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一年间，小资产阶级中的人士，他们大家都责难我党的新运动，说我党对于国家是抱着反对态度的，所以各党振的政客们，大家都主张采用种种方法，来扑灭这新世界的理论的战士。
他们在意把小资产阶级来忘掉，而在小资产阶级所谓国家已经不是纯一组织；“国家”一个名词并没有一定的定义。
各党派的政客，他们大家漠视这种的事实，大家都置之不问。
然而在我国国立各等学校中的法律都是他们在讲解国家法律的时候，无非来强词夺理，对于豢养他们的中枢，解释他是不存在的必要而已。
一个国家的组织愈是不良，那么世人来解释他的存在的目的，也愈是奥妙解。 譬如生于二十世纪最恶劣之畸形国家中的大学教授，他们要畅所欲言的来说国家的意义和目的，岂不是一件难事吗？
德国的人民，大抵可以他成为三派：第一派，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人民自动结合而受治于政府的。
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起来，国家的存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因为要贯彻这一种疯狂廖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把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复是为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国权为人生的目标，而官僚便是此国权所庇护的。
第二派他们不相信以树立威权为国家唯一的目的，国家也应当计及国民幸福的增进。
这一种国家观念，错误在含有不大正确的“自由”思想。
实际上，一种政体，不能因其存在的缘故，就说它是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适宜与否，还须加以考核。
我国的纯正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民产党人都赞成这一种主张。
第三派的人数最少。
第一派的主张联合语言相同的民族，去实现一种空泛的武力政策国家是不过实现这一种政策的媒介而已。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来抱着上述各种见解的人，喜欢滥用“日耳曼化”
的一个名词。
我还能想到当我在少年时化，这个名词竞怎样引起了可惊异的错误观念呢，曾经听到“泛日耳曼”一派的建议。说是如果得政府的助力，那么奥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实现了。
真是出入意料之外的，有人以为一个黑种人他们因为学过德文的，而且终身讲着德语，并且为德国的某政党投票，就可以变为德国人。
然而我们不能想像他是能变为德国人的。
这种办法实在就是种族混杂的开始。
从我们的情形看起来，这并不是日耳曼化，实在日耳曼成分的毁灭而已。
民族或是人种的鉴定，在乎血统不在乎语言；倘使能够改变了人种的血统后才能说到同化。
但是血统的改变，势所难能，所唯——的方法，就是血统混合；要是真的这样了，那么，优秀种族的品质，必至低落无疑。
从历史方面去观察，我们的祖先用了武力征服这一块土地，实行日耳曼化，这是大为有益的；因为居定在这地方的大都是德国的农民。
如果一朝引进了异族乱了我们的血统，那就要有不幸的结果发生，这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民族性毁灭殆尽。
我们顺有这个根本的认识。
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国家虽然是形成了人类高等文化的基础，但是国家并不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
能够创造文化的仍旧是赋有天才的种族。世界上仅有几百个模范国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亚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么现在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将不再存在。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倘使人类的高等智力和适应能力。
因为同有种族为之护持而致丧失了，那国家虽由人民来构成，也岂能防止了人类为之灭亡？
国家的本身并不能产生一定的文化标准；国家仅能把决定这项标准的种族集纳于一处，所以产生高等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产不是国家，而是优秀的种族。
赋有文化和创造天才的国家中种族，即使因为环境恶劣而不能发展，但是他的才能，仍旧是潜伏在这种族之中的。
所以如果说纪元以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种粗野的蛮族，实在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的祖先是一种文明的种族，决不是蛮族。
他们聚居于气候严寒的北国，环境把他们束缚了，使他们的创造性未能发展。
假使没有古化典型文化专美于前，而我们的祖先得宅居于环境较优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舶器械以谋进展，那他们创造文化人潜势力，必定能够磅礴于外，因而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和希腊文明，先后的交相辉映了。
民族德国国家所努力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种族原有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利用学术的有机体，它的使命，不单是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还须继续着培养它的智力和想像力，使它达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
现在，我们因国家而受以的压迫，乃是人类极端的错误的结果，将来的后患，是谈都谈不完的。
世间的一切，因了我们的思想，就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党员认为是乱党，对我们横加污蔑，这是我们并非不知道的。
然而，我们万万不可以因了一时的毁誉，便就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必须要坚决的服应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我可以确信后世的人，他们不仅要谅解我们现在的行动，并且还要认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牢记的；国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托于民族中；国家的责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组织力，以求达到促进民族的自由发展。
可是，我们试问一下德国人所需要的国家究竟应去该怎样组织？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了国家的旨趣窨是在容纳那一种人民和完成那一种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坚的组织，它的种族的成份已经不纯粹了。
各种复杂的成分尚还没有完全融化，我们便不能断定德国的民族是一种新民族。
反之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的民族，因了血统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是摧毁了我们的血统，并且还摧毁了我们的灵魂。
我国的四境，门户洞开，四邻的异族，不时的从边际徒居于内地。
外力的侵袭继续不断，实在没方法使我们的血统能够完全融化的时候。
凡是血统单纯的民族，他们都具有合群性，能够在民族凭于危急的时候，共同一致的起来禀侮救难；可是，我们德国人就缺乏了这一种天性。
这种缺陷，使我们受害很大。
因为德国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国内的群雄，大家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结果，把德国的民族，自主权利完全剥夺得没有了。
一个有生命的国家，应当以实施较高的理想为标志，而去代替毫无生气的只为它本身图谋生存的组织。
德国人应该国家的权能，把一切德国人团结起来，还须从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选择原有的优秀分子而加以维护，更须逐慢慢地使它取得统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的，现在统治我们的国家的官吏他们是乐于维持现状的，他们决不愿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去奋斗。
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国家好像是架机器，单为维护他们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们常常爱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国家。”
照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为这新的理想（这种的理想和事物的原义是完全符合的）
而去奋斗，那么，在这些行尸走肉的无用的人群之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
只有国内的那些头脑新而有着壮志的老年人愿来和我们拉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谈不到的。
我们必须记着，如果把一个民族中的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完全团结在同一的目标下面并且摆脱去一切群众的惰性，那么这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为多数人的领袖。
世界的历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数人，因为这少数人，他们实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与和毅力的。
因此有些事在多数人看起来是不利的，实际上倒就是我党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党的事业，是那样的繁重艰巨，所有加入我党去共同奋斗的，多数都是些骁勇之战士，这才有希望我党成功的保证，必须在选择优秀的战士上面。
如果说异族杂交后。较高的民族能够保留他们固有的品质的话，那么，那些杂种，迟早必致衰亡。
如果说文化比较高的种族，因了杂交而失去他们固有的品质，那么，那些杂种，必定不会不灭绝的忧虑。
复兴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势利导，就是缓进也不妨的。不过我们必须奠定我们的基础，这种程度，才能慢慢地驱除去败坏我种族的毒素。
不过，这是假定基本种族的品质还存在，而血统的破坏受了制止以后的话。
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就是在于改进婚姻的制度，使它免得在种族上永久的留着污点，婚姻必须看作是神圣的制度，用以来创造像神的人类。
而不是创造半人半兽的怪物的。
站立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出而反对上面的主张；他所持论点是和时代不合的。因为吾人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既是允许腐化份子繁殖子孙而贻害当代，流毒后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许药商小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节制生育的药品。
在这自称秩序井然的近代国家中一就是当这民族中的小资产阶级雄视一民的时候，一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痨、和其他的遗传病的人以及残废；白痴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种罪恶；反之，如果有几百万健全的国民，他们实行节制生育。
那就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认为是违犯了社会的道德：从他们这种浅陋的思想上看起来，反而可以引为没有头脑的人安慰的。
不然，他们势必忧虑怎样去和对于民族的健全份子的保护。
以后的健全份子，对于他们自己的后代，应该担负起同样的职务。
理想和荣誉，在这整个制度是多么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过且过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为后世去培植最优秀的人才。
民族国家的责任，就是在捕救现在所怠忽的一切事业。
民族国家必须命名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
民族国家必须认儿童是民族的无上宝贝；民族国家只许健康的国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残废者的生育认为可耻。
如果他们能够制止病人或是残废的人的生育，那是很光荣的一种举动。
反之，凡剥夺民族的健康的儿童，就应该加以痛斥。
国家应该把极新式的医药，来供给这种公认的用途。
凡是有疾病或是遗传病人的缺陷的人，国家应宣布着他不宜生育的理由，并且来实行加以禁止。
国家又当注意健康的妇女的生育，以免因穷困而受阻碍，因为穷困常使人看作生育并不可喜，反而是一处父母的累。
国家教育国民的时候，应该使他们明了疾病和衰弱，并不是可耻。
实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无辜的儿童，那么，不但是有罪，而且是可耻了。
如果有一个患有残疾而思想纯洁的人，他愿意放弃他的生育权，并且把他的慈爱的心去给予毫不相识的贫儿，而这贫儿，而这贫儿的先天健全，将来可以做强健的国民的，这就可以说是高尚人的表现，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
国家从事于这种的教育工作，尤应该注意于知识方面的实际的启发。
这种工作不问人家是否能够明白，是否受人的欢迎，国家理应毫不顾忌的力行不解。
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意识，必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光荣的时代来，以了那个时候，人类不会再去用人力注意于马、狗、猫等的种类的改良，而注重于提高人类的本身；到了那时候，，世界上的人或许因了知识上的觉悟，竟是毅然放弃他的生育权了；或是甘心牺牲自身而使他人有利。
现在的人，因为遵守教律而甘心抱独身主义的，在这世界上正不知有了千千万万，那么将来毅然放度生育权的中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是可言。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
我们不再被他们欺骗了。
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的文化事业的。
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性成，积重难返。
所谓政治团体，概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早已变为特殊阶级和职业的代有团体。
他们除了尽力去维护他们本身的利益以外，对于其他的事差不多是不去顾问的。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之政治团体，他们绝对不适宜于奋斗了。
国家的责任，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发扬未来的种族。
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家举办教育事业，首先应该注重国民身体之锻炼，而并不是单单知识的灌输。
因为有了强健的身体，然后才能使他智力发展。
国民性的陶冶，也是应当注重的，尤其应该奖励意志毅力、和责任心的培养，最后乃授以纯粹的科学知识。
一个国民，如果他有健全的体格坚定的性情，并且富于自信力和意志力，那么他虽然仅仅受的是普通教育，实际上他比了解常识淇深的体质虚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
这一点，国家是应该知道的。
所以在民族国家中，国民的身体的锻炼，既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和他们父母有关的问题，更不是和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次要事件，实在保持民族的必要的要素，国家是应当来加以护持的。
教育的工作，国家应该好好的分配，应该使青年男女在童年的时代就受到相当严格的锻炼，养成他们将具有耐劳耐苦的体格。
这是政府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万勿造成那“足不出户”的没用的国民。
民族国家的一切学校，应该增加运动的时间，使大家去作身体的锻炼。
不论在早晨或是下午，儿童们每天至少应该有一小时的体育的训练。
游戏和体操并重；拳术一项，有许多国民每看作粗暴无用，实在是绝不可少的号称曾受教育人士，他们对此每持一种廖见，这是殊难索解的。
如果青年练习剑术，以备决斗之用，他们便视为高尚；如果练习拳术，他们便认为粗暴，这种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须知拳术一项，最使人鼓励起战争的精神，养成一种灵敏的决断力，并且能使身体顺应自如。
倘使青年用利剑来解决争端，那比了拳斗，不是更粗暴了吗！
假使我国家知识阶级能够把他们注意虚文的时间和精神来注意拳术，那么一切暴徒判党式的德国革命的骚乱或许不会发生了。
因为骚乱之来，实在是为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不知培养普通的人材，只知造就那些官僚、工程师、化学家、文学家、以及保存这种知识的大学教授。
在知识方面的成就，我国往往有出人头地的地方；然而出于意志力的培养，那就不足一评了。
我们日耳曼民族，现在已经陷于崩溃没落之中，到处被人虽以唾弃，所以国民必须由自信力去产生自觉力，这才能挽救危亡。
这种自信力必须要自幼培养成功的。
青年所受的教育的训练，应该要造成唯我独尊的一种自信力。
同时青年必须由体力和武术方面示发生信仰，确信他们的民族是不会被人征服的。
因为德国军队从前的胜利，完全是靠着他们个人的自信，而且能够共同的信仰他们的领袖。
唯有这一种信念，才能替德国的民族去争回自由，并且恢复过去的尊荣地位。
然而，这必须有待为亿万的国民都具有一种同感，然后这种信念才能生出来。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民族的腐化既是很厉害，那么将来要图恢复，也必须有极大之力量才能消灭这不幸的情形。
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不容轻忽的。
惟有整个民族团结一致，表现出一种伟大的意志力专心一志地渴望着自由和恳挚，那我们才能恢复一发的旧貌。
民族国家具有锻炼青年体力的责任，这种的锻炼不仅是限于青年的就学期间；就是青年离开了学校以后，如果他的身体尚在继续发育之中，仍应该加以注意，他们的发育健全。如果使青年们的学校生活完毕了。国家就中止了他的监护权，一直到青年入伍的时候再行加以监护。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的。
国家对于青年的监护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这是永无终止的时候的。
军队是最高的最后的国民教育，无不是单单学习工步走、立正等便算完了。
青年入伍生，自然要学习军器的动用，亦应该注意于未来生活的训练。
从军以后，青年就变为成人了，不仅须养成服从的习惯，而且还当给予军官的训练，使他们将来有指挥的能力。
不仅须默受正当的责备；在必要的时候，且须能忍受不干的事而毫无怨言。
一个青年自己既有充分的自信力，再加上军队的团体精神，那自然能确信他自己的民族是不会屈服于人家的。
青年于军队服役结束之后，必须有两种证明书；一种是公民证明书，许可他在一切的公共机关中服务；一种是健康证明书，证明书，证明他的体格健全，可以结婚。
关于妇女教育，第一应当着重地体育，其次是德育，再其次是智育，妇女教育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培植未来的良母。
在大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从各方面听到指责国人的不能缄默，致把重要的消息泄漏于敌人。
我们不仿先想一下，在战前的德国教育，是不把缄默作为一个人的美德吗？不，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对于这些当是当作不悄注意的琐事的。
在诉讼上的毁滂案件，什么是起于不能缄默，因此而耗去了巨额的讼费。
言语不慎，每多败事；我国的国民经济时因任意泄露了开业上的秘密而蒙受损失；在国防上的秘密准备，也因为国民的不知道缄默而失去了效力。
在战争的时候，国民随便的谈论军事，常常足以使战事失败，战事的结局不良，主要原因学是在于国民的多嘴。
我们须知道，我们的习惯不在少年时代先养成了，到了壮年，那就不能再去养成了。
现在的教育，缺乏美德的陶冶。
今后，我们应当改变方针。
诚实、牺牲和缄默三件事，都是伟大民族所必具的美德。
这三种美德的陶冶，实在比了现在一切学校中的任何什么课程为重要。
所以民族国家的教育，应把人格的修养和体格的训练并重。
现在我国的国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经根深蒂固，但是。如果能予以证实的训练，即使不能把这种缺陷根本铲除，至少也可以大加纠正。
我们国人对于一九一八年十一十二两月的处处失败，每多怨言，说上自国君下至下级军官，竟没有人能够敌忾同仇和敌人决心作战。
实在大家都知道这种可怕的事实，是导源于我国教育的缺陷。
平时大家都不屑注意的琐事，观在乃实在冤大的惨祝祸了。
我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切实的抵抗，这并不军备的不足，实在是意志的缺乏。
国民缺乏意志，积习已深，对地稍有危险性的事件大都踟蹰不前仿佛任重致远，用不到什么胆力的。
一个德国的将军，曾经得到一个公式，很足以暴露这种优柔寡断的弱点，然而他并不自知；他说：“我在作战的时候，如果胜利的希望不及百分之五十一，我决不敢动”这“百分这五十一”便是德国的惨败的惨剧的主因。
国民缺乏责任心，这是由于青年教育的不良；一切的公共事业，没有不受到这种不良教育的薰染，在议会制度，一种缺乏责任心的弊病，已经是达于极点了。
民族国家既须用全力去培养青年的意志和毅力，也须养成青年从小就乐于负责的勇于改过的习惯。
现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大都以科学训练为唯一的目的，而民族国家的教育，应该采取科学训练而略加修改。
修改的旨趣可以分三点来沦述。
第一，现在一般学校中的功课，百分之九十一不是青年学子所需要的，所以把这种课程，强迫去灌注于青年的脑中，青年每固不需要而易于遗忘。
例如，一个寻常的公务员，他曾毕业高等学校的文科或是理科，到了他们年龄在三十五或四十五的时候，试部当年所给他注入的知识，尚能记忆的有多少？
我所说的关于学校中的功课已经足够为大多数青年国民所享用，如果青年们想再进而去研究一种专门的学问（例如语言），也可据此作为基础，再依了他个人的志愿而加以学习。
学校中的学生，对于体格的锻炼以及其他必要的修养，学校中应该定出充分的时间来的。
历史的教学方法尤其要加以改良。
现在的教学历史，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实例中，所得的结果。那是至堪痛心的。
因为所教者不过是一些少数的日期，以及生死的年代、和人名地名而已。
至于大纲要领，倒反而概付阙如。
他们概不把根本的要点来教人；仅由那些少数的具有天才的去自行发同无数日期和史实中的意义。
历史教材，必须要减少因为我们读史，并不是单单研究已往的陈迹，实在要去找一种教训用，用作未来的警戒，民族前途的殷鉴。
我们对于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大体而盲，罗马史不便给予现代人以一种良好的教训就是推之于百世，也是一样的。
民族国家应该加以注意：我们必须有一世界史的著作，而这著作是把民族问题放在居首要的地位的。
从将来从中于职业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们就可以知道，出身于三种学校的学生，他们都能从事于同一职业；从这一件事上，足以证明现在我国的学校一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对于学生的未来的职为，很少有过筹划。
所以我国的普通教育，比较的还算有些价值，而专门教育那就无足称道了。
凡是一件事需要到专门知识的，在我国中等学校的课程中，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
像这类的缺陷，我民族国家，极应设法弥补才好。
第二普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必须要严加区别。
因为专门的技术教育，既是有降为拜金主义的危险，那么，普通教育，至少在理想上及应设法加补救。
工商业的工艺科学，惟有在理想高尚的民族社会中，就是人人不重私利而勇于牺牲，乐于退上的社会中如能发达，这一个原则，我们当牢记勿忘。
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普通所给予人民的，除了狭义的爱国之外，不再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观念，不过是对于那些王候等模糊的尊重而言，所以我民族的真正伟大，始终是不能享受到任何的尊崇。
因此这时，我们的人民，对于德国的历史，只有一些级残缺而不健全的观念，历史的要义逐失掉了。
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没有人能够真心爱国，那也不足怪了。
怎样去使学校的儿童崇拜我国的真正的伟大英雄，而且怎样去集中国人的注意力于这等人物，以激发他们的敌忾同仇的心理，这些问题国人对之更是茫然不知所以了。
德国自从革命以后，那些忠君的观念慢慢是熄灭了，教授历史的目的，只在求取知识而已。
我国同在好像是用不到爱国势忱。
在共和国中，爱国心实在也难有持久的力量。
如果在大战期间，以“拥护共和国”口号来向德国人相号召，那么，这次的战事不能支持有四年半的长久。
共和国的制度，极能投合世界各国的人的口胃。
因为粗暴的人决不会怯弱的人被人所喜，为的是他不能怯弱者的易于受到利用。
所以敌人同情我国的政体，这实在是出于一种恶意的批评。
敌人的赞同德的共和政体，并且任其继续维持，这没有别原因，不过是想来奴役我民族而已。
而这种下政体，最能为上作伥的缘故。
民族国家，应该国存而奋斗。
道威斯（Dawes）的建议，对于我国的自卫产没有什么的帮助。
我们为民族的生存计，为国家的自卫计，我国所需要的，正是世人所信为可弃的；因为我国的形式和实质愈是完备而愈有价值，那么，敌国对我们的愤恨和仇视也愈深。
国家最良好的屏障，是公民而不是武器。
国家所赖以捍卫的，不在坚固的堡垒，而在举国一致的男女的热心爱国。
第一，就是科学教育；民族国家必须把科学看作是增进国家荣誉的一种工具。
这不单是教学世界史应当依照这种观点，就是文化史也是一样，发明家的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发明家，实在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胞。
一种丰功伟绩，能够受称赞，这是因为他是建树我民族的一员，所以他可以引以自豪。
吾们应该把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来晓示青年，给青年以一个深刻的印象，使青年们成为爱国思想的台柱子。
民族主义决不可有了阶级的偏见。
一民族之中必定要没可耻的阶级，这才可以夸示于入；反之，如果一个民族之中在半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甚而至于堕落，那么情形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以向人夸耀的地方呢？我们必须等到整个的民族，处处地方都健人了，而后我们的人民，才可以表示属于这民族为光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光荣。“但是，这种荣誉，只有当人民知道民族的伟大时候才能获得。
现在大家都骇怕着和人家发生冲突，这就是一种民族的懦弱的表现。
不消说，这世界确实有剧烈的急变之中。
变化的结果，究竟是亚利安种族的福利，还是犹太人福利，这实在是一个问题的焦点。
所以，民族国家的重任，就是给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使种族得以保存，使能够适应世界上最后而又最大的战斗。
那得到取最后的胜利的，必定是抚发制人的民族。
从种族的分布看起来，这种青年的教育，应该以军事训练来完成，恰恰像德国寻常的国民的教育，应该以军事训练作为最的的阶级。
国民的身体智力的训练，虽然应被民族国家所重视，然而优秀国民选择，也是同样重要的。
现在的人。
对于这事件的措施，每多轻率。
照例处境富足的上流社会的子女他们较宜去受高等的教育。
至于天才问题，那是还是在其次的。
因为所谓的天才，只有相对的价值；一个农夫的子女，他的天才或许会远胜于世家缙绅子弟；然而世家子弟的知识较高，这实因为他在幼小时候已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见闻较广，所得的印象较富，这是和他个人的天才是无关的。
硬学来的学问，根本谈不到发明，只富于天才的人才能谈以发明可是现在的德国人，大家都不为重视这一点，只知道重视分数的多少。
民族国家必须要另负一种教育的任务，就是国家不应该把任命权支委之于某一阶级，应该从全国的民众之中，去选拔出一些有才智的人士来出任要务。
对于寻常的，国家本来是应该人他们受规定的教育的，尤其是应该使具有天才的国民享受充分的教育机会。
国家的高等教育机关，应该尽是开放，不论阶级，不加歧视，这种措施，实在是国家至高无上的职责。
国家所以应该注意地这种事情，尚有进一步的理由。
在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素来和民人隔绝的，故所以和下屠民众，更是漠不相关。
因此，就有两种不良的结果产生了。
这两种不良的结果，一是知识份子对于干民隔离太久，所以对于群众心理，茫然不知；因而对群众缺乏同情心像是路人样的毫无关系。
二是知识阶级缺乏最关重要的意志，凡是知识份子，他们比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比较的要毅力薄弱些。
我们德国人，不是缺乏知识，不过是缺乏意志和毅力而已。
不妨举例来说；我们试看我国家的政治，大抵他们的知识愈高，他们便愈是层弱，他们事业的成就也愈小。
在大战的时候，我国的政治方略和军备都不充分，这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缺乏知识，实在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太高，他们的脑中充满了知识，反而没有健全之本能，以及毅力和勇气去叫一个文弱书和去担任联邦的总理，要他去领导群众掇作牺牲的奋斗，这真是我民族的一个大幸。
向使领导都不是像如贝特曼。霍尔威克（Bethman—Hollwg）一流的人物。而是中国的健将，那么，沙场烈士的热血也不致完全白流了，况且我国领袖，他们大都傲漫浮夸，这不啻暗助着十一月革命的叛徒，使之乘虚而入。
我国民把本身的福利去托付给他们，他们不能用全力来替我们增进福利，反而用了插劣的手段，为阻遏我们国民的押民的福利，这就是知识不足成事，反足以帮助了敌人。
关于这一点，罗马公教会便是良好的例证，这是可供给我们作为参考的。
教会有禁止结婚的规定，所以独身的牧师，在选取继任者酌时候必须从民间去选取，则教士内部，没有承继人的。
普通人大都不明白这种取缔结婚的特殊意义，不知道罗马公教会的力量，就是以为基础的。
民族国家的责任，是在尽它教育的能力，注意于吸引下层的新进优秀分子，去更换那些知识阶级。
国家应该十分的小心，从全体的国民中去慎选卓越的天才，服务于社会。
然而在现世的情状之下，这事件是很难办至的。
一发的事业，大都虽具有物质和理想的方面的价值，完全要看它所成事为重要性，然后看这重要性的程度怎样，再来给以相当的评价。
事业的重要与否。
并不是重在物质方面的，必须看这重要的程度怎样。
就是来给以相当的评价。
事业的重要与否并不是重在物质方面的，必须看它根本的效用怎样。
就理想方面为说，人类的平等，须使处境不同的个人，有他的范围之内，表现他的才力。
对地估量个人价值的时候，须得照他履行职务的态度为转移。
因为个人的工作，是他生存的手段，不是他的目的。
个人应该进而去从事于各人自己人格的完成和提高；他的先决条件，又是重在他本身所受文化程度和其所在国的文化基础。
现在国中的一发措施，完全是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国现行的普通选举制度，大都是空谈权利平等，然而不能举它的理由来。
在他们看起来，个人所得的报酬，便是佧人价值的表现；这样平等的原则的基础，根本就发生了动摇。
平等决不是（而且决不能）把个人的成就作为根据；不过，倘使各人都能履行它的特殊的义务，这平等才能实现。
必定要这样然后对人的评价，方不被偶然的遭际所左右，而各人也能创造了他自身的价值。
对于现在人的生活之中，金钱是有极大的势力的，然而，我相信将来的人类，必定会崇拜更高尚的神明。
现在有不少的事物，完全是根于富有的要求而才生存的。
不过，如果人类缺乏了这些，那么人就未必将更穷，我党一种任务是在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至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保持着一个原则，就否认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质的享受。
欲实现这件事，那么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务须精细的规定分配的标准，使诚实的工人，大家都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在的公民生活。
但愿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纪想，不要以为在现在的世界上，事实上不容许而且决不能实现这种的理想。
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去妄想那毫无缺憾的时代可以实现于这个世界。
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便自甘暴弃，不去努力于弥补缺陷，铲除弱点，和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发生种种事实上的障碍，这是势所不免的。
所以我们人类各尽了自己心力，去共赴最后的目的。
我们不可因了一时的失败，逐然把原定的目的放弃；这正像我们不可因为法律侧有一些瑕疵，就是说法律可以废除；因了疾病难免，就说医药无用。人类地于理想的力量，请勿过分的看轻！
台湾交换生谈半年中国体验
今天這支影片並沒有任何政治立場，請勿帶風向，只是我半年來去中國讀書、生活、旅遊的真實想法。
回忆鲁迅 他讨厌杭州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钟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活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智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闹热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葺，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莲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已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尢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伯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钉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诫告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之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受批johnHalifax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的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InferiorityG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她，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过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清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地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地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地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围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他们，而真理愈得阐明。他们的成名，是焰火似的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屯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屯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煤介。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地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育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清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地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地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的三弟乔峰（周建人）被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乔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地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生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
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当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大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原载1940年宇宙风社出版《回忆鲁迅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