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和邓稼先的老婆都是共产党员，其他呢？

夫妻俩谁也不好受。一晚上，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许鹿希的态度慢慢从一开始的呆愣变得缓和。

邓稼先明白，她这是理解了。这是一种夫妻俩之间的默契，无需过多的言语。

像邓稼先这样掌握高端技术知识的人才，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瑰宝，他势必要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的。

从月初以来，邓稼先便一直在出差。每次都是突然的通知，然后便奔波在外，回来后一点消息也不透露。

有时大晚上的，邓稼先还要去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揣着公文包，坐上小车，一溜烟地就不见了人影。

许鹿希理解邓稼先在工作上的事，可这回他说也许要长久地离开，许鹿希免不了有一些伤怀。

这一去，便像鱼入大海，不知去向，不知归期。许鹿希势必要做好孤身一人的准备。

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四位老人，这一切重担，暂时地压在许鹿希头上了。

邓稼先对此也非常担忧。他不担心许鹿希会背离两人的婚姻，不担心许鹿希无法照顾好家人，可他担心许鹿希一个人会非常孤单。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说再多话都是徒劳，他只能将情绪默默隐藏在心里。

心中思绪混乱，许鹿希和邓稼先一夜无眠。

邓稼先坐上了离去的吉普车，临行前和许鹿希说了最后一句话：“家里的事情我管不了了，都交给你了”。

许鹿希依依不舍地送别丈夫，她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28年。

每每回忆起与邓稼先的从前，她都觉得心像空了一块一般，飘然升空，无法着陆。

她与邓稼先第一次相遇，是在18岁。他们的父亲本是世交，两家经常往来。但由于男女之别，两人从小就没见过面。

那时，许鹿希刚刚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而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助教，恰巧也教他们系的物理。

机缘巧合之下，两人得以熟识。也许是两家父母熟识的缘故，许鹿希与邓稼先交流起来毫无障碍。

两人就像完全吻合的齿轮，若说不是上辈子注定的姻缘都说不过去。

邓稼先快和许鹿希陷入热恋当中。两个独立有思想的青年相结合，是可以做到双方共同进步的。

邓稼先为了学习更为先进的知识，参加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到美国的普渡大学留学去了。

这段生活非常艰苦，美国消费高，邓稼先缺少生活费，每顿饭都吃不饱。然而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不能克服的难题，紧紧巴巴地挤一挤，也能勉强生活下去。

这样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邓稼先头脑灵活，人又聪颖，基础知识也非常牢固，很快就拿到了奖学金。

仅仅一年时间，邓稼先就赚取了足够的学分，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彼时他才26岁，别人都尊称他为“娃娃博士”。

这样的才华放在人才济济的美国也毫不逊色，有关部门很快注意到这个出色的学子，并想用优越的条件和研究环境留下邓稼先。

然而邓稼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一开始便是抱着回报祖国的目的出来学习知识，再大的诱惑也无法留住他。

他的爱人在等待着他，他的祖国也在等待着他。

1950年10月，学成归来的邓稼先回到祖国，受邀投入到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中去。

许鹿希曾表示，她非常欣赏邓稼先对科研的专注和热爱。这也是二人能牢牢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想觉悟站在同一个高度，看到的便是不一样的风景。

在邓稼先回国两年多后，许鹿希终于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两人也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在许鹿希的回忆里，婚后的5年，是她与邓稼先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两人既不会被距离隔开，邓稼先的工作也算不上太忙碌。

那时的邓稼先在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里面聚集了当时所有的物理顶尖人才。尽管科研条件并不算优越，但是并不影响研究。

在那个地方，邓稼先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每日都乐此不疲地与他们交流着学术上的刁钻问题。

有时，邓稼先在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后，会得到一笔不菲的稿费，两人的生活水平还算过得去。

许鹿希给邓稼先生了两个孩子，男孩叫平平，女孩叫典典。邓稼先对于孩子非常疼爱，偶尔会拿一些稿费偷偷给孩子们买玩具。

孩子才刚两岁，邓稼先便给孩子们买了两个小游泳圈，带孩子们到泳池里玩水。

周末，邓稼先夫妇还会带着孩子们到颐和园游湖，孩子们兴奋地趴在船边看着风景，一家人和乐融融好不愉快。

每当看到邓稼先慈爱地对待孩子的模样，许鹿希便觉得世界上不会有比他更好的父亲。

可惜，这样的生活，仅仅只有5年而已。

邓稼先走后，许鹿希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独自照料两个孩子和四个老人。

孩子们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突然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为什么他突然离去。

是不是抛弃了他们和妈妈？

尽管许鹿希曾解释过，邓稼先无法回来的缘由，可孩子们依旧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让他缺席了孩子最需要他的那段成长时光？

有时，一些亲朋好友想找邓稼先，他却一直“避而不见”。这让许鹿希遭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都说邓稼先是攀了高枝，所以瞧不起往日的朋友。

只有许鹿希知道不是，然而她却无法同外人诉说。

那些年，邓稼先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一点消息也没有。学术刊物上再也看不到邓稼先发表的论文。

说难听点，许鹿希的生活和守寡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邓稼先的父亲罹患了肺癌，许鹿希衣不解带地在医院照顾他，陪他走了最后半年的时光。

没多久，邓稼先的母亲也病危，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她恳求地看向许鹿希，她想见自己的儿子最后一面。

这是第一次，许鹿希主动打电话联系了九院的党委书记，邓稼先的母亲病危，请求组织让他回来一趟。

书记只回复：“他现在还不能回去，能回去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去。”他也想让邓稼先能见到自己母亲的最后一面，可是他正在做更重要的事，对全中国都有巨大影响的事。

医院只能用尽一切方法，吊着邓母的命，希望能等到他回来的时候。许鹿希安慰着邓母，她一定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这些年来，所有人都在质疑邓稼先，世界上唯一一个理解他的，只有许鹿希。她对邓稼先的工作自然也是一无所知，可对他的信任、了解，使她一路支撑了下来。

许鹿希知道，邓稼先非池中之物，他是要做大事的人。从决定和他在一起开始，许鹿希就做好了为他的工作牺牲的准备。

邓稼先受苦，她也陪着他受苦。邓稼先不被理解，她也陪着他不被理解。

在一起的时间虽少，他们却是真正的灵魂伴侣。那是他的使命，也是她的使命。

邓母宣布病危后没过几天，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在广播里播出。

1964年10月16日，许鹿希还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做实验，广播里悠悠地传来一条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许鹿希心头一震，她隐约感觉到，邓稼先的“保密工作”，就是研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几十年后，许鹿希的想法得到证实，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替他捏了一把汗。若是没有成功爆炸，他们怎么和全国人民交代？

她始终站在邓稼先的角度上看待所有的事。邓稼先既孤单，也不孤单。他虽然一个人奋斗，但是还有另一个人顶在他的身后。

在消息爆出没多久之后，邓稼先便急匆匆地赶到医院。那时，邓母已经说不出话，也听不到。邓稼先大声地呼喊着母亲，她却没有一丝反应。

当邓稼先握住她的手，邓母才知道，他回来了。邓母想轻轻回握，却没有一丝力气，她只能轻轻地动弹一下，表示她已知道，儿子终于回来了。

那是时隔多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第一次重逢。然而两人却沉浸在邓母逝世的悲痛之中。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邓稼先依旧什么也没和许鹿希透露，她也不问，这是两人间独特的默契。

还来不及陪伴家人，邓稼先又要离开了。研究只是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往后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许鹿希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

作为一个女子，许鹿希实在是太坚强了。她忍受着长时间的孤独、忍受着劳累、忍受着误解，却从没喊过一声累。

若是没有她的存在，邓稼先的家庭也许完全会变得一团糟。

可邓稼先也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周总理说了一句话：“邓颖超是我的妻子，她也是中共中央委员，可是邓颖超跟研制原子弹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告诉她有关的任何信息。”

此话一出，所有人便都心照不宣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邓稼先被迫离开工作基地，因为他患上了直肠癌。

这个病并不算完全不能治，可对邓稼先来说，这就是绝症。

当初在进行核试验时，氢弹从飞机上投下，降落伞却没有打开，直直坠落在地上。

虽没有发生爆炸，可也找不到准确的位置。邓稼先亲自去寻找，用双手将核弹捧了回来。

那可是具有超强放射性的核弹，那一刻，邓稼先的身体受到了巨大无比的伤害。

加上核武器研究多年的累积，邓稼先的身体早已被射线毁坏。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当邓稼先做化疗时，他感受到了剧烈的痛苦。

邓稼先的嘴巴和耳朵里都在冒血，血白球和血小板也马上跌为0，情况不容乐观。

那一年，邓稼先几乎居住在医院里不能外出。他拖着病弱的身体，沉浸在核武器的研究当中。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邓稼先所做的事才得以公开。分别了28年之后，许鹿希和邓稼先再次重逢。

她感动于自己的信任没有被辜负，却也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哀。组织既然放他回来，那么邓稼先应该已经时日无多了。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刊登了邓稼先为“两弹一星”项目作出的巨大贡献。

他几乎牺牲了自己的一生来为国家做奉献，他去世之前，也应该得到正名。

那一天，所有人才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们有些打电话来询问邓稼先的身体情况，有些则为自己当初的鲁莽而道歉。然而再多的歉意，也无法弥补夫妻俩多年来受到的伤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了。

从他去世前一个月开始，他的妻子许鹿希才得以从一些记录中和他人的口中了解他这一生做过的事。

许鹿希对邓稼先是了解的，从邓稼先的一举一动之中，她几乎能猜到他的心思。

做好这个项目，就是邓稼先应该完成的使命。

做了几十年的夫妻，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不过5年。然而这对夫妻的灵魂却有着高度的共鸣，有着对彼此浓浓的爱和理解。

如果说邓稼先这一生奉献给了核弹，那么许鹿希这一生则是奉献给了邓稼先。

许鹿希孤孤零零度过了28年，直到邓稼先去世后，她也没有再改嫁。她余下的生命，也投入到了对邓稼先的研究、怀念当中。

如今，许鹿希依旧住在两人曾经居住过的小房子里，那座小房子只有60平米，狭窄却温馨。

许鹿希的孩子想将她接出去住，她也不愿意。她这一生，注定了要和邓稼先绑在一起。

后来，两个孩子也渐渐地理解了邓稼先离开的原因。从普通人的角度上看，他牺牲了家庭投入到工作，可是从大的层面看，他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奉献了巨大的力量。

尽管对他们来说是遗憾的，可他们也是对父亲抱有崇拜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许鹿希从开始到最后，完全理解邓稼先。

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

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Katherine "Kitty" Oppenheimer，婚前姓氏为普宁（Puening）；1910年8月8日—1972年10月27日）是一名德裔美国生物学家、植物学家，也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她是社会运动家乔·达莱特（Joe Dallet）的普通法妻子，之后成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妻子，奥本海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管。

早年

凯瑟琳·“基蒂”·维塞林·普宁于1910年8月8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威斯特法伦省的雷克灵豪森。她是弗朗茨·普宁（Franz Puening）和凯特·维塞林（Käthe Vissering）的独生女。虽然她声称她的父亲是一位王子，母亲与维多利亚女王有关，但这并不是真实的。事实上，普宁的母亲是威廉·凯特尔的表亲，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纳粹德国陆军的元帅，并于1946年被绞刑处决。

1913年5月14日，普宁随家人乘坐凯撒·威廉大帝号来到美国。由于她的父亲是一名冶金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新型高炉，因而在匹兹堡的一家钢铁公司找到了工作，普宁的家人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阿斯宾沃尔附近的一个郊区。尽管他的第一语言是德语，但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说英语，并且两种语言都没有口音。她的父母经常带她在夏季回到德国旅行。

1928年6月，普宁从阿斯宾沃尔高中毕业后，进入匹兹堡大学就读。她修读了数学、生物学和化学等大一课程，并在家里住宿。她的父亲在科普斯公司工作，并持有高炉设计的专利。普宁说服父母让她去德国学习，于是在1930年3月前往欧洲。她在巴黎认识了一名美国人弗兰克·拉姆赛尔，后者在娜迪亚·布朗热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然后于5月19日返回美国。

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位课程后，普宁于1932年12月24日与拉姆赛尔结婚，在匹兹堡的太平绅士处举行婚礼。两人搬到哈佛大学附近的一个公寓，拉姆赛尔希望在那里攻读硕士学位。1933年1月，普宁重新报名就读匹兹堡大学，并回到阿斯宾沃尔的家中居住。1933年6月，普宁与丈夫一起再次前往欧洲。然而，回国后他注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并没有完成任何课程的记录。1933年12月20日，普宁在威斯康星州高级法院宣告婚姻无效。她后来告诉朋友她发现了拉姆赛尔同性恋和吸毒成瘾的证据，为此还进行了堕胎手术。

共产主义

在1934年的新年派对上，普宁遇到了来自纽约长岛的富商之子小约瑟夫·达莱特。他曾就读于达特茅斯学院，但在1927年发生的萨柯-梵则蒂案后，他变得激进，并于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他还参与了1930年3月6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失业日抗议活动，该活动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在他们相遇时，他正在俄亥俄州杨斯敦担任钢铁工人的工会组织者，并曾在共产党的选举名单上竞选杨斯敦市长，但未当选。

此时，普宁的父母已搬到伦敦西南部的克莱盖特，他的父亲代表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公司在当地经商。在1934年8月3日从欧洲探亲回到美国后，普宁搬到达莱特那里成为他的普通法妻子。他们两人住在一个每月5美元的破旧寄宿所房间里。另外，当时格斯·霍尔和约翰·盖茨也住在同一层楼。他们平时靠救济金生活，每人每月得到12.5美元。作为一名党员的妻子，普宁被也允许加入共产党，但必须通过在街上兜售《每日工人报》来证明她的忠诚。每周她要交纳10美分的党费。

1936年6月，他们分开了，普宁回到克莱盖特与父母住在一起，并在那里担任德语及英语的翻译工作。在这段时间普宁并未收到达莱特的消息，直到他发现他的母亲一直隐藏着达莱特寄给他的信件。根据普宁的朋友安妮·威尔逊的回忆道：“他是一个真正的恶龙，一位非常压抑的女人。有一天，他在一艘横越大西洋的船上突然消失了，而且没有人想念他。这一切都说明了她的本性。”

达莱特最后一封信中写着，他目前正在乘坐玛丽皇后号前往西班牙，加入在西班牙内战中作战的国际纵队。普宁与达莱特和他最好的朋友史蒂夫·纳尔逊在舍嫩堡相相聚，并一起前往巴黎。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后，普宁返回伦敦，而达莱特和纳尔逊则向南走，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加入了由美国和加拿大志愿者组成的麦肯齐-帕皮诺营部队。

普宁希望能够加入达莱特在西班牙的行列，最终获得了许可。然而，她前往西班牙的行程因为1937年8月26日的一次手术而延迟，当初被误认为是阑尾炎，但后来确定是卵巢囊肿，这些囊肿在被德国医生切除后，普宁只能返回英国休养。在她出发前往西班牙之前，她得知达莱特于1937年10月17日战死的消息。他给普宁的信后来于1938年被出版成《西班牙信》（Letters from Spain by Joe Dallet, American Volunteer, to his Wife）。

普宁前往巴黎会见纳尔逊，他于1937年8月受伤，然后两人一起回到纽约，普宁住在纳尔逊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在布鲁克林的家中两个月。然后前往费城见她的朋友齐尔玛·贝克，贝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癌症研究所工作。普宁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注册学习，并在那里遇到一名拥有牛津大学学位的医生和医学研究员理查德·斯图尔特·哈里森（Richard Harrison），他当时正在完成于美国的实习。最终两人于1938年11月23日结婚。

奥本海默的情史

哈里森后来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进行住院医师培训，而普宁则留在费城完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植物学学士学位，并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奖学金。1939年6月，凯瑟琳和哈里森搬到帕萨迪纳，凯瑟琳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她与物理学家查尔斯·劳里森合作。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X射线实验室同时用于物理学研究和实验性的癌症治疗研究。

1939年8月，劳里森和他的妻子西格莉德举办了一个花园派对，基蒂在那里遇见了罗伯特·奥本海默。不久之后，他们开始发展一段浪漫的关系。常一起搭乘轿车出现在城里。自从与长期女友琼·塔特洛克分手后，奥本海默曾与几位女性约会，其中一些人已婚，包括基蒂·哈里森。在圣诞节期间，基蒂曾自前往伯克利与奥本海默共度时光。他的朋友哈肯·雪瓦利耶在一场晚宴上与基蒂相识，这场晚宴是为奥本海默的前女友钢琴家艾丝特尔·简（Estelle Caen）举办的。

奥本海默邀请哈里森和基蒂一起度假到他在新墨西哥州的农场佩罗卡连特牧场。由于哈里森忙于研究，婉拒了邀请，但基蒂接受了。罗伯特·瑟伯尔和他的妻子夏洛特·瑟伯尔在帕萨迪纳接走了基蒂，然后他们一起前往牧场与奥本海默、他的兄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和他的妻子杰基会面。1938年，塞伯一家曾在费城的夏洛特父母家与基蒂会见过。

奥本海默喜欢骑马穿越桑格雷克里斯托山脉的松树和桦树森林和花卉，并且只携带极少的食物和装备露营。基蒂的骑马能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还一起骑马去洛斯巴诺斯与他的朋友凯蒂·佩奇（Katy Page）见面，并在新墨西哥州住了一晚。第二天，佩奇骑着他的栗色马回到牧场，归还基蒂留在奥本海默枕头下的睡袍。

后来，基蒂向安妮·威尔逊透露他怀了罗伯特的孩子，于是她提出与哈里森离婚的要求，但哈里森未答应。1940年9月，奥本海默打电话给哈里森，告诉他这个喜讯，他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基蒂离婚，这样她就可以嫁给罗伯特。不久之后，奥本海默与纳尔逊一同登台为西班牙内战难民筹款，并向他透露自己已与基蒂订婚的消息。当时纳尔逊的妻子也怀孕了，纳尔逊夫妻后来在1940年11月生下女儿达莱特，这个名字是纪念基蒂的前情人达莱特。

为了办理即时离婚，基蒂搬到内华达州雷诺待了六个星期以符合该州的居住要求。离婚程序于1940年11月1日正式完成，隔天，基蒂和奥本海默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举行了民事婚礼，法院的清洁工和书记作为证人。

曼哈顿计划

基蒂在1941年5月生下两人的第一个儿子彼得（Peter），那时奥本海默正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常规课程。当他们回到伯克利时，他在一鹰山买了一间可以俯瞰金门大桥的新房子。基蒂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实验室助理。他们把彼得托付给雪瓦利耶和一位德国保姆照顾，然后前往佩罗卡连特牧场过暑假。但此次度假之旅不如人意，奥本海默被马踩伤，而基蒂在他们的凯迪拉克敞篷车中遭遇事故受伤。1941年12月，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本海默开始参与曼哈顿计划并招募人员。其中，瑟伯尔家族是最早参与的一组，他们搬进了位于一鹰山车库上方的公寓。

凯瑟琳·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证件照，摄于1944年

1943年3月16日，奥本海默夫妻俩搭火车前往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当月底，他们搬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住进曾经是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的建筑中。这个地区被居民称为“小山”（the Hill），而曼哈顿计划称之为地点Y。奥本海默成为Y计划的主管。基蒂不再担任指挥官妻子的角色，此职位由罗伯特的副官、海军上校威廉·S·帕森斯的妻子玛莎·帕森斯接手。基蒂则利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健康小组中协助主管路易斯·亨佩尔曼进行血液测试，评估辐射的危险性。

1944年，基蒂再次怀孕。并于12月7日在新墨西哥州罗沙拉摩尔斯生下一个女儿凯瑟琳（Katherine）。但平时大家都叫她小名托妮（Toni）。和其他战时出生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婴儿一样，托妮的出生证明上将出生地点写成P.O. Box 1663。1945年4月，基蒂因为洛斯阿拉莫斯陷入孤立而感到沮丧，他将托妮交给物理学家拉比·谢尔的妻子帕特·谢尔照顾；在此前，帕特一家的儿子迈克尔因婴儿猝死症而逝世，基蒂随后带着彼得回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与她的父母生活。然后在1945年7月回到洛斯阿拉莫斯。

1963 年 12 月 2 日，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左）、他的儿子彼得（中）和他的妻子凯瑟琳（右）在白宫参加奥本海默获得恩里科·费米科学奖的仪式。图片来源：美联社

晚年及逝世

1945年8月战争结束后，奥本海默成为名人，而基蒂则陷入酗酒的困境。她因多次骨折需要治疗，原因是她常因醉酒跌倒或发生车祸。同年11月，奥本海默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己已无心教学。1947年，他应刘易斯·斯特劳斯的邀请到新泽西州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这份工作提供免租住宿，一座有十间卧室的17世纪庄园，四周被265英亩（约107公顷）的森林所环绕。

奥本海默为基蒂建了一座温室，他在那里种植兰花；为了基蒂的生日，奥本海默甚至从夏威夷群岛运来稀有品种。这座庄园有时被称为“波旁庄园”，因为基蒂和罗伯特喜欢保持酒柜充足，并喜欢像他们那一代人一样，在鸡尾酒时间享用马提尼酒、曼哈顿酒、老时代酒和高球酒。两人还喜欢吸烟，但基蒂因长时间床上吸烟过多，加上饮酒，导致她的床上有许多洞，甚至引发过一次火灾。她有时还会过量服用药物，并因胰腺炎而遭受腹痛。这些疼痛经常引发她的暴躁和怒火。

1952年，托妮感染小儿麻痹，医生建议前往更温暖的气候可能有助于她的康复。奥本海默一家因而前往加勒比海租了一艘72英尺（22米）的大帆船度假。而夫妻两人也因而发现对帆船的共同爱好，托妮也很快康复了。自从1954年起，奥本海默一家每年都在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圣约翰岛上居住数月。最终在那里建立了一所海滨别墅。

1967年1月6日，罗伯特被诊断出患有无法进行手术治疗的癌症，在同年2月18日过世。基蒂将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装入瓮中带到圣约翰岛，在海滩小屋前扔进海中。之后，基蒂和罗伯特·瑟伯尔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早先瑟伯尔的妻子夏洛特则在1967年5月自杀。基蒂说服他买下一艘52英尺（16米）的尖顶艇，在从纽约到格林纳达的航行中，两人共同展开了新的航程。

1972，基蒂因生病被送往戈加斯医院治疗，并在1972年10月27日因肺栓塞去世。瑟伯尔和托妮将他的遗体火化，并将其骨灰撒在大海。

石膏模型、马提尼酒杯、盆栽兰花：凯蒂·奥本海默的一生

基蒂·奥本海默与丈夫和孩子

如果基蒂·奥本海默像玛丽·托德·林肯、二战海报女郎或泰坦尼克号上的女士一样被塑造成纸娃娃，她的服装和道具可能包括：

• 靴子、马裤、一匹漂亮的马

14 岁时，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阿斯平沃尔的德国出生的基蒂·普宁已经成为一名技艺精湛且无所畏惧的马术运动员。

• 每日工人

象征着她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在俄亥俄州扬斯敦兜售党员副本的职责。

• 香烟（包装或纸盒装）

从头到尾，尼古丁的辅助品，帮助度过艰难的日子。

• 牛仔裤和 Brooks Brothers 衬衫

在新墨西哥州台地两年零四个月的驻扎期间，她每天都穿着这件衣服。

• 蓝色凯迪拉克

注意我和丈夫奥皮在洛斯阿拉莫斯共用的车。

• 马提尼酒杯

—还有一个备用的，用来盖住破损。

• 石膏模型、拐杖

用来治疗多次绊倒和摔倒造成的后果。

• 黑色西装、黑色帽子、白色手套

用于严肃的场合，例如 1963 年白宫的仪式，作为补偿，她受到政治迫害的丈夫获得了费米奖，以表彰他对科学的贡献。

• 盆栽兰花

这是她在普林斯顿温室的产物，也是她从未成为专业植物学家的申诉信物。

• 航海服、太阳镜

J. Robert Oppenheimer 的妻子 Katherine 站在女儿 Katherine 旁边，俯瞰着中庭，儿子 Peter 正在向人们展示一些有趣的东西。（图片来源： 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J. Robert Oppenheimer de qīzi Katherine zhàn zài nǚ'

用于那些欢乐的场合，当时奥本海默夫妇逃离物理和政治，从美属维尔京群岛圣约翰的第二故乡走向大海；代表奥本海默寡妇在她已故丈夫最好的朋友罗伯特·塞伯的陪伴下驾驶她 52 英尺长的双桅帆船 Moonraker 时不变的着装。

除了纸娃娃效果之外，可能还会有一块颈牌，上面写着“妻子”，因为如果凯瑟琳·普宁·拉姆塞耶·达莱特·哈里森·奥本海默没有在她的第四次婚姻冒险中成为被认为是“原子弹之父”的理论物理学家的配偶，很少有人会认出她的名字，或者有机会作为读者假设他们理解后人记录的她独特个性的起伏。

在更友善的对待中，凯蒂·奥本海默被认为是一个不快乐、不满足的女人。善意的人不会占上风。总的来说，那些崇敬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人对凯蒂的看法要差得多。对于那些认为奥皮是一个受折磨的圣人的人来说，凯蒂没有达到标准。在他们看来，凯蒂对奥本海默来说，与其说是帮手，不如说是害人，她的行为和要求进一步加重了奥本海默已经不堪重负的身体、聪明的头脑和敏感的天性。她没有给奥本海默带来家庭上的安慰，反而带来了混乱。她还存在其他缺点：反复无常、傲慢自私、酗酒。她是个坏母亲，坏女儿。她言辞尖刻。她滥用友谊。她永远离不开男人。她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因此在奥本海默夫妇的关系中，她这位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伴侣的职业生涯和工作效率都受到了威胁。总而言之：她不是他们的罗伯特应得的人生伴侣。另一方面，凯蒂的少数辩护者认为她活泼、机智、聪明——是一个有趣的女孩。双方都同意的事情：基蒂对奥本海默的至高无上的忠诚，在原子能委员会殴打她的丈夫并吊销他的安全许可期间她表现出的强烈忠诚和支持，以及她对所有参与奥本海默被打倒的人的深切仇恨，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因为在任何汇编中总会有少数人的意见，代表那些同样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人，数学家米尔德里德·戈德伯格称奥本海默是“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他不得不嫁给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曼哈顿计划之声》）。

但在罗伯特和凯蒂结成联盟来辩护或贬低她们之前，凯蒂是独生女，还是一名女学生，凯蒂曾有过一、二、三次婚姻。1912 年或 1913 年（说法不一），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凯蒂随工程师父亲弗朗茨和母亲凯特·维塞林·普宁乘船横渡大西洋。留下的亲戚有凯特的姐姐希尔德，她后来在纳粹宣传片上工作，还有远房堂兄威廉·凯特尔，他后来领导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一直是一个狂热的希特勒分子。凯蒂的直系亲属三人因机会原因移民到美国。作为新型高炉的发明者，弗朗茨相信自己会在美国发财致富，并真的做到了，他先是在匹兹堡的一家化学和材料公司 Koppers 工作。在匹兹堡郊区阿斯平沃尔，年轻的凯蒂轻松地掌握了第二语言，参加了马术比赛，在社交和学业上都取得了成功，并经常和父母一起回到欧洲，她是一个国际化的孩子。评论家们对哪位父母向凯蒂讲述了她的皇室血统存在分歧；这些评论家对这一说法的合法性也存在分歧。无论如何，凯蒂·普宁在成年后相信自己是贵族血统，而且各方面都很特别。1928 年，她进入匹兹堡大学，但仍然住在家里。无聊或焦躁不安，或两者兼而有之，她说服父母在 1930 年资助她独自去欧洲旅行，在那里她可能继续学业（说法不一），也可能没有继续学业，并遇到了她的第一个新郎：哈佛毕业生、爵士乐爱好者、音乐家弗兰克·拉姆塞耶。他们在巴黎的旋风式恋情以旋风式离婚告终。在读了新丈夫的日记后，基蒂认定自己嫁给了一个吸毒成瘾的同性恋者，于是赶紧脱离了婚姻。回到匹兹堡后，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达特茅斯辍学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乔·达莱特，一位英俊、喜欢引用诗歌的工会组织者，根据传记作者雪莉·斯特雷辛斯基和帕特里夏·克劳斯的说法，基蒂立刻对他产生了“敬畏”的感觉，并且“立刻……被一些让女人对男人无法抗拒的东西所吸引”。如果在他们关系的开始阶段，达莱特也感到同样着迷，那么他很好地隐藏了这种情绪。他在 1934 年写给母亲的信中（在母亲询问后）对基蒂的性格进行了冷静的概述：“头脑很好。桥牌打得好。身材有点瘦小，但匀称。体重约 112 磅”（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原子爱情故事》）。作为达莱特的合法妻子，或者按照 FBI 的说法，是同居妻子，凯蒂与达莱特在俄亥俄州的一所寄宿公寓里住了两年，接受了达莱特的政治观点，加入了共产党，在工厂门口和街头散发宣传品，教工人英语，还担任达莱特的跑腿。后来，她厌倦了这种安排，向达莱特和他们的同志史蒂夫·尼尔森宣布，她“再也不能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了”。她的父母搬到了英国，她也和他们一起搬到了那里。虽然她已经结束了这段关系，但她并没有就此罢休。达莱特也没有。他寄来了很多封信，有一段时间，凯蒂成功拦截了这些信。 （据 Jennet Conant 在 109 East Palace 报道，Oppie 的秘书之一 Anne Wilson 并不是 Kitty 的忠实粉丝，她对 Kaethe 的评价更糟糕：“她是个真正的恶棍，一个非常冷酷无情、专制的女人。”）发现母亲的干涉后，Kitty 非常愤怒，于是选择回到乔身边。在巴黎短暂相聚后，他离开去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离别让他更加思念。“每次在队伍中看到法西斯分子，我都确信如果我对自己说：‘那个混蛋想让你远离 Kitty。’我会更有效率。所以我会说出来并做好我的工作”（西班牙来信，1937 年 5 月 18 日）。Kitty 打算加入他的行列，这是计划中的一项，这时 Dallet 被杀了。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报道称，基蒂曾告诉未透露姓名的“朋友……她永远不会停止爱乔”。传记作者康纳特提供了一位具体消息来源，即基蒂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酒友雪莉·巴内特。巴内特认为，达莱特“是她一生的挚爱”，他的死让基蒂“一直无法释怀”。也许有人会说，乔·达莱特之于基蒂，就如同吉恩·塔特洛克（一位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共产党员）之于奥比：这份爱已经失去或被夺走：达莱特因战争而失去，塔特洛克因自杀性抑郁症而失去。

达莱特去世后，凯蒂回到了美国。她终于可以完成本科学位了——这次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当斯图尔特·哈里森路过时，她与牛津大学毕业生、放射科医生、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员斯图尔特·哈里森重逢。哈里森向她求婚，28 岁的凯蒂进行了谈判。如果哈里森同意她在读本科期间留在宾夕法尼亚州，然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她就同意再次改名。哈里森接受了凯蒂的条件，在这场不幸的婚姻的前六个月里，凯蒂与妻子分居。按照商定的计划，凯蒂一到加州就进入了研究生院。哈里森的朋友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这位新妻子，于是在八月举办了一场花园派对。在那里，在帕萨迪纳明媚的阳光下，凯蒂遇到了她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丈夫，他身材高大、身材苗条，是一位天才物理学家，在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双教授，他拥有如此个人魅力和吸引力，以至于“男人、女人，几乎所有人”，用他在伯克利的同事哈罗德·切尔尼斯的话来说，“都爱上了他”（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哈里森夫人也爱上了他，她的博士学位目标被永远搁置了。

关于凯蒂和奥比的快速恋情、凯蒂怀孕、她在里诺与哈里森离婚以及与奥比同一天交换“我愿意”的描述，从明智（“显然，两人的关系是立即而激烈的。”——传记作者理查德·罗德斯）到恼怒（“这是一场糟糕、愚蠢的婚姻……我认为他对女人的品味不太好。”——奥比的另一位秘书普里西拉·格林）到性别歧视（即，一个狡猾女人的成功操纵）。“人们，”传记作者康纳特写道，“被凯蒂更严厉地评判……因为她挡住了奥比的路，强迫他结婚”（东宫 109 号）。在奥本海默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中，凯·伯德和马丁·舍温描述了凯蒂追求的对象——也以得心应手而闻名——打电话给斯图尔特·哈里森宣布凯蒂怀孕的消息，并在聊天结束时让哈里森承诺“与凯蒂离婚”，这样奥皮“就可以娶她了。一切都很文明。”也许很文明，但没有抗议？康纳特在《109 East Palace》报道说，哈里森担心“离婚可能会毁掉一位冉冉升起的医生”，这表明他的职业偏好，如果不是个人偏好，可能是拖延时间。无论过程顺利还是坎坷，凯蒂还是再次离婚了。在仅仅几个小时的单身生活之后，她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城的法院里嫁给了她愿意相守一生的男人，无论好坏（美国英雄）他们的结婚誓言在法院管理员和当地书记员的见证下宣读，凯蒂的孕肚骄傲地展示着（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

在他们位于伯克利山鹰山 1 号的第一个共同住宅中，凯蒂开始扮演学术明星妻子的角色，她为丈夫的地位和成功而激动，但对做母亲的角色却不那么兴奋。彼得·奥本海默出生于 1941 年，不是父母生活的中心。这对新婚夫妇经常招待客人，而且招待得很好，晚餐前他们会喝一轮罗伯特酿造的烈性马提尼酒。几位传记作者都对凯蒂和罗伯特的烹饪天赋赞不绝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开心地离开餐桌。在《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妙事情：弗兰克·奥本海默和他的惊人探索博物馆》一书中，K.C. 科尔记录了弗兰克的妻子抱怨她姐夫的晚餐“总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奥本海默夫妇的妻子关系并不融洽。和她的丈夫一样，杰基·奥本海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基蒂的“贵族自命不凡”让她很生气（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在《罗伯特·奥本海默、冷战和原子西部》中，乔恩·亨纳重述了杰基的长篇大论：“基蒂是个阴谋家……她是个骗子。她所有的政治信念都是假的，她所有的想法都是借来的。”对于那些仍然不相信的人，基蒂的嫂子又一次批评她：“她是我一生中认识的少数真正邪恶的人之一。”

在鹰山，奥本海默夫妇接待了史蒂夫·尼尔森这样的客人——乔·达莱特的同志、基蒂的朋友，很快成为奥皮的朋友。他们为各种“左翼”事业做出了贡献，包括援助加州的移民工人。他们受到美国政府的监视，罗伯特继续拜访吉恩·塔特洛克——据罗伯特·塞伯 (Robert Serber)（“曼哈顿计划之声”）称，基蒂知情，甚至热情同意。奥比还与临床心理学家露丝·托尔曼（她的朋友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理查德·托尔曼的妻子）保持着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所说的“亲密的情感联系”——其他传记作者则称之为婚外情。尽管必须分享丈夫的爱，但基蒂这一次似乎相对满足。当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打来电话时，尽管奥比有共产党员关系，但她确信奥比是指导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制原子弹的最佳人选，基蒂与丈夫有着同样的热情和雄心，为奥比声望的回升和登上世界舞台而感到高兴。至于军事基地的住宿条件，他们不是一直都喜欢住在奥皮在佩科斯山的简陋小屋里吗？距离他们现在称之为家的台地不远，距离乌鸦飞得也不远。住在洛斯阿拉莫斯能有多糟糕？

已经占据了即将成为绝密地点的洛斯阿拉莫斯牧场学校，该学校成立于 1917 年，旨在让富有而脆弱的男孩变得坚强，就像罗伯特·奥本海默曾经的富有而脆弱的男孩一样。在美国政府征用学校及其财产的十二年前，15 岁的威廉·巴勒斯是被要求全年穿短裤、徒步旅行、露营、修建小径、打扫房间和整理床铺的学生之一，学费为每年 2,400 美元。巴勒斯对该机构的不满出现在他的散文集《加法机》中：

在遥远而高高的台地山顶上，我被迫成为一名童子军，吃掉盘子里的所有东西，早餐前锻炼身体，在零度天气下睡在门廊上，整个下午都呆在外面，每周两次骑一匹闷闷不乐、恶毒、顽劣的马，周六一整天……我总是觉得冷，讨厌我的马。

随后，巴勒斯开始痛恨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来自巴勒斯家乡的那个下令部署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果的人。

1943 年 4 月，主任一家搬进了他们 1945 年 10 月前居住的那栋木屋和石头小屋，即之前分配给牧场学校教员的 Master’s Cottage #2，陆军将其改名为 T-111。为了“促进主任的社会角色”，陆军工程兵团略微扩大了原有的 1,200 平方英尺的房子，增加了一个新厨房，并将旧厨房改建成餐厅（“J. Robert Oppenheimer 故居历史结构报告”）。奥本海默一家粉刷了墙壁，并像他们在伯克利所做的那样，在普林斯顿也采取了“少即是多”的装饰方法。在奥本海默夫妇的密友兼医生路易斯·亨普尔曼看来，“他们所有的地方都很简朴。他们两人都有着非凡的品味，他们拥有非凡的东西，但（他们的家）却简朴到了极致”（《曼哈顿计划之声》）。在 T-111 鸡尾酒会上，就像在台地的其他地方一样，由于台地海拔 7,500 英尺，饮酒者会更快醉倒。

洛斯阿拉莫斯的限制和限制，构成了 Kitty 大部分负面新闻的背景。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的妻子艾米丽·莫里森回忆道，Kitty“会挑选一只宠物，一个妻子，对她特别友好，然后无缘无故地抛弃她”。“她可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人，但她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人”（康纳特）。传记作者康纳特称，基蒂并不喜欢“偏僻军营里那种小镇的俱乐部氛围”。基蒂和奥皮带了马，基蒂经常骑马，但与心事重重、工作过度的丈夫在一起时，她骑马的次数并不多。她有空闲时间——太多了。无聊、孤独或焦躁不安——或者三者兼而有之——基蒂无视汽油配给法令，开着一辆皮卡逃离了洛斯阿拉莫斯，沿着蜿蜒的山路全速驶向圣达菲，单程 35 英里。目的地：La Fonda 酒店酒吧。

理论上看似伟大的冒险，但日复一日的挑战却不断。台地上水资源稀缺，电力供应不稳定。小卖部储存的水果和蔬菜不够新鲜。该项目的保密性意味着丈夫不能和妻子谈论他们的工作，妻子不能向亲戚透露他们住在哪里。外人不得访问“山丘”。所有邮件都受到审查。凯蒂远不是唯一一个感到被围困并努力适应的妻子。简·威尔逊在她合编的《坚守和努力：战时洛斯阿拉莫斯的妇女》一书中的文章中，揭露了这种情况：

在新墨西哥州的山区，妇女们老了。我们一天天老去……我们几乎没有过去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便利。没有邮递员、没有送牛奶的人、没有洗衣工、没有报童敲门……一切都必须向保安报告。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就像住在监狱里。

喝醉后，凯蒂会“向其他女人透露她性生活的极其私密的细节”，包括她如何“教”丈夫前戏的艺术，鼓励他把性爱当作“乐趣”（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在做爱或只是做爱时享受乐趣后，奥本海默夫妇和许多被关在山上的夫妇一样，在战时怀上了一个孩子。凯瑟琳，又名托尼，于 1944 年 12 月出生于洛斯阿拉莫斯医院。在生下两个孩子后，凯蒂表现出产后抑郁症的症状。根据哈康·舍瓦利埃（“曼哈顿计划之声”）的说法，在伯克利，凯蒂怀彼得时经历了“糟糕的怀孕和分娩”，这让她“精疲力竭”。舍瓦利埃在他的《友谊的故事》一书中提供了更多细节：奥皮“觉得凯蒂非常需要彻底休息”，在罗伯特的新墨西哥牧场 Perro Caliente。在奥本海默夫妇聘请的一名护士的帮助下，谢瓦利埃夫妇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照顾婴儿彼得。托尼在洛斯阿拉莫斯出生后，基蒂也努力恢复平衡。“儿科医生的妻子来看望她，对基蒂的倦怠感到震惊。家里似乎一片沉闷，”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报道说。“基蒂整天都拉上窗帘，躺在沙发上。”最终，基蒂带着彼得去了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父母家。在基蒂不在的三个月里，托尼和另一位洛斯阿拉莫斯的妻子和母亲帕特·谢尔住在一起并由她照顾。罗伯特去看望女儿时问谢尔是否愿意收养托尼；谢尔惊慌失措地拒绝了。在奥本海默夫妇后来的熟人罗伯特·斯特伦斯基看来：“我认为，作为罗伯特和基蒂·奥本海默的孩子，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之一”（亨纳）。

战争结束后，罗伯特不愿再回去教书，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一家人、马和狗搬到了一座三层楼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子里，房子里有花园，被称为“老庄园”，离罗伯特的新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奥本海默同时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反对制造氢弹，支持国际军备控制，因此与那些认为核弹越多越好的人越来越不和。尽管受到某些科学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喜爱，但另一群人（J. 埃德加·胡佛、刘易斯·施特劳斯等人）对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信仰感到愤怒，对他的个人傲慢感到不满，于是结成了敌对集团，最终导致这位前绝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凯蒂拄着拐杖，与丈夫及其律师一起出席了安全听证会的第一天上午会议，她的“脸上因最近爆发的麻疹而布满斑点”（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此后，她只允许作为证人出席听证会。小组主席戈登·格雷问她：“奥本海默夫人，您是如何脱离共产党的？”凯蒂回答：“走开。”当被问及为什么她继续与共产党员在一起时，凯蒂回答说：“我离开了共产党。我并没有就这样抛弃过去和友谊。”这场友谊讲座未能说服小组成员，但却在听证会外为她赢得了分数。在这段长期紧张的现实生活中，凯蒂一反常态地赢得了奥本海默圈子里的称赞。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弗里曼·戴森将她描述为“我们的坚强后盾，就像她对罗伯特一样”（亨纳）。物理学家鲁道夫·佩尔斯 (Rudolf Peierls) 将她描述为“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尤其是在“面对敌人”时（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

这是公众形象。私下里，基蒂的身体状况很糟糕，而且越来越糟。她酗酒，经常受伤。由于胰腺炎几乎一直疼痛，她服用大量药物——为了止痛和睡眠。她拿着点燃的香烟打瞌睡，把床单和睡衣烧破了，据奥本海默的普林斯顿秘书维尔纳·霍布森 (Verna Hobson) 说，她至少有一次放火烧了房子。然而，“如果有某种理由”这样做，霍布森继续说，“我看到她振作起来，而你不相信她可能做到”（“曼哈顿计划的声音”）。基蒂无法做到的是，无论是醉酒还是清醒，推翻安全小组的决定或振作她沮丧的配偶的精神。听证会让奥本海默夫妇感到愤怒和深深的痛苦。做出这些反应的并非只有他们。

他们的休憩地是圣约翰岛，1957 年，他们在霍克斯内斯特湾外的两英亩土地上建造了一座简朴的海滨别墅，这块地是从罗伯特和南希·吉布尼手中买来的。奥本海默一家在那里游泳、钓鱼、航行、赤脚行走，试图忘记不久前的往事。在圣约翰，凯蒂在种植兰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讨好吉布尼邻居方面却没那么成功。和许多前辈一样，南希·吉布尼最初喜欢罗伯特，但不喜欢他的妻子。时间和距离扭转了这种偏好。“我开始对凯蒂产生了一种偷偷摸摸的喜爱和尊重，”吉布尼坦言。“在她最糟糕的时候，她绝对没有诡计，勇敢得像一头小狮子，对自己的团队非常忠诚。”吉布尼最终认为，罗伯特·奥本海默是“狡猾的人”（伯德和舍温）。

根据进化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奥本海默的这个阶段，他可能在讨好一位虔诚的学生的同时，对妻子表现出嘲讽般的残忍。1955 年，在奥本海默的春假期间，马古利斯在一次朝圣之旅中突然出现在奥尔登庄园。尽管凯蒂明显不高兴，罗伯特还是坚持让马古利斯陪同他们一家四口去城里旅行，然后回到家里，在那里他展示了他的艺术收藏，并责备他“守口如瓶”的妻子“不太有趣”。马古利斯详细描述了奥皮的娱乐方式，包括握住客人的手，“深情地……用他忧郁的蓝眼睛”凝视着她——这些特别的关注让马古利斯“兴奋不已”，感觉“陶醉在奥皮博士和春天的气息中”。尽管马古利斯的《与罗伯特·奥本海默共度周日早晨》是以非虚构形式出版的，但这次邂逅却带有独幕剧的元素：占有欲极强的妻子、消极好斗的丈夫、不速之客的到来。

当奥本海默的首个舞台作品问世时，他还活着，他威胁要起诉剧作家海纳·基普哈特，指控他于 1964 年创作了戏剧《J. 罗伯特·奥本海默案》。尽管这部戏剧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观众也“被基普哈特对奥本海默的刻画迷住了，他把奥本海默描绘得瘦弱无力，站在原告面前，就像现代伽利略一样”，但奥皮非常不喜欢这部戏剧（伯德和舍温）。他怒气冲冲地说，听证会并不是基普哈特所呈现的悲剧，而是闹剧。

迄今为止，舞台和银幕上对基蒂的刻画都只是低级配角的刻画。在所有作品中，她都无法与联合主演相提并论。在卡森·克雷泽的戏剧《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情歌》中，基蒂和吉恩·塔特洛克的光芒都被“前圣经时代的恶魔/第一女性”莉莉丝所掩盖，而莉莉丝只有奥本海默才能看到。在汤姆·莫顿-史密斯的戏剧《奥本海默》中，基蒂喝酒（基蒂角色总是喝酒），在帕萨迪纳花园派对上为奥比表演，给他端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作为一个初为人母的母亲，她抱怨道：“我身上有病味、变质的牛奶味和婴儿屎味。”至于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和剧本作家彼得·塞拉斯为什么让基蒂在歌剧《原子博士》中演唱穆里尔·鲁凯泽的诗歌，原因是缺乏。亚当斯解释说，这些诗不是基蒂可以借鉴的“名言”（《曼哈顿计划之声》）。

BBC 的七集连续剧《奥本海默》中，由萨姆·沃特森饰演奥比，由贾娜·谢尔顿饰演的凯蒂则显得更加泼辣。和其他角色一样，凯蒂几乎每场戏都是手里拿着饮料——通常是饮料和香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的手才会放在方向盘上。剧本淡化了奥比众所周知的不耐烦和优越感；凯蒂填补了这一空白，称格罗夫斯将军为“肥胖的白痴”，称爱德华·特勒为“怪胎”。当曼哈顿计划安全负责人约翰·兰斯代尔中校询问凯蒂的共产主义过去时，她适时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吓唬我们。”但这些才是亮点。除此之外，凯蒂这个角色还会斥责帮手，与奥皮的律师争吵，喝酒越来越多，但享受​​得却越来越少，并被嫂子杰基总结为“和往常一样的不开心的婊子”。

尽管凯蒂的父母住在普林斯顿，离奥本海默一家只有一小时车程，但凯蒂很少见到他们。父母和女儿之间又出现了裂痕。弗朗兹于 1955 年去世。1956 年，凯蒂决定回到德国和姐姐希尔德住在一起，并预订了挪威货轮康科迪亚峡湾号的船票。在过境时，她脱光衣服，把一把椅子放在舷窗下面，然后爬了出来。她的尸体从未被发现。尽管航海日志中记录了证据，美国国务院也得出了自杀的结论，但希尔德还是坚信姐姐的死是一场意外，而凯蒂在写给她姑姑的电报中假装同意这一说法，该电报被转载到《原子爱情故事》中：

我相信你说得对，那是一场意外。你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不应该让这件事折磨你。妈妈把剩下的所有东西都给了你，大约 9,000 美元和她的衣服。我原本希望你最终能得到一切，现在一切都成真了。

在家附近，凯蒂一定认为，考虑到她自己的健康状况，奥比会比她活得更久。1966 年 1 月，他的喉咙被发现有恶性肿瘤。尽管进行了手术和放射治疗，但癌症一年后复发，这次无法手术。为了遵从罗伯特的意愿，凯蒂将他的骨灰撒在霍克斯内斯特湾，就在他们海滨别墅的视线范围内。 “在奥皮死后一两年内”，传记作者伯德和舍温写道，他们似乎对确定具体时间不感兴趣，书的重点也转移了，“凯蒂开始和罗伯特的密友兼前学生鲍勃·塞伯尔同居。” 传记作者斯特雷辛斯基和克劳斯这样介绍凯蒂/塞伯尔的关系：“凯蒂做了她一直做的事情，当她发现自己没有男人时。她环顾四周，发现有另一个人可以陪她，这次是罗伯特·塞伯尔。”尽管这对情侣打算环游世界，但凯蒂在哥伦比亚海岸附近病倒，并于 1972 年 10 月 27 日在巴拿马城的一家医院死于栓塞。她的骨灰也被撒在霍克斯内斯特湾。罗伯特·塞伯尔与托尼·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同龄人，年轻得多的菲奥娜·圣克莱尔一起生活，他们于 1979 年结婚。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指责罗伯特·塞伯尔没有女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消息来源指责罗伯特·塞伯尔与身边最近的女性有染。

目前，相信历史善待基蒂·奥本海默，就等于相信“没有负面宣传”这句格言。彼得·奥本海默的女儿多萝西·范德福德选择从长远角度看待问题。在“曼哈顿计划之声”采访中，范德福德谈到她从未认识的祖母时说：“她是一个多姿多彩、直言不讳的人……而女性不一定直言不讳、多姿多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同了。”

作者：Kat Meads

她被问及她的共产主义背景，她表现坚定

基蒂·奥本海默通过她的前夫约瑟夫·达莱特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据《美国普罗米修斯》报道，起初，她只被允许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联盟，这是她在分发《每日工人报》后获得的会员资格。她通过达莱特缴纳会费并结识了该党的其他成员。1935 年，她继续担任该党的“文学代理人”。她甚至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反对西方对西班牙内战保持中立的抗议活动。

这些活动后来又困扰着她和她的丈夫，尤其是在 50 年代，在他接受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会期间。

尽管凯蒂很紧张，但后来她向朋友透露，她看起来镇定自若。伯德和舍温写道：“她表现得轻松、冷静，准确地回答了每个问题。”她看起来“直率而镇定”，这可能是她小时候父母教育她严格纪律的结果。

当被问及美国共产党员和苏联共产党员之间的区别时，凯蒂说：“就我而言，有两个答案。在我还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们国家有共产党。我认为美国共产党关心的是内部问题。我现在不再相信这一点了。我相信整个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并蔓延到世界各地。”

当再次被叫去时，凯蒂重申她已经离开了党，并继续为她的丈夫辩护。“凯蒂一丝不苟，”伯德和舍温写道。 “就连 [罗杰] 罗伯（听证会上盘问的律师）都无法触及她。她冷静而又对每一个细微之处保持警惕，毫无疑问，她比她所辩护的丈夫更能作证。”

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期间，凯蒂不想被限制在传统的妻子角色中。她曾在研究辐射健康危害的亨佩尔曼博士手下兼职做实验室技术员，但一年后辞职了。她仍然有自己的职业抱负，并且“感到越来越受困”和“职业受阻”，伯德和舍温写道。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洛斯阿拉莫斯并没有帮助她。多年后，她在普林斯顿也有同样的感受，当时她的丈夫是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在那里，凯蒂感到压力很大，要“扮演‘院长的妻子’的角色”，“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母老虎”，伯德和舍温报道说。

凯蒂很聪明，但以言辞尖刻而闻名。然而，她和丈夫互相依靠。 “她的事业推动了罗伯特的事业，从那时起，这对她产生了压倒性的、控制性的影响力，”奥本海默的合作者和朋友罗伯特·塞伯尔在《美国普罗米修斯》中说道。凯蒂的朋友、奥本海默的前秘书维尔纳·霍布森也在书中说：“她是罗伯特最伟大的知己和顾问。他告诉了她一切。……他非常依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