她随赫德回到北京，并生下两人的第三个孩子梅贝尔。慈禧太后曾送给赫德小女儿一枚戒指。但1882年起海斯特和三个孩子长期住在伦敦。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书信维系。赫德经常写信给妻子和他的婚生儿女。两个大儿女在1890年代短暂赴京探望赫德，但此次访问并不令他满意，他对三个婚生儿女的成人生活表示失望，但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也承认他是疏忽的父亲，没有在他们的生活里竖起榜样，但说中国是他的首要职责。

阿姚何时去世并不清楚。赫德日记在1870年和1872年5月记录收到她的信，并写道“这难道不会终止吗？”虽然赫德与三个私生儿女并无直接联系，但他通过他的律师以及朋友和同事金登干对他们的成长保持关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赫德通过法律文件承认了他们是他的儿女。

1882年后赫德维持独身生活，但与许多女性有过深刻的友谊，其中包括卡拉尔（Carrall）家族的三代女性。的男性下属认为他既是严格的上司也是支持的朋友。他与所有在北京在他眼前学习汉语的有希望的青年，他认为说写汉语的能力是担任各埠税务司的必要条件。

赫德身后留下妻子和三个婚生子女，他的从男爵勋位由儿子埃德加·赫德爵士，第二代基莫里亚蒂从男爵（1893-1963）继承，埃德加死后勋位传到其子罗宾·赫德爵士，第三代基莫里亚蒂从男爵，罗宾1970年去世后勋位中止。

赫德乐队

赫德本身就对音乐有极大的兴趣，自己也会弹奏大提琴与小提琴，不过他的演奏能力仅是业馀程度。根据赫德的侄女斐丽珠为他所写的传记，赫德在1885 年左右从天津海关督员处得知雇员中有一位洋人会训练乐队，赫德便起了建立私人乐队的想法，自己出钱买乐器、乐谱、并召募中国青年开班授课， 1888 年赫德的信件中提及“我组织了一个乐队，十二个人，由新来的邮务司比格尔（Bigel）训练。他以前是个乐队队长。”信中所提到的比格尔可能是斐丽 珠所指的雇员，不过之后作为赫德乐队的教练闻名的应是葡萄牙人恩格诺， 1889 年，另一封信件中则有“我的北京乐队（全部纯北京种，十六到十九岁， 十四人）演奏的很好。这是除了工作以外我仅有兴趣的事。”，通过这两封信可以肯定，赫德的乐队在 1888 年以初具规模，并且全都由中国当地人组成，1890 年，赫德寄往伦敦的信中就要求他的业务代理人替他“留意一个好的铜管乐器人才”，并列出了一整套的乐器“第一及第二短号、第一及第二中音号（alto）、第一及第二次中音号（tenor）、第一及第二巴雷同号、第一及第二低音号（bass）、鼓和小鼓”要代理人购买，由此可知其乐队为管乐队、初期编制有十二件乐器，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伸缩号与小号等乐器，同年赫德又在信件中提到他“要二支小提琴和二支大提琴”，可见乐队已加入、或至少开始学习弦乐器，1899 年赫德信件中有“我德乐队现在不仅是管乐队，而且也是弦乐队。”一年后义和团事件发生，赫德的财产受到破坏，乐队因此而结束。

1901 年夏天，赫德重组他的乐队，大量订购管弦乐谱与乐器，此时他对乐队投注的心力相当多，因为这支乐队已不再仅作为赫德的私人娱乐，其当时所购买的乐谱多是管弦小品，非常适宜作为社交活动的背景音乐，具斐丽珠的记述，赫德会定期在他的大花园中举办游园会、聚餐与舞会，这是北京洋人社交界的盛事，而乐队便会在此演出。赫德乐队亦曾进宫献演，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太后为改变她的形象，会在宫中招待驻京外国使节与他们的家眷，有时会要求乐队在此时进宫演出，由此可见赫德乐队在这个时期除了赫德私人的需求── 工作、宴会演奏，也在北京社交圈中有不少任务，赫德对此相当满意，曾表示“这支乐队为这些刻板的送往迎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现在北京如果没有它将会是个甚么样子！”1908 年赫德返回英国，乐队在北京车站演奏“珍重再见（Auld Lang Syne）”与“可爱的家园（Home, Sweet Home）”为他送行，并随其反英而结束这段历史。赫德乐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并间接促成或影响到日后的管弦乐团及军乐队。

关于组成赫德乐队的成员，他们本来的职业几乎都是中国经济基础较薄弱的低层劳工阶级，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和有钱人不会去当“吹鼓手”，并且在加入乐队之前毫无音乐背景。赫德离开中国、乐队解散的 15 年后，萧友梅在北京大学成立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其中便有一大部分成员是赫德乐队的队员，如曾指导过第一位加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中国小提琴家谭抒真的穆志清，赫德建立乐队时其实并没有要将西洋音乐传授给中国人、在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想法， 但他培养出的这个乐队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管弦乐人才，并影响了西式军乐队的普及。

纪念

为于北爱尔兰波特唐的赫德爵士纪念学校

由于赫德对中国海关和中外外交的贡献，赫德成为了世界近代史上获各国勋赏最多的个人之一，共受封四个世袭勋位、十五个一等骑士（爵士）勋位，及众多其他名誉学术及市政荣誉。赫德所受封赏包括中国政府授予的一品顶戴、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三代一品封典、太子太保衔；英国授予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同袍勋章、爵级司令勋章、爵级大十字勋章、从男爵位（封邑是阿马郡的基莫里亚蒂（Kilmoriarty））；普鲁士的一级皇冠勋章、以及丹麦的丹尼布洛大十字勋章等。

纪念赫德的事物包括：

铜像

赫德铜像，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决议于1914年起于上海外滩树立赫德铜像，以示纪念，1941年被日军拆除。

道路命名

为了纪念赫德，在中国一些地方有以他命名的道路。

北京赫德路（Rue Hart），今台基厂头条。赫德路海关旧址已成为外贸部宿舍。

上海赫德路（Hart Road），今静安区常德路。

香港赫德道（Hart Avenue），位于九龙尖沙咀，至今仍存在。

学校

在其故乡北爱尔兰波特唐有赫德爵士纪念小学（Sir Robert Hart Memorial Primary School），1935年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