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纽约周五拍出马思聪弟弟马思宏的天价提琴

纽约——周五，传奇制琴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Antonio Stradivari) 于 1714 年制作的一把小提琴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以 1130 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低于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乐器的估价。

苏富比拍卖行估计，“约阿希姆－马 斯特拉迪瓦里
（ "Joachim-Ma Stradivarius" ）”小提琴的售价可能在 1200 万至 1800 万美元之间，最高价格可能超过十多年前有人在拍卖会上为另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支付的 1590 万美元的纪录。

据拍卖行称，“约阿希姆-斯特拉迪瓦里. 马”被认为是斯特拉迪瓦里最好的作品之一，是在他“黄金时期”制作的，当时他的工艺和声学造诣达到了顶峰。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把小提琴被认为影响了传奇作曲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创作著名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且在 1879 年首演这首协奏曲时，这把小提琴也曾被演奏过。

“这把非凡的小提琴代表了工艺和古典音乐史的巅峰，其无与伦比的音色和传奇的出处让收藏家和音乐家都为之着迷，”苏富比主席玛丽-克劳迪娅·希门尼斯 (Mari-Claudia Jimenez) 说道。“约阿希姆。 马-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引起了全球关注，创下了乐器史上最高价格之一——这证明了它的稀有性和历史重要性。”

2025 年 2 月 3 日星期一，小提琴家斯蒂芬·杰基夫 (Stefan Jackiw) 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演奏 1714 年的约阿希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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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宏，美籍华裔小提琴家。生于中国广东，7岁开始学琴，启蒙老师是他的三哥，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马思宏1948年赴美，1950年毕业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1951年成为第一位获得海费兹奖的小提琴家。1954年与钢琴家董光光结为伉俪。夫妻二人活跃在欧洲、美国和亚洲，被全球媒体誉为“世界最神奇的、最令人吃惊的夫妻二重奏组合”。2009年9月12日因病在美国费城去世，享年87岁。

马思宏讣告
马思宏逝世，享年 84 岁。小提琴家兼教师马思宏于 9 月 12 日星期六在费城郊区的一家疗养院去世。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马先生是思宏音乐协会的主席，该协会于 1971 年至 2004 年期间在纽约举办了一系列年度室内音乐会。第一场音乐会在唐人街的中国学校举行，他的妻子、钢琴家董光光 (Tung Kwong-Kwong，他比他活得长) 也参加了音乐会。由于音乐会很受欢迎，很快就转移到了附近佩斯大学的 Schimmel 礼堂。最后，音乐会被转移到林肯中心附近的 Merkin Hall。在时友音乐会上与马氏夫妇合作的音乐家有单簧管演奏家斯坦利·德鲁克、女高音贝尼塔·瓦伦特、大提琴演奏家杰里·格罗斯曼、中提琴演奏家拉斐尔·希利尔等等。马先生拥有并演奏过约阿希姆·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据说约瑟夫·约阿希姆在首演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时所用的就是这把乐器。马氏于 1925 年 4 月 3 日出生于中国广州附近，1948 年从中国来到美国。他就读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师从理查德·伯金，于 1950 年获得硕士学位，1952 年获得艺术家文凭。1951 年，他成为第一位在坦格伍德获得海菲兹奖的小提琴家。 50 年代，他在乔治·塞尔的指挥下在克利夫兰管弦乐团演奏，后来离开乐团联手太太董光光，在欧洲巡演和表演了几年，在萨尔茨堡和达廷顿音乐节等众多音乐节上亮相。他们在哥伦比亚艺术家管理公司的领导下继续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在美国巡演。马氏兄弟在远东进行了几次巡演，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和曼谷表演和教学。1958 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弦乐器弱音器，它放在琴桥后面，不用时不必取下，比旧的标准弱音器有了很大的改进。它被命名为“Si-Hon 弱音器”。1971 年至 1994 年，马氏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担任音乐教授。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表演事业，并继续在纽约市任教。马思宏除了妻子之外，还有两个姐姐、侄女和侄子。马先生的葬礼将于 9 月 19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在乔治华盛顿纪念公园举行，地址为宾夕法尼亚州普利茅斯会议斯坦顿大街 80 号，邮编 19462。

如需植树以示纪念，请访问慰问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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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我为什么逃离中国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1966年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十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

8月14日晚， “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经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马思聪归来

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

举目回望四野苍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庙台的金顶闪闪光，驼群的影遮列天边，哎噢咦啊想家乡。——1937年马思聪创作不朽名作《思乡曲》

马思聪思乡曲

广州艺术博物院背靠白云山，面向麓湖。步入艺博院聚芳园正门不到50米，左拐向前眺望，便可看到百米外山坡上的马思聪雕像。南国冬日的暖阳洒在“他”身上，“他”侧身拉着小提琴，眉头紧蹙，双唇紧闭，似陶醉又似沉思。

四十年前，被称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迫害，冒险从广州经香港远赴美国；20年客居他乡，创作了《思乡曲》的音乐家满怀乡愁与世长辞；四十年后，他的骨灰终于回到了广州，长眠于故乡的青山绿水中。一“去”一“回”中，多少辛酸事！

最快乐的日子

马思聪雕像屹立在一块红色大理石上，走近前去可以看到，花岗石的正面刻着1937年他谱写的流传最广的《思乡曲》，石座基上则刻着─—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于1967年定居美国。”

这段简单的文字对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而言，显然太过苍白。

时间回溯到1995年前。1912年5月，马思聪出生在广东海丰县海城镇幼石街的书香门第。父亲马育航是清光绪庚子科秀才，曾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后为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3年秋冬，11岁的马思聪随20岁的大哥来到法国巴黎学习音乐，五年后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提琴班，成为亚洲第一个考入这座高等学府的黄种人。

1929年初，马思聪回国，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思聪在战火中完成了自己不朽的名作─—《思乡曲》，传唱至今。

马思聪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思乡曲》，而是在于他致力于在国内普及小提琴。

马之庸是马思聪的堂侄女，现定居广州。这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的客厅里摆着一张马思聪拉小提琴的照片。她说，马思聪在国内时一直致力于普及小提琴，提倡西洋乐器可以演奏出民族化的东西，为此，他不仅在大城市演出，还踏遍新会、汕尾等小城，为民众演奏。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时，马思聪带着夫人和学生回到家乡海丰，当时年仅8岁的马之庸经常可以听到马思聪应当地乡民要求而上演的“小提琴独奏会”。

在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的回忆中，父亲在国内“最快乐的日子”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时，父亲被人们称为‘老周的宠儿’，事业上风生水起，音乐创作也达到一个高峰。”。“老周”指的是周恩来。许多可考的资料中都记载了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在那段时间，他创作了《春天大合唱》、《欢乐组曲》等作品。

马思聪随周恩来

被隔离的岁月

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文革”一开始，马思聪的噩梦也开始了——“音乐权威”转眼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和其他五百多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一起被关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

关于马思聪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折磨，从一个“吃草”的段子就可以窥见一斑。据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沣回忆：“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能吃草！’说完，竟然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

在那段风雨飘摇人人自危的年月中，即使是最亲的家人，见面时也往往“相顾无言”。

马思聪的十妹、长笛演奏家马思芸也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她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师们开始遭到批斗，马思聪等学院领导每天都被叫去扫厕所，几个月来家人见面都不敢对话。

1966年11月的一天，暮色初合，她在学院水房拐弯处巧遇马思聪。“他四处张望确定周围没有人后，小声问我，‘妈妈怎么样？’我赶紧回答说‘妈妈很好’。”说完两人就匆匆分开。她怎么也想不到，那是她和哥哥见的最后一面、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马思聪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家人也开始踏上仓皇逃亡的路。那时的马如龙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朋友看情势恶劣捎信让他们赶快出逃。马如龙从北京逃到广州，母亲带着姐姐逃到南京，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南海会合。

马思聪的小女儿马瑞雪曾经回京偷偷去看过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把打算到香港避风的计划和盘托出，遭到马思聪拒绝。“父亲总想着受批斗可以熬过去，但一走开就等于叛逃，什么都完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身心极度疲惫的马思聪终于同意先回南海休息养病。

《思乡曲》作者终成思乡人

2007年12月11日晚，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带着父母的骨灰飞越太平洋回到广州。看到接机的热情的人们，他说：“想起四十年前与父母从广州离开时，我们走得很悲凉；但现在，一下飞机就感觉到广州人的热情，真是很不一样！”话里似有无限感慨。

他提起当年的经历，仿佛在说着昨天刚发生的事情。

“（1967年1月）我们离开广州前后那十几天，实际的惊险过程要比叶永烈先生所著的《马思聪传》所描写的可怕很多。”

当年有两个船工─—何炳权和狗头，他们答应带马氏一家外逃到香港，一来是想收路费赚点钱，二来这两个船工都很崇拜马思聪。当时马思聪身上没有钱，狗头要求到了香港后写给他欠交5万港币的字据。

马如龙说，从广州逃离时，连手提布袋都不能拿，怕被怀疑，更不敢背小提琴。父亲那把名贵的小提琴事先由何炳权放入工具箱拿到船上藏起来。到江边前为了不使人注意，全家人假装互不认识，和其他船友分乘公共汽车，然后散步似地走到预定水边。

到了香港，天还没亮，怕被英国水警抓到，何炳权把船开向岸边一块大石头旁，大家爬上岸找岩洞躲起来。何炳权和狗头出去找地方打电话被巡差抓住，守在附近接应的亲戚赶紧上前把厚厚一叠港币塞给了巡差，这样才放人。

在香港逗留没几天，马思聪就携家人匆匆飞往美国。

促成他们一家离港赴美的主要人物是马思聪的大姐马思锦的女儿徐美芬。徐美芬回忆说，当时她在香港定居，1966年底，香港的报纸开始铺天盖地刊登马思聪离开北京的消息，她越来越担心舅舅的安全。“直到有一天，我正在给学生上声乐课，突然保姆过来说，马思聪的电话。当时我愣了一下，随后赶紧结束课程，跑去接电话。”

“Naccy，我是三舅，我已经到香港了。”电话那头传来马思聪低沉的声音，徐美芬放下电话后便驱车从港岛去新界接舅舅。“把他们接到车上后，我也不敢往家里带。报纸上到处都是他的照片，很容易被人认出来。无奈之下，我只能把他接到九龙的一个亲戚家先住下来。”

徐美芬建议他们出国避一避，“因为当时英国政府也不希望他们呆在香港”。随后，她通过美国领事馆的一个朋友，把他们送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抵美后，马思聪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著名讲话：“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叛国投敌”罪致数十亲友受牵连

当时的马思聪还并不知道，他离开后，国内的亲友们受到了广泛的牵连：亲戚中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太突然了！随后，中央音乐学院到处都贴着批三哥的大字报。三哥走后，家里人接连受到牵连……”马思聪出走的消息，其妹马思芸是从“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中听到的。但她至今都不愿重提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出走前，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现任中国音协名誉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吴祖强是学院里的青年教师、学生会主席。据他回忆，1968年5月，根据康生和谢富治“彻底清查”的旨意，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马思聪专案组”。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马思聪这个罪名，株连了他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的亲属数十人。1967年，马思聪的胞兄、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这一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此事波及面之广，令其侄女马之庸至今谈起仍然愤慨。“他走了后，兄弟姐妹都被隔离审查了。”马之庸当年三十多岁，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直到1979年才调回原单位。而在那十多年间，她及国内的亲戚都和马思聪失去了联系，直到电视上播出马思聪获平反的新闻。

尽管马思聪一直都有回国的心愿，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几次邀请都没有促成他回国。马如龙和马之庸等亲友在追溯这段往事时都提到，“文革”期间的这些经历给马思聪带来巨大的创伤和阴影，以至于他在决定是否回国这件事上显得尤其谨慎，马思聪屡次对亲友说：“还是等国内再稳定些了，等适当的时候再回去吧。”

刚刚整理出版的《马思聪全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0年6月3日，马思宏在京期间，曾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的接见，对马思聪归来发出邀请。当年6月14日，马思聪夫人王慕理给女儿马碧雪的信中，提到马思聪当时的心境：“爸爸对大陆有余惊……”。

“我没有对不起祖国”

马如龙回忆说，父亲到美国初期还有些演出，但很快就只能“闭关”在家“专心”作曲了。“因为‘四人帮’无孔不入地制造麻烦，使父亲出不来。”

晚年的马思聪越来越废寝忘食地进行创作。每天一早，马如龙起床时，常发现父亲趴在客厅的桌子上睡着了，面前的纸已经摆了一大摞。大型芭蕾舞剧《晚霞》、《双小提琴协奏曲》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马思聪晚年创作的作品主调由早年的欢乐转为悲凉，这在他的《双小提琴协奏曲》、《热比亚》等作品中可以看出来。

《雙小提琴協奏曲》-01（馬思聰）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他是否在通过作品感怀身世，宣泄心中的悲愤。马如龙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父亲生前一直对我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难道会使人觉得冤屈吗？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1984年，收到“平反”通知书后，马思聪逢人就表达归国的心愿。

马之庸说，1985年年初二，马思聪会见自己获得平反后、第一个前去采访他的中国大陆记者时，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十九年啊！

马思聪获得平反后，国内当时的音协主席和领导写信向他道贺，他在回信时说“我是收到信才知道自己有投敌叛国的罪名”，他在信中表示庆幸大家都还健在，并表示自己“适当的时候会回国”。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曾在与女儿马碧雪通话时转达了马思聪的话，“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

可是，马思聪等待回国的“适当时候”并没有“出现”。1987年3月，马思聪感冒住院，转为肺炎并引发心脏病。5月20日，手术失败，在美国费城宾州医院的手术床上，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

《音乐：中国协奏曲》
美国《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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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5 月 27 日 12:00 AM GMT-4

当这位中国第一音乐家九岁时，他的父母认为中国在音乐方面给他提供的太少了。他们把马思聪送到了巴黎音乐学院。九年后，他回到中国，在南京任教，组织了重庆第一个交响乐团，并很快成为中国最好的小提琴家。

战争期间，马思聪和妻子从香港逃到平石村，在那里他在流亡的中山大学任教，工资比工厂的苦力还低。在那里，他开始创作中国第一首协奏曲。

上周，现年 33 岁的马思聪首次聆听了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奏者是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他们都是白俄罗斯人以及意大利和德国难民，他们勉强只允许一名中国人担任小提琴手。在西方人听来，这首协奏曲（以华南民歌为基础）比大多数中国音乐更容易接受。

观众热烈鼓掌，对独奏者更是热烈鼓掌，马似乎并不介意。小提琴手是马思宏，他 22 岁的弟弟。马思宏的下一个项目是：《地狱》，这部交响曲将描绘“战争年代发生的所有悲伤”。

* 版权所有 1941，罗宾斯音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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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Concerto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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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7, 1946 12:00 AM GMT-4

When China’s No. 1 musician was nine years old, his parents decided that China had too little, musically, to offer him. They packed Ma Si-tson off to the Paris Conservatory. Nine years la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to teach at Nanking, to organize Chungking’s first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o become, in no time at all, China’s best violinist.

During the war Ma escaped with his wife from Hong Kong to the village of Ping-shih, where he taught at the exiled Sun Yat-sen University, on a salary lower than that of a factory coolie. There he began to compose China’s first concerto.

Last week Ma, now 33, heard the first performance of his Violin Concerto in F Major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Symphony Orchestra. The musicians, China’s finest, were white Russians and Italian and German refugees who have grudgingly admitted only one Chinese as violinist. To Western ears, the concerto (based on South China folksongs) was easier to take than most Chinese music.

The audience applauded it generously, and even more generously applauded the soloist, a fact which Ma did not seem to mind. The violinist was Ma Sihon, his 22-year-old brother. Ma Si-tson’s next project: The Inferno, a symphony which will depict “all the sadness . . . which happened in these war years.”

* Copyright 1941, Robbins Music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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