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聂文蔚》 [2017/04]
- 爱国者的喜讯，干吃福利的绿卡族回国希望大增 [2017/01]
- 周五落轨的真的是个华女 [2017/03]
- 现场! 全副武装的警察突入燕郊 [2017/12]
- 法拉盛的“鸡街”刚刚又闹出人命 [2017/11]
- 大部分人品太差了--- 中国公园里的“黄昏恋” [2019/12]
- 年三十工作／小媳妇好吗 ／土拨鼠真屌／美华素质高? [2019/02]
- 奥巴马致女友：我每天都和男人做爱 [2023/11]
- 亚裔男孩再让美国疯狂 [2018/09]
- 黑暗时代的明灯 [2017/01]
- 看这些入籍美加的中国人在这里的丑态百出下场可期 [2019/11]
- 看看谁给华涌女儿过生日了？ [2017/12]
- 智利中國留學生攻擊支持香港遊行的臺灣炸雞店 [2019/08]
- 当今的美国是不是还从根本上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2017/10]
- 文革宣传画名作选之 “群丑图” 都画了谁？ [2024/01]
- 香港的抗争再次告诉世人 [2019/06]
- Why Xi Jinping’s (Airbrushed) Face Is Plastered All Over China [2017/11]
- 国民劣根性背后----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坏！ [2023/10]
- 中国女欢呼日本地震 欧洲老公惊呆上网反思 [2024/01]
- 周末逛法拉盛，还是坐地铁？ [2017/10]
- 加入外国籍，你还是不是中国人？谈多数华人的愚昧和少数华人的觉醒 [2018/02]
- 春蚕到死丝方断， 丹心未酬血已干 [2017/03]
- 1919年的两本书之：凯恩斯如何预见德国的崛起和后果 [2019/12]
周作人 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采访周作人井上红梅 著 董炳月 译
周作人乃鲁迅之弟，1885年生于浙江绍兴。曾就读于南京水师学堂，后被作为建筑学研修生派来日本留学。明治三十八年到东京，改变目的转入法政大学，后来从事文学研究。明治四十四年 (1911) 因辛亥××回国，在浙江担任视学一年，执教绍兴中学四年，大正六年 （民國6年 1917）入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不久被聘为同校教授，并一度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后来在北京大学设立外国文学科，讲授日本文学，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建设的指导，以至于今。有《域外小说集》（外国文学读本）、《过去的生命》（诗集）、《看云集》（随笔集）等著作。大正八年曾经来东京，这次是相隔十六年的访日。
问：您这次是为什么来日本？
答：我在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科（英、德、法、日文学）讲授日本文学，很久没来日本了，这次是利用暑假来搜集资料。
问：日本文学的课程是怎样划分的？
答：从现代日语回溯到《万叶集》。《万叶集》每周两课时，一年讲完，所以只能讲个大概。讲授这门课的是这次一起来日本的徐祖正先生。
问：《万叶集》与苗族的山歌等等好像有类似之处。您怎么看？
答：是吗？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不过，《万叶集》与《诗经》倒是有类似之处。在率真地表达感情这方面，古人的共通点很多吧。
问：据说日语中的“汉音”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先生对此有何高见？
答：有人说日语中保留着许多唐代的发音，对于唐音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学习日语最初两年会觉得很容易，但越是深入就越难。法语、德语倒是让人觉得简单。
问：中国有没有和谣曲、能乐类似的东西？
答：昆曲很相似，但昆曲是近代的东西。
问：昆曲里也有佛教的厌世思想吗？
答：昆曲是虽然也有《思凡》《白蛇传》等吸收了佛教思想的作品，但大部分还是有所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受到了道教的现世思想的浸染。
问：现代日语的教材是哪些作品？
答：基本是明治文学。大部分尚未被译成汉语。例如幸田露伴、夏目漱石、高滨虚子、田山花袋、志贺直哉、佐藤春大、长冢节等等。长冢节先生的《土》等作品很受学生欢迎。
问：被翻译成中文的一般是什么样的作品？
答：最初武者小路实笃先生的作品颇受欢迎。那是因为五四运动时期有很多人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产生共鸣。文学理论方面，当时也是托尔斯泰的文学理论受重视。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等人的作品也有翻译。菊池宽的作品被翻译过去的都是通俗小说，其中包括《再与我接个吻吧》等等。现在左派正在大量翻译普罗文学，例如林房雄、小林多喜二、藤森成吉、德永直等人的作品。
问：尾崎红叶、泉镜花、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您觉得这类作家的作品怎么样？
答：不受欢迎。
问：我觉得纯粹日本风格的东西在中国并不受欢迎，中国欢迎的是外国化了的日本。是这样吗？
答：也许是那样。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精通日语的人，读不懂。
问：先生的《域外小说集》开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先河。据说那时候还没有白话体，是使用古文忠实地进行翻译。
答：是的。那是明治四十二三年和家兄一起翻译的。第一集印了五百本，结果只卖出去十本，实在可怜。出乎意料的是现在反而畅销。现在那本书由上海的群益书社出版了第一集和第二集。
问：在那之前林琴南大量翻译了外国小说。据说那是一种特殊的东西，称之为“改写”也未尝不可。
答：确实如此。我们并非没有受过林琴南的影响，但是，从比他的古文更古的章炳麟的古文中接受的东西多。不过，我们是打算在尽量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下功夫翻译。
问：被收录的是哪些作家？
答：王尔德、莫泊桑、爱伦·坡、安特莱夫、显克维支等。
问：据说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者如果不学日语的话，翻译的时候在表达上就会遇到困难。实际情形是那样吗？
答：外国文学作品都是直接从原文翻译。中国没有新词汇，所以从日语中借用。不懂日语的人也到《德日辞典》中去找词汇。不过那不称“日语”，而是称“新成语”。但是，俄语著作的翻译几乎全部以日语译文为依据。左派作家中留学日本的多，讨论热烈，知识丰富，但其理论并不能与创作实践统一起来。
问：据说中国的欧美文学研究者如果不学日语的话，翻译的时候在表达上就会遇到困难。实际情形是那样吗？
答：外国文学作品都是直接从原文翻译。中国没有新词汇，所以从日语中借用。不懂日语的人也到《德日辞典》中去找词汇。不过那不称“日语”，而是称“新成语”。但是，俄语著作的翻译几乎全部以日语译文为依据。左派作家中留学日本的多，讨论热烈，知识丰富，但其理论并不能与创作实践统一起来。
问：关于鲁迅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您怎么看？
答：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创作方面基本上没有拿出什么东西。理论搞过了头，对作品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小说之类也就写不出来了。关于最近的鲁迅，您怎么看呢？
问：是的。在《文学》上读到了他的《我的种痘》。和《呐喊》《彷徨》时代相比，风格基本上没有变化。鲁迅的小说揭露了旧社会的痼疾，展示了中世纪的社会形态在新文化冲击下急剧变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在半信半疑中徘徊的景象。这一点好像是最受一般人欢迎的。不过，实际上，鲁迅小说耐人寻味的地方是对旧社会作富于同情的描写，在揭露社会痼疾的同时对社会怀有深切的关怀。我觉得，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没有流于其他作家的干瘪与枯燥，而能写出艺术蕴含丰富的作品。您以为如何？
答：是的，也有人试图把文艺作为政治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手段来使用。
问：郁达夫的《迟桂花》等作品即日本所谓“心境小说”，您觉得那类东西怎么样？
答：受到了左派大规模的批判和贬损。总之，撞上左派的枪口谁都不是对手。在日本，经过明治、大正，各种外国文学都被消化过了，但是在中国，是一抬脚就飞向普罗文学。什么前提、根据都不要，只有“革命”是他们关心的。
问：德田秋声、宇野浩二的作品，中国有翻译吗？
答：宇野浩二的情况不清楚。德田秋声的作品连一篇都没有被翻译。
问：横光利一的作品也有了翻译。去年在《文学》上刊载的《拿破仑与金钱癣》似乎是横光作品中最初被翻译为中文的。
答：好像是。那种作品翻译起来很困难。
问：通俗小说是怎样的东西？
答：有讨论，但作品还没有出现。中国的章回小说里有一种特殊的类型，随便虚构一个人物使故事继续下去，即所谓“连续小说”。也许可以算作通俗小说吧。那也被政治或者训导所利用。
问：据说上海的一位名叫张恨水的作家写了很多。
答：是的。艺术价值低，但很受大众欢迎。而且，那种作品的畅销构成了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以革命为题材、以贫民为朋友的作品是受欢迎的。不过，左派对他的作品不满意，说他的作品里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问：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
答：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有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园》、《枣》、《桥》（上卷）以及《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已经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前三个集子中的作品与铃木三重吉的风格类似。《莫须 有先生传》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受到庄子的文章和李义山诗的影响，大量吸收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征手法的运用甚至会使读者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易理解，但我觉得那种作品很好。社会改革家们如果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彻底破坏，“中国”这种特色也就消失了。
问：这次来日本，有没有什么特别引起您注意的事情？
答：好像是。那种作品翻译起来很困难。
问：通俗小说是怎样的东西？
答：有讨论，但作品还没有出现。中国的章回小说里有一种特殊的类型，随便虚构一个人物使故事继续下去，即所谓“连续小说”。也许可以算作通俗小说吧。那也被政治或者训导所利用。
问：据说上海的一位名叫张恨水的作家写了很多。
答：是的。艺术价值低，但很受大众欢迎。而且，那种作品的畅销构成了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以革命为题材、以贫民为朋友的作品是受欢迎的。不过，左派对他的作品不满意，说他的作品里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问：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
答：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有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园》、《枣》、《桥》（上卷）以及《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已经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前三个集子中的作品与铃木三重吉的风格类似。《莫须 有先生传》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受到庄子的文章和李义山诗的影响，大量吸收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征手法的运用甚至会使读者在最初阅读的时候不易理解，但我觉得那种作品很好。社会改革家们如果把过去的、传统的东西彻底破坏，“中国”这种特色也就消失了。
问：这次来日本，有没有什么特别引起您注意的事情？
答：丸之内的变化让我吃惊。还有交通事业的发达。
问：日本饭菜合先生的口味吗？
答：没问题，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
——译自改造社《文艺》1934年9月第2卷第9号。
译者附记
1934年暑假，周作人携妻羽太信子往东京。7月1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乘大阪商船长城丸出发，l4日上午到门司，l5日到东京，停留约一个半月，8月28日离东京，30日自门司乘船离开日本回国。此间的日记中关于井上红梅的记载有两处：7月28日项下：“下午井上红梅君来访”；8月4日项下：“上午改造社铃木来入浴同耀辰往访阪西君午返井上红梅又来未见下午一时同信子耀辰往浅草观音一参”。显然，上面这篇访谈是7月28日二人见面的结果。一周后“又来未见”，可见周作人对井上红梅并不那么热情。井上红梅，生卒年未详，一说为明治十四至昭和二十四年（1881—1949）。大正二年（1913）到上海漫游，著有《支那风俗》三卷，被称为“支那通”。昭和十一至十二年（1936—1937）参加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在《改造》《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文字。
上面这篇访谈发表之后，黄源先生立即作了节译，译文收入陶明志所编《周作人论》。笔者查阅了日文原文后，发现黄源先生译出的部分只相当于原文的三分之一，所以这里将全文译出，以供国内学者参考。为照顾译文风格的统一，这里将黄源先生译过的部分作了重译。文中周作入对于日语及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左翼作家等的认识与评价，均值得注意。（1998年夏记于东京）
周作人的“日常”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他 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留下了许多照片。他“活”在文学史上，“活”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现在是“活”在这套丛书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谓超然、冷静。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静。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
在《五十自寿诗》中称“前世出家今在家”。光头，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静，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说古道今、回忆往事的散文，谈茶、谈酒、谈点心、谈野菜、谈风雨的散文。也就是本丛书中《我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怜的人间》《日常生活颂歌》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作品。本质上，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性，亦可称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这里，“日常”是一种价值，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艺术”，主张“平民文学”，获得了“自己的园地”。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曾是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五四时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设，倡导新村运动，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获得超然、冷静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观开始改变。1925年元旦写短文《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颇大。1926年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的冲击，1928、1929年间写《闭户读书论》《哑吧礼赞》《麻醉礼赞》等文，于是进入“苦雨斋”，喝“苦茶”并且“苦住”，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价值观。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枪击，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所幸，日本战败，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向日常性回归。《老虎桥杂诗》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回归。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语中的“人间”是个日语汉字词，意思是“人”。鲁迅的《人之历史》一文，1907年12月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时，题目本是《人间之历史》。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坟》的时候，改文题中的“人间”为“人”。精通日语者，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不过，周作人这里使用的“人间”一词，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人间情怀”。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文人之娼妓观》，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并说“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这里，“日常”与“非日常”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钟情的。他赞美日本人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喜爱日本浮世绘，翻译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本丛书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与石川啄木的《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同样包含着这种日常性。
关于清少纳言与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译本的后记中做了说明。他将《枕草子》的内容分为三类——类聚、日记、感想，从其分类可见，“散文”之于《枕草子》，是体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言及《枕草子》，即称赞其“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日常性，本是清 少纳言观察生活的主要视角。她在《枕草子》中写道：“那些高贵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很是想知道，这岂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书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与散漫。在日语中，“草子”本是“册子”（或“草纸”）的谐音词，“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册子”之意。但是，为何是写作“枕草子”而不是写作“枕册子”？在我看来，写作“枕草子”的结果，是书名与日语固有词“草枕”（くさまくら）发生了关联。“草枕”一词体现了日本传统游记文学的自由精神。束草为枕，乃旅寝、暂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说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岁病故，与其说是英年早逝不如说是夭折。五四后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收录了石川啄木的同题小说《两条血痕》。周作人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译者附记（写于1922年8月1日）中介绍石川啄木的生平与创作，说《两条血痕》“是一种幼时的回忆，混合‘诗与真实’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诗歌，尤为著名，曾译其诗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号，又短歌二十一首，载在《努力》及《诗》第五号上”。至1959年翻译《可以吃的诗》，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作品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他喜爱石川啄木的作品，不仅是因为石川作品混合了“诗与真实”，也不仅是因为他与石川同样悲观于生命的偶然与短暂，而且与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关——结合石川的诗歌来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两本诗集中，多有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扔在故乡的/路边的石头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视着书里的插画，/把烟草的烟喷上去看。”等等。有的诗吟咏的日常生活过于琐细，因此如果不反复阅读就无法品味其中近于禅味的诗意。这两本诗集收录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诗。这种“三行诗”的形式并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罗马字诗集NAKIWARAI（可译为《泣笑》）的三行诗启发，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来，短小的形式最适合表现日本诗歌的美的特质。他在《日本的诗歌》（约作于1919年）一文中说：“短诗形的兴盛，在日本文学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
”清少纳言与石川啄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发现美，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日常”的心，并且身处日本的精细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纳言描写日常生活情景之后，经常重复那句“这是有意思的”，可见其品味生活的自觉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够把自己丰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岛沙滩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这两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千年，而他们同样为周作人所喜爱。周作人翻译他们的作品，是发现、认同他们的同一性，也是发现自我。这五本书中，三本是创作，两本是翻译，但保持着精神与美学的一致性。由此能够读懂周作人，读懂他与日本文化的共鸣，读懂现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侧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阅读，能够感受到丰富的日常性，深化对日常性的理解。对于我等往来于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日常”是一种常态，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贵的。
2018年12月31日序于寒蝉书房
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答：没问题，日本的东西我什么都喜欢。
——译自改造社《文艺》1934年9月第2卷第9号。
译者附记
1934年暑假，周作人携妻羽太信子往东京。7月1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乘大阪商船长城丸出发，l4日上午到门司，l5日到东京，停留约一个半月，8月28日离东京，30日自门司乘船离开日本回国。此间的日记中关于井上红梅的记载有两处：7月28日项下：“下午井上红梅君来访”；8月4日项下：“上午改造社铃木来入浴同耀辰往访阪西君午返井上红梅又来未见下午一时同信子耀辰往浅草观音一参”。显然，上面这篇访谈是7月28日二人见面的结果。一周后“又来未见”，可见周作人对井上红梅并不那么热情。井上红梅，生卒年未详，一说为明治十四至昭和二十四年（1881—1949）。大正二年（1913）到上海漫游，著有《支那风俗》三卷，被称为“支那通”。昭和十一至十二年（1936—1937）参加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在《改造》《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文字。
上面这篇访谈发表之后，黄源先生立即作了节译，译文收入陶明志所编《周作人论》。笔者查阅了日文原文后，发现黄源先生译出的部分只相当于原文的三分之一，所以这里将全文译出，以供国内学者参考。为照顾译文风格的统一，这里将黄源先生译过的部分作了重译。文中周作入对于日语及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左翼作家等的认识与评价，均值得注意。（1998年夏记于东京）
周作人的“日常”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离开人世，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他在八十岁那年的日记中表明心迹，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但他这理想未能实现。他 留下了大量著作与译作，留下了许多照片。他“活”在文学史上，“活”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现在是“活”在这套丛书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谓超然、冷静。他中年之后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在展示那种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静。周作人认为自己是和尚转世，
在《五十自寿诗》中称“前世出家今在家”。光头，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静，是可以用其作品来印证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说古道今、回忆往事的散文，谈茶、谈酒、谈点心、谈野菜、谈风雨的散文。也就是本丛书中《我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怜的人间》《日常生活颂歌》这三本散文集收录的作品。本质上，周作人的超然与冷静，与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性，亦可称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这里，“日常”是一种价值，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艺术”，主张“平民文学”，获得了“自己的园地”。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也曾是忧国忧民、放眼世界的热血青年。五四时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设，倡导新村运动，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获得超然、冷静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写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说：“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观开始改变。1925年元旦写短文《元旦试笔》，声称“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颇大。1926年经历了“三一八惨案”的冲击，1928、1929年间写《闭户读书论》《哑吧礼赞》《麻醉礼赞》等文，于是进入“苦雨斋”，喝“苦茶”并且“苦住”，最终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价值观。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枪击，在内外交困之中出任伪职。所幸，日本战败，晚年周作人在社会的边缘向日常性回归。《老虎桥杂诗》中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回归。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一语中的“人间”是个日语汉字词，意思是“人”。鲁迅的《人之历史》一文，1907年12月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时，题目本是《人间之历史》。1926年鲁迅将其编入《坟》的时候，改文题中的“人间”为“人”。精通日语者，中文写作难免打上日语印记。不过，周作人这里使用的“人间”一词，大概也表达了一种超越个人的“人间情怀”。他1926年6月7日写的杂文《文人之娼妓观》，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并说“这样伟大的精神总是值得佩服的”。词汇的微妙体现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这里，“日常”与“非日常”保持着或隐或显的对应关系。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钟情的。他赞美日本人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喜爱日本浮世绘，翻译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本丛书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与石川啄木的《从前的我也很可爱啊》，同样包含着这种日常性。
关于清少纳言与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译本的后记中做了说明。他将《枕草子》的内容分为三类——类聚、日记、感想，从其分类可见，“散文”之于《枕草子》，是体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言及《枕草子》，即称赞其“叙述较详，又多记宫廷琐事，而且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日常性，本是清 少纳言观察生活的主要视角。她在《枕草子》中写道：“那些高贵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很是想知道，这岂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书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与散漫。在日语中，“草子”本是“册子”（或“草纸”）的谐音词，“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册子”之意。但是，为何是写作“枕草子”而不是写作“枕册子”？在我看来，写作“枕草子”的结果，是书名与日语固有词“草枕”（くさまくら）发生了关联。“草枕”一词体现了日本传统游记文学的自由精神。束草为枕，乃旅寝、暂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说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岁病故，与其说是英年早逝不如说是夭折。五四后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两条血痕》（开明书店1927年出版），收录了石川啄木的同题小说《两条血痕》。周作人在这篇小说后面的译者附记（写于1922年8月1日）中介绍石川啄木的生平与创作，说《两条血痕》“是一种幼时的回忆，混合‘诗与真实’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诗歌，尤为著名，曾译其诗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号，又短歌二十一首，载在《努力》及《诗》第五号上”。至1959年翻译《可以吃的诗》，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作品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他喜爱石川啄木的作品，不仅是因为石川作品混合了“诗与真实”，也不仅是因为他与石川同样悲观于生命的偶然与短暂，而且与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关——结合石川的诗歌来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两本诗集中，多有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扔在故乡的/路边的石头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视着书里的插画，/把烟草的烟喷上去看。”等等。有的诗吟咏的日常生活过于琐细，因此如果不反复阅读就无法品味其中近于禅味的诗意。这两本诗集收录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诗。这种“三行诗”的形式并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罗马字诗集NAKIWARAI（可译为《泣笑》）的三行诗启发，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来，短小的形式最适合表现日本诗歌的美的特质。他在《日本的诗歌》（约作于1919年）一文中说：“短诗形的兴盛，在日本文学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余，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
”清少纳言与石川啄木，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发现美，是因为他们有一颗“日常”的心，并且身处日本的精细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纳言描写日常生活情景之后，经常重复那句“这是有意思的”，可见其品味生活的自觉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够把自己丰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岛沙滩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这两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时代相差近千年，而他们同样为周作人所喜爱。周作人翻译他们的作品，是发现、认同他们的同一性，也是发现自我。这五本书中，三本是创作，两本是翻译，但保持着精神与美学的一致性。由此能够读懂周作人，读懂他与日本文化的共鸣，读懂现代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侧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种阅读，能够感受到丰富的日常性，深化对日常性的理解。对于我等往来于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日常”是一种常态，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贵的。
2018年12月31日序于寒蝉书房
董炳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井上红梅（1881年—1949年）是一位日本学者，翻译家。是一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爱好者。
生平
本名为井上进，1881年出生于东京都新宿区新小川町，父亲是一位向中国输送武器的出口贸易商人，但去世比较早。1887年被银座尾张町（现中央区银座）的一家从事西服生意的名为井上商店的老板井上安兵卫收养，1911年养父去世后，由宫田芳三继承家业。1913年去上海漫游，1926年翻译《狂人日记》，1930年返回日本从事写作和翻译，1935年至1937年将鲁迅全集陆续翻译为日文。
著作
- 《支那风俗》三卷
参考来源
外部链接
- 胜山稔“戦前期において支那爱好者が果たした文化受容活动の実证的研究――井上红梅を中心に”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データベース）
| 另类的中国通——井上红梅 | |
龍昇 | |
| 读腾讯·大家上俞天任先生的《支那通，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怪物》（原题《“支那通”以及“支那通”思维》）文，见其文述说的“支那通”是“昭和历史书经常出现的名词”，指的“是当时陆军中的一个群体”。不说读后感，却说读后脑中浮出了另一类“支那通”：一批日本大正时代和昭和初期活跃于中国的文化单位和文化人。对比那一个陆军群体，他们是一个体制外的文化和文化人群体，比如设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日本堂书店、报刊《上海日日新闻》等，比如曾居上海、南京、苏州多年的文化人井上紅梅，引出上海别称、写下小说《魔都》的松村梢风，曾数十次旅行中国、写下《支那风俗之话》等大量中国风物志的语言学者后藤朝太郎等。想说说的井上紅梅，有很多头衔，其一就是“支那通”。 俞天任先生原题中的支那通是加了引号的，非常理解。说井上紅梅也免不了出现“支那通”或”“支那”之词，我干脆在文题中用“中国通”吧。 一 他悄悄而来，不善经商，由文青变成了中国通。 井上红梅的生卒之年，公式说法是1881年—1949年，但没有具体的生卒月日。只知他的生父是贸易商，未知姓名。只知他幼年丧父，先由祖母领养，后在七岁时过继给了设在东京银座尾张町开设“井上商店”的店主井上安兵卫当养子，取名井上进。此后的他才有了较清晰的人生轨迹。就是说，幼年少年的井上红梅形象很模糊，给人悄悄而来之感。 井上红梅的较清晰的人生轨迹的出现，除去极少的自己记载，更多地可从宫田芳三、寺田寅彦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和记载中找到。宫田芳三，也是1881年生，十三岁时进“井上商店”当店员，后来边工作边读早稻田大学的讲义，经校外考试，取得了毕业资格。“井上商店”经营纺织品、绷带材料、医疗器械和杂货，面对的主要客户是军方，宫田芳三发明了一种“伸缩绷带”的制作方法，成品被军方大量采用为医用绷带和绑腿，他的发明为商店带来利益，得到店主井上安兵卫的器用。作为养子，井上红梅被井上安兵卫送进商业学校读书，这红梅却因病中途退学了，原来他志不在商而愿当文青。 因以上原因，义父废了他的名分，改认宫田芳三为义子。却说宫田芳三比井上红梅更文青，他早井上一年就在青年文艺杂志上投稿发文，且比用了笔名的井上红梅著文多、文采高，因此了解青年时代的井上红梅可从宫田芳三的人生轨迹中打捞一些。寺田寅彦，是很有名气的物理学家、随笔家、俳人，他读东京帝国大学时曾寄宿在“井上商店”，成名后也常来店作访。那时的井上红梅正由少年转入青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交集，因此井上之名和事情会在寺田的日记和记事中出现。 1911年，“井上商店”店主去世，井上红梅将商店的经营权和债权让渡给了宫田芳三。1912年，改姓为井上的宫田芳三正式袭名井上安兵卫第二代。其间，井上红梅曾开过中华料理店，也因不是经商的料而破产。1913年，三十二岁的井上红梅囊中羞涩地到中国放浪去了，一去多年，他由文青变成了“支那通”，完成了自著、合著的近三十部的等身著作中的大多半。 二 他多年在上海、南京、苏州居住，以亲临、亲见、亲感而成了中国通， 境况窘困的井上红梅先在上海、香港、台湾漂泊了一年多后，于1915年，在日文版的《上海日日新闻》谋到一个记者之职，才选上海定居下来，先住福州路后居淡水路。住了一段时间，除去一般报道文章，他更深入到对中国风俗的观察研究，他在淡水路的住房里创办了只有一人的“支那风俗研究会”和只有他一个人著文的日本语杂志《支那风俗》。1918年起，上海日本堂书店，将他积三年观察研究出的报道文章结集，出版了上中下三部头的《支那風俗》，内容大部分涉及到中国的“吃喝嫖赌戏”——吃（菜肴）、喝（酒）、嫖（女人）、赌（赌博）、戏（戏剧）。笔者曾从福冈县立图书馆借阅到《支那风俗》的复写版，看到书中除去作者自序里提到的那“五大道乐”外，还有对中国南方服装服饰、方言、茶道、迷信、街头叫卖声等记录描述。 1921年，在发表了《支那女研究香艳录》之后，井上红梅移步南京，抱着“想进中国家庭过中国人样的生活看看”的想法，经人介绍，与一个苏州籍的带着拖油瓶的小寡妇毕碧梅过了三年结婚生活，那段生活终因供不起碧梅的吸食鸦片的费用（也包括自己的沉湎于酒）而结束，他又移居到了苏州。不过在那三年内，井上红梅又完成了研究土匪内幕的《土匪》、记录中国农村红白喜事节假庆典的《支那各地风俗丛谈》、翻译了三部头的《金瓶梅》（金瓶梅与支那的社会状態）。 1924年10月5日，上海日本堂书店发行了井上红梅的《支那ニ浸ル人》(《沉浸于中国的人》)，書的自序写于“苏州寓居”。笔者曾在福岡市立图书馆借阅到只供馆内阅读的《支那ニ浸ル人》原版书，見书中收录了井上红梅移居苏州之前三年写的关于南京的六个小集子：秦汇画舫录、四象桥日记、荤素杂志、俚谣管见、金陵的鸟、家和塔和桥。前三集写的夫子庙和秦淮风月、旅店琐事，以及其与苏州籍小寡妇毕碧梅的被介绍及至成亲的故事。后三集则增写了丝竹之音、江南小曲（从胡琴、锣鼓到南京歌、泗洲调、到《孟姜女》、《打牙牌》、《十八摸》）……南京的鳥——莺、鹊、鸦、鸽、八哥、百灵、布谷鸟……江南民居庙宇建筑特色、水乡的桥与塔…… 此后的他，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风俗的文章，还于1930年出版了成部头的《酒、阿片、麻雀》（《酒、鸦片、麻将》）。 三 他确实是中国通，可通得很另类。 井上紅梅是头冠“中国民俗研究家”的“支那通”。他在《支那風俗》中有不少关于牌九、骨牌、马吊、麻将的记载，他还写了单行本《家庭游戯 麻雀の取り方》，介绍了麻将的打法、术语、规矩，因而被评为日本的“麻将普及之祖”。 他在《支那風俗》中描述的戏（戏剧），包括了京剧，对京剧的对外介绍和传播有着一定的文化意义。他还研究了说书和评弹、详尽地用日文记录下《珍珠塔》。井上紅梅不仅耳熏目染、甚至娶中国女人为妻过中国人日子地了解、记录中国民俗，以至能熟练地使用南方女人的嗔骂“吃侬记耳光”。 和井上紅梅同时代居于中国的日本文化人和访问游历过中国的日本文豪们，也写过鸦片、麻将和女人，但他们更多地写过其它的中国风俗民俗山川景致。井上紅梅虽也写过丝竹音乐戏剧小曲，但他更沉湎于书写酒、鸦片、麻将，以至写得精致细腻、绘声绘色、淋漓尽至。这使得他在同一类文化人“支那通”中显得更另类。 井上紅梅“苏州寓居”一年后回到了上海，是因受聘于为《日刊支那事情》的文艺栏记者，在那栏目中介绍《今古奇观》《儒林外史》《金瓶梅》等中国白话小说古典文学。也因此，他将情趣从“支那风俗”转向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得到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头衔。 同时的井上紅梅，也转向了中国近代文学的翻译，着眼点是鲁迅，后果很严重。 四 他是最早翻译鲁迅作品的日本人，但鲁迅对其人及其译著均不满意。 最早将鲁迅作品翻译成日文的人是鲁迅自己和其弟周作人，而最早将鲁迅作品翻译成日文的日本人可以追朔到井上红梅。早在1926年，井上红梅便翻译了小说《狂人日记》，却在投刊杂志过程中石沉大海。1928年，他译的《阿Ｑ正传》终于在《上海日日新闻》上刊载，同年还刊载了他译的《社戏》。1932年，东京改造社出版了他译的《鲁迅全集》，内收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的全作品。 同期着眼并参与翻译鲁迅作品的日本文人作家研究者有好几位，比如倾心于中国文学的佐藤春夫、因亲来上海聆听《中国小说史略》讲义而成了鲁迅爱弟子的增田涉。但是，无论对鲁迅单篇小说的翻译还是合集作品的翻译，井上红梅都比他们早了一步。 鲁迅与井上红梅有过交集，也对他最初的翻译作品做过指导。但看到井上改造社版《鲁迅全集》后，他表示了不快感：“井上红梅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近来看到他的大作《酒、鸦片、麻将》更令人慨叹。”（見1932、11、7鲁迅致增田涉书简）、“下午收井上红梅所译《鲁迅全集》一册，略一翻阅，误译甚多。”(1932、12、14鲁迅日记)、“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他似未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我觉得那种做法，实在太荒唐了。”（見1932、12、19鲁迅致增田涉书简） 看得出“他和我并不同道”的意思，对中国旧习俗和风俗嫉恶如仇的鲁迅，当然与写了《酒、鸦片、麻将》的井上是两条道上的人；看得出“我也感到意外”，是“概叹”译出改造社版的《鲁迅全集》和写了《酒、鸦片、麻将》的竟是同一个人；看得出“更令人概叹”的是慨叹手把手地指导翻译本人作品的爱弟子增田涉，怎么被井上抢了头功。 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看出早于增田涉和佐藤春夫许久翻译鲁迅作品的井上红梅，怎么会“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总之，也许是投机、但并无恶意地翻译了鲁迅作品的井上红梅，被鲁迅的“实在太荒唐了”一剑封喉了。 鲁迅于1936年逝世，次年，日本东京创作社便出版了七卷精装的《大鲁迅全集》，参加各卷的译者有井上红梅、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山上正义、鹿地亘、山田岳夫等人，编辑顾问是茅盾、许景宋（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佐藤春夫。它比中国最早的《鲁迅全集》的问世早了一年。 五 他回日本后没华丽转身成功，最后悄悄地走了。 井上紅梅好像在1929年与1930年交接时回到日本，先住了一段日子，改造社版的《鲁迅全集》便是出版于那时。之后，又以报道记者身份去过中国，而在1933年与1934年交接时回日本，此后，再未去中国。有记载说他住在东京本乡一栋简陋的排房里，好像去中国时囊中羞涩，从中国回来时亦囊中羞涩。 归国后的他仍坚持对中国书籍的翻译，除去1937年参与了《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同年他还与武田泰淳合作，将1936年陈赓雅写的《西北视察记》，翻译成了《支那边疆视察记》。1938年出版了与《支那风俗》内容相似的《中華萬華鏡》。1941年，弘文社出版了他以《金瓶梅》改版的《西门庆》，1942年，清水书店出版了他翻译的《古今奇观》，1947年他译的《西门庆》被柳泽书店再版。其中值得一赞的是他译的《今古奇观》，从二十年代的上海到四十年代的东京，花费了近二十年心血。 （1947年柳泽书店再版井上红梅译的《西门庆》） 纵观井上红梅的写作史，除去步入青年时发表的十几篇幼稚之作、做记者时的报道的《上海骚扰记》《上海蓝衣社的恐怖事件》《萧（伯纳）与孫文未亡人》《关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等记事、和临终前在日本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俳句，他倾半生之力记录描述了中国风俗、翻译了中国的古典白话小说和近代的鲁迅作品。尽管他如此努力，但由于日本战后对“支那通”冷眼相视等原因，他未能华丽转身为一流作家。尽管他对中国風俗的选项挺另类，但他的《支那风俗》曾被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大家欣赏并当作了对中国旅行的指南，他对麻将的介绍普及了日本的娱乐文化。尽管他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误译甚多”，但今日研究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总绕不开他。 井上红梅1949年的卒年是推断出来的，那年躺在医院病床的他给报刊投稿了一首俳句。此后，音信皆无，没有讣告不见葬礼，如同他的悄悄而来，他又悄而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