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便论之】教皇方剂哥死有余辜？孔老二被批冤不冤？

一、             奴隶主的孝子贤孙，立志恢复“周礼”，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
（公元前551年-518年，孔丘一岁至三十四岁）　　

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境内）昌平乡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鲁哀公十六年。他的祖先原为宋国的大贵族，是宋闵公的儿子弗父何的后代。弗父何后人中有一个叫孔父嘉，曾做过宋国大司马，孔父嘉的子孙就已孔为姓了。孔父嘉再一次政变中被人杀死。孔丘的曾祖父孔防叔为逃避宋国的内乱，迁到鲁国定居。从此孔家便丧失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孔丘的父亲叫纥，作过陬邑的大夫，也称陬邑纥。孔纥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孟皮，老二就是孔丘。孔纥死后，孔家更加衰败了。孔老二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日益没落的断绝了世袭地位的奴隶主贵族世家。

孔丘生长在春秋末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时期。奴隶制已经完全腐朽了，奴隶起义和平民暴动不断发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已处在崩溃的过程中。公元前542年，莒国人民杀死了反动　国　君犁比公，晋国人民到处暴动。公元前539年，齐国奴隶主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非常沉重，人民生产的东西三分之二都被他们搜刮去了，人民无法活下去，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齐国的反动　国　君齐景公用酷刑加以镇压，许多反抗者脚被砍断，造成市场上鞋子跌价而假足涨价。就在这一年，晋国人民不堪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也起来斗争。他们把国君看作强盗、仇人一样，用逃亡的办法来反抗　国　君的残暴统治。公元前522年，郑国还发生了努力暴动，他们聚集在萑苻泽劫杀奴隶主，夺去他们的财富。公元前520年，周的京城中手工业奴隶举行武装暴动，史称百工叛，奴隶们勇敢地攻打奴隶主单氏的宫室，周王室的统治也维持不下去了。奴隶暴动和平民起义，严重的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奴隶制的灭亡，促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发展。

公元前594年，即孔丘出生前43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拥有私田的新兴地主阶级壮大起来。由于新兴地主采用了新得封建剥削方式，许多逃亡的奴隶都投奔到他们这边来了，有的超过了奴隶主贵族。新兴地主在经济上壮大了，在政治上便同奴隶主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新兴地主陈恒子，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方法争取劳动力，使得公室的奴隶纷纷逃亡陈家（中国弃其民而归于美氏，归之如流水）。陈氏与齐景公展开了夺权斗争。

公元前562年，鲁国新兴地主季孙、叔孙、孟孙氏三家把奴隶主鲁襄公的土地和奴隶瓜分了。公元前537年鲁昭公5年，三家又进一步瓜分公室，将鲁昭公的土地分成4分，季氏独占两份。在这次瓜分后，三家都在自己的土地上采用了新的封建生产方式，成了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核心力量。其中季孙氏，由于采取封建剥削方式较早，经济力量比较雄厚，掌握了鲁国的统治实权，成了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且得到了鲁国人民的拥护。但是，奴隶阶级主贵族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一直进行反夺权斗争。公元前530年（鲁昭公十二年），季孙氏的家臣、费（季氏封邑，在今山东费县）的邑宰南蒯勾结鲁昭公，发动反革命叛乱，声称要将季孙氏的土地才成归于公室。南蒯叛乱很不得人心，费邑人民仍然支持季孙氏。公元前528年（鲁昭公十四年），费邑人民推翻了南蒯的统治，南蒯逃亡齐国，投靠了齐景公。

总之，这个时期的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落花流水，奴隶主阶级已面临灭顶之灾，新兴封建制度正在大踏步前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控球，一心向往腐朽的奴隶制度，反对新兴的封建制，主张复古倒退，反对社会变革。他从小就接受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使他更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他们被夺取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

鲁国是西周初年大奴隶主贵族周公旦的封地。据说周公旦“治礼作乐”，为西周奴隶制的各种典章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了表彰他的“功勋”，周成王特　许鲁国国　君（周公旦的后代）使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旦。因此，在鲁国，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和旧文化保存得最为完备。公元前540年（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时曾说过：“周礼尽在鲁矣。”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时，对西周奴隶制时代的《周南》、《召南》、《大雅》、《小雅》等乐章，也“美哉”“美哉”地赞不绝口。孔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奴隶制旧文化的熏陶。他在少年时就喜欢摆弄祭器，模仿大人行祭祀的礼节仪式（《史记·孔子世家》）。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他十五岁时，就抱定志向要认真学习和继承西周的奴隶主文化和典章制度。他的一个先祖正考父对奴隶主头子十分驯服，不是低头，就是弯腰，甚至匍匐在地上（“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对奴隶制典章制度也很有研究（《左传·鲁昭公七年》）。孔老二就是要继承这个贵族阶级的一波，做一个忠于奴隶制的孝子贤孙。

孔丘到了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学到了一些关于礼、乐的只是，贵族们办丧事时，他去当吹鼓手，做司仪，干了“儒”这行职业（“吾不试，故艺”）后来收到了贵族们提拔，做了“委吏”（管理仓库）和“乘田”（看管牛羊）等小差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他看不起这些事，一心想爬上“君子”的地位，做一个统治者，以接续断绝了的贵族世家。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孔丘二十七岁时，郯子（郯的　国　君）来鲁国访问，鲁昭公设宴款待，郯子讲了一大套关于古代官制的情况。孔丘听说后，便去拜见郯子，向他学习奴隶制的一套典章制度，以便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左传·鲁昭公十七年》）。这时，他已能进入太庙（周公旦的庙）参加鲁国祭祀的大典了，开始有了一点名气。他在太庙助祭时，有关祭祀的仪式，他本来就知道，但样样都要问一问，以表示他对周公旦的崇拜，对周礼的忠诚，要为维护和复兴周礼干到底（“入太庙，每事问”）

公元前522年，孔老二三十岁了。他曾说他“三十而立”，就是说，他已在社会上吃得开了，他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世界观已经坚定地形成了。就在这一年，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游吉（子大叔）派兵镇压萑苻泽地方的奴隶起义，残酷地把起义者全部都杀光了。孔丘这个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孝子贤孙对奴隶暴动和人民起义，非常仇恨。他咒骂当时的人民是“狂也荡”，“愚而诈”。当他听到郑国奴隶主血腥屠杀了全部起义奴隶的消息以后，拍手称快，赞扬游吉这个侩子手说：“杀得好啊！治理国家太宽了，人民就会放肆怠慢，放肆怠慢就得用猛烈镇压来纠正。”又说：“光猛烈镇压不够，镇压以后，还得再施给一点宽大。”（《左传·鲁昭公二十年》）这就叫做“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即暴力镇压和思想奴役反革命两手交替使用，互相补充。这就是孔老二三十岁时所“立”的复辟奴隶主贵族专政的革命志向。

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孔老二因通晓周礼，已经有了名声。孟孙氏的孟僖子在临死前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向孔丘学习礼。原来十七年前，鲁昭公访问楚国回来，孟僖子由于不熟悉礼仪未能在欢迎鲁昭公时主持仪式而感到不安（“病不能相礼”），因此想跟通晓礼仪的人学习。他认为孔丘是殷商王族的后代，可谓“圣人之后”，懂得礼，可以做他儿子的老师。孟僖子的这种想法是对奴隶制旧文化传统的一种妥协调和的表现，因为得到了孔丘的赞许，说孟僖子是一个“能补过”的“君子”（《左传·鲁昭公七年》）。孔丘收孟孙氏的两个子弟当学生，是为了向新兴地主阶级的后代灌输奴隶制的旧文化，妄图把他们变成奴隶主贵族的接班人。

孟懿子后来曾向孔丘问“孝”，孔丘回答说：“不要违背（周礼）”，无论父母活着还是死了，都要以礼事奉他们。他大讲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可当他的老娘死后还在披麻戴孝，一听到季氏家举行那个宴会，便急忙赶去赴宴，结果被季氏的家臣阳虎赶了出去（《史记·孔子世家》）。孔老二这个自认为懂得礼乐的“专家”，在青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极端虚伪和无耻的家伙。

大概在孔丘三十四岁的时候，在鲁昭公的提拔下，他曾和南宫敬叔到周天子那里向周王室的史官学习周礼（“适周向礼”），为复辟奴隶制寻找理论根据。他曾以无限向往的心情赞美周礼说：“周代的制度是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他还说：将来有继承周朝的，就是以后一百代，她的制度也是可以知道的。他在吹捧西周的大奴隶主头子周武王的事业时，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口号，下决心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全面复辟奴隶制。这样，孔老二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顽固地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卫道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二、             虚伪狡猾的政治片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政治集团，阴谋反夺权
（公元前517-501年，孔丘三十五岁至五十一岁）　　

从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始，鲁国的阶级斗争更加激化了，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孔老二这个复辟狂，以为时机已到，便顽固地站在大奴隶主头子鲁公一边，网罗死党，拼凑反革命复辟军，大搞阴谋诡计，向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进行反夺权。

公元前517年，孔丘35岁时，鲁国以鲁昭公为首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势力和以三桓特别是季孙氏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正字酝酿着一场剧烈的斗争。这年春天，已经背叛季孙氏而投靠公室的季公若（即季公亥，是季平子的叔父），在出使宋国时就已向人透露将驱逐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季平子（《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

这年秋天，鲁昭公在太庙举行三年一次的大祭。为这次祭典舞踊的人只有两“佾”即十六名，而季孙氏在这时私祭家庙，却有六十四名舞踊的人，大跳其八佾之舞，堂哉皇哉地演起了天子的礼乐啦了（《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这件事在反动贵族中间立即引起一片喧嚣，他们大肆攻击季孙氏，借此煽动人们反对季孙氏。孔丘这时跳了出来，积极参加了这个反对季孙氏的反动大合唱，他愤愤然地叫嚷说：“他竟敢在其家庙的庭院中用八佾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也能够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这是孔老二为了维护周礼，拥护大奴隶主头子的特权，向新兴地主阶级发动进攻的信号弹。

在这些喧嚣背后，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进行着一系列紧张的阴谋活动。季公若直接和昭公的三个儿子（公为、公果、公贲）挂上了钩，公果又去串连了反动贵族郈孙氏（《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待一切准备停当，鲁昭公就找了大夫子家驹商量杀掉季氏。（《公羊传·鲁昭公二十五年》）子家驹虽然极力劝阻，但是昭公的反革命决心早已下定，到了九月，终于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季孙氏展开突然袭击，杀掉季平子的弟弟公之，一举攻入季氏家宅。季平子要求进行审查，到沂水等待处理，或者在自己的封邑囚禁，或者到国外流亡，鲁昭公一概不准，反动气焰极为嚣张，郈孙氏迫不及待地叫喊：“非杀不可！” （《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

正在这时，新兴封建势力组织了反攻。叔孙氏看到鲁国攻打季孙氏实际上是要消灭整个三桓势力，因此决定起兵援救季氏，孟孙氏也相应这一一举，杀掉了郈孙氏。在三桓的联合反攻下，反革命政变彻底失败，鲁昭公逃奔齐国，到死也么有回来。这样一来，鲁国完全成了三桓的天下，季平子更是大权在握，俨然　国　君的样子，竟把象征君权的宝玉“璠璵”也佩在身上去上朝听政了。在新兴封建势力治理下的鲁国，内政外交都很不错，正如当时晋国赵简子所评论的：“季氏赶跑了　国　君，但人民拥护，各国支持” （《左传·鲁昭公三十二年》）

但是，孔丘这个顽固的保皇派跟季氏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是势不两立的。鲁昭公逃亡齐国之后不久，孔丘也跟着他的柱子跑到齐国去了，企图在齐国积蓄反革命实力，进行反攻倒算。

物以类聚。孔丘到了齐国，一头就栽到反动贵族高昭子的怀里，做了了高氏的家臣。高昭子是齐景公的宠臣，非常支持鲁昭公，坚决与新兴地主阶级为敌，后来被齐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氏杀掉 了。经过高昭子的引荐，孔丘见到了齐国的反动　国　君齐景公。齐景公这时也在为齐国新型地主阶级的强大和“僭越非礼”而感到苦恼。有一次，他向孔丘问政，孔丘就针对齐国奴隶制等级秩序混乱的情况回答说：君主要像个君主，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话正对齐景公的心思，因此，齐景公很高兴地说道：好啊！要是真的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粮食再多，我能吃得着吗！

有一次周庙发生了火灾，齐景公问孔丘，那是谁的庙，孔丘回答说：那是谁的庙？孔丘回答说：那是釐王的庙，釐王不行“文王之制”，所以遭到“天殃”。孔老二的这些说教，无非是教齐国的大奴隶主头子实行周礼，与鲁昭公勾结起来，共同对付齐国和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

“好古”成毗的孔丘到了齐国也不忘了随时随地从一切腐朽的旧文化残渣中吸取营养和寻求安慰。他在齐国宫廷中有机会听到了古老的《韶》乐，欣赏得着了迷似的，不断地咀嚼回味，据说有三个月吃起肉来都不知道香。他说：真想不到古人创作的乐曲使我陶醉到了这样的地步。

孔丘在齐国期间，鲁国新兴势力同鲁昭公的斗争没有中断，公元前516年（鲁昭公二十六年），齐国攻占了鲁国的郓城，鲁昭公移居郓城，企图以此为据点，打回鲁国。公元前515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孟懿子和季氏家臣阳虎攻打鲁昭公盘踞的郓城。后来郓城人民以逃亡来反对鲁昭公，这个亡　国之　君才不敢住在郓城了。鲁昭公曾准备到晋国避难，但遭到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对。晋国的范献子认为：“季孙氏无罪”，“　鲁国国　君在齐国带了三年毫无成就，而季孙氏很得民心”。（《左传·鲁昭公二十七年》）因此，晋国没有允许鲁昭公到国都，而令他住在一个小城乾侯。孔丘这个保皇派对晋国如此对待鲁昭公非常怨恨。

公元前513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赵简子和荀寅领兵修筑汝滨城，铸造了一个刑鼎，把范宣子制定的刑法条文铸在上面。这是赵氏、范氏、荀氏三家合作搞的一次进步的法制改革。这时孔丘正在齐国，他知道后，大肆攻击说：“晋国废弃了他们的法度，恐怕要亡了吧！晋国应该遵守他们先祖唐叔传下来的法度去管理老百姓，卿大夫应该依次各守本职，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尊敬贵族，贵族才能保住他们的统治，贵和贱的等次一点都不错，这就是法度……现在却废弃了这种法度，铸了刑鼎。老百姓从鼎上的法律条文知道了犯罪的轻重，哪里还会尊崇贵族？贵族还有什么家业可守？贵贱没有等次，还成什么国家？”因此，孔丘大骂范宣子之法是“乱法”（《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他如此恶毒地攻击铸刑鼎，一方面是反对新兴的封建制上层建筑，宣扬复古倒退，同时是发泄对晋国新兴地主阶级革命的仇恨。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三十年），鲁昭公死在乾侯。晋国的革新派人士史墨评论鲁昭公的死，说：“　鲁　君世代失其政，季氏世代修其勤，老百姓早已把　鲁　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有谁可怜呢！”在新兴地主阶级看来，这个奴隶主贵族头子的死，是罪有应得。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鲁昭公归葬于鲁。季孙氏憎恨这个反动　国　君，把他葬在墓道之南，不让他和祖宗合墓。季孙氏还想给他加一个坏的谥号，使子孙后代都知道他的罪行（《左传·鲁定公元年》），由于别人的劝止，才没有这样做。

鲁昭公完蛋后，孔老二的复辟梦受到了打击。

孔丘在齐国混了好几年，由于齐国新兴势力的强大，齐景公对他这样的顽固守旧分子也未敢加以重用，而那些革新派的大夫们对孔丘则嫉恶如仇，甚至想要把他除掉（《史记·孔子世家》：“齐大夫欲害孔丘”）。这个消息一传到孔丘的耳朵里，吓得他急忙打点行李，连饭都等不及做好，把米从水里捞出来，一溜烟地逃出了齐国（《孟子·万章下》：“孔丘之去齐，接淅而行”）。

孔丘大约在四十三岁时，从齐国回到鲁国。他回国后，贼心不死，积极准备力量，以实现他那个篡政夺权的迷梦。他一面“修《诗》、《书》、《礼》、《乐》”，整理奴隶制的文化典籍，一面开坛设教，广招弟子，积极传教、宣扬他那一套反革命复辟之道，在自己的周围慢慢地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队伍。他的忠实门徒颜渊、子路等，都是这个时期先后招进来的死党。孔丘和弟子们对于春秋世代各国的政局，当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各种政治人物等等，都经常有所议论品评。孔丘的弟子有时就直接向他请教如何搞政治，如何治理国家。

孔丘公开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宣称一日能“克己复礼”，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便恢复了。他还大讲他那套“孝悌”、“仁义”、“忠信”的说教，为复辟奴隶主贵族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当时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出来参与政治？孔老二说：《尚书》上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道德推广到政治上去，这就是参与政治，何必当官才算为政？一语道破了他阴谋篡政夺权的反革命野心。他还大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天才论，把奴隶主贵族的头子说成是“圣人”，“上等人”，把劳动人民说成是“不可使而知之”的群氓，企图论证国家政权只能掌握在奴隶主阶级手中。为了把政权捞到手，孔老二还训练他的死党如何耍两面派，说什么不看君子的脸色讲话，就是瞎子。他还教育他的死党搞韬晦之计：“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危孙。”就是说，形势对复辟有利时，就赤膊上阵；形势对复辟不利时，仍要坚持复辟活动，但表面上要说好话，装笑脸，不露马脚。由此可见，孔丘师徒决不仅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和学术团体，而主要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奴隶主贵族的复辟军。

孔丘办学的唯一宗旨是为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培养反革命复辟的奴才。他招收的门徒人数不少，几乎都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后代，无论是那个奴隶主宗族的，他都收容，这就是“有教无类”。他企图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把没落的贵族弟子扶植起来，让他们上台，以便实现他们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路线。

孔老二这个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策略，正如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所指出的：“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会做各种形式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

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鲁国的阶级斗争又出现了新的形势。六月，曾经恒子。季平子的家臣阳虎，要用季平子生时所佩戴过的宝玉陪葬季平子，遭到了季恒子宠信的家臣仲梁怀的反对，阳虎大怒，季氏内部的矛盾表面化了。不久阳虎囚禁了季恒子，驱逐了仲梁怀，杀死了季氏族人公何藐。季恒子才妥协，才被释放。

阳虎是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暴发户，被奴隶主贵族认为是“亲富不亲仁”的“小人”，他想代替鲁国三恒势力，掌握鲁国的政权。这时孔丘在鲁国已颇有名声，又反对过季氏，因此，阳虎想争取孔丘，劝他出来做官。孔老二一心维护鲁国公室的利益，不愿意见阳虎。可以，一天，阳虎派人给孔丘送来了礼物——一只蒸好的小猪。孔丘想了个滑头的办法，趁着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去登门回拜。可巧回来的路上两个人碰上了。孔丘见“虎”变色，不由得倒退几步，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论衡·言毒篇》：“孔丘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阳虎把孔丘叫过啦，当面斥责他不识时务，说他活动得怪积极，可老是不合时宜，不能算有识之士（“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最后阳虎对孔丘说：日子过得快，光阴不等人啊！就是告诫他要赶快跟上世代，转到新兴封建势力方面来。孔丘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政治骗子，听了阳虎一番话，感到有文章可做，于是摇身一变，口头上诺诺称是，表示出来做官。他想利用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改用“转进去”的战术，篡夺一部分全力，以推行他那个反革命复辟之道。

公元前502年（鲁定公八年），以阳虎为首的新兴势力越来越大。阳虎联合三恒族人及家臣中心怀不满的人，想把三恒的头头（这时是季恒子，叔孙武叔、孟懿子）除掉，由他们取而代之。十月，阳虎请季恒子到蒲圃赴宴，企图趁机将他杀掉。季恒子在去蒲圃途中逃奔孟孙氏家得救。阳虎随后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武叔，攻打孟孙氏，并且夺取了鲁公室的宝器。不久战败，逃到驩阳关，以后又逃亡齐国。在这场斗争中，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曾响应阳虎，在费邑叛变季孙氏。孔丘曾对阳虎表示过要出来做官，于是公山弗扰便派人召孔丘到费邑去。孔丘感到时机到了，不能放过。他心里想：周文王，武王最初是从丰、镐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搞起来的，最后成了拥有天下的王。费这个地方虽然很小，难道不可以成为我的丰、镐，干出一番大事业吗（《史记·孔子世家》）？可是门徒子路哈不理解孔老二为什么想往公山弗扰那个乱窝里钻，有点不大高兴。孔丘就把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革命野心明白地告诉他说：人家来召我，难道会让我白跑一趟吗？假若他真能用我，我不就可以使周道在东方得到复兴吗？孔老二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利用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由于当时的形势发展很快，孔丘看到对自己不利，才没有去。这一年孔丘已五十岁了。他说，他在五十岁就“知天命”了。这就是说，他感到“上天”赋予“圣人”复兴周礼的使命，已经落到他的头上，他要大干一场了。

以阳虎为首的政变很快地失败了。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阳虎逃到齐国后，齐景公怕他在齐国“犯上作乱”，把他囚禁起来。阳虎逃脱后，投奔了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赵简子，受到了赵简子的重用。孔丘看到阳虎等人失败了，失去了可利用的机会，于是又摇身一变，公开骂起阳虎来，说赵简子收留了阳虎，“赵家不久就会遭到祸乱”（《左传·鲁定公九年》：赵氏其世有乱乎）。他骂阳虎等人为“乱臣贼子”，那是给季恒子听的。他企图以此来隐瞒他要参与这次政变的阴谋，用来骗取季氏的信任，以便“钻进”季氏的政权机构中去，进行反夺权的斗争。孔老二这个阴险狡猾的政治骗子，终于蒙蔽了季恒子，过了不久，他便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

三、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朝权在手，疯狂推行反动路线，
实行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公元前500年——498年，孔丘五十二岁至五十四岁）　　

孔丘做了一年中都宰，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改任司空（管建筑的），又由司空升为司寇（管理司法的）。这个政治骗子可谓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以后两年，他一直任司寇，还代理过三个月的宰相要职，篡夺了鲁国的一部分权力。在这三年之中，孔老二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革新派，大搞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这三年中，他干了许多反攻倒算的罪恶勾当。

1.叫嚷“天下无道”。孔丘为了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大讲“今不如昔”，说什么“天下有道，国家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里。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议论朝政”。他把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掌握政权，家臣起来犯上，人民议论国家大事，都宣布为“无道”，扬言“一代不如一代”，要用“有道”来正“无道”，为他复辟奴隶主贵族专政，进行反攻倒算制造反革命舆论。

2.为鲁昭公翻案。他当了司寇后，将鲁昭公与祖宗合墓。季孙氏不使昭公与祖宗合墓，以显示昭公的罪恶。孔丘使之合墓，就是为鲁昭公翻案，就是借昭公的僵尸搞复辟活动。

3.大树鲁定公权威。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丘以赞礼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见。会见后，齐国为鲁定公表演了舞蹈孔老二为了维护鲁定公的尊严，竟然违背周礼、迷惑国君，下令把表演舞蹈的奴隶当场杀死，充分暴露了孔老二这个侩子手的凶相。为了维护奴隶主头子的特权地位，他还向鲁定公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反动策略。

4.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孔丘代理宰相，大权在握，上台三个月，就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以后，还下令暴尸三天。

少正卯在当时是因为很著名的任务，法家思想的先驱者。他也在鲁国招收学生讲学，和孔丘唱起了对台戏。他讲的进步道理很吸引人，有几次，孔丘的学生几乎都跑到他那里去听讲了，弄得“孔丘之门三盈三虚”，只剩下对孔丘那一套笃信不疑、屡被孔丘赞为“好学”、有“德行”的颜渊一人没有去。孔丘为什么要把少正卯这一位受人爱戴的人杀掉呢？孔丘的一些弟子也感到困惑不解，就找老师去问：“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上台执政不久就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吧？”孔丘回答书哦：“你们坐下，我把道理说给你们听。下面五种罪恶，一个人只要犯了其中一种就该处死。一，通达古今之变，了解事物变化的人，容易铤而走险的；二，不依奴隶制的正道而行，固执地走所为革新之路的；三，把他所为革新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四，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一些腐朽不稳的现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五，把反对奴隶制的道理说得义正言辞似的。这五条罪行少正卯都犯了。他在家里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他是小人中的杰雄，不可不杀……让小人结成了群，可是令人忧虑的事啊！”

从孔丘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少正卯大胆揭露奴隶制的黑暗，为推翻奴隶制大造舆论和聚集力量，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坚定的革新派领袖任务。因此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杀之而后快。这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5.举逸民。孔老二窃取了一部分全力，竭力扶植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后代上台，让他们重新富起来。他叫原先做他的总管，给小米九百斗，并叫原先“周济”其乡党的宗族。他安插没落贵族的后代子路做季氏的邑宰，当内探，搞情报，并通过子路去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

6.堕三都。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丘建议鲁定公按照“家无藏甲（大夫家不许有武器），邑无百雉之城（大夫封邑的城墙不能超过三百丈长）”的周制，把三恒的封邑费、郈、成的城堡拆毁，解除其封邑的武装，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史记·孔子世家》）。这时，季孙氏、叔孙氏因为自己的邑宰屡次发生叛变，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都感到忧虑不安（《左传·鲁定公十四年》）。孔丘正是利用了这一矛盾来实行堕三都的反革命阴谋，他派子路做季孙氏的总管，直接执行堕三都的计划。叔孙氏的郈城很快就拆毁了。要拆毁费城时，却遭到了费邑人民的强烈反抗。费宰公山弗扰率兵打到鲁国京城曲阜，孔丘命乐颀、申句须二大夫反攻费人，公山弗扰兵败逃往齐国。费城终于被孔丘拆毁了。十二月，鲁定公亲自帅师包围成邑，但因孟孙氏支持他的邑宰抵抗，鲁定公没有攻下成邑，这里的城堡才未被拆毁（《左传·鲁定公十二年》）。“堕三都”是以孔丘为首的反革命政治集团同大奴隶主头子合谋因此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这赤裸裸地暴露了孔老二使用反革命暴力篡夺夺权的真面目。

7.推行礼治。孔老二上台后，加紧推行礼治，一方面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劳动人民和进步势力，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孝悌忠信等道德说教，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役。在他的统治下，贩卖牛羊的不敢二价；老百姓走路男的靠右女的靠左，男尊女卑，界限分明；丈夫对妻子不满，就可以把她驱逐出去；乡里的子弟，都要无条件地尊敬兄长，孝顺父母，等等。这就是叫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地顺从奴隶主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并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以上就是孔老二干的几桩反革命复辟的大事，他不愧是一个凶暴残忍的大恶霸。列宁说：“什么叫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孔老二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孔老二上台后，还大搞反动处世哲学，以维护他的统治全力。他对奴隶主鲁定公，毕恭毕敬，笑脸相迎，一副奴才相。对他的属下和官职较低的，则摆出严厉面孔，盛气凌人，臭架子十足。在大庭广众中，他装出忠厚老实的样子，暗地里对革新派却磨刀霍霍。他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腐朽。他每年食俸禄六万斗小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切的不方正，不吃”，“席放得不正，不坐”“穿白色的鹿皮袍，配上白色的罩衣”，等等。他是一个坐食人民膏血的寄生虫。

孔丘在鲁国的政治舞台上胡作非为，大搞反革命复辟的“好景”是不长久的。他的所作所为既然都是以打击新兴势力为目的，这就必然使他和三恒的矛盾，特别是和季孙氏的矛盾激化起来。在堕三都之前，由于孔丘玩弄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季孙氏，使得孔丘可以乘隙大干了几个月（《公羊传·鲁定公十二年》：“孔丘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堕三都之后，孔丘的反革命阴谋已经暴露，季孙氏就不能不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了。首先，在季氏家当总管的孔丘门徒子路失去了季孙氏的信任。由一个曾在孔丘门下受业、名叫公伯寮的人，在季孙氏面前揭露了孔丘派子路做季氏家臣的反动目的以及堕三都的阴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孔丘，并且说：“季孙氏已经受到公伯寮的迷惑”。孔丘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他的“道”的“行”与“废”，他非常恼怒，但又觉得对此无能为力，只好自我安慰：“我主张的能够得到推行，是天命决定的；我的主张得不到推行，也是天命决定的。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孔丘已经意识到，他的“道”将要行不通了，从而搬出“天命”论来，为他失败作辩护。

孔老二是一个狡猾的政治骗子，当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就实行“韬晦”之计。为了暂时躲避新兴地主阶级对他的回击，他决定离开鲁国。大概在鲁定公十二年秋冬之间，鲁国郊祭以后，没有给他送祭肉来，孔丘感到这是要罢他的官了。于是他造谣说，季恒子陶醉于齐国送来的女乐，“三日不听政”（《史记·孔子世家》）。孔老二在鲁国已呆不下去了，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关心鲁国政治的善良君子，连祭祀时戴的礼帽都没来得及摘掉，便仓皇逃走了。

四、             走投无路的丧家狗，四处流窜
到处碰壁，人人喊打
（公元前497年——484年，孔丘五十五岁至六十八岁）　　

孔老二离开鲁国后，继续搞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他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带着一帮门徒，窜到许多诸侯国家，宣扬他的反动主张，寻找可靠的主子，妄图在各诸侯国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

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孔丘五十五岁。这年春天，他从鲁国来到了卫国，住在大夫颜雠由家里。卫国是周公旦的弟弟康叔的封地。孔老二认为，鲁卫是“兄弟之邦”，当时卫国的政权尚掌握在大奴隶主头子卫灵公手中。但是卫国也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很尖锐。卫国大夫王孙贾说：“苟卫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 （《左传·鲁定公八年》）。足见卫国广大手工业奴隶和新兴商人阶层曾爆发反抗斗争，给奴隶主统治者以很大的威胁。卫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比齐、晋、鲁等国要弱一些，但夺权的斗争已经开始进行。在孔丘到卫国的第二年（公元前496年），卫国大夫公叔戌在匡城举行武装暴动，反对卫灵公。公叔戌的财富越来越打，侵犯了卫公室的利益，卫灵公对他十分不满。公叔戌对　卫灵公　夫人南子得宠并干预政治极为不满，企图铲除南子的党羽，进一步夺权。南子对卫灵公说：“公叔戌要作乱。”（《左传·鲁定公十三年》）于是，卫灵公就把公叔戌及其同党驱逐了。公叔戌跑回他的封邑匡城蒲乡率众造反，后来又逃往鲁国。

孔丘到了卫国，卫灵公对他很优待，慷慨地送给六万斗小米的厚禄养活他（《史记·孔子世家》）。可是新兴势力却非常厌恶他。就在这一年，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讲了孔丘一点什么话，这位　国　君对孔丘这个善于搞阴谋的人，似乎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人像卫兵似的出出进进都跟着他（《史记·孔子世家》）。孔丘有点害怕，就决定暂时离开卫国京城，到外面去避一避风。当孔丘带着弟子走到匡城蒲乡的时候，正好赶上公叔戌在这一带造反，气氛很紧张。匡城人民一看到这个坏家伙，就很快把他包围了。孔丘一伙门徒，一个个吓得心惊胆颤，孔丘却故作镇静，拿出天命论来给他们安魂定神，说什么：“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毁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可是，匡城人民根本不理会什么“天命”不“天命”的，他们勒令孔丘赶快滚出卫国，而且不许他再来。孔丘发誓一定照办，匡城人民才把他放了。

可是孔老二这个政治骗子从来不讲“信用”，“言不必信”是他的信条。他逃出匡城后，又跑回卫国京城见卫灵公。卫灵公也很想听一听孔丘在匡城的实地见闻，并问他可不可以讨伐公叔戌。孔丘就扯了一大篇谎言，说匡城那里的男子宁肯死也不愿意跟着公叔戌，妇女也不希望打仗，替公叔戌卖命的顶多不过四、五个人。孔丘用这些胡话极力怂恿卫灵公派兵去镇压匡城人民，为他报仇雪恨。卫灵公也被他骗得满心欢喜，连声说：“好！”但是，由于许多大夫反对，卫灵公终于没有采取行动（《史记·孔子世家》）。

孔丘回来以后，　卫灵公　夫人南子也派人邀请他去见一见面。孔丘毕恭毕敬地去拜谒了南子，心想通过这位夫人的后门，或许会使他得到卫灵公的重用。孔丘从南子那里出来，看到子路对他在南子面前卑躬屈膝的姿态不大高兴，就急得赌咒发誓：“我假如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老天爷就谴责我吧！老天爷就谴责我吧！”

使孔丘失望的是，拜过南子以后，他仍然没有得到卫灵公的任用。有一次，卫灵公出游，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叫太监坐在身旁，却使孔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孔丘感到收到了莫大的侮辱，很气愤地说：“我没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孔丘在卫国没有捞到官职，一是由于新兴势力的反对，二是因为他那套“复礼”的说教连卫灵公都感到有点行不通，孔老二只好骂卫灵公是“好色之徒”了。

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春天，邾隐公访问鲁国。孔丘弟子子贡从卫国去鲁国观礼，回来以后告诉孔丘说，鲁定公在接见邾隐公时弯腰弓背，一副卑屈的样子，看来快要死了。到了五月，鲁定公果然死了。孔丘想起当年这个反动　国　君赏识重用他的打恩情，痛哭流涕地哀悼他的主子，说想不到竟被子贡不幸言中了，然后又昏头昏脑地责怪子贡多嘴，好像鲁定公的死就是因为子贡说了那句不吉利的预言。

孔丘本想在卫国能够推行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结果碰了壁，心里总不那么愉快。有一天，孔丘正在磬，一个挑草筐的汉子从门外经过，从磬声听出了孔丘的心思，就用轻蔑的口吻说：“这个敲磬的人有心思呀！”又说：“可耻呀！好像是说没人知道自己，那自己就算了。”最后，这个人还含有深意地说：“水深就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趟过去。”这时卫国的劳动人民在教训孔丘顺应历史潮流行事，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话说得孔丘心里很不舒服，就从屋里答腔说道：“说得好干脆，如果那样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表示要坚持倒行逆施，绝不回头。

孔丘在卫国呆不下去了，想到晋国去。走到河边，听说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赵简子杀了窦鸣犊、舜华两个顽固派，吓得孔丘急忙返回卫国（《史记·孔子世家》）。

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四月，卫灵公死了。他的孙子辄即位，即卫出公。三年前逃亡晋国的太子蒯聩（辄的父亲），得到赵简子的支持，于六月同阳虎一道率领一支武装潜回卫国，以戚城为据点，与出公辄形成父子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孔丘感到在卫国不能呆下去了，就决定离开这里到陈国去。

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孔丘带着他的门徒从卫国往陈去，中间经过宋国国境。宋国大夫恒魋，也是个革新派，给自己定做了一个石头的棺材套，三年还没有完工。一个大夫的棺材这么讲究，这是公然破坏了周礼的行为，孔丘听说此事，曾经对他进行了攻击（《礼记·檀弓上》）。

孔丘带着弟子们向前赶路，来到一棵大树下面歇脚，就叫弟子们趁空演戏奴隶制的旧礼仪。不料，那个被孔丘批评了的恒魋竟带着人马赶来，把大树砍到了，而且还要杀孔丘。孔丘一面逃跑，一面又乞灵于天命论，喃喃地说：“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恒魋能把我怎么样！”为了避免在路上再碰见什么不测之事，孔丘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打扮，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样子，一直逃出宋国的地界，才和走散的弟子们重聚在一起。子贡告诉孔丘说，有人看见你狼狈的扬州，说像一条“丧家之犬”。孔丘笑道：“形状好坏算得了什么，不过他说我像丧家之犬，倒是真的，倒是真的！” （《史记·孔子世家》）丧家之犬是当时人民群众对孔老二的斥责，生动地画出了这个复辟狂倒行逆施，走投无路的狼狈相。这一年孔丘已六十岁。他说，他六十岁“顺天命”，能安于命运的摆布了，这正是“丧家犬”的自我表白。

逃过了这一险，孔丘终于来到了陈国，投靠在大夫司城贞子家里。

这年五月，鲁国发生火灾，鲁恒公和僖公庙被焚。孔丘听到三恒的祖庙被火烧了幸灾乐祸（《左传·鲁哀公三年》）。

孔丘到陈国以后，一位当司寇的大夫问孔丘：“鲁昭公懂得礼吗？”孔丘说：“懂得礼。”这位大夫明知孔丘扯谎，就对孔丘的弟子巫马期发牢骚：“我听说过，君子不包庇别人，难道君子也包庇别人吗？　鲁　君娶了一个同姓的吴国女子做夫人，乘他吴孟子而不乘吴姬。如果　鲁　君算是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其实，所为“君子不包庇别人”本来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一切反动派都是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的。孔丘后来编撰《春秋》，有一条原则就是替奴隶主头子隐瞒丑行和罪恶。

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孔丘在陈国时，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氏，包围了中牟。中牟宰佛肸叛变晋国，召孔老二前去，孔丘以为有机可乘，欣然欲往。子路问道：“从前我听老师说过：‘亲身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佛肸在中牟叛乱，你却要去，这怎么解释？”孔丘说：“对，我说过这话。但是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葫芦吗？怎能光挂着而不能给人吃呢？” 佛肸召见孔丘，是想利用孔丘这个家伙对付赵简子。孔丘想去，是企图在这次事件中捞一把，推行他那套“复礼”的反动路线。孔丘这次也没有去成，因为中牟不久就被攻克，成为了赵简子的地盘。

孔丘在陈国呆了三年，同样么有得到执政者的任用。陈国的大夫也不欢迎他那套说教（《史记·孔子世家》）。

公元前489男（鲁哀公六年）春天，吴国侵占陈国，楚国出兵援陈，战争持续了几个月。孔丘及其弟子们为了躲避战火，准备迁到蔡地去。

孔丘和弟子还未离开陈国的时候，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派人到陈国召请冉求回鲁国任职。冉求是孔丘弟子中最有政治才能的一个，虽然跟随孔丘多年，但是对孔丘说的那一套复辟之道却没有真正学进去。季孙氏之所以看中冉求，显然不仅是因为他具有管理国家的才能，更重要的在于他有革新的思想，不是孔丘之道的笃信者。这一点，孔丘心里也是明白的。所以冉求临行的时候，孔丘说：“鲁国召冉求回去，不会小用他，定会大大地重用他啊。” （《史记·孔子世家》）

冉求走了之后，孔丘就带弟子们往蔡地去了。在途中被陈国人民发现了，便把他们包围起来，七天没有给他们饭吃。孔丘一伙饱尝了绝粮的苦头。随行的弟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病倒了。可是，孔丘还在一味的讲他那一套复辟的大道理。子路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怒冲冲地质问孔丘：“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丘担心子路受不住穷困的考验而想入非非，就对他说：“君子能安守穷困，小人一遇穷困，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孔丘知道弟子们心里都不痛快，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于是又分别找子路、子贡和颜渊来问道：“我把你们带到旷野荒郊来受困，这是不是我主张的‘道’错了呢？我为什么会到这步田地呢？”子路坦率地说，他怀疑他们这一伙还没有做到“仁”和“智”，否则为什么得不到人家的信用和遵从？子贡则委婉地劝孔丘说，老师的“道”虽然伟大，但是世人接受不了，是否可以把调子稍微放低一点呢？这些话孔丘那里听得进去，就把子路、子贡训斥了一顿：君子为了行道，不求世人接受。殷朝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比干被纣王杀害，他们都是“仁人”，死得其所，不被世人容纳，又有什么关系呢？（《荀子·宥坐》《史记·孔子世家》）孔丘这一番说教，是叫他们为孔老二的复辟路线去“杀身成仁”。颜渊不愧是孔丘最得意的学生，早把孔老二的心思琢磨透了，就极力为孔丘的复古倒退的反动主张和反动行径大唱赞歌，大鼓其气说：“老师的道太伟大了，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容您。老师推行自己的伟大的道，虽然不为世界所容，这有什么可怕？不为世界所容，才足以表现您是一位君子！”孔丘眉开眼笑地说：“说得对！姓颜的小子，让你发财致富，我来给你做管家。” （《史记·孔子世家》）

孔老二和门徒的对话，说得一本正经，似乎他们真有什么“杀身成仁”、“临难不屈”的“骨气”。其实，他们骨子里虚弱得很，唯恐断送他们的狗命。孔老二平日讲什么“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这次困于陈蔡，子路给他搞了一个蒸熟的小猪，孔丘不问肉是从哪里来的，便大嚼起来。子路还拦路抢劫，扒了人家的衣服，拿去买酒，孔丘见到酒，不问酒是怎么来的，便大喝起来。公然声称，为了“苟生”，就应该这么干（《墨子·非儒》）有一次，颜回搞来一点米做饭，饭快熟时，他偷偷吃了几口，恰巧被孔老二远远地看见了，孔丘心里很不高兴。饭熟以后，颜回请孔丘吃。孔丘假装说：“昨夜我梦见先祖，饭要用来祭祖。”颜回见孔丘不吃，心想，他偷吃饭的事，必是被老师看见了。于是回答说：“我刚才做饭时，煤烟子落到饭锅中，我拣出来吃了。”孔丘一听高兴地说：“我眼里可真不好啊！我的心也靠不住，快拿饭来给我吃。” （《吕氏春秋·任数》）孔老二及其门徒，在饥饿中，就是这样互相猜疑，互相欺骗，把他们一伙的伪善面纱撕得一干二净。

孔丘一伙从绝粮的困境中挣扎出来以后，到了负函。孔丘跑去跟楚国派驻在这里镇守蔡国旧地的大夫叶公周旋，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足之处。叶公向孔丘问政，孔丘就针对楚国侵占的地盘广大、民心不稳的情况向叶公献计说：“要使在你统治下的老百姓感到高兴，使不在你统治下的老百姓来投奔你。”有一次，叶公和孔丘谈话，说他的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老子偷了人家的羊他出来检举。孔丘对叶公的这种正直观很不满，就当面驳斥说：“我们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的人是不一样的：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的品德就在这里了。”孔丘公然把父子互相包庇罪恶叫做“正直”，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伪君子、两面派的嘴脸。

孔丘到了楚国境内，亲自帅师救陈的楚庄王想收留孔丘，遭到了大夫子西的反对。子西说：孔丘这个人，鼓吹法先王，以复兴周文王的事业自居，野心特大，如用孔丘，让他掌握了大权，楚国就要遭殃了（《史记·孔子世家》）。在大夫们的反对下，空去和他的门徒只好卷起铺盖又上路了。在路上碰见楚国一个劳动者接舆，接舆唱歌说：“你这个自称的凤鸟呀！凤鸟呀！运气为什么这样不好呢？已经过去的事是无法挽回的了，但是未来的事还是来得及改的。算了吧！算了吧！今天的统治者快完了。”这就是劳动人民对孔丘这个复辟狂到处碰壁的嘲笑，警告他不要再执迷不悟，倒行逆施地干下去，否则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孔丘一伙根本听不进去，竟辱骂这个劳动者是“疯狂的人”。

孔丘一伙东流西窜，一路上继续遭到劳动人民的奚落和斥骂。一次，他们走到了一条河边，孔丘叫子路向两个正在耕田的农民问渡，他们听说是鲁国的孔丘，局拒绝给他指路，并且嘲讽地说：“他自己应该知道渡口咋哪里。”而且劝子路说：礼坏乐崩之势，如滔滔大水，谁也改变不了，不要再跟着孔丘走了。有一次，子路走路落在了后边了，遇到以为正要下田锄地的老汉，就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没有？”那老汉便当着子路的面嘲骂孔丘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算什么老师？可是孔丘及其门徒，竟辱骂教训他们的劳动人民是什么“鸟兽”，声称“道”行不通，也要干到底。

大概在公元前488年（鲁哀公七年）前后，孔丘及其门徒又回到卫国。这时子贡，继冉求之后，返回鲁国，做了季氏的家臣，季康子派他出使吴国。

孔丘回到卫国时，　卫国的国　君仍然是卫出公辄。孔丘对当时卫国的政争很不满，认为出公辄拒绝他的老子蒯聩回国，破坏了君臣复杂的等级名分。有一次，子路问孔丘，假若　卫　君等着他去治理国政，他准备首先干些什么。孔丘说：“必须正名分。”孔丘所为“正名”，就是要用奴隶制的政治和道德准则去“纠正”一切超出和破坏奴隶制关系的新事物，使君臣父子各守其本分，以恢复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旧秩序。照孔丘看来，假若不正名分，那就一切都不成功，就会“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也就是无法维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统治。孔丘在到处碰壁、极端孤立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执行他那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

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孔丘已经六十八岁了。这年齐国侵伐鲁国。已经做了季氏宰的冉求被任命统帅左师，在郊邑与齐军交战，大败齐军。年轻的樊迟作为冉求的副将也参加了这一战役。樊迟做过孔丘的弟子。大概在季氏家里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影响，他对发展生产很关心，曾经向孔丘请教怎样种庄稼，竟被孔丘辱骂为“小人”。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在外游窜了十四年，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他在劳动人民那里，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他到处碰壁，不得人心，最后，只好从卫国返回鲁国。

回国途中，子路先行。他赶到鲁国京城的时候，天色已晚，外城的门都关闭了，就在城外住了一宿。清早城门一开，子路正要进城，守门的人问子路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丘那里来。”守门人讥笑说：“就是那个明知行不通却硬要去干的人吗？”这时鲁国人民对孔丘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几十年所作的深刻批判。

五、               顽固到底的死硬派，日暮途穷大念复辟经，写变天帐，遗臭万年
（公元前484年——479年，孔丘六十八岁至七十三岁）　　

孔丘回鲁国后，季氏以“国老”的待遇对待他，希望他能对鲁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可是孔老二这个复辟狂，不见周公不死心，毫无悔改之意，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恨之入骨，不是公开攻击，就是暗中破坏，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进行垂死挣扎。

就在孔丘刚刚回国后不久，季氏派冉求向他询问采用“田赋”制的意见。“田赋”是按每户的田亩征收军赋，是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又一重大措施，是对奴隶制的进一步破坏。因此，孔丘拒不表示意见，只说了一句：“我不懂得田赋的事情。”冉求连问三次，他都不回答。冉求最后说：“您是国老嘛，要等您的意见去做，您怎么能不说话呢？”孔丘还是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才以师长的口吻向冉求进行了一番训话：“君子做事，要以周礼为准则。假若不以周礼为准则，贪得无厌，就是采用田赋，你也满足不了。你那个季孙氏假若愿意按照规矩去做事，有周公之典在那儿，用不着问我；假若你们要任意胡来，那又何必问我！”（《左传·鲁哀公十一年》）

冉求回鲁国以后，做季氏的大管家，非常得力，使季氏的财富日益雄厚。在孔丘看来，这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有一次，他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已不是我的学生了，学生们大张旗鼓地声讨他吧！”孔丘反对“田赋”，鼓吹周礼，拥护“周公之典”，实质上是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妄图复辟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孔丘的反对完全是徒劳的，社会改革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第二年（公元前483年）鲁国正式实行了田赋制。

为了巩固鲁国的地主阶级专政，季康子准备讨伐颛臾。颛臾是鲁国的一个附属国，是奴隶制的残余势力。冉求将伐颛臾的事告诉了孔丘，孔丘便把冉求训斥了一顿，说什么：“颛臾从前是周天子让他主办东蒙山的祭祀的，而且已经在鲁国的疆域之内了，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讨伐它呢？”他把季氏比作从笼中跑出来的老虎，指责冉求帮助季氏是为虎作伥，大讲什么“修文德以来之”，反对革命暴力，妄图维护旧的统治秩序。

公元前483年（鲁哀公十二年），鲁昭　公的　夫人吴孟子死了，季孙氏很不客气，没有为之服丧。孔丘赶忙跑去吊丧致哀，表示对已死的主子的忠诚，实际上是与季孙氏作对，故意宣扬季孙氏居丧失“礼”。有一次，季康子要像　国　君一样去祭祀泰山。孔丘对这种“僭越”的行为更是看不过去，又把冉求找来责问道：“你难道不能劝阻他吗？”冉求回答得很干脆：“不能。”

孔丘对季氏掌握鲁国国政的敌对情绪，在另一次同冉求的谈话中也暴露得极为强烈。一天，冉求在季氏家办事回来比较晚，去见孔丘，孔丘问：“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冉求说：“有政事。”孔丘一听“政事”二字，感到非常刺耳。孔丘认为“政事”是国家大事，季氏的事是一家的私事，是不能冒称“政事”的。季氏在家里研究国家大事，那就是背着　国　君，妄议国政。而其，按照旧礼制，孔丘做过大夫，虽然已不在位，还是有权与闻国政的，可是季孙们在家研究国事，对孔丘连个消息也不透露，所以孔丘大为恼火。于是，孔丘就气呼呼地对冉求大发牢骚，认为那叫什么政事，不过是季孙的家事罢了，要真是政事，他这做过大夫的人，也应该有所耳闻啊，课他怎么一点也没听说呢？

季孙氏也想孔丘问过政，可是孔丘总是趁机放毒，妄图改变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季康子曾经问孔丘：“如果杀掉无道的人，而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这个提问表明，季氏已经感到要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必须镇压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这是孔丘最害怕的。虽然他执政时残杀过革新人士，但是，现在他却摆出悲天悯人的“仁人君子”面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要是想做好事，老百姓也会跟着做好事的。”他打出“德政”的招牌，攻击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有一次，季康子派人来修长沟，子路当时做郈邑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吃，孔丘知道后，大发雷霆，以为这是替季氏争取民心，急忙派子贡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子路很气愤，去见孔丘说：“老师您恨我行仁义吗？我这是从您那里学来的。您不是说过讲仁义的人要与天下人同利吗？我熬点粥给他们喝，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孔丘教训子路说：“仲由，你真粗野，一点不懂周礼。按周礼的规定，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其国，大夫爱他的官职，士爱他的家，超过他所爱的，就是违背周礼。你熬点粥给奴隶们喝，那是侵犯了　鲁　君的尊严，岂不荒谬。”（《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孔老二的“仁者爱人”！他平时所说的“使民也惠”，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他对奴隶们是半点“小惠”也不施的。他讲这番话，表面上是训斥子路，实际上是攻击季氏。只许他高唱“利民”的调子，欺骗人民，不许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做一点有利于民众的事，这就是孔老二的“德政”。

有时，孔丘还利用季康子向他问政的机会，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攻击季孙氏。有一次，季康子问他怎么搞政事，孔丘回答说：“政就是正的意思，您带头走正道，那谁还敢走歪门邪道呢？”这实际上是攻击季孙氏为政“不正”。又一次，季康子问他盗贼多怎么办？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和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也把反抗剥削和压迫、侵犯他们私利的劳动人民污蔑为“盗贼”。“盗”多了，他们也害怕，所以竟要向孔老二去请教治“盗”的办法了。但是，孔丘并没有正面回答，反而借机攻击季孙氏贪得无厌，说什么如果你自己不过分贪求财利，就是奖赏盗贼，也没人去偷窃。

孔丘回国后，对大奴隶主头子鲁哀公却使毕恭毕敬，经常为鲁哀公出谋划策，煽动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进行反攻倒算。有一次，鲁哀公向他问政，孔丘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选拔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正直的人，罢黜反对奴隶主贵族的邪恶的人”的建议，就是要鲁哀公起用顽固守旧分子，摘掉以三恒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完全恢复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韩非子·难三》）。他还对鲁哀公说：“现在全国都听从季氏的话，‘尽化为一’，国内已经没有人敢议论是非，所以鲁国越来越坏。” （《韩非子·内储说上》）妄图以此煽动鲁哀公把政权夺回来。有一次，鲁哀公向他问“治国”的理论，孔丘大谈复古倒退之道，说什么“生在现代的社会，要追求古代的道；处于当今的风俗，要穿古时的衣服”（《荀子·哀公》），叫鲁哀公大力推行他的复辟路线。

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齐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陈成子杀掉了齐简公。这是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夺权的革命造反行动。孔丘这年已七十一岁了，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急忙斋戒沐浴，接连三次入朝敦请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成子。反动派总是自以为了不起，而瞧不起进步势力。照孔丘的估计：“陈恒杀了君，人民必有一半是反对的，再加上鲁国的力量，就可以把陈恒们干掉。”鲁哀公不敢自作主张，就叫孔丘去问季孙氏（《左传·鲁哀公十四年》）。季孙氏当然反对用鲁国的力量去镇压齐国的新兴势力，因而，孔丘的这一反革命阴谋很快就破产了。这件事情又一次暴露了孔丘口头大讲“为政焉用杀”，实际上主张对进步力量无情杀伐的凶恶面目。

公元前480年（鲁哀公十五年），季孙氏派子服景伯和子贡出使齐国，见陈成子，表示与齐国和睦共处，陈成子也表示愿意与齐国和卫国那样的友好关系。季孙氏采取的这一外交行动，调整了齐鲁两国的矛盾，加强了两国新兴势力的地位，更有力地打击孔丘之流妄图挑动鲁国讨伐陈成子，扑灭别国新兴势力从而削弱鲁国三恒势力的阴谋。

春秋末年，爆发了以柳下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起义军“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柳下跖，姓展，名跖，住在柳下，所以叫柳下跖。孔老二对这次奴隶起义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想把起义军镇压下去。但苦于手中无权，无法调动军队，于是想出了一条对策，妄图用他的“仁义”道德的说教和名利地位为诱饵，来瓦解奴隶起义军。大概在公元前480年，柳下跖率领队伍在泰山南面休整。孔丘知道后，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跑到柳下跖那里去“游说”。柳下跖一见孔丘，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孔老二：你这个家伙，是个“巧伪人”，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胡乱吹捧周文王，周武王，成天宣扬邪说，到处拨弄是非，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生活，一心想爬上贵族的地位，压迫老百姓。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赶快滚开！孔老二赖着不走，大讲“孝悌之道”，叫柳下跖不要再造反。柳下跖又痛斥：你讲的那套“仁义道德”的说教，都是用来骗人的。你叫我“盗跖”，我看你是天下最大的“盗丘”。你自我吹嘘是什么“圣人”，可是你两次被鲁国赶走，在卫国无立足之地，在齐国无出路，才陈蔡被包围，饿扁了肚子，到处奔跑，四处碰壁。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处。就是因为你讲的那一套是糟粕，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不要再啰嗦了，赶快滚回去！骂得孔老二脸色刷白，两眼发黑，狼狈而逃。（《庄子·盗跖》）柳下跖对孔老二的痛斥，生动地概括了孔丘这个复辟狂反动一生的罪恶活动。

孔丘回鲁国以后，又企图从意识形态领域向新兴势力进攻。他借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之名，行反攻倒算之实，大肆鼓吹西周奴隶制世代的腐朽文化，反对地主阶级的新文化，即所为“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更加卑鄙的是，他躲在阴暗角落里，修改和编纂鲁国的历史书《春秋》，大写变天帐。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史简，从鲁隐公元年喀什，记载了鲁国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家二百四十多年中的许多重大历史时间和重要人物的活动。在这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开始崩溃，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兴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阶级关系到社会秩序，无不处于动乱变革之中，在孔丘看来，这就是所为“礼坏乐崩”、“天下无道”的“乱世”。孔丘利用鲁国编年史简的材料来编纂《春秋》，其目的就是要“拨乱反正”，即站在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以他的反革命复辟之道作为评价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一方面肆意诋毁进步、革新、变革，把广大奴隶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造反行动咒骂为“弑逆纂盗”的暴行，疯狂地发泄他的反革命仇恨；另一方面则竭力赞扬复古、守旧、倒退，掩盖、隐瞒奴隶主阶级的丑恶罪行（《公羊传·鲁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替腐朽的奴隶制涂脂抹粉。总之，点到历史，混淆黑白，为复辟奴隶制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时对春秋时代变革的一个大反动，是孔丘晚年的一项重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人民在巨野打猎，捕获一只不知名的怪兽，送到孔丘那里，请他看看是什么东西。孔丘一看，惊叫道：“这是麒麟啊！” （《左传·鲁哀公十四年》）据说，麒麟这种异兽是一种祥瑞的象征，只有在“圣君”当道的时候才会出现，可是奇怪，当今并没有“圣君”在位，他却出来了。孔丘马上想到自己的处境，不正像这只不合时宜出现的麒麟已经作了白白的牺牲吗？这不是预兆自己命运完蛋了吗？想到这里，孔丘长长叹一声道：“我的道算到了穷途末路了” （《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据说他编的变天帐《春秋》，编到麒麟出现，就绝笔了，再也编不下去了。

孔丘回国以后，他组织的那个反革命政治集团，也日益分化瓦解了。冉求、子贡等许多弟子都先后离开他。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内乱，蒯聩驱逐卫出公辄而自立为　国　君，这时子路在卫国做大夫孔悝的邑宰，参加了这次奴隶主贵族的内杠，结果被人砍成肉酱，成了奴隶主制度的殉葬品。这时孔老二的得意门徒、最有希望继承其衣钵的颜渊也死了。孔丘伤心透顶地说：“哎呀！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呀！”孔门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结果是众叛亲离，走的走，死的死，孔老二越来越孤立了。

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丘七十三岁。他已经病了好些时候，但是他复辟奴隶制的贼心仍没有死，说什么“我衰老得很厉害了，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他还想重温当年妄图回复西周“盛世”的美梦。然而就在这一年，据说，有一天夜里，孔丘因为做了个噩梦，心里异常不安，不等天命就挣扎着起了床，独自拄着手杖在门外踱步，发出最后的哀鸣：“泰山要崩倒了啊！顶梁柱要折断了啊！哲人要凋萎了啊！”唱完就回到屋里，倒在床上，从这天起，孔丘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到了第七天，就一命呜呼，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周公去了。

孔老二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死硬派，他的一生是反革命的罪恶一生。然而，“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像一切狂妄的反动人物一样，孔丘在临死前还自吹他是什么“圣哲”，好像他一死，就会山崩柱断，整个世界就要垮了。其实，他不过是一只撼树的蚍蜉，挡车的螳螂，和他一起死去的只是那不可挽救的抚恤的旧制度。“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历史的巨轮碾过了奴隶制度及卫道者的尸骸继续奔腾向前，一个新的大动荡，大变革的世代——战国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