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自杀之 另一种自由 （分歧的根源 下）

福柯在美国待的时间比托克维尔更长，但他并未就这个国家撰写下任何重要或有趣的东西。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发现既沉闷又低俗，而且他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感觉的现代法国人。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如果阅读福柯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在福柯看来，美国展示出的特征正是他认为西方现代性中最为专制的一面。

福柯痛恨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他发现表面的自由贸易其实是压迫的一种隐蔽方式。他说：“很明显，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专政的政权下，这种政权是以暴力强加给我们的，即便这种暴力的手段是制度和宪法。”

那么，这种阶级专政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在福柯看来，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信念和一个事实。信念（恰恰是一种错误的信念），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是一种零和博弈。事实（的确是真的），指的是西方国家的许多人被迫为了钱而工作。可这又如何呢？福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剥削成性，迫使人们为了得到一份薪水而工作。福柯坚持认为，工作应该促进自我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他呼应了早期的马克思思想 ，并证明自己是一个属于六十年代的孩子。他的话也为南犀.佩洛西（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和海瑞.瑞德（美国第10届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近期的评论埋下了伏笔，他们评论的大意是，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被困于工作中，现在，拜奥巴马的医改所赐，他们终于可以辞职，写诗或什么也不干了。福柯也仇恨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专制而又残暴。福柯强烈谴责美国出兵越南，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参加过法国左翼人士组织的反战游行。

福柯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就是对貌似中立和独立的体系之运作加以批判；对其实施批判和攻击和，始终悄然存在的政治暴力就将暴露无遗。这样一来，人们就能与之进行斗争”。这就是他毕生工作的重点。但福柯并不认同在正义的基础上重建权力。他认为，“正义”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福柯看来，一切关乎权力，对抗权力的唯一办法是使用权力。与左翼同僚诺姆.乔姆斯基进行的一场辩论中，福柯承认，激励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力量是嫉妒。福柯说，嫉妒不仅导致了对权力的欲望，也激发起对复仇的渴望。“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发起战争 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战争是正义的，而是因为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掌握权力。当无产阶级掌权后，很可能会以一种暴力、专制，甚至是血腥的权力对被打败的阶级实施报复。我看不出有什么能阻止这种做法。”乔姆斯基对此深感厌恶，他后来称福柯是他见过的最不道德的人。

福柯对暴力专政的热情超出了西方无产阶级对压迫的反抗。20世纪70年代末，福柯来到伊朗，目睹了亲美的伊朗国王被霍梅尼赶下台。福柯拜会了霍梅尼，并称他为“圣徒”。他还对伊朗的革命大加赞赏，并坚称它不会产生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他写道：“对于伊斯兰政府，没有那个伊朗人想过让一个政治制度中发挥监督或控制作用。”福柯坚信，伊朗将成为一个自由的源泉。“对于自由，他们会加以尊重，不使他们的运动伤害到其他人，少数民族会得到保护……男人和女人之间，双方的权利都会得到尊重，不会出现不平等。政治方面，决策应由多数人来决定。”总之，福柯将霍梅尼的革命视为道德激情的一次喷发。与普通政治相比，他将其称为“精神政治”。他的观点是，伊朗拓展了通过政治活动所能实现的东西的正常范围。福柯认为，“突破限制”是对抗西方压迫的必要办法。

福柯似乎并不知道，霍梅尼在几十年的布道中早已勾勒出他所希望的伊斯兰政府的类型。获得政权的前几年，霍梅尼出版过一本书。名叫《伊斯兰政府》（Islamic Government)，他的想法都被收录到这本书中。夺取权力后，霍梅尼迅速实施他的构想。后来，福柯丧失了热情，他不再谈论伊朗，转向了其他话题。

为何福柯一开始会被霍梅尼所吸引？我怀疑这其中的原因与伊朗无关。的确，福柯去过伊朗几次 但他似乎是带着选择性目光去看伊朗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访问过一些国家 并对他们的政府体制大为赞赏、福柯不过是其中之一。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进步主义知识分子访问了一些国家，并对他们所谓的好的体制着迷不已 不知何故，他们没有看见镇压，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信息，但他们选择了忽略。显然，他们带着自己对西方国家的不满来到这些国家，看到的是与实际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也是福柯为何将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仇恨转为对美国致命仇敌顶礼膜拜的原因。福柯的选择性失明可以用索尔.贝娄的评论加以总结：“当他深深地渴望幻觉时，大量智慧便被投入到无知中。”

追求下半身自由的进步主义者

如果没有在美国的亲身经历，福柯的反美情绪可能很难被稀释。这些经历让福柯相信，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他对美国的看法是错误的。福柯过去认为，欧洲是性解放的中心，而美国是一个相对拘谨、清教徒式的国家（这仍是许多人的看法）。但福柯在旧金山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不再把美国看作控制和压迫的中心，反而认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解放。

福柯的著作侧重于“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差别。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福柯写过疯狂。他写道，疯狂在西方曾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中世纪时期，疯子四处游荡，但现在，西方的制度化令人发疯，人们只是因为有些与众不同就被入罪。福柯还调查了监狱制度，以惊人的洞察力得出结论，人们被投入监狱仅仅是因为“不正常”。在福柯看来，监狱制度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缩影，我们这些自认为是自由者的人，在现实中受到各种形式的制度控制。这种控制使我们遵照正常的、预期的、义务的标准星矢，以避免不正常的、古怪的、被禁止的事情。从疯人院到监狱，福柯将他的定义推广到几乎所有的机构，包括学校、银行、商店、医疗中心和军营，他们都跟疯人院及监狱类似。福柯的著作致力于揭露权力的这些隐藏和隐藏的不深的形式，并支持将违反常规和“不正常”作为一种机制，以打破权力体系。

现在你可能已经猜到，这番长篇大论基本上是福柯为同性恋所做的冗长辩解，就他的情况而言，可能还包括恋童癖。你瞧，福柯是个同性恋，喜欢跟十来岁的男孩发生性关系。他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理论，抨击西方文明如何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成人和儿童之间制造出虚假的区别，并认为在现实中，每个人一出生就有性欲，并有能力从异性恋迅速转为同性恋倾向甚至恋童癖着我，无一例外。福柯到同性恋文化的称赞篡改了男女间的区别，否定了传统道德，取而代之以福柯所称的“性爱尝试实验室”。

福柯的传记作者詹姆斯.米勒说，福柯在白天从事教学，夜间便投身于旧金山暴力的施虐受虐文化中。这家伙早上穿上休闲裤和粗花呢外套 夜里便换上皮衣，并配以下体弹力护身、乳头夹、手铐、鞭子、拍板、短马鞭和阴茎环）我可不是在开玩笑、米勒描绘得非常详细$。福柯喜欢性交前吸毒。1975年，第一次尝试了LSD（半人工致幻剂）后，他说；“在我一生中唯一能与这种体验相提并论的是跟一个陌生人做爱。” 在旧金山，他发现这两种体验都能得到。福柯特别喜欢性虐待受虐，包括“主奴程式”，他将此视为一种游戏。“有时候，游戏场景以主人和奴隶开始，结束时，奴隶已变成了主人…..作为获得肉体快乐的来源，这种游戏非常有趣。”福柯把S&M视为一种“极限体验”，他赋予其哲学魅力，认为它打破规则和测试极限。福柯曾一度哀叹错过了异性恋。尽管大量异性恋精力被“用于求爱”，但福柯认为，同性爱是“致力于加强性行为自身的行为”。对于同性恋浴室文化，福柯写道，“很遗憾，对异性恋者来说，尚不存在这样的场所。”

福柯知道，他正拿自己的健康冒险。但直到1983年，他获知艾滋病正在摧毁同性恋社区时，他还声称：“为了对小伙子的爱而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吗？”米勒写道、福柯也许直到最后也没意识到自己染上了艾滋病。他的长期伴侣丹尼尔.德费尔对此予以否认，据他说，福柯“完全清楚”自己所感染的病症。但是，他似乎并不在乎。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是一回事，但福柯似乎也不在乎其他人的生命，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显然，他觉得其他人也应该享受“极限体验”，哪怕这种体验会要了他们的命。

托克维尔和福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不仅性情不同，还相隔一个半世纪。托克维尔见到的美国与福柯完全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为某种类型的自由击掌欢庆。托克维尔为之欢庆的是1776年精神—-一种进取、志愿组织和宗教自由的精神；福柯欣赏的是1968年精神—-不是进取的自由或美国作为一股自由的力量出现在世界上，而是下半身的自由、脱离传统道德束缚的自由。这两种自由有何区别？哪一种更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探寻1776年和1968年的根源。

《一个国家的自杀—假如美国不存在 世界将会怎样》第二章（下）

作者 迪纳仕 .德索萨 Dinesh D’Sou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