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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比他切腹枭首的行为还惊悚，而且据他的同性恋人说，在他公开率私人军队叫板军头无果就实施自杀仪式的前夜，两人还一起上床。这位恋人前段时间去中国参加活动并接受了采访， 都是很不同凡响的人和事(他说陈凯歌告诉他，中国人都是同性恋（“有不是同性恋的中国人吗？）)-----
先看一段美国极有名的作家和评论家GORE VIDAL 的文章《三岛由纪夫之死》的开头部分：
三岛由纪夫之死
马德拉斯以南的白色柔滑海滩。 蓝色的大海充满了鲨鱼。 蔚蓝的天空布满了白鹭羽毛般的云朵。 附近，一座印度教寺庙的灰紫色金字塔一半在水中，一半在海滩上，随着海平面每百年的上升而逐渐消失。 在前台。 一个男人的身体，无头，无臂，只有一条腿，肉止于膝盖。 膝盖下方有一根明亮美丽的白色骨头，周围系着一根绳子。 骨头的角度表明该男子的双腿和手臂被绑在身后。 冷静地，我成为验尸官。 明智地推测这个人已经死了多久。 提醒我的同伴注意，身体里已经没有一滴血了； 乍一看，我们以为它是一个稻草人，一捆白色和灰色的破布——然后看到真正的肌肉裸露，粘稠的外皮，胫骨，并知道有人被谋杀了，被活活扔进海里。 但是谁呢？为什么？ 绝对不是中国人。 我决定（我不仅是一名验尸官——唠叨——而且我也是斯特拉博学校的地理学家）。
我被一个长得像已故的范妮·布莱斯的泰米尔小女孩的到来打断了。 她瞪着尸体。 “不好，一点也不好！”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希望我们不要对印度产生错误的印象。当我们尽力安抚她时，一位拿着报纸的朋友加入了我们：三岛由纪夫 在日本总司令的办公室里切腹，然后他的头被一名助手从身体上砍下来……我们读到了三岛的尸体的血腥细节，他是我的同代人 ，他的职业生涯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相似，尽管没有达到五十年代某些书籍聊天作家所认为的程度。
东京。 不美丽，但却充满活力，可怕地、癌症般地成长，就像纽约市——同样不美丽——明显正在死亡，它的腐烂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也将是东京的未来，但目前的情绪是繁荣的。 官员和商界人士欣喜若狂。 其他则是不安。
我会见了一位左翼领导人，他目前正在向那些认为自己国家谋杀亚洲人的行为不道德的美国大兵提供援助。 他对日本并不乐观。 “自从战争以来，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与旧文化的决裂使我们漂泊不定。但我们仍然是一个家庭。”
来到日本的旅行者首先注意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彼此相似，有着明显的差异，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而这种共同的认同感是他们过去权力的源泉：都是太阳之子皇帝的孩子。 但日本的太阳不再升起——事实上，地球在转动——一家之主忙着收集海洋标本，而他的孩子们则对他们的新繁荣、丑陋的城市、半西方的日本文化和他们被污染的小岛感到厌倦 。
我问通常的问题：日本人如何看待美国人？ 答案是轻快的。 “很少。不像以前。我只是在读大阪的一份旧报纸。五十年前，一个女孩写道，她的人生目标是遇到一个白人，一个美国人，并成为他的情妇。一切都非常受人尊敬。但现在对美国人有某种蔑视。当然，越南战争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人们很快就在东京意识到，日本不仅蔑视美国帝国，而且蔑视其文化艺术品。 虽然我不是我国的热心捍卫者，但我发现刺激东京的诽谤者是不可抗拒的，至少在文学方面是这样。 毕竟，几十年来，日本最受欢迎（并且深受钦佩）的作家一直是 萨默塞特·毛姆。
我们谈到了三岛由纪夫之死和重返军国主义的可能性。 世界媒体将这两件事视为一件事。 但我的线人认为三岛由纪夫之死没有任何政治动机。 “这是一种个人姿态。一种戏剧性的姿态。他会做的那种事情。你知道他有一支私人军队。总是穿着制服走来走去。非常疯狂。当然，他与右翼没有严肃的政治联系。”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对整个日本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方面，他是一位著名作家。 这意味着他受到国家（家庭）的重视，比任何美国作家受到那些交战的族群的重视都要严重得多，这些族群的相互厌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本事实。 想象一下《纽约时报》第 22 页报道的保罗·古德曼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办公室自杀的情景。“59 岁的作家保罗·古德曼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办公室开枪自杀，以抗议美国的外交政策。起初，威斯特摩兰将军无法接受 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助手表示，将军们自然对古德曼先生的行为感到遗憾，因为他的行为是基于“对美国在亚洲角色的明显误解”。 古德曼先生是许多书籍和文章的作者。 他的一本书叫做《荒诞的成长》。 他过世后还在世的亲人是……”这是一个冷漠的政体。
这是1970年的文章。在余下的80%的文章里，Gore Vidal 用他招牌冷峻犀利的笔触解析了三岛的人生和日本的社会。在1971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仲夏之死和其他故事》一书中提到Gore Vidal 曾说”我只是遗憾我们无缘相见，因为朋友们说他是个很好的伙伴，很棒的酒友，很好玩的游伴。”
现在 看中国媒体的采访报道：
年轻时，他曾是三岛由纪夫的同性伙伴
在广州国际文学周“花城国际诗歌之夜”活动上，81岁的日本诗人高桥睦郎第一个上台，朗诵了一首自己的作品《信》：
写信
给你写信
可是，在我写信的时候
明天读信的你
还尚未存在
你读信时
今天写了信的我
业已不复存在
在尚未存在的人和业已不复存在的人之间
的信函存在吗？
（节选）
这是高桥睦郎在中国流传度最广的一首诗。高桥睦郎1937年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是日本战后诗坛的代表人物之一。高桥睦郎的中文译者、日本城西国际大学教授田原在今年出的《让我们继续沉默的旅行：高桥睦郎诗选》序言写道：他是现代诗、短歌、俳句、评论、歌舞剧本和小说写作的多面手，在日本战前和战后一百几十年的诗歌历史中，像他这样的诗人是不多见的。
在翻译高桥睦郎的过程中，田原发现他的诗歌在战后的日本诗人中带有少见的深沉元素和悲剧意识。就像《信》这首诗一样，高桥睦郎的诗里也经常涉及死亡和存在的问题，而且他的日常生活中，幽灵是时刻在场的。高桥睦郎在日本的家是用别处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料做的，有上百年的历史。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旧，他就说“因为新家幽灵不会来的。”他还形容写作这件事就像分发死者的礼物，我们的存在本身又正是“死者的礼物”。尽管动辄把死亡和幽灵挂在嘴边，但高桥睦郎对生活有充沛的热情和爱，他觉得尽管活着有各种各样的不安，但活着还是太美好了。
高桥睦郎年轻时上过10年班，后来辞职专职写作，但在日本，他的书并不畅销。他只能靠演讲、写稿和版税生活，还得养活一个比他小近40岁的同性伴侣。
谈高桥睦郎，不能不谈三岛由纪夫。高桥睦郎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在1964年12月到1970年11月这近六年时间里，是三岛由纪夫的同性伴侣之一。当然，二人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很难定义的关系。在一篇题为《亦真亦幻的三岛由纪夫》的演讲文稿里，高桥睦郎回忆了自己与三岛由纪夫的交往。
三岛由纪夫自杀前一晚，还和高桥睦郎上了床。这是高桥睦郎私底下和田原说的。他俩相识那年，高桥睦郎27岁。初见时，三岛那天穿一条紧绷的便裤，套一件低胸T恤。壮硕的胳膊从短袖口伸出，胸肌和体毛一览无余。
“这身行头实在是修饰过度，十分刺眼”，就外观来看，其实三岛由纪夫丝毫无法引起高桥睦郎的好感。他觉得世人见过的相册里那个少年三岛由纪夫还像美少年，但成年后，三岛的相貌则显出一种异相。高桥认为，三岛热衷于健身是想克服肉体上的自卑。
高桥睦郎并不是三岛由纪夫唯一的同性伴侣，在他记忆中，三岛同时和很多人保持着性关系，多数是年纪比他小许多的青年。三岛由纪夫基本上是一个少年爱者，就像托马斯·曼《威尼斯之死》中的作曲家爱上美少年。
根据托马斯·曼小说《威尼斯之死》改编的电影《魂断威尼斯》中的美少年。
谈到三岛由纪夫，高桥睦郎一直认为他生前受两种欲望所苦，一种是想得到世人的认可，不论是健身还是剑道，都是三岛通往完美肉体的第一阶段。而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的三岛，进入异性恋婚姻则是他通往世人认定的完美小说家的第一步。
有一次高桥睦郎告诉田原，他问过三岛由纪夫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一个同性恋，怎么还有两个孩子？三岛由纪夫回答：那两个孩子都是在我晨勃的时候不小心怀上的。
“不结婚，无法获得世人认可，也无法获得诺贝尔奖”，听到三岛由纪夫这番言论，高桥睦郎很不以为然：不被人认可又如何？得不到诺奖又如何？比起这些，诚恳地活着岂不是更加健康吗？
在和高桥睦郎这一天的短暂接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81岁的老先生在性这样的问题上有着比许多年轻人开放得多的态度，他丝毫不避讳自己的性取向，也会拿自己五彩斑斓的性史自嘲，当他对我说出“不做爱的做爱也是做爱”的时候，我搞不清他是故弄玄虚，还是真的意在言表。
谷川俊太郎、田原与高桥睦郎合影
田原旅日多年，在他看来，日本人开放透明，懂得解放自己，没有把性看得很神秘。而且，日本人尽管开放，但是自律，不是胡来，是自律的框架内的开放。“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儿子当时是高三，十七八岁。他问儿子，那个解决了没有，就是你的童贞。没解决的话，赶紧去解决掉。中国父亲敢和儿子这么说吗？我问他，你怎么敢和儿子说这个。他说，很正常啊，这是日本的传统啊。一直没有破处就是长不大的孩子。”吃早餐时，田原和我们闲聊。
走在路上，女诗人吕约对另一位女诗人巫昂看着走在前面步伐矫健的高桥睦郎说：“高桥睦郎81岁了，你相信吗？看他多潮，还卷裤腿。”
虽然已经81岁，高桥睦郎身上也见不到一丝暮气。就在采访当天，一大早在房间，高桥睦郎还起来写了20首俳句。在田原印象中，高桥睦郎和谷川俊太郎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是惜时如金的那种人，抓住一切时间阅读。
背潮包、卷裤腿的高桥睦郎。
听了这一箩筐关于高桥睦郎的八卦后，我和高桥睦郎的采访很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性的话题，当然，我们还聊到了三岛由纪夫。
日本人开始对性爱有偏见，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
新京报：你觉得人和人之间，能通过性交来达成沟通和理解吗？
高桥睦郎：如果说真的话，是不可能的。但是错觉会让你觉得，得到了交流，但真正的交流是无法获得的。
新京报：但如果这种性交非常愉悦的话，也不能吗？
高桥睦郎：尽管双方都很和谐美满，但不见得双方都是很一致的，也许对方的孤独和这方的孤独，偶然发生了一致性，这也不能否定，但这不是幸福。
新京报：你已经81岁了，在你人生中，有没有哪一刻或哪一个阶段，你会觉得，自己不再对性有需求了？
高桥睦郎：对我来说，连一瞬间都没有，一直都很强烈。等你到八十一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达到高潮的。
新京报：可是81岁时对于性欲的理解和你年轻时对性欲的理解，会不一样吗？
高桥睦郎：当然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性和性交越来越变得深度。性欲里包括了不可能性，就是阳具无法勃起了，但还有精神的一面，不要忽略。
新京报：精神性的一面是怎样的呢？
高桥睦郎：应该是超越肉体的有深度的性爱。战后日本经济界有个巨人，80岁的时候，骨瘦如柴了，叫了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裸体让她钻进被窝里，感受她的体温，对他来说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新京报：有报道说日本年轻人越来越性冷淡了。你怎么看？
高桥睦郎：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的，男女两个人共同生活，也不是为了性交，还有很多要生活的事情。不做爱的做爱，也是一种做爱。
新京报：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才导致年轻人越来越性冷淡。
高桥睦郎：也许有这种原因吧。
新京报：你觉得，从你年轻时到今天，日本人的性观念有很大的变化吗？
高桥睦郎：基本上，从古代到现在，日本人对性爱没有什么偏见。带着偏见的性，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脱亚入欧”，西方观念进入日本之后才开始的。以前西方人觉得日本人很野蛮，江户时代，男女在一个池子里洗澡都很正常，日本人觉得不要穿着衣服把身体包装起来，性没有什么可神秘的。
20世纪中叶的日本公共浴室的男女混浴旧照。
最开始日本人对性有约束，是佛教进入日本之后，在这之前，日本人在性这方面更开放更狂野。在古代，日本佛教和尚都是不结婚的，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男和尚和男和尚做爱。也有结婚的和尚把自己的太太藏在寺院里。基督教进入日本后，由于基督教反感婚前性行为，才导致日本人对性有了偏见。
江户时代，即使结婚，一个男的和无数女性发生性关系也是很正常的。战前日本众议院的议长被反对派议员发现有两个情人，他举手了，说，你说错了，我们三个人，我们和平相处，非常和谐。台下掌声如雷，但现在肯定不行了。那时还能被原谅。
如果三岛由纪夫拿了诺奖，可能死得更灿烂
新京报：在你的成长年代，有因为自己的性取向遭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吗？
高桥睦郎：太多了，现在还有。中国没有吗？但是我从来没有隐藏过。
有一次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我和陈凯歌喝过一次酒，他坐我旁边，我问他，陈凯歌，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他说，不是同性恋的中国人有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同性恋。人不是单面的，要多面地看待人生。比如说，你出生时很喜欢女性，但在某个阶段，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让我回到15岁，也许我会喜欢女性和女性结婚，也有可能。全是偶然。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三岛由纪夫到底是同志还是双性恋者？
高桥睦郎：他是纯粹的同性恋。他选择结婚完全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自己不幸，还把不幸带给了别人。
新京报：当时对你来说，除了他卓越的才华，他身上还有别的地方特别吸引你吗？
高桥睦郎：他是一个特别亲切的人，很善良，尽管自己活得充满矛盾。但对我来说，他的肉体依然没有任何美感。尤其他健身之后，我觉得他的肉体变得更丑了。为什么丑呢？因为那是人工的，不是自然的。
（健身后身材健壮的三岛由纪夫）
新京报：你俩在一起时，聊什么呢？文学吗？
高桥睦郎：也聊文学，但一般是聊日常琐事。怎么活下去，怎么活着，他教会了我很多这方面的人生经验。
新京报：你有没有觉得他太受想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所累？
高桥睦郎：他非常想拿诺贝尔奖。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那么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呢？他会想，每年都有一个人得到，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百年一百个人能得到，为什么我不是那其中一个？
新京报：他会认为自己比川端康成更优秀吗？
高桥睦郎：是的。川端先生得奖的时候，虽然他飞奔到恩师川端先生身边献上祝贺，可那不过是表面现象。他背后曾对我说，这回让川端拿到了奖，如果不是川端而是我得奖，日本的年功序列制（日本企业按职工年龄、企业工龄、学历等条件，逐年给职工增加工资的一种工资制度——记者注）估计也要摇摇欲坠了。三岛先生居然能说出“年功序列”这种满是世俗气息的词，可见他想要得奖的心情就是如此强烈。
高桥睦郎出版的研究三岛由纪夫的专著
新京报：假如拿到诺奖，他是不是就不会自杀了？
高桥睦郎：那不一定，可能死得更灿烂。他一直想死。他从二十几岁就开始研究切腹，他要追求一个豪华的死法。如果不死的话，能拿到诺奖，然后他再想一想的话，也许会产生更强烈的快感吧。
新京报：你刚才说三岛由纪夫生前过得特别矛盾纠结，自杀对他来说是解脱吗？
高桥睦郎：是的，他写小说和写剧本一样，先把结果写出来，然后按照结果的纹路写下来，他的人生也是一样，结局他都想好了。
新京报：有人说他是为了自己的美学理想而死，不是因为军国主义，你怎么看？
高桥睦郎：是的，他从来不相信右翼，也不相信天皇。
新京报：你现在还会经常想起他吗？
高桥睦郎：经常浮现在脑中。像他那样不幸的人很少了。
新京报：你很多诗里会处理死亡的问题，平时你也总喜欢把死亡、幽灵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你人生中最接近死亡的一刻是什么时候？
高桥睦郎：可能是临终的瞬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