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傅斯年，中医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初字梦簪，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北京大学文科，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曾著《文学革新申义》，提倡白话文。1918年夏，接受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与北大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影响很大。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学生会领袖之一，担任游行总指挥。

1919年夏，傅斯年北大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言论，通过史料考证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东北史纲》一书为“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赶下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引起朝野震动，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接连赶走两任行政院长，搬倒两只大老虎，世所罕见。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南迁，先长沙，后昆明，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第一人，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

傅斯年还组织对明清档案资料的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享年54岁。

胡适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傅斯年全集》第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69年，页2）

李敖则这样说，北大“有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傅斯年曾向学界和社会公开阐明他对中医的立场：“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全集》第6册，页307。以下同书只注页码）

1934年，傅斯年对中医的批评，是余云岫1917年发表《灵素商兑》，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又一次关于中医问题的中西医论战与文化冲突。3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表《所谓国医》一文，将中西医的学理之争，称之为“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大暴露：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的最可使人气短的，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匪患虽了不得，然如政治有办法，不怕不能解决，日本的侵略虽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混沌的状态中，何况较复杂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的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前途仍是枉然！”（页303-304）他把国人有关中西医的争论视为“国民劣根性”，这是其他论者没有讲到的。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错了。……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既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定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页304）他认为出于爱国的原因而保护中医是牵强附会的。中医并非纯粹的“国粹”，由于历史上的国际交往，中国医术曾受外国文化的深度影响，本来不存在纯粹的“中医”或“国医”。傅斯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意见是那些把中医当作保卫国粹的“白卫兵”们驳不倒，又难以接受的。

如何“对付中医”，他认为，“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般，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页307）

1934年9月16日，他在《独立评论》发表《再论所谓“国医”》，继续讨论中医问题。他在开头，把上篇文章的发表时间误记为8月5日。在此文中，他对中医的神技——号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即脉搏一事，固是中医诊断之第一要义了，然其用此现象之意义，乃全然荒谬。试问手腕上的一条动脉，在不满二寸的距离中分做‘寸，关，尺’，靠区区三个指头，看定心肝脾肺肾，这真是违背小学常识的说话。”（页310）

他明确否定中医有病理学，“若说所谓国医有病理学，则试问他们的病理学在那里？如巢氏病源等书之支节破碎，算得上科学知识吗？若说那些五行六气便算病理学，则凡有近代科学常识者，必当信政府不该容许社会上把人命托在这一辈人手中。故我之谓汉医之无病理，无诊断，非一疑难之问题，而为明显的黑白事实。”（页311）

关于中医不符合近代科学，傅斯年首次以近代科学的概念作了初步的阐述：“所谓国医与近代科学不兼容，也是件明显的事实。近代科学分门别类，范围极大，但根本上是一件东西，其不同处只在所治之材料有类别之不同，故科学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东西者，因为各种科学都站在一个立场，保持同样的纪律。几件显明的情形说，第一、所用名词不容有含混，一个名词只许代表一个质体，具有一种界说，而不许在用它时随时抑扬，凭心改动，尤不许它代表着本是一种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赵寒松君之论五行六气。第二、每立一语，必成一种‘命题的含义’，即一种逻辑上可通，实质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试验或统计的语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辩证的。第三、每一理论，在能实验的科学必须可以将其信否诉之于实验，听凭怀疑者用同样的科学训练证明之或反证之，在不能实验的科学，必须聚集逻辑的证据，顾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实，故科学的事实皆为集众工作之结果，诉诸严整的实验之结论，而每一科学事实，又必与其他一切科学事实相因缘，世上无任何一种的独立的科学事宜。第四、因为近代科学不是容纳幻论与空语的，而是遵逻辑的程序，依实质作步程的，故在非纯粹叙述的科学中，能预定，能管理,是其明显的本领。近代的医学是个集合多门的严整训练，为医学之基础者，是物理、化学、动植物、人体生理、人体解剖等等基础科学。……故近代医学为汇集众科学之科学，近代医学训练为汇集众科学训练之训练。若将近代医学与所谓国医平等比衡，无异将近代物理学与太极两仪的物理学平等比衡，亦无异将近代化学与方士之点金术平等比衡。持国医论者，自觉所否认者为‘西医’，殊不知所否认者，并物理、化学、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内。若知近代科学本是一体，其门类之差只是分工，则当知所谓国医实无所容身于科学的天日之下。”（同上书，页311-312）

傅斯年这段论述很精彩，其中第四点，在作为其同代人的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著作中也有体现，“真理往往很难达致，并且一旦发现，也很容易得而复失。错误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它无视经验，也无需任何阴谋的帮助而能延续千万年。科学史，尤其是医学史，可提供我们许多范例。”（《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页10）巧合的是，波普尔也提到医学史。在这点上，中外医学存在着共同性。傅斯年对中医的第三点批评也与波普尔的论述不谋而合，“理性主义当然总是主张理性和经验科学有权批判、拒斥任何传统和任何权威，因为它们以十足的非理性、偏见或偶然性作为根据。”（同上书，页7）“占星术经受不住这种检验。占星术士对他们所相信的确实证据极端重视和极端迷信，以致他们对任何不利的证据都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把自已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使预言简直不会失败，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俩；使预言变得无从反驳。”（同上书，页52-53）近代以来的先贤都曾论述过中医“医巫同源”的属性，在这点上中医与波普尔所说的“占星术”确有共通之处。在现代历史上，由于意识形态的保护，中医已经沦为一种宗教“医学”，如同曾经有过宗教人物、宗教手机、宗教汽车一样，中医也成了一种笼罩着某种光环的、不许批评与妄议的畸形事物。

波普尔清晰地阐述道：“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对一种理论的任何真正的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被发现是假理论，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或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由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可证伪性理论”——“所有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同上书，页52）而中医就是这种由阴阳五行、五支六气的幻术构成的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民间巫术。

中医不仅与近代科学不相容，也与近代教育相悖离，“在科学的系统中者，不应是些似解非解，支节缺陷的杂乱知识。果然在学校中把物理化学教得好，这类知识能入在受教者之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识了解环境，自然不会再承认所谓六气有物理学的逻辑含义，即不会再信凭藉此类玄谈的汉医。果然在学校中把生理卫生的大意彻底了解，自然要觉得中国传统的医学论本体上是些无知妄作，闭眼胡说。”（页313）

傅斯年又对一些中医云天雾地的吹嘘进行了分析，“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其尤荒谬者，乃谓西医束手，彼能治愈。问其治愈之法，则旧草帽一百顶也，女人的月经布也，大路上车辙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无奇不有。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作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页320）“退一步论，纵使所谓国医曾经治愈这病那病，我们也还要问那些没有治愈的在哪里呢？……国医若再自诩他曾治愈这个那个，则当问之曰，不会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国死亡率之大在一切开化的人类之上，又是谁之责任呢？”（页321）

傅斯年特别指出了中医的拥趸们散布的一种谬论，“更有一种妄人，以为中国人口之号称四万万，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国医’的成绩！这尤其是‘目不识丁’的胡说了。人口蕃殖律，在现在已经大致清楚，自马尔查斯（今译马尔萨斯）时已经提明他是以几何级数排进的。假如‘国医’能减少中国人的死亡率，在汉朝中国人已经可以蕃殖满亚欧非洲了。”（页322）

傅斯年进一步揭穿了一些中医的世故与狡猾，“若说中医把人治死，除此非公是个好用砒霜、巴豆或大份量的方子的人。不过聪明的中医决不走此太负责任的下策！请看历代医书中一味药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两而钱，由钱而分，医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说不会动刀、不会注射的中医常治死人，眞正太恭维他们了，他的大罪过只是白白躭误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因此我在前登大公报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责任，即是逐步废止中医论。……现在全世界上已开化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用钱在国民医药卫生上比中国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这样不推广近代医药学及公共卫生的中国政府，真不成其为文明国的政府。然而，此一要点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医西医优劣论！这本是同治、光绪间便应解决的问题，到现在还成问题，中国人太不长进了！”（页325）

8月13日，那位署名赵寒松的中医在《大公报》发表《评傅孟真〈所谓国医〉》，指责傅斯年批评中医有崇洋媚外之嫌，“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国式的教育（其实，傅斯年只接受过英国、德国式的教育——笔者注），除了脸上的黄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虽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变其为中国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习惯，都已经全部与美国人同化了，假如中国人个个都学傅君一样，恐怕中国立国的精神马上就要根本动摇，中国全国恐怕就要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更进一步地变为纯粹美国的殖民地了。”面对中国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这个赵某在学术上无法自圆其说，剩下的只能人身攻击了。由于此人文中有含糊的中西医结合的论点，傅斯年反驳道，“凡是改良，必须可将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为在植物种别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们并不能砍一个人头来接在木头的头上啊！西医之进步，到了现在，是系统的知识，不是零碎不相干的东西。他的病理诊断与治疗是一贯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随便剽窃几件事，事情更糟。……他（蒋梦麟，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笔者注）在南洋公学当学生时，有位中医的校医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试验温度。但是此公不知杀菌——本来中医字典中没有病菌这反国粹的名词——故由这个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个人口中。适逢白喉盛行时，他这学堂死的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于是一阵大紊乱，校医开除，学校放假！……敢问主张中医改良论者，对于中医的传统观念，如支离怪诞的脉气论，及阴阳六气之论，是不是准备放弃？对于近代医学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学问，是不是准备接受？这两个系统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弃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页323-324）当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确有中药胶囊中装进了西药的药粉。

8月18日，陈泽东代表天津中医公会在《大公报》发表驳斥傅的文章《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他从神农尝百草说起，将中医的“历史与实践”描绘得莫测高深。他抬出黄帝的师傅歧伯辩白道：“精于燮理阴阳之术，是哲学之极顶也，五运六气之法，即其所创者，系分配天地阴阳气化之法也，五运主天气而下降，六气主地气而上升，阴阳气化相合，得其平，则生万物而无病，阴阳气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则害万物而有病。天气属阳，故藉木火土金水五行气之奇数分配；地气属阴，故藉风热暑湿爆寒六气之偶数分配。”（页315）这一套玄之又玄的话语更像阴阳家的话语，而不是医学的语言，所以在傅斯年看来，这种辩白是极其可笑的。对于陈泽东的诡辩，傅斯年认为，此人比剽窃近代科学名词的赵寒松“实在”而“纯粹”，“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国粹’，毫不剽窃他所不懂得的近代医学名词，还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术为魔术之护法，以神秘论为神秘论之护法，以巫卫巫，可成一种‘周始圈’，自己快乐于其中，若以逻辑卫护神秘则授人以柄多矣”。他吁“请政府与社会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论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张废中医的强固证明？”（同上书，页316）

1934年10月7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答刘学濬“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对他误用“经验良方”一词作出澄清：“我在第一次作《所谓‘国医’》一文时，冒然不经意，用此一句。其实所谓‘国医’者，经则有之，验则难说，方则有之，良则未必，我应该说‘经用方剂’，而率然用了‘经验良方’一句，这是国医所不配的！这是我择释的忽略处。现在姑且退一步说，所谓国医竟有些经验良方，则试问不能分析病源，不能检定病象的人，如何能用这些良方？俗语说，‘对症下药’，现在不曾找对了症，如何下药呢？”（页334-335）他进一步揭示中医的所谓“秘方”，“凡是经验，一个人的不尽可靠的，要靠有资格的众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遗留下来。不幸我们的国医动辄曰秘方，此言若是说谎言，更不必论；如假定他真有一个不示人的方剂，则试问方既秘矣，如何可以众人之经验而断定其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