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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那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腊。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已故旅美中国学者王康对毛泽东思想和诗格脉络的解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的一大後果是,中国破天荒出现了全盘否定固有传统、企图彻底解决内外危机的激进主义思潮。马克思的唯物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为激进主义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其他西方思想不曾提供的整体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则提供了实现这种整体主义的道路、模式和手段。
对毛而言,杨朱等古人只是开启了他心中的欲求和心智,马列主义却展开了一个空前的机遇和可能,实现其人生抱负的国家前景、世界舞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这样的德式警句之于毛,远非中国几千年各式陈腐迂阔文字所可凑泊。1848年革命,1864年第一国际,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欧洲远隔万里,却以连续爆发的革命震袭毛。
中国几千年所有反叛的英雄好汉何曾拥有这样的气魄和志向:共产党人不屑於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纷繁芜杂的人类世界,历史之谜的破解,只待“最後的斗争”。毛在读完三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和《社会主义论》(柯卡普)後, 速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於毛,比泡尔森更进一步,从历史哲学、世界观展示了一种新人类前景,赋予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科学”的合法正义性。
马克思的格言警句,正是欧洲19世纪社会思潮宏大敘事的经典表达,是从黑格尔到尼采、在20世纪泛滥世界的德国思维的诗性魅惑力所在。其极端傾向、绝对意志和终极性原理最易於征服的,就是毛一类一文不名而心比天高的“诗人”。毫无疑问,29岁的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对27岁的毛泽东,不啻令他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毛老大不举、急於出人头地的焦虑渴望得到空前的启示和激励。在根本破坏世界、再造人类上,毛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造反有理”,无论多麽粗鄙,都表明毛对马克思虔诚的皈依,且终身不渝。
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一个现代准宗教世界开始出现:共产主义即其天堂,《共产党宣言》即其《圣经》,马克思就是上帝,共产党等於红衣主教团,无产阶级被说成选民,莫斯科乃新耶路撒冷,所有反动阶级都是撒旦,一切不同思想皆属异端。被泡尔生魅惑的毛,迅速改换门庭,成为马列弟子。
《沁园春·长沙》:打天下宣言
按写作时间,毛诗词可分为1949年前後。之前主题是打天下得天下,之後主题是坐天下乱天下(党內党外,几乎沒有人理解,毛为何不停顿的发动“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乐此不疲地向往“天下大乱”——除了各种现实目的外,还出自毛破坏世界的人生哲学和诗人气质),其馀山川景色人物故事花开花落都是装饰。而毛主动归顺马列的投名状是他从1927年到1949年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造反中写下的30来首诗词。
其始一首即《沁园春·长沙》。有说,这首词系毛与同学、同志多次游历岳麓书院、橘子洲的众人联句,请某老先生酌改而成。萧三後来在延安发现,“肃立寒秋”被改为“独立寒秋”,“欢歌百侣”改为“携来百侣”。如作为毛的老同学兼诗人的萧三所言属实,那么,这首词可视为毛在皈依马列後的正宗词作。
《虞美人·枕上》“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贺新郎·别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等别愁离绪、儿女情长,那种正常人生感受,从此不再。《沁园春·长沙》铺陈“万类霜天竞自由”,如果仅止于此,赞美大自然,赞美造物主,从而追求人间的自由和谐,该词作者就没有偏离中国诗词常道,可归为某种“自然自由主义”。但让毛无限惆怅焦虑的却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此问存有杨朱“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的绝对唯我主义,有赵匡胤“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的所谓王者气、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杀伐狂,更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破坏一个旧世界——的阶级斗争的口号誓言。
1925年写《沁园春·长沙》时,毛已32岁,已是中共一大代表,头一年还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汪精卫推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而且,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其人生观、世界观和宇宙观三观并立,已经由马克思引领进入一个新境界。
在毛泽东眼里,那个欧洲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开始在东方游荡,——毛要继苏联之後,把中国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作品。王夫之们“经世致用”、“道随器变”有了一种崭新的诠释:解释世界不过是庸俗思想家的老式工作,改造世界才是人类的新使命。天地万象都是战场,世间万物都是工具,谁胜谁负,谁主宰中国和世界,是毛泽东终身念兹在兹的唯一问题。毛泽东发誓,将来要把中国拖入“中流”,去“浪遏飞舟”。“长沙”不过是中国的缩影,“万户侯”则是“一切害人虫”。《沁园春·长沙》乃是毛把东西方新老统治思想融汇贯通的个人宣言,就像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样。未来几十年毛将如此这般行事,乐此不疲。
毛与郭唱和:乱天下乃千秋功业
毛最後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发表”于1973年8月5日(之前毛已经七年没有诗兴)。是年毛80岁,郭沫若81岁。毛似乎已厌倦任何喉舌诸如《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的鼓噪,而是让江青抄录,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皆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沫若1945年在重庆发表十篇文章合集《十批判书》(余英时认为其中儒分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名辩思潮等文章有抄袭钱穆之嫌),批判秦始皇把六国贵族和自由民重新变为奴隶,是开历史倒车(影射蔣介石)。毛曾把郭1944年在重庆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等文作为延安整风文件,称郭的文章“只嫌其少”。近30年后,毛突然拿郭是问。先叫江青传达一首打油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然後作上述七律,正式批判郭。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再次宣读毛的两首批郭诗篇,然後谈古论今,当众训斥郭沫若,敲击周恩来 。
中国有悠久的颂圣传统,殿阁诗、台阁体、御前宫体诗,1949年后,郭沫若等新派诗人不避辱秽,奉迎新皇,曾与毛多有唱和。毛公开发表的有1961年《七律·贺郭沫若同志》,旨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佛教徒赵朴初也参予其中);1962年12月26日毛70寿辰,郭发表《满江红·领袖颂》,毛遂在63年元旦发表《满江红·和郭沫若》。简单比较,可见毛与其同好之间差异所在。郭开篇: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毛回应: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毛根本不屑做什麽英雄,在毛眼里,地球上也就几个苍蝇似的反动派还在苟延残喘而已,灭除它们,算不得什麽“沧海横流”,——郭沫若所见太低。郭结尾:听雄鸡,一唱遍寰中,天下白。毛不予理会: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郭只知称颂伟大英明,毛兴趣却在破坏、消除、毁灭,——这才是唯一令毛亢奋神往、年高弥笃的千秋功业。
郭沫若曾几度想自杀,靠一本《读〈随园诗话〉札记》(内有称颂秦始皇文字,毛让江青取走)和一首《七律·春雷》才救下老命:“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馀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当年要把日月星球和全宇宙吞了的“天狗”,“绝端自由,绝端自主”,一味飞奔,狂叫,燃烧,冲决一切罗网的中国新诗奠基人,最后真正沦为“偶像崇拜者”。就中国诗歌而言,毛对郭的羞辱,可以看作旧式山大王仗恃权力对现代新诗的压制。
毛返祖秦始皇:百代皆行秦政法
毛并非无端羞辱郭,而有其深远思虑。1960年代,毛在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正统地位的同时,开始返回中国历史。1958年,毛要求中央委员学习《三国志·张鲁传》,“吃饭不要钱”,为人民公社寻找历史根据。1964年发表《贺新郎·读史》歌颂流氓无赖和农民起义领袖:盗跖庄蹻流誉後,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但是随年纪渐老,毛日益怀念秦始皇。他一定意识到,人民拥有巨大力量,但也可能发生蜕变和分裂,马列主义这种外来理论未必能为中国人长久信奉。他死之后,真正能够牢牢控制中国人的只有一种力量,即2000年大一统中央集权主义帝国。
毛从1958年开始为秦始皇辩护,称他自己超过秦始皇100倍。1971年林彪父子在《571工程纪要》称毛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显然颇受刺激,更意识到秦始皇之不可忘,中央帝國不可废。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毛终於亮出底色:“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在毛眼里,秦始皇好大喜功、严刑峻法、厚今薄古、穷奢极欲却能万世一系(“百代皆行秦政法”),这正是毛泽东终身奋斗的目标。
除毛本人外,没有一个人真正读懂了他最後这首七律。秦始皇的遗产,在毛最後视野里,无比紧要和伟大,毛对自己的最终定位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既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汉高祖更不是李自成)。如此这般,毛泽东从杨朱到泡尔生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再回到盗跖陈胜,最後归返秦始皇,使自己成为东西方统治欲、破坏狂、征服癖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宣传画2006年在北京自由市场上卖。有的重印时加上了标题“疯狂年代”
如此,人们才可理解,毛何以对杀戮、死亡、毁灭持有与常人迥然不同的冷漠、超然;才能理解毛何以全然不顾几十年拼命追随的同侪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林彪等人的死活颜面;才能理解毛何以绝不施仁政、行宪法,绝不妥协、下罪己诏。相反,毛在中国人生灵涂炭的浩劫中分明产生了某种其乐无穷的快意和成就感,才可理解毛那些狂词浪句何以拥有令大大小小的毛泽东感同身受的刺激与迷狂:“四海翻腾云水怒”、“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搅得周天寒澈”、“天翻地覆慨而慷”、“扫除一切害人虫……”“不须放屁!”
中共领导人,没有一人能正视毛的心灵,抵御毛的癫狂,他们因此全都臣服,至死不能为自己和这个党、所属民族、国家争取到基本的尊严、权利和幸福。——毛的结局也由此奠定,一个无法无天的孤家寡人。为毛送终的还是两名诗人。大限将至,毛日夜以南北朝庾信《枯树赋》自况:“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及唐代罗隐《筹笔驿》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之将死,多少恢复一点人性。
毛诗词弊害:思而邪
至於毛诗词的弊端,如不协音律,不合平仄,出韵失粘,都是余事。毛过度袭用古人(据统计多达50多处),如:“别梦依稀咒逝川”,袭张沁“别梦依稀到谢家”;“一唱雄鸡天下白”袭李贺“雄鸡一唱天下白”;“我欲因之梦寥廓”袭李白“我欲因之梦吴越”,另如“天高云淡”、“萧瑟秋风”、“霜天烂漫”、“西风烈”、“白浪涛天”……在《诗韵集成》、《诗韵合璧》等工具书里俯拾皆是,則表明其诗质有限,字词贫乏。
赫尔德林(被海德格尔称为“诗人中的诗人”)认为,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也是最危险的财富。柏拉图不希望那些亵渎神灵、败坏人心的诗人进入理想国。孔夫子用更简约的形式为诗作了郑重诠释: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前人对“思无邪”的“思”有多种解释,朱熹、俞樾认为是孔子独创的概念,接近某种天然质朴的灵感和正大光明的旨意。按照这种解释,诗乃人类光明本性的天然流露。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即诗。虽然梦幻不全遵循现实世界的逻辑,但“思”却是“梦”的直接源头,也即“诗”的真实主体。“无邪”即归正,返回诗的本真;“邪”却是诗的变异、对立面。如果“诗”被“邪思”浸淫,就可能异化为“最危险的财富”。中国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它的“思”就是仁爱、同情、恻怛、冲和、中庸,而拒斥狂妄、刻毒、极端、偏激、暴戾。
以“思无邪”衡量毛诗词,它们不仅不入流,而且亵渎和悖逆了中国诗教。因为思邪,毛的豪放超迈沦为狂荡无稽,真性冲动变成恣纵嚣张,浪漫坦率演成咬牙切齿……。作为诗人,毛以其邪思恶意毒化了几代中国人,灾难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命理趣、世界感受和审美意识,塑造了一种通向仇恨、暴力、争斗和毁灭的盗贼精神,败坏了纯正优美、天下无双的中国诗词,以至于中国人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才能摆脱这个邪恶幽灵的纠缠。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一个被邪性思想败坏的诗人——借助一种巨大权力——又败坏了他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毛泽东诗词的本质和教训。毛地狱有知,当承认这是对他的诗词的公正评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毛也在其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人终有一天,不再评价、不再理会毛诗词。
赵朴初修改陈毅诗词遗稿始末
陈毅和赵朴初皆为彪炳共和国史册的千古人物,同时,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称谓——诗人。陈毅一生戎马倥偬,国事加身,留下了700余首诗作,赵朴初著作更丰,韵文诗作2000有余。1977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正式出版《陈毅诗词选集》,这本选集是陈毅夫人张茜泣血之作。序末有这样一段文字:“我在整理、编辑诗稿的过程中,得到赵朴初同志认真诚恳的指导和帮助,我谨向他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陈毅、张茜逝世已近半个世纪,赵朴初逝世距今已逾20周年,那么赵朴初为陈毅修改遗稿又有哪些故事呢?
生死契阔亦师亦友
要还原这段历史,得首先从赵朴初与陈毅的关系说起。陈毅之于赵朴初,真可谓相知莫逆,亦尊亦长、亦师亦友。1977年1月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陈毅同志逝世五周年,赵朴初结了一个集子名为《永怀之什》,其中收录怀念陈毅诗词为1952年、1963年、1973年创作的《清平乐》三首;1960年和1975年为陈毅书杜甫草堂楹联同题材计二首;1967年《大江》一首;1972年挽诗一首;1977年《陈毅逝世五周年献词》一首;200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赵朴初韵文集》除收录了上述作品之外,又补录了《仲弘将军于座谈会中引用唐人诗句,妙语缤纷,闻之绝倒,为占一偈》《仲弘同志遗砚铭》《陈毅诗词选集出版志感》《毛主席致〈诗刊〉函发表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献词》计四首。以数量如此多的诗词来讴歌、赞扬、怀念陈毅,既体现了赵朴初对陈毅的崇敬之情,也体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1949年建国后赵朴初担任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总干事,在市长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某日,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和陈毅就上海的社会救济了解情况,赵朴初如实作答,有游民60万人,成分复杂。陈毅立即下达命令,帮助赵朴初将上述人员全部集中起来,择地安置,开展培训教育,让这些人自食其力,维护社会稳定。陈毅雷厉风行,干练的工作作风让赵朴初十分佩服。而后陈毅又委派赵朴初担任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等职,赵朴初不负重托,为华东地区和上海的经济恢复和安定群众生活做了大量工作。
1951年2月,赵朴初出席由陈毅主持的座谈会,会上,陈毅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赵朴初为之倾倒,送作一偈:“将军妙语绝人闻,九派江流任往还。今日猿声真不住,轻舟回首万重山。”这是赵朴初首次为陈毅诗赞。1952年夏,陈毅让梅达君转给赵朴初白折扇一柄,请赵朴初将古人咏围棋诗抄录于扇面。陈毅好围棋,常与人对弈,而赵朴初屡屡作为观众在一旁凑趣。赵朴初欣然从命,为陈毅书扇,并以围棋为题作《清平乐》词一首奉赠;1963年日本棋院赠授陈毅名誉七段位,赵朴初出席了赠授仪式,赵朴初又以清平乐调即席为词,以记其事。1973年日本棋院又追赠陈毅名誉八段位,以纪念其生前促进中日人民友好之功业,赵朴初再以清平乐词寄之歌咏。
回到1961年,是年3月赵朴初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会前夕参加了泰戈尔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当场驳斥印度文化部长对中国的无理攻击,受到全场鼓掌。次晨各国代表(包括印度代表)纷纷向中国代表团团长廖承志致贺。归国途中路过仰光,赵朴初遇见陈毅副总理,陈毅在驻缅使馆全体人员面前对赵朴初给予高度表扬,新华社为此发专稿。这是赵朴初一生都引以傲的大事件,他把这一细节用文字记录在档。
1964年,赵朴初写了一首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陈毅读后很高兴,中午就把赵朴初请到家中,他特别吩咐厨师要多炒几个好菜,结果一桌菜上齐了,而赵朴老却很少动筷子,光吃白饭不吃菜。陈毅怔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噢,你是居士,不吃肉的”,他连忙让从军喊厨师,快,赶紧弄个鸡蛋来。陈从军是陈毅的小女儿,这是她幼年记忆中的一件趣事。可以看出,陈毅和赵朴初已不是工作上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君子之交的诗友。
1965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陈毅再次邀请赵朴初到家晤谈,共进晚餐,这次谈话以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谈话机会了,所以在后来的陈毅挽诗中赵朴初称之为“百年一席话”。两个人谈话的主题是文艺改革的方向问题。陈毅谈及毛主席观点,毛主席认为文艺改革诗最难,大概需要50年时间,就如何把握继承与创新,推陈出新,达到百花满园的局面,两人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1972年1月5日晚,赵朴初在台历上记录如下两行字,“访陈毅同志,晤张茜。顾士元来,纪元来”。这是赵朴初与陈毅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他在1月6日给夫人陈邦织信中这样写道:“我昨天去天坛医院探望仲弘同志,病得很危险,张茜同志和我谈了好些时,用汽车送我回来的。但愿他好起来,哪怕再活两三年也好。昨天晚上感慨很多。”在1月11日的信中又补充道:“我是一月五日上午去探望陈毅同志的病的,当时已不能说话,我所带去的诗(指“大江诗”)也不能看到了。第二天夜里十一时五十五分陈毅同志就去世了,我幸亏去得早一天。”
陈毅虽然去世了,但他与赵朴初数十年的厚谊在其夫人张茜和子女之间依然得到传递。1972年2月22日赵樸初写信陈邦织,“陈毅同志的儿子、女儿来过几次,探望我的病,并送来一瓶灵芝泡的酒,又送来一篓广柑。想不到应了古人一句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了’”。
1987年12月,赵朴初为陈毅长子陈昊苏《继志集》题诗:继青松之志兮,大雪压而挺其直干。继春兰之志兮,处幽谷而清芬益远。能好学而力行兮,观其人不狂不狷。善继志而述事兮,观其诗可群可怨。这首诗以“青松”与“幽兰”比喻陈毅同志的高贵品质。陈毅后人能继承这种家风,好学能学,不狂不狷,相继成才,成为国家社会的栋梁,赵朴初甚感欣慰。
病榻尽忠心受命
1972年陈毅病重,1月5日赵朴初带着“大江”诗去见陈毅而陈毅生命垂危已无法展读。张茜和赵朴初谈了很长时间,谈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照常理推断,应该是关于陈毅的遗愿,陈毅的一大遗愿就是出版诗集。就在看望陈毅回来的晚上,赵朴初又接到一封来信,信是刘平若(焦明)的女儿刘沂写的,对刘沂赵朴初夫妇一直视若己出。刘沂在信上说上海有传闻:“最近有人要为陈毅翻案,这案是翻不了的。”看到来信赵朴初很是气愤。因为其时他的“大江”诗在全国到处传抄,尤其是末尾一句“天马期腾驾”,很直白地道出广大人民的心声,即希望陈毅早日摆脱羁绊,服务大众。这谣言似乎是暗射他,但他自认为没有错,心境坦荡如砥。
1月7日即陈毅去世第二天,张茜第一时间安排车接赵朴初去瞻仰遗体,而这一天赵朴初外出访友直至晚饭后才归寓所,因此没有去成。第二天一早,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有车来接赵朴初,如此三番两次派车来接去瞻仰遗体,显然是逝者家属的意思,可见赵朴初在张茜等亲属心中的分量。赵朴初到达后,“张茜同志在极端疲乏情况下,一定要和我谈谈陈毅同志临终情况。当时叶帅亲自到医院对家属传达毛主席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讲话(有关陈毅同志的),特别是说‘二月逆流以后不要谈了,在党的会议上,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嘛!’张茜同志让她的小女儿把这些话大声地在陈毅同志耳边念了,刚念完他便咽气了,可以说是死而瞑目了”。
早晨临上车前,赵朴初用极短的时间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陈毅同志挽诗》:“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赖有尧日护,差免桀斧伐。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木拔?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席话。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交给了张茜,张茜就把赵朴初写的那首“挽诗”放在陈毅遗体的口袋里。这既是对赵朴初和陈毅友情的肯定,也是对赵朴初诗的肯定,否则不会有如此礼遇。
《陈毅同志挽诗》一经问世不胫而走,云南、新疆、哈尔滨都有来信与赵朴初谈感受,而且这些来信大都是不相识的工人写的。《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鹰也写信给赵朴初,认为挽诗表达了广大群众真实的感情,只可惜不能刊登到报纸上。上海的张孝权亦来信:“日前得读挽诗,凄然久之。”赵朴初告诉陈邦织,“张亮同志告诉我,现在学习会上你的诗成为一个学习文件了。王纪华来信说,两会的学习会上,军代表宣念这首诗,真没想到是什么道理”。当然,赵朴初对这首诗也有遗憾:“‘大木拔’,很多人问我是什么意思”,因为用时太短,“没有仔细推敲。当时用这三个字无非是说这样一个栋梁之才拔掉了,即是说死了(正是群众殷切盼望他出来做事的时候,没料到这个栋梁之才拔去了,倒下了)。现在想一想如果改为‘大树拔’可能更恰当些,‘大树’可以指‘将军’,东汉光武有一个大将叫做冯异的人称之为大树将军”。
在写挽诗的当晚,赵朴初又“写给邓大姐一封信,把我在1967年8月为总理写的两首诗,及九月十一月王、关、戚被捕后做的诗和这次挽诗都抄给她看了,我想她是会知道我当时激动中的真实感情的”。陈毅的离去让赵朴初十分痛悲,但挽诗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共鸣又使他感到些许安慰,尤其是当他的名字登报后日本朋友菅原惠庆、西川景文等都纷纷来信,表达促进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而这正是陈毅和赵朴初过去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一切让赵朴初充满了希望。
1月11日下午3时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赵朴初是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受全国政协所邀出席追悼会,事实上去了后陈家人把他归类于陈毅“生前好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到赵朴初的名字,这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并在追悼会前接见了张茜及其子女,这段谈话被张茜记录下来并私下传开了,后来赵朴初也从朋友那儿获得一份。张茜和毛主席谈起1965年毛主席亲自为陈毅改了五言律诗《西行》,毛主席感慨道:陈毅同志是个大而化之的人。也许是主席最后的一番话,坚定了张茜出版陈毅遗稿的想法,但改稿者必须是她信任之人,陈毅当时尚未平反,为他改稿许多人会有所顾虑,放眼亲友,赵朴初成为最佳人选。张茜深知,以赵朴初的为人和对陈毅的情感,他是绝对不会推诿的。
其实,1971年底至1972年初,正是赵朴初人生低谷期。夫人陈邦织远赴湖北荆州七里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夫妻两地长期分居;自己心律纤维性颤抖间歇发作未见好转,睡眠质量差,时有恶寒,不得不长期在北京友谊医院内科综合病房住院治疗,可谓缠绵病榻。
就在这期间,张茜正式向赵朴初提出托请修改陈毅遗稿之事。她带着儿子陈昊苏一周数次,亲临南小栓1号。赵朴初知道此事绝非易事,但更是义不容辞,一口答应并立马投入工作,在1月22日之前,就已改好了二三十首。3月12日赵朴初写信给陈邦织,“我为陈总整理诗的事,最好少告诉人,我自己很少告诉人的,除了老方、纪元等,但现在似乎也传开了”。赵朴初在为陈毅改诗这件事上不事张扬,正是他一贯行事低调的表现。而此时张茜自己却病倒了,吐血不止。初以为是悲伤过度以及操劳过度所致,到3月18日左右,才发现是癌变,面临动手术。赵朴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难过,为陈毅改诗的事,也暂时停止了。
3月24日赵朴初给陈邦织信,“张茜同志切除了右半肺,据说左半肺还好,经过是良好的。她在手术前夕,写了一些信给我,感谢我改的诗,怕她好不了,嘱托我对他的孩子予以‘教诲’,事实上是托我完成修改的任务,可是陈老总的诗实在是太多了,我已经改了二百多首,据说不过是四分之一。我曾主张大量删掉,而张茜一首也不忍割爱”。张茜的信有临终“托孤”的意思。此“孤”即陈毅的遗稿,而陈毅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优秀,以长辈之礼对待赵朴初,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很有教养,毋需“教诲”一说。
随着张茜手术顺利进行,一度中断的改诗工作又启动了。3月28日晨,赵朴初再给陈邦织去信,“我的改诗工作已过去三分之一,解放以前的作品都看完了。陈毅同志确有好诗,现在抄一首给你看看(下次再抄吧,累了)”。从时间节点来看3月12日赵朴初告诉陈邦织,“另外四首是陈总自己作的(有错字)这是他留在红区打游击时写的,这几首写得很好,但还未送来”。3月18日因张茜手术暂时中断改诗;而3月28日即将解放前200余首作品全部看完。可见此一段时间赵朴初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拖着病体努力工作,以至于在凌晨才可抽出时间给远方的爱人写信,以至于抄诗的念头刚刚涌现又转眼打消了,原因是“累了”二字。
1973年11月,经过赵朴初等诸位同志的共同努力,张茜如愿以偿地完成了陈毅诗词的编选工作,为日后陈毅诗词的正式出版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陈毅诗词选集》也成为陈毅和张茜泣血爱情的忠实见证。
悲欣交集对话心灵
陈毅的诗词编选工作完成至正式出版延宕了一段时间,但在民间广为传抄。其间,赵朴初所见就有上海誊印本、北京大字排印本、北京吴瘦松手缮本、西安方磊石刻拓本,皆为精心之作,足以见其社会影响力。
1976年11月,赵朴初得《诗刊》编辑部告知,将于当年第十二期选载陈毅同志各个时期诗词若干篇,并约请赵朴初就陈毅诗词作一简单介绍,同时就所选篇目提出指导意见。得悉此消息,赵朴初无比激动。因为在此之前,陈毅的诗词,只是偶尔作为历史资料在个别报刊上发表一二首,像《诗刊》这样以如此多篇幅而又有系统地正式发表这还是第一次。经过深思熟虑,赵朴初拿起毛笔在一张普通信笺上写下了三条意见:陈毅同志遗诗二十篇:一、建议在前面写一编者前言;二、因所载只是选集中一部分,故张茜所写的序言似可不用;三、张茜同志遗作诗二首放在二十篇之后。对于所选篇目,他在同一张纸上列出意见:《赣南游击词》 《梅岭三章》《冬夜杂咏》之青松、红梅、秋菊、三峡、长江。思考再三,他又将“秋菊”一首圈去。
编辑方案勾勒出来后,赵朴初又着手前言的撰写。朴老写写改改、勾勾划划,共写了九行,回头仔细读读,觉得这个开头过于平铺直述,很不满意,就丢弃在一旁,重新拿起一张纸写道:“《诗刊》编辑部顷告知,将在本年第十二期根据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手编的《陈毅诗词选集》,选载陈毅同志”,写至此,赵朴初笔下略作停顿稍作思索,将“毅同志”三个字圈去改为“总”。他接着写道“在各个时期的作品若干首”,又圈去“若干”改为“二十篇”。接下来是“要我写一篇短文叙述风格”,赵朴初至此停笔思虑片刻,圈去此句,改为“听到这我脑海中兴起了悲欣交集的波澜”。他又写道:“像这样篇幅较多有系统地正式发表,还是第一次。这对于期待已久的广大群众来说,可以视作《选集》行将出版的先声。”赵朴初再次凝神,将“《选集》行将出版的先声”划去,改为“可以视作一束报春的梅花”这一改他觉得十分满意,他不禁轻吟起唐朝齐己的《早梅》。《陈毅诗选》的即将刊发,昭示着文艺的春天的来临,想到此赵朴初倍感精神振奋。通览这张残稿,每行都有涂涂改改,而且远不止一次,可见赵朴初行事风格一贯认真,而在对待陈毅作品第一次集中公开发表这件事更为认真。
1976年12月,《诗刊》如期刊登了陈毅诗词选编和赵朴初的《读陈毅同志诗词》一文。赵朴初在文中总结陈毅诗词的三大特点:
其一是“实”。他写道:“诗词的主要特点,正如张茜同志所说,‘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是二十世纪中只有‘十月革命’能够比拟的一件世界性大事,而陈毅同志的一生恰恰就是和这一伟大事业的全部历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并且在这个伟大事业的各个阶段中,他都担负着一个重要方面的责任。因此,这些本来只是抒写个人经历、思想、感情的纪实诗词,就为我们对这一伟大事业中一个重要方面的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幅幅形象化的特写镜头,使当时的实际情景生动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其二是“真”。“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很鲜明地看到一个革命者许多非常高贵的品德:对党的事业是无限忠诚,对劳苦人民是无比热爱,对革命必成的信念是坚定不移,对人民大众的力量是真诚歌颂。……他欢喜赞赏贞松劲柏,作为抵抗强暴、战胜困难的象征。……更可贵的是建国以后,他已成为功业彪炳的元勋,可是认为工作更多更大,益发以谨慎谦虚策励自己,惟恐失去革命者的本色。他真诚欢迎同志的批评,也以同样原则策励同志,为了达到团结,他见到的就说,不怕说错,一时说错了也绝不怕认错。这一时期他的作品遗存的也特多。他有些写给子女的诗篇,那样地反复叮咛,谆谆教诲,告诫他们刻苦勤俭,用功学习,力求进步,不可忘本,对于执行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指示是很好的范例。这些崇高的品德,我觉得是我们欣赏陈毅诗词时应当注意的另一重点。”
其三是“博”。“从他的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我国新旧文学的涉猎相当广博,并且确有许多自己的真实见解。在技术上,他每每振笔疾书,直写胸臆,有时清言娓娓,如话家常,有时滔滔不断,如倾峡水。对于古代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乃至长短句,他都尽量驱使,叫它们为自己的意兴服务。他的作品,不论抒怀、咏史、写景、叙事,读起来都令人感到有一种雄浑豪爽的气派与和蔼可亲的情味,从字句间流出这种风格是由一个革命者的胸襟、人格、世界观所决定的,与一般‘寻章摘句’之流完全是另一路子。这个特点,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后新诗歌体系的创造上,是值得参考研究的。”
1977年4月,《陈毅诗词选集》正式出版发行,一时洛阳纸贵,坊间顿空。赵朴初高兴之余,以五言诗,六十句,三百余字为《选集》出版而志感:
陈公集一出,坊间顿时空。友朋争见问,觅购将何从?於此可以见,天下心所钟。其言与其行,千古怀高风。回忆五载前,丧葬事粗终。夫人垂泪告,遗稿纷麻丛。整理是其责,不敢恤病躬,孰知两月后,医告肺癌凶。割治之前夕,手札付凡庸。拳拳相嘱托,恳恳感余衷。勇决获余生,从事如从戎。直与分阴竞,夺取兼程功。此编告成时,悲欣萃其容。实期早刊行,以答众喁喁。大奸恣嫉妒,作梗复为壅。恃其窃来柄,一异遏群同。赍志以云殁,知者咸椎胸。赖有诸老成,打印助其工。虽嗟一篑亏,已见九仞崇。况多有心人,搜集遍西东。誊写与篆刻,版本非一宗。精装见至意,览之激五中。生前所及见,足慰寸心忠。平素有坚信,传世必无穷。证之眼前事,昭若天上虹。一言念逝翁,在耳犹洪钟。善恶终有报,谚语非愚蒙。四凶终殄灭,百花欣向荣。百花欣向荣,“欢呼彻底红”。低徊集中句,高洁见青松。
赵朴初在该诗中一一历数了陈毅遗稿整理、编选过程,同时讴歌百花齐放的新时代。这篇志感像一篇诔文,献祭于九泉之下的亦师亦友的陈老总和张茜夫人,更是陈毅和赵朴初这两位世纪诗人的心灵对话,情感的交流。
(作者系安徽省太湖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赵朴初生平事迹陈列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