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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八、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Hurt Eisner 爱士诺库尔特·艾斯纳(爱士诺)（Kurt Eisner，德语发音：[kʊʁt ˈʔaɪsnɐ]；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是一位德国政治家、革命家、记者和戏剧评论家。库尔特·艾斯纳生于德国柏林市，父母皆为犹太人。1890年至1895年，担任《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特约编辑。在此期间，他因撰文批评威廉二世而入狱9个月。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至1910年，担任纽伦堡Fränkische Tagespost主编。
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因之前涉及煽动军火工人罢工被判叛国罪，进入斯塔德海姆监狱服刑。同年10月，因大赦而出狱。出狱后，参与组织推翻巴伐利亚君主制的革命。
1918年11月8日，库尔特·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担任元首。
1919年2月21日，艾斯纳在慕尼黑遇刺身亡。艾斯纳遇刺迅速导致革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随之成立。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循着旧路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 天，我便奉命出xi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救bu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因为资本的自身，完全依赖于国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增加面向前发展。
资本和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关系。
所以资本势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强大做目的。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而不操纵着民族就好了。
国家既坚持着这种态度，那么，便就可以定下了两个目的来：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国民的独立经济，另一方面是再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我对于资本纯由劳动所产生的，和纯由投机而获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别。
对这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这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上述的特别班讲量中的一人来加以极详尽的讨论——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费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立刻知道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真理的，对于德国的前途关系是很大的。
票据交易所的资本和国民经济的绝对划分，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
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奋斗，产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
费德的讲演。实在给予我将来奋斗的一种绝好的口号。
从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来加以观察也可以证明我们当时的见解是怎样的正确了。
我们不再为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现在，要是他们并不说谎的话，那他们也应该知道国际资本不单是煽动大战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战终止了的现在，他仍在极力和平的世界不惜变成为地狱。
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
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血统的纯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使我民族能够完成了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犹太人马克思学说和目的，到了现在，我才有了正确的了解。
到了现在我才了解资本论信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国民经济的斗争；并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
在另一方面，这上特别班的课程，也会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有一天，我宣布我有演说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犹太人作争辩，因此，他就作了长篇的辩论来袒护犹太人。
这就引起了我的反驳。我的主张，在当时在场有人中，赞成者竟占有大多数。
这结果，在几天之后，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义加入了慕尼黑的军团。
当时军队的纪律不大好，这是因为军人会议时代的遗毒还是存在。
军队因此便受到了影响。要使“同意”的服从——这句妙语是他们形容柯尔特.爱士给（Kurrt Eisner）下的猪圈中的——变成整饬的军纪。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着是不会有加的。而要使军队能够自觉他是民族和祖国的分子，也不是同样的。
我的新活动，就是在这里，我用了充分的爱国热情和灵敏的感觉来开始活动。
我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听我的演说而尊崇祖国和德国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军“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纪律加严。
再有，结识军队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后来，这些同志就和我联合，因此奠定了新运动的基础。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1883年1月27日–1941年9月24日），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个纳粹党的早期主要成员。他是纳粹党的经济理论家。最初，是他的演讲吸引了希特勒成为纳粹党员。
早期生涯
费德尔出生在德国维尔茨堡，1883年1月27日出生，是公务员汉萨·费德尔和玛蒂尔德·费德尔的儿子。在安斯巴赫和慕尼黑人文学校学习后，他在柏林研究工程（瑞士）；毕业后，他在1908年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在保加利亚，建成了一批建筑。
1917年，在联邦金融政治经济学研究；1919年，他怀着对富有的银行家的敌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出一个“宣言，打破利益的桎梏”写的（“brechung der zinsknechtschaft”）。这是不久之后的一个“工作小组”成立于这些目标，要求国有化的银行。
在同一年，费德尔和安东·德莱克斯勒，迪特里希·埃卡特和卡尔·哈勒，成立德意志工人党（德国工人党DAP）。阿道夫希特勒在1919年夏天会见了他，费德尔成为他的财经导师。他是希特勒的反对“犹太金融资本主义者”理论的启蒙者。
1920年2月，他与阿道夫·希特勒和安东·德莱克斯勒起草了所谓的“25点”，总结了党的主张，并提出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当文件在1920年2月24日宣布，超过2000人参加了集会。为了使党员人数扩大，拥有更广泛的吸引力，民主行动党，1920年2月改名为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通常被称为纳粹党。
费德尔参加了在1923年11月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希特勒被捕后，他仍然是纳粹党的领导人。在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那里直到1936年要求的利率和犹太公民财产冻结，他一直是纳粹党的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的领导人，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国家和社会基础的德国国家》（1920），《计划的纳粹党和它的世界观的基础上》（1927）《是阿道夫希特勒吗》《阿道夫希特勒想要什么》（1931）。
费德尔主要是纳粹党的金融政治官员，但他在1931年成为党的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他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在德国主要工业金融因素下支持大大下降。希特勒决定把党的主张远离费德尔的经济观点；1933年7月当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时，他被任命为联邦经济部副部长。费德尔非常失望，他希望有一个更高的位置。
纳粹德国时期
菲德继续写论文，提出了《打击金融》（1933）和《反犹太人的“死地”》（1933）；在1934，他成为了帝国专员。
1939年他写了《新城》。这可以被认为是在花园城市建设一个纳粹的尝试。在这里，他提出了创造的20000人分为九个自治单位和包围的农业地区的农业城市。每个城市都是完全独立的，自足的；日常生活和城市设施的详细计划是考虑。不像其他的花园城市理论家，他认为，城市地区可以细分为自给自足的社区，并改造现有的建筑环境。这种理念创造集群形成完备的社区的一个中型城市普及乌斯。它后来被应用于日本的新城镇建设的时代。
然而，尽管他实施纳粹意识形态的经济计划，但是将军们和容克贵族还是成功的反对了他。将军们的反对是因为它干扰了重整军备，因为它会阻止他们，容克贵族因为他们对国际市场的需求。
1934年6月在长刀之夜后，冲锋队的领导人如厄恩斯特和左翼政党官员格雷戈拉切被清算，费德尔开始退出政府。1936年12月，费德尔移居到柏林工业大学，最终成为那里的一名教授。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他在1941年在施塔弗尔湖畔的穆尔瑙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