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官中国来信之 俄国国歌（36）

致侄儿 

  北京，美国公使馆 1900年12月12日

光阴似箭，我们的身后又留下了一长串的日子，史册中又随之平添了多少页啊！

我们与美军和英军的将领们逐渐熟识起来，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姑娘们几乎天天都待在马背上。幸好她们没有做围困解除后立即离开北京，对此她们表示从真心诚意的感激。过去的两个月中，围困所带来的恐惧心理已被欢快和喜悦削弱了。查飞将军和其他将领总是很关心我们的生活，不断给我们带来快乐。

10月10日那天，李鸿章到达北京。这推进了关键性的外交工作。在天津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俄国公使奉命把俄国公使馆搬回北京。其他国家的公使馆都没有离开北京。14日，美国第14步兵团离开北京，以庞大的阵容向马尼拉进发。所有在此驻扎的军队都联合起来，护送这支部队出城。康格先生和一位英国将军走在护送队伍的前面。这些士兵们8月14日与联军一起赶到这里解救了我们。我们真诚的感激之情，美好的回忆和真挚的祈祷会伴随他们远行。很少有人能理解被解救者所怀有的深深情意。

保定府和内地其他地方的传教士们的遭遇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深感悲痛。一旦被激起的残忍支配了人类的理智，它们就会把世界变成苦难的地狱。有时，义和团捉住这些基督教的受难者们，把他们的一只手和一只脚绑在一起，挂在一根竿子上，然后由两个人抬着竿子走。有时，他们又会把这些人的两只手脚都捆在一起，把他们吊在一根竿子扛着走。一拨奉命杀害基督徒的义和团团员把他们带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对他们说：“我们奉命要杀了你们，但我们做不到。我们放你们走，你们自寻生路去吧。” 但不久，又有另一拨义和团团员追来，接着是更多的跋涉和更多的迫害。还有一些基督徒受到了可耻而残忍的虐待，在可耻的野蛮仪式后被刀乱砍一通并斩首。有些人则被绑在教堂里，然后教堂被火点着了。这些人没有一个能逃出那熊熊大火。这只是外国基督徒的最可怖的遭遇中的一例。

那些当地的教民则受到了更残忍的虐待。义和团的迷信思想在一个四岁小孩的例子中得以证实。小王保罗是当地一位教民的孩子，他的身上有两处剑伤，一处矛伤，他曾三次被扔进火中。他显示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于是为首的义和团团员向他鞠躬，把他交给村里的长者，说是佛祖在保佑他。

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人类的愤怒要以虐杀和恐怖的暴行作为回报？不过，基督徒的心灵深处都明白，不朽的，永恒的正义仍旧站着上风。唉，我们多么心痛啊！

英军，法军，德军和美军的远征队深入到保定府和内地其他地方，去击退并消灭义和团。一支清政府的军队看见外国军队来了，根本就没有抵抗。他们说：“我们既不打也不跑。”他们确实没打也没跑。因为无暇顾及俘虏，所以联军的政策是不抓俘虏，因此无人受伤。

围困解除之后，英国公使馆里的医院立刻就搬走了。各国公使馆也把自己的伤病员接走了。美国公使馆的班布里奇夫妇把他们敞亮通风的客厅让给迈尔斯上校和利皮特教士做病房，因为他们原来的房屋被子弹和炮弹破坏的很严重。班布里奇夫妇挤到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没说一句抱怨的话；他们从未提起过自己所做的牺牲，也没说起他们所做的善事。两位女医师，伦娜德教士和慕木矛木心德教士，兼作护士，她们精心照料着迈尔斯上校和利皮特教士。

由于受到救援和保护，中国基督教民试图以独特而难忘的方式表达谢意。这样的谢意与其他国家教民所表达的感激之情不同。他们送来的横幅我可以带回家，但那些精心打扮，满脸喜悦的人们拿着横幅，抬着漂亮的轿子和摆满装有水果，糕点，果仁和糖果托盘的桌子，列队前来致谢，这样的场面我只能铭记在心中。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跟你说说这些的。

12月8日。我们应邀去了驻扎在先农坛的美国军营，参观他们的升旗仪式，并与查飞将军和其他军官共进午餐。步兵在东边一个较大的露天大理石祭坛前集合，骑兵在南边，炮兵在西边，而北边是乐队和指挥仪式的军官们。12点，乐队开始奏响“星条旗”的乐曲，每个人都脱帽立正，接着国旗冉冉升起。它稳健而又缓慢地向上升着，升着，升着，当最后一个音符响起时，它就升到了旗杆顶上。当这面过去随风飘扬时，我们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声。

人们都对自己的国旗极其尊重，每当他们的国歌被奏响或被唱起的时候，他们都会脱帽站立。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像美国人民那样对他们的国歌显示出共同的敬意。有一天，两个俄国士兵闯进一个富足的中国人家里，一路抢劫，并试图侮辱那家的女人和孩子。作为丈夫和父亲，那人反抗了，但没用。最后，他拿出短笛，开始吹奏俄国的国歌。那两个士兵放下抢来的东西，终止了恶劣的行径。他们在这位乐手面前站得笔直，安静地听着那动听的乐曲。最后一个乐符结束时，他们向乐手致敬，然后空手走到街上。

对于国歌表示出如此崇高的敬意有什么涵义，我就此询问了一位俄国的大公爵，他答道：“这是一种祈祷。”

也许你会问这个中国人是怎么知道俄国国歌的。北京有一位著名的英国绅士，他受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一致爱戴。这位绅士就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相信音乐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力。他组建了一支能演奏40支乐曲的中国乐队，他花钱雇乐手，雇教练，购买精致的乐器，乐谱，制服以及与一支好乐队相关的一切东西。然后，他邀请外国人来参加他的草地晚会，室外音乐会，室内舞会，晚宴。每逢周三，他会在家里接待客人。围困开始的时候，罗伯特爵士和其他外国人一起被迫丢弃他美丽的家园和所有的财产，逃进英国公使馆。他的乐手们都四散逃亡了。这个吹短笛的中国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乐手。的确，好意和善行没有被白白浪费。

我对罗伯特爵士说：“如果你投进那个乐队的心血没有其他收益的话，那个中国人一家能获救就是你最大的收益。”他笑了，眼中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16日，李鸿章登门与康格先生会晤。公务之后，他要求见见女士们，在这里待了大约三十分钟。他好像认为围困期间吃马肉是个玩笑，聊到这个话题时还对此感到好笑。我们告诉他，不是我们的食物让我们记忆深刻，而是我们的人被杀，以及他的同胞曾试图伤害我们让我们难以忘怀。

他说皇上已经下了一道密令，让他严惩这次暴动的头领们。他告诉了我们密令的主要内容，还说会送一份复件给我们。

那些惩罚太微不足道了，更别提考虑它是否合适了。

李鸿章对康格先生说：“我希望你能发挥你对同事的影响力，说服他们去相信这些惩罚对我们的百姓已经很重了。”

康格先生答道：“在引导我的同事这样想之前，我必须首先说服自己去相信那些惩罚已经足够了。”

李鸿章看起来身体不错，不比他一年前来访时差。当然，他目前要替他的国家解决一个大问题，但他今天从美国公使馆没法得到多少安慰或鼓励。

英国人正在修一条由城墙通往天坛的铁路。成百上千的苦力们在铺垫铁轨的斜坡。两个苦力用一根棍子抬着不满一筐的土去斜坡那儿倒掉。这种体力活要花费不少时间。从这里到老车站的这段铁路看起来好像呈一条直线，而且要穿过一片古老而面积很大的墓地。有很多苦力在搬移那些巨大的棺材和由石头和金属做成的小棺材。通常，那些棺材根本挪不动或者是已经散了架，所以只能用篮子装遗骨；每个篮子都标了名字，所有的篮子都被埋进又场又深的坑道里。中国人敬畏他们的祖先，每年两次虔诚地去上坟，在坟上供奉祭品，所以外国人修这条铁路对他们来说是最令人心碎的事。这条铁路本来可以朝这个巨大而古老墓园的右边或左边偏一点的。

我很同情这些中国人，但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来维护他们或为他们辩解。他们已经用最令人悲痛，最有辱人格，最具报复性的方式虐待了外国人。但事实仍未改变，中国属于中国人，她从来就不希望外国人站在她的土地上。外国人来华后会把他的生活强加给中国人，破坏让他们政府有序运行的车轮上的嵌齿。尽管我们承认中国的状况已经因这些入侵而得以改变，但外国人有什么权利擅自闯进这片领土？外国人已经把他自己，他的国家，他的习惯和他的产物都强加给了中国，而同时也总是遭到强烈的抵抗。中国的形势持续恶化，而且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终于，在最后一搏中，她集聚了不当的力量，试图把外国人和他们造成的影响从她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在回想这些事实之后，我们还能因为他们尽其所能地清除他们认为是侵蚀他们国家古老习俗的害虫的行为而谴责中国人吗？ 然而，他们采取的方式却是极为可悲的。从一开始，这些起义者似乎就想要完全铲除外国人和他们的入侵思想和行为。他们似乎愿意为这个目标作出巨大的牺牲。

外国人从来就没有漠视这样的事实：清朝大臣希望把他们对外国人隐含的蔑视表现出来，但是外国人直到现在才发现这种愿望到了何种程度。迄今为止，外国公使们去觐见清朝皇帝时都是从一个边门或某个后门进去，在一间专为此种场合而安排的装饰简陋的殿堂受到接见。自从围困解除之后，外国人已经能从正门进入皇家最漂亮的宫殿了。这些宫殿精美绝伦，引人注目，极具东方美，同时绚丽多彩，宏伟庄严。总理衙门却是个肮脏，了无生机的地方，清朝大臣们却一直在那里会见外国公使们。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蔑视。

各国瓜分中国将意味着战争和一支强大的常备军驻留在这里。中国人会越来越痛苦，越来越冲动，他们将会通过一种尚未算计好的毒药把他们心头的怨恨注入 外国人的体内(they would sting their venom into the foreigner with a poison not yet calculated)。

沙俄国歌:

赫德乐队

赫德本身就对音乐有极大的兴趣，自己也会弹奏大提琴与小提琴，不过他的演奏能力仅是业馀程度。根据赫德的侄女斐丽珠为他所写的传记，赫德在1885 年左右从天津海关督员处得知雇员中有一位洋人会训练乐队，赫德便起了建立私人乐队的想法，自己出钱买乐器、乐谱、并召募中国青年开班授课， 1888 年赫德的信件中提及“我组织了一个乐队，十二个人，由新来的邮务司比格尔（Bigel）训练。他以前是个乐队队长。”信中所提到的比格尔可能是斐丽 珠所指的雇员，不过之后作为赫德乐队的教练闻名的应是葡萄牙人恩格诺， 1889 年，另一封信件中则有“我的北京乐队（全部纯北京种，十六到十九岁， 十四人）演奏的很好。这是除了工作以外我仅有兴趣的事。”，通过这两封信可以肯定，赫德的乐队在 1888 年以初具规模，并且全都由中国当地人组成，1890 年，赫德寄往伦敦的信中就要求他的业务代理人替他“留意一个好的铜管乐器人才”，并列出了一整套的乐器“第一及第二短号、第一及第二中音号（alto）、第一及第二次中音号（tenor）、第一及第二巴雷同号、第一及第二低音号（bass）、鼓和小鼓”要代理人购买，由此可知其乐队为管乐队、初期编制有十二件乐器，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伸缩号与小号等乐器，同年赫德又在信件中提到他“要二支小提琴和二支大提琴”，可见乐队已加入、或至少开始学习弦乐器，1899 年赫德信件中有“我德乐队现在不仅是管乐队，而且也是弦乐队。”一年后义和团事件发生，赫德的财产受到破坏，乐队因此而结束。

1901 年夏天，赫德重组他的乐队，大量订购管弦乐谱与乐器，此时他对乐队投注的心力相当多，因为这支乐队已不再仅作为赫德的私人娱乐，其当时所购买的乐谱多是管弦小品，非常适宜作为社交活动的背景音乐，具斐丽珠的记述，赫德会定期在他的大花园中举办游园会、聚餐与舞会，这是北京洋人社交界的盛事，而乐队便会在此演出。赫德乐队亦曾进宫献演，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太后为改变她的形象，会在宫中招待驻京外国使节与他们的家眷，有时会要求乐队在此时进宫演出，由此可见赫德乐队在这个时期除了赫德私人的需求── 工作、宴会演奏，也在北京社交圈中有不少任务，赫德对此相当满意，曾表示“这支乐队为这些刻板的送往迎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现在北京如果没有它将会是个甚么样子！”1908 年赫德返回英国，乐队在北京车站演奏“珍重再见（Auld Lang Syne）”与“可爱的家园（Home, Sweet Home）”为他送行，并随其反英而结束这段历史。赫德乐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并间接促成或影响到日后的管弦乐团及军乐队。

赫德乐队的成员，他们本来的职业几乎都是中国经济基础较薄弱的低层劳工阶级，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和有钱人不会去当“吹鼓手”，并且在加入乐队之前毫无音乐背景。赫德离开中国、乐队解散的 15 年后，萧友梅在北京大学成立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其中便有一大部分成员是赫德乐队的队员，如曾指导过第一位加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中国小提琴家谭抒真的穆志清，赫德建立乐队时其实并没有要将西洋音乐传授给中国人、在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想法， 但他培养出的这个乐队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管弦乐人才，并影响了西式军乐队的普及。

“中国赫德”

英国《名利场杂志》1894年12月号刊登的赫德漫画像

作为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国政府收取关税，同时负责将新式海关制度推广到帝国各处的海、河港口及内陆关口，将海关的运作制度化，并提高海关的效率和诚信度。赫德任内建立的新式海关包括1864年（同治三年）所置台湾南北新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的胶海新关、1886年（光绪十二年）赴香港、澳门，置关九龙、拱北、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等。

赫德从中国的各贸易伙伴国招募海关的高层。赫德对清廷提出的建议改进了中国的诸多港口和航运设施，包括自1869年（同治八年）起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

1864年（同治三年），赫德还驻京，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1865年（同治四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同治八年），晋布政使衔，官阶从二品。

在海关任内赫德一直利用他对清廷的影响推动本职外的近代化改革。赫德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不但比旧式衙门清廉，甚至也是当时全球最清廉的海关；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1865年赫德回国完婚时上书恭亲王，题为《局外旁观论》，列举改革建议，并且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清廷上谕将赫德文与署理英国驻华使臣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赫德文中对中国积弱状况表述率直，例如“自四海各国观之，竟莫弱于中国”，因此引起广汎争议。最终清廷将建设现代邮政系统及监督国内税收也加入赫德的职责之内。在此文中赫德也写到：“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虽然此文经过与总理衙门讨论才定稿，因此反映了清朝高层的改革意愿，但许多建议要到30年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

在外交方面，赫德鼓励清朝在其他国家设立使领馆。赫德本人也富有外交才能，与中西官员建立友好关系，并利用这些关系来保证海关在风波中继续运作。由于中国各处被列强割据，赫德时常需要利用他的外交能力与列强使节协商设立海关和征收关税事宜，并在本职工作之外为中国外交服务。1876年（光绪二年），赫德协助签订《烟台条约》，其美国籍税务司认为赫德阻止了一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越南冲突爆发后，赫德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不久，法国转而攻击台湾，海关关舰“飞虎”号在台湾海域为灯塔补时被俘。赫德派遣驻伦敦的中国海关官员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协商释放关舰，同时试探议和解决冲突，1885年初金登干会见法国总理茹费理，同时赫德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在赔款和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最终由金登干代表中国与法国议定合约，中法双方在天津签署《中法新约》。

赫德同时身为英国人和中国官员，力求平衡双方利益。对于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赫德力求维持19世纪中的“利益均沾”局面，对19世纪末英国随同其他列强开始谋求更大的权利感到忧虑，因此与英国驻华使节关系并不完全良好，在《烟台条约》谈判中与英国使臣威妥玛发生冲突，而英国在租借九龙新界后亦关闭了赫德的新关。赫德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1885年威妥玛退休，英国政府请赫德出任驻华、韩公使，在犹豫四个月后赫德拒绝了任命。他对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说他在中国海关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和英国都有好处，而转换职位的结果却不清楚。而他对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则说由于他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作为公使任何决定都会被英国舆论视为袒护中方、姿态软弱。1886年（光绪十一年），赫德获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1889年（光绪十五年），升为正一品，1893年（光绪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

赫德在中国任官长达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赫德与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合作密切，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时也要咨询他的意见。恭亲王奕䜣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同时也与李鸿章合作，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赫德与李配合参加《辛丑条约》谈判，尽力维护中国利益以求达到中国能够承受的议和条件。此后晋太子少保。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

1862年（同治元年），在赫德与恭亲王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并在广州设分部。同文馆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外交及其他人才，学生学习外语、外国文化以及科学，经费来自海关税收，负责人也由总税务司推荐。同文馆的早期教职人员包括一个所谓“方根拔男爵”（假名），赫德对方根拔不满意因此将其解雇，方根拔在英国在华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赫德诽谤，此案一直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 （赫德诉方根拔 ，最终法院裁定赫德有权决定解雇方根拔。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

海防事务

1874年，中国开始建设新式海军，总理衙门委托赫德通过金登干购买四艘舰艇，1879年（光绪五年），赫德又协助清帝国购买八艘军舰，后来成为北洋水师的起源。1879年赫德向总理衙门提议试办海防条例，组装南北两洋海军，并自荐出任总海防司，总理衙门决定任命赫德出任此职。但李鸿章幕僚、道员薛福成向李呈文反对，称赫德“阴鸷而专利”、“内西人而外中国”，认为如授赫德予海防司职权，“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驽也”。受此影响，总理衙门要求赫德在总税务司与总海防司之间选择其一，赫德选择继续担任总税务司、放弃总海防司职位。

表现1900年庚子之祸外国公使馆和侨民被围困的美国电影《北京55天》大片高清，是一部发行于1963年的美国史诗历史战争片，讲述的是发生在大清1898至1900年间义和团运动时期中的八国联军之役。电影主要由尼古拉斯·雷导演。 该电影在1963年5月29日首映，电影在表演、导演、音乐、动作系列和场景设计上受到好评。很多YouTube 油管观众表示非常喜爱这部大片，很震撼，是masterpiece，恳求千万不要下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