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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
我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一石居是在的,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
“一斤绍酒。——菜? 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我一面说给跟我上来的堂倌听,一面向后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张桌旁坐下了。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
大概是因为正在下午的缘故罢,这虽说是酒楼,却毫无酒楼气,我已经喝下三杯酒去了,而我以外还是四张空板桌。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阿,——纬甫,是你么?我万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阿阿,是你? 我也万想不到……”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蹰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我们,”我高兴的,然而颇不自然的说,“我们这一别,怕有十年了罢。我早知道你在济南,可是实在懒得太难,终于没有写一封信。……”
“彼此都一样。可是现在我在太原了,已经两年多,和我的母亲。我回来接她的时候,知道你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
“你在太原做什么呢?” 我问。
“教书,在一个同乡的家里。”
“这以前呢?”
“这以前么?”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来,点了火衔在嘴里,看着喷出的烟雾,沉思似的说,“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
他也问我别后的景况;我一面告诉他一个大概,一面叫堂倌先取杯筷来,使他先喝着我的酒,然后再去添二斤。其间还点菜,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终于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就从堂倌的口头报告上指定了四样菜: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也还是为了无聊的事。”他一口喝干了一杯酒,吸几口烟,眼睛略为张大了。“无聊的。——但是我们就谈谈罢。”
堂倌搬上新添的酒菜来,排满了一桌,楼上又添了烟气和油豆腐的热气,仿佛热闹起来了;楼外的雪也越加纷纷的下。
“你也许本来知道,”他接着说,“我曾经有一个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她又自己能看信的。然而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钱,没有工夫:当时什么法也没有。
“一直挨到现在,趁着年假的闲空,我才得回南给他来迁葬。”他又喝干一杯酒,看着窗外,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就在前天,我在城里买了一口小棺材,——因为我豫料那地下的应该早已朽烂了,——带着棉絮和被褥,雇了四个土工,下乡迁葬去。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后回转身,也拿着酒杯,正对面默默的听着。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但只要价钱极便宜,原铺子就许要,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墎,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 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几口烟,才又慢慢的说,“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她还小。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她很能干,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也经济,家计倒渐渐的稳当起来了。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她,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话。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又记得她了,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她说她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她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这种剪绒花是外省的东西,S城里尚且买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买两朵去送她。
“我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前年,我回来接我母亲的时候,有一天,长富正在家,不知怎的我和他闲谈起来了。他便要请我吃点心,荞麦粉,并且告诉我所加的是白糖。你想,家里能有白糖的船户,可见决不是一个穷船户了,所以他也吃得很阔绰。我被劝不过,答应了,但要求只要用小碗。他也很识世故,便嘱咐阿顺说,‘他们文人,是不会吃东西的。你就用小碗,多加糖!’然而等到调好端来的时候,仍然使我吃一吓,是一大碗,足够我吃一天。但是和长富吃的一碗比起来,我的也确乎算小碗。我生平没有吃过荞麦粉,这回一尝,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沙糖才有这样难。然而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所以我这一夜虽然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恶梦,也还是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
“我先前并不知道她曾经为了一朵剪绒花挨打,但因为母亲一说起,便也记得了荞麦粉的事,意外的勤快起来了。我先在太原城里搜求了一遍,都没有;一直到济南……”
窗外沙沙的一阵声响,许多积雪从被他压弯了的一枝山茶树上滑下去了,树枝笔挺的伸直,更显出乌油油的肥叶和血红的花来。天空的铅色来得更浓;小鸟雀啾唧的叫着,大概黄昏将近,地面又全罩了雪,寻不出什么食粮,都赶早回巢来休息了。
“一直到了济南,”他向窗外看了一回,转身喝干一杯酒,又吸几口烟,接着说。“我才买到剪绒花。我也不知道使她挨打的是不是这一种,总之是绒做的罢了。我也不知道她喜欢深色还是浅色,就买了一朵大红的,一朵粉红的,都带到这里来。
“就是今天午后,我一吃完饭,便去看长富,我为此特地耽搁了一天。他的家倒还在,只是看去很有些晦气色了,但这恐怕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他的儿子和第二个女儿——阿昭,都站在门口,大了。阿昭长得全不像她姊姊,简直像一个鬼,但是看见我走向她家,便飞奔的逃进屋里去。我就问那小子,知道长富不在家。‘你的大姊呢?’他立刻瞪起眼睛,连声问我寻她什么事,而且恶狠狠的似乎就要扑过来,咬我。我支吾着退走了,我现在是敷敷衍衍……
“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 然而这回的差使是不能不办妥的,所以想了一想,终于回到就在斜对门的柴店里。店主的母亲,老发奶奶,倒也还在,而且也还认识我,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就说明了回到S城和寻长富的缘故。不料她叹息说:
“ ‘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
“她于是详细的告诉我,说是 ‘大约从去年春天以来,她就见得黄瘦,后来忽而常常下泪了,问她缘故又不说;有时还整夜的哭,哭得长富也忍不住生气,骂她年纪大了,发了疯。可是一到秋初,起先不过小伤风,终于躺倒了,从此就起不来。直到咽气的前几天,才肯对长富说,她早就像她母亲一样,不时的吐红和流夜汗。但是瞒着,怕他因此要担心。有一夜,她的伯伯长庚又来硬借钱,——这是常有的事,——她不给,长庚就冷笑着说:你不要骄气,你的男人比我还不如!她从此就发了愁,又怕羞,不好问,只好哭。长富赶紧将她的男人怎样的挣气的话说给她听,那里还来得及?况且她也不信,反而说:好在我已经这样,什么也不要紧了。’
“她还说,‘如果她的男人真比长庚不如,那就真可怕呵!比不上一个偷鸡贼,那是什么东西呢?然而他来送殓的时候,我是亲眼看见他的,衣服很干净,人也体面;还眼泪汪汪的说,自己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的积起钱来聘了一个女人,偏偏又死掉了。可见他实在是一个好人,长庚说的全是诳。只可惜顺姑竟会相信那样的贼骨头的诳话,白送了性命。——但这也不能去怪谁,只能怪顺姑自己没有这一份好福气。’
“那倒也罢,我的事情又完了。但是带在身边的两朵剪绒花怎么办呢?好,我就托她送了阿昭。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我实在不愿意去送她。——但是我也就送她了,对母亲只要说阿顺见了喜欢的了不得就是。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模模胡胡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你教的是 ‘子曰诗云’ 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随随便便,……”
他满脸已经通红,似乎很有些醉,但眼光却又消沉下去了。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楼梯上一阵乱响,拥上几个酒客来:当头的是矮子,拥肿的圆脸;第二个是长的,在脸上很惹眼的显出一个红鼻子;此后还有人,一叠连的走得小楼都发抖。我转眼去看吕纬甫,他也正转眼来看我,我就叫堂倌算酒账。
“你借此还可以支持生活么?”我一面准备走,一面问。
“是的。——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
“那么,你以后豫备怎么办呢?”
“以后?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一九二四年二月一六日。
Written: February 16, 1924
Source: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1960, 1972
During my travels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east I made a detour to my home, then to S——. This town is only about ten miles from my native place, and by small boat can be reached in less than half a day. I had taught in a school here for a year. In the depth of winter, after snow, the landscape was bleak. Indolence and nostalgia combined finally made me put up for a short time in the Lo Szu Inn, one which had not been there before. The town was small. I looked for several old colleagues I thought I might find, but not one was there: they had long since gone their different ways. When I passed the gate of the school, I found that too had changed its name and appearance, which made me feel quite a stranger. In less than two hours my enthusiasm had waned, and I rather reproached myself for coming.
The inn in which I stayed let rooms but did not supply meals; rice and dishes could be ordered from outside, but they were quite unpalatable, tasting like mud. Outside the window was only a stained and spotted wall, covered with withered moss. Above was the slaty sky, dead white without any colouring; moreover a light flurry of snow had begun to fall. I had had a poor lunch to begin with, and had nothing to do to while away the time, so quite naturally I thought of a small wine shop I had known very well in the old days, called "One Barrel House," which, I reckoned, could not be far from the hotel. I immediately locked the door of my room and set out for this tavern. Actually, all I wanted was to escape the boredom of my stay. I did not really want to drink. "One Barrel House" was still there, its narrow, mouldering front and dilapidated signboard unchanged. But from the landlord down to the waiter there was not a single person I knew—in "One Barrel House" too I had become a complete stranger. Still I walked up the familiar flight of stairs in the corner of the room to the little upper storey. Up here were the same five small wooden tables, unchanged. Only the back window, which had originally had a wooden lattice, had been fitted with panes of glass.
"A catty of yellow wine. Dishes? Ten slices of fried beancurd, with plenty of pepper sauce!"
As I gave the order to the waiter who had come up with me, I walked to the back and sat down at the table by the window. This upstairs room was absolutely empty, which enabled me to take possession of the best seat from which I could look out on to the deserted courtyard beneath. The courtyard probably did not belong to the wine shop. I had looked out at it many times before in the past, sometimes in snowy weather too. Now, to eyes accustomed to the North, the sight was sufficiently striking: several old plum trees, rivals of the snow, were actually in full blossom as if entirely oblivious of winter; while beside the crumbling pavilion there was still a camellia with a dozen crimson blossoms standing out against its thick, dark green foliage, blazing in the snow as bright as fire, indignant and arrogant, as if despising the wanderer's wanderlust. I suddenly remembered the moistness of the heaped snow here, clinging, glistening and shining, quite unlike the dry northern snow which, when a high wind blows, will fly up and fill the sky like mist. . . .
"Your wine, sir," said the waiter carelessly, and put down the cup, chopsticks, wine pot and dish. The wine had come. I turned to the table, set everything straight and filled my cup. I felt that the North was certainly not my home, yet when I came South I could only count as a stranger. The dry snow up there, which flew like powder, and the soft snow here, which clung lingeringly, seemed equally alien to me. In a slightly melancholy mood, I took a leisurely sip of wine. The wine was quite pure, and the fried beancurd was excellently cooked. The only pity was that the pepper sauce was too thin, but then the people of S—— had never understood pungent flavours .
Probably because it was only afternoon, the place had none of the atmosphere of a tavern. I had already drunk three cups, but apart from myself there were still only four bare wooden tables in the place. Looking at the deserted courtyard I began to feel lonely, yet I did not want any other customers to come up. I could not help being irritated by the sound of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and was relieved to find it was only the waiter. And so I drank another two cups of wine.
"This time it must be a customer," I thought, for the footsteps sounded much slower than those of the waiter. When I judged that he must be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I raised my head rather apprehensively to look at this unwelcome company. I gave a start and stood up. I never guessed that here of all places I should unexpectedly meet a friend—if such he would still let me call him. The newcomer was an old classmate who had been my colleague when I was a teacher, and although he had changed a great deal I knew him as soon as I saw him. Only he had become much slower in his movements, very unlike the nimble and active Lu Wei-fu of the old days.
"Ah, Wei-fu, is it you? I never expected to meet you here."
"Oh, it's you? Neither did I ever. . . ."
I urged him to join me, but only after some hesitation did he seem willing to sit down. At first I thought this very strange, and felt rather hurt and displeased. When I looked closely at him he had still the same disorderly hair and beard and pale oblong face, but he was thinner and weaker. He looked very quiet, or perhaps dispirited, and his eyes beneath their thick black brows had lost their alertness; but when he looked slowly aroun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deserted courtyard, from his eyes suddenly flashed one of those piercing looks which I had seen so often at school.
"Well," I said cheerfully but somewhat awkwardly, "we have not seen each other now for about ten years. I heard long ago that you were at Tsinan, but I was so wretchedly lazy I never wrote. . . ."
"I was just the same. I have been at Taiyuan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now, with my mother. When I came back to fetch her I learned that you had already left, left for good and all."
"What are you doing in Taiyuan?" I asked.
"Teaching in the family of a fellow-provincial."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He took a cigarette from his pocket, lit it and put it in his mouth, then, watching the smoke as he puffed, said reflectively, "Simply futile work, equivalent to doing nothing at all."
He also asked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since we separated. I gave him a rough idea, at the same time calling the waiter to bring a cup and chopsticks, so that he could share my wine while we had another two catties heated. We also ordered dishes. In the past we had never stood on ceremony, but now we began to be so formal that neither would choose a dish, and finally we fixed on four suggested by the waiter: peas spiced with aniseed, cold meat, fried beancurd, and salted fish.
"As soon as I came back I knew I was a fool." Holding his cigarette in one hand and the winecup in the other, he spoke with a bitter smile. "When I was young, I saw the way bees or flies stopped in one place. If they were frightened they would fly off, but after flying in a small circle they would come back again to stop in the same place; and I thought this really very foolish, as well as pathetic. But I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fly back myself, after only flying in a small circle. And I didn't think you would come back either. Couldn't you have flown a little further?"
"That's difficult to say. Probably I too have simply flown in a small circle." I also spoke with a rather bitter smile. "But why did you fly back?"
"For something quite futile." In one gulp he emptied his cup, then took several pulls at his cigarette, and opened his eyes a little wider. "Futile—but you may as well hear about it."
The waiter brought up the freshly heated wine and dishes, and set them on the table. The smoke and the fragrance of fried beancurd seemed to make the upstairs room more cheerful, while outside the snow fell still more thickly.
"Perhaps you knew," he went on, "that I had a little brother who died when he was three, and was buried here in the country. I can't even remember clearly what he looked like, but I have heard my mother say he was a very lovable child, and very fond of me. Even now it brings tears to her eyes to speak of him. This spring an elder cousin wrote to tell us that the ground beside his grave was gradually being swamped, and he was afraid before long it would slip into the river: we should go at once and do something about it. As soon as my mother knew this, she became very upset, and couldn't sleep for several nights—she can read letters by herself, you know. But what could I do? I had no money, no time: there was no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Only now, taking advantage of my New Year's holiday, I have been able to come South to move his grave." He drained another cup of win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and exclaimed: "Could you find anything like this up North? Flowers in thick snow, and beneath the snow unfrozen ground. So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bought a small coffin, because I reckoned that the one under the ground must have rotted long ago—I took cotton and bedding, hired four workmen, and went into the country to move his grave. At the time I suddenly felt very happy, eager to dig up the grave, eager to see the body of the little brother who had been so fond of me: this was a new sensation for me. When we reached the grave, sure enough, the river water was encroaching on it and was already less than two feet away. The poor grave had not had any earth added to it for two years, and had sunk in. I stood in the snow, firmly pointed it out to the workmen, and said: 'Dig it up!'
"I really am a commonplace fellow. I felt that my voice at this juncture was rather unnatural, and that this order was the greatest I had given in all my life. But the workmen didn't find it at all strange, and simply set to work to dig. When they reached the enclosure I had a look, and indeed the wood of the coffin had rotted almost completely away, leaving only a heap of splinters and small fragments of wood. My heart beat faster and I set these aside myself very carefully, wanting to see my little brother. However, I was taken by surprise. Bedding, clothes, skeleton, all had gone! I thought: 'These have all rotted away, but I always heard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substance to rot is hair; perhaps there is still some hair.' So I bent down and looked carefully in the mud where the pillow should have been, but there was none. Not a trace remained." I suddenly noticed that the rims of his eyes had become rather red, but realized at once that this was the effect of the wine. He had scarcely touched the dishes, but had been drinking incessantly, so that he had already drunk more than a catty, and his looks and gestures had all become more vigorous, so that he gradually resembled the Lu Wei-fu I had known. I called the waiter to heat two more measures of wine, then turned back and, taking my winecup, face to face with him, listened in silence to what he had to tell.
"Actually it need not really have been moved again; I had only to level the ground, sell the coffin,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end of it. Although there would have been something rather singular in my going to sell the coffin, still, if the price were low enough the shop from which I bought it would have taken it, and at least I could have saved a little money for wine. But I didn't do so. I still spread out the bedding, wrapped up in cotton some of the clay where his body had been, covered it up, put it in the new coffin, moved it to the grave where my father was buried, and buried it beside him. Because I used bricks for an enclosure of the coffin I was busy again most of yesterday, supervising the work. In this way I can count the affair ended, at least enough to deceive my mother and set her mind at rest. Well, well, you look at me like that! Do you blame me for being so changed? Yes, I still remember the time when we went together to the Tutelary God's Temple to pull off the images' beards, how all day long we used to discuss methods of revolutionizing China until we even came to blows. But now I am like this, willing to let things slide and to compromise. Sometimes I think: 'If my old friends were to see me now, probably they would no longer acknowledge me as a friend.' But this is what I am like now."
He took out another cigarette, put it in his mouth and lit it.
"Judging by your expression, you still seem to have hope for me. Naturally I am much more obtuse than befor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things I realize. This makes me grateful to you, at the same time rather uneasy. I am afraid I am only letting down the old friends who even now still have some hope for me. . . ." He stopped and puffed several times at his cigarette before going on slowly: "Only today, just before coming to this 'One Barrel House,' I did something futile, and yet it was something I was glad to do. My former neighbour on the east side was called Chang Fu. He was a boatman and had a daughter called Ah Shun. When you came to my house in those days you might have seen her, but you certainly wouldn't have paid any attention to her, because she was so small then. Nor did she grow up to be pretty, having just an ordinary thin oval face and pale skin. Only her eyes were unusually large, with very long lashes, and the whites were as clear as a cloudless night sky—I mean the cloudless sky of the North when there is no wind; here it is not so clear. She was very capable. She lost her mother when she was in her teens, and it was her job to look after a small brother and sister; also she had to wait on her father, and all this she did very competently. She was economical too, so that the family gradually grew better off. There was scarcely a neighbour who did not praise her, and even Chang Fu often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When I left on my journey this time, my mother remembered her—old people's memories are so long. She recalled that in the past Ah Shun once saw someone wearing artificial red flowers in her hair, and wanted a spray for herself. When she couldn't get one she cried nearly all night, so that she was beaten by her father, and her eyes remained red and swollen for two or three days. These red flowers came from another province, and couldn't be bought even in S——, so how could she ever hope to have any? Since I was coming South this time, my mother told me to buy two sprays to give her.
"Far from feeling vexed at this commission, I was actually delighted. I was really glad to do something for Ah Shun. The year before last, I came back to fetch my mother, and one day when Chang Fu was at home I happened to start chatting with him. He wanted to invite me to take a bowl of gruel made of buckwheat flour, telling me that they added white sugar to it. You see, a boatman who could keep white sugar in his house was obviously not poor, and must eat very well. I let myself be persuaded and accepted, but begged that they would only give me a small bowl. He quite understood, and said to Ah Shun: 'These scholars have no appetite. You can use a small bowl, but add more sugar!' However when she had prepared the concoction and brought it in, I gave a start, for it was a large bowl, as much as I would eat in a whole day. Compared with Chang Fu's bowl, it is true, it did appear small. In all my life I had never eaten this buckwheat gruel, and now that I tasted it, it was really unpalatable, though extremely sweet. I carelessly swallowed a few mouthfuls, and had decided not to eat any more when I happened to catch a glimpse of Ah Shun standing far off in one corner of the room. Then I hadn't the heart to put down my chopsticks. I saw in her face both hope and fear—fear, no doubt, that she had prepared it badly, and hope that we would find it to our liking. I knew that if I left most of mine she would feel very disappointed and apologetic. So I screwed up my courage, opened my mouth wide and shovelled it down, eating almost as fast as Chang Fu. It was then that I learned the agony of forcing oneself to eat;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child and had to finish a bowl of brown sugar mixed with medicine for worms I experienced the same difficulty. I felt no resentment, though, because her half suppressed smile of satisfaction, when she came to take away our empty bowls, repaid me amply for all my discomfort. That night, although indigestion kept me from sleeping well and I had a series of nightmares, I still wished her a lifetime of happiness, and hoped the world would change for the better for her sake. Such thoughts were only the traces of my dreams in the old days. The next instant I laughed at myself, and promptly forgot them.
"I did not know before that she had been beaten on account of a spray of artificial flowers, but when my mother spoke of it I remembered the buckwheat gruel incident, and became unaccountably diligent. First I made a search in Taiyuan, but none of the shops had them. It was only when I went to Tsinan. . . ."
There was a rustle outside the window, as a pile of snow slipped down from the camellia which it had bent beneath its weight; then the branches of the tree straightened themselves, showing even more clearly their dark thick foliage and bloodred flowers. The colour of the sky became more slaty. Small sparrows chirped, probably because evening was near, and since the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snow they could find nothing to eat and would go early to their nests to sleep.
"It was only when I went to Tsinan," he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for a moment, turned back and drained a cup of wine, took several puffs at his cigarette, and went on, "only then did I buy the artificial flowers. I didn't know whether those she had been beaten for were this kind or not; but at least these were also made of velvet. I didn't know either whether she liked a deep or a light colour, so I bought one spray of red, one spray of pink, and brought them both here.
"Just this afternoon, as soon as I had finished lunch, I went to see Chang Fu, having specially stayed an extra day for this. His house was there all right, only looking rather gloomy; or perhaps that was simply my imagination. His son and second daughter—Ah Chao—were standing at the gate. Both of them had grown. Ah Cha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her sister, and looked very plain; but when she saw me come up to their house, she quickly ran inside. When I asked the little boy, I found that Chang Fu was not at home. 'And your elder sister?' At once he stared at me wide-eyed, and asked me what I wanted her for; moreover he seemed very fierce, as if he wanted to attack me. Hesitantly I walked away. Nowadays I just let things slide. . . .
"You have no idea how much more afraid I am of calling on people than I used to be. Because I know very well how unwelcome I am, I have even come to dislike myself and, knowing this, why should I inflict myself on others? But this time I felt my errand had to be carried out, so after some reflection I went back to the firewood shop almost opposite their house. The shopkeeper's mother, Old Mrs. Fa, was there at least, and still recognized me. She actually asked me into the shop to sit down. After an exchange of polite remarks I told her why I had come back to S—— and was looking for Chang Fu. I was taken aback when she heaved a sigh and said:
"What a pity Ah Shun had not the good luck to wear these flowers you have brought.'
"Then she told me the whole story, saying, 'It was probably last spring that Ah Shun began to look pale and thin. Later she would often start crying suddenly, and if you asked her why, she wouldn't say. Sometimes she even cried all night, until Chang Fu lost his temper and scolded her, saying she had waited too long to marry and had gone mad. When autumn came, first she had a slight cold and then she took to her bed, and after that she never got up again. Only a few days before she died, she told Chang Fu that she had long ago become like her mother, often spitting blood and perspiring at night. She had hidden it, afraid that he would worry about her. One evening her uncle Chang Keng came to demand money—he was always doing that—and when she would not give him any he smiled coldly and said, "Don't be so proud; your man is not even up to me!" That upset her, but she was too shy to ask, and could only cry. As soon as Chang Fu knew this, he told her what a decent fellow her future husband was; but it was too late. Besides, she didn't believe him. "It's a good thing I'm already like this," she said. "Now nothing matters any more."'
"The old woman also said, 'If her man was really not as good as Chang Keng, that would be truly frightful! He would not be up to a chicken thief, and what sort of fellow would that be! But when he came to the funeral I saw him with my own eyes: his clothes were clean and he was very presentable. He said with tears in his eyes that he had worked hard all those years on the boat to save up money to marry, but now the girl was dead. Obviously he must really have been a good man, and everything Chang Keng said was false. It was only a pity Ah Shun believed such a rascally liar, and died for nothing. But we can't blame anyone else: this was Ah Shun's fate.'
"Since that was the case, my business was finished too. But what about the two sprays of artificial flowers I had brought with me? Well, I asked her to give them to Ah Chao. This Ah Chao no sooner saw me than she fled as if I were a wolf or some monster; I really didn't want to give them to her. However, I did give them to her, and I have only to tell my mother that Ah Shun was delighted with them, and that will be that. Who cares about such futile affairs anyway? One only wants to muddle through them somehow. When I have muddled through New Year I shall go back to teach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s before."
"Are you teaching that?" I asked in astonishment.
"Of course. Did you think I was teaching English? First I had two pupils, one studying the Book of Songs, the other Mencius. Recently I have got another, a girl, who is studying the Canon for Girls.1 I don't even teach mathematics; not that I wouldn't teach it, but they don't want it taught."
"I could really never have guessed that you would be teaching such books."
"Their father wants them to study these. I'm an outsider, so it's all the same to me. Who cares about such futile affairs anyway? There's no need to take them seriously."
His whole face was scarlet as if he were quite drunk, but the gleam in his eyes had died down. I gave a slight sigh, and for a time found nothing to say. There was a clatter on the stairs as several customers came up. The first was short, with a round bloated face; the second was tall with a conspicuous, red nose. Behind them were others, and as they walked up the small upper floor shook. I turned to Lu Wei-fu, who was trying to catch my eyes; then I called the waiter to bring the bill.
"Is your salary enough to live on?" I asked as I prepared to leave.
"I have twenty dollars a month, not quite enough to manage on."
"Then what do you mean to do in future?"
"In future? I don't know. Just think: Has any single thing turned out as we hoped of all we planned in the past? I'm not sure of anything now, not even of what I will do tomorrow, nor even of the next minute. . . ."
The waiter brought up the bill and gave it to me. Wei-fu did not behave so formally as before, just glanced at me, then went on smoking and allowed me to pay.
We went out of the wine shop together. His hotel lay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o mine, so we said goodbye at the door. As I walked alone towards my hotel, the cold wind and snow beat against my face, but I felt refreshed. I saw that the sky was already dark, woven together with houses and streets into the white, shifting web of thick snow.
鲁迅作故的时候,我正飘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刚在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闻记者,一见面就问我,鲁迅逝世的电报,接到了没有?我听了,虽则大吃了一惊,但总以为是同盟社造的谣。因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会过他,我们还约好于秋天同去日本看红叶的。后来虽也听到他的病,但平时晓得他老有因为落夜而致伤风的习惯,所以,总觉得这消息是不可靠的误传。因为得了这一个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终席我就走了。同时在那一夜里,福建报上,有一篇演讲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从南台走回城里的时候,我就直上了报馆。
晚上十点钟以后,正是报馆里最忙的时候,我一到报馆,与一位负责的编辑,只讲了几句话,就有位专编国内时事的记者,拿了中央社的电稿,来给我看了;电文却与那一位日本记者所说的一样,说是“著作家鲁迅,于昨晚在沪病故”了。
我于惊愕之余,就在那一张破稿纸上,写了几句电文:“上海申报转许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奔回到了上海。
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活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以前鲁迅生前的知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
当时中国各地的民众正在热叫着对日开战,上海的智识分子,尤其是孙夫人蔡先生等旧日自由大同盟的诸位先进,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鲁迅适当这一个时候去世了,他平时,也是主张对日抗战的,所以民众对于鲁迅的死,就拿来当作了一个非抗战不可的象征;换句话说,就是在把鲁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件之一。在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情绪下的全国民众,对鲁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当时全国所出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满了哀吊鲁迅的文字。
但我却偏有一种爱冷不感热的特别脾气,以为鲁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这许多追悼他的文字与著作,那我这一个渺乎其小的同时代者,正可以不必马上就去铺张些我与鲁迅的关系。在这一个闹热关头,我就是写十万百万字的哀悼鲁迅的文章,于鲁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于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个证明。因此,我只在《文学》月刊上,写了几句哀悼的话,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现在。
现在哩!鲁迅的《全集》,已经出版了;而全国民众,正在一个绝大的危难底下抖擞。在这伟大的民族受难期间,大家似乎对鲁迅个人的伤悼情绪,减少了些了,我却想来利用余闲,写一点关于鲁迅的回忆。若有人因看了这回忆之故,而去多读一次鲁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对于故人的报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写这些断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汉寿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回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同一个来访我的学生,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访问他时,来开门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妇人。她人亦矮小,缠足梳头,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太太。
前数年,鲁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时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鲁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胡同后面西三条的小房子里,去看过这中年的妇人。她现在还和鲁迅的老母住在那里,但不知她们在强暴的邻人管制下的生活也过得惯不。
那时候,我住在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的老宅里。时常来往的,是住在东城禄米仓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的三昆仲;不时也常和周作人氏,钱玄同氏,胡适之氏,马幼渔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会的席上。这些同事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而对于鲁迅的古怪脾气,都当作一件似乎是历史上的轶事在谈论。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终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
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们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葺,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
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过凡是认识鲁迅,认识启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晓得他们三个人,完全是好人;鲁迅虽则也痛骂过正人君子,但据我所知的他们三人来说,则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君子。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作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
这时候的教育部,薪水只发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办的,所以,鲁迅很有工夫教书,编讲义,写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孙伏园氏拿去,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教书是除北大外,还兼任着师大。
有一次,在鲁迅那里闲坐,接到了一个来催开会的通知,我问他,忙么?他说,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说虽则这样的说,但做到无论什么事情时,却总肯负完全的责任。
至于说到唱戏呢,在北平虽则住了那么久,可是他终于没有爱听京戏的癖性。他对于唱戏听戏的经验,始终只限于绍兴的社戏、高腔、乱弹、目莲戏等,最多也只听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乱弹班《龙虎斗》里的句子,是赵玄坛唱的。
对于目莲戏,他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有好几次同我说,这戏里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经举出不少的实例,说到一个借了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我们看过。说这一段话时,我记得《月夜》的著者,川岛兄也在座上,我们曾经大笑过的。
后来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予倩、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来作宣传的话,他根本就不赞成,并且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孙伏园氏在晨报社,为了鲁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恋爱的诗,与刘勉已氏闹翻了脸。鲁迅的学生李小峰就与伏园联合起来,出了《语丝》。投稿者除上述的诸位之外,还有林语堂氏,在国外的刘半农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却是《语丝》的中心。而每次语丝社中人叙会吃饭的时候,鲁迅总不出席,因为不愿与周作人氏遇到的缘故。因此,在这一两年中,鲁迅在社交界,始终没有露一露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
鲁迅的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语丝》发刊以后,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他对于高长虹他们的一集团,对于沉钟社的几位,对于未名社的诸子,都一例地在为说项。就是对于沈从文氏,虽则已有人在孙伏园去后的《晨报副刊》上在替吹嘘了,他也时时提到,唯恐诸编辑的埋没了他。还有当时在北大念书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属望的青年之一。
鲁迅和景宋女士(许广平)的认识,是当他在北京(那时北平还叫作北京)女师大教书的中间。前后经过,《两地书》里已经记载得很详细,此地可以不必说。但他和许女士的进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章士钊做教育部长,使刘百昭去用了老妈子军以暴力解散女师大的时候。
鲁迅是向来喜欢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钊的横行不法,又兼自己还是这学校的讲师,所以当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师大的时候,他就和许季茀、沈兼士、马幼渔等一道起来反对。当时的鲁迅,还是教育部的佥事,故而部长的章士钊也就下令将他撤职。为此,他一面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提起行政诉讼,一面就在《语丝》上攻击《现代评论》的为虎作伥,尢以对陈源(通伯)教授为最烈。
《现代评论》的一批干部,都是英国留学生;而其中像周鲠生、皮宗石、王世杰等,却是两湖人。他们和章士钊,在同到过英国的一点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点上,都不得不帮教育部的忙。鲁迅因而攻击绅士态度,攻击《现代评论》的受贿赂。这一时候他的杂文,伯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热意的妙笔。在这一个压迫和反抗、正义和暴力的争斗之中,他与许女士便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机会。
在这前后,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北平,上武昌师范大学文科去教书了。可是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钊的状子,而女师大为校长杨荫榆的问题,也正是闹得最厉害的期间。当他告诉我完了这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仍旧不改他的幽默态度说:
“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钉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
这句话真说得我高笑了起来。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认识,以及有什么来往,我却还一点儿也不曾晓得。
直到两年(?)之后,他因和林文庆博士闹意见,从厦门大学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馆去看他,谈到了中午,就约他及景宋女士与在座的许钦文去吃饭。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诫告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
“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在这一个极微细的告诫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许女士中间的爱情。
从此之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是住在三楼的。他们两人间的关系,外人还是一点儿也没有晓得。
有一次,林语堂——当时他住在愚园路,和我静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鲁迅,谈了半天出来,林语堂忽然问我:
“鲁迅和许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只笑着摇摇头,回问他说:
“你和他们在厦大同过这么久的事,难道还不晓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
说起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我只举一个例出来,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当他在美国向他的夫人求爱的时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册克莱克夫人著的小说《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记了,又捧呈了她以这册受批johnHalifaxGentleman。这是林夫人亲口对我说的话,当然是不会错的。从这一点上看来,就可以看出语堂真是如何的忠厚老实的一位模范绅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绅士态度,我们都在说,这些都是从他的InferiorityGomplex(不及错觉)心理出发的。
语堂自从那一回经我说过鲁迅和许女士中间大约并没有什么关系之后,一直到海婴(鲁迅的儿子)将要生下来的时候,才兹恍然大悟。我对他说破了,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
“你这个人真坏!”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我于讲完了量与质的问题,讲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较问题之后,就劝她,以后,顶好是给周先生以好的陈黄酒喝,否则还是喝啤酒。
这一段谈话过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鲁迅送了我两瓶十多年陈的绍兴黄酒,说是一位绍兴同乡,带出来送他的。我这才放了心,相信以后他总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记忆力很差,尤其是对于时日及名姓等的记忆。有些朋友,当见面时却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载以上,不晓得他的名姓的;因为混熟了,又不好再清教尊姓大名的缘故。像这一种习惯,我想一般人也许都有,可是,在我觉得特别地厉害。而鲁迅呢,却很奇怪,他对于遇见过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点纠葛过的人,都记得很详细,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说起过的,鲁迅到上海的时日,照理应该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为他于离开厦门大学之后,是曾上广州中山大学去住过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顾颉刚起了冲突,脱离中山大学之后;并且因恐受当局的压迫拘捕,其后亦曾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他对于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之后,在广州闲住的半年那一节事情,也解释得非常有趣。他说: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地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对方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就是对方的雄鸡,坚忍力有点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备,而离开了广州。
人虽则离开了,但对于代表恶势力而和他反对的人,他却始终不会忘记。所以,他的文章里,无论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话,他总不肯放松一着,老会把这代表恶势力的敌人押解出来示众。
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地劝他过,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来成名。实际上,这一个文坛登龙术,是屡试屡验的法门;过去曾经有不少的青年,围攻击鲁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释,却很彻底。他说:
“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他们,而真理愈得阐明。他们的成名,是焰火似的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后,这些攻击他的青年,愈来愈多了。最初,是高长虹等,其次是太阳社的钱杏屯等,后来则有创造社的叶灵凤等。他对于这些人的攻击,都三倍四倍地给予了反攻,他的杂文的光辉,也正因了这些不断的搏斗而增加了熟练与光辉。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这种搏斗的火花,成绩俱在,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说。
此外还有些并不对他攻击,而亦受了他的笔伐的人,如张若谷、曾今可等;他对于他们,在酒兴浓溢的时候,老笑着对我说:
“我对他们也并没有什么仇。但因为他们是代表恶势力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们却做了活的风车。”
关于堂•克蓄德这一名词,也是钱杏屯他们奉赠给他的。他对这名词并不嫌恶,反而是很喜欢的样子。同样在有一时候,叶灵凤引用了苏俄讥高尔基的画来骂他,说他是“阴阳面的老人”,他也时常笑着说:“他们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当不起。”
创造社和鲁迅的纠葛,系开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评,后来一直地继续到了创造社的被封时为止。
鲁迅对创造社,虽则也时常有讥讽的言语,散发在各杂文里,但根底却并没有恶感。他到广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们结成一条战线,来和反动势力拮抗的;这一段经过,恐怕只有我和鲁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于我个人与鲁迅的交谊呢,一则因系同乡,二则因所处的时代,所看的书,和所与交游的友人,都是同一类属的缘故,始终没有和他发生过冲突。
后来,创造社因被王独清挑拨离间,分成了派别。我因一时感情作用,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在当时,一批幼稚病的创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独清等的煽动,与太阳社联合起来攻击鲁迅,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的行动是越出了常轨,所以才和他计划出了《奔流》这一个杂志。
《奔流》的出版,并不是想和他们对抗,用意是在想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倾青年,稍稍纠正一点过来。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一年当中,鲁迅的介绍左翼文艺的正确理论的一步工作,才开始立下了系统。而他的后半生的工作的纲领,差不多全是在这一个时期里定下来的。
当时在上海负责在做秘密工作的几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静安寺路的寓居里进出的人;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煤介。不过,左联成立之后,我却并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因为我的个性是不适合于这些工作的。我对于我自己,认识得很清,决不愿担负一个空名,而不去做实际的事务;所以,左联成立之后,我就在一月之内,对他们公然地宣布了辞职。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的帮忙,也着实不少。除来不及营救,已被他们杀死的许多青年不计外,在龙华,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许多作家,或则减刑,或则拒绝引渡,或则当时释放等案件,我现在还记得起来的,当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数。
鲁迅的热心于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说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却外边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后来却用攻击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还是彰明显著的事实。而另外还有些“挑了一担同情来到鲁迅那里,强迫他出很高的代价”的故事,外边的人,却大抵都不晓得了。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
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位青年的学生,因平时被鲁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鲁迅当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云里那一所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但这一位青年,误解了鲁迅的意思,以为他没有儿子——当时海婴还没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约总是想把自己当作他的儿子的意思。后来,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来同住,意思是为鲁迅当儿媳妇的。可是,两人坐食在鲁迅的家里,零用衣饰之类,鲁迅当然是供给不了的;于是这一位自定的鲁迅的子嗣,就发生了很大的不满,要求鲁迅,一定要为他谋一出路。
鲁迅没法子,就来找我,教我为这青年去谋一职业,如报馆校对、书局伙计之类;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职业,那么亦必须请一家书店或报馆在名义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当由鲁迅自己拿出,由我转交给这书局或报馆,作为月薪来发给。
这事我向当时的现代书局说了,已经说定是每月由书局和鲁迅各拿出一半的钱来,使用这一位青年。但正当说好的时候,这一位青年却和爱人脱离了鲁迅而走了。
这一件事情,我记得章锡琛曾在鲁迅去世的时候写过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实却很复杂,使鲁迅为难了好几个月。从这一回事情之后,鲁迅就爱说“青年是挑了一担同情来的”趣话。不过这仅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实还正多着哩!
民国十八年以后,因国共分家的结果,有许多青年,以及正义的斗士,都无故而被牺牲了。此外,还有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育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专为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业工人等救济而设的一个团体,是共济会。但这时候,这救济会已经遭了当局之忌,不能公开工作了;所以弄成请了律师,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铺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清求保释的局面。在这时候,带有国际性的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起来。鲁迅和我,都是这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后来也连做了几任的干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缉令下来,杨杏佛被暗杀的时候为止。
在这自由大同盟活动的期间,对于平常的集会,总不出席的鲁迅,却于每次开会时一定先期而到;并且对于事务是一向不善处置的鲁迅,将分派给他的事务,也总办得井井有条。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不仅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空头文学家,对于实务,他原是也具有实际干才的。说到了实务,我又不得不想起我们合编的那一个杂志《奔流》——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他的做事务的精神,也可以从他的整理书斋,和校阅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来。一般和我们在同时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中间,大抵十个有九个都是把书斋弄得乱杂无章的。而鲁迅的书斋,却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对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涂改当然是不免,但总缮写得非常的清楚。
直到海婴长大了,有时候老要跑到他的书斋里去翻弄他的书本杂志之类;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看见他含着苦笑,对海婴说:“你这小捣乱看好了没有?”海婴含笑走了的时候,他总是一边谈着笑话,一边先把那些搅得零乱的书本子堆叠得好好,然后再来谈天。
记得有一次,海婴已经会说话的时候了,我到他的书斋去的前一刻,海婴正在那里捣乱,翻看书里的插图。我去的时候,书本子还没有理好。鲁迅一见着我,就大笑着说:“海婴这小捣乱,他问我几时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后,这些书本都应该归他的。”
鲁迅的开怀大笑,我记得要以这一次为最兴高采烈。听这话的我,一边虽也在高笑,但暗地里一想到了“死”这一个定命,心里总不免有点难过。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我平时总不会把死和他联合起来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边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当时当然也对于死这一个观念的极微细的实感都没有的。
这事情,大约是在他去世之前的两三年的时候;到了他死之后,在万国殡仪馆成殓出殡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遗容,一面又看见海婴仍是若无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丧服在那里快快乐乐地跑,我的心真有点儿绞得难耐。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地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地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后来鲁迅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的三弟乔峰(周建人)被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乔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得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地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奸淫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生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
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的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以资纪念。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当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大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原载1940年宇宙风社出版《回忆鲁迅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