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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柳宗元)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柳宗元)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柳宗元)
柳宗元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概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特别喜欢柳宗元的文章，常常在与人谈话中大加赞赏，如称柳宗元既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称自屈原《天问》以来，几千年间只有柳宗元《天对》这一篇。毛泽东的文章喜欢广征博引，当中有不少柳宗元的大段文章。毛泽东还喜欢柳宗元的诗歌，常在作品上圈阅以示嘉许，并多次书写以表欣赏之情。更带有戏剧性的是，由曾当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国民政府文学院院长、新中国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编撰的百万字巨著《柳文指南》，竟然得以在“横扫封资修”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版，这当中还受到当时掌管意识形态生杀大权的康生的刁难。究其原因，是毛泽东对柳宗元的极力推崇，而《柳文指南》是亘古未有的研究柳宗元的鸿篇巨制，毛泽东明确支持并亲自审稿。
（都都的博客：《寻幽访古柳侯祠》）
《黔之驴》
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863页）
《黔之驴》是柳宗元写的《三戒》中的一篇。另外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均为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作者在《三戒》序言中说：“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强怒，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黔之驴》所讽刺的，便是“出技以强怒”。后人对它的解释，是认为没有真本领的人，常常捉襟见肘，陷入滥竽充数的尴尬。黔驴技穷，遂成为有名的成语。
毛泽东谈《黔之驴》的发挥，自是另有一格。他从大与小的角度来说明，小的只要“更加扎实些”，便能战胜“庞然大物”，犹如小老虎能吃掉没有本领的大驴子一样。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个很好的教训（读柳宗元〈黔之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柳宗元曾写过讽刺性寓言小品文《三戒》，《黔之驴》就是其中的一篇，还有两篇是《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这些文章都是针对现实生活的问题，高度抽象、概括、形象化的力作，有强烈的政治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经世不衰，独具风格。在《黔之驴》中，柳宗元通过描写一头外强中干的驴子，终于被老虎吃掉的故事，讽刺了“乘物以逞”、“出技以强怒”， “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的人。后人将此归纳为“黔驴之技”或“黔驴技穷”，用以比喻本领有限，或比喻有限的一点本领全使出来了，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毛泽东在1942年9月7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借用这个寓言，来说明敌人是不可怕的，尽管外表是个庞然大物。毛泽东把八路军比作“贵州小老虎”，把日本帝国主义比作貌似强大的“驴子”，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不管敌人外表如何庞大，由于它的本质是外强中干的，只要我们对付得法，它最终是要被精壮的革命力量所消灭。
同一年，毛泽东在鲁艺作报告时，又引用了这个寓言，不过这回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从这里出去工作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自认为是“洋包子”，而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干部，要和本地干部加强团结，和群众打成一片。
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他号召鲁艺学员不要只局限于小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开展工作。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教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他说：“贵州没有驴勾子（驴勾子是陕北农村的毛驴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勾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勾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勾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勾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勾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就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勾子。”毛泽东在讲这个故事时，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和侦察驴勾子的样子，走向旁边正在作记录的同志，大家都笑了。
（刘修铁编著：《毛泽东妙评古诗书鉴赏》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天对》
主席认为柳宗元的文章的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他指出：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我问主席能否说柳宗元是唯物主义者？他说顶多能说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成分。主席很推崇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头前万木春”这两句诗他就很欣赏。主席对历史实在熟，说到这两句时，立即说出来这首诗是刘禹锡送白居易的。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但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之说，他的反对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主席给以较高的评价。我问主席，刘禹锡可否算是唐朝的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者？主席说：“可以。”主席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评价都与我们想的不同，他都同我们作了具体分析。
（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段》，见《缅怀毛泽东》下册第5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的谈话）
（柳宗元：《天对》[摘录]）
“本始之茫，诞者传焉。
鸿灵幽纷，曷可言焉！
往来屯屯，庞昧革化，
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位庸庇民，仁克莅之。
纣淫以害，师殛圮之。”
（屈原：《天问》[摘录]）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授殷天下，其德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作为进步的政治家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艺术想象和批判精神，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内容涉及天地的形成和结构，以及人类社会变迁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伏羲为帝，女娲造人，殷受天命等等既成的传说和信念，屈原都表示了大胆的怀疑和驳难，体现了神话不可依，天命不可待的历史理性观念。故鲁迅说屈原的《天问》“怀疑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天对》是柳宗元被谪贬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间写的论著，它以逐段回答《天问》的形式，批判地继承了《天问》的思想，发展了苟况的“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王充等人的“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并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各种把自然界神化的传说和神灵创世的谬论。作者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以前，宇宙间只存在着一种叫做“元气”的原始物质；宇宙是无限的；天地万物是由宇宙间阴阳两种元气的变化产生的。这些观点，不但坚持了唯物论，而且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对推进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宇宙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作者还运用无神论去解释历史。驳斥了“君权神授”的谬说，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废的主要原因，这在当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天问》既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个。故引起思想家而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天问》的“了不起”，在于它提出了问题；《天对》的了不起，则在于它以唯物主义思想和诗的形式回答了问题，而且《天问》产生以来，就这么一篇有胆识的“对”，这是毛泽东格外推崇柳宗元的地方。
毛泽东认为，要全面准确地评论柳宗元的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抛开他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光明日报》1959年3月1日刊载了一位文学史家写的读书札记《柳宗元的诗》，简要分析了柳宗元的政治讽喻、反映民生疾苦、抒发个人牢骚、离乡去国的悲愁几类题材的作品。毛泽东读后，对工作人员谈了自己的看法：“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我们在前面引的那段话，工作人员在回忆中说到柳宗元的《天论》，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可能是误记。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刘禹锡的《天论》，但柳宗元是赞成这个观点的。柳宗元在读到刘禹锡的《天论》后，曾写了《答刘禹锡的〈天论〉书》，说刚读时，“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在这篇文章，他便引了刘的天人“交胜”之说。
刘禹锡写《天论》，则是起因于柳宗元的另一篇文章，叫《天说》。刘的意思是要欲毕《天说》未究之言。《天说》是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一篇短文，是同韩愈就天有无意志问题进行论战的。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柳宗元在这篇文章中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没有意志，人类社会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熟悉。1963年5月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说：“柳宗元30岁到40岁有10年都在永州，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论辩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
毛泽东说“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是指刘禹锡的《天论》（上、中、下）。《天论》是刘禹锡的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要论述了天的物质性、天与人的关系、产生天命论的根源三大问题。柳宗元的《天说》只阐明了天人相异的观点，刘禹锡的《天论》3篇则进一步提出了“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的观点，所以说是“发展了”柳宗元的唯物主义。
刘大杰在《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这篇文章中还记叙，毛泽东1965年6月20日同他的谈话中，还从天命观说到王安石。刘大杰说：对于宋朝的王安石，我们一向总以为他能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主席却认为，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譬如屈原、王充。主席说：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主席还说：“要学习王安石这种‘人言不足恤’的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展、坚持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由此及彼地阅读和评论《天问》、《天对》、《天说》、《天论》以及王安石的“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足见其读书方法之一斑，也说明他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这一课题的重视。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了不起的唯物主义（读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天说〉、刘禹锡〈天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柳文指要》
《给康生（1）的信》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2）先生所著《柳文指要》（3）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又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4）抑韩（5），翻二王、八司马（6）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7）而颂阳湖（8），讥帖括而尊古文，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1965年8月5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性研究著作。
（4）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5）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6）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7）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魁（左偏旁为木）、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8）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430-431页]》）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衍，又字行严。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宣传革命派主张。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柳文指要》，到1965年完成初稿，达100万字。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照柳宗元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作者对柳宗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唐朝永贞政变作了评价，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马的政治主张。作者从各方面论证了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特别是在韩柳的对比中，竭力褒扬了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了韩愈“以民为仇”的谬论。全书对柳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作了详尽分析，并对有关的论著，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论，为柳宗元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之为“解柳全书”。
文学史上，韩柳并称，但二人的思想却是对立的。毛泽东推崇柳宗元，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历史理论建树的人，而且还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后，便说自己也爱读柳问，请章士钊将书稿送他先睹为快。1965年6月，章士钊先后把100万字的初稿给毛泽东送去，毛收到后，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上一信：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逐字逐句地读了《柳文指要》，并亲自修改了若干处。“义正词严，敬服之至。”这是毛泽东的初步评价，到了7月中旬，毛泽东已把《柳文指要》上、下两部通读一遍。于是，他又写信给章士钊，谈有关《柳文指要》的事。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只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马注；查《毛泽东书信选》，此处所删节之原文为：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指要”、“柳文”，都是指《柳文指要》。这里指出了这部书稿的根本缺陷。信中所说“友人”，是指康生。康生当时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经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
8月5日，毛泽东把全书送给康生时附了我们在前面摘引的那封信，除重申了“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这一缺陷外，着重肯定了《柳文指要》的优点。这年12月，康生读完该书稿，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最后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些评论，都是学毛泽东的，并无康生自己的观点。
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于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给章士钊，还附上一信。他写道：“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经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信尾，毛泽东又加一个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毛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因为康生一拖再拖，本意是不愿该书出版的。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中，章士钊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的气氛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今天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正是从这一心悸难测的情境出发，章士钊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柳文指要》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体无完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的大批判气氛，强化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给章士钊信中所指出的缺陷。其强化之辞未始没有违背本意的因素。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是一贯的。并不因“文革”的开始而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话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毛泽东当时首肯的意识形态的大批判，主要是针对“党内走资派”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且又是党外民主人士的著作，他的态度是较为冷静的。
章士钊在信末说，请主席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到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开始的第二天。
很可能是由于康生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当时急速发展、变化多端的形势，《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本来，在那样的日子里，出版一本缺少唯物史观来研究老古董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
当“文革”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章士钊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1970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就下笔了。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章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2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1971年8月14日章士钊以90岁高龄续写该书《通要之部续序》时，喟然叹曰：“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1949年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
《柳文指要》之出版，自是波折起伏。但毛泽东对这部鸿篇巨制的兴趣之大，阅读之细，评论之中肯，则是值得称道的。他读一遍后说还要再读一遍。还认真把书稿中的错别字改掉，提出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1966年3月，章士钊以86岁高龄撰写《柳文指要》跋时，便有“上部缮就，以示一二友人，猥蒙检阅一过，除指点要义，并改正错误外，犹承说明序言引何义门讯朱竹坨辑《明诗综》例之未得其正，负责述作，无须自贬到怕人笑破口云云，吾谨受教。。。。。。”之语。足见毛泽东在该书上所花的功夫。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角度而言，他认为这部著作写得不错，“义正词严”，观点“颇有新意和引人发聩之外”，“可谓解柳全书”。具体说来，毛泽东推重的是该书“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这些，体现了毛泽东对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学现象、政治现象，与章士钊相通的评价倾向。
褒贬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取一致评论倾向，不一定表示不同的评论者有相同的历史观和思想方法。当毛泽东用自己的观点来分析柳宗元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时，他深感《柳文指要》的“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不可能做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柳文，因而在具体论证时缺乏对柳宗元这一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过分夸大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对此，毛泽东并不企望章先生一下子改变他的世界观。同时明确告诉作者：“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章士钊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会有不足之处，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读易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本条目诸多事实材料引自章含之回忆文章）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颇有新义，可谓解柳全书（读章士钊〈柳文指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毛泽东1965年8月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手稿的批改。见乔东光《毛泽东与〈逻辑指要〉、〈柳文指要〉》，《了望》1985年第52期）
毛泽东认为，《柳文指要》缺少唯物史观，作者在该书跋文中所论韩柳倡导的明白晓畅的古文运动之兴起与贡献，即可视为一例。（马注：章士钊在《柳文指要·跋》手稿中的原文如下：“存其利而去其害，即不啻表显文化进步之正当规律，从而人心翕习，童叟无违，事有固然，毫不足怪。此一新兴文运，上同象魏之悬，下无宗派之争，雍容揄扬，行见永远相持于不蔽。斯诚游夏神游于文学之表，所莫赞一辞，而是迥然别开一新纪元，以与古文相行而特显其长，即不多论。”）在书中其他地方，作者进而提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或进化必然之理”的历史循环观点。基于次，作者一方面提出古文运动乃一“新兴文运”，“别开一新纪元”，但又认为它是“存其利而去其害”，乃传统古文之“事有固然”。毛泽东似乎不满足于这种囿于文学形式本身的存废因循来评价古文运动，特意删掉其中“永远相持于不蔽”几字，加写了前面引述的这段话，这就把评价的重心，放到文学与经济、政治，文学与一般大众的关系上面。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经济、政治决定文化的历史主义观点。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读章士钊〈柳文指要·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呈郭老》
《五绝·呈郭老（1）》
（一九七三年）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2）。
[注释]
（1）此诗出处及写作背景介绍见《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注一。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注一：
《封建论》：柳宗元（773-819）撰。文章通过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的细致分析，严厉抨击了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士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认为，社会制度是不以任何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传统思想。文章以史实说明了秦代开创的郡县制较封建制的优越性，批驳了一些人企图恢复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这篇著名的政论文在历史上的地位，用苏轼的话来概括，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秦不封建论》）
郭老：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首诗见之于王年一《大动乱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高凯、于伶主编《毛泽东大观》及冯锡刚《云水苍茫未得殊——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等著述。有关论著介绍此诗写作背景说：1968年10月在八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1973年春，毛泽东就写了一首反对郭沫若“崇拜孔二先”的小诗。7月4日同王洪文等谈话时又提到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不能大骂秦始皇。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以后，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
（2）孔二先：孔二先生的略称。
（庆振轩、阎军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康。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根据作者审定的铅印件刊印。近年来此诗不少出版物所载，多有讹误。
[注释]
[《封建论》] 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
[莫从子厚返文王]子厚，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文王，即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末为西伯，周族领袖，晚年自号为文王。周文王时开始推行较完备的封建制（即分封制）。本句是说不要从柳宗元的反对分封回到周文王的实行分封制，即反对倒退。
说《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是毛泽东所作，有确凿的档案可以证明。（一）这首诗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的。（二）1973年8月7日周恩来曾写给毛泽东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江青同志在昨晚政治局会议上已将主席读柳子厚的封建论和呈郭老的诗以及有关问题给我们传达了，我们也议论了一下。”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这表明，毛泽东认同了“呈郭老的诗”是他写的。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主编：吴正裕，副主编：李捷、陈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诗以《读〈封建论〉呈郭老》为题，可知是由读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有感而发，就儒法问题向郭老呈诗商榷。
柳宗元的《封建论》精辟地分析了“封建制”之大弊，“郡县制”之大利，指出“郡县制”是保证中央集权、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毛泽东高度评价《封建论》的意义，力劝郭老“熟读”之，可谓慧眼独具，语切心长。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以诚恳友善的语气，写出对郭老的期望，劝说郭老多读一些唐人柳宗元所写的《封建论》这篇文章，不要从柳宗元的正确观点倒退到周文王的“封建制”时代去。。。。。。。此联作结，哲理深刻，发人深思。
全诗主旨，在于批评郭老崇儒反法的错误观点，劝说他正确认识和对待秦始皇这样一位有重大功绩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念出这首后来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要她当场手记。毛泽东之所以要呈诗郭沫若，主要是由于他不同意郭老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扬儒抑法的倾向，《十批判书》是其代表性言论，因而以诗提出批评探讨意见。
毛泽东作此诗，还有其直接的政治原因。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在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儒言论（如“克己复礼” 之类）的条幅和材料。林彪之子林立国搞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又径直把毛泽东比为秦始皇而加以咒骂。毛泽东便越发感到林彪的极右实质与孔儒思想有必然的联系，批林必须批孔。因而呈诗郭老，就《十批判书》尊孔和骂秦始皇的问题提出批评商榷。在念了呈郭老一诗后，毛泽东还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郭沫若在重庆时期写的《十批判书》，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把秦始皇当作“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使“已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从而把社会向后扭转的人物加以否定，而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的”，“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沿袭历史偏见，看成是专制暴行。毛泽东不同意郭的观点。他曾明确表示：“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倾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又说：“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从小读孔夫子的书，但“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而“赞成秦始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反孔的态度就比较鲜明。但从延安时期到50年代，他都多次说过：“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孔夫子当然是有地位的”，“此人不可一笔抹杀”。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孔子越来越反感，对秦始皇的功绩越来越称赞。他说过：“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
毛泽东曾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龚国基：《爽直的批评 诚的规劝——〈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赏析》，见《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主编：吴正裕，副主编：李捷、陈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2011)
中华书局近日再版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该书是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得以出版的名著。关于此书出版过程及其价值，中华书局前副总编辑程毅中先生曾撰一文，详加阐述。今节选此文，与读者分享。
毛主席在1965年7月18日写信给章士钊，说：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柳文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落实政策、恢复出版工作、重新贯彻双百方针的一项措施，章士钊的这部书稿正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典型。《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文学和思想的学术著作，它存在一些观点问题，即毛泽东指出的缺乏唯物史观的大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学术思想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尽管历史学者可能会批评这一点，但可以照样出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抓的这一个典型，本来是可以推动一下出版工作的。可惜是不久又被“四人帮”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了。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长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他六十多年锲而不舍，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下部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篇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
章士钊
我们说他对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概括说来，就是从义理、考据、文章三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从文章说起，《指要》头一篇《平淮夷雅》的叙论就说：“子厚行文，讲求运用虚字，虚字不中律令，即文无是处，此读《答杜温夫书》，即可见到。”接着就列举了《平淮夷雅》文中的若干虚词，一一加以诠释，主要是训诂学的论述。最后说：“右不过于柳文首篇，择若干关键字，略加诠释云尔。综举全集，子厚大抵每篇皆在细针密缕之中，加意熨贴，从无随意涂抹，泥沙俱下之病，必须明了此义，方可得到柳文之神。退之称子厚之文，雄深雅健，所谓雅者，不窥破此窍，即不能了解何谓之雅。”《指要》书中，对柳文所作训诂学和修辞学的诠释，随处可见，足见作者的真知灼见。作者不仅是古文的评论者，而且自己就是一个古体散文的作家，正如他在本书总序开头所说：
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为问余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要之余平生行文，并不摹拟柳州形式，独柳州求文之洁，酷好公谷，又文中所用助字，一一叶于律令，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一扫昌黎文无的标、泥沙俱下之病。余遵而习之，渐形自然，假令此号为有得，而余所得不过如是。
章士钊先生酷爱柳文，自己又是长期用柳文的那种文体来写文章，自然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柳文的语言特色和修辞艺术。按照他的研究，就是写文章用虚字要精确，行文要雅洁。我们今天一般地不必再学写这种古体的文言文了，然而要想读懂和透彻理解古书的内容，还是需要多读、熟读一些古代的文章。在这方面，《指要》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的。
其次，《指要》在考据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石背先友记》的叙论中，对柳宗元父亲柳镇的朋友，努力考证其生平行事，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继续搜罗材料，又有不少补充。例如袁滋的事迹，就引用了《剧谈录》和《逸史》的记载（中华书局1971年版397～399页，以下引书均据此版）；又在通要之部里列了《补记袁滋》一条（2011～2016页），引用云南昭通豆沙关的摩崖石刻，上面有袁滋的题字，也可据以考证袁滋出使南诏的行程。又如《晋文公问守原议》一篇的论述，揭示了“永贞逆案”的隐秘，作者采用卞孝萱先生的考证，论定《续幽怪录》（原名《续玄怪录》，宋朝人避始祖赵玄朗讳改“玄”作“幽”）中的《辛公平上仙》条，实为记载顺宗被弑之资料。《辛公平上仙》是一篇小说，用影射的手法反映了顺宗被害的宫廷政变。在此之前，陈寅恪先生曾有《〈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指出《辛公平上仙》“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但没有注意到《续幽怪录》中有篡改年号的情况（宋人刻书时因避仁宗赵祯讳改“贞元”作“元和”），结论未达一间。《指要》则采取了实为宪宗之父唐顺宗李诵被弑的新解，就更为精密了。通要之部卷十四又列了《再记续幽怪录》一条（2033～2034页），对《辛公平上仙》的文字还作了校勘，也可见作者不断积累资料之勤奋。
最后，再从义理方面说，《指要》非常注重理论探讨，这是它的鲜明特色。这集中体现于通要之部的序。序言第一段论述永贞政变的始末，归纳为十三条，提纲挈领，表达了对永贞革新的高度评价。从而肯定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如第十一条所说：“永贞政变之全帧形象，不论表里明暗，皆在子厚慧心炯目之中，特于全集之文字间，仅从夹缝中窥测一二，无缘获得正面佐证，吾之号为指要，所指无过尔尔。”第十三条又说：
永贞逆案之一名词，不见于有唐各项公私著录，千馀年来，举世几无人了解到此一无名之商臣，应与元和圣德融成一词。于是子厚不得不以春秋之笔，在晋文问守原一史迹上，提出许世子止、赵盾二例，以讨伐羞当时陷后代之乱臣贼子。
作者正是从唐顺宗被弑的新证，提出了“永贞逆案”的结论，把“永贞政变”的“内禅”疑案坐实了。
第二段对柳宗元的政治抱负，归纳为十条，如第五条所说：
集中之眎民诗，是其政略之全部图形。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四民先使安居而乐业，国家于焉相应扶助，使之各尽其力，以广食用而利迁作。
著者在柳集中，抓住了《眎民诗》中的“帝视民情”、“帝情民视”及《贞符》中的“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等名言，加以发挥，充分阐扬了柳宗元的民主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书中反复强调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主”，而与之齐名的韩愈则是“以民为仇”，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虽然已有人指出，《指要》对柳宗元还缺乏阶级分析，根本问题是著者还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然而我们也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古人和章士钊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如果能够揭示史实的真相，哪怕是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现象，那就是历史唯物论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点。柳宗元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更不可能是一个真正依靠人民的革命者，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在历史上无疑应予充分肯定。正因为还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指要》要大声疾呼地为之争辩，特别在“永贞革新”事件的评价上，要把柳宗元与韩愈作尖锐的对比。这一点我们是首先应该理解的。
序言的第三段，对柳宗元的学养，也归纳了十一条。虽然讲的是文学上的成就，然而也不能不涉及思想基础。如第三条说：“子厚主张文以明道，与退之无异致，但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因而生平不打妄语，文皆本色，此足以自信，而兼取信于后世。此一诣也，退之根本达不到。”又如第十一条说：
民为邦本，古今一致，子厚主旨一定，推概于古，即使古为今用。以三国而论，曹魏与民接近，而汉久与民绝，故不当卑视曹魏。集中舜禹之事一文，应视作推重民主之大文字，为正统论立定基础，他人不敢如此下笔，何伪之有？
著者对古为今用特别重视，即认定柳宗元有古为今用的做法（如《舜禹之事》中肯定曹魏能得民心），更在柳宗元的研究中竭力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意图。《指要》在论述中往往联系现实，乃至借古喻今，观点十分鲜明。如卷十九《敌戒》的论述，引用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的例证，即引用《敌戒》的话来反击帝国主义。同卷《三戒》的论述中，引证毛泽东曾用《黔之驴》寓言来分析日本侵略军日暮途穷的结局，称为“‘古为今用’之辉煌典范”。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引用。《指要》有时还借题发挥，如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中由防微杜渐而批判前苏联“向修正主义奔去”（1279页）、《礼乐为虚器论》中批判“苏联领导人名尼基塔者”（1313页）、《息壤》中由“息壤”一词而抨击苏美戴维营会谈，斥责赫鲁晓夫（1961页）等处，虽可以看出著者的政治热情和文人气质，但总不免对古为今用有简单生硬的理解。正因如此，《指要》一书问世之后，也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义。
我们觉得，《指要》一书是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其中虽有一些偏颇和过激的言论，但基本上还是柳文研究的一家之言。联系现实政治和借今释古的地方毕竟只是少量的，大概只占全书百分之三四。从整体上看，谈的都是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学术问题。关于二王八司马的评价，关于韩柳优劣的议论，历来都有不同的意见，《指要》总结前人乃至今人的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完全是百家争鸣范围的事。章士钊先生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这样一部巨著，对柳文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部体现文化政策、双百方针的典型出版物，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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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全文及介绍
天对
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运辕浑沦，蒙以圜号。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乌溪系维，乃糜身位。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皇熙亹亹，胡栋胡宇！宏离不属，焉恃夫八柱！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乌际乎天则。
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巧欺淫诳，幽阳以别。无隈无隅，曷懵厥列。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折篿剡筳，午施旁竖，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予之为，焉以告汝！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规毁魄渊，太虚是属。棋布万荧，咸是焉托。
辐旋南昼，轴奠于北。轨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无穷，不可以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毁炎莫俪，渊迫而魄，遐违乃专，何以死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元阴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类。
阳健阴淫，降施蒸摩，歧灵而子，焉以夫为！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怪沴冥更，伯强乃阳。顺和调度，应气出行。时届时缩，何有处乡。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明焉非辟，晦兮非藏。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惟鲧譊譊，邻圣而孽。恒师庞蒙，乃尚其圯。后惟师之难，颦頞使试。
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气孽宜害，而嗣续得圣，污涂而蕖，夫固不可以类。胝躬步，桥踣。厥十有三载，乃盖考丑。宜仪刑九畴，受是玄宝。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继，夫孰谋之式！
洪泉极深，何以之？
行鸿下颓，厥丘乃降。焉填绝渊，然后夷于土！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从民之宜，乃九于野。坟厥贡艺，而有上中下。
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胡圣为不足，反谋龙智？畚锸究勤，而欺画厥尾！
圜焘廓大，厥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陨尔力！夫谁骇汝为此，而以天极？
九州何错？川谷何洿？
州错富媪，爰定于处。躁川静谷，形有高庳。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茫忽不准，孰衍孰穷！
昆仑县圃，其尻安在？
积高于乾，昆仑攸居。蓬首虎齿，爰穴爰都。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增城之里，万有三千。
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清温燠寒，迭出于时。时之丕革，由是而门。
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辟启以通，兹气之元。
修龙口燎，爰北其首，九阴极冥，厥朔以炳。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惟若之华，禀羲以耀。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试。
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石胡不林？往视西极！兽言，人名是达。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有虬委蛇，不角不鳞，嬉夫元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南有怪虺，罗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何所不死，长人是守？
员丘之国，身民后死。封之守，其横九里。
靡九衢，华安居？
有萍九歧，厥图以诡。浮山孰产？赤华伊。
灵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元趾，三危安在？
黑水淫淫，穷于不姜。元趾则北，三危则南。
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
鲮鱼何所？鬼斤堆焉处？
鲮鱼人貌，迩列姑射。鬼斤雀峙北号，惟人是食。
羿焉毕日？乌焉解羽？
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体，胡庸以枝屈！大泽千里。群乌是解。
禹惩于续，妇亟合。离厥肤，三门以不氐。呱呱之不，而孰图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虫？
彼呱克臧，俾姒作夏。献后益于帝，谆谆以不命。复为叟耆，曷戚曷孽！
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
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挞凶穷。圣庸夫孰克害！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益革民艰，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万亿。违溺践，休居以康食。姑不失圣，天胡往不道！
启达厥声，堪舆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嫔。
何勤于屠母，而死分竞坠？
禹母产圣，何厥旅！被淫言乱烟，聪耳或以不处。
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诬帝以降。震高厥鳞，集矢於。肆叫帝不谌，失位滋。有洛之雩，焉妻于狡！
夸夫快杀，鼎以虑饱。馨骨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滥厥福！
寒谗妇谋，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臧。举土作仇，徒怙身弧！
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
鲧殛羽岩，比黄而渊。
咸播秬黍，莆藿是营？
子宜播殖犀，于丘于川。维莞维蒲，维菰维芦。丕彻以图，民以让以都。
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尧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硕厥祀，后世是郊。
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王子怪骇，形裳。衣褫操戈，犹懵夫药良。终鸟号以游，奋厥篚筐。漠莫谋，形胡在胡亡。
蓱号起雨，何以兴之？
阳潜而爨，阴蒸而雨。凭以兴，厥号爰所。
撰体协胁，鹿何膺之？
气怪以神，爰有奇躯。胁属支偶，尸帝之隅。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宅灵之丘，掉焉不危，鳌厥首而恒以恬夷。
释舟陵行，何以迁之？
要释而陵，殆或谪之。龙伯负骨，帝尚窄之。
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浇嫪以力，兄鹿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既裳既舍，宜咸坠厥首。
汤谋易旅，何以厚之？
汤奋癸旅，爰伛以拊。载厥德于葛，以诘仇饷。
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康复旧物，寻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艰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
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处暴娱，以大启厥伐。
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瞽父仇舜，鳏以不俪。尧专以女，兹俾允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妫之。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纣台于璜，箕克兆之。
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惟德登帝，师以首之。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娲躯虺号，占以类之。胡曰日化七十，工获诡之！
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舜弟氐厥仇，毕屠水火。夫固优游以圣，而孰殆厥祸！犬断于德，终不克以噬。昆庸致爱，邑鼻以赋富。
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
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伏大说？
空桑鼎殷，谄羹厥鸽。惟轲知言，间焉以为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谋。咸逃丛渊，虐后以刘。降厥现于下，匪挚孰承！条伐巢放，民用溃厥疣，以夷于肤，夫曷不谣！
简狄在台，喾何宜？元鸟致贻，女何喜？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牧正矜矜，浇扈爰踣。
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阶干以娱，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贼！
平胁曼肤，何以肥之？
辛后狂，无忧以肥。肆荡弛厥体，而充膏于肌。啬宝被躬，焚以旗之。
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扈释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宇，启床以。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
殷武踵德，爰获牛之朴。夫唯陋民是冒，而丕号以瑞。卒营而班，民心是市。昏微循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
解父狄淫，遭悫以报。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视。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象不兄龚，而奋以谋盖。圣孰凶怒，嗣用绍厥爱。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莘有玉女，汤巡爰获。既内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识！胡木化于母，以蝎厥圣！喙鸣不良，谩以诡正。尽邑以垫，孰译彼梦！
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场行不类，重泉是囚。违虐立辟，实罪德之由。师凭怒以割，癸挑而仇。
胶鬲比，雨行践期。捧盎救灼，仁兴以毕随。鹰之咸同，得使萃之。颈纣黄钺，旦孰喜之！民父有，嗟以美之。位庸芘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圮之。咸逭厥死，争徂器之。冀鼓颠御，让舞靡之。
水滨玩昭，荆陷弑之。缪迓越裳，畴肯雉之。
穆王巧拇，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轮行九野，惟怪之谋。胡绐娱戴胜之兽，觞瑶池以迭谣！
妖夫曳，河号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
孺贼厥诜，爰其弧。幽祸以夸，惮褒以渔。淫嗜杀，谏尸谤屠。孰鳞以征，而化鼋是辜。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天邈以蒙，人么以离。胡克合厥道，而洁彼允违。
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桓号其大，任属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坏。
纣无谁使惑，惟志为首。逆图倒视，辅谗以﹃宠。干异召死，雷济克后。文德迈以被，芮鞫顺道。醢梅奴箕，忠咸丧以丑厚。
弃灵而功，笃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长焉。既歧既嶷，宜庸将焉。纣凶以启，武绍尚焉。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歧社，命有殷之国？
伯鞭于西，化江汉浒。易岐社以太，国之命以祚武。
迁藏就岐，何能依？
逾梁橐囊，膻仁蚁萃。
妲有惑妇，何所讥？
妲灭淫商，民以亟去。
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
肉梅以颁，乌不台诉！孰盈癸恶，兵躬殄祀！
师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扬声，后何喜？
牙伏牛渔，积内以外萌。歧目厥心，氐显光。奋力屠国，以髀髋厥商。
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发杀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予以徂征。
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坠，夫谁畏惧？
中谮不列，恭君以雉。胡寅讼蛲贼，而以变天地。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集厥命，惟德受之。允怠以弃，天又之。
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
汤挚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绩。
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
光征梦祖，憾离以厉。仿惶激覆，而勇益德迈。
铿羹于帝，圣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谁飨以俾寿！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蚁微命，力何固？
鬼啮已毒，不以外肆。细腰群螫，夫何足病！
惊女采薇，鹿何？比至回水，萃何喜？
萃回偶昌，鹿曷以女！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咸欲兄爱，以快侈富。愈多厥车，卒逐以旅。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先？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咨吟于野，胡若之很！严坠谊殄丁厥任，合行违匿固若所。咿嗄忿毒意谁与？丑齐徂秦厥诈，谗登狡庸弗以施。甘恬祸凶亟锄夷。愎不可化徒若罢。
吴光争国，久予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柳宗元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在中唐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宦官、藩镇和大地主阶级为首自寺保守势力，他们借助于手中的权力侵吞国家财产，强行兼并土地，拥兵自重。尤其是“宫市”，打着为皇家采买货物的名义，见到趁心之物想拿就拿，有时随便扔下几个钱，大多数分文不给。面对这种强取豪夺，中下层地主和百姓怨声载道。
王叔文等人在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发起一场政治革新运动，罢免了贪官污吏和宫市，削弱藩镇实力，使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解。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比较关心人民生活，积极参加永贞革新。不幸的是，在保守势力的强大攻势下，改革很快就被扑灭，参与改革的主要干将同时被贬为“司马”，有的被发配到边关，有的被监禁和杀害，史称“八司马案件”。柳宗元与刘禹锡也在八人之中，而且官职一贬再贬
。在长期的谪贬生涯中，柳宗元没有被强权、冷遇、降职的厄运吓倒，反而积极总结经验，阐述自己的哲学理论思想，写出了大量的诗文、著作。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在自然观中，他写了《天说》批判韩愈的《天之说》中的天命论，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自然现象，天没有赏善罚恶的功能；同时又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了《天对》，名义上是对屈原《天问》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先秦以来的“天人”关系进行总结、概括和阐发。 [1]
● 赏析
（一）“元气”一元论
屈原在《天问》开始时一气提了好多问题，都涉及宇宙本原问题。大意是问宇宙有没有一个“终极之物”即最初的创造者？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变化从哪里着手进行探究?对此，《天对》回答说，宇宙是悠远渺茫的，关于宇宙起源的许多荒诞的传说都不足以信。昼夜交替，明暗变化，万物从混沌中发生、发展，都是元气的运动所致。根本没有什么造物主，只有元气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是整个宇宙的基础。从柳宗元一贯的思想看，他认为在天地未形成之前，元气已经存在；天地分化之后，元气充斥于天地之间。他对于以往人们认为天有意志的说法十分反感，认为都是愚蠢的、荒谬的、不可信的。在他看来，上边的深奥、玄妙被人们称之为“天”，在下黄土被人们称之为地，寒暑被称为阴阳。“天”和草木瓜果一样是自然物。整个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物质的存在的不同形式。
（二）时、空无限性
针对屈原提出：东西南北，哪一方更为广阔遥远的问题，《天对》回答：无论东西南北都是极其广大，没有边际的。天体无限，不能衡量它们哪一方和其它方位的长短。同时，柳宗元也意识到时间是无始无终的，人们计算时间以太阳运转为标准。太阳东起西落是一种永恒的运动，时间的存在也是客观的、永恒的。
（三）宇宙间万物运动由矛盾（阴阳）推动
柳宗元在《天对》中说，太阳当空，普照万物，大地一片光明，太阳夕下，天昏地暗。这是一个自然的运动过程。阴阳二气流动于天地之间，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万物的运行、休止、凝结、流动，冲突、枯竭、崩裂。阴阳二气弥漫无际，纵横交错，时聚时分，吸引排斥，就像车轮和织机那样不停地运动、“自斗”，就产生了物质运动的各种复杂状态。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造就了事物，矛盾是万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柳宗元针对以前把元气与阴阳合而为三的观点提出了新见解，认为运动着的元气本身就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就是“一以统同”。这样就更为明确地说明了统一体中对立的互相“交错”，就是物质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他猜测到物质运动的根源在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性，而且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一分为二的，它们是统一体的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方面。
针对屈原提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展，天体的运行，有没有最终的推动力？《天对》认为这一切都是元气自身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阴阳二气之外不存在什么神秘的推动力。所以是“无功而作”，一切自然。从而否定了以往认为“天”有意志，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论点。
屈原在《天问》中涉及到大量古代神话传说，并以此发问。比如，神话传说，天有八个柱子在支撑着，共工和颛顼大战不止，争夺帝位，共工愤怒地以头撞击不周山，结果使支撑天际的柱子折断，地的四角也裂开。于是“天倾西北”，即日月星辰偏聚在西北方向；“地陷东南”，所以东南成为大海。屈原问到底是不是这样?柳宗元认为要排除神话传说中的荒谬的成分，指出其毫无根据之处。他认为天体又不是房子，不需要什么柱子来支撑。地的东南和西北的地势和状况，都是自然形成的，不必共工白费气力。东南是海洋，西北是高山平原，都是天体运行的结果，都是元气自身运行的结票。
神话传说女娲是一个女神，人头蛇身．一日70变，是创造世界的人物。屈原《天问》中寻问是否有这回事？柳宗元认为这种图腾式的动物名或人名，完全是古人由于迷信的幻想而造出来的，毫无道理。柳宗元坚决反对命定论。针对屈原的天是否有意识，可以保佑好人惩罚恶人的提问，他回答说，自古以来人们求神求仙，想长命不死。但这都化为泡影。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始有终的，尽管有人长寿，有人夭折，但谁也难免死亡这一关。
● 意义
《天对》是柳宗元的哲学代表作，比较全面、概要地表达了他朴素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但是，历代的文人学者多把它当作柳宗元身处逆境的一种游戏的或愤慨的笔墨，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
《天对》关于宇宙生成论，元气（阴阳二气）推动万物运动变化的学说，关于时空无限性的猜测以及对古代神话和迷信的驳斥和批判，都有许多超过前人之处。但是，他对许多问题的回答缺乏根据，从而陷入偶然论。这一点他不如刘禹锡，而和范缜有相似之处。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玉梅：《天对》继承了荀况．王充以来的唯物主义元气论观点，并在唐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作了力所能及的解释和发展，这无疑是向真理迈进了一步，在中国元气论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