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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一个叫元敞的人，给好友子惠写了一封信——
“子惠容听侍前，数见，元不敢众言，奈何乎，昧死言。会敞绔元敝，旦日欲使偃持，归补之。愿子惠幸哀怜，且幸藉子惠韦绔一、二日耳！不敢久留。唯赐钱非急不敢道。”
信中说了一件火烧眉毛的事，元敞的裤子破了，要等明天才能拿去缝补，可这是他唯一的裤子，现在没办法出门，只好厚着脸皮借子惠的裤子穿一两天，等自己的裤子补好后，立马归还。字里行间，透露着元敞的窘迫。
元敞是汉代戍守居延的戍卒。居延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一带，古称“弱水流沙”，“弱水”即额济纳河，“流沙”为居延泽，是一片水草丰美的绿洲，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
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远征河西，把匈奴赶出河西走廊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即河西四郡。为防止匈奴铁骑再次踏入，汉武帝又在居延泽以西、额济纳河沿岸修筑了长约250公里的烽燧鄣塞，派兵屯田戍守。
元敞和他的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携带家属屯戍，有的则孤身一人。边塞苦寒，他们每天除了守望烽燧，还要种菜、伐木、养马等，可谓活多、钱少、离家远。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一条裤子。
缺吃少穿时，他们不得不东借西借。“借条”或给亲友的书信，用毛笔写在当时的书写材料木简——用红柳、胡杨等削制成的木片上，通过“邮人”徒步或骑马传送。
很有可能，元敞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去。而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和战友们写在木简上的信札、文书和关于边塞生活的种种实录，在黄沙下掩埋了两千年后，被一群考古学家发现了。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居延”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如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汉书·地理志》“居延县”下注引中有“阚?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句。因汉代居延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经之地，汉武帝时为加强防务，也为防止匈奴和羌人联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长城，名“遮虏障”。
1990年纪录片：万里长城33 居延古塞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此地距酒泉卫星中心一箭之遥
简是在中国古代没有发明纸张以前，用来著书立说及进行种种记录的竹片或木片。书写的方法或用刀刻，或用笔写。古人说某人读书读得多，叫“学富五车”。 秦始皇事必躬亲，每天要看一百多斤重的奏章。把许多简一片一片地用绳子编起来（像编竹帘），就叫册。一卷书就是用几十根木简（或竹简）编连在一起卷起来。现在我们读的书叫第几卷或第几册，也就是从古代的大简册制度里沿用下来。
但木简流传下来的很少，或者因为埋在地下烂了，或被烧掉了。宋朝时能有几根，就已经很珍贵了倒是近代才有了较多的发现。最初发现汉简－－－即敦煌汉简的是英国人斯坦因，以后还有法国人伯希和。另外还有日本人。他们发现的数量很有限，而且找到的都拿走了，自己研究去了。这些简都是历史上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学术价值很高，而中国人却只有很少的几根。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曾组织过中西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蒙古，甘肃和新疆等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并没有发现简。后来，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隔了两三年之后自己从苏联通过蒙古，进入现在甘肃境内的额济纳河，即蒙古与甘肃交界的地方，由当地人配合，发掘了一批木简，数量号称上万根。这是空前的大发现，过去英国人斯坦因发现的“敦煌汉简”也只有近三千根，所以当时就轰动了全世界的考古界和历史学界。
发现木简的那个地方古代属居延海，东汉时曾设居延郡，汉朝时是驻屯军队北防匈奴的边陲地区，所以这批木简简称“居延木简”或“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运到北京，经马衡，刘半农，沈兼士，周养庵等著名学者与外国合作者商议，木简留在北京。存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中外学者可利用这批资料进行研究。
因为汉代居延海是个屯兵的地区，故这批木简写的大半是有关兵器，军事，屯戍等，内有书信，还有天子直接下的诏令等。它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一般生活问题。这些记录有的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的错误，或给文献中的不明之处一个较好的注释。
居延汉简的珍贵价值与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为大众所瞩目。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已有包括当事人沈仲章在内的很多记录。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动，除了从北大将汉简运出是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
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沈将残存北平的木简及相关材料先运津，再从海道经青岛而至港。虽有波折，而有惊无险。居延汉简及相关对象，遂由徐、沈二人携出险境，在1938年1月底之前安全抵达香港。
一
居延汉简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汉代社会军事文献，其价值之可贵，早已为学界所周知。再加上这批汉简的传奇经历，使得它的声名，更是逾越了小小的学术圈，而为大众所瞩目。学术内涵与其外在的传奇，在这批汉简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尤其是它的流布过程，是与中华民族的自我奋斗与苦难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居延汉简的命运，是与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也因此之故，居延汉简的故事，得到了大众的很多关注。
关于居延汉简从日据的北平，被安全转移至香港的经过，已有包括当事人沈仲章在内的很多记录。【《抢救居延汉简历险记》，沈仲章口述、霍伟记录、胡绣枫整理，见于《文物天地》1986年第4期，p.33-37。下文所言沈氏自述均出此文，不再出注。】虽不能说浩如烟海，但也是读不胜读。
这些记述文章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都从沈氏自述中脱胎而出，再就是基本都是以沈氏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的。但事实上，正如沈仲章自述中所言，他的行动，除了从北大将汉简运出是自发行为之外，其他部分其实是得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徐森玉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挥的。
这一点，在他多年之后的回忆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说法：“1937年我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办事员身份，奉徐森玉之命（徐森玉自到天津叫我），叫我将这批汉简运到香港。在香港我的领导人就是徐森玉，我只接受徐森玉的命令。据我听徐森玉说起，袁守和想把这批简卖到美国去（约1938-1939年），但未成功。约在1940年上半年，徐森玉对我说，胡适、傅斯年等要把这批汉简从香港卖到美国去。据我回忆，徐森玉可能和叶恭绰等人商量过，但这批汉简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徐森玉的。”【沈仲章1967年8月23日提供材料摘抄复印件。】
既然连当事人沈仲章都认为居延汉简一事，事实上是由徐森玉先生做主的话，那么就很有必要来探究一下徐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更何况，沈氏自述，一则是成于晚年，再则发表时候未曾经其过目，难免在很多细节上有所疏漏，故对其自述中的相关问题，也需要重新审核。【此说见沈女亚明女士2017年8月23日晚7:42分发我的微信：“口述发表前未经父亲审阅，我出国前代父亲寄交某处部分勘误，不知下落。我答应再梳理补充，一直没时间。”】
二
事实上，徐森玉先生与居延汉简的关系极为深厚，早在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自行组织科考团打算至西北考察之初，中国学界为了反对这一行径，而于1927年3月5日，在国立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用意在于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之古物。据《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三月五日，由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招请北京重要学术团体开会讨论，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反对外人私入中国采集诸事宜。到会者计有古物陈列所兼中国画学研究会代表周肇祥先生，中华图书馆协会代表袁同礼先生，国立京师图书馆代表徐鸿宝先生，中央观象台代表高鲁先生，中国天文学会代表徐炳昶先生，清华学校研究院代表李济先生并院员吴其昌先生、冯国瑞先生、张立志先生、朱广福先生、姚名达先生、黄绶先生、宋玉嘉先生，地质学会兼北京图书馆代表李四光先生，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代表袁复礼先生，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代表沈兼士先生并教授马衡先生、刘复先生，助教黄文弼先生、华尚严先生。”【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王忱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p.530。】
徐森玉先生就作为京师图书馆代表参与此事。而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促成日后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关键。3月9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北平的新闻媒体也紧密跟进，《晨报》第六版刊发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昨日业已发表》。
鉴于中国学界的这种压力，3月10日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进行了首次会晤。据《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3月10日，在一所大学的房间里，我们与反对组织进行了第一次会面。长桌旁坐着对方的12位代表，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对我们充满了敌意的科研机构。”【斯文赫定着，徐十周译，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p.567。】这12位代表中，徐森玉先生也包括其中。
经过屡次磋商，1927年4月17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决议于北京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并推选徐先生为理事。
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席周肇祥代表中方、斯文赫定代表瑞典方，下午7时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签订协议，决议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
5月9日，西北科学考查团于西直门车站搭乘专车出发前往包头，徐森玉先生偕周肇祥等人同至送别。
可见，从西北科考团尚在母腹之际，徐森玉先生便积极参与其事。到最后中国学界与瑞方达成协议，双方合作，共同组织考察团，从而促成了居延汉简后来能够留存在中国。
1930年7月始，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陆续于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即额济纳河黑城附近之破城子、大湾等地）发掘出汉代木简万余枚，这就是后来的“居延汉简”。
1931年5月，居延汉简被运回北平。根据中瑞协议，这批汉简交给了北平图书馆保存。
到了1933年7月，北大教授胡适、傅斯年分别出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同时也为了研究和摄影上的方便，这批汉简被转运到了沙滩的松公府北大研究院考古学会。
最初参与清点登记的傅振伦曾经记述过当时的情形：“松公府藏文物之处在大院的最后面，前进为一个四合院，北屋三楹为语音实验室。西屋三间，贝格曼在北间整理古物。甘泉宝在中间修复古器物，还有安德生助手白万玉推荐的通州人潘某在此作整洁木简，拼凑胶合之事。我和傅明德在南间整理木简，将登记的木简纳入卡片长方座柜中，按照号次做成囊匣分装其中。”【傅振伦《第一批居延汉简的采集与整理始末记》，见于《文物天地》1987年第1期，p.27-29。】
北平沦陷之时，居延汉简就储存在这里，而沈仲章也就是首先从这里将居延汉简运出，先后存于北大红楼图书馆后面及北长街15号三时学会徐森玉先生的居所的。【按：沈仲章文中只说到后来转运至北长街一个小庙里徐森玉的住处，而傅振伦文中则直接指出是三时学会南邻的徐森玉寓所。但傅振伦先生的说法可能会引发一点小误会，事实上，从1927年秋开始，徐森玉先生就一直寓居在现在门牌为北长街27号的三时学会内，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将其物品完全清理出来。并非是在三时学会的隔壁。】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沈仲章当时的身份。在自述中，沈仲章说：“那时我已从北大毕业，留校担任北大研究所的语言、音律实验室的助教，同时又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的干事，即做秘书及译述工作。”
从他的叙述中看，似乎沈氏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中的一位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由其自述所生发的那些文章，正是受到这个诱导，都把沈仲章说成是一位小角色。
但据1937年3月6日考察团理事会理事长胡适的日记：“与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复礼、徐旭生、黄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饭，谈谈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事务。”【《胡适日记全编（六）》，转引自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胡颂平编着，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1990年第三次印本，p.662。】
又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我到米粮库四号去看胡先生。在他那里遇见了徐森玉(鸿宝)、张奚若、陈之迈、张佛泉、沈仲章五位。大家询问胡先生对于时局的意见，他当时以为芦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见于《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红编，三联出版社，1998年，p.150-159。】两次聚会，座中其他人物都是学界要人。尤其是前一次，除了沈仲章，都是理事会的理事。可见，沈仲章当时的职位或许并不高，但他却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中，参与核心事务的一位人物。
三
据沈仲章自述，他是1937年8月12日到达天津，应该是在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徐森玉先生报告情况：“前文提到徐森玉，他是文物界著名人士，是文物、博物、图书馆等方面的权威。当时他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刘半农先生去世后，他就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这时他随着北大撤退到长沙，我当然写信向他报告情况。他得知后又高兴又惊奇，没想到我这个小小工作人员竟能把木简抢救出来，认为我做了他们所不敢做的事。
徐将此事告诉了傅斯年，立即发来了电报叫我在天津待命，他们会派人来的。那时电报要通过沦陷区，来取要几天，等人来就更慢了，足足等了个把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森玉先生本人。他那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了，辗转远来，欢然道故。
他告诉我说，他们几个负责人研究过了，叫我一个人秘密进行，把宝物由北平运到天津，再由天津运到香港。我义不容辞，接受了这个任务。”从沈仲章写信通报，再经过长沙的傅斯年、徐森玉等人研究，再到徐先生间关至津，期间到底需要多久，现在因文献无征，还不能确认。
不过现存一个由北至南的行程所需时间，大概可以参考：“1937年7月29日，北平陷落……直至11月17日，郑天挺、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才离北平南下。12月14日，方辗转抵长沙。”【见于《北京大学图史：1898-2008》，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128。又可参郑天挺《滇行记》，见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北京大学等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73-83。】即因战乱之阻，长沙到京津一带，大概需要近一月时间。
另据徐森玉先生1937年11月3日致傅斯年函【傅斯年图书馆藏原件】，有“晨间奉到十月廿五日航示，汉简事承先生直下承当，毫无犹豫，担任一切费用，热心毅力，至堪钦佩……”云云，并请傅斯年致函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孙洪芬以申请北返经费等，则沈仲章所言傅、徐二人商议之说，确有其事。而傅斯年收至此函，已在9日，无论其是否再致函上海孙洪芬处商议经费事宜，还是坚持以史语所之款项支持徐先生北返，等徐先生真正动身，必已在中旬之后。以上种种信息综合起来，则徐森玉先生到达天津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的12月间。
另据1939年7月26日徐先生在致叶景葵函【上海图书馆藏】中说：“宝前岁七月，自旧京南下，溯江而上，僦居长沙四越月。得青岛友人电，居延汉简尚陷在北大研究所中。遂遵海潜回北平，设法将简二万余运出，送存香港（现在港影印，年底可竣）。”按照信中所言，徐森玉先生是亲自到北平去取的竹简。这个说法虽然是孤证，但一则是出自当事人在两年之后的回忆，可信度自然较沈仲章等人多年后的回忆为高。
再则这个说法也能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徐森玉会亲自携带5箱汉简到香港的问题【说详后】，也弥补了沈仲章自述中相关说法的不足，因此是值得相信的。
徐氏函中，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就是他讲是收到青岛友人电，才得知汉简陷落的消息。这个说法与沈仲章曾写信向他报告汉简消息的自述似有矛盾，但其实冲突不大。还是根据前引11月3日徐致傅氏函：“昨得仲章兄由青岛转来一函，兹附呈。”此函不知是否即沈仲章所言报告汉简转出之函，抑为后续报告之函？如是前者，则在沈氏发函之前，傅、徐等人已知汉简之近况，传递消息者另有其人。但无论如何，沈仲章从天津发函于徐，在当时局面下，是需要通过青岛中转的。
综上所述，在1937年，已在长沙后方的徐森玉先生得知汉简处于危地的时候，经天津亲至北平，取出5箱汉简自携南下至港。而剩下的3箱，则由沈仲章自行设法运出。沈遂将残存北平的木简及相关材料先运津，再从海道经青岛而至港。【需要说明的是，沈仲章当年从北大运出的不仅是居延汉简而已，据其自述记载，还有“考察团的重要对象也偷运出来了，如居延笔的模型（复制品），贝格曼在居延海发掘木简的地形坑位草图，西北科学考察团木制彩色套版和印有壁画佛像的信笺、邮票，还有我国邮局特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大包（一千多套），还有许多原始记录、账目等等，这些全是与木简有关的东西。”】途中虽有波折，而有惊无险。居延汉简及相关对象，遂由徐、沈二人携出险境，安全抵达香港。
四
根据前引沈仲章所述，徐森玉先生派他独自一人想办法将汉简运至香港。他在文中还说到：“徐森玉走后，又剩我孤单一人暗自筹划。我秘密回北平一趟……我这两只箱子并未引起注意，交了货，取得一张收据，这份国宝就运到了天津。”又说在青岛意外脱船之后，请船长将这两只箱子交给同船的吴景桢，“这位船长很负责，果然把箱子交给吴。吴也很负责，把箱子取出后交给了蒋梦麟，由蒋梦麟交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存放。”这个说法其实很有问题，但现在所有研究居延汉简流传的文章，竟然都习焉不察，沿用此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将汉简从险地运出之方法，是出自徐森玉先生。在前揭1937年11月3日致傅氏函中，徐先生云：“至如何运出北平之法，在此无法悬揣，俟宝到津后与仲章兄切实商酌，相机办理。梁思（诚）[成]、刘士能二君均来湘，言营造学社各种珍品系托外人包运，甚为妥当，将来或循此途径办亦可。”而之后汉简之出运，据沈氏自述，正是通过外人协助。
再根据时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1938年1月4日的日记：“高宝森带了叶誉虎到中文学院来（见）徐森玉先生……”【《陈君葆日记》，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p.333。】而同一天，徐森玉又到蔡元培寓所报告北平图书馆南迁善本及居延汉简转移等事。
蔡元培在其日记中记到：“徐森玉来，言北平伪政府欲究提北平图书馆寄沪之图书，现已与香港大学商，可运港寄存。惟起运手续尚待商讨。我素知平馆寄沪之善本书有五百部，但据森玉说，守和已提最要者，如《永乐大典》、宋写本《文苑英华》之类九十箱到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之木简二万余枚，本储北大国学研究所，近由沈君□□秘密运出，经徐君携至香港，现已寄存香港大学图书馆。”【《蔡元培日记》，蔡元培撰，王世儒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p.531。】
叶誉虎即叶恭绰，为长期资助北平图书馆的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董事，该董事会后来还出资资助汉简的整理印行及沈仲章在港期间的生活费用，蔡元培则为原北大校长、现任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他们两人对于北平图书馆以及与平馆、北大均有极深关系的居延汉简无疑是异常关心。这里提到徐森玉先生向蔡元培当面言及汉简已由自己带至香港，显然不可能是误会。
1938年1月5日，北平图书馆驻港办事处邓衍林（竹筠）也致函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言及居延汉简存港状况：“木简已安全运到，现储中文学院，港当局甚珍视之。徐主任忙甚。”【（档年3.7），《北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p.471。】及至次日，徐森玉先生将所携居延汉简经香港大学陈君葆等人的帮助，暂存香港上海银行保险库中，据《陈君葆日记》【p.334】：“徐森玉的汉代木简共五箱，今日用副监督（史洛士）的名义寄存在上海银行的保险库里，午间由我亲自送去。
史洛士对于这事似乎特别慎重，不知何故？也许他对这几箱东西的所有权颇发生一点疑问，不过这实在是太过分些了。”从蔡元培到陈君葆，都是当事人记当日之事，不可能发生误解。也就是说，徐森玉先生曾经亲自携带5箱居延汉简至港，是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
1月11日，徐森玉先生亲至沈仲章托运居延汉简之海口船，打算与受沈仲章之托携交汉简之吴景桢接洽，但竟然毫无头绪。
第二天，徐先生无奈之下赴香港大学，托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等人协助收核汉简，具体过程据《陈君葆日记》所述【p.337-338】：“汉代木简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电报，说自己在青岛脱了船，因此托了船上的吴景桢把东西带来。吴景桢是谁大家都不知（到）【道】。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领，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我下第一课时发现几个人齐集在我的办公室裹想计策，徐森玉急的了不得。我说，这事最好找一个熟识太古的买办的人到他们写字间和海口船上去查查，并且事不宜迟，怕船开了更没办法。一句提醒了许地山，结果他立刻和森玉跑到太古轮船公司去找莫恩如商量。约一点钟后地山回来了，一路进来，一路喘息，说‘东西没有丢，正从船上搬进来，徐森玉在小祈园等你，要立刻去，好在中饭后到太古洋行去领回各行李。’这时刚因芬尼克约在下午到浅水湾去逛逛，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了他要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才能在大学会齐，然后才赶到小祈园去。在小祈园门口下车，森玉已经在那间茶室里面等得十分不耐烦了。我才进门他便叫‘伙计，开饭，开饭，快点，快点拿来。’他性子急的了不得，我倒觉得这一点很可爱，因为穿长褂的民族第一种毛病便迂缓不切事实，所以每致偾事。凤坡的可爱亦在此点。在我坐定后之两三分钟内，森玉又催那伙计不下七八次了。素菜端来了，我急忙的吃，但是结果还是森玉比我先吃完。我想他性急有点像焕文。付款后，我们离开了小祈园，看看时计只不过十二点一刻，这心裹才舒服。但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诉我们说，东西要到三点半才能搬到岸上来。并且船上的买办有一个条子给他，说沈仲章们还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时须先缴清此数云。于是我对徐讲，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余的事，可由我们关照。他下午（趁）【乘】三点半的芝沙加喇荷兰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好了，因此我就在电报局门口和他作别。”
但这次接洽是否成功？到底有没有收到沈仲章所携汉简？陈君葆并没有记录。从道理上来说，如果真的没有接到，这么重要的事情，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对。既然没有再提，那应该是有所收获才对。
到1月15日，陈君葆以徐森玉、许地山就汉简事所写的函件转交港大当时的副监督史洛士，据《陈君葆日记》【p.339】：“为许先生草的关于汉木简事致史洛士的信今日送去，信内并夹上了徐森玉给他的函。这信我提议另打出数份，分致西北学术考查团的几个理事，如胡适之、陈（寿贻）【受颐】等，使他们都了于这事的经过始末。现在木简的其余一部分已有了下落，吴景桢致守和的信说，他过港时，把东西径带到长沙去，不及在香港停留云。”
根据陈君葆这里的记录，似乎是在1月12日的时候，并没有在船上接到汉简，或者并没有全部接到汉简。可惜的是，因文献有缺，这个问题暂时还不能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景桢确实是将部分汉简携至了长沙。这里提到的吴景桢，是北大地质系1937年的毕业生，故而得到沈仲章的信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根据沈仲章的记述，吴景桢又将所携汉简交给了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由蒋转给了港大存储。1937年7月，蒋梦麟接任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再加上平馆与临大图书馆当时合并，联合办公，以原平馆副馆长袁同礼为馆长。故而，吴景桢此举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合情合理。
据1938年1月5日邓衍林致袁守礼函：“蒋校长已于日前飞港。木简已安全运至，现储中文学院，港当局甚珍视之。徐主任忙甚。”【见于《北京图书馆馆史数据汇编》（1909-1949）第一部分《历年馆务活动资料》1.16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p.471。】单从字面来看，似乎是在此一两日前，蒋梦麟从长沙乘飞机至港，将木简携来，存入港大。但正如前所揭，沈、吴所乘之海口船是1月10日才到香港，蒋梦麟绝无可能在此之前就将木简由长沙携来。
那么，沈仲章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有误呢？事实上，根据1938年1月7日第41次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蒋梦麟并未参加当天的常务会，1月19日第42次常务会议，蒋仍未参加。但次日的第43次常务会，蒋梦麟则列席其中，可见，蒋氏1月初这次赴港，是大约在3、4日，到19或20日之间的。到了1月24日的第45次常务会上，蒋梦麟被推举为临大的昆明办事处主任，负责临大迁往昆明的前期工作，故而在1月25日之后，他就从常务会上缺席，直到4月19日昆明的首次常务会上，蒋梦麟才再度参与。【所有会议记录及详情，均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北京大学等编，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p.33-47。】
这就说明，大概在1月25日或者之后的一两天内，蒋氏已经出发，转道香港，后又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再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复由河内乘火车经滇越铁路，最终到达昆明。而居延汉简应该就是在此次赴昆明之途中，被蒋氏由长沙带到香港的。
据上文所揭1月15日《陈君葆日记》，徐森玉先生在12日匆匆离港之际，还曾留书与史洛士，商借港大主楼内图书馆之大波楼 (即汉口图书馆特藏室，时称 Room H )，以便干事沈仲章从事汉简数据之拍照、剪贴、编号、排比、编写索引等工作。1月27日，徐森玉再次赴港，寓新华饭店。1月31日，他发电报给傅斯年云：“韮菜园一号中研研究院傅孟真先生鉴：木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比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宝，卅一。”【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37，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也就是说，最晚在1月底时，所有的居延汉简都已经运到香港了。
但汉简这次由北至南转运中涉及到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38年5月9日，沈仲章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到：“木简整理工作经多次啰苏后，终已在港大汉口图书室中进行。校方供备铁柜一架，容量不大。故只得将所有津沪运来之简品共八箱拆散……”【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17，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见于《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三分，p.921-952。】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津沪”的说法，不知何以与“沪”有关？又前述沈氏自述中，说他带出的汉简是两箱。对于这个问题，邢义田认为一则可能是因为原简经过多次包装，所以造成数量有变。再则可能是沈氏为了运送方便，所以将小箱盛入大箱之中。【邢说见《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但信中说到“八箱”这个信息值得重视。这8箱中，5箱是由徐森玉先生亲自至港的，毫无疑义。其余的3箱，按道理来说就是由沈仲章押送而又转托给吴景桢的。但据前揭《陈君葆日记》及从情理上来讲，也有可能这3箱又因某种因素被分为了两批，一批由吴景桢转交给了蒋梦麟，然后又带到香港。另外一批则是在1月12日的时候，由海口船方交给了陈君葆等人。
五
根据前引5月9日沈仲章致傅斯年函中描述的情形来看，居延汉简此时存放于汉口图书室中，整理工作也已经渐次开展，逐步走上了正轨。但到没过多久，此事又生波澜。
据6月13日徐森玉先生致函傅斯年函：“孟真先生赐鉴：春间宝离港太速，未能晤教，耿耿至今。昨奉惠书，辱蒙劳问，并审钧体惟宁，感慰兼至。汉简承大力筹划，印刷等费均告齐备，闻之惟有额手称庆。港大屡加疑难，实由许地山兄措辞错迕所致，已追悔莫及。今用北平图书馆名义取出，当不致为北方奸伪所攫夺也。委不腆撰序，惶恧无似，万不敢承，将来仍求先生拨冗一挥（已函仲章兄将各种材料搜集汇呈），并望略去贱名。盖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宝实不能稍撄其锋，惟有仗大云含盖，则一切魑魅罔两自隐遁无遗，务恳见许为祷。”【原函藏上海图书馆，影印件见郑重《徐森玉》，《中国文物名家画传》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p.85。】
则汉简又因归属权问题受到港大方面的质疑，而被迫在此时从港大取出。但取出之后，到底如何处理？是迁地另储，还是经过斡旋后又重新存入港大，似乎并无记载。但既然大家都没有特意提到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后来还是重新存入港大。而归属权问题所以产生，当是因许地山致史洛士函言及木简的归属权属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而徐森玉先生等人则考虑到其他因素，而采用的是北平图书馆的名义。两者之间既不无扞格，所以会引起港大方面和史洛士的怀疑。
这封信中又提及傅斯年希望徐先生来为即将影印出版的函件图版撰序，而为先生所推脱。徐先生的理由说是“此案四周之暗潮尚未平息，宝实不能稍撄其锋”。其实，这两件事情的原委就是一个，根据傅斯年1940年8月25日致考察团理事会理事袁复礼函中言：“弟当时所以不敢主张用西北科学考察团名义者……查弟等未举为理事时，每次开会，总是周肇祥主席……此人行为，当时已有汉奸之嫌，故为政府扣押，今则附逆数年矣。又森玉先生、仲章兄将汉简移出北平后（时沦陷未久），周逆即往北京大学查觅此物（森玉先生云）可见此事在北方之可引纠纷……故不如径由国家之机关出名，如教育部、北大、中英庚款会，彼即无从争论。”【见于《傅斯年遗札》，王泛森等主编，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p.1107-1111。】
可见归属权之争的关键所在，是为了防止以周肇祥为首一班人物，借着西北考察团理事会的名义闹出纠纷。而森玉先生之所以对此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他早年与周氏交往綦密，在1927年秋搬入三时学会之前，曾长期借居周府，故公私两端皆不便与周相争也。
不过，为居延汉简图版撰序一事，傅斯年后来又托付给了叶恭绰。想来一则是以叶氏德高望重，且“汉简一事，得先生护持印传，自是千秋之盛事，其功德固不在流通《碛沙藏》之下。”【1940年4月7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078-1080。】再则是因叶氏代表中英庚款会在港协助印行木简，该会“办理此事为国家出史料，为国家保古献，千秋万世，自为嘉话。”【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6-1120。】但最后汉简的图版既然并未出版，则叶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此书原版毁于1941年底香港陷落时期。】
居延汉简归属权是个异常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会引发存储上的不便，还会引发汉奸的觊觎，尤其是对于出版而言，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傅斯年建议直接委托中英庚款委员会与负责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因此之故，他纠合徐森玉、徐炳昶等考察团理事会理事，联名致函与叶恭绰云：“玉甫先生左右：关于居延汉简出版一事，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斥巨资以成之，而先生在港料理，尤深感佩。兹出版在即，不可不与商务印书馆订约。兹由炳昶等声明，炳昶等谨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资格，将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一事，一切委托贵会办理。即乞先生就近与之接洽一切约中办法，并由先生主持，无须寄下讨论，以求速成。以后若此事万一发生纠葛，皆由炳昶等负其责任，与贵会及先生无涉，特此此声明。”【徐炳昶等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3。按此函原编者系于1940年8月，恐有误。因此函内容与上引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相接，当作于此后。】但遗憾的是，虽然从归属权方面来看，经几位理事的委托之后似乎再无异议。但因局势迅速恶化，居延汉简正文图版付印一事，终于未能完成。
六
1938年居延汉简运至香港，有关方面即安排沈仲章开始排序、整理、拍摄。但以种种缘由，进展始终有限。虽然确实存在种种不利条件，但沈仲章自身原因也是其中之一。据1940年3月23日，徐先生给傅斯年函中所说：“宝前上先生书后数日，即寄仲章兄一函，将各工作限定时日办竣，始有一月廿八日议出各条，特次序略更动耳。渠办事大体极可佩，诚如尊论。惟其身体素羸，多忧善病，非时加迫促，不能贯彻始终。”【原函影印件。徐先生网孙女王圣思教授提供。】故而，随着时间流逝，大局愈发恶化，徐森玉先生终于不得不不顾病体残躯，以耳顺之年，再赴香港督促办理诸事。【1940年3月23日徐森玉先生致傅斯年函：“贱疾渐挩体，柱杖可步行数里，旅行必无困苦。辱承虑及，尤征见爱之厚，私衷感纫。”】据1940年6月4日，徐先生在函致叶景葵函中述及此事经过云：“揆初先生赐鉴：去冬奉手教，当裁末牍，略达鄙忱。昨舍弟来函云，尊处迄未收到，想付沉浮，愈增驰仰。迩维起居多祜为祝。宝因居延木简在港影印，倏逾两载，结束无期，不得已来此催促。兼旬策励，已全部照竣，校改排比，十月间可印成。现香港已非安全之地，拟将原简移至昆明，与中央研究院殷墟遗物同置一处。惟滇越路甚不易通行耳。”8月6日，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当时流寓香港的叶恭绰曾以《保存居延汉晋木简工作报告》为名致函中英庚款委员会，说：“厥后工作，较为顺利，沈君亦勤奋逾前，满以为可以如期竣事。但切实研究，始发现以前该馆（商务印书馆）一方的工作，尚有须加补正之处，而以相联关系，沈君因亦不能如期告竣，即本年四月止。正在踌躇间，适徐森玉先生有来港之议，因候其来此商议。及徐君抵港，逐一细勘，发觉以前双方疏略，未及切实进行之点，与馆方力谋协进改良之策，由徐君逐日在馆督同办理。两月有半，始将原底运出前所应做之工作做毕（即以后可不必再用原底），但并非就此即可制版。”【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傅斯年档案I-1226，转引自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p.921-952。】可见，居延汉简最终能够整理有序、拍摄完成，徐森玉先生不仅有领导之责，更是身体力行，方克蒇事。
这次徐先生赴港之缘起，据先生1940年1月25日致傅斯年函：“居延汉简在港摄照，由沈仲章兄董理，二年以来，屡事延宕。曾寄函询诘，无只字见答，令人萦念不已。闻编号以后，须重加包装、覆校，必须赴港办理。且寄存问题亦颇重要，应筹置安妥之地。凡此诸事，若不速加约束，恐一再蹉跌，或致悉归泡影。上负先生始终维护西北文物之盛心，罪实难逭。清夜自思，如芒在背。宝拟亲自赴港一行，严事督促，将上陈各节限半年办毕，用特作函，征求先生同意。如蒙许可，自当力疾前往，务恳示遵。”【原函影印件。徐先生外孙女王圣思教授提供。】傅斯年对徐先生自告奋勇之举，显然极为感佩，1940年4月17日傅斯年致徐先生函云：“前谈我公赴港一行之事，重庆相关友人均觉有此必要，并深佩先生不辞辛苦。”【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0。】5月2日傅斯年致杭立武函中也谈到：“关于汉简之保管与出版两事，待办者多，似非请徐森玉先生前往一行不可。且此物之存香港大学也，由森玉出名，故保管一事，非彼自往无法与港大接洽。弟上月到渝时，面陈此事原委，荷承同意，并谓可预先函告叶誉虎先生。兹森玉先生已自安顺抵此，明后日赴港，弟今日发一信致誉虎先生矣。此事森玉既肯惠然一行，一切必可顺利进行，出版可期，保存得法，各得其宜，吾等心愿可了，不亦快哉！”【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1-1082。】又云：“此事有森玉一行，可以了此公案。”事实上，此次徐森玉先生赴港，是由中英庚款会与史语所共同负担费用，傅斯年与庚款会对于这批文献的保存，也是居功至伟。
根据上引傅斯年函及5月18日傅斯年致商务印书馆李泽彰函：“徐森玉先生抵港，闻已快晤。汉简一事，当可于出版、保存两者皆得其宜矣。”【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2。】徐森玉先生此次大概是五月初自昆明出发，而至中旬到达香港。因商务印书馆馆方的一些工作疏漏，以及一些新增加的工作，导致汉简出版延误，上引叶恭绰《保存居延汉晋木简工作报告》中谈及工作进度时候说：“据该馆（商务印书馆）行政技术两方负责人均称该馆制印工作，自本年十一月起，必须明年四月方能出版。”而正是由于这种种缘故，导致居延汉简图版迟迟未能印出，终于毁于日寇入侵之时。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徐先生不仅对于居延汉简始终其事，萦怀在心，对于负责整理汉简的沈仲章更是关心备至。在前揭1月25日致傅斯年函中，即云：“去岁港币猛涨，英庚会所给仲章兄之生活费当然不敷开支，工作迟缓，此亦原因之一。现闻生活费久已告罄，尚恳大力于该会续筹款若干，付给仲章兄，俾竟全功，感盼无似。”汉简图版一书，虽然因战乱被毁。但不幸中的万幸，因徐先生等人的密切关注、协调有方，汉简终于在日军入侵之前，得以完成整理、摄影等工作，并顺利运出香港。
七
徐森玉先生在港的指导工作，其实应该很早就完成了。据1940年7月10日傅斯年致袁同礼函：“目下港越交通阻断，森玉先生不能返……”【见于《傅斯年遗札》，p.1088。】实际上，随着局势的逐渐恶化，虽然对于整理出版工作的督导很快完成，徐先生已经意识到另外一个更加急迫的问题，即居延汉简自身的安全。
傅斯年在致叶恭绰函中提到：“今春旭生、森玉坚命斯年将此物存之敝所，斯年曾竭力反对。及森玉到港又来信，又回信声明其困难。后立武兄来一电，询运往马尼剌如何？当复以个人赞成，去美尤佳，但全是贡献于朋友之意见。此事先生将费神运美，感佩之极，深愧斯年无此毅力。”【1940年9月19日傅斯年致叶恭绰函，见于《傅斯年遗札》，p.1116-1120。】
徐先生自己在多年之后也回忆当时汉简的转运情况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为香港有被日本占领的危险，打算把木简运出香港。胡适在那时任伪驻美大使，与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联系后拟寄存美国。我当时对美帝国主义毫无认识，认为这批木简存放在美国，比运到‘重庆’安全。便由我和沈，请示蔡元培同意后，空运美国（箱上写明直接寄胡适）。”【徐先生木简问题说明材料复印件。】
居延汉简5箱，后来在1940年8月4日离港，在10月中旬抵达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26日正式存入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这个过程，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一文中已经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因此不再赘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所以参与居延汉简相关事宜，傅斯年在致袁复礼函中说的很清楚：“弟于此事，纯是为文物热心，亦缘深感森玉前辈老先生之督勉，故为此往来之信盈尺……”【见于《傅斯年遗札》，p.1107-1111。】而居延汉简后来的释文者与考证者劳干，也曾反复在其大着中表达过对于徐森玉先生的感谢，在《居延汉简考释序目》中，他说：“我最要感谢的是徐森玉先生，胡适之师，傅孟真师，沈仲章先生，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见于《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研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p.21。】劳干的感谢，是因为：“这一次所印的图版，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在香港照出的照片。当时原简尚在香港，照好洗了两份，一份寄到上海去制版，一份寄至昆明由我来做释文。”【见于《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序，p.3。】正是由于徐、沈、傅、胡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汉简这一中华瑰宝安然留存至今。而劳干从1942年此书的初版序中，就对上述诸人感念不已，每次再版，也均保留这一致谢，也是不亦宜也。
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作者所拟原题为《徐森玉先生与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
内容概述
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综览居延汉简，容涉及面很广，现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简要概述：
政治方面
可以从简牍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居延旧简（126.41此数字指简号，下同）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可以见证汉代养老制度。
又有简文“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97.19）可以见证汉代的抚恤制度的有关规定。汉代官吏俸禄的支付方法也可从简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月奉”（509.19），这是居延汉简中载有以布帛充奉的实例。
经济方面
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例如简文“胡豆四石七斗”（310.2）。居延简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记载，是汉代两种不同的计量法，如简文“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见小石为大石的六斗，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汉代计量方法的理解。
军事方面
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所以与军事有关的简牍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
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候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
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候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科技文化方面
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采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准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制、收发程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
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边塞的不同部位、敌人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
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文件。
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制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保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发掘过程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综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一些情况，在汉代长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和肩水金关的关城等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发现了汉代木简。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遗址，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汉代遗物1230件，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乃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为重点发掘地区。
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为地名，“侯官”不作官长解，而是长城要塞上了望防范敌人的哨所，相当县一级。弱水自北向东流向40公里外的居延泽，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点进犯地区，亦为汉朝重点防务地区，设26个烽火台和一个城堡（名“鄣”），由长城连接。
城堡东侧是戍卒宿舍、厨房，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有一册为3枚木简，内容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个下级武官父死居丧的报告书；还有一册为77支木简编在一起，内容为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账簿，如包括兵器、钱谷、器物、车马等分类账簿，以及名册、报表、家信等等。“册书”的出现，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后来在此的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断。
距城堡东门30米处，是废弃物灰烬堆积，从中发掘出222支木简和739件汉代遗物。这些汉简有皇帝的诏书，甚至发掘出成册的诏令集，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诏书册》16枚木简及王莽的《诏书辑录》残册等。
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许，有侯官和3个烽火台遗址，1913年贝格曼曾在此发现一枚汉简，定名为“甲渠第四燧遗址”。汉长城侯官之间每隔约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间报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达30人左右，有一人经常了望，其余则积薪、炊事等。“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共2万余里，仅汉朝境内就有1万多里，在河西走廊则依仗烽燧保护商旅，它对“丝绸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昼，以燧主夜”，白天放烟，（在柴草中放入狼粪，烟则直入云霄，故称“狼烟”），夜间点火，以通敌情。在这里出土的汉简上，记载有第四侯长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这里是第四燧，后来成为第四侯侯长长驻在的烽燧。
肩水金关的关城
肩水金关在甘肃省金塔县，汉代是肩水侯官所属的一座烽燧关城，归张掖郡管辖。1930年贝格曼在这里遗址发掘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其中有21个区域发现汉简，在挖掘的586个坑中，463个坑有汉简，共掘出11000余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参加整理和诠释，成绩很大。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简牍照片原版毁于战火，劳干先生将留下的照片副本带到四川奥地南溪，继续单独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共四册，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二册，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批汉简的权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乃历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纪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居延汉简，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达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时最多，未发现建武八年以后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简，殇帝以后仅发现一枚。
出土文物
两次发掘的汉简，多为木简，竹简极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简长度为汉尺1尺（23.1厘米）。简牍形式与文种：有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孔释：“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检（覆盖在简牍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证、身份证或相当于今日之护照）；棨（出入关津用的凭证，亦称“棨信”，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为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其文字为鸟虫书。）；签（亦称“遣策”，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多棱之觚（在一块方木的四面写字）；两行（加大宽度的木牍）；削衣（将木牍上错字削下来的木片）等等。还有其字体有小篆、隶书、章草。
这批简牍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如“检”，此次人们首次见到实物，方知在“检”上还写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发掘出一“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官职“甲渠官”，右侧“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侧小字写上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检”下端有一凹处，用以绑上细绳，绳之结头封上泥，泥上盖钤记，别人则不便私拆了。因阳文印章盖在泥上，字成阴文，不明显，易仿造，因而纸张发明前，简版泥封多用阴文印章，用阳文印章乃发明纸张之后的事。从发掘的“检”中可知汉代公私信件以这种方式传递，进而还可了解汉代公文和邮传制度。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塞上烽火品约》第九条：“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说如果匈奴人攻来，守要塞者来不及燃薪，或被围困而无法燃薪，邻近的烽火台有义务点燃自己的薪火。
《品约》第十条：“若误，亟下烽灭火，侯尉史以檄驰言府。”若万一信号有误，立即“下烽灭火”，由侯官的尉史将书面报告驰报都尉府。
《品约》第十四条：“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举烽，燔二积薪，和如品。”不满千骑，只烧一积薪；超过一千人，烧二积薪；两千人以上，烧三积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势大小判断来敌之数。
《品约》第十六条：“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告入，走马驰□以夜，急疾□□□。”是说如果天气恶劣，无法点薪，则应立即写书面报告驰送上司。
上述几枚木简的内容，形象描绘出长城要塞，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动画面。
档中珍品
长城不仅起到御敌作用，它还是联系各属国友好往来的纽带，有一枚汉简十分难得地记录了汉朝和属国的密切关系：“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就屠……”，记载的是何事呢？查《资治通鉴》载：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郑吉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管理西域的乌孙、大宛、康居等36个属国。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汉宣帝特下诏书曰：“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畔）。”这枚木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以后西域发展为50个属国，“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汉王朝册封。
尤为难得的是，还发掘出完整成套的册书，毫无缺损。如贝格曼一行在张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广地侯官遗址发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简编为一册，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极为罕见的是，出土时，这77枚木简不仅次序未乱，而且编绳残迹犹存，由两道麻绳编缀而成，出土时裹作一卷。对研究汉代整理和保存木简档案的方法，提供了仅见的例证。其内容为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广地侯官下属的侯长向侯官的报表，按月上报兵器状况，记载了烽燧中各种兵器的名称和数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头死罪敢言之”为汉代公文的固定用语。
1974年前后发掘出《甘露二年御史书》一套，木简三枚，约500余字，相当于今日的通缉令，是一套法律档案，其内容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署名为“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郡太宁”的一道律令，追捕一个女逃犯。她是汉武帝女儿盖主的贴身大婢，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盖主死，她家牵涉到谋反罪，判处“绝户”（剥夺宗室籍，幸存者一律免为庶人），这个大婢乘乱逃跑，未被抓获。甘露二年，大婢的胞兄，是盖主之弟、汉武帝第五子广陵王刘胥的马车夫，犯了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连，罪名是“大逆同产”，而被追通缉。
这套通缉令木简是给张掖太守的，张掖太守又将文件转给各都尉，都尉又转给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转给各侯长。发掘出的这套木简反映了汉王朝中央政府发布文告、律令的文书形式，以及边塞各级官署上下级组织关系，和公文传递时的层层照转关系，对于研究汉朝的政治制度及文书档案制度，意义重大。
发掘出36枚木简一套的《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记载了东汉建武三年（27年）甲渠塞鄣侯官一个叫粟君的，诬陷雇工寇恩欠他的债，告到居延县里，县官查明情况，做出公正判决的经过，是研究汉朝司法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贵档案史料。这一套木简按案情发展阶段和公文程序，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的木简，粟君向居延县官上劾书告发寇思欠债，居延县将劾书转给寇恩所在的都乡，都乡专管刑讼的啬夫（官名），复审寇恩，啬夫依寇恩的口供写了爰书（复文）回复居延县，认为寇恩不欠债。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县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县“更详验问”，居延县下文都乡再次验问。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啬夫再次审问寇恩，写成爰书。
第三部分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啬夫把坚持原口供的初三日爰书再次上报居延县，并将十六日书以附件形式随同呈上。
第四部分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衙接到都乡爰书后，给甲渠侯官的移文，并抄附都乡爰书和给居延县的报告，甲渠侯官将这份文件连同爰书一起存档，并标其卷名为“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一组木简不仅给我们展示了汉代诉讼程序的全过程，还客观地记录了汉代衙署形成文书、上报下达、存档立卷的原则和方法。例如，木简的第四部分居延县衙给甲渠侯官用“移文”，就很有讲究。“移文”用于两个平级衙门或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机关。居延地区甲渠侯官相当县级，且又是军事单位，而居延县衙是地方政府，因而用“移文”，这种作法和“移文”文件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
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共16枚木简编连而成，内容为汉成帝刘骜永始三年（前14年）臣僚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诏。这组木简从内容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丞相方进、御史孔光给成帝的奏章名称。
第二部分：共6枚木简，记载了方进、孔光奏章的内容，如奏请颁布“除贷钱它物律”，规定“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的禁令，以及永始三年成帝的批诏，为本组木简主要部分。
第三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了永始三年七月丞相方进将皇帝诏书下至“少府、卫将军、二千石”和各州郡刺史、郡太守诸官吏。
第四部分：共4枚木简，记载当年十月张掖太守谭、守郡司马宗行长史事，将诏书发布至肩水金关啬夫“令民皆知之”，事后此组木简为肩水金关啬夫收藏。（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这批珍品中的珍品之发现，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历史原貌，而且将汉代文书档案制度栩栩如生、无可替代地描绘和展现给了后人。
综上所述，20世纪两次发掘的居延汉简，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变动，边塞动静，军纪处理，奉廪劳作，物资输调，物品出入、检核、折伤等等。此外，还有邮信、名籍、牒书、爰书、勋状、存档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等。
这些汉简乃中国长城历史的真实记录。在挖掘过程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其出土场所、层位关系的记载，都十分准确而清楚，发掘后的复原和整理皆十分规范、科学，海峡两岸对其保存也都精心、重视，未受到人为破坏。
居延汉简的出土，对研究长城乃至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状况，均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有的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以其价值而言，列为中国档案界20世纪的“四大发现”之一，当之无愧。
发现与整理
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
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
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
但是，由于地处大后方，条件艰苦，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详细的居延附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详细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
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胜利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改进，可惜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a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
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
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纠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
整理出版
2010年12月16日，甘肃汉简保护整理出版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会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与上海中西书局签订了金关汉简的出版协议，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签订了合作整理金关汉简的工作协议。我省居延肩水金关汉简将被整理出版，该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新一阶段居延汉简整理出版工作的启动，将把甘肃汉简整理工作再向前推进一大步。甘肃是汉简大省，历年来共出土汉简6万余枚，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特色显明。
在上世纪，无论在汉简发掘、整理还是研究等各方面，都曾取得过重要成就。上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得的居延新简成为轰动社会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甲渠候官出土的8000余枚简牍已于1994年整理发表，把中国汉简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但目前仍有3万多枚尚未出版。
据悉，会上专家结合近年来各地简牍出土、整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对金关汉简的保护、整理、出版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此外，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与上海中西书局签订了金关汉简的出版协议，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签订了合作整理金关汉简的工作协议。肩水金关汉简将在2011年陆续面世。
分类方法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方法，基本上承袭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而来。他在自序中说："自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一书发其端要，钩深致远，多所创获。"
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
（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
（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
（三）信札
（四）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
（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
（一）简牍之制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
（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
（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
（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
（五）边塞制度
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
（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
（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
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依出土地点、笔迹，把形制相同、内容一致的文书进行分类。而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则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前者包括簿检、名籍、现有人员、疾病、日迹、作簿、举书、备品、俸钱、卒衣粮、卒家属食粮、盐、驿马、茭、谷搬运；后者包括书檄、封检、发信记录、递传、通关、除任、秋射、刑讼、贳卖、负债、爰书、书简等；此外还有卒名、候燧名、器物札及其他。
薛英群则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在对大量汉简资料进行排比、归纳后，将简牍文书分作中央文书、地方文书、律令与规章制度、经史子及集四类。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
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制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
劳榦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苹芳评价道：“他（劳榦）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相关事件
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甘肃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其文字潇洒、书法讲究、波磔奇古、风韵飘逸。那里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称“居延汉简”，它同晋朝出土的“汲冢汉简”一样是举世瞩目的珍宝，后存放在北京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
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约了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福及一个工友，来到一间房前，他们熟悉地撬开窗子，悄悄爬进室内，递出几捆东西。午夜的北平街头，巡逻的日本兵来回游荡。沈仲章三人边探路边行进，东绕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工友家。
几天后，一辆日本轿车把日本特工处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这家伙指名要看“居延汉简”。谁知房门开后，室内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往天津。正待找店住下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的草帽挑落，嘴里不停地叽哩咕噜。沈助教心里一惊，草帽里藏着“居延汉简”的清理清单。他竭力镇静下来，假装听不懂日本话的憨厚模样，混过检查，住进了意大利租界。他想把这批国宝运至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仲章去沪的念头落空。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蓦然想到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便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此时，徐森玉虽已南迁，但爱国激情促使他冒险来津。经仔细磋商后，徐要沈单人秘密将木简由北平运往天津，再转运香港，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货。沈欣然受命。
“居延汉简”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检查极为严密，运走国宝谈何容易！经反复筹划之后，沈仲章佯装逃难，将国宝交给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居延汉简”终于顺利到达天津。
木简到津后，一晃半年，无法启运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员注意到了沈仲章。一天，乘他不在之际，与意大利警察到旅店查询沈仲章。此后，他三天两头在租界内调换住处，苦捱时光。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两箱国宝。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险买票，以图迅速离津去港。
眼看开船日期逼近，沈仲章还是没有想出上船的好办法。他只好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终于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轮船。趁轮船在青岛装货之机，沈仲章上岸向港发电。不料，11条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唯恐有变，急令轮船迅速起锚离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着远去的轮船，不禁痛哭失声……岸上的几位漏乘旅客，相互磋商，决定和轮船公司交涉。几经周折后，沈仲章才和他们一道乘坐另一条船到达上海。
“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蒋先生非常钦佩这位年轻人的赤子之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经众多学者商量后，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国华盛顿。时至如今，这批中华瑰宝仍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见居延汉简大部分图片。1973年甘肃东部又发现了“甘谷汉简”。中国甘肃、新疆为古代屯兵之域，地下埋藏着很多中华文化瑰宝，发掘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藏，将会为中国古代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简百年
居延汉简，1930年出土于居延地区的古代简牍。以简证史，居延汉简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同时，出土的古代汉简中的书法墨迹，极大程度的丰富了汉代隶书的研究内容，为中国书法史填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3年，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书法》特为居延汉简出版专刊《汉简百年》。值此百年之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书法家协会理事刘学谦先生，以古代简牍为形式，精心选材创作了“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弘扬了额济纳地区优秀的民族历史，展示了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彰显了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精神，重现了丰富多彩的古代居延文化，将距今约两千多年的居延人民的智慧结晶传承发扬。
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遗址
【再回首】
居延漢簡是指1930年在內蒙古居延地區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掘出的一萬餘枚漢簡，别称居延旧简。之後，於1972年至1982年間，又在居延地區發掘出土兩萬多枚漢簡，依出土地点分别称作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额济纳汉简。
發現始末
自1901年以来，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英國考古學和探險家斯坦因等在中国尼雅、楼兰等地进行调查发掘，并带走大量汉晋简帛文书，八年后国人才辗转得知此事。羅振玉写道“光绪戊申（1908年），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魏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同时文物被收藏海外后“典守森严，不殊秘阁，苟非其人，不得纵览”。于是，羅振玉设法通过伯希和与整理这批简牍的沙畹建立了联系，沙畹允诺简牍整理好后，即提供文书写本。辛亥革命后，罗氏虽身在日本，但仍惦念简帛一事，1912年再次向沙畹催问，终于在1913年得到手校稿本。经三子罗福苌翻译，重新按内容分类，与王国维分任考释，于1914年出版近代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
最早发现的是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
1927年5月，黄文弼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亦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出发，经内蒙古包头、百灵庙等地，前往中国西北腹地考察。
此次考察的缘起是，德国汉莎航空准备开通一条中德航线，邀请瑞典著名探险家、楼兰古城的发现者斯文·赫定考察沿途地貌及气候。斯文·赫定找了几位外籍科学家，准备在中国开始他的第五次考察，并得到北洋政府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同意。没成想，出发前在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以北大教授刘半农为代表的学者，召集北大、清华、北平图书馆等十几家机构，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一致反对外国人擅自在中国领土上随意往来，肆意掠取我国学术和文物资源。
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谈判桌前，谈了两个多月，最终达成十九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瑞双方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团长由中方徐炳昶、瑞方斯文·赫定担任，团员包括中外科学家。
黄文弼是考察团中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他随团抵达内蒙古后，在额济纳河西岸松杜尔的汉代遗址内，发现了一枚木简，第二天又发现了三枚。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此地如细掘，必可多得木简，决不止此也。详考字迹，与斯坦因等在玉门旧障所掘得者，疑皆汉晋故物。”
1927年，黄文弼（右）在西北考察途中。
遗憾的是，黄文弼并没有在此地“细掘”，而是按计划转入新疆地区考古。虽然他后来在新疆地区的考古成就斐然，但与这批木简就这样擦肩而过，实在令人唏嘘。
黄文弼把“多得木简”的机会，留给了考察团的另一名考古学家——弗克·贝格曼。
1927年，24岁的贝格曼刚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就接到斯文·赫定的邀请，加入西北科学考察团。他随团到额济纳河大本营时，原计划留下来考古，但中途计划改变，和黄文弼一样去了新疆地区。
三年后，贝格曼重返故地。一开始，他“并没有期待任何发现”，而当他路过居延泽南端的博罗松治烽燧遗址时，发现烽燧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有院墙的痕迹。他拿出工具准备测量墙体，随身携带的钢笔掉在了地上。
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他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钱。他接着在附近仔细搜寻，不一会儿，又发现了一只青铜箭头和一枚五铢钱。于是，他决定在这里考古发掘。
第二天，贝格曼与中方队员陈宗器等，从最东边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一枚写着汉字的木简，字迹依稀可辨。根据木简上的纪年辨别，是汉代的木简。
“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贝格曼在《考古探险手记》里回忆道。他小心地捡起这些木简，即使是碎片也捡起来，系上红绳小签，用银箔纸包好，装在金属烟盒里。
贝格曼和队友进行了地毯式考古发掘，从北到额济纳河流域，南到金塔毛目地区，历时11个月，踏查了410多处遗址，发现了一万多枚汉简和37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陶器、青铜器、丝绸碎片和汉代毛笔等。
由于这些木简是在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所以被命名为“居延汉简”。
1934年左右，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左）与考古学家弗克·贝格曼（右）。图自斯文·赫定基金会
1930年，斯文·赫定與以沈兼士為首的中國學者合作，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一起在甘肅附近考察。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考查团成员弗克·貝格曼在11个月的时间里沿额济纳河流域踏查了南北250公里，东西60公里的范围，发现古遗址410多处，其中在30个地点出土汉简。共出汉简10085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抗日戰爭期間，為躲避戰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将西北科学考察团存该所的居延汉简转移至香港大学。
从1938年初到1941年秋，沈仲章在香港大学花费近4年重新整理全部简牍，用红外线拍摄照片，编制图册。原简于1940年8月4日运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1965年10月21日[3]運至臺灣，現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並在2014年後，重新整理出版，仍名為《居延漢簡》，並建置「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漢代簡牘資料庫」供各界使用。
由於漢代時紙張數量有限，居民仍習慣在竹木上寫字，多为木简，少數為竹簡，居延漢簡書體為隸書章草，內容多為修築邊塞、兵制、屯田、置亭燧所遺屯戍文書，也論及市易，如《居延漢簡甲乙篇》記有“用馬五直二萬”，“其平宗馬直七千”的記載。居延漢簡紀年簡最早者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最晚者是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居延漢簡是王國維所稱的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四大發現（另外三個分別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故宮明清檔案）之一。
甘肃省文物部门分别于1972、1973、1976、1980、1982年对居延遗址进行过5次调查，于1973-1974年、1986年进行过正式发掘。1972年秋，居延调查组沿黑河（额济纳河）进行了踏察，获得汉简800多枚。1973-1974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对肩水金关、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三处遗址进行发掘，出简19637枚，其中肩水金关11577枚，破城子7865枚，第四燧195枚。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酒泉地区文化局、额济纳旗文教局共同组成调查组，对额济纳旗境内的汉代城障烽燧遗址进行复查，在卅井塞次东隧采获汉简173枚。1982年在破城子采获汉简22枚。破城子、第四燧、卅井塞次东隧与其他零星采集简集合后被称为居延新简出版，肩水金关出土的万余枚汉简出版时被称为肩水金关汉简，现皆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1986年9-10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肩水候官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汉简700余枚，尚在整理。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所联合考古队选择甲渠候官附近的第七、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隧以及甲渠候官东南三十二公里处的察汗川吉烽隧进行了发掘，出土汉简500多枚，称为额济纳汉简，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至此，居延地区前后总共出土汉简32037枚。其中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
历险与救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大事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将西北科学考察团存该所的居延汉简转移至香港大学”。
胡适致杨联陞函1944年8月23日：“汉简全部由沈仲章救出，送到香港，二次照相后，全部寄给我。”
沈仲章
劳榦：“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下，能够抢救出来，已经十分不容易……如其不然，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邓广铭：“1930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与内蒙接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发现了万余枚汉代简牍，运北平后归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劳榦、余逊、沈仲章负责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历经艰险移至天津，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要他负责把这两箱汉简运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诸多艰难情况下运抵香港，由沈把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比。当我于1939年秋经香港去昆明时，把这批照片带交傅先生。后即交劳榦全部加以考释，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这批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之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日本人向他查问汉简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询，我答以‘一无所知。’可见，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傅斯年
《他们与天地永存》："最终，沈仲章返回江南，沈父生命已终，尸骨不知所终；居延汉简至今安好，简牍研究蓬勃进展"。
张德芳："沈仲章是千万普通人中的一员，早已于1987年去世，但他在战火中对于国宝的守护，令人动容。沈仲章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居延汉简，更是彰显其爱国赤诚的精神丰碑。"
重要文物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3枚，甘肅省博物館藏）
《永始三年诏书》（16枚，甘肅省博物館藏）
《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36枚，甘肅简牍博物館藏）
《廣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磑月言及四時簿》（77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藏）
居延遗址出土的永元器物簿，即汉代军队的装备检查清册。图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汉代的居延毛笔。图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浙江发现341枚汉代简牍 记录时间跨度长达300多年 是已知时间跨度最长的汉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