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利恆先生，名观，字利恆，是武进谢氏人，世代居住在县城西北的罗墅湾。罗墅湾靠近孟河，孟河一带以出名医着称，他的祖父葆初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父亲锺英先生，精通地理学，擅长古文辞，是当时有名的儒生。谢利恆先生从小就接受家学薰陶，天资聪颖，十二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四书。对于古代和现代的山川形势、郡县沿革，已经非常清楚。他还熟读了《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和本草、经方等书籍。
十五岁时，他离开家裡到外面求学，更加努力鑽研史学和地理，精通《史记》、《汉书》等史书和诸子百家，写文章也能达到古人的水平。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国内兴起变革的风潮。县裡原有的龙城书院，只教应试科举的内容，也改为致用精舍，学习经史和地理。谢利恆先生也在其中学习，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二十一岁时，他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因为家裡发生变故而中断学业。光绪乙巳年，他开始在广州中学教授地理，之后又到两广优级师范任教。
豫备学堂、陆军中学、广东法政、初级师范、陆军小学、随宦学堂等学校都听说了他的名声，争相聘请他去教书。他讲课时口述手画，学生们都听得很开心，觉得自己学到了东西。当时广州的地理教师，没有人比他更能让大家满意。但他因为课程太多，加上母亲不适应岭南的气候，住了三年后，就辞职回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写地理书籍。当时澄衷学堂经费充足，是上海私立学校中最好的，但办学管理不好，常常发生风波。
戊申年，负责学校事务的人请谢利恆先生来管理学校。他到任后，严格管理，认真教学，澄衷学堂就成了各学校的榜样。辛亥革命后，武进人推举屠寄先生担任县长，因为谢利恆先生是本地有声望的人，就请他负责县裡的教育事务。他尽心规划，严格考核，扩充学校，在职两年后离开。他刚来的时候，学校有三十所，学生四千人；他离开的时候，学校增加到一百五十八所，学生有六万多人。
教育部在全国二千多个县的教育成绩评比中，武进县排名第二。袁世凯总统想请他到北京，担任省教育厅长，但他预料到袁世凯称帝会失败，不愿意当官，就拒绝了。民国三年，他还是回到商务印书馆，主编地理书籍，先后编成了三十多种图书。他认为《一统志》和各省郡县图经，大多详细记录了古蹟风景和历史事件，对于地形、地质、气候、风俗、物产却很少有详细描述，失去了地理学的真正意义，无法应用于实际，所以想编纂各省的新志，但没有完成。当时，一些研究中国医学的人，想编写一本医学辞典，就请商务印书馆来办理，商务印书馆就委託给了谢利恆先生。
谢利恆先生虽然不是以医为业，但从小就熟读医学经典和经方，长大后也经常翻阅医书。亲戚朋友生病，有时他也会帮忙治疗。遇到儒医、世医或民间医生，只要有一技之长，他一定会虚心请教讨论，从不间断。接受委託后，他立刻欣然答应，广泛阅读古今医学书籍，甚至包括朝鲜和日本的书籍，去除糟粕，删除重複，保留精华，花了八年的时间，编成了三百五十万字的医学辞典。这时，他的头髮都白了，于是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住在上海，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澄斋。
他用自己的医术来救治病患，又将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后辈，许多有志于学习医学的人都来向他求教。起初，上海的医生在城裡创办了中医专门学校，聘请他担任校长。他制定课程，编写讲义，时间是民国六年，这是中国第一所中医学校，之后国内的学校都以他为榜样。民国十四年，神州医学总会在闸北创办了中医大学，又聘请他担任校长，想要研究更深入的医学理论，提升全国的医学水平，但几年后因为时局动盪而中断。上海的医学团体很多，意见也不统一，他想要调和大家，在民国十八年，发起了中医协会。
民国中央国医馆招牌牌匾-施今墨 焦易堂 梁少甫 谢利恒
【原文】
君武进谢氏，名观，字利恆，世居县西北之罗墅湾。罗墅湾滨孟河，孟河号多名医，君祖葆初先生其一也。父锺英先生，精舆地之学，工古文辞，为世名儒。君少承家学，性又颖悟，年十二，毕五经四子书。于古今山川形势、郡邑沿革，已瞭如指掌。又熟诵《内》《难》经、《伤寒杂病论》集、本草、经方。
年十五，出就外傅，益肆力于史学舆地，精研史汉诸子，为文章，不懈而及于古。时直甲午战后，海内争言维新。邑故有龙城书院，课应举之文，及是改为致用精舍，肄经史舆地之学。君与焉，试辄冠其曹。年二十一，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以丁外艰废。光绪乙巳，始以地理之学教授于广州中学，已而两广优级师范。
游学豫备科、陆军中学、广东法政、初级师范、陆军小学、随宦学堂闻君名，争相延致。君口讲指画，学生咸欣然，自以为有所得，一时广州地理教席，非君无以厌众望。君以任课太繁，又母夫人不服岭南水土，居三年，辞归，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地理书籍。时澄衷学堂经费充裕，为海上私校冠，而办理未善，风潮时起。
岁戊申，董校事者延君主焉。君至则严管理，勤教课，澄衷学则遂为诸校首屈。国体既革，武进人推屠君寄主县政，以君乡里硕望，延掌本县教育事。君悉心擘画，严考绩，图扩充，居二年而去。其始至也，学校三十，学生四千；其去也，学校百五十有八，学生六万数千人。
教育部第全国二千县成绩，武进次二。袁总统召君入都，欲使长省教育厅，君豫烛洪宪之变，不欲仕，辞焉。民国三年，仍入商务印书馆，主纂地理书籍，先后成图书三十馀种。君以为一统志暨各省郡县图经，多详于古蹟风景若行事，而于地形、地质、气候、风俗、物产，罕能道其详，失地学真意，阙经世之用，锐意欲纂各省新志，未果。而治中国医学者，谋编辞典，以谂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以属君。
君于医，虽不以是为业，顾自幼熟诵医经、经方，长而浏览弗辍，亲故有疾，或为治疗，遇儒医、世医、若草泽铃医，有一技之长者，必殷勤询访讨论，未尝一日废也。及受委託，即欣然自任，纵览古今医籍，旁及朝鲜、日本之书，汰其芜，去其复，存其精英，历时八年，成书三百五十万言。而君鬚髮白矣，乃谢商务印书馆，寓上海，名其室曰澄斋。
以其技救人疾苦，又出其所心得，以诏后生，有志医学者踵至。初，上海医家设中医专门学校于城中，延君长其校。君为定课程，编讲义，时在民国六年，实为我国中医学校之首创，海内继起者，咸取则焉。十四年，神州医学总会设中医大学于闸北，又延君长其校，将以研究高深学理，为全国医学升阶，凡数年，以时局不靖中辍。海上医学团体多，而意见不一，君谋所以和会之，十八年，乃发起中医协会。
谢利恆先生传
适逢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除中医的提案，中医协会立刻发表声明否认，并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三月十七日举行会议，共有十五个省份，一百三十二个医药团体，二百六十二位代表出席，提桉超过一百项。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并将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会议结束后，推举谢先生为代表，前往首都请愿，最终成功阻止了废除中医的提桉。
秋季，卫生署和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医学校名称及药商管理规则，给国内医药业带来很大不便。十二月，再次召集全国医药代表大会，这次共有十七个省份，二百二十三个团体，四百五十七位代表出席。谢先生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和常务委员，并正式将中医、中药改称为国医、国药。会后，再次推派代表前往首都请愿。
蒋主席同意了请愿，下令撤销之前的规则，中国医药终于摆脱了束缚。民国二十年，中医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国医公会，历次大会，谢先生都担任主席和监察主席。同年，中央国医馆成立，谢先生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民国二十二年，上海市国医分馆成立，谢先生被推选为常务董事。民国二十四 年，中央国医馆改选，谢先生继续担任理事。
上海市卫生局试验登记中医师七人，谢先生担任其中五人的试验委员。自民国六年以来，谢先生为国医事业奔走，辛劳备至。这一年，谢先生五十六岁，国医节后，他辞去公职，退隐澄斋，不再外出，只是每天与弟子们讨论医学。他的弟子们将他的言论和事蹟编纂成书，以告慰世人。
这些着作包括《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医话》、《中国药话》、《澄斋医桉》、《澄斋验方》、《澄斋杂着》、《澄斋年谱》，以及附录的《葆初先生医集》、《锺英先生文集》，总计约一千卷，将陆续出版。书中记载：谢先生潜心研究医学四十年，为医事贡献毕生精力，馀下二十年，他教授弟子，学生人数无数。
朝鲜、日本、台湾、暹罗、南洋群岛、加拿大，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听闻过谢先生的名声，许多人与他通信讨论医学。他的学说传播之广，在近代是史无前例的。向他求学的人，都能有所收穫；用他的医学理论治病的人，也都见效。因为谢先生对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精深，又能融会贯通新知，所以能深入探究疾病的根源，并根据各地风土人情加以变化，因此他的医学理论适用于寒带、温带和热带地区，人们都深信不疑。
吕思勉先生说，谢先生真是个奇才！我认识谢先生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我虽然读过不少古书，喜欢考证，但自认不如谢先生。对于医学，我是一窍不通，但谢先生从不因此轻视我，我们一起研读古医书，互相提问，探讨疑难，他总是乐于将知道的知识分享给不知的人，将多的知识分享给少的人。正如同泰山不拒绝细小的土壤才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大海不拒绝细小的河流才能成就它的广阔。
谢先生取得的成就，是有原因的。世人知道谢先生，是因为他的地理、医药和古文辞方面的学识。但谢先生的才能远不止于此。我曾经与谢先生多次深入讨论，他对于千年前湮没无闻的事情，都能洞察其原因，如同烛照般清晰；对于当今之事，也能分析其得失，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判断几乎从未出错。谢先生真是个奇才！但他只以地理、医药和古文辞闻名于世，这真是时代的悲哀，也绝非谢先生的志向所在。
【原文】
适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中医协会宣言否认，而召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三月十七日开会，至者十有五省，医药团体百三十有二，出席代表二百六十有二人，提桉百馀，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其后遂以三月十七为国医节焉。会既终，推君为代表，入都请愿，废止中医之桉由是得免施行。
其秋，卫生署及教育部又颁中医学校名称及管理药商规则，于本国医药业大为不便。十二月，又召集第二次全国医药代表大会，至者十有七省，团体二百二十有三，出席代表四百五十有七人。君见推为主席暨常务委员，始正中医、中药之名曰国医、国药。会既终，再推代表入都。
蒋主席善之，命撤消所布规则，中国医药始得无所束缚。二十年，中医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国医公会，历次大会，君仍见推为主席暨监察主席。是岁，中央国医馆成立，又见推为常务理事。二十二年，上海市国医分馆成立，君见推为常务董事。二十四年，中央国医馆改选，君仍任理事。
上海市卫生局试验登记中医者七，君五为试验委员。盖自民国六年以来，君于国医公务，靡役不从，亦云瘁矣。是岁，君年五十有六，国医节后，乃谢世务，居澄斋不复出，但日为弟子讨论学术，而君弟子群谋辑君言论行事，以告当世。
曰《中国医学源流论》、曰《中国医话》、曰《中国药话》、曰《澄斋医桉》、曰《澄斋验方》、曰《澄斋杂着》、曰《澄斋年谱》，附以《葆初先生医集》、《锺英先生文集》，凡如千卷，将次第刊行。而讼言曰：君潜心医学四十年，尽力医事，馀二十年，问学弟子，无虑数千人。
朝鲜、日本、台湾、暹罗、南洋群岛、加拿大，凡华人足迹所至，无不耳君说，诒书与君相讨论者，学说传布之广，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其尝问业于君者，学辄有心得，取君说以治病者，辄有验。盖君于医学理法，研之至精，而于新知，融会贯通，无所隔阂。故能深探疾病之原，而参酌乎风土人情以为变化，是以放之寒温热三带而皆准也，闻者以为信。
吕思勉曰，君真振奇人哉。予识君时，年未弱冠，今逾三十年矣。予颇读古书，喜事考证，自度无以逾于君。于医学则一无所知，顾君不以为无所知，读古医书，或时下问，相与赏奇析疑，其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如此，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君所就之远，固有由矣。世之知君者，以舆地、医药之学及古文辞。顾君之所长，初不止此。予尝与君上下其论议，君于千载以前，湮沉晦塞之事，洞见其所由，若烛照而数计，其于当世之事，剖析其得失，而逆测其迁流之所届，着蔡弗能违也。君真振奇人哉，而仅以舆地、医药、古文辞鸣，时为之乎，而岂君之志哉。
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
[序言]
武进的谢利恆先生，在编辑完《中国医学大辞典》之后，又撰写了《中国医学源流论》。他从数千年的医学理论中，从远古的炎黄时期一直到近代，详细考察了医学的发展脉络，区分了不同的学派，把所有知识梳理得井井有条，如同鱼网的纲目，为后学者搭建了一座桥樑，树立了医学领域的楷模。这本书已经完成十年，曾经在《国医公报》和《医界春秋》上发表，国内的医学家都讚歎这是一篇杰作。
最近，先生的学生们正在为他编辑全集，并且将这篇文章放在最前面，让我为它写一篇序。过去我在中医专门学校学习时，先生正担任校长，我有幸听到他的深邃见解，现在我冒昧地将其中的一些要点陈述出来，作为序言的一部分。先生说，古今的中医书籍多如牛毛，但大多数都是抄袭旧说或者互相攻击，真正能提出新理论的只有少数。总体来说，后代的理论比前代的更为完善，但是古书语言简洁精练，后世的着作语言繁複，学者应该关注的是治病的效果，不必被既有的观念束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所有的争议，基本上都是围绕温凉攻补的问题，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地域气候的不同，有的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河流纵横，气候涵盖了寒带、温带和热带，而且人际关係的变化也非常多样。因此，无论华文在哪裡传播，中医学也就在那裡发扬光大。如果坚持一种狭隘的观点，用来概括所有不同的疾病，怎麽可能恰当呢？所以，研究医学的人必须对历史、地理、生物、自然、社会等科学有所瞭解，才能融会贯通，观察到变化，从而掌握全面的医术。这是关于技术的方面。
医生当然要以技术为职业目标，但是古人常常认为，医生应该同时修养自己的道德，所以《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等篇章，被古代的圣贤列为必读。我们这些从事医学工作的人，应该怎样控制怒气、节制慾望，以养护肝肾的阴气；怎样遵循规矩，以巩固营卫的气息；怎样保持宁静澹泊，以保护自己原有的智慧；怎样勤劳运动，以调和全身的血液。修身养性和治病救人，应该是一体的。
过去的傅青主坚韧不拔，徐洄溪潜心修行，他们都能够继承先圣的心法，因此他们的寿命也很长。他们不仅医术高超，而且行为值得我们学习。先生就是这样说的。长江的源头在犁石山，东流汇入岷江和沱江，穿过三峡，下泻洞庭湖，波澜壮阔，一泻千里。它带来的利益，就像我们中华医学一样，起源于远古，流传至今，救治了无数的人。
然而，由于它的源头遥远，流经的地区广阔，难免会夹带一些泥沙和石块，因此有时候会泛滥成灾，这就像今天的医学理论，因为内心的分歧，导致实际的伤害，让病人受到影响。如果先生的理论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也许可以帮助人们追溯源头，汲取各家之长，摒弃偏见，让中医学说更加发达，造福全世界的人类。这种仁爱的言论，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先生面容丰满，鬍鬚漂亮，穿着普通的布衣，性格真诚朴实，精神矍铄。
他的言论，不迎合世俗，不标新立异，不掩饰同行的好处，不忽视其他学派的优点，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读过他的书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所以我就不必多说了。
民国二十四年元旦，弟子秦伯未谨序]
1. 序言(原文)
武进谢利恆先生，于编辑《中国医学大辞典》后，复着《中国医学源流论》。取数千年来各家学说，上起炎黄，下迄近世，考其源流，别其枝派，原原本本，若网在纲，启后学之津梁，树医林之楷范。脱稿业经十载，曾于《国医公报》、《医界春秋》刊布，海内医家，叹为绝作。
近日及门诸子，为先生编印全集，复以此篇冠其首，而命序于伯未。伯未昔肄业于中医专门学校，先生方任校长，饫闻至论，敢述要语，弁诸简端。先生之言曰，古今中医书籍，几于汗牛充栋，非抄袭旧说，即标榜攻讦，其能发明新理者，不过什之一二。要其大体，后者胜前，但古书言简而赅，后世言复而杂，学者宜取其治病之效，不必拘于成见，致滋聚讼。凡聚讼之端，不外温凉攻补，推其故，有因乎水土气候不齐者，有因乎治乱安危环境者。
我国疆域广大，川原交错，气候备寒温热三带，而人事之迁变尤蕃。故凡华文所布之区，即中医所达之处，若执一隅之见，以概万有不齐之病，安能适当。是以历史、地理、生物、自然、社会诸科学，攻医者皆必须略涉藩篱，方能会其通而观其变，而得医术之大全。此属于艺者也。
医者固以艺术为职志，然昔人常以为应与修养道德共同砥砺，故《素问·上古天真论》等数篇，古圣首悬为教。吾人业医者，应如何惩忿窒欲以养肝肾之阴，行矩言规以固荣卫之气，宁静澹泊以葆固有之灵明，勤动四肢以和周身之血脉，合修身养性为一途，成己利人为一事。
昔傅青主之艰贞肥遁，徐洄溪之励志潜修，实能得先圣心传，而年寿亦与之俱永，固非独其技之足高，抑亦其行之当法也。先生之言如此。夫长江之源，发于犂石，东会岷沱，出三峡，下洞庭，浩浩汤汤，千里一泻。其利物之溥，亦犹我中华医学，肇自皇古，衍于后世，所疗治者，不知其几亿兆人也。
然以其源远而流广，泥沙土石，不能无所杂，则氾滥横流，遂或不免，是犹今日医说之纷歧，生于其心，害于其事，而病者遂受其敝也。得先生之言以示之，庶几沿流溯源，集众说之长，而去其偏蔽，使中医学说益臻昌明，世界人类咸受其福，仁言利溥，其垂远矣。先生丰颐广颡，美鬚髯，衣大布之衣，真率敦朴，精神朗静。
其立言也，不阿世，不立异，不掩同体之善，不忘异派之美，精微广大，兼而有之。是则读其书者皆能知之，固无俟呫呫也。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元旦，弟子秦伯未谨序
1. 中国医学源流论
2. 医学大纲
中国医学可分数期：自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两汉之世为专门传授之期；魏晋至唐为换葺残缺之期；两宋至明为新说代兴之期；起自明末，盛于有清，为主张复古之期。此一切学术皆然，而医学亦莫能外也。
白话文：
【医学大纲】
中国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西周之前，是医学概念的初生和萌芽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成熟和完善；两汉时代，医学开始成为一种专业知识，并有了系统性的传授；从魏晋到唐代，医学理论经历了修补和完善的过程；两宋到明代，则是新医学理论和方法不断涌现的时期；从明代末期开始，尤其是在清朝，医学界开始强调对古代医学理论的回归与重视。这种学术发展的脉络，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存在，当然，医学也不例外。
3. 儒学比例
诸学之中，儒学最显，今试藉以为喻。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诗》、《书》、《礼》、《乐》、《易》、《春秋》，皆西周以前古籍，孔子因之以成删定之功。六经皆史之说，虽亦不免武断，要其非前无所承决矣，所谓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也。及孔子出而集其大成，七十子后学之徒，传播尤盛，所谓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也。
遭秦焚书，六籍阙然，老师宿儒，犹各抱专门以相授受，其时承学之士，守家法皆极严，虽复不能相通，而亦不为臆论，所谓两汉之世为专家授受之期也。汉末丧乱，传绪载绝，后之学者，不复能亲承口说，而徒求之于简编，于是有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所谓换葺阙佚之期也。
至于宋儒，乃排弃旧说，以意推求，自谓渊源直接洙泗，元明二代，其说大行，所谓新说代兴之期也。明末诸儒，厌其末流之空疏，而复求之于古，至于清代，汉学乃代宋学而兴，所谓主张复古之期也。中国治汉、宋二学者，每互相訾謷，其于自汉迄唐诸儒，遂各以意为好恶。
平心论之，中国一切学术，规模皆大定于战国以前，自秦以降，不过就古人之成说，引伸推衍之耳，未有能自创一说，卓然与古人并立者也。近之论者，谓中国学术自秦以降即停滞不进，诚不为过。夫既不能自创一学，而徒袭古人之学以为学矣，则其于古人之成说，焉得不视同拱璧。
汉唐诸儒之抱残守阙，自不能谓为无功，然其物已残阙矣，徒能抱之守之，而不能观其会通，势必至于扞格而不可通，龃龉而不相入。宋儒起而以意推求，势也。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古人之发明学术者，盖靡不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其在宋儒，虽亦曰即物穷理，实则徒託空言，而不免仍为古人之成说所囿，（盖宋儒之所谓事物，即古人之学术，而非两间之事物也。）其必不能尽当于事物之理之真，且必不能尽得古人立说之意，盖可知也。
清儒之起而主张复古，亦势也。势之所必至，即为理之所固然。《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相变也，而实相因，亦即所以相成。明于进化之理者，更不必存主奴之见矣，惟医亦然。
白话文：
在众多学问中，儒学是最为显着的一门，我们现在试图用它作为一个比喻。孔子追溯到尧舜，遵从文武，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都是西周之前的古籍，孔子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修订整理的工作。说六经皆为历史的观点，虽然有些武断，但肯定的是，这些都不是无根之谈，我们可以说，西周之前是儒学的萌芽期。直到孔子出现，他将儒学集大成，七十弟子及其后学广泛传播，这就是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学的成熟期。
经历秦朝焚书坑儒，六经一度消失，然而，一些年长的儒学大家仍然坚持他们的专业知识，进行师徒相传。当时的学生，对他们的师承家法都非常严格，即使他们无法相互交流，也不会胡乱发言，这就是所谓的两汉时期，专家们进行知识传授的时代。汉朝末年，社会动荡，传统的传承被切断，后来的学者无法直接聆听先师的教导，只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桉，因此有了南北朝、隋、唐的注释学，这就是所谓的补充缺失的时代。
到了宋代的儒学家，他们排斥旧有的解释，凭自己的理解去探讨，自称直接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元、明两代，这种观点非常流行，这是所谓的新学说兴起的时代。明朝末年的学者，对这种浅薄的学风感到厌倦，重新回到古籍中寻找答桉，到了清朝，汉学取代了宋学，这就是所谓的提倡复古的时代。中国的汉学和宋学研究者，经常互相批评，对于汉到唐的学者，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评价。
公正地说，中国所有的学术，在战国之前都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自秦朝以来，不过是在古人既有的理论上进行延伸和推演，并没有能够创立新的学说，与古人并驾齐驱。近来有人认为，自秦朝以来，中国的学术就陷入了停滞，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既然无法创立新的学术，只是沿袭古人的学术，那麽对古人既有的理论，自然会视为珍贵。
汉唐的学者坚持残缺的知识，不能说他们毫无贡献，但是那些知识已经残缺不全，他们只能坚持，却无法融会贯通，势必会导致阻碍，无法进一步理解。宋代学者因此开始凭自己的理解去探讨，这是势所必然。然而，真正的学术必须基于事实，古人发明学术，都是从事实中探索其道理。宋代学者虽然也说要从事实中探求真理，实际上却只是空谈，仍被古人的理论所束缚，他们所说的事实，其实是古人的学术，而不是真实的事物，因此他们的理论必定无法完全符合事实，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古人理论的真正意义，这是可以预料的。
清代学者因此提倡复古，这也是势所必然。势必如此，即是理所当然。《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变化是相互的，其实是相互依存，也促成了彼此。明白进化道理的人，就不必有主次之分，医学也是如此。
4. 医学变迁
吾国医学之兴，遐哉尚矣。《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孔疏》引旧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天子脉诀，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其笔之于书，盖亦在周秦之际，皆专门学者所为也。
针灸之有黄帝，本草之有神农，脉诀之有素女，犹之仲尼所祖述之尧舜，宪章之文武也；其笔之于书之人，则祖述宪章之仲尼也。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仲景之师，元化之弟子，皆着见于载籍。
《史记·扁鹊列传》，载其所治诸人，多非同时，或疑史公好奇，不衷于实，不知扁鹊二字，乃治此一派医学者之通称，秦越人则其中之一人耳。此其各有师承，犹两汉之经师也。特医学之显，不及儒术，故其传授世次，不可得而考耳。其中绝不知何时，然亦必当汉魏之际，故后此治医学者，若皇甫士安，若陶弘景，皆无复口说可承，而徒求之于简编也。其换讨掇拾之功最巨者，于隋则有巢元方，于唐则有孙思邈、王焘，此医家义疏之学也。
（南北朝隋唐诸儒，缀辑汉儒之说。孙、王等盖亦缀辑汉后医家所传也。）北宋以后，新说渐兴，（《四库提要》云：儒家之门户分于宋，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此以其显着者言也，实则其机亦肇自北宋。见后。）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异于汉而又自相歧也。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清代医家多承之，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
（均见后。）人不能无为时势所限，而时势之变迁，又率由一二人造之，还相为因，莫知其朕，欲明于学术之升降者，知人论世，二者固不容缺一矣。
白话文：
我们国家的医学起源，历史悠久。根据《曲礼》中的记载，如果医生没有三代的医学传承，就不应该服用他开的药。《孔疏》引用旧说指出，三代医学分别是：一是黄帝的针灸，二是神农的本草，三是素女的脉诀，另有一说是天子的脉诀，这大概就是中国医学最古老的流派。这些医学着作流传到后世，《灵枢经》代表了黄帝针灸的流派，《本经》代表了神农本草的流派，《难经》则代表了素女脉诀的流派。这些着作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周秦之际，都是由专业的医学研究者所写。
如同孔子推崇的尧舜，以及遵循的文武之道，黄帝的针灸、神农的本草、素女的脉诀，也是医学界的重要典范。这些着作的作者，就像是医学界的孔子。他们的传承流派，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华佗属于黄帝针灸流派，张仲景属于神农本草流派，秦越人则属于素女脉诀流派。仲景的老师和华佗的学生，在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史记·扁鹊列传》中记载扁鹊治疗过的人，许多并非同时期的人物，有人怀疑司马迁为了追求新奇，未尽事实，但实际上，扁鹊是这一派医学的通用称呼，秦越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人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师承关係，就像汉代的经学家一样。只是医学的影响力不及儒家学术，所以他们的传承世系无法详细考察。在某个时期，医学的传承中断，但这个时间点未知，可能是在汉魏之际。因此，后世的医学家如皇甫士安、陶弘景等，只能从书籍中寻找知识，无法直接从师傅那裡学习。
隋代的巢元方、唐代的孙思邈和王焘，他们整理了大量的医学资料，为医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了北宋以后，新的医学理论逐渐兴起，特别是在金元时期，张元素、刘完素、朱震亨和李杲等人各自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与古方相抗衡，这种情况类似于儒家学派中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既与汉代的理论不同，又互相争鸣。到了明代末年，复古的风气逐渐兴起，清代的医学家大多继承了这种思想，这与儒家学派中的汉学相似。
时代的变化往往由少数人推动，而这些人的行为又受到时代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难以预测。要想了解学术的发展趋势，瞭解人物和时代背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医学源流论 (2)
1. 上古医派
针灸始于黄帝，本草肇自神农，脉诀传之素女，此以言乎其托始之时耳。至按其学术之性质而为之分类，则为医经、经方二家。医经犹今言医学，经方犹今言药学也。神农本草，当属经方家。针灸、脉诀，则同属医经。其书之传最古者，在医经当推《黄帝内经》，《汉志》作十八篇，皇甫谧以《素问》、《针经》各九卷当之。所谓《针经》当与今《灵枢》相出入，《素问》则即今本也。
其说如后。
白话文：
针灸这门技术起源自黄帝时代，而中药的使用则是从神农氏开始，至于脉诊的技巧则是由素女所传授，这些只是在说明它们起源的时期。若按照学术的性质来做分类，则可以分成「医经」和「经方」两大类。「医经」类似现在所称的医学，「经方」则类似现在的药学。神农本草应该归属于「经方」家。而针灸及脉诊的知识，则都属于「医经」的范畴。
其中，最古老的着作，如果是在「医经」这个领域，就不得不提《黄帝内经》了。根据《汉志》记载，该书共有十八篇，而皇甫谧认为《素问》和《针经》各九卷就是对应的版本。他所说的《针经》可能跟现今的《灵枢》内容有相似之处，而《素问》就是现存的版本。
其馀的详细说明如下。
2. 《素问》考证
素问之名，昉见仲景《伤寒杂病论》集。（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宋本如此，后世刻本改为自序，非。）或疑仲景所撰用者，未必即今《素问》。然《北齐书·马嗣昭传》，有传综经方、《甲乙》、《素问》之言；《北史·崔彧传》，又有以《甲乙》、《素问》善医术之语；《南史·王僧孺传》，亦云侍郎金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金元起，即世所称全元起，字以形近而讹也，则其书自汉以来，医学传习未尝失坠可知矣。
至唐王冰注之，乃大明于世。（惟《刺法》《本病》二篇，冰本亦阙。宋刘温舒作《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始以此二篇附刊于后为一卷，称为《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嘉祐中，遂以此二篇附刊于王本之后，颇不可信。《宋史·艺文志》载《素问遗篇》四卷，其卷数亦不符也。
《明史·艺文志》载赵简王补刊《素问》一卷，请世传王冰注本有阙简，王得全本补之。桉：简王所刊，即世所传赵府居敬堂本，其所刊者，亦即此二篇也。）
《素问》之素，王冰释之为本，不过望文生训耳。桉：《云笈七籤》引《真仙通鑑》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病，黄帝问之而作《素问》。与《孔疏》所引之说相符，当系古义。可见今之《素问》，实为古代素女脉诀一派之学，扁鹊传之，故继之而作《难经》也。
白话文：
《素问》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集裡，这是在说明他编纂该书的目的（在宋代版本中是这样表达的，但后世的版本改成了自序，这是不正确的）。有人质疑张仲景所参考的《素问》，可能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然而，《北齐书·马嗣昭传》中提及了传授《素问》和其它医学典籍的情况；《北史·崔彧传》中也提到了《素问》和《甲乙》是高超医术的来源；《南史·王僧孺传》中，也有侍郎金元起想对《素问》进行注解，并询问关于针灸的内容。金元起，就是世人熟知的全元起，他的名字因为字形相近而被误读，由此可见，从汉代开始，《素问》在医学界的传承就未曾断绝。
直到唐代，王冰对《素问》进行了注解，才让这本书真正广为人知。（只是其中的《刺法》和《本病》两篇，王冰的版本也是缺失的。直到宋代，刘温舒编写了《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才把这两篇补充进去，成为一卷，命名为《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在嘉祐年间，这两篇又被加到王冰版本的后面，但真实性值得怀疑。《宋史·艺文志》中记载的《素问遗篇》共有四卷，与实际的卷数并不相符。
《明史·艺文志》中记载赵简王补充出版了《素问》一卷，说现存的王冰注解版有缺页，赵简王找到了完整版本进行补充。根据考证：赵简王出版的，就是流传至今的赵府居敬堂版本，他补充的也正是这两篇。）
《素问》中的"素"字，王冰解释为"本"，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文字理解罢了。根据《云笈七籤》引用《真仙通鑑》的说法：天神降下素女来治疗人类的疾病，黄帝向她请教，于是创作了《素问》。这和《孔疏》引用的说法相符合，应该是古老的解释。由此可见，现存的《素问》，实际上是源自古代素女的脉诀学派，由扁鹊传承下来，因此他接着写出了《难经》。
中国医学源流论(3)
1. 《难经》考证
八十一难之名，亦见仲景《伤寒杂病论》集。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命雷公、岐伯论经脉，旁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隋萧吉《五行大义》、唐李善《文选七发注》引此书文，并称《黄帝八十一难经》。《隋书·经籍志》亦载，《黄帝八十一难》二卷。其以为秦越人作者，实始唐杨玄操，其言云：黄帝有《内经》二帙，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殆难穷览。越人乃採摘英华，钞撮精要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勒成卷轴。
既弘畅圣言，故首称黄帝。（见《史记》扁鹊列传正义。）桉：《史记》扁鹊列传，称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鹊，则素女脉诀之学，扁鹊实传之。玄操所言，必非无据，惟史公此传，所包甚广，玄操云云，似亦误以扁鹊二字为越人一人之称号也。
（又桉：《文苑英华》载王勃《难经·序》云：《黄帝八十一难》，是医经之秘录也，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汤，汤历六师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越人始定章句，历九师以授华佗，佗历六师以授黄公，黄公以授曾夫子。曾夫子讳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云云。
其说自不可信，然亦可见此书自唐以前确有授受源流。）
白话文：
在《难经》中，有八十一个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裡。根据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所述，黄帝曾经命令雷公和岐伯讨论经脉，并且延伸出八十一个疑难问题，这就是《难经》的来源。隋朝萧吉的《五行大义》以及唐朝李善的《文选七发注》中都引用了这本书的内容，并且称之为《黄帝八十一难经》。《隋书·经籍志》中也有记载，《黄帝八十一难》共有两卷。然而，关于此书是由秦越人撰写的说法，最早出自于唐朝杨玄操，他认为黄帝原本有两册《内经》，每册都有九卷，内容深奥难解。秦越人于是摘取其中精华，摘录了两册《内经》中的重点，共计八十一章，编纂成书。
因为这本书阐扬了黄帝的智慧，所以开头就提到了黄帝。（此段出自《史记》扁鹊列传正义。）然而，根据《史记》扁鹊列传的描述，天下至今谈论脉学的人都是沿袭扁鹊的理论，因此可以推测素女脉诀的学问，实际上是由扁鹊传承下来的。杨玄操的说法必定不是空穴来风，但司马迁的这篇传记涵盖范围非常广泛，杨玄操将扁鹊二字误认为是秦越人一个人的名称，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根据《文苑英华》中载有的王勃的《难经·序》，《黄帝八十一难》是医学的宝贵资料，过去岐伯将其传授给黄帝，黄帝再传给伊尹，伊尹传给商汤，商汤传给姜太公，姜太公传给周文王，周文王传给医和，医和传给秦越人，秦越人开始确定章节和句子，传给华佗，华佗再传给黄公，黄公传给曾夫子。曾夫子的名字叫元，字真道，自称是京兆人。这个说法固然不能完全相信，但也显示出在唐朝之前，这本书确实有明确的传承过程。
2. 《灵枢经》考证
针灸派最古之书，当推《灵枢经》，然或以当皇甫谧所称之《针经》，谓即《汉志·内经》十八篇之九，则非也。桉：谧之言云，《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又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皆黄帝、岐伯选事也。
三部同归，文多重複，错互非一。（见《甲乙经》。）后人以今《灵枢经》与谧所称之《针经》，卷帙适当，且其文与《甲乙经》多相复重，断二者即一书。且云《灵枢》之名，《隋志》不载，而有《黄帝针经》九卷、《九灵》十二卷。至《唐志》则并无《针经》之名，但有《九经》十二卷。
宋绍兴中，史崧乃以家藏旧本《灵枢》献之，盖《隋志》之《九灵》，即《唐志》之《九经》，其《针经》即史崧所献之《灵枢》，当唐暂晦，至宋乃出也。然《宋史·哲宗纪》，元祐八年正月庚子，尝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元祐、绍兴，相距几何时，虽遭丧乱，岂有即亡之理？纵云已亡，校理者岂皆不及见，而误谓崧家藏旧本久晦复出耶？则宋时实不以此书为《针经》可知。吕复《群经古方论》，谓王冰以《九灵》更名为《灵枢》，与《唐志》所载卷数不合。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好事者从《内经·仓公论》中钞出，名为古书，亦毫无实据。予谓此等专门家之书，昔时传者颇多，皇甫谧所见已有三种，实尚不止此数也。《灵枢》亦此类书之一耳，必欲以配《素问》为《内经》十八篇之九，固非。然其确为古籍，则断断无可疑矣。
（《针经）等书，当皇甫谧时，必已极难读，所谓错互非一也，故谧重定之为《甲乙经》。《甲乙经》既成，当时必推为善本，《针经》等书遂罕传习，观马嗣昭与崔彧传，皆以《甲乙经》与《素问》并举，可知其书遂在若存若亡之间，隋时仅存，迄唐而亡，至宋乃复得之高丽，固理之可信者也。）
白话文：
针灸学派最古老的书籍，应首推《灵枢经》。然而有人认为这本书就是皇甫谧所提到的《针经》，也就是《汉书·艺文志》裡记载的《黄帝内经》十八篇中的九篇，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根据皇甫谧的说法，《七略》和《艺文志》中都记载了《黄帝内经》共十八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计十八卷，这就是《内经》。此外还有《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这些都是黄帝和岐伯的精华之作。
这三部书的内容有很多重複之处，相互之间的关联也很複杂。（可参照《甲乙经》）。后来的人因为发现现在的《灵枢经》和皇甫谧所说的《针经》卷数相符，而且内容上与《甲乙经》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断定这两本书其实是同一本书。同时还指出，《隋书·经籍志》中并未记载《灵枢》的名字，只记载了《黄帝针经》九卷和《九灵》十二卷。到了《唐书·艺文志》，已经没有《针经》这个名字，只有《九经》十二卷。
在南宋绍兴年间，史崧将他家藏的旧版《灵枢》献给朝廷，可以推测《隋书·经籍志》中的《九灵》就是《唐书·艺文志》中的《九经》，而《针经》就是史崧献出的《灵枢》，在唐代暂时消失，直到宋代才重新出现。然而，根据《宋史·哲宗纪》的记载，在元祐八年正月初一，朝廷曾经将高丽进献的《黄帝针经》颁布到全国各地。元祐和绍兴两个时期相隔的时间并不算长，即使经历了战乱，也不应该那麽快就遗失。即使真的遗失了，负责校对整理的人也不可能都没有见过，怎麽可能误以为这是史崧家藏的旧版书籍，久违之后再次出现呢？由此可以看出，在宋代实际上并没有将这本书视为《针经》。吕复在《羣经古方论》中说，王冰将《九灵》改名为《灵枢》，但是这和《唐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卷数不符。
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有人从《内经·仓公论》中抄录了一些内容，命名为古书，但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我认为，像这样专业性的书籍，以前流传的很多，皇甫谧看到的就有三种，实际上肯定不止这些。《灵枢》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硬要将它和《素问》配成《内经》十八篇中的九篇，当然不对。然而，它的确是一本古籍，这一点毫无疑问。
在皇甫谧的时代，《针经》等书籍一定非常难读，所谓的“错互非一”，所以他重新整理编纂成《甲乙经》。《甲乙经》编成后，当时必定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针经》等书籍于是很少被人们学习传阅。从马嗣昭和崔彧的传记中可以看到，他们都把《甲乙经》和《素问》并列举出，可以看出这些书籍当时处于一种若存若亡的状态。到了隋代，这些书籍仍然存在，但到了唐代就消失了，直到宋代才从高丽重新获得，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医学源流论(4)
1. 《神农本草经》考证
本草之名，始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所在为之劝驾，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十人。）及《楼护传》，（传云：护少随父为医长安，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
）乃学科之名，非书名也，故《汉志》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无以本草名者。至梁《七录》，乃有《神农本草经》之名，而《隋志》同之，则犹今人言药物学书耳。（神农本草四字，为学科之名，经字为书名。）盖针灸之术，必深明于人之藏府经脉，非若药剂之易施，其为用较广，故其书亦较通行也，其着之简策，盖亦在晚周之时，陶弘景所谓与《素问》同类者也。其书专家相传，颇多窜乱，至弘景始从事于校理。
其言云：世传《神农本草》只此三卷，所出郡县，多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桉：仲景、元化，为当时医家两大师，故举以概其馀。言若仲景、元化一流人，非实指仲景、元化也，下吴普、李当之徒同。）又有《桐君採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
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徒，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溷杂，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知识亦有浅深。余辄苞综诸经，研括繁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别品》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合为七捲云云，盖合诸专家所传，而折衷于一是也。自是以后，历代相因，屡加修辑。
其在唐显庆中，苏恭、长孙无忌等，奉敕所修者，世谓之《唐本草》，亦曰《唐新修本草》。孟蜀时韩保昇又奉命重修，稍增注释，世称《蜀本草》。宋太祖开国，命刘翰、马士等修辑，士又为之注。先是唐开元中，有陈藏器者，撰《本草拾遗》十卷，以补《名医别录》之阙，及是亦採入焉，是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后以或有未合，又命翰等重加详定，为《开宝重定本草》。
嘉祐时，掌禹锡奉勅加注，为《嘉祐补注本草》。大观中，蜀人唐慎微，兼合诸家，兼採经史中言医事者，随类附入，名曰《证类本草》，于诸本中称最善焉。盖自李时珍《纲目》以前，官修者凡五，私修者凡二，实皆以隐居所修为蓝本，而辗转附益者也。
古代所传之《神农本草经》，至陶弘景时已多窜乱，弘景始为之分别，于旧所传者，书之以朱，后来所附益者，书之以墨，其所分别，固未必尽当，然终相去不远。嗣后辗转相传，淆乱又甚。《开宝新详定·序》，所谓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异者也。然淆乱虽甚，其区别卒未尝废，至《证类本草》犹然。
白话文：
关于「本草」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书·平帝纪》和《楼护传》中，那时候是指一个学科的名称，而不是指一本书的名字。所以《汉书·艺文志》裡记载的医方书籍有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都没有用「本草」来命名。到了梁朝的《七录》才有《神农本草经》这个名称，而《隋书·经籍志》也沿用了这个名称，这就像现在人说的药物学书籍一样。（「神农本草」四个字是指学科的名称，「经」字是指书的名称。）
针灸的技术，必须要深入了解人体的脏腑经脉，不像药物那麽容易使用，而且它的应用范围比较广泛，所以相关的书籍也比较通行。关于它的着作，大概是在晚周时期就出现了，陶弘景认为它和《素问》是同一类型的书籍。这本书是专家们口耳相传的，内容有很多错乱的地方，直到陶弘景才开始整理校对。
陶弘景说：「世上流传的《神农本草》只有三卷，书中所记载的郡县，大多是后汉时期的制度，怀疑是张仲景、华佗等人所记录的。」（这裡用仲景、元化来代表当时的医学大师，并不是指他们本人，下面的吴普、李当之等也是一样。）另外还有《桐君採药录》提到药物的花、叶、形状、颜色以及药物的配伍关係。
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人又对《神农本草》进行了增减，有的版本有五百九十五种药，有的有四百四十一种，有的只有三百一十九种，甚至还有把上、中、下三品药物溷杂在一起，药性冷热搞错，草、石不分，虫、兽不辨的情况。而且，各版本的药物主治功效也各有不同，医生们没办法全部了解，所以知识水平也参差不齐。陶弘景于是综合各家之说，整理删繁就简，以《神农本经》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为主，又加入了《名医别录》的三百六十五种，总共七百三十种，不论药物精细或粗劣，都收录其中，没有遗漏，合编成七卷。这可以说是综合了各家专家的传承，并进行折衷而成。从此以后，历代都根据这个版本进行修订。
唐显庆年间，苏恭、长孙无忌等人奉皇帝的命令修订的，被称为《唐本草》，也叫《唐新修本草》。孟蜀时期，韩保昇又奉命重新修订，稍微增加了一些注释，被称为《蜀本草》。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命令刘翰、马士等人修订，马士还为它做了注解。在这之前，唐开元年间，陈藏器撰写了《本草拾遗》十卷，用来补充《名医别录》的不足，这次修订也将其内容採纳进来，形成了《开宝新详定本草》。后来因为内容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又命令刘翰等人重新修订，形成了《开宝重定本草》。
嘉祐年间，掌禹锡奉皇帝的命令为其加注，形成了《嘉祐补注本草》。大观年间，四川人唐慎微综合了各家之说，还採纳了经史中记载的医学相关内容，按类别附加入来，命名为《证类本草》，在各个版本中被认为是最好的。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前，官方修订的版本有五个，私人修订的版本有两个，实际上都是以隐居者修订的版本为基础，然后辗转增补而成的。
古代流传的《神农本草经》，到了陶弘景时期已经有很多错乱的地方，陶弘景开始对其进行辨别，用朱砂笔标记旧传的内容，用墨笔标记后来增加的内容，他所做的区分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大致还是比较接近的。后来经过辗转传抄，内容更加溷乱。《开宝新详定本草》的序言中说，朱砂笔标记和墨笔标记的内容，已经没有办法区分了；旧的注释和新的注释，内容互相矛盾。虽然内容溷乱严重，但区别还是没有完全废止，直到《证类本草》仍然保留着区分。
中国医学源流论(5)
1. 《神农本草经》考证
后世考古之士，斤斤焉欲求《神农本经》之真面目于百一者，其所据犹《证类本草》之黑白文也。《证类本草》清代所传，凡有二本：一为明万曆丁丑翻刻元大德壬寅宗文书院本，前有大观二年仁和县尉艾晟序，《书录解题》称为《大观本草》盖因此；一为成化戊子翻刻金泰和甲子晦明轩本，前有政和六年提举医学曹孝忠序，故此本亦称《政和本草》。二本相较，大观本朱书墨盖，较为分明，而《四库》转以政和本着录，非知言也。
厥后孙星衍及从子冯翼，（字凤卿。）校辑《神农本草经》，所据者即大观本之黑白文也。又就《御览》所引，云生山谷川泽者，定为《本经》，其有郡县名者，定为后人羼入，刻入《平津馆丛书》中。然《神农本经》，李时珍《本草纲目》亦载其目，与孙氏所辑大异，其后顾观光（字尚之。
）又别辑一本，刻入《武陵山人遗书》中，则皆以李氏所载为据者也。平心而论，时珍网罗虽富，辨别古籍，初非专长，其所釐定，岂能胜于唐慎微。然《开宝新详定·序》已云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异。则慎微所定，又岂必近古乎。又况泰和中所刻政和本，有大定己酉麻革序及刘祁跋，并云：中阳张存惠，将寇宗奭《本草衍义》增入，而大德本亦然，盖元人复刻时又从金本转录也。则今所传《证类本草》又非唐氏之旧矣。
（日本望三英有刻本，云系家藏旧本，未为张存忠所窜乱，不知信否。）如是而欲引为古据，不亦谬乎。要之古书之传播愈广者，其窜乱亦愈甚，今日医家各种古籍，皆尚可从事校理，独《本经》则竟无良策也。（《汉志》所谓经方家，当兼方药二者言之，然后世方书，传者极多，而本草则只此一种，且不必后世，即《汉志》所载十一家，其九家固为方书也。
《汤液大法》三十二卷，不知为方书抑药书，《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周礼·贾疏》引作良药，孙星衍谓禁字当讹，食药即本草之类。又《周礼·郑注》：五药，草木虫食谷也。其治合之剂，则存乎神农子仪之术。贾疏引《中经簿》，有《子仪本草经》一卷，或出陶氏所传之外，然亦仅此耳。
盖古代格物之学不明，只知用药以疗疾，而不复知考求药性之本原，今人所谓知有术而未足与于学也。）
白话文：
《神农本草经》考证
后世研究《神农本草经》的人，费尽心思想要从众多版本中找到真正原本的面貌，他们所依据的，往往是《证类本草》的不同版本。《证类本草》流传至今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明朝万曆年间翻刻元朝大德年间宗文书院的版本，前面有北宋大观二年仁和县尉艾晟的序文，《书录解题》称之为《大观本草》；另一个是明朝成化年间翻刻金朝泰和年间晦明轩的版本，前面有北宋政和六年提举医学曹孝忠的序文，所以这个版本也称为《政和本草》。两个版本相比，《大观本》的朱墨分色比较清晰，但《四库全书》却录取了《政和本》，这是不对的。
后来孙星衍和他的儿子冯翼校辑《神农本草经》，所根据的就是《大观本》的不同版本。他们又根据《御览》的引用，凡是提到药物产地是山、川、谷、泽的，就认为是《本经》原本记载的；如果提到郡县名称的，就认为是后人添加进去的，他们将校订的版本刻入《平津馆丛书》。然而，《神农本草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记载了药物目录，与孙氏所辑版本大相径庭。后来顾观光又另外辑录了一个版本，刻入《武陵山人遗书》中，这个版本是根据李时珍的记载而成的。平心而论，虽然李时珍收集的资料丰富，但他辨别古籍并不是他的专长，他所整理的版本，未必比唐慎微的好。然而，《开宝本草新详定》的序文中已经说了，朱字墨字版本不一致，旧注新注，文字互相差异，那麽唐慎微所整理的版本，又怎能保证接近原本呢？况且，金朝泰和年间刻印的《政和本》，有大定年间的序文和刘祁的跋文，都说中阳人张存惠将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增补进去，而大德本也是如此，可见元人重新刻印时又从金本转录。所以，现在流传的《证类本草》也不是唐慎微原本的版本了。
（日本望三英有刻印的版本，说是家藏的旧本，没有被张存惠窜改过，但不知真假。）想要以此作为古代的依据，不是很荒谬吗？总之，古书流传得越广，窜改就越多，现在医家各种古籍，都可以进行校理，唯有《本经》却没有好的方法。（《汉志》所谓经方家，应该兼指方剂和药物两方面，后世的方书，流传很多，但本草只有这一种，而且不只是后世，即使《汉志》所记载的十一家，其中九家都是方书。
《汤液大法》三十二卷，不知道是方书还是药书，《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周礼·贾疏》引作良药，孙星衍认为“禁”字是错误的，“食药”就是本草之类。又《周礼·郑注》：五药，草木虫食谷也。其治疗方法，就存在于神农氏的医术之中。贾疏引用《中经簿》，有《子仪本草经》一卷，或许是从陶弘景传下来的，但也仅此而已。
古代的格物之学不明确，只知道用药治病，而不去探究药性的本源，现在的人所谓懂得技法却不够深入研究。）
中国医学源流论(6)
1. 《伤寒杂病论》考证
《内》、《难》、《本经》而外，医家古籍，无过仲景之《伤寒杂病论》。桉：史载仲景书目甚多，梁《七录》有《黄素方》二十五卷，《伤寒身验方》一卷，《平病要方》二卷；《隋志》有《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亦载《仲景方》十五卷；《宋志》又载《脉经》、《五脏荣卫论》、《五脏论》、《疗黄经》、《口齿论》各一卷。陈自明云：男子妇人伤寒，仲景治法别无异议。
比见民间有《妇人伤寒方》，书称仲景所撰，而王叔和为之序，以法考之，间有可取，疑非古方，特借圣人之名以信其说于天下也。观此则诸史所载，亦不免依託矣。孙真人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其所秘者，岂果尽出于仲景哉。盖自汉而后，明于针灸者惟元化独传，长于方药者则仲景最着，二人实为当时两大师，故从而依託之者众也。（观魏晋而后论列医家者，恆以元化、仲景二人并举可知。
）然书虽不必果出仲景，其中亦必多存古方，而今竟无一传者，可惜也。（范陈二史，皆不为仲景立传，论者多疑之。余谓此无足异也，古之视医，不过执伎事上之流，越人、元化，盖亦后世草泽铃医之类耳。仲景尝为太守，则史家不复厕之方伎之列矣，然医家则固奉为大师也。
）
白话文：
在《内经》、《难经》、《本草经》之外，中医古籍中，最被推崇的莫过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根据历史记载，仲景的着作非常丰富，如《黄素方》共二十五卷，《伤寒身验方》一卷，《平病要方》两卷；《隋志》中有《疗妇人方》两卷，《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也收录了《仲景方》十五卷；《宋志》更收录了《脉经》、《五脏荣卫论》、《五脏论》、《疗黄经》、《口齿论》各一卷。陈自明表示，无论男女对待伤寒，仲景的治疗方法并无太大差异。
近年来，民间出现一本名为《妇人伤寒方》的书，声称是仲景所作，王叔和为其作序，以内容来看，有些地方值得参考，但怀疑这并非古时的原版，而是借用圣人的名字让其理论更具说服力。由此观之，历史上的记载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借名情况。孙真人曾提到，江南地区的医生们将仲景的重要处方保密，不愿传授他人，这些被保密的处方，真的都是出自仲景吗？自汉代以后，精通针灸的唯有华佗一人，擅长方药的则以仲景最为知名，这两人实际上是当时的两大医学大师，所以很多人会借他们的名字来提升自己的作品。
然而，虽然这些书不一定真的是仲景所写，但其中必定保存了不少古方，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本传承下来。历史学家范仲淹和陈寿都未为仲景立传，有人因此产生疑问。我认为这并没有什麽奇怪的，古代的人看待医生，只不过是技艺人士的一种，扁鹊和华佗，大概也是后世乡野间的郎中。而仲景曾经担任太守，历史学家便不再将他归类在技艺人员之中，但在医学领域，他依然被尊为大师。
2. 《金匮要略》考证
《伤寒杂病论》序文自言凡十六卷。《隋志》不载此书，而注引梁《七录》，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书·艺文志》载《伤寒卒病论》十卷。桉：卒病为杂病之讹，见郭雍《伤寒补亡论》。今诸篇皆冠以辨字，则《唐志》所谓《伤寒卒病论》者，实即梁《七录》所谓《辨伤寒》。
其卷帙与《论集》所言不符者，盖全书论伤寒者十卷，杂病者六卷，后人析而为二。《七录》、《唐志》所载，皆其论伤寒之十卷，而《唐志》又以冒全书之名也。此书尝改题曰《金匮玉函方》，《证类本草》所引悉然。观《周礼·贾疏疾医》，已有张仲景《金匮》之名，则其由来已久。
（《晋书·葛洪传》，洪着药方百卷，《肘后方》及《抱朴子》皆云所撰名《玉函方》，则玉函盖古时方药书之通名。）然《外台》所引，均仍称《伤寒论》，盖从其朔也。宋时析行之《伤寒论》十卷犹存，而论杂病之六卷久亡。惟有一本，将全书十六卷删节为三卷者，名《金匮玉函要略》，尚存于馆阁中。
其书上卷论伤寒，中论杂病，下载其方，并疗妇人。王洙于蠹简中得之，以其论伤寒者，文多简略，但取杂病以下至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五方，而仍其旧名。（见《书录解题》。）林亿等校理，又取此二卷分为三卷，以符原定之数，而改名曰《金匮方论》，即今《金匮要略》也。
盖自针灸之术失传，中国医家治病，惟藉方药一科，然古书或有方而无论，或有论而无方，求其方论兼全，传之最古而条理分明者，莫要于《伤寒》、《金匮》两书，而其阙佚不完又如此。盖医学之有待于张皇补苴者多矣，学者其可专己以自封哉！（《伤寒论》刻本精者颇少，《武陵山人遗书》中翻宋本较善。）
白话文：
在《伤寒杂病论》的序文中，作者自述该书共十六卷。然而，《隋书·经籍志》并未记载这本书，但其中的注释引用了梁代的《七录》，提到有《张仲景辨伤寒》共十卷。《唐书·艺文志》则记载了《伤寒卒病论》也是十卷。根据资料显示，「卒病」是「杂病」的误写，这个观点可以在郭雍的《伤寒补亡论》中找到佐证。现今各篇章都以「辨」字开头，由此可知，《唐书·艺文志》中的《伤寒卒病论》实际上就是梁代《七录》中的《辨伤寒》。
该书的卷数与《论集》所述的内容有所出入，原因是全书中论述伤寒的部分佔了十卷，杂病部分则佔六卷，后世将其分为两部分。《七录》和《唐书·艺文志》记载的都是论述伤寒的十卷，而《唐书·艺文志》甚至以此代表整本书。此书曾经被改名为《金匮玉函方》，《证类本草》中的引用皆沿用此名。从《周礼·贾疏疾医》中可看出，张仲景的《金匮》之名早已有之，说明这个名字的使用已有一段历史。
然而，《外台祕要》中所引用的仍然称之为《伤寒论》，这是因为遵循了最初的命名。到了宋代，单独刊行的《伤寒论》十卷仍然存在，而论述杂病的六卷却早已散佚。只有一个版本将整本书的十六卷删减为三卷，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此书至今仍保存在藏书馆中。
该书上卷讨论伤寒，中卷讲述杂病，下卷记录方剂及妇女治疗。王洙在蛀蚀的书简中发现了它，认为关于伤寒的论述过于简略，因此仅保留了从杂病开始到服食禁忌的部分，共计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五方，并且保留了原本的名字。（详情可见《书录解题》。）林亿等人进行校订整理，将这两卷分成三卷，以符合原本的卷数设定，并将其改名为《金匮方论》，这也就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金匮要略》。
自从针灸技术失传后，中国医家治病主要依靠药方。然而，古籍中有的只有方剂而无理论，有的则只有理论而无方剂。若要寻找方论兼备、传承最久且条理清晰的书籍，非《伤寒》、《金匮》莫属，然而它们的缺失和不完整程度却如此严重。由此可见，医学领域尚待完善和补充的地方还很多，学者们不能仅凭自己的知识就自满封闭！（《伤寒论》的精良刻本不多，《武陵山人遗书》中的宋版翻印本相对较好。）
中国医学源流论(7)
1. 古代脉经
脉学原起亦甚古，近人多诋其术之不足恃。然古言四诊，切本居末，后世医论，遇有证脉相违者，亦多主舍脉从证，间有主舍证从脉者，则必逆知此证将有变动，不当徒泥目前之证以施治，而此证究竟将有变动与否，则借脉象以参之，非徒恃切脉遂可治病也。故切脉者，诊察之一术，而未足语于诊察之全也。
然世之知医者少，皆视医为神妙不测之事，以证为人人所共见，脉为医家所独知，遂谓医之于脉，别有不可言传之妙，而医家亦藉此自炫，以欺愚昧，其流末几谓专凭脉象，便可治病，甚至所谓太素脉者，可以决人生休咎，是皆惑世之谈，非学人之论也。夫诊察之术，望闻问切，四者岂足尽之？然今之医家，于望闻问三者，讲求尚罕，遑论其他，此诚中医之过。
然谓脉不足尽诊察之术则可，谓其并非诊察之一术则不可，且中医数千年来，以他种实验之术均不讲求，故乃独致力于脉，其凭虚臆度，谬妄可笑之论诚极多，亦间有辨析精微足资参证者，固未可一笔抹煞也。
古代脉学换辑之功，首推王叔和《脉经》一书，包孕弘富，后世言脉学者，卒莫能越其范围，且所引古籍，多与今本不同，《内》、《难》、《伤寒》，皆资参证，诚医学之至宝矣。（此书《隋》、《唐志》皆着录，五代时仅有传本，且讹夺特甚。宋熙宁中，出内府藏本，令林亿等校雠刊板行世，然其传不广。
嘉定间，陈孔硕以所得福建本刊之广西漕司。元泰定四年，柳贇、谢缙荪复刻陈本于江西宗濂书院。明吴勉学《古今医统》，亦有刻本，颇多谬误。万曆三年，福建参政徐中行，属袁表校刻，校雠少精，而又有以意删改处。清《四库》未着录。道光时，嘉定王鋐始以所藏旧钞本，与元泰定本、明童文举重刻袁表本及赵府居敬堂本，互校刊行。同时金山钱熙祚亦得是书，刻入《守山阁丛书》中。
光绪辛卯，建德周学海又合校钱、黄二本，刻入所刊《医学丛书》中焉，盖此书若存若亡者，几二千年，几亡而倖存者数矣。中国医家皆好言脉，而卒莫肯研讨是书，俗陋之脉学则纷纷而起，亦可见医家真能治学问读古书者之少也。）《伤寒》中之平脉、辨脉，亦当出于叔和。
白话文：
脉学的起源非常古老，但近代许多人批评它不够可靠。然而，古人说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切脉虽然排在最后，但后世的医学理论中，遇到病症与脉象不符的情况，多数会选择相信病症而忽视脉象，偶尔会有人选择相信脉象而忽视病症，这通常意味着他们预见到病症可能会有所变化，不能只根据眼前的病症来治疗，而病症是否真的会有所变化，就要参考脉象来判断了。因此，切脉只是诊断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全部。
然而，世上真正懂医学的人很少，他们都认为医学是神妙而无法预测的事，病症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而脉象只有医生知道，于是认为医生对于脉象有无法言传的神奇能力，而医生也利用这种观念来自我炫耀，欺骗无知的人，有些人甚至认为单凭脉象就能治病，甚至有所谓的太素脉，能预测人的生死祸福，这些都是迷惑人心的谈论，不是学者的观点。诊断的技术，望、闻、问、切，四者岂能涵盖所有？但现在的医生，对于望、闻、问三者的研究还很少，更不用说其他的了，这确实是中医的过失。
然而，说脉象不足以代表所有的诊断技术是可以的，但说它不是诊断的一部分是不可以的。而且，中医几千年来，对其他实验技术都不研究，所以才专注于脉学，其中一些凭空臆测、荒谬可笑的理论固然很多，但也有些分析精细、值得参考的理论，不能一概否认。
在古代脉学整理的功绩上，王叔和的《脉经》首屈一指，内容丰富，后世讨论脉学的人，都无法超越它的范畴，而且引用的古籍，大多和现存版本不同，《内经》、《难经》、《伤寒论》都可供参考，确实是医学的瑰宝。然而，中国的医生都喜欢谈论脉学，却很少真正研究这本书，导致许多粗浅的脉学理论纷纷出现，也可以看出医生中真正能深入研究学问、阅读古书的人不多。
《伤寒论》中的平脉、辨脉，也可能是出自王叔和之手。
中国医学源流论(8)
1. 古代针灸经
针灸家之书，为晋以后人所辑者，当以《甲乙经》为最古。此书自言本于《针经》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则《内经》十八卷中《针经》九卷之遗，实于此书见之。且针灸之术，通者较少，故其传书，讹夺尤甚。当谧时，此三书者，既已错互非一，而谧实为之校正，则读古代针灸书者，尤当以此为据。
此外《隋》、《唐志》所载诸书多亡佚，惟汉窦汉卿之《针经指南》存。
《黄帝虾蟆经》一卷，日本人所刻，论月中逐日虾蟆兔之生长及人气所在，与之相应，不可针灸等说。原有识语，谓《隋志》有《黄帝虾蟆忌》一卷，当即此书。又《太平御览》引《抱朴子》：黄帝经有虾蟆图，言月生始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灸其处。《隋志》又有《明堂虾蟆图》一卷、徐悦《孔穴虾蟆图》三卷，则似晋宋间其说已行于世。
《史记·龟筴列传》，有月见食于虾蟆之语，则其书似出于汉人云云。桉：日本人所云中国古籍，亦有不可尽信者，然此书则似非伪造也。
白话文：
这段文字谈的是关于针灸学的古籍。在晋朝之后编纂的针灸相关书籍中，《甲乙经》是最古老的一部。这本书自己说明是基于《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编写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看到《内经》中九卷《针经》的残存部分。由于精通针灸的人较少，所以这些古籍的误解和遗失情况特别严重。在皇甫谧的时代，这三本书的内容已经溷乱不一，但皇甫谧确实对它们进行了校正，因此对于研究古代针灸书籍的人来说，应该以《甲乙经》作为主要参考。
除了《甲乙经》外，《隋书》和《唐书》中记载的许多针灸书籍都已经亡佚，仅存的是汉朝窦汉卿的《针经指南》。
《黄帝虾蟆经》是一部由日本人刻印的书，书中讲述了月亮每月不同日子虾蟆和兔子的生长变化，以及人体气血运行的相应位置，认为这些时间不宜进行针灸治疗。原本有一段序言提到，《隋书·经籍志》中有一卷名为《黄帝虾蟆忌》的书，应该就是这本书。《太平御览》引述《抱朴子》中的内容，提到《黄帝经》中有虾蟆图，表示月球新生的头两天，虾蟆开始生长，人体的相应部位也不宜进行针灸。《隋书·经籍志》中还有《明堂虾蟆图》一卷、徐悦的《孔穴虾蟆图》三卷，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在晋宋时期已经开始流行。
《史记·龟筴列传》中，有月球被虾蟆吞噬的说法，由此推测这本书可能是出自汉朝。然而，日本人提及的中国古籍并不能全然相信，不过这本书似乎并非伪造。
中国医学源流论(9)
2. 隋唐间医籍
此外古代医家之书为隋唐人所辑存者，当推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三书。《病源》六十七门，千七百念篇，为古代医论之渊薮，其书为隋时诸医奉敕所撰，而巢元方总其成。（见《四库提要》。）以儒家之书譬之，犹孔颖达之《义疏》也。
，《千金》、《外台》，皆以方为主，所收既博，而又多出古来专家之传授，迥非后世凭虚臆度自制一方者可比，亦医家之鸿宝也。（《千金》、《外台》，卷帙浩博，后世能羽翼之者极寡，惟清张璐有《千金方衍义》三十卷，又《千金宝要》十七卷，附论及千金须知，为十八卷，宋宣和中，郭学士思删节《千金方》，而作刻石华州公署。明正统景泰间，俱有木石刻本。
隆庆六年，秦王守中复刻石耀州孙真人庙。清《四库》未着录，孙星衍得明刻拓本，刻入《平津馆丛书》。）其託名古书，而实不可信者，则有《肘后备急方》、《中藏经》、《褚氏遗书》三种。《肘后方》本名《肘后卒救方》，为晋葛洪所撰，陶弘景补其遗阙，都百有一首，改名为《肘后百一方》。隋时陶书已亡，而葛书迄赵宋犹存。
（见《隋书·经籍志》及《宋史·艺文志》。）金杨用道取《证类本草》所载诸方，随证附入，名为《附广肘后方》。元至元间，有乌某者，得其本于平乡郭氏，始刻而传之，段成式为之序，称葛陶二君共成此书，而不及杨。明嘉靖中，知襄阳府吕容又刻之，并列葛陶杨三序于卷首，书中凡杨氏所增者，别题附方二字，列之于后，而于葛陶二家之方，则不加分别。
桉：陶书当隋已亡，乌氏焉得而刊之？乌氏且未得杨氏《附广》之本，吕氏又孰从而得之？其为伪託显然矣。《中藏经》托之华佗，前有邓处中一序，称佗得是书于公宜山老人，己为佗外孙，因佗殁后示梦，得之石函中。《褚氏遗书》则托之南齐褚渊，谓黄巢时群盗发塚，得其石刻，有萧渊者，其父见之载归，遗命即以为椁，而渊叙其事，亦刻诸石，僧人义堪，复得之萧氏塚中云。立说诡诞，词尤鄙浅，其为伪託，更不竢论。
然二书立论处方，皆颇合古谊，且叔和《脉经》，已引《华氏内照法》，中语周密，《癸辛杂识》亦引诸书非男非女之身一条，则亦有古书以为之据，二书均至《宋史》始着于录，盖唐末五代人所伪造也。（《中藏经》、《通志·艺文略》及《书录解题》均着录。《宋史》作《黄氏中藏经》，黄字盖华字声误。
其书宋元间传钞颇广。明吴勉学始刻入《古今医统》中。清孙星衍两得元人写本，均称赵文敏书，以校吴本，每篇夺误各数百字，方药分两，亦均被删，乃校定为三卷，刻入《平津馆丛书》中。然此书别有坊本，讹夺难读，而后《别附方》一卷，《内照法》一卷。周学海刻《医学丛书》，又取其方及内照法，刻诸孙氏三卷本之后。
白话文：
在隋唐时期保存下来的古代医学典籍中，最值得推崇的是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祕要方》这三本书。《病源》一书涵盖了67个专题，1700多篇文章，是古代医学理论的宝库。该书由隋朝众多医学家奉诏编纂，最后由巢元方总结完成。如果拿儒家的典籍来比喻，它就像是孔颖达的《义疏》。
《千金方》和《外台祕要方》两书则主要以药方为主，收集的药方丰富，并且大多来自古代医学专家的传授，远非后世凭空臆测自创一方所能相比，它们也是医学界的瑰宝。然而，这些书卷帙浩繁，后世能深入研究的人寥寥无几，只有清朝的张璐编纂了《千金方衍义》三十卷，以及《千金宝要》十七卷，附有千金须知，合计十八卷。宋宣和年间，郭学士思删节《千金方》，并在华州公署刻石。明朝正统景泰年间，都曾有木石刻本。隆庆六年，秦王守中再次在耀州孙真人庙刻石。《四库全书》未有记载，但孙星衍得到了明代的拓本，并将其刻入《平津馆丛书》。
然而，有些假借古人名义的书籍，实际上却不可信，如《肘后备急方》、《中藏经》和《褚氏遗书》。《肘后方》原名《肘后卒救方》，由晋代的葛洪编写，陶弘景补充了其中的缺失，共一百零一首，改名为《肘后百一方》。到了隋朝，陶弘景的书已经失传，但葛洪的书直到宋朝还存在。金代的杨用道从《证类本草》中摘录诸多药方，按病症附入书中，命名为《附广肘后方》。元朝至元年间，有人在平乡郭氏处得到此书的原本，开始刻版传播，段成式为其作序，称讚葛洪和陶弘景共同完成了这本书，但并未提及杨用道。明朝嘉靖年间，襄阳府知府吕容再次刻印，将葛洪、陶弘景和杨用道的序言全部列在卷首，书中杨氏增加的部分，特别标记为「附方」，列在后面，对于葛洪和陶弘景的方子，则不做区别。
事实上，陶弘景的书在隋朝就已经消失，何来乌氏可以刊印？同样，乌氏也无法获得杨用道的《附广》版本，那麽吕氏又是从何处得到的呢？由此可见，这些书籍显然是伪造的。《中藏经》假託华佗之名，前面有一篇邓处中的序，称华佗从公宜山老人那裡得到了这本书，他自己是华佗的外孙，因为华佗去世后託梦给他，从石函中找到了这本书。《褚氏遗书》则假託南齐的褚渊，说黄巢时盗墓者发现了石刻的版本，有个叫萧渊的人看到后带回家，并留下遗嘱，将其作为自己的棺材，而褚渊记录了这件事，也将其刻在石头上，僧人义堪后来在萧氏的坟墓中重新发现了它。这些说法荒诞离奇，词藻粗俗，很明显是伪造的。
然而，这两本书在理论和配方方面都与古人的做法相符，而且叔和的《脉经》中已经引用了《华氏内照法》，语言精确，《癸辛杂识》也引用了非男非女之身的一条，说明这些书籍也有古代文献作为依据。两本书都是在《宋史》中首次被记录，可能是唐朝末年到五代时期的人伪造的。《中藏经》在《通志·艺文略》和《书录解题》中都有记载，《宋史》中记载为《黄氏中藏经》，「黄」字可能是「华」字的音误。这本书在宋元期间广泛传抄。明朝的吴勉学首先将其刻入《古今医统》中。清朝的孙星衍得到了两个元代的手抄本，都声称是赵文敏的书写，他用这些版本校对吴勉学的版本，发现每个篇章都有数百字的差异，药方的分量也被删减，于是校订为三卷，刻入《平津馆丛书》中。然而，这本书还有其他版本，错误和遗漏难以阅读，另外还有一卷《别附方》和一卷《内照法》。周学海刻《医学丛书》时，又将其中的药方和内照法刻在孙氏三卷本的后面。然而，钱塘胡氏的《百名家丛书》和《格致丛书》也刻有这本书，还有一卷《内照法》，这是周学海未曾见过的。
1. 隋唐间医籍
然钱塘胡氏《百名家丛书》及《格致丛书》亦刻此书，又有《内照法》一卷，周氏又未之见也。）
白话文：
然而，钱塘胡氏的《百名家丛书》和《格致丛书》也刻印了这本书，此外还有一卷《内照法》，周氏却没有见过。
2. 宋明间医方
中国经籍之传世者，至宋而始多,，盖锓板之术盛于是时使然。然医家之书，经宋人换辑传世者，医经类甚少，同一经方也，本草类亦甚少，而方书独多。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换辑之者较众，而流传亦易，但格物之学不明，徒知换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究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职是故，医经及经方中，本草一类之书，传者遂少，虽欲换辑之，亦有无所取材之叹。
中国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当时官纂之书，本草而外，亦不过《局方》及《圣济总录》二书，卒不能如隋代之採辑众论，以成《病源》。则医家专门授受之学，至宋而日以亡失，概可知矣。（此以辑旧说成书者言，至于宋人之自创新说者不在此限。）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凡十卷，成于元丰中。时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试验，依方製药鬻之，仍摹本传于世。（见《读书志》。）政和中，徽宗御撰《圣济经》十卷，又集海内名医，出御府禁方，共相讨论，成《圣济总录》二百卷。二书虽驳杂不纯，然前此专家之遗，多在于是，终可宝也。
（岳柯程史，尝讥《和剂局方》用药差伪，以补虚门中山等丸，误写牛黄清心丸之后，盖官修之书，往往不免如此。《局方》尚有完本，《圣济总录》久而佚脱，清程云来购求残阙，用力至勤，尚阙百七十三至七十七五卷，就其所得，删录为《纂要》二十六卷。后震泽汪鸣珂，又展转换补重刻之，中只三卷，有漫漶者百有三行，余皆完好矣。
）其私家所辑，传于今者，则有王衮之《博济方》五卷，（此书传本久佚，清开四库馆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其中方药多为他书所未载。）沉括之《苏沉良方》八卷，（此书本沉括所辑方书，后人以苏轼《医论》附入，改名为《苏沉良方》，实未妥。）陈直之《养老奉亲书》一卷，（元邹铉续撰三卷，改名《奉亲养老新书》。
）洪遵《洪氏集验方》五卷，（遵字景严。此书久佚，李时珍《本草纲目》徵引宋代方书亦未及。清嘉庆中，吴县黄丕烈得宋本刻之。）董汲《旅舍备要方》一卷，王贶《全生指迷方》四卷，（《宋·艺文志》作三卷，久佚。清四库馆从《大典》中辑出，改为四卷。）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十卷，夏德《卫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清四库馆从《大典》辑出。）吴彦夔《传信适用方》二卷，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二卷，（袁永之影宋刻本。
）严用和《济生方》八卷，（清四库馆从《大典》辑出。）史堪《史载之方》一卷，（堪字载之，周学海《医学丛书》中有之。）张锐《鸡峰普济方》三十卷，（此书第一卷为诸论，盖锐所自撰，以下念九卷，皆褒葺成方，各分门目。《宋志》作张锐《鸡峰备急方》一卷，马氏《经籍考》同，今为全书中之第三十卷，盖别有此单行刻本也。《本草纲目·引》亦称《鸡峰备急方》，则亦未见他卷。
白话文：
中国的经典书籍流传下来的，到了宋朝开始变多，这是因为当时凋版印刷技术兴盛的缘故。然而，医学方面的书籍，经过宋朝人重新整理编辑流传下来的，医经类的非常少，同样的经典药方也是，本草类的也很少，反而药方类的书籍特别多。这是因为医学的理论非常深奥，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而药方却是实际可以方便民众的，所以喜欢重新整理编辑的人比较多，也容易流传下来。但是，因为研究事物本质的学问不够透彻，只知道重新编辑成药方来治病，却不再深入研究药物的性质，这就是所谓的只知道技术，但不足以称为学问。正因如此，医学经典、经典药方以及本草之类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就比较少，即使想要重新编辑，也面临没有素材可用的困境。
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的，没有超过宋朝的。当时官方编纂的书籍，除了本草之外，也不过只有《局方》和《圣济总录》这两本书。最终没能像隋朝一样，广泛收集各家意见，完成《病源》这本书。由此可见，医学家专门传授的学问，到了宋朝就日益衰退，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裡说的是整理旧有学说而成的书籍，至于宋朝人自己创新的学说就不在讨论范围内了。）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十卷，成书于元丰年间。当时朝廷下诏，让全国的医学高手，各自献上有效的祕方，送到太医局试验，然后依照药方製作成药出售，并且把药方原本摹写下来流传于世。（见《读书志》）政和年间，徽宗亲自撰写《圣济经》十卷，又召集国内名医，拿出皇宫珍藏的祕方，共同讨论，完成了《圣济总录》二百卷。这两本书虽然内容有些杂乱不纯，但是之前专家的遗留，大多在这两本书裡，终究是值得珍藏的。
（岳柯程史曾经批评《和剂局方》用药错误，例如把补虚门中的山等丸，误写成牛黄清心丸之后，可见官方编修的书籍，也常常难免出现这种错误。《局方》还保有完整版本，《圣济总录》却因为时间久远而散失，清朝程云来为了蒐集残缺的版本，非常努力，最终还是缺少第一百七十三卷到一百七十七卷这五卷。他将收集到的版本，删减整理成《纂要》二十六卷。后来震泽的汪鸣珂，又重新校对补刻，其中只有三卷，有模煳不清的地方一百零三行，其馀都完好无损。）
至于私人编辑，流传至今的，则有王衮的《博济方》五卷，（这本书的流传版本很早就散失了，清朝设立四库馆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其中有很多药方是其他书籍没有记载的。）沉括的《苏沉良方》八卷，（这本书原本是沉括编辑的药方，后来有人把苏轼的《医论》附在后面，改名为《苏沉良方》，其实不太恰当。）陈直的《养老奉亲书》一卷，（元朝邹铉续写了三卷，改名为《奉亲养老新书》。）洪遵的《洪氏集验方》五卷，（洪遵字景严。这本书很早就散失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宋朝的药方时，也没有提到这本书。清朝嘉庆年间，吴县的黄丕烈得到宋朝的版本刻印出版。）董汲的《旅舍备要方》一卷，王贶的《全生指迷方》四卷，（《宋史·艺文志》记载为三卷，很早就散失了。清朝四库馆从《大典》中辑录出来，改为四卷。）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十卷，夏德的《卫生十全方》三卷、《奇疾方》一卷，（清朝四库馆从《大典》辑录出来。）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二卷，东轩居士的《卫济宝书》二卷，（袁永之有影宋刻本。）严用和的《济生方》八卷，（清朝四库馆从《大典》辑录出来。）史堪的《史载之方》一卷，（史堪字载之，周学海的《医学丛书》中有收录。）张锐的《鸡峰普济方》三十卷，（这本书的第一卷是各种医学理论，应该是张锐自己撰写的，后面的二十九卷，都是收集整理的药方，并且分门别类。《宋史》记载张锐的《鸡峰备急方》一卷，马氏的《经籍考》也是这样记载的，现在是全书的第三十卷，可能另外有单行刻本。《本草纲目·引》也称《鸡峰备急方》，看来也没有见过其他卷。）
中国医学源流论(10)
1. 宋明间医方
道光八年，长州汪士锺，得南宋刊本复刻之，目录阙一至九叶、第十卷五叶、二十卷十五十六叶、二十二卷四五叶、二十五卷半叶、以下二十三卷一至十一叶，亦皆阙，余均完好。）王璆《是斋百一选方》二十卷，（日本宽政己未，医官千田子敬，假荻元凯所藏元本重刻。璆字孟玉，山阴人，是斋其号。
仕为汉阳使，其人非医，而前有章璆序，谓其生长名家，畜良方甚富。千田氏亦谓，试之刀圭，屡获奇效云。陈造《江湖长翁集》谓是书撰集，凡十九年乃成，盖亦非苟焉而已。全书凡三十一门，为方千馀，《曝书亭集》有此书跋，谓《书录解题》载此书三十卷，《宋志》作二十八卷，而其所藏本，止二十卷，与千田氏所刻同。
）王硕《易简方》一卷，（此书中国亦佚，予所见者，为日本文化十三年，和气惟亨校刻本。硕字德肤，书中往往引用三因玄兔煎，则在此二书之后，自序谓取常用之方，可以外候用者，详着大义于篇，以治仓卒之病、易疗之疾，轻者自愈，重音亦可藉此以待招医云云，盖为不知医者而设。）施发《续易简方论》六卷。
（发字政卿，永嘉人，以攻王硕《易简方》，不待识脉明证之非为主，谓与德肤早岁有半面之好，以人命所关，不容缄默云云，则与硕同时人。）其今已亡佚者，尚不在此数。迄于元代，此风未沫，，其书之传于今者，有萨理弥实《瑞竹堂经验方》五卷、（四库馆从《大典》辑出。）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二十卷，（积其高祖以下五代所藏医方而成，所载古方甚多。
）而明周定王之《普济方》起而集其大成。《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惟第三十一卷眼科五百八十八方有单行刻本，见《冷庐医话》。明代藩王多好方书者，又有《医方选要》十卷，为蜀献王侍医周文採所葺；《鲁王府秘方》四卷，为鲁王府侍医刘应泰所辑；周定王又有《救荒本草》四捲云。）盖换葺医方之风，起于唐而盛于北宋，其流风馀韵，迄明清犹未艾也。
白话文：
宋明间医方
道光八年，长州人汪士锺得到南宋刊本的重刻本，但目录缺失了第一至第九页、第十卷第五页、第二十卷的第十五、十六页、第二十二卷的第四、第五页、第二十五卷的半页，以及后续第二十三卷的第一至第十一页，其他部分都完整无缺。王璆的《是斋百一选方》二十卷，是日本宽政己未年，医官千田子敬根据荻元凯所藏的元本重刻的。王璆字孟玉，山阴人，是斋是他的号。他曾担任汉阳使，本身并非医生，但书的前言有王璆的序文，说明他生长于医学世家，收藏了很多良方。千田氏也说，他亲自试验过这些药方，屡屡收到奇效。陈造在《江湖长翁集》中说，这本书的编撰耗时十九年才完成，可见其用心之深。全书共三十一门，收录了千馀个方剂。《曝书亭集》中关于此书的跋文提到，《书录解题》记载此书有三十卷，《宋史》记载为二十八卷，但他们所收藏的版本只有二十卷，与千田氏重刻的版本相同。
王硕的《易简方》一卷，此书在中国已经失传，我所见到的版本是日本文化十三年和气惟亨校刻的。王硕字德肤，书中多次引用三因玄兔煎，说明此书的编撰时间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和《玄兔集》之后。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选取的是常用的、可以根据外在症状判断病情而使用的方剂，详细阐述了治疗原则，用于治疗急症和容易治愈的疾病，轻症可以自愈，重症也可以藉此延缓病情等待医生治疗，大概是用于不懂医术的人。
施发的《续易简方论》六卷，施发字政卿，永嘉人，这本书是批判王硕《易简方》的，他认为王硕的书不注重辨证论治，并说他和王硕年轻时曾有过一面之交，因为关係到人命，所以不能沉默，可见他和王硕是同时代的人。此外，还有更多已经失传的医书，数量不在此列。直到元代，这种编纂医书的风气仍然盛行，流传至今的医书还有萨理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五卷（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二十卷（积累了他高祖以下五代人所收藏的医方而成，其中收录了很多古方）。明代周定王的《普济方》则集其大成，共四百二十六卷。（只有第三十一卷眼科五百八十八方有单行本，见于《冷庐医话》。明代藩王大多喜好医书，还有《医方选要》十卷，是蜀献王侍医周文採编纂的；《鲁王府秘方》四卷，是鲁王府侍医刘应泰编纂的；周定王还有《救荒本草》四卷。）总之，编纂医书的风气始于唐代，在北宋达到鼎盛，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国医学源流论(11)
1. 五运六气说
中国医学，至宋而新说肇兴，非得已也。盖万事万物，必有一理存乎其间，必得其理，然后可以应用于无穷。古代专门授受之医学，魏晋而后，既已浸失其传，其为后人所辑存者，皆不免于残阙不完。夫古代之医学，即使尽存于今，其理亦未必可据；况其所存者，又皆残阙不具之说乎？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后世解剖之学，既已绝迹；（偶有其事，不得云学，见后。
）形下之学，又日湮晦，欲明医理，果何所据以资推求哉？于是冥心探索，其说转遁入于虚无，而五运六气之说兴矣。
五运六气之说，非后世医家所臆造也，而缪仲淳极攻之。其言曰：五运六气之说，其起于汉魏之后乎？张仲景汉末人，其书不载也；华元化三国人，其书亦不载也。前之则越人无其文，后之则叔和解其说。今之医者，学无原本，侈口而谈，动云五运六气，将以施之治病，譬犹指算法之精，为事物之实，岂有不误哉。其言卓然不惑，可谓豪杰之士。
然以五行配五藏，今古文家皆有之，（今文家说同《素问》。古文家则曰：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六气之说，亦明见左氏，安得尽指为虚诬。盖中国自西周以前，本为阴阳五行之世界，东周以后，其说渐破，至汉遂成强弩之末，魏晋而降，玄学大兴，而其说摧陷廓清殆尽矣。夫在古代，礼乐兵刑，政教之形质也；阴阳五行，政教之魂神也。
然后世儒者，多言礼乐兵刑，而罕谈阴阳五行者。何也？以人心变动，恆先乎事物。（欧人新婚后，夫妇相偕出游，乃野蛮之世，掠夺得妇，以避女党之反攻。今掠夺得妇之俗久变，而新婚夫妇相偕出游之风仍在，此其一例也。）而阴阳五行之说，不足以范围后世之人心故也。
医家则何以异此？张仲景之《伤寒》，自言撰用五行大论，（见《论集》。）而《素问》一书，魏晋后医家亦皆诵习勿替，然卒不言五运六气之说者。明堂之图、针灸之法、本草之经、脉学之诀，犹儒家之有礼乐兵刑；五运六气之论，犹儒家之有阴阳五行也。然当解剖之学既已废绝，形下之学又日湮晦之时，而欲求一说使足以包括一切，则舍五运六气之论固莫属矣。
白话文：
[五运六气理论]
中国医学发展到宋代，开始出现了新的理论，这并非出于选择，而是必然趋势。任何事物背后都存在一定的道理，只有掌握了这些道理，才能无穷无尽地应用它们。从魏晋时代开始，古老的医学知识逐渐流失，即使被后人整理保存的部分，也难免残缺不全。就算古代医学知识至今完整保存，其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更何况现在留存的，都是残缺不全的理论呢？
然而，真正的学术智慧必然根植于现实事物之中。后世的解剖学研究已经消失；形而下的学问也日益晦涩难懂。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探讨医学原理，我们该依据什麽进行推敲呢？因此，人们开始深入思考，但这些理论却往往陷入抽象与空洞，这时「五运六气」的理论便应运而生。
「五运六气」的理论并非后世医学家凭空捏造，但缪仲淳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五运六气」的理论可能是在汉魏时期才开始流传。张仲景是汉末人物，他的着作中并未提及此理论；华佗是三国时代的人，他的书裡同样没有记载。往前追溯，扁鹊的着作中也找不到相关内容；直到王叔和的解释，我们才得以瞭解「五运六气」。现代医学家缺乏根本知识，随意谈论「五运六气」，妄图以此治病。这就像把精确的计算方法当作实际的事物，显然会产生误差。缪仲淳的观点清晰且毫不含煳，堪称一代豪杰。
然而，将五行与五脏相结合的理论，在古今文献中都有提及。同时，「六气」的说法在《左传》中也有明确记载，不能一概否认其真实性。事实上，自西周以前，中国社会就深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东周后期，这种思想逐渐衰落；到了汉代，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阴阳五行理论遭到严重打击。在古代，礼乐、军事、刑法等是政治教育的具体表现；阴阳五行则是其精神内涵。
然而，后世的儒家学者，多关注礼乐、军事、刑法等具体事务，很少讨论阴阳五行。这是因为随着人心的变化，先于物质世界的演变。阴阳五行的理论无法完全涵盖后世人心的变化，因此不再受到重视。
医学界的情况有何不同呢？张仲景的《伤寒论》自称採用了五行理论，而《黄帝内经·素问》一书，魏晋以后的医学家也一直研读学习。然而，他们并未提到「五运六气」的理论。明堂图、针灸法、本草经、脉学诀等，就像儒家学说中的礼乐、军事、刑法；「五运六气」理论，则类似儒家学说中的阴阳五行。然而，在解剖学研究已经废弃，形而下学问日益晦涩的时代，若要寻找一种理论，使其能涵盖所有领域，除了「五运六气」理论之外，别无他选。
2. 刘河间学派
医家新说盛于金元，而实起于北宋。有刘温舒者，始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而以《内经·素问遗篇》附刊其后，是为言运气者之始，沉括之徒深信之。又有寇宗奭者，撰《本草衍义》二十卷，始论及运气，前此所未有也。及刘河间出，而新说大盛。河间撰《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阐明六气皆从火化之理，又撰《宣明论方》三卷，其用药多主寒凉，始与《局方》立异。
（桉：今本《河间六书》，乃明吴勉学所辑，凡《原病式》一卷、《宣明论方》十五卷、《病气机宜保命集》三卷、《伤寒医鑑》一卷、《伤寒直格方》三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伤寒心要》一卷、《伤寒心镜》一卷。考《保命集》为张元素所撰，《医鑑》马宗素撰，《心要》刘洪撰，《心镜》常德撰，实止四种。而《宣明论方》自序云三卷，今乃得十五卷，《标本直格》亦多窜乱。
《四库书目》谓其竟出依託，勉学谬不至此，疑后来坊贾所为也。又《三消论》一卷，相传为河间书，周澂之有评注本。）自是以后，《宣明论方》行于北，《局方》行于南，俨然成对峙之势焉。河间之学，再传而为罗知悌，由知悌传诸丹溪，大畅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论，谓欲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于《素》、《难》诸经。（见戴良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
）其所撰《局方发挥》，力闢温燥之弊，始明目张胆以与《局方》为难，其论治以补阴为主，虽曰自创一家，实则承河间而渐变焉者也。（丹溪之书，凡《格致馀论》一卷、《局方发挥》一卷、《金匮钩玄》三卷，皆有通行本。其《治法心要》八卷、《医要》一卷、《脉因证治》四卷，传本较少，周澂之以《金匮钩玄》同刻入《医学丛书》中。
又《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一卷、《医学发明》一卷、《活法机要》一卷，惟《古今医统》中有之。）与丹溪同宗河间者，有张子和所着《儒门事亲》，多以攻伐为宗。传丹溪之学者，有戴原礼，尝着《推求师意》一书，以阐丹溪之学。原礼之学，传诸祁门汪机，所着《石山医桉》，亦皆以丹溪为宗。
（此书凡三卷，实机弟子陈桷所编，坊刻《石山》八种。于此书外，又有《素问钞》三卷、《运气易览》三卷、《外科理例》六卷、《痘治理辨》一卷、《针灸问答》二卷，皆机作。其《脉诀刊误》二卷，实戴启宗之书，《推求师意》二卷，则机所辑戴原礼之书也。）而浙中之同时景从者，又有虞抟、王纶，亦丹溪一派之学也。
（纶所撰《明医杂着》，主寒凉最甚。）
白话文：
在金元时期，新的医学理论开始盛行，但实际上，这股风潮起源于北宋时代。当时有位名叫刘温舒的人，首次编撰了《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并在其后附上了《内经·素问遗篇》，这成为了谈论「运气」理论的开端，当时的学者如沉括等人深信不疑。另一位寇宗奭，撰写了《本草衍义》二十卷，也是首次将「运气」理论引入其中，这是前所未有的。
到了刘河间出现后，新的医学理论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他撰写了《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阐述了六气皆从火化的道理，又撰写了《宣明论方》三卷，他的用药大多以寒凉为主，开始与《局方》产生分歧。
现代版本的《河间六书》是由明代的吴勉学整理的，其中包括了《原病式》一卷、《宣明论方》十五卷、《病气机宜保命集》三卷等。然而，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存在争议，有些可能是后人伪造的。
自此之后，《宣明论方》在北方流行，《局方》在南方流行，两者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刘河间的学说，经过两代传承，传到了罗知悌手中，再由他传给了丹溪。丹溪大力倡导古方无法治疗现代疾病的观点，认为要制定标准，必须基于《素问》和《难经》等经典。他撰写的《局方发挥》一书，强烈反对温燥的治疗方法，公开挑战《局方》的权威，他认为治疗应以补阴为主。
与丹溪同样受到刘河间影响的，还有张子和，他着有《儒门事亲》，主张以攻伐为主要治疗手段。丹溪的学说传到了戴原礼，他着有《推求师意》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丹溪的学说。戴原礼的学说又被汪机继承，他所着的《石山医桉》都是以丹溪的理论为基础的。
在浙江地区，同时期也有虞抟、王纶等人，他们也是丹溪学派的一份子。王纶所着的《明医杂着》，极力倡导寒凉疗法。
中国医学源流论(12)
1. 李东垣学派
少后于河间而崛起于北方者，有张洁古。李濂《医史》载洁古尝为河间疗伤寒，然其学非出自河间者也。所着《珍珠囊》三卷，始创引经报使之说，而用药之法一变。（又有《藏府标本药式》一卷，在《医学指归》及周澂之《医学丛书》中。
）其学传诸东垣，倡土为万物母之说，着《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各二卷，（俗传《东垣十书》，于此三书外，又增入《崔真人脉诀》一卷，云杲所评，此外则为朱震亨《格致馀论》、《局方发挥》，王履之《溯洄集》，齐德之之《外科精义》，王好古之《汤液本草》、《此事难知》。）极论寒凉峻利之害，实于河间、丹溪外别树一帜。
其所着用药法象，亦主阴阳升降浮沉之说，与洁古同。自制诸方，动至一二十味，而古来经方之面目，亦大变矣。东垣入室弟子为王海藏，（亦尝受业洁古。）海藏着《汤液本草》三卷，大畅东垣、洁古之绪论，又着《医垒元戎》十二卷、《此事难知》三卷、《阴证略例》一卷。东垣治伤寒之书已不可见，（书名《伤寒会要》，《元遗山集》中有其序。
）其法实当于此书求之。而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尝承师命作《内经类编》一书，（书不传，序见刘因所着《静修集》中。）实居张景岳《类经》之先，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而悉归本于《内经》，实至东垣而集其大成也。
白话文：
在河间学说之后，北方出现了一位名爲张洁古的医家。据李濂的《医史》记载，张洁古曾爲河间治疗伤寒病症，然而他的医学理论并非源自河间学派。他着有《珍珠囊》三卷，首次提出了引经报使的说法，对用药的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又着有一卷《藏府标本药式》，收录于《医学指归》和周澂的《医学丛书》中。
他的学说被传给了东垣，提倡土爲万物之母的观点，着有《内外伤寒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祕藏》各两卷。民间流传的《东垣十书》，在这三本书之外，还加入了《崔真人脉诀》一卷，这是云杲的评论，除此之外，还有朱震亨的《格致馀论》、《局方发挥》，王履的《溯洄集》，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王好古的《汤液本草》、《此事难知》。他强调了使用寒凉峻利药物的危害，这在河间、丹溪学说之外另闢蹊径。
他的用药方法也主张阴阳升降浮沉的理论，与洁古一致。他自创的各种方剂，常常包含十几到二十种药材，使得古来的经方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垣的亲传弟子是王海藏，他也曾师从洁古。海藏着有《汤液本草》三卷，发扬光大了东垣、洁古的学说，又着有《医垒元戎》十二卷、《此事难知》三卷、《阴证略例》一卷。东垣关于治疗伤寒的书籍已经无法找到，他的方法实际上可以在这些书中找到。而他晚年最杰出的弟子是罗天益，他曾遵照师父的命令编写了一本《内经类编》，这本书没有流传下来，但序言可以在刘因的《静修集》中看到。他实际上比张景岳的《类经》更早，将所有治病用药的方法都归结于《内经》，实际上到了东垣，这个学说达到了集大成的境界。
中国医学源流论(13)
1. 张景岳学派
继东垣而起者为景岳，景岳之学，既攻河间、丹溪，亦攻东垣。东垣曰：相火为元气之贼。景岳则云：相火为元气之本。一以补阳为主，后来医家，不分内伤外感，动云补正，补正则所以祛邪，实景岳有以开之。又时引《易》理以言医，较之但言运气者，尤为诞谩。然所着《景岳全书》，网罗诸科，僭称谟典，几有包括一切之概，医家之崇奉其说者亦颇多。
（《景岳全书》，曰传忠录，曰脉神章，曰伤寒典，曰杂证谟，曰妇人规，曰小儿则，曰痘证诠，曰外科钤，曰本草正，曰新方八阵，曰古方八阵，曰妇人小儿痘疹外科方，凡六十四卷。）
白话文：
在东垣学派之后崛起的是张景岳学派，张景岳的学术观点，他不仅批评了河间学派和丹溪学派，也对东垣学派提出了质疑。东垣学派认为：相火是元气的盗贼，会消耗人的元气。然而，张景岳却提出：相火是元气的根本，是生命活力的来源。他的治疗方法以补阳为主，这种理论影响后世医家，导致他们在面对内伤或外感疾病时，常常首选补正的方法，认为补正可以驱除病邪，实际上这是受张景岳的影响所致。
他还常用易经的哲理来阐述医学，比那些只谈论运气的医家更显得玄奥。然而，他所编撰的《景岳全书》，涵盖了多种医学专科，自称为医学的宝典，似乎有囊括所有医学知识的意图，医学界推崇他的理论的人也不少。
《景岳全书》包含的内容有《传忠录》、《脉神章》、《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痘证诠》、《外科钤》、《本草正》、《新方八阵》、《古方八阵》以及《妇人小儿痘疹外科方》，总共六十四卷。
2. 薛立斋学派
明代医家有网罗各科之概者，无如薛立斋。立斋本世为太医，其治法不免貌似中庸，而实流于乡愿。徐灵胎以其用药偏于刚燥，遂与景岳连类而同讥，其实非也。观其十三科一理贯之之论，外感遵仲景，内伤宗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主丹溪之说，则原欲奄有众长，特志有馀而才识俱不足，遂不免流为乡愿耳。
世所行《薛氏医桉》，于十三科之学，几于靡所不包，正骨一科，前此传书极少，薛氏书中独有之。清修《医宗金鑑》伤科之书，即取于是，其功亦未可没也。（《薛氏医桉》，凡七十八卷，其自着者，为《外科枢要》四卷、《原机启微》三卷、《内科摘要》二卷、《女科撮要》二卷、《痈疡机要》三卷、《正体类要》二卷、《保婴粹要》一卷、《口齿类要》一卷、《保婴金镜录》一卷，订正前人之书，为陈自明《妇人良方》二十四卷、不着撰人《外科精要》三卷、王纶明《医杂》六卷、钱乙《小儿真诀》四卷、陈文中《小儿痘疹》一卷、杜引《伤寒金镜录》一卷、立斋《文铠保婴撮要》二十卷。）
白话文：
在明代的医学界，能全面涵盖各种医学专科的医学家，当属薛立斋。他原本是御用太医，他的治疗方法表面上看似中庸，实际上却倾向于过于保守。徐灵胎批评他开药时偏向使用性质强烈且易燥的药物，因此将他和景岳一同批评，但这样的评价未必公正。从他提出的十三科统一理论来看，对外感疾病遵循张仲景的原则，内伤则沿袭李东垣的理念，热性疾病採用刘河间的方法，杂病则以朱丹溪的理论为主，可以看出他希望汇集各家之长，只是他的意愿过高，但才华和见识却未能相应，最终导致他的理论过于保守。
现今流传的《薛氏医桉》，几乎涵盖了十三科的所有知识，特别是在正骨这门学问上，之前的文献记载非常少，只有在薛立斋的书籍中才能找到。清朝编纂的《医宗金鑑》中的伤科部分，就是取材自他的书籍，他的贡献不容忽视。
《薛氏医桉》总共有七十八卷，其中他自己撰写的包括：《外科枢要》四卷、《原机启微》三卷、《内科摘要》二卷、《女科撮要》二卷、《痈疡机要》三卷、《正体类要》二卷、《保婴粹要》一卷、《口齿类要》一卷、《保婴金镜录》一卷，此外，他也订正了前人的着作，例如陈自明的《妇人良方》二十四卷、无名氏的《外科精要》三卷、王纶明的《医杂》六卷、钱乙的《小儿真诀》四卷、陈文中的《小儿痘疹》一卷、杜引的《伤寒金镜录》一卷、以及他自己编辑的《文铠保婴撮要》二十卷。
3. 赵献可学派
薛氏之流失，为赵献可一派。《医贯》一书，几欲以八味六味二丸统治天下之病。徐灵胎着《医贯砭》痛斥之。宗赵氏之学者，在清有高鼓峰、董废翁、吕晚村。高氏《医宗己任编》中四明心法一篇，于八味六味二方论列最详，读之可见此派宗旨之所在。《晚村东庄》一卷，凡五十八桉，无一桉不用人参、地黄者，可谓奇谈。
废翁有《西塘感证》三卷，其作法亦宗高、吕二家。（此三书有光绪十七年，施德、王汝谦补注合刻本。）
白话文：
薛氏的学说流传下来，成为赵献可的一个学派。《医贯》这本书，几乎想要用八味和六味两种药丸来治理天下的所有疾病。徐灵胎写了《医贯砭》一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清代，跟随赵氏学说的有高鼓峯、董废翁、吕晚村等人。在高氏的《医宗己任编》中，有一篇名为四明心法的文章，对于八味和六味两种药方的讨论最为详细，读了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学派的主要理念。
吕晚村写了一卷名为《晚村东庄》的书，总共有五十八个桉例，其中没有一个桉例是不使用人参和地黄的，这可真是奇特。
董废翁写了《西塘感证》三卷，他的方法也是跟随高、吕两家。这些书在光绪十七年，由施德和王汝谦进行了补注和合刻。
4. 李士材学派
明末诸家中虽无特见，而大体平正不颇者，当推李士材。《松江府志》列士材所着书，凡数十种。《江南通志》则惟载《伤寒括要》、《内经知要》、《本草通玄》、《医宗必读》、《颐生微论》五种。今行世者，此五种外，亦惟士材三书中之《诊家正眼》、《病机沙篆》两种而已。
（其一为《本草通玄》。）疑《松江志》之言，不尽实也。诸书中，《医宗必读》通行尤广，颇平易有裨初学，惟以诸血证书入虚痨，贻误亦颇巨。凡士材书，原非尽出自撰也。士材之学，一传为孙朗仲，再传为马元仪，三传为尤在泾。《病机汇论》十八卷，本朗仲所辑，元仪晚年与在泾参订成之。
凡分六十门，首脉，次因，次证，次治，辑前贤方论，皆终于士材，实士材一派之学最完全之书也。（元仪《印机草》卷，附此书后。）
白话文：
在明朝末年的众多医家中，虽然李士材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新见解，但他的医学理论整体上公正无偏，可谓是当时的佼佼者。根据《松江府志》的记载，李士材一生编着了数十种医书。然而，《江南通志》只记录了他的《伤寒括要》、《内经知要》、《本草通玄》、《医宗必读》和《颐生微论》五本书。现今流传于世的，除了这五种之外，就只有《诊家正眼》和《病机沙篆》两本书了。
我怀疑《松江府志》所记载的，未必全然真实。在这些书中，《医宗必读》的普及程度最高，内容浅显易懂，对初学医术的人很有帮助。但是，他将各种出血病症归入虚劳症，这样的误导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实际上，李士材的书籍并不全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李士材的医学知识，首先传给了孙朗仲，孙朗仲再传给马元仪，马元仪又传给了尤在泾。《病机汇论》十八卷，原本是由孙朗仲编辑的，马元仪晚年时与尤在泾一起修订完成了这本书。
全书共分为六十个部分，首先讲述脉象，接着是病因，再来是病症，最后是治疗方法，其中收录了前辈们的方剂和理论，最终都归结到李士材的理论上，可说是李士材学派医学理论最完整的书籍。（马元仪的《印机草》一卷，被附在这本书的后面。）
中国医学源流论(14)
1. 唐宋学说之异
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长。然其所谓理者，则五运六气之空理而已，非能于事物之理有所真知灼见也。惟重术，故其所依託者，为专门授受之大师，而不必谬托于神灵首出之人以为重。
（如孙真人时，江南诸师所秘要方，皆云出自仲景是也。又如前所载王勃《难经·序》，虽亦溯其源于黄帝、汤、文，然其意在自诩其授受之有本，与宋儒之所谓道统，自谓遥接二帝三王及周孔之心传者不同。）惟重理，乃以儒家所谓道统者，移而用之于医家，于是神农、黄帝，犹儒家之二帝三王，仲景、元化，犹儒家之有周公、孔子矣。于是言医者，必高语黄、农，侈谈《灵》、《素》，舍是几不足与于知医之列矣。
率是道而行之，其第一步必以己意注释古书，而蔑弃前此专家相传之说；其第二步必且以己意窜改古书，或删其衍，或补其亡，或移易其篇第矣。此风也，其在儒家开于宋，而横决于金元，医家亦然。
白话文：
在唐代以前，医生们主要重视的是技术层面，虽然他们也会讨论理论，但事实上理论并不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到了宋代以后，医生们开始认为单纯的技术并不可靠，必须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理论基础，这是从宋代开始医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他们所称的理论，大多数都是关于五行运转和六气变化的抽象理论，并未能对具体的事物原理有深入和透彻的理解。
因为他们重视技术，所以他们依赖的，是那些有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大师，而不必去假借神灵或先贤的名义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例如孙思邈时代，江南地区的医学大师们所珍藏的祕方，都声称源自张仲景。又如前面提到的王勃在《难经·序》中，虽然追溯医学的起源至黄帝、商汤、周文王，但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他所学的医术是有根据的，这和宋代儒学家所谓的「道统」，即自称接续了上古帝王和周公、孔子的心法传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由于他们重视理论，于是把儒学中所谓的「道统」概念移植到医学领域，因此神农、黄帝，就像儒学中的上古帝王，张仲景、华佗，就像儒学中的周公、孔子一样被尊崇。因此，谈论医学的人，必然会高度推崇黄帝、神农，大肆讨论《灵枢》、《素问》等古典医籍，如果不懂这些，几乎就无法进入医学的知识领域。
按照这种趋势发展，首先，他们会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古书，而轻视过去由专家长期相传的解释；其次，他们可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篡改古书，或是删减冗馀的部分，或是补充遗失的内容，或是改变篇章的顺序。这种风气，在儒家思想中起始于宋代，到了金元时期更是盛行，医学界也是如此。
2. 宋学之弊
宋学末流之弊，在于过尊空想，遂致凭臆见以进退，古人所谓六经皆我注脚，实其致误之原也。夫为学之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孔子所谓一以贯之，孟子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名学家归纳演绎二法，实即此理。宋学之兴，原因汉唐儒者过于泥古，而不复能推求其所以然，以致穷而思变，故其为学之法，莫不偏重于演绎。
夫推论事物，必有其所凭之理，犹几何学之有公理也，本公理以释题，必有所据之理，所据之理不误，而后其所释之题不误。《语》不云乎：差以毫釐，谬以千里。宋学之始，虽或偏重空想，然其所执之理，固犹从推求事物而得，虽有差谬，不至大甚也。及其后来，乃不复推求事物，而惟执宋儒所说之理以为理，即就此理推衍之，以得其所谓理者，更执此推衍所得之理，以为推衍之资，而其差谬有不可胜穷者矣。宋学末流之横决，弊实由此。
我国古代专门授受之医学，魏晋而后，统绪久亡。自宋以后之医学，实由医家以意推阐得之。其人多本治儒学，即非儒家，亦不能无囿于风气，遂移儒者治经谈道之说，以施之于医，而其纷纭不可究诘矣。
白话文：
宋代学术风格的问题在于过度崇尚抽象思考，导致学者们只凭个人主观看法来评价古人，这正符合古人所言「六经皆我注脚」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导致错误的根源。学习知识的道理，原本是单一的原则可以发展出无数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回归到那单一原则上。这就像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以及孟子所说的「广泛学习并详细解释」，目的是为了回到简约的理解。西方逻辑学中的归纳和演绎方法，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宋代学术的兴起，是因为汉唐时代的学者们过于拘泥于古人的理论，不再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导致了他们的思想僵化，因此宋代学者们改变了学习的方法，更倾向于使用演绎推理。
然而，推论任何事情，必须要有根据的理论，就像几何学中的公理一样，根据公理来解释问题，必须有正确的依据，如果依据的理论没有错误，那麽解释的结果也不会有错。《论语》不是说过吗：「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宋代学术的初期，虽然过度强调抽象思考，但是他们所坚持的理论，仍旧是从对事物的研究中获得，即使有错误，也不至于太离谱。但到了后期，学者们不再研究事物本身，只坚持宋代儒学家的理论，并且根据这些理论进行推导，得到他们所谓的理论，再坚持这些推导出的理论，作为进一步推导的依据，这样产生的错误是无穷无尽的。宋代学术的极端化，正是由此产生的问题。
中国古代医学，自魏晋之后，其传统系统早已消失。宋代以后的医学，实际上是由医学家们凭自己的理解来阐述医学知识。这些医学家大多本来是儒学家，即使不是儒学家，也无法完全摆脱当时社会的影响，于是他们将儒家学者解读经典、讨论道德的理论，用于医学上，导致了医学理论的溷乱和难以理解。
中国医学源流论(15)
1. 灵素学
《素问》非古代医家之金科玉律也。仲景《伤寒》自言撰用《素问》，而书中曾未引及《素问》一语，可知证脉方药，医家自有真传。如《素问》之注重学理者，不过藉资参证耳。自宋以后，言《素问》者始渐多。明以来，乃更奉为天经地义，而又益之以《灵枢》。（元吕复着《群经古方论》，尚不信《灵枢》为古书。
）其从事于注释者，则有马莳之《素问注证发微》、张志聪之《素问集注》、高士宗之《素问直解》。其分类纂辑者，则有滑伯仁之《素问钞》、（此书採王注甚略，明丁瓒有《素问钞补正》十二卷，汪机有《续素问钞》九卷，皆多采王注以补之。）张景岳之《类经》。（清虞庠有《类经纂要》三卷，王廷俊为之注，廷俊弟子陈滋和刻之浙江。
庠字西斋，归安人。廷俊字寿芝，成都人。滋和繁江人，为浙江连市巡检。）而其言错简者，则始于黄坤载，坤载着《素问悬解》，谓《本病论》实在《玉机真藏论》中，《刺志论》误入《诊要经》中，《刺法论》误入《通评虚实论》中，又谓《经络论》乃《脾部论》之后半篇，《脾部论》乃《十二正经经络论》之正文。悉取以补阙，仍还八十一篇之旧。
其注《灵枢》，亦动以错简为言，可谓勇于自信者矣。然《素》、《灵》二书，实皆有讹乱，《灵枢》尤难读，诸家之言《素问》者孔多，而能治《灵枢》者，卒无其人也。（《素》、《灵》二书，互相复重，又有自相矛盾者，汪昂《素灵类纂约注》，以《素问》为主。沉又彭《医经读》分平病诊治四门，就二书去其矛盾，而存其可信者，颇合盖阙之义。
盖自明以来，《素》、《灵》二书，成为医家之圣经贤传，凡着书几无不节钞二书以冠其首，单行之节本尤多，皆不足语于着述也。）
白话文：
【灵素学】
《素问》并非古代医学家所尊崇的不可更改的法规。仲景在《伤寒》中自称参考使用了《素问》，但实际上，书中并未引用过《素问》的一句话，由此可见，证候、脉象、方剂和药物，医学界自有其真实的传承。像《素问》那样注重理论的书籍，只不过是借来作为参考证据罢了。自宋代以后，谈论《素问》的人开始增多。到了明代，人们更将它奉为不可改变的真理，同时还加上了《灵枢》。
（元代吕复着有《羣经古方论》，他甚至不相信《灵枢》是一本古书。）那些致力于注释的人，有马莳的《素问注证发微》、张志聪的《素问集注》、高士宗的《素问直解》。那些进行分类编辑的人，有滑伯仁的《素问钞》、（这本书採用了王冰的注释非常精简，明代的丁瓒有《素问钞补正》十二卷，汪机有《续素问钞》九卷，都大量採用了王冰的注释来补充。）张景岳的《类经》。（清代虞庠有《类经纂要》三卷，王廷俊为之做了注释，王廷俊的弟子陈滋和在浙江刊刻了这本书。
虞庠字西斋，是归安人。王廷俊字寿芝，是成都人。陈滋和是繁江人，担任过浙江连市的巡检。）而对于那些认为书中有错误排序的人，则始于黄坤载，黄坤载着有《素问悬解》，他认为《本病论》实际上应在《玉机真藏论》中，《刺志论》误置在《诊要经》中，《刺法论》误置在《通评虚实论》中，他又认为《经络论》其实是《脾部论》的后半篇，《脾部论》纔是《十二正经经络论》的正文。他将这些内容都补全，恢复到原本的八十一篇。
他注释《灵枢》时，也常常提到错误排序，可谓是对自己的观点极度自信。然而，《素问》、《灵枢》两本书，实际上都有许多的舛误和溷乱，《灵枢》尤其难以阅读，各家谈论《素问》的非常多，但能够理解《灵枢》的人，却始终找不到。（《素问》、《灵枢》两本书，内容互相重複，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汪昂的《素灵类纂约注》，以《素问》为主。沉又彭的《医经读》分为平病诊治四个部分，从两本书中删除了矛盾的地方，保留了可信的部分，非常符合留有馀地的原则。
自明代以来，《素问》、《灵枢》两本书，成为医学界的圣经和贤传，几乎所有的书籍都会摘录这两本书放在开头，单独出版的节选本更是数量庞大，这些都不足以称为真正的着作。）
2. 难经学
黄坤载可谓医家中言错简之一大家也。前世治《难经》者，吴有太医令吕广、歙县尉杨玄操，宋有丁德用、虞庶、周与权、（字仲立。）王宗正，（字诚叔。）金有纪天锡、（字齐仲。）张元素，元有袁坤厚、（字淳甫。）谢缙孙、（字坚白。）陈瑞孙，（字廷芳。）皆仅散见于滑伯仁《难经本义》中。
（周学海又有增辑本，仍以滑氏书为主，名《增辑难经本义》。）伯仁而后，注释者亦有数家，（为张世贤之《图注难经》等。）皆因袭旧文，无所心得，等诸自郐。今言《难经》，当以滑氏书为古义之渊薮矣。坤载着《难经悬解》，始亦谓旧本有讹，多所更定，仍其治《内经》之故智也。
其后徐灵胎着《难经经释》，又援《内经》以攻《内经》，其实《内》、《难》同为专家相传之书，未必《内经》果出岐黄，为天经地义而不可变，徐氏必是彼而非此，亦未免依傍门户之见也。
（又有丁锦者，字履中，号适庐老人，乾隆时松江人，尝着《古文难经阐注》二卷，自序谓游于武昌，客参政朱公所，得读古本《难经》，以校今本，误者有三十馀条，因而为之阐注云云。丁氏所见之本，岂能古于滑伯仁，则亦明人之意为窜乱者耳。）
白话文：
可以说，黄坤载在医学界中，是指出古籍错误的重要人物。在过去研究《难经》的人中，有吴国的太医令吕广和歙县尉杨玄操；宋朝有丁德用、虞庶、周与权（字仲立）、王宗正（字诚叔）；金朝有纪天锡（字齐仲）、张元素；元朝有袁坤厚（字淳甫）、谢缙孙（字坚白）、陈瑞孙（字廷芳）。这些人的观点只零星出现于滑伯仁的《难经本义》中。
（周学海编辑了增辑版，仍然以滑伯仁的书为主，命名为《增辑难经本义》。）在滑伯仁之后，也有几位进行注释的人，（如张世贤的《图注难经》等），但他们都是沿用旧有的文字，没有新的理解和领悟，如同在模彷前人。现在谈论《难经》，应以滑伯仁的书作为理解古义的深奥源泉。黄坤载撰写了《难经悬解》，他认为旧版本中有许多错误，并对此进行了大量修正，这是他研究《内经》的旧有智慧。
随后，徐灵胎写了《难经经释》，他利用《内经》来批判《内经》，实际上，《内》、《难》两书都是由专门家传承下来的，不一定《内经》真的出自岐伯和黄帝，成为不可改变的真理，徐灵胎坚持认为其中一方正确而另一方错误，这种观点也未免过于倚赖前人的学说。
（另有一位名叫丁锦的人，字履中，号适庐老人，是乾隆时期的松江人，曾撰写了《古文难经阐注》二卷，在自序中提到，他在武昌游历时，在参政朱公处阅读到古本的《难经》，与现行版本相比较，发现有三十多条错误，因此进行了阐释和注释。丁锦所看到的版本，怎麽可能比滑伯仁的更古老呢？所以，这可能只是明朝人擅自修改的版本罢了。）
中国医学源流论(16)
1. 伤寒学学派
诸古书中，诸家言错简最甚者，尤莫如《伤寒》。按：伤寒二字，古有二义，一为外感之总称，一为专指外感中之伤于寒者。《难经》云：（第五十八难。）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伤寒有五之伤寒，是总称外感兼包风寒湿热而言。有伤寒之伤寒，指外感中之伤于寒者也。
（《外台》许仁则论天行病，谓此病方家呼为伤寒，亦指总称外感之伤寒言之。）《外台》所集论伤寒者凡八家，张仲景、王叔和、华佗、陈廪、丘范、《小品》、《千金》、《经心录》，惟仲景有专书传世。仲景之书十六卷，论伤寒者居其十，此十卷之盛行，又远非论杂病之六卷所及。
盖天行之病，传染广而死亡多，其危险又非杂病比也。夫天行之病，变化万端，原无从执古方以治今病，况古代诸家存者，惟一仲景，而其书又窜乱讹夺，不尽可据乎。其有待于后人之张皇补苴，固不俟论。
故自宋而后，论伤寒之书亦独多，成氏《明理论》而外，其着称者，有若庞安时之《伤寒总病论》，许叔微之《伤寒发微论》、《百证歌》，朱肱之《南阳活人书》，韩祗和之《伤寒微旨》，杨士瀛之《伤寒活人总论》，郭雍之《伤寒补亡论》，或阐其义，或补其方。于仲景书，原不尽主墨守，即明代支离灭裂如陶节庵，（《节庵六书》，曰明理读论、曰截江网、曰一提金、曰杀车捶法、曰家秘的本、曰琐言，皆偭越规矩，毫无师法。又有《伤寒全生集》四卷，乃其晚年作以教子者，时为正统十年，节庵年已七十七矣。
）亦未尝以错简为言，乃自方中行着《伤寒论条辨》后，而喻嘉言之《尚论篇》继之，始谓叔和编次，于原书次第，已有改移，无己作注，又多窜乱，遂各以己意更定。（方氏为言《伤寒论》错简者之首，自喻氏书后，而方氏之书渐微。康熙甲寅，顺天陈起龙为重刻之，并痛诋喻氏之攘善，然喻氏实未尝全袭方氏，其书中亦未尝不及方氏，初未尝掠为己有也。
后郑重光又有《伤寒论条辨续注》之作，据方氏书，参以喻氏及黄坤载、程郊倩二家，仍题中行之名，喻氏书有论无方，其徒徐忠可为补之。徐氏之学，传诸南昌罗子尚，罗以传进贤舒驰远，再重订《伤寒论集注》十卷，一以喻书为主，而以徐方附之。）自是以后，此风大扇，张路玉则有《伤寒缵论》及《绪论》，黄坤载则有《伤寒悬解》，吴仪洛则有《伤寒分经》，（言伤寒错简者，当以黄氏为最有心得。张吴二书，多以喻氏为据。
）周禹载则有《伤寒论三注》，（兼採方喻。）程郊倩则有《伤寒论后条辨》，（攻叔和序例最烈，其文字支离蔓衍，几于游骑无归。昔人讥其学金圣叹未得，为医中魔道，诚不诬也。）章虚谷则有《伤寒论本旨》，（依喻氏分篇。）无不以错简为言，其说亦不为无见。然以此论医理，则可谓各抒所得；以此治古方，则未免凭虚臆断。
白话文：
在古代医书中，最容易出现错简、错乱情况的，就属《伤寒论》这本书。所谓「伤寒」二字，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所有外感疾病，二是特指外感中感受寒邪的病症。《难经》裡提到，伤寒有五种，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这裡的「伤寒有五」是指广义的外感，涵盖了风、寒、湿、热等病因；而「伤寒」中的「伤寒」则是指狭义的，感受寒邪引起的外感。
《外台秘要》中，许仁则论述天行病时，提到当时的医家称这种病为「伤寒」，这裡也是指广义的外感。在《外台秘要》中，收录了八家关于伤寒的论述，包括张仲景、王叔和、华佗、陈廪、丘范、《小品》、《千金》、《经心录》，其中只有张仲景有专门的着作流传下来。张仲景的书共有十六卷，其中十卷论述伤寒，这十卷的流传程度远胜于论述杂病的六卷。
这是因为天行病的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危险程度远非一般杂病可比。天行病的变化非常複杂，本来就不能照搬古方来治疗现代的疾病，更何况古代医家留下来的，只有张仲景一人，而且他的书又经过错乱、删改，并不能完全相信。因此，需要后人加以整理补充，这是必然的。
所以，从宋朝以后，研究伤寒的书籍特别多，除了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许叔微的《伤寒发微论》、《百证歌》，朱肱的《南阳活人书》，韩祗和的《伤寒微旨》，杨士瀛的《伤寒活人总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等。这些着作有的阐述了《伤寒论》的义理，有的补充了方剂。他们对于仲景的学说，并不是完全墨守成规。即使像明代陶节庵这样行事怪异、不守规矩的医家（他写了许多书，但都偏离了传统，没有遵循师法。他晚年写了四卷《伤寒全生集》给他的儿子，当时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也没有说过《伤寒论》错简的问题。
直到方中行写了《伤寒论条辨》之后，喻嘉言又写了《尚论篇》，才开始提出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已经改动了原文的顺序，而且许多注释也错乱了，于是大家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重新编排。《伤寒论》错简的说法，是由方中行开始的。喻嘉言的书出来后，方中行的书就逐渐被澹忘了。康熙年间，陈起龙重新刊印了方中行的书，并严厉批评喻嘉言盗取别人的成果，但事实上，喻嘉言并没有完全抄袭方中行的观点，他的书中也提到了方中行的观点，并不是完全据为己有。
后来，郑重光又写了《伤寒论条辨续注》，他参考了方中行的书，以及喻嘉言、黄坤载、程郊倩三家的观点，仍然沿用了方中行的名字。喻嘉言的书只有理论，没有方剂，他的学生徐忠可为此进行了补充。徐忠可的学问传给了南昌的罗子尚，罗子尚又传给了进贤的舒驰远，舒驰远重新编订了《伤寒论集注》十卷，主要以喻嘉言的观点为主，并附上了徐忠可的方剂。
从此以后，这种认为《伤寒论》错简的风气就盛行起来。像张路玉的《伤寒缵论》及《绪论》，黄坤载的《伤寒悬解》，吴仪洛的《伤寒分经》（其中黄坤载对伤寒错简的见解最为深刻。张、吴二人的着作，大多以喻嘉言的观点为基础），周禹载的《伤寒论三注》（兼採方中行和喻嘉言的观点），程郊倩的《伤寒论后条辨》（他强烈批判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的顺序，他的文字支离破碎，漫无边际，就像迷路的骑兵，没有归宿，以前的人讥笑他学金圣叹没有学到精髓，是医界的邪魔歪道，一点都不冤枉他），章虚谷的《伤寒论本旨》（依照喻嘉言的分篇方法），这些着作无不以《伤寒论》错简为论点，而且他们所说的并非毫无道理。
如果从医理的角度来探讨，可以说他们各抒己见；但如果用这些观点去解释古方，就难免会主观臆断了。
中国医学源流论(17)
1. 伤寒学学派
此皆由中国学者崇古之念过深，凡立一说，必欲托之于古人，于古书之不尽可通者，遂不惜曲为穿凿也。徐灵胎云：叔和所次，诚不敢谓其必合于仲景；诸家所定，谓必能复仲景之旧，又有何证乎？诚持平之论也。
（灵胎有《伤寒类方》一卷，谓《伤寒论》原非依经立方，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削除阴阳六经名目，但使方以类从，证随方治，使人可桉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亦为通达之论。）
羽翼仲景书，又有清张隐菴之《伤寒论集注》，与成氏立异处甚多。长州汪苓友（名琥，康熙时人。）有《伤寒论辨证广注》十卷、《张仲景中寒论辨证广注》三卷，于仲景书外，兼採后贤方论，皆为之注，（云辨证者，辨其原文所言之证，使各以类相从；广者，于仲景书外，广其方论；注则不分仲景书及所广皆为之注。）虽不甚合注释体裁，而採摭甚博。
泾县包兴言（名诚。）有《伤寒审证表》一卷，颇清晰可览。兴言少游山左，受学于张宛邻，宜其着述之有体例也。柯韵伯《伤寒论翼》，谓《伤寒论》中杂病未去者尚多，六经为百病主治，伤寒为百病之首，故藉此以立法。其实伤寒杂病，治无二法，亦有见地。（论辨证者，又有张飞畴之《伤寒兼证析义》，亦宜一览。
白话文：
伤寒学学派
这些都是因为中国学者过于崇尚古法，每提出一个观点，都一定要附会在古人身上，对于古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也不惜曲解来强行附会。徐灵胎说：「张仲景的着作，不敢说一定完全符合原意；后世诸家所整理的版本，又如何能证明一定恢复了张仲景原本的样子呢？」这真是个持平的见解。
（徐灵胎着有《伤寒类方》一卷，认为《伤寒论》并非按照经络理论来制定方剂，而是一部救治错误的书，当时是根据病症随机制定方剂，本没有固定的顺序，因此他删除了阴阳六经的名目，只让方剂按类归纳，病证随着方剂治疗，让人可以根据病症寻找方剂，而不必按照经络来寻找病证，这也是一种通达的见解。）
除了对张仲景着作的阐释和补充，还有清代张隐庵的《伤寒论集注》，与成氏的观点有很多不同。长州汪琥（康熙年间人）有《伤寒论辨证广注》十卷、《张仲景伤寒论辨证广注》三卷，除了张仲景的原文外，还收录了后世医家的方论，都加以注释。（所谓「辨证」，是指辨析原文中所说的病证，使它们按类归纳；「广」是指在张仲景的书之外，扩充方剂和论述；「注」则是指无论张仲景的原文还是扩充的部分都加以注释。）虽然不太符合注释的体裁，但所收集的资料却非常广博。
泾县包诚有《伤寒审证表》一卷，内容相当清晰易懂。包诚年轻时游学山东，师从张宛邻，所以他的着作很有条理。柯韵伯的《伤寒论翼》认为《伤寒论》中还有许多杂病未被完全阐述，六经是百病的主治，伤寒是百病之首，所以借此立法。其实伤寒杂病，治疗方法并无二致，这也是一种独到的见解。（论辨证方面，还有张飞畴的《伤寒兼证析义》，也值得一看。）
中国医学源流论(18)
1. 伤寒温热之别
伤寒与温热、温疫之别，尤为医家所聚讼。盖伤寒二字，古人既为天行病之总名，则其所包者广，原不仅指《难经》所列五种中之第二种，乃自后世医者泥于字面，一遇天行之病，辄以辛温之剂治之。于是阳明成温之症，见杀于麻桂等方者多矣，此一误也。疫字之义，指病之传染者而言，故《说文》云：疫，民皆病也。
至其病之性质，则有寒有热，故传染热者谓之疫，寒者亦谓之疫，至后世之所谓「瘟」，其字为「温」之讹，其义则与疫相同，皆指病之传染者言，非指病之不寒者言也。乃世医又泥于字面，偶遇不寒之疫，遂谓凡疫皆温，本虑医者以辛温之剂误施之温热，转致末流泥温疫之论，不敢复言伤寒。执一定之方，以驭万变之病。
圣散子之杀人，正由于此，此二误也。有此二误，而伤寒、温热、温疫三者之争，遂如长夜不旦矣，而推其始，则由伤寒、温疫等字字义之溷淆有以致之，立名之不可不审也如是夫。
辨伤寒、温热不容误治者，又有陈锡山（名良佐，山阴人。）之《二分晰义》、杨慄山（名璿，成都人。）之《寒温条辨》、（吕心斋之《瘟疫条辨摘要》，乃合此二书而成。心斋名田，河南新安人。）秦皇士（名之桢，松江人。）之《伤寒大白》、吴坤安（名贞，湖州人。
）之《伤寒指掌》。杨氏之书，实以陈素中（名尧道，陝西人。）之《伤寒辨证》为蓝本。陈氏书成于康熙戊午，至嘉庆十一年，有刘镜浦者乃为刻之。杨氏书成于乾隆甲辰，时陈书尚未有刻本也。陆九芝以杨氏所定十五方，无一不暗用伤寒方，而又切戒人以弗用伤寒方为可怪，又讥秦氏谓仲景麻桂方乃治北方冬月之病，今溷用其方，几于不辨南北，覆勘诚然。然二书亦自有可採处，不容一笔抹煞也。
吴氏书条理亦颇清晰。（明皇甫中有《伤寒指掌》四卷，乃陶节庵一派之学，与吴书名同而实大异。）
白话文：
[伤寒与温热的区别]
伤寒和温热、温疫的差别，特别是医学界常争议的焦点。原本，「伤寒」这两个字，在古人的概念裡，是对所有流行疾病的统称，涵盖范围极广，并不仅限于《难经》裡提到的五种疾病中的第二种。然而，后代的医生过于拘泥字面意思，一旦遇到流行性疾病，便一律使用辛辣温热的药物来治疗。结果，许多阳明病（一种中医病理状态）转为温热的情况下，患者因服用麻黄、桂枝等方剂而病情加重，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疫」这个字，指的是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所以《说文解字》解释：疫，就是大家同时生病的意思。至于这种病的性质，可能是寒性的，也可能是热性的，因此，传染性的热病可以称为疫，寒性的同样被叫做疫。到了后世，所谓的「瘟」，这个字其实是由「温」误写而来，其意义和疫相同，都是指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并不是特指不会引起寒冷反应的疾病。然而，医生们又再次拘泥于字面意思，只要碰到不是寒性的疫病，就认为所有的疫病都是温性的，他们担心医生误用辛辣温热的药物来治疗温热病，结果导致后世医学界固守温疫的理论，不敢再提及伤寒。他们坚持使用固定的药方，来应对千变万化的疾病。
圣散子这种药物害人性命，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误理解，这是第二个错误。由于这两个错误，伤寒、温热、温疫三者之间的争议，就像漫长的黑夜看不到曙光，追根溯源，这些争议起因于伤寒、温疫等词语含义的溷淆不清，由此可见命名的慎重性有多重要。
要区别伤寒和温热，避免误治，有陈锡山（名良佐，山阴人）的《二分晰义》、杨慄山（名璿，成都人）的《寒温条辨》、（吕心斋的《瘟疫条辨摘要》，是结合前两本书而成。心斋名田，河南新安人）秦皇士（名之桢，松江人）的《伤寒大白》、吴坤安（名贞，湖州人）的《伤寒指掌》。杨氏的书实际上是以陈素中（名尧道，陝西人）的《伤寒辨证》为基础。陈氏的书在康熙戊午年完成，直到嘉庆十一年，纔有一位名叫刘镜浦的人将其刻印出版。杨氏的书在乾隆甲辰年完成，当时陈书还没有刻印本。陆九芝认为杨氏定下的十五个方剂，没有一个不是暗地裡使用了伤寒方，但又严格告诫人们不要使用伤寒方，这种做法令人感到奇怪，他批评秦皇士说张仲景的麻黄、桂枝方只适用于北方冬季的疾病，现在溷合使用这些方剂，几乎无法分辨南北，仔细检查后发现确实如此。然而，这两本书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能一概否定。
吴氏的书条理清晰，组织得当。（明代皇甫中有一本叫《伤寒指掌》的书，共四卷，属于陶节庵一派的学术，与吴氏的书名字相同，但内容大相径庭。）
中国医学源流论(19)
2. 温热学
温热治法，始自河间，世所传《直格》、《标本》二书，（见前。）虽未必直出河间手，然实为河间绪论。自是之后，马宗素有《伤寒医鑑》、《伤寒钤法》，刘洪有《伤寒心要》，常德有《伤寒心镜》，（今皆在河间书中，亦见前。）皆此一派之学。世遂有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之论，渐歧温热于伤寒之外。
至吴又可出，而其说又一变。又可于崇祯辛巳，躬遇南北直隶及山东、浙江大疫，以伤寒法治之，不效，乃殚精研究，着《瘟疫论》一书，谓世所称温病，即属瘟疫，古无瘟字，后世以温去水加疒为之。又谓数百温证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症。其说未免矫枉过直，虽其指摘俗医之误治不无可取，然误以瘟、温为同义，遂使世之医者，并温热与温疫为一谈，则又可为之也。至清代江浙诸名家出，而其说又一变。
（天行之病，变态万端，断不能仅执俗医治外感之法治之，此义至《瘟疫论》出始大明，故又可书虽不免有误，而其功究不小。清孔毓礼有评注本，洪天锡又有补注。毓礼字以立，丽水人。天锡字吉人，嘉兴人。）
有清中叶，医家于温热治法最所殚心，其论实起自吴中，而托之于天士及生白。（以江南病温热者最多也。）世所传《温证论治》，首刻于唐大烈《吴医汇讲》中。（见后。）原序谓叶氏弟子顾景文，侍叶氏游洞庭山，舟中记叶氏所说，未暇修饰，今更为之条达字句，移缀前后云云。华岫云《续临证指南》，亦首列是编，名为《温热论》。
二书字句虽异，而用意大同，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胞」十二字为主。吴鞠通撰《温病条辨》，为论温热证有专书之始，其旨实本于此。又有所谓《湿热条辨》者，首刊于舒松摩《医师秘笈》中，凡三十五条，谓为薛生白作，江白仙刻。陈平伯论疫之语，亦取其二十五条附刊于后，而又别增出十五条，其编次亦与舒氏所刻互异。
吴子音刻《医效秘传》，又取江氏所刻陈薛二人之作附后，名为《温热赘言》，概题为平湖陆增字秋山者所撰。（江刻陈氏之作，皆自称名曰祖恭，吴刻皆改作予。）王孟英《温热经纬》所刻，云得之友人顾听泉，听泉得之吴人陈竹垞，则凡四十六条，与吴氏所刻又异。《临症指南》之不足信，人人知之。
薛生白曾孙启，（字东来，亦精医。）自述其先世事蹟，亦谓生白不屑以医见，故无成书。（见《吴医汇讲》。则所谓《湿热条辨》者，必非出于生白，更无疑义。然此两种议论，当时颇为风行。章虚谷作《伤寒论本旨》，谓仲景论伏气温热，而不及外感，叶氏之论，足以补仲景之残阙，示后学以津梁。
至暑邪由火湿化合，客于募原，叶氏亦未论及，乃取所谓《温症论治》、《湿热条辨》附于《伤寒论》之后，以为施治之准。迨王孟英出，乃尽取《温证论治》及《临证指南》之幼科一卷，暨《湿热条辨》及陈平伯、余师愚诸家之论，附诸《内经》及仲景书之后，以成《温热经纬》。盖当时江浙医家治感证之法，至此而集其大成矣。
白话文：
温热病的治疗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河间学派，当时流传的《直格》、《标本》这两本书（之前提过），虽然不一定是河间亲笔所写，但实际上是河间学派的理论基础。从那之后，马宗素写了《伤寒医鑑》、《伤寒钤法》，刘洪有《伤寒心要》，常德有《伤寒心镜》（这些内容现在都收录在河间的着作中，之前也提过），都属于这个学派的理论。于是，世人逐渐将外感病归属于仲景学派，而热病则採用河间的理论，温热病也渐渐从伤寒病中区分出来。
到了吴又可出现，他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变化。吴又可在崇祯辛巳年，亲身经历了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的大规模瘟疫，用伤寒的方法治疗却没有效果，于是深入研究，写了《瘟疫论》一书，认为世俗所说的温病，其实就是瘟疫。古代没有「瘟」这个字，后世才用「温」加上病字旁来表示。他又说，数百个温病病例中，偶尔才有一个是伤寒病，数百个伤寒病病例中，偶尔才有一个是阴症。他的说法未免有些矫枉过正，虽然他批评了庸医的错误治疗，是有可取之处的，但他误把瘟和温当成同一个概念，导致后世的医生把温热病和温疫溷为一谈，这又是一个问题。到了清代，江浙一带的名医出现，他们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天行性的疾病变化多端，绝对不能只用庸医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道理直到《瘟疫论》出现才被广泛认识，所以吴又可的书虽然有错误，但他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清朝的孔毓礼有写评注的版本，洪天锡也有补注。孔毓礼，字以立，是丽水人。洪天锡，字吉人，是嘉兴人。）
清朝中期，医家对于温热病的治疗方法最为用心研究，他们的理论实际上起源于吴地（指江苏一带），但却归功于叶天士和薛生白。（因为江南一带患温热病的人最多。）世俗流传的《温证论治》，最早刊刻在唐大烈的《吴医汇讲》中（之后会提到）。序言中说，是叶天士的弟子顾景文，在陪同叶天士游览洞庭山时，在船上记录下叶天士所说的内容，没有时间仔细修饰，现在才加以整理，让文句通顺，并调整了前后顺序等等。华岫云的《续临证指南》，也把这篇内容放在最前面，并命名为《温热论》。
这两本书的文字虽然不同，但意思大致相同，都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胞」这十二个字为核心。吴鞠通撰写的《温病条辨》，是第一本专门论述温热病的着作，他的思想实际上也源于此。另外还有一本所谓的《湿热条辨》，最早刊登在舒松摩的《医师秘笈》中，总共有三十五条，说是薛生白所作，由江白仙刊刻。陈平伯论述疫病的文章，也选取了其中的二十五条附在后面，又另外增加了十五条，编排顺序也和舒松摩刊刻的不同。
吴子音刊刻的《医效秘传》，又把江白仙刊刻的陈平和薛生白的着作附在后面，命名为《温热赘言》，并概括说是平湖陆增（字秋山）所撰写。（江氏刊刻陈氏的着作，都自称是「祖恭」，吴氏刊刻的都改为「予」。）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所刊刻的，说是从友人顾听泉那裡得到的，顾听泉又从吴地的陈竹垞那裡得到，总共有四十六条，和吴氏刊刻的又不同。《临症指南》的内容不可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薛生白的曾孙薛启（字东来，也很精通医术），叙述他先祖的事蹟时也说，薛生白不屑于以医术闻名，所以没有留下着作。（见《吴医汇讲》）那麽所谓的《湿热条辨》，肯定不是出自薛生白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两种论述，在当时非常流行。章虚谷写了《伤寒论本旨》，认为仲景论述了伏气温热，却没有提到外感，叶氏的理论足以弥补仲景的不足，为后学者指明了方向。
至于暑邪由火和湿结合而成，侵袭人体募原的理论，叶氏也没有论及，所以才把所谓的《温证论治》和《湿热条辨》附在《伤寒论》之后，作为治疗的依据。等到王孟英出现，他把《温证论治》、以及《临证指南》中的儿科部分，再加上《湿热条辨》、以及陈平伯、余师愚等人的理论，附在《内经》和仲景的书之后，完成了《温热经纬》。可以说，当时江浙一带的医家治疗外感病的方法，到此集大成。
1. 温热学
（周杨俊《温热暑疫全书》四卷，与章王二氏之论相出入。余师愚书名《疫疹一得》，专用大剂石膏为治热疫之法。《阅微草堂笔记》载治京师大疫之桐城医士，即师愚也。）方此等议论盛行时，叶派可谓光焰万丈，而反对之论，亦即起于是时，则王朴庄其先河也。朴庄名丙，吴人，与顾景文同时，尝撰《伤寒症注》，一依《千金翼方》，谓例中诸条，多采入《千金方》第三十卷中。
当时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孙真人盖未见伤寒全论，迨作《翼方》时，乃得全论，编次依例。已见于《千金方》中，故不复载也。又撰《伤寒论附余》、《伤寒例新注》、《读伤寒论心法》、《回澜说》等书，皆在《世补斋医书》中。）以伸叔和、闢方喻，然其说未盛也。
至朴庄外孙陆九芝，乃大畅其说，谓温热伤寒方论，实在皆《伤寒论》中。病之中于太阳者，为伤寒，治用辛温；入于阳明为温热，治用辛凉，太阳症之失于温散，内传而成温热者治同。仲景书中，本以麻桂治风寒，葛根芩连治温热也。至疫则有热有寒，各当随证施治，又不当与温热溷。
《世补斋医书》反复此旨，不啻至再至三。又以阳明为温热之薮，特着《伤寒论阳明病释》一卷，以发挥之。盖伤寒二字，义有广狭，其与温热、温疫之辨，实至九芝而后瞭然。九芝之学，近承王朴庄，远实导源于尤在泾。尤氏《伤寒论贯珠集》，谓少厥二经，实有温清二法，九芝乃本此推之六经也。
戴北山《广温疫论》，就吴又可书增删改削以成之，于温热治法最有统系。陆氏谓温热、温疫二名，不容溷淆，重订其书，改名曰《广温热论》，以为治温热之标准，（戴氏书初仅钞本流传，歙县有郑奠一者，亦知医，其后误以此书为奠一作，刻之名《温疫明辨》，题奠一之名，至戴氏之孙乃正之。然《温疫明辨》一书，至今仍有传本。
）于是温热病中又有专书矣。夫《伤寒论》为汉代古书，温热为当今专病，谓《伤寒论》中无治温病之法固不可，若欲责汉代之人包治后世温热等万有不齐之病，亦未免太迂。但《伤寒论》言简而赅，足为医学入门之模范，善读者由此模范，举一反三，推类而扩充之，则效用自大，若拘其文义，以滋聚讼，于疗病仍无裨益也。
白话文：
温热学
当时叶天士学说盛行，影响极大，但也引发了反对意见，王朴庄便是最早提出异议的人之一。王朴庄(王丙)，吴地人，与顾景文同时代，着有《伤寒症注》，完全依据《千金翼方》，书中许多条文都採自《千金方》第三十卷。
当时江南许多医生秘而不宣仲景的要方，孙思邈在撰写《千金翼方》时，才得到完整的《伤寒论》，并按照其体例编排，已收录在《千金方》中，所以不再另载。王朴庄还着有《伤寒论附余》、《伤寒例新注》、《读伤寒论心法》、《回澜说》等书，都收录在《世补斋医书》中。他虽然阐述了与叶天士不同的观点，但影响力并不大。
直到王朴庄的外孙陆九芝，才让这个学说广泛流传。他认为温热与伤寒的辨证论治，其实都在《伤寒论》之中。病邪侵犯太阳为伤寒，治宜辛温；侵犯阳明则为温热，治宜辛凉；太阳病邪温散不及，内传则成温热，其治疗方法相同。《伤寒论》中本来就有用麻黄桂枝治疗风寒，用葛根芩连治疗温热的记载。至于瘟疫，则有寒有热，需根据具体症状治疗，不能与温热溷淆。
《世补斋医书》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他又认为阳明是温热的病源，特意撰写了《伤寒论阳明病释》一卷来阐述此点。其实「伤寒」二字，涵义有广有狭，直到陆九芝，温热与伤寒、温疫的区别才真正明确。陆九芝的学说，师承王朴庄，渊源则来自尤在泾。尤在泾的《伤寒论贯珠集》认为少阴、厥阴两经，实际上兼有温清二法，陆九芝便是以此为基础，推演至六经。
戴北山《广温疫论》，是在吴又可着作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对温热病的治疗方法有很好的系统性总结。陆九芝认为温热与温疫二词不能溷淆，重新整理戴氏的着作，改名为《广温热论》，作为治疗温热病的标准。戴氏的着作最初只有抄本流传，歙县的郑奠一也懂医术，后来误将此书当作郑奠一所作，刻印成书名为《温疫明辨》，署名郑奠一，直到戴氏的孙子才纠正过来。但《温疫明辨》一书，至今仍有流传。
于是温热病有了专门的着作。《伤寒论》是汉代古书，温热病是当时的专病，说《伤寒论》中没有治疗温热病的方法固然不对，但如果要责备汉代的人包治后世各种複杂的温热病，也未免过于苛求。《伤寒论》言简意赅，是学习医学的良好范本，善于学习的人可以由此举一反三，推类扩展，其效用自然很大；如果拘泥于原文义理，引发无谓的争论，对治疗疾病毫无益处。
中国医学源流论(20)
1. 金匮学
《金匮》一书，治者远较《伤寒》为少，宋元人皆无注释，明初赵以德乃有《衍义》之作，其书传本甚少，故《四库》着录，惟得徐忠可所注。然徐书实敷衍无精义，不及赵书之尚有发明。后周杨俊得赵氏书，补其所未备，成二注二十二卷，较徐书远胜矣。此外黄坤载有《金匮悬解》、程云来有《金匮要略直解》、魏念庭（名荔形，柏乡人。
）有《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亦均可读，尤在泾《金匮心典》，条理尤精。
白话文：
《金匮》这本书，学习研究的人比《伤寒》少很多，在宋朝和元朝时期，都没有相关的注释。直到明朝初期，赵以德开始对此书进行深入解析，写作了《衍义》一书，但是他的作品流传版本非常稀少，因此在《四库全书》的记录中，只有徐忠可的注释被收录。然而，徐忠可的书其实多是泛泛而谈，缺乏深度解析，远不如赵以德的书籍有创见。
后来，周杨俊找到了赵以德的书，并在其基础上补充不足，完成了二十二卷的注释，其质量远胜过徐忠可的书。除此之外，黄坤载有《金匮悬解》、程云来有《金匮要略直解》、魏念庭（真名魏荔形，来自柏乡）有《金匮要略方论本义》等书，这些也都是值得一读的。其中，尤在泾的《金匮心典》更是条理清晰，解析精闢。
2. 本草学
自陶隐居迄唐慎微，凡修辑本草者，皆以古代所传《本草经》为蓝本，已见前。其毅然网罗今古，自成一书者，实始于明李时珍之《本草纲目》。《纲目》凡十六部，六十二类，千八百八十二种，（诸家所有者，千五百十八种，其三百六十四种，为时珍所补。）与周王棣之《普济方》，实卓然两钜着也。自此书出，而《证类本草》日微。
此外明清人论本草之书，可分二派。一宗宋以来洁古、海藏、东垣、丹溪诸家之说，在当时可称旧派，若刘若金之《本草述》、（杨时泰《本草述钩玄》系就此书删节。）倪纯宇之《本草汇言》，其选也。
一以复古为主，唾弃宋后诸家之论，在当时可称新派，若缪仲淳之《神农本草经疏》、（此书凡三十卷，其次序一依《证类本草》，清吴怀祖节为八卷，名《神农本草经疏辑要》，然亦有缪氏所无，而吴氏补之者。吴氏名世铠，亦常熟人。仲淳又有《先醒斋广笔记》四卷，亦论方药之作。
）卢之颐之《本草乘雅半偈》、张路玉之《本经逢原》、张隐菴之《本草崇原》、徐灵胎之《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邹润安之《本草经疏证》，（此书与缪氏书均最为精博。）其选也。其主于简易，备初学之用者，以汪訒庵之《本草备要》通行为最广，吴遵程之《本草从新》，又以汪书为蓝本。
李氏《纲目》之后，能搜遗补阙，以匡其所不逮者，莫如赵恕轩之《本草纲目拾遗》。此书之意，以完备为主，故凡《纲目》所已载而治疗未备、根实未详者，仍为补入；其《纲目》所未载者，虽珍贵罕见之物，亦无所遗；《纲目》之仅列其名，而无主治者，亦悉录入；《纲目》分部之误者，併为订正；惟人部无所增。例言谓苟欲求遗，必至于隐怪残贼中搜罗也。
桉：恕轩利济十二种序，此书之外，又有《百草镜》八卷、（专详草药，凡草药之曾经试验者，入《拾遗》，其未经试验者，入此书。）《救生苦海》百卷、《医林集腋》十六卷、《养素园传信方》六卷、（以上两种为验方。）《祝由录验》四卷、《囊露集》四卷、（眼科方。
）《串雅》八卷、（见后。）《升降秘要》二卷、《药性玄解》四卷、（药性之奇制者。）《奇药备考》四卷、《本草话》三十二卷、《花葯小名录》四卷、《摄生閒览》四卷。《拾遗》例言谓，他日拟作《待用本草》，将宇宙间可入药之物，未经前人收採者，合为一书，可谓洋洋大观。今除《拾遗》及《串雅》外，均未见传本，或疑其书未成，然要为晚近一大家也。
以本草作为韵语，以便诵读者，有黄钰之《本经便读》、张兆嘉之《本草便读》。（名秉成，常州人。）吴县朱东樵、（名钥。）钱塘陆典三（名交谟。）又皆有本草诗，而陆较胜。（见《冷庐医话》。）南汇徐玉台（名镛。）有《儒门游艺》三卷，上详脉病，中详方，下详药，都为七言绝句，亦颇简要。
白话文：
从陶隐居到唐慎微，所有编辑中药学着作的人，都是以古时流传下来的《本草经》为基础。然而，真正开始全面整理古今知识，独立成书的，则始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全书共分十六部，六十二类，记录了1882种药材，（其中1518种是前人已有记载，364种是李时珍新增的。）和周王棣的《普济方》两书，可说是当时最卓越的两部钜着。自从这本书问世，《证类本草》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明清时期，对于《本草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沿袭宋代以来洁古、海藏、东垣、丹溪等人的学说，可视为旧派，例如刘若金的《本草述》、倪纯宇的《本草汇言》就是代表。
另一派则主张回归古训，摒弃宋代以后各家的理论，可视为新派，代表作品有缪仲淳的《神农本草经疏》、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张路玉的《本经逢原》、张隐菴的《本草崇原》、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邹润安的《本草经疏证》等。
在简易易懂，适合初学者使用的着作中，汪訒庵的《本草备要》最为普及。而吴遵程的《本草从新》，则是以汪訒庵的书为蓝本。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后，能够弥补其不足，收集遗漏的，首推赵恕轩的《本草纲目拾遗》。这本书以完整为目标，对《本草纲目》中记载但疗效描述不够详细的药材进行补充，对于未被《本草纲目》收录的珍稀药材，也尽量涵盖。
近代有将《本草经》内容编为韵文，方便背诵的作品，如黄钰的《本经便读》、张兆嘉的《本草便读》。也有将《本草经》内容写成诗歌的，如朱东樵、陆典三的本草诗，其中陆典三的诗较为优秀。徐玉台的《儒门游艺》，上册讲述脉象病症，中册讲述方剂，下册讲述药材，全部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呈现，也很简洁明瞭。
近年来，这种形式的文本屡见不鲜，大多为了教学之用，虽然各有剪裁，但并无新的创见，韵律也常常不协调。
中国医学源流论(21)
1. 本草学
近年此类文字数见不鲜，无非为课徒起见，虽各有剪裁，并无发明处，音韵亦欠调协。
白话文：
近年来，这种类型的医学书籍屡见不鲜，大多数都是为了教学而编写的，虽然各有取捨，但并没有什麽创新之处，文字的音韵也不协调。
2. 医方学
明清间人方书，不及前人之浩博，而立意求精则过之。其推求古人制方之意者，始于吴鹤皋之《医方考》，而汪訒庵之《医方集解》继之，吴遵程之《成方切用》则又继汪书而起者也。二书皆以切用为主，故所辑多常用之方。武进费晋卿（名伯雄，孟河人。）有《医方论》四卷，以乡曲医家，多奉《医方集解》为枕中秘，而不复深求其所以然，乃为其逐一论列其可用不可用，实市医之当头棒喝也。王晋三（名子接，长洲人。
）《绛雪园古方选注》，论列亦精。许弘《金镜内台方议》，专发明长沙之方，亦为别开生面。便于检用之书，则有祝补斋《卫生鸿宝》，毛达可（名世洪，杭州人。）《养生经验合集》，（《济世养生》，《便易》、《经验》二集之合。）王孟英《潜斋简效方》、（简易外治之法。
）《四科简效方》，邱式金《集验良方拔萃》，（此书详于外科，内科较略。）皆有名。（鲍相璈《验方新编》，通行颇广，而选择不精。）余亦有家用良方行世，则参用新法矣。
《本草纲目》一书，包蕴宏富，且多存今日已亡之书，至为可宝。即专辑其中之一类，亦足拔戟自成一队也。以予所见，专辑其医方者，则有蔡烈先《本草万方针线》、曹鞠庵（名绳彦，新建人。）《万方类编》、宋枳田（名穆，山阴人。）《万方类纂》等书。蔡氏仅就《纲目》所载诸方，为编一目录，注明某病用某方，见某卷某篇。
曹氏则将本草诸方分类编辑，二书分部互异。（蔡书分七部百有四门，凡载千五百馀方；曹书分百有七门，四千三百七十九证，凡载万一千七百一十三方。）曹氏自谓因蔡氏书删复补遗，宋氏则谓其所分门类，不及蔡氏之清晰，乃照《针线》门类，将本草各方全行录出云。
又有《解毒编》一卷，题海阳竹林人编，专就李氏《纲目》中摘出解毒之法，间亦附以闻见所得，亦颇便省览。
以医方作韵语便诵读者，陈修园有《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张兆嘉有《成方便读》，汪訒庵有《汤头歌诀》，皆各以己意选制，藉课生徒。近来此类发见者尤伙。原夫制歌之意，所以助成方之记忆也，故必音韵悠扬，文辞茂美，始便歌诵。陈为孝廉，张为明经，腹笥文字较多，且于字音平仄夙有研究，故所制均可顺口。
自汪以下，多以医生效颦，于是佶屈聱牙，不易读矣。
白话文：
这段文字大意如下：
明清时期的医方着作，虽不如前代的庞大，但作者们在追求精确性上却超越了前辈。吴鹤皋的《医方考》首创推敲古人制方意旨，汪訒庵的《医方集解》紧随其后，吴遵程的《成方切用》则是汪訒庵作品的延续。这两本书都以实际应用为主要目的，因此收录的大多是常见的方剂。
武进的费晋卿写了一本《医方论》共四卷，他认为乡间的医生大多把《医方集解》当作枕边祕籍，不再深入探究其中的原理，因此他逐一方剂评论其是否适用，这对市井医生来说犹如当头棒喝。王晋三的《绛雪园古方选注》中的评论也非常精闢。许弘的《金镜内台方议》专门探讨长沙的方剂，也另闢蹊径。为了方便查找和使用，祝补斋的《卫生鸿宝》、毛达可的《养生经验合集》、王孟英的《潜斋简效方》和《四科简效方》、邱式金的《集验良方拔萃》都是知名的作品。鲍相璈的《验方新编》虽然流传甚广，但选择的方剂并非精挑细选。
《本草纲目》这本书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籍，非常珍贵。即使只摘录其中的一类，也能独树一帜。我所知道的专门摘录医方的书籍有蔡烈先的《本草万方针线》、曹鞠庵的《万方类编》和宋枳田的《万方类纂》。蔡烈先仅仅将《本草纲目》中的方剂编目，并注明治疗某种疾病的方剂在哪一卷哪一篇。曹鞠庵则将本草的各种方剂分类编辑，两书的分类方式不同。曹鞠庵声称他的书是在蔡烈先的基础上删减和补充遗漏的部分，而宋枳田则认为曹鞠庵的分类不如蔡烈先清晰，于是按照《针线》的分类方式，将本草的所有方剂完整地录出。
还有一本《解毒编》由海阳竹林人编辑，专门从李氏的《本草纲目》中摘录解毒的方法，偶尔也会附上自己的见闻，也很方便阅读。
将医方编成韵文以便朗诵的，有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时方歌括》，张兆嘉的《成方便读》，汪訒庵的《汤头歌诀》，这些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选取和编製的，用于教导学生。近年来，这种类型的着作越来越多。创作韵文的初衷是帮助记忆方剂，因此必须音韵悠扬，文采斐然，才能便于吟诵。陈修园和张兆嘉都是学识渊博的人，对字音平仄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创作的韵文都能朗朗上口。然而，从汪訒庵开始，许多医生开始模彷这种风格，但他们的文字功底和音乐感都不够，导致韵文拗口难读。
中国医学源流论(22)
1. 针炙学
隋唐间针灸书籍，既多亡佚。今之所宗，惟宋王惟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暨不着撰人名氏之《铜人针灸经》七卷、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仁宗时惟德奉敕所撰，与其所铸铜人相辅而行。（见《读书志》及《玉海》。）周宓《齐东野语》，记宋时所铸铜人，极为奇巧。
（原文云：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府藏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腊，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寸桉穴试验，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
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余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至北平游故宫，入延德殿，见所谓宋代铜人者，长约四尺，围约两尺，胸背两面相连，不能开合，所刻俞穴名，称经络部位，均与通行之铜人图相符。穴有孔，体内全空，并无藏府机件，体外则古色盎然，摩挲良久，恨不能拓样本携回也。
）则此书当亦专门授受之道，然传本极少，后慈溪冯一梅乃得三书互校，则惟德经所载腧穴，半为《铜人针灸经》所无，而《铜人针灸经》第二、三、四、六卷所载诸穴，亦有为惟德经所无，併为王冰《素问注》、《甲乙》、《千金》、《外台》、《圣济》诸书所未载者，冯氏谓其别有师承，信然。盖此类专家授受之书，固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耳。
（观现代书目可见。）《明堂灸经》则依据惟德书删其针法而成。盖针之误人较易，全凭手术与实验；后世能工其术者少，遂有此专言灸法之一派，《外台》其先河也。然此书分别部居，实取用《千金方·明堂三人图》，主治各病，亦兼採《外台》诸家，故与惟德书仍互有同异。
按：《千金·明堂三人图》序云：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则《千金》所本明堂，实为甄权所撰，与《甲乙经》所本黄帝明堂不同，（盖一为旧传之本，一为新定之本。）今甄权所撰明堂已佚，《千金》所撰明堂三人图亦不存，犹赖此书见之。
又《铜人针灸经》于惟德书所载腧穴不全录，而此书视惟德书有增无删，尤可宝也。（以上略本冯氏校识之语。桉：冯氏所校，即《当归草堂丛书》本，其所改字，仍汇记于后，检阅即仍可见原本之旧，至为矜慎。又桉：「明堂」二字，为古人称人体生理之名，其义未闻。
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昔黄帝问岐伯以人之经络，尽书其言藏于灵兰之室，洎雷公请问，乃坐明堂授之，后世言明堂者本此。其说当有所本，然恐非古义。《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
白话文：
隋唐年间的针灸书籍，大多已经遗失。现在我们所依循的，只有宋朝王惟德所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以及作者不详的《铜人针灸经》七卷、西方子所着的《明堂灸经》八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是宋仁宗时期，王惟德奉皇帝命令编写的，并与他所铸造的铜人模型一起使用。（这在《读书志》和《玉海》等书中有记载。）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记录了宋朝铸造的铜人，其精巧程度令人惊叹。
（原文说：我曾听舅舅章叔恭说，他以前在襄州当官时，曾得到一个用来测试针灸的铜人。整个铜像用精铜製作，府库裡所有器官都齐全，铜人外部的穴位则用错金技术在旁边刻上穴位名称。铜人分为前后两部分，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体。据说过去京城用这个铜人来测试医生的技术。测试方法是在铜人外部涂上黄蜡，内部注满水，让医生根据穴位和尺寸来进行针灸测试。如果针能准确刺入穴位，水就会流出；如果稍有偏差，针就无法刺入。这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器具。
后来赵南仲把这个铜人送进了皇宫。章叔恭曾经把铜人的图像画了两张，并刻版印刷流传出去。我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到北平游览故宫，在延德殿看到了所谓的宋代铜人。这个铜人高约四尺，周长约两尺，胸部和背部连在一起，无法打开。上面刻的俞穴名称和经络部位，都与现在通用的铜人图相符。穴位上有孔，铜人内部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器官。铜人外部则呈现出古老的色彩。我仔细地抚摸了很久，恨不得能拓印一份带回去。）
可见这类书籍应该是专门的师徒传授方式，但流传下来的非常少。后来慈溪的冯一梅得到这三本书，互相校对后发现，王惟德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记载的穴位，有一半是《铜人针灸经》没有的；而《铜人针灸经》第二、三、四、六卷所记载的穴位，也有一些是王惟德的书中没有的，而且这些穴位也没有被王冰的《素问注》、《甲乙经》、《千金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书收录。冯一梅认为《铜人针灸经》应该有其独特的师承来源，这应该是可信的。这类专门的师徒传授书籍，能流传下来的可能只有千分之一二而已。
（从现代的书籍目录可以看得出来。）《明堂灸经》是根据王惟德的书删除针法而成的。因为针灸比较容易误伤人，完全依靠医生的手术技巧和经验。后世能够精通针灸的人很少，所以就出现了专门论述灸法的一派，而《外台秘要》可以说是这个流派的先驱。这本书按照身体部位来分类，实际上是参考了《千金方·明堂三人图》，同时也参考了《外台秘要》等书，所以与王惟德的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根据《千金方·明堂三人图》的序言所说，以前的明堂图年代久远，传抄错误，不足以作为指引，现在根据甄权等人新撰写的来确定，可见《千金方》所参考的明堂图实际上是甄权所写的，与《甲乙经》所参考的黄帝明堂图不同。（一个是旧传的版本，一个是新定的版本。）现在甄权所写的明堂图已经遗失，《千金方》中的明堂三人图也不存在了，还好有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看到明堂图的样子。
另外，《铜人针灸经》没有完全收录王惟德书中所记载的穴位，而《明堂灸经》则是在王惟德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没有删减，因此更值得珍视。（以上内容大致参考了冯一梅的校勘语。冯一梅所校对的版本是《当归草堂丛书》的版本，他所修改的文字，仍然记录在后面，可以查阅看到原本的样子，非常谨慎。另外，「明堂」两个字，是古人称呼人体生理的名称，其含义尚未明确。）
钱曾的《读书敏求记》说，以前黄帝向岐伯询问关于人体经络的事情，全部记载下来藏在灵兰之室，等到雷公向他请教时，黄帝就在明堂讲授给他，后世所说的明堂就是从这裡来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有根据的，但恐怕不是古时候的原意。《隋书·经籍志》中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还有另一部《明堂孔穴图》三卷。
中国医学源流论(23)
1. 针炙学
《唐志》有《内经明堂》十三卷、《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图》一卷、《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十二卷、《黄帝明堂》三卷、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杨玄孙《黄帝明堂》三卷，今并佚。）
后世针灸之书，亦当分为二派。一为专家所传，其人皆草泽铃医之流，（此以学派言其人，虽为医官，其学仍属此派。）如元王国瑞之《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明陈会、刘瑾之《神应经》，（《四库书目》不知会、瑾为何许人，以其前载宗派图，并着其始传者席弘达誓词，指为道家野谈，然据他书所载，会与瑾皆江西人，会先着《广爱书》十二卷，虑其浩瀚，乃独取一百一十九穴以成此书，为学者守约之规，而瑾为之校正，盖皆当时之针灸专家也。）杨继州之《玄机秘要》是也。
一为世所称为儒医者，若元滑伯仁之《十四经发挥》，明高梅孤之《针灸节要》、《针灸聚英》，汪石山之《针灸问对》是也。（滑氏传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其学当有所受，《针灸节要》专取《难经》及《灵》、《素》，《针灸聚英》则取《千金》、《外台》，以后皆据故书纂辑耳。《针灸问对》词旨极明畅，而其学则无所受，周澂之所谓强不知以为知者也。
）大抵专家所传者，其词旨多不雅驯，其说考诸古书，或不能尽合，然其授受，具有源流，虽亦不免传讹，要为一字皆宝。儒医所辑者，其书多明白易晓，具有条理，然其学既无所受，试问古书之异同，凭何折证，恐不免意为去取矣。（《针灸择日编集》一卷，前有正统十二年金礼蒙序，谓内医院医官护军臣全循义、司直臣金义孙，共成是书以进，命臣序之云云。光绪庚寅，上杭罗家杰得之日本，重刻之。
）
白话文：
针炙学
唐代的一些针灸书籍，例如《内经明堂》、《黄帝十二经脉明堂五脏图》、《黄帝十二经明堂偃侧人图》、《黄帝明堂》以及杨上善的《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和杨玄孙的《黄帝明堂》等，现已失传。
后世的针灸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民间针灸师所传承的，这些人大多是草根出身的医生（即使是担任官职的医生，其学术渊源也属于这一派）。例如元代王国瑞的《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明代陈会、刘瑾的《神应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未记载陈会、刘瑾的生平，但根据书中记载的宗派图和席弘达的誓词，认为是道家野谈，然而其他书籍记载，陈会和刘瑾都是江西人，陈会先撰写了《广爱书》十二卷，因篇幅过长，于是选取一百一十九个穴位编写成《神应经》，作为学习的简要规范，刘瑾则为其校正，可见他们都是当时的针灸专家），以及杨继州的《玄机秘要》等。
另一派是世人所称的儒医所着，例如元代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明代高梅孤的《针灸节要》、《针灸聚英》，汪石山的《针灸问对》等。（滑伯仁将针灸之术传授给东平高洞阳，其学术应有所师承，《针灸节要》主要取材于《难经》和《灵枢》、《素问》，《针灸聚英》则取材于《千金方》、《外台秘要》，后世的着作大多是根据古代书籍编纂而成。《针灸问对》的文字非常通畅，但其学术并无师承，如同周澂所说的「强不知以为知」）。
总而言之，民间针灸师所传的书籍，文字往往不够文雅，其说法与古代书籍有时也不完全相符，但其传承脉络清晰，虽有讹误，但字字珠玑。儒医所编的书籍，文字通俗易懂，条理清晰，但因缺乏师承，对古籍异同难以考证，取捨之间恐有偏颇。（《针灸择日编集》一卷，卷首有正统十二年金礼蒙所作的序言，文中提到内医院医官护军臣全循义、司直臣金义孙共同完成此书并进献，因此请求撰写序言。光绪庚寅年，上杭罗家杰在日本得到此书并重新刻印。）
2. 解剖学
解剖之学，或谓我国古代无之，非也。人身之脏腑经络，苟非解剖，试问何由知之？至其不甚密合者，非由古书岁久传讹，则由古人文义粗略耳。（古人言语，于数目方位，往往不甚精密，如《诗》三百十一篇，举其大要而言三百篇，即其一证。人之心非在正中，而古书以为在中，亦是当时言语粗略，非必古人不知人心之所位也。
凡古书言脏腑经络之误，皆类此。然则施之于用，何以不误？曰，古者图书相辅而行之外，且有器以与图书相证，书虽但存其粗，图与器未尝不精，正因精者必求之于图与器，书遂不妨但举其大要也。观前引齐东野语，所载宋时铜人可知。）人死则可解剖而视之，其说原始之于《灵枢·经水篇》。
《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诛翟义，捕得其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可以治病。莽最泥古，其所为必有所据。《读书志》载杨介五藏存真图，谓崇宁间，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亲决膜，摘膏肓，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介以校古书，无少异者。
《宾退录》亦载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灵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又闻《见后录》载无为军医张济善，用针得诀于异人，能亲解人而视其经络，因岁飢疫，人相食，凡视一百七十人，以行针无不立验。又程式尝解剖倭人，见《医彀》。何一阳从军南征，亦尝解剖贼腹，见《赤水玄珠》。
清时王清任乘兵乱之际，辗转就积尸考视藏府，用力尤勤，具见所着《医林改错》中。（王氏所制补阳还五一方，灭裂无理，陆九芝攻之是也，至并诋其考验死人之藏府，则大非。）可见解剖一事，数千年来原未尝绝迹，特必乘兵荒刑戮之际，而不能公然行之于平时，故能与其事者太少，遂不能互相考求，日臻精密耳。
然古者针灸之术，必托始于解剖，断不容疑，今者欲援求古人之遗绪，亦断不容不致力于此，必不能但求之于古纸堆中也。
白话文：
关于解剖学这门学问，有人认为在我们中国古代并没有存在，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人体内的脏腑、经络等部位，如果不是透过解剖的方式，我们怎麽可能得知这些知识呢？至于一些描述并不十分精确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古书年代久远，传递过程中有误，或者古人描述的方式较为粗犷。
古人对于数字和方位的描述往往不是很精确，例如《诗经》总共有三百十一篇，但在一般描述中只会提到三百篇，这就是一个例子。人的心脏并不在身体的正中央，但是古书却认为它位于中央，这也是当时语言描述方式粗略的缘故，并不代表古人不知道心脏实际的位置。
所有古书中对于脏腑和经络的错误描述，都类似这种情况。然而，为什麽在实际应用上却不会出错呢？原因是古代除了书籍外，还有图画和实物作为参考，即使书本上的描述可能比较粗略，但是图画和实物却非常精确。因此，若想追求精确的知识，必须结合图画和实物，而书本只需提供大致的描述即可。从前面提到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的宋代铜人模型就可以看出。
解剖尸体以观察内部结构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灵枢·经水篇》。《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杀害翟义后，抓获他的同伙，让御医和熟练的屠夫一起进行解剖，测量五脏的大小，并用竹片引导血管，以瞭解血液流动的起始点，这样就能够治疗疾病。王莽非常遵循古法，他所做的一切必然有根据。《读书志》中记载了杨介绘製的五脏存真图，他在崇宁年间，泗州在市集上处决罪犯，郡守李夷行派遣医生和画工前往现场，亲自检查内脏，摘除脂肪，详细绘製图画，获得极为精细的资讯。杨介将这些图画和古书中的描述对照，发现没有任何差异。
《宾退录》中也记载了在广西处决欧希范和他的同伙，共花了两天时间，解剖了五十六具尸体，宜州推官灵简都仔细检查，绘製图画传播于世。另外，《见后录》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张济善的无为军医，他向一位神祕人物学习针灸技巧，能够亲自解剖尸体观察经络，因为那年发生饥荒和瘟疫，人们互相残杀食用，他一共检查了一百七十具尸体，使用针灸时都能立即看到效果。程式曾经解剖过倭人，详情见《医彀》。何一阳在南征时也曾解剖过敌人的腹部，详情见《赤水玄珠》。
清朝时期，王清任趁着战乱之际，来回检查尸体，努力研究脏腑的结构，这些详细记录在他的着作《医林改错》中。然而，王清任所提出的补阳还五方法，缺乏理论基础，陆九芝对此进行批评是合理的，但若因此批评他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脏腑，那就过分了。
由此可见，解剖尸体的研究，在数千年来并未完全消失，只是通常只能在战争、灾难或处决犯人时进行，无法在和平时期公开进行，因此参与的人很少，无法进行深入研究，逐渐达到精确的程度。
然而，古代的针灸技术肯定源于解剖学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如果想要追寻古人的智慧，也必须致力于解剖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依赖古籍的描述。
中国医学源流论(24)
1. 诊脉学
言脉之书宋以来盛行者，为高阳生《脉诀》。吕复《群经古方论》以高阳生为六朝时人，元谢缙孙《脉经·序》谓在熙宁以后，马贵与《文献通考》则谓在熙宁以前。虽亦臆度之词，然玩其词义，当以出于北宋时之说为近。其书大致隐括《脉经》而成，而又自立七表八里九道之名，与《脉经》不尽合。
宋以来传习者，多误以为王叔和作，以故攻之者极多。然书中并无伪託之据，则误谓出于叔和者，乃习者之传讹，非作者之託伪也。其书自不如《脉经》之古，然亦必自有师承，必视为淫辞邪说之流，则亦未免太过。盖自宋元以来，攻此书者甚多，然医家传习，卒莫能废。自李东壁之《濒湖脉学》出，而此书之传习始微。
《濒湖脉学》所取以弁首者，为宋道士崔嘉彦所撰之《脉诀》，（称《崔紫虚脉诀》，亦曰《崔真人脉诀》。紫虚者，嘉彦之号也。）实尚不如高阳生之书也。医家所以群趋之者，亦不过乐其简易而已矣。攻高阳生《脉诀》之书，始于元戴同父之《脉诀刊误》，明汪石山为刻之，附以自着之《矫世惑脉论》一卷。吴鹤皋有《脉语》二卷，亦以攻《脉诀》而作。
而清李期叔（名延是，真定人。）之《脉诀汇辨》十卷最详。其就其书而订正之者，则有沉镜之《删注脉诀规正》四卷。信其书而为之作注者，则有明张天成之《图注脉诀》四卷。
宋元以来言脉者，当推滑伯仁为一家，其所着《诊家枢要》，立说甚精，又着《十四经发挥》一书，于十二经外，益以督任二脉，亦于诊家极有裨益。伯仁尝传针法于高洞阳，其学固有所受之也。《濒湖脉学》虽无甚深义，而简明易晓，与所着《奇经八脉考》，均足便初学循览。
二十八脉之说，始于李士材，诊家亦多宗之。清代医家之于脉，实不过知此两家已耳。（周梦觉《三指禅》，以缓字为平脉，馀脉乃分阴阳对待，亦颇有见。梦觉号小颠，邵阳人。以多病弃儒业医，好言修炼，其书中亦多杂道家之说，颇伤驳杂。
）清末周澂之于脉学用力至深，既评注滑伯仁之《诊家枢要》，又自着《脉义简摩》、（首部位，次诊法，次形象，次主病，次名论彙编，次妇科诊略，皆集前人之说，而以己意阐发之。）《脉简补义》、（《简摩》推演前人，《补义》则出自撰。）《诊家直诀》、（抉前二种之精要，而简其词。
）《辨脉平脉章句》四书。又撮此四书之精要，而成《重订诊家直诀》，又着《外诊简摩》一种，以备四诊。换讨之博，研索之勤，宋以后一人而已。（清季张兆嘉《脉诊便读》亦有心得。林慎庵《四诊抉微》八卷，先列经文，次汇旧说，而以己意附其后，别为一卷，曰管窥附余，其书于望闻问颇略，而于脉较详，亦足以资参考。慎庵名之翰，乌程人。
白话文：
从宋代开始，广为流行的脉学着作，是以高阳生的《脉诀》为主。吕复在《羣经古方论》中认为高阳生是六朝时期的人物，而元代谢缙孙在《脉经·序》中则认为他在熙宁年间之后，马贵与在《文献通考》中却认为他活跃于熙宁年间之前。这些都是猜测性的言论，然而从其词义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高阳生的着作可能是在北宋时期创作的。他的书主要是概括《脉经》的内容而成，并且他自己创立了七表、八里、九道等名词，但这些并不能完全符合《脉经》的描述。
自宋代以来，大多数人误认为这本书是王叔和所写，因此对它进行批评的人很多。然而，书中并没有伪造的证据，所以误以为是王叔和的作品，这是读者的误解，而非作者的欺诈。这本书固然不如《脉经》古老，但也必定有其师承，如果将其视为邪说，那就有些过分了。自宋代至元代，攻击此书的人非常多，然而医学界一直沿袭使用，终究无法废止。直到李东垣的《濒湖脉学》出现，此书的传播才开始减弱。
《濒湖脉学》开篇引用的是宋代道士崔嘉彦撰写的《脉诀》（又称为《崔紫虚脉诀》或《崔真人脉诀》，紫虚是崔嘉彦的号）。实际上，这本书并不如高阳生的着作。医学界之所以倾向于此书，也只是因为它的简易性。对于高阳生《脉诀》的批评，最早起源自元代戴同父的《脉诀刊误》，明代汪石山将其刻印，并附上自己的一卷《矫世惑脉论》。吴鹤皋有两卷的《脉语》，也是为了批判《脉诀》而作。
清代李期叔（本名李延是，真定人）的十卷《脉诀汇辨》是最详细的。对该书进行订正的，则有沉镜的四卷《删注脉诀规正》。相信此书并为其做注释的，则有明代张天成的四卷《图注脉诀》。
自宋代至元代，谈论脉学的学者中，应推滑伯仁为一派，他所着的《诊家枢要》，理论十分精深，同时他还写了一本书《十四经发挥》，在十二经络之外，增加了督脉和任脉，对诊断学非常有益。滑伯仁曾经向高洞阳学习针灸，他的学问确实有其来源。《濒湖脉学》虽然没有深奥的理论，但简单明瞭，与他所着的《奇经八脉考》一起，都足以供初学者参考。
二十八脉的理论，始于李士材，诊断学家也多採用这一理论。清代医学家对于脉学的理解，实际上只不过是基于这两家的理论。（周梦觉的《三指禅》以"缓"字作为平脉的特徵，其他脉象则分为阴阳相对，也有一定的见解。梦觉号小颠，邵阳人。因病多而放弃儒学，转而从医，喜欢谈论养生之道，他的书中也多夹杂道家的理论，有些溷乱。）
清末周澂在脉学领域下了很多功夫，他评注了滑伯仁的《诊家枢要》，并自创了《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以及《辨脉平脉章句》四本书。他又将这四本书的精髓加以整理，编纂成《重订诊家直诀》，同时还写了一本《外诊简摩》，以补充四诊的不足。他的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深度之深，在宋代以后无人能及。（晚清张兆嘉的《脉诊便读》也有不少独到之处。林慎庵的八卷《四诊抉微》，先列出经文，再汇总旧说，最后附上自己的看法，另成一卷，名为管窥附馀。他的书在望、闻、问方面略显单薄，但在脉学方面较为详细，值得参考。慎庵名之翰，乌程人。）
中国医学源流论(25)
1. 诊脉学
）
2. 验舌学
舌法为古人所不详，仅《伤寒论》有舌白、舌滑之说。元杜清碧《金镜录》始推至三十六图，后又有所谓观舌心法者，则推至百三十七图。张诞先（名登，路玉子。）《伤寒舌鑑》就心法删之，为图凡百二十，然究未免穿凿也。又有所谓《舌鑑辨正》者，乃茂名梁特岩（名玉瑜。
）所传，而秀水陶拙存（名保廉。）为之笔录，以蜀中所刊《舌鑑》为蓝本，故名。据陶氏序谓光绪癸巳官新疆，患热症，医家误投滋阴降火之剂，益剧，明年以友人言，求治于梁氏，梁氏观其舌，决为实热，投以苦寒多剂乃愈。叩其学，则出于家传，以观舌色舌苔为主，今是书首冠《全舌分经图》，谓得之明季良医秘授，以察五藏病机，遵之数世，确有微验云。其或医家之别传欤。
白话文：
【验舌学】
舌诊法在古时候并未被深入探讨，只有在《伤寒论》中提及了舌头白色、舌面滑润的现象。到了元代，杜清碧在他的《金镜录》中首次详细描述了三十六种舌象。后来有所谓的「观舌心法」，更进一步将舌象扩展到一百三十七种。张诞先（字登，号路玉子）在《伤寒舌鑑》一书中对「观舌心法」进行删减，整理出一百二十种舌象，然而这种做法仍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还有一本书叫做《舌鑑辨正》，由茂名的梁特岩（名玉瑜）所传授，秀水的陶拙存（名保廉）负责记录。此书以四川刊印的《舌鑑》为基础，因此取名为《舌鑑辨正》。根据陶氏的序言所述，他在光绪癸巳年任职于新疆时，患上热病，医生误用了滋阴降火的药物，病情反而加重。次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寻求梁氏的治疗。梁氏观察了他的舌象，判定他是实热症，开了多剂苦寒药方，最终得以康复。陶氏询问梁氏的医学渊源，得知其源自家传，主要依据舌色和舌苔来判断病情。这本书首部即有《全舌分经图》，据称来自明代良医的祕传，用于探查五脏的病变机制。梁氏家族遵循此法数代，确有显着疗效。或许这正是医学界的一脉相承吧。
3. 辨症学
医家多好言脉舌，其实言脉舌，尚不如辨症之切。脉舌有游移，证象无假借也。脉舌者，医家所独知；证象者，人人所共见也。故病家之当略知证象，实较医家为尤切。然从来言脉舌者多成书，而言证象者少专着，岂以其为人人所共见而忽之欤？抑以为但知证象，不足以言治欤？以予所见，惟镇海蒋金镛有《临病考证》一卷，分别病证，本之六经。其自序谓治病者在辨症，辨症既明，服药可无虚虚实实之祸。
欲使病家先明表裡虚实寒热大纲，亦得以考医之良否，莫若摘述医籍，使可按症而稽云云。书虽浅近，实于病家大有裨益，尊生者所宜家置一编也。
白话文：
在医学领域裡，许多医生偏好谈论脉象和舌象，然而实际上，对于脉象和舌象的讨论，还不如直接辨识病症来得更实际。因为脉象与舌象可能有时会出现不确定性，但病症的表现是真实且无伪装的。脉象和舌象是医生的专业知识，而病症的外显特徵则是每个人都可以观察到的。因此，病人应该瞭解病症的表现，这比医生更为重要。然而，历史上，关于脉象和舌象的书籍众多，但专门讨论病症的书籍却寥寥无几，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能看到病症的表现所以忽略了吗？或者认为只知道病症无法进行治疗？
根据我的瞭解，只有镇海的蒋金镛写了一卷《临病考证》，他将病症分门别类，并以六经为基础。他在自序中提到，治病的关键在于辨识病症，一旦病症辨认清楚，用药就不会出现虚实溷淆的风险。
他希望让病人首先明白表裡、虚实、寒热等基本概念，这样他们也能评估医生的能力。他认为摘录医学典籍中的病症描述，让病人可以根据病症来核对，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这本书内容浅显，但对于病人来说，实际上非常有益，爱护生命的人应该每家都有一本。
4. 清代学派
明清间诸医，文辞优美者，当推黄坤载。坤载所着各书，虽不免偏激，且自许太过，然其中精闢之论亦多，非貌为中庸者所可及也。（坤载所着书，曰《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伤寒说意》、《金匮悬解》、《长沙药解》、《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玉楸药解》，凡十卷，理想多而经验少。
书生爱其文词，凭此习医，往往未能恰当，盖医为实验技术，文词优者技术未必佳，技术优者无暇习文学，而今人每喜以文字评骘医生优劣，皆未谙事实之故也。）浩瀚精博者，当推王肯堂。所着《六科准绳》一百二十卷，集历代医说，为后学津梁，採摭繁富，条理分明，《四库提要》称其博而不杂，与时珍《纲目》为吾国医药两大渊薮。（肯堂，字宇泰，又字好古，金坛人，明万曆时进士，至清初而没。
着有《伤寒准绳》、《证治准绳》、《类方准绳》、《女科准绳》、《幼科准绳》、《外科准绳》六种，称为《六科准绳》。都数百万言，所辑多精当适用，为儒医之能通达事理者。）其崛起于江西者则为喻嘉言，嘉言之《尚论篇》，虽不免多臆断，然《寓意草》及《医门法律》，持论皆谨严，能示医家以一定轨范。
其继《准绳》而由博返约者，则为张路玉之《医通》及《伤寒缵论》、《绪论》、《本经逢原》等书，採取之书百数十种，体例一本诸《准绳》，方药则多采立斋、景岳两家，可谓用力深而搜讨勤矣。（张路玉，名璐，长洲人。书成于康熙初年，圣祖南巡时，其子进呈。）其次则吴谦之《医宗金鑑》，以政府之力，集全国医家学说，取中正平和者，釐为十一科，纲举目张，常识充足，遂为有清一代医林之楷范，与喻嘉言、张路玉称为清初三大家。
（是书为乾隆初年诏太医院诸人合各省医家共同编辑，故名《御纂医宗金鑑》，实则吴谦一人之原稿所扩充修正者。书成后颁布天下。乾嘉道咸同五朝之习医者，于《内》、《难》、仲景之外，即以此书为入手方去。盖其平正通达，条理分明，所集方药虽多，而以理法为重，不拘泥于一偏之说，故全国可以通行。以徐灵胎之精博不阿，尤称熟读此书，可以名世，则内容之优美可知。
余始创中医专校时，即以此书为教科蓝本，今人薄其官书平庸，不肯注意，惜哉。）张路玉之前，则张隐菴以注《内》、《难》、《伤寒》、《金匮》、《本经》名。（皆集诸及门之力参订而成，高士宗，其弟子也。）清廷编《御纂医宗金鑑》外，又有《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则更浩如烟海矣。
此外负盛名于吴中者，则为叶天士与薛生白。天士于温热证及幼科，生白于湿温症，均各具心得，而叶名尤着，然互相攻讦，传书多伪，今世所行《临证指南》，已多不可信，其他更无论矣。（天士名桂，生白名雪，均苏州人。因天士名盛，故依託者尤众，陈修园早年着书亦多託名天士，后乃改正，见《修园医书》例言中。
白话文：
在明朝和清朝之间的众多医学家中，文笔优美的人，应该推崇黄坤载。黄坤载所写的书，虽然难免有些偏激，而且自我评价过高，但是其中精闢的见解也很多，不是那些表面上看似中庸的人所能达到的。（黄坤载所写的书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伤寒说意》、《金匮悬解》、《长沙药解》、《四圣心源》、《四圣悬枢》、《玉楸药解》共十卷，这些书的理论构想很多，但实际经验较少。
读书人喜欢他的文采，凭藉这些书学习医术，往往不能够恰到好处，因为医学是一门需要实践的技术，文笔好的人技术未必好，技术好的人没有时间学习文学，而现在的人常常喜欢用文字来评价医生的好坏，这都是不了解事实的缘故。）学识广博精深的，应该推崇王肯堂。他所写的《六科准绳》一百二十卷，汇集了历代医学理论，为后学者提供学习的桥梁，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四库提要》称讚他学识广博而不杂乱，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并称为我国医药学的两大宝库。（王肯堂，字宇泰，又字好古，是金坛人，明朝万曆年间的进士，在清朝初期去世。
他着有《伤寒准绳》、《证治准绳》、《类方准绳》、《女科准绳》、《幼科准绳》、《外科准绳》六种，合称为《六科准绳》。这些书总共有数百万字，所辑录的内容大多精确实用，是儒医中能够通达事理的代表。）在江西崛起的医学家则是喻嘉言，喻嘉言的《尚论篇》虽然难免有很多主观臆断，但是《寓意草》和《医门法律》中的观点都非常严谨，能够为医生树立一定的规范。
继承《准绳》的博大，又归于简约的则是张路玉的《医通》以及《伤寒缵论》、《绪论》、《本经逢原》等书，他所参考的医学书籍有数百种，体例基本依照《准绳》，方药则多採用李东垣和张景岳两家的观点，可谓用心良苦，研究深入。（张路玉，名璐，是长洲人。这些书是在康熙初年完成的，康熙皇帝南巡时，他的儿子将这些书进献给了皇帝。）其次则是吴谦的《医宗金鑑》，这本书以朝廷的力量，汇集了全国医家的学说，取其中正平和的观点，分为十一科，纲目清晰，常识丰富，成为了清朝一代医学界的典范，与喻嘉言、张路玉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这本书是乾隆初年由朝廷下令太医院的医生与各省的医学家共同编写的，所以名为《御纂医宗金鑑》，实际上是吴谦个人原稿的扩充和修正。书成之后颁布天下。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朝代学习医学的人，在《内经》、《难经》、张仲景的着作之外，都以这本书作为入门的途径。因为这本书内容平实通达，条理清晰，所收集的方药虽然很多，但以医理为重，不拘泥于片面的说法，所以能在全国通行。连徐灵胎这样学识渊博、不阿谀奉承的人，都称讚熟读此书就可以闻名于世，可见这本书内容的优秀。
我当初创办中医专科学校时，就是以这本书作为教科书的蓝本，现在的人认为它是官方书籍，过于平庸，不愿意重视，真是可惜。）在张路玉之前，则是张隐菴以注释《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而闻名。（这些注释都是集合众多学生的力量参订而成，高士宗是他的弟子。）清朝朝廷除了编纂《御纂医宗金鑑》外，还有《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内容更是浩如烟海。
此外，在苏州地区享有盛名的则是叶天士和薛生白。叶天士对于温热病和儿科，薛生白对于湿温病，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叶天士的名气更大，但是他们之间互相攻击，流传下来的书很多是伪作，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临证指南》已经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叶天士，名桂，薛生白，名雪，都是苏州人。因为叶天士的名气很大，所以冒名顶替的人也很多，陈修园早年写的书也有很多是假托叶天士的名义，后来才改正，这可以在《修园医书》的序言中看到。）
中国医学源流论(26)
1. 清代学派
今世所传各书，称为天士所着者，《景岳全书发挥》为无锡姚颐真所撰，坊贾因其滞销，乃改刊天士名，见《冷庐医话》。《医效秘传》及《叶薛缪三家医桉》为吴子音名金寿者所刻，《秘传》已极无谓，《医桉》三家，如出一手。又有《本草经注》、《本事方释义》，及光绪甲午常熟缪萼联所刻之《医衡》，皆鄙陋至甚，不知谁所作伪。
《临证指南》为无锡华南昌岫云所辑，岫云实不知医，既欲藉此牟利，书又错杂殊甚，续篇刻未成而岫云卒，其友岳廷璋劝徽苏商人共成之。又有《叶桉存真》者，为天士玄孙万青所刻，云为《临证指南》所遗，亦无甚可取。《叶薛缪三家医桉》者，谓天士、生白及缪方彦也。
方彦字遵义，亦旧时吴中名医。生白无着述，已见前。陆九芝云缪氏我之所自出，初不闻其有此方桉，其不足信概可见矣。坊刻又有《医经原旨》六卷，亦题薛生白名，尤少意义。叶氏《眼科方》一卷，在《荔牆丛刻》中，乃当时眼科医传授之书，亦託名天士，可见伪託者之多。）其卓然可称大家者，实无过徐灵胎。
（灵胎名大椿，一字洄溪，吴江人。博极群书，兼精技击，性情肫挚，文词茂美，所着除医籍外，又有《道德经注释》、《阴符经注释》、《太乙神针》、《洄溪道情》等种。）灵胎于各科古书，靡不攻究，实足当博大精深之目，其所着《医学源流论》一书，持论既极通达，《兰台轨范》一编，体例尤为谨严，（此书方论多取诸《内》、《难》、《伤寒》、《金匮》、《千金》、《外台》，宋以来书所取者甚鲜。
）其评骘攻砭及开示流俗诸书，亦皆精博切用，（所评骘者，如《外科正宗》及《临证指南》等是。所攻砭者，如《医贯砭》等是。开示流俗之书，如《慎疾刍言》是。王孟英尝重刻《慎疾刍言》，改名《医砭》，灵胎所批阅之书，凡千馀种，见王孟英《医砭》序述秀水吕慎庵之语，然传者不多。今坊间所见《徐评疡科选粹》，舛误颇甚，决非灵胎作也。
《洄溪医桉》一卷，亦王孟英所刻，又《洄溪秘方》一卷，在余啸松《白岳庵杂缀》中，啸松得之吕慎庵，慎庵得之王孟英，孟英得之金复邨，复邨乃洄溪之弟子也。）所谓学识俱深，明清以来医家殆无其匹也。与灵胎同时研究古书，足称精到者，有柯韵伯。（见前。）而后起诸家中之博大者，莫如魏玉璜。
（见后。）此外一时前后，南北之以医名者尚多，然多以外感证着称。（如秦皇士、周禹载、程郊倩、吴鞠通、吴坤安、章虚谷、刘松峰、余师愚等。均见前。）其奄有众长者，当推王孟英。（孟英名士雄，海宁人。
所着有《温热经纬》、《霍乱论》、《俞氏古今医桉桉语》、《潜斋简效方》、《四科简效方》、《蓬窗录验方》、《圣济方选》、《随息居饮食谱》、《潜斋医活》、《归砚录》等。其中惟《圣济方选》一卷未见刊本。其医桉初刻曰《回春录》，为周鑅所辑。续刊曰《仁术志》，为赵梦龄等所缉。
白话文：
清代学派
现今流传的医书，许多都号称是天士（叶天士）所着，但事实并非如此。《景岳全书发挥》是无锡姚颐真编撰的，因为滞销，书商才改成天士的名字，这一点在《冷庐医话》中可以看到。《医效秘传》和《叶薛缪三家医桉》是吴县人金寿刻印的，《秘传》内容毫无价值，《医桉》三家（叶天士、薛生白、缪方彦）风格雷同。《本草经注》、《本事方释义》，以及光绪甲午年常熟缪萼联刻印的《医衡》，都非常粗劣，根本不知道是谁伪造的。
《临证指南》是无锡华南昌岫云编纂的，岫云其实不懂医术，只是想藉此赚钱，书中内容又杂乱无章。续篇还没刻印完，岫云就去世了，他的朋友岳廷璋便劝说徽州、苏州的商人一起完成它。还有《叶桉存真》，是天士玄孙万青刻印的，说是《临证指南》遗漏的部分，也没有什麽价值。《叶薛缪三家医桉》指的是叶天士、薛生白和缪方彦。
缪方彦字遵义，也是吴中地区旧时的着名医生。薛生白没有着作，前面已经提到。陆九芝说缪氏医桉是他自己编造的，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医桉，可见其不可信。市面上还刻印有六卷本的《医经原旨》，也说是薛生白所着，内容更是乏善可陈。叶氏《眼科方》一卷，收录在《荔牆丛刻》中，是当时眼科医生传授的书籍，也伪託是天士所着，可见伪託之书之多。真正称得上大家的人物，唯有徐灵胎。
徐灵胎，名大椿，字洄溪，吴江人。他博览群书，又精通武术，为人诚恳，文笔优美，着作除医书外，还有《道德经注释》、《阴符经注释》、《太乙神针》、《洄溪道情》等。灵胎对各科古籍都深入研究，确实称得上博大精深，他的《医学源流论》论述精闢，《兰台轨范》体例严谨（此书的方剂多取自《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千金方》、《外台秘要》，宋代以后的医书引用很少）。他对其他医书的评点、批评和普及性着作，也都精深实用（他评点的书，例如《外科正宗》、《临证指南》等；他批评的书，例如《医贯砭》等；普及性着作，例如《慎疾刍言》）。王孟英曾重刻《慎疾刍言》，改名《医砭》，灵胎批阅过的书有上千种，这一点在王孟英《医砭》序言中吕慎庵的记载可以看出，但流传下来的却不多。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徐评疡科选粹》，错误很多，绝对不是灵胎所作。
《洄溪医桉》一卷，也是王孟英刻印的；还有《洄溪秘方》一卷，收录在余啸松的《白岳庵杂缀》中，啸松得之于吕慎庵，吕慎庵得之于王孟英，王孟英得之于金复邨，金复邨是洄溪的弟子。可以说，学识如此深厚的，明清以来医家几乎没有第二人。与灵胎同时研究古籍，造诣很深的，还有柯韵伯。后来医家中学识渊博的，没有比得上魏玉璜。
此外，当时前后，南北医家中有名气的还有很多，但大多以治疗外感病着称（例如秦皇士、周禹载、程郊倩、吴鞠通、吴坤安、章虚谷、刘松峰、余师愚等）。而集众家之长者，应该推崇王孟英。王孟英，名士雄，海宁人。他的着作有《温热经纬》、《霍乱论》、《俞氏古今医桉桉语》、《潜斋简效方》、《四科简效方》、《蓬窗录验方》、《圣济方选》、《随息居饮食谱》、《潜斋医活》、《归砚录》等。其中只有《圣济方选》一卷没有见到刻印本。他的医桉初刻名为《回春录》，是周鑅编纂的；续刊名为《仁术志》，是赵梦龄等人编纂的。
中国医学源流论(27)
1. 清代学派
《回春录》多杂证，《仁术志》则感证为详。道光三十年，杨照藜合为一编，易其名曰《王氏医桉》，加评点刻之，又《重庆堂随笔》，为孟英曾祖学权所撰，今坊间亦与孟英诸书合刻。学权字秉衡，子国祥，字永嘉；国祥子升，字大昌；世以医名。）而陈修园之明白晓畅，足以启悟初学，亦自有独到处。
（修园名念祖，长乐人。所着者凡十五种，曰《神农本草经读》、曰《灵素集注节要》、曰《伤寒论浅注》、曰《长沙方歌括》、曰《金匮要略浅注》、曰《金匮方歌括》、曰《伤寒医诀串解》、曰《伤寒真方歌括》、曰《景岳新方砭》、曰《时方歌括》、曰《时方妙用》、曰《医学从众录》、曰《医学实在易》、曰《医学三字经》、曰《女科要旨》。今坊间所刻陈修园医书，乃至六七十种，甚至以元明人之作羼入其间，谬矣。
）其馀有所着述，为医家所宗仰者，若沉芊绿、（《沉氏尊生书》。）景嵩崖、《嵩崖尊生书》。）程锺龄、（《医学心悟》。）罗澹生（《名医汇粹》及《方论》。）之流，则指不胜屈矣。
白话文：
清代学派
《回春录》内容多为杂症，《仁术志》则感应验证详尽。道光三十年，杨照藜将两书合编，改名为《王氏医桉》，并加上了评点和刻印。此外，《重庆堂随笔》是孟英曾祖父学权所着，现在市面上也常与孟英的其他着作一起刻印。学权字秉衡，儿子叫国祥，字永嘉；国祥的儿子叫升，字大昌；他们家族世代以医术闻名。而陈修园的医书明白易懂，足以启发初学者，而且也有其独到之处。
（陈修园，名念祖，福建长乐人。他着述多达十五种，包括《神农本草经读》、《灵素集注节要》、《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金匮要略浅注》、《金匮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伤寒真方歌括》、《景岳新方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女科要旨》。现在市面上刻印的陈修园医书，甚至多达六七十种，其中甚至夹杂了元明时期的作品，这是错误的。）
其他还有许多医家着述受到推崇，例如沉芊绿（《沉氏尊生书》）、景嵩崖（《嵩崖尊生书》）、程锺龄（《医学心悟》）、罗澹生（《名医汇粹》及《方论》）等等，实在多不胜数。
中国医学源流论(28)
1. 女科学
今世所传女科书，始于唐昝殷之《产宝》，然《史记》称扁鹊过邯郸为带下医，仲景《伤寒》自言撰用《胎胪药录》。释之者曰：胎，女科书；胪，儿科书也。证以古传幼科之书，名《颅囟经》。其说良是。则女科之由来旧矣，《产宝》久佚，近人乃得之日本重刻之。书凡三卷，分四十一门，每门皆前有短论，后刊方药，其体例与《千金》略相似，真古书也。
宋代书之存者，有李师圣之《产育宝庆集》、朱端章之《产科备要》、（此书凡八卷，《四库》未收，然採摭宋以前方论颇广。）薛仲轩（名昂。）之《坤元是保》（《四库》亦未收。）及无名之《产宝诸方》等。然均流传甚鲜，惟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以薛立斋尝加删订，刻入《薛氏医桉》中，通行较广。
然陈氏书用药，多主古义，薛氏矫之，专以理气血调脾胃为主，未免流于乡愿，虽以陈氏书为原本，实则貌合神离矣。清武之望、汪淇尝取《证治准绳》中之女科评注刻之，名《济阴纲目》，（幼科亦有详注，名《慈幼纲目》。）一时亦颇通行。清代人所着书，以萧慎斋之《女科经纶》、陈修园之《女科要旨》、沉尧峰之《女科辑要》为最佳。（《萧氏全书》，本名《医学经纶》，其女科摘出别行，通行较全书为广。
周卓人亦有《女科辑要》，与沉书同名。卓人名纪常，山阴人。其书系兼採张景岳《妇人规》及《竹林寺女科方》而成也。）倪凤宾《女科要略》，立论稍偏，而亦极有见地。其专论胎产者，有阎诚斋（名纯玺，宣化人。）之《胎产心法》、（此书採辑颇完备。）汪朴斋（名喆，休宁人。
）之《产科心法》、单养贤之《胎产全书》等，而张曜孙（吾邑文学家张翰风先生之子。）之《产孕集》体例最为高雅。（《达生篇》、《大生要旨》等，治法不甚完备，仅备平人查检。何杏园所刻《胎产金针》，较此二书少详。）傅青主（名山，阳曲人。明末诸生，博学尚气节，入清不仕，以医济世，名重一时。
）《女科书》，山西钞本甚多，道光丁亥，张凤翔始校刻之，《海山仙馆丛书》又有刻本，（陆九芝又有重订本，在《世补斋医书》中。）其书多与陈远公《石室秘录》相同，不知陈傅二君，所本同出一源邪，抑好事者袭陈书而托诸傅也。（近来坊间又有《傅青主男科》，则伪，兹不论。
）《竹林寺女科方》者，萧山竹林寺僧人，托诸明季异人所传，尝为人治病，颇有效，浙人尊之若神，久之，僧人之技日以陋劣，诊察之术皆无所知，仅大略按证处方而已，后遂为县令所禁。其书刻本有数种，名目亦各不同，考其方论，大略以清滋为主，盖医家尊信丹溪者之所为，僧人慾炫流俗，遂妄云异人也。
白话文：
现在流传的妇科学着作，起源可追溯到唐代昝殷的《产宝》。然而，根据《史记》记载，早在扁鹊游历邯郸时，已专精于妇科疾病。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他自述曾参考《胎胪药录》一书。据解释，「胎」指的是妇科专书，「胪」则是儿科专书。以此来验证古籍中专论儿科的《颅囟经》，这样的说法确实可信。由此可知，妇科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产宝》这本书久已失传，直到近代纔在日本重新发现并再版。全书共三卷，分为四十一个主题，每个主题开头都有一段简短的论述，随后列出了相关的药方，其编排格式与《千金方》相似，可见其古朴风格。
宋代留存的妇科学着作包括李师圣的《产育宝庆集》、朱端章的《产科备要》、薛仲轩（即薛昂）的《坤元是保》以及一本无名氏的《产宝诸方》。这些书籍流传罕见，其中唯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因被薛立斋增删修订，收入《薛氏医桉》中，因此传播较为广泛。
然而，陈自明的书中用药大多遵循古法，而薛立斋对此进行了修正，主要强调调理气血和脾胃，这种做法不免有些保守，儘管他以陈自明的书为基础，实际上却是形式上相合，精神上却相去甚远。清代的武之望和汪淇曾经从《证治准绳》中选取妇科学的部分加以评注刻印，命名为《济阴纲目》，一时间也颇为流行。在清代，萧慎斋的《女科经纶》、陈修园的《女科要旨》以及沉尧峯的《女科辑要》被认为是最佳的妇科学着作。（《萧氏全书》原名《医学经纶》，其中的妇科部分被单独抽出发行，其流通范围比整套书更广。
周卓人也有《女科辑要》一书，与沉尧峯的作品同名。周卓人本名纪常，是山阴人。他的书结合了张景岳的《妇人规》和《竹林寺女科方》的内容。）倪凤宾的《女科要略》立论略显偏颇，但也有其独到之处。专门讨论怀孕生产的着作有阎诚斋（即阎纯玺，宣化人）的《胎产心法》、汪朴斋（即汪喆，休宁人）的《产科心法》以及单养贤的《胎产全书》等。而张曜孙（他是文学家张翰风先生的儿子）的《产孕集》在体例上最为优雅。（《达生篇》和《大生要旨》等书的治疗方法并不完备，只适合一般人查阅。相比之下，何杏园出版的《胎产金针》比前两本书稍微详细一些。）傅青主（即傅山，阳曲人。他是明末的学者，学识渊博且注重气节，进入清朝后拒绝做官，而是通过行医救世，一时名声显赫。）的《女科书》在山西有很多抄本，直到道光丁亥年，张凤翔才首次将其校订刻印，《海山仙馆丛书》中也有一个刻印版本，（陆九芝还有一个重订版本，收录在《世补斋医书》中。）这本书的内容与陈远公的《石室祕录》有许多相似之处，不知道陈傅二人是否源自同一源头，还是有人模彷陈远公的着作，假託傅青主之名。（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本《傅青主男科》，这是伪造的，我们在此不予讨论。）《竹林寺女科方》是萧山竹林寺的一位僧人，声称是明代一位神祕人物所传授。他曾经用这些方法为人治病，效果不错，因此浙江人把他当作神明一样尊敬。但随着时间推移，僧人的医术日益退步，连基本的诊断技巧都不懂，只能大致根据症状开方。最终，他被当地县令禁止行医。此书有多种刻印版本，名称各不相同。从其药方和理论来看，主要是以清热滋养为主，似乎是那些崇拜丹溪学派的医生们所作。僧人为了吸引世俗眼球，便胡乱声称这些知识来自那位神祕人物。
中国医学源流论(29)
1. 幼科学
幼科之书，古盖以颅囟名。《御览》七百二十二，引张仲景方序，有云：卫泛好医术，少师仲景，有才识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脏经》、《小儿颅囟方》三卷。今世所传《颅囟经》，前有序文，托诸黄帝时师巫，论者多斥为荒诞，然《宋志》着录即如是，《千金方》云：古有巫妨者，始立小儿《颅囟经》。（《病源》作巫妨。
）则其说初非无因，《宋志·钱乙传》言乙始以《颅囟经》显，则此书盖自古专家相传，至宋而始显于世也。
宋时幼科书，晁陈所着录者，有《婴童宝镜》、《小儿灵秘方》、《小儿至诀》、《小儿医方妙选》等，今皆不传。其存者，惟钱仲阳《药证直诀》、阎孝忠《小儿方》、董及之《班疹方》、（周澂之《医学丛书》本，阎董方各一卷，即附钱书之后，系据宋本重刻。桉：此书本甚少，清《四库》虽曾从《永乐大典》辑出，然与宋本不甚合。
）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薛氏医桉》及《痘疹大全本》。桉：《痘疹大全》系明吴勉学所校刻，此书外，又有明蔡维藩《小儿痘疹方论》一卷、陈蔡二先生合併《痘疹方》一卷、明郭子章《稀痘方论》二卷、《痘疹宝鑑》二卷、《万全痘疹全书》二卷、闻人氏《痘疹论》二卷。
按：《痘疹全书》实万全所撰，楚人黄廉窃为己有，见全自书《痘疹碎金赋》，后勉学此刻，前亦列陆稳一序，误为廉作。）及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数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系嘉定丙午何大任出其家藏本所刻，方论颇为完备，欲窥宋以前幼科治法者，莫善于此书已。《活幼新书》二卷，元衡州曾德显撰，（名世荣。
）据自序，其书出于宋太医戴克臣，（名尧道。）克臣传诸刘茂先，而曾氏得之茂先五世孙直甫，（名思道，亦通医。）则亦宋以前书也。此书中国久佚，而日本尚有刻本。又明徐用宣《袖珍小儿方》十卷，其中存古方论亦颇多。
白话文：
这段文字谈的是关于儿童医学的古籍。在古代，儿童医学的书籍常被称为「颅囟经」。根据《御览》第722卷的记载，引用了张仲景的方序，提到卫泛热爱医术，年少时拜师于张仲景，编纂了《四逆三部厥经》、《妇人胎脏经》和《小儿颅囟方》三卷。现存流传的《颅囟经》有一篇序文，声称是出自黄帝时代的一位巫师，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但《宋志》的记录就是如此，且《千金方》指出，古代有一位名叫巫妨的人，首次创立了《小儿颅囟经》。
在宋代，儿童医学的专书由晁陈所着录的有《婴童宝镜》、《小儿灵祕方》、《小儿至诀》、《小儿医方妙选》等，但现在这些书籍都已失传。目前还能见到的有钱仲阳的《药证直诀》、阎孝忠的《小儿方》、董及之的《班疹方》以及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等。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是嘉定丙午年间，何大任从家中藏书刻印的，书中的方论十分完整，是想了解宋代以前儿童医学治疗方法的最佳选择。此外，还有元代衡州曾德显编写的《活幼新书》两卷，据他自己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源自宋代太医戴克臣，再传到刘茂先，最后曾氏从刘茂先的五世孙刘思道那裡得到，所以也是宋代以前的书籍。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但在日本仍有刻本存在。另外，明代徐用宣的《袖珍小儿方》十卷，其中保留了许多古方理论。
2. 痘疹学
痘疹之名，古代医籍中所不见，（古书并无「痘」字，）其病究始何时，不可确考。要之古即有之，亦必至宋以后始盛也。当时治法，率宗钱仲阳、陈文中两家，钱近凉解，陈偏温补，朱丹溪出，乃折衷其间，解毒、发表、和中三者兼用，一时医家翕然宗之。然治法究未完备。
近聂久吾之《活幼心法》、（此书有清代欧阳调律刻本，改名《痘疹慈航》。）魏桂岩之《博爱心鑑》出，始有一定之标准途辙可循。朱纯嘏之《痘疹定论》、朱惠明之《痘疹传心录》，实原本二书更求完备者也。而其开示后学最切者，要无过万密斋，故《世医心法》一书，迄今医家诵习不废。
（翁仲仁《痘疹金镜赋》十一篇，亦便诵习，清俞天池有注释本，名《痘疹金镜赋集解》。天池名茂鲲，句容人。）翟玉华（名良，青州人。）之《痘科类编》长于治郁，清唐威原（名维德，山东益都人。）之《痘科温故集》宗之。费建中《救偏琐言》，专为偏于温补者说法，亦一时名家也。
清代人所着书，以叶大椿《痘学真传》为最佳。（《摘星楼治痘全书》，明朱一麟撰。一麟字应我，泾川人。其书于古来治痘疹之书，网罗最为完备。一麟从孙遵先，为之编订，成十八卷，道光六年，遵先侄珔始刊行之。）
疹者，幼科中之一证也，而其后于幼科中蔚为大国。痘者，亦疹科中之一证也，而其后于疹科中蔚为大国。无他，其为害烈也。惟疹之为害，降而愈烈，故治疹之法，亦降而益详。其初各家之书，皆痘疹不分，且多痘详而疹略。至明吕坤，始着《疹科》一卷，专言治疹之法。
清洪谦鸣之《痘疹心法》、谢朴斋之《麻科活人全书》继之，换辑更为完美。其名家专着，则有郑卜年（名启寿，鄞人，以治瘄名鄞、奉、象三邑及台郡者数十年。）之《郑氏瘄略》、（一卷。）夏云颖之《麻疹秘录》、（云颖名子俊，黄岩人。有《医理信述》六卷，乃其邑人柯琳所辑。
此书与《痘疹秘录》各一卷，后刻总名《医理信述补遗》。）孙安四（名能迁，昌化人。）之《阙待新论》（二卷，上卷为方论，下卷为治桉。书名取阙疑待问之意。）亦均足资参考。晚近以来，梅毒益盛。交通便利之处，麻疹多与喉证併发，故言治疹之法，又多与喉科相出入，扬州夏春农遂有《疫喉浅论》，孟河丁甘仁亦有《喉痧概论》，学理愈后愈精矣。
种人痘之法，始见于朱纯嘏《痘疹定论》中。种牛痘之法，则始于邱浩川之《牛痘新书》。（西洋牛痘之法，始入中国时，邱氏在广东施种者数十年。此书又有金陵善后总局刻本，经丹徒王惇甫增删，非复邱氏之旧。）邱氏之书，六传而至蒋致远，着有《牛痘要法》，在《白岳庵杂缀》中。
白话文：
关于「痘疹」这个名称，在古代医学书籍中并未出现。（古代书籍中没有「痘」这个字。）这种疾病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现，无法确切考证。总之，这种病自古以来就存在，但一定是到了宋朝以后才开始盛行。当时的治疗方法，大多遵循钱仲阳和陈文中两家的观点，钱仲阳的治疗偏向清凉解毒，陈文中的治疗则偏向温补。后来朱丹溪出现，他调和了两者的观点，主张同时使用解毒、发散、调和脾胃三种方法，当时的医生都纷纷效彷。然而，这种治疗方法仍然不够完善。
后来，聂久吾的《活幼心法》（这本书在清代有欧阳调律的刻本，改名为《痘疹慈航》）、魏桂岩的《博爱心鑑》出现，才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治疗标准和方法。朱纯嘏的《痘疹定论》、朱惠明的《痘疹传心录》，实际上是基于前两本书，并力求更加完善的作品。而对于启发后学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万密斋，所以他的《世医心法》这本书，至今仍被医生们广泛学习和应用。
（翁仲仁的《痘疹金镜赋》共有十一篇，也方便人们背诵学习，清朝俞天池有注释版本，名为《痘疹金镜赋集解》。俞天池本名茂鲲，是句容人。）翟玉华（本名良，是青州人）的《痘科类编》擅长治疗气机鬱结，清朝唐威原（本名维德，是山东益都人）的《痘科温故集》继承了他的观点。费建中的《救偏琐言》，专门为那些过于偏向温补的治疗方法提出看法，也是当时的名医。
清代人所写的书籍中，以叶大椿的《痘学真传》最为出色。（《摘星楼治痘全书》是明代朱一麟所着。朱一麟字应我，是泾川人。他的书对于历代治疗痘疹的书籍，收集得最为完整。朱一麟的曾孙遵先，对此书进行了编订，共十八卷，道光六年，由遵先的侄子珔才开始刊行。）
疹，是儿科疾病中的一种，后来在儿科中发展成一个重要的病种。痘，也是疹科疾病中的一种，后来在疹科中也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病种。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它们的危害性都很大。但疹的危害，越是后期越严重，所以治疗疹的方法，也越来越详细。一开始，各家的着作都将痘疹溷为一谈，而且大多是痘的内容详细，疹的内容简略。到了明朝吕坤，才开始写作《疹科》一卷，专门论述治疗疹的方法。
清朝洪谦鸣的《痘疹心法》、谢朴斋的《麻科活人全书》继承了这一方向，内容更加完善。一些名家的专着，则有郑卜年（本名启寿，是鄞县人，以治疗瘄病闻名于鄞县、奉化、象山三县以及台州地区数十年）的《郑氏瘄略》（共一卷）、夏云颖的《麻疹秘录》（夏云颖本名子俊，是黄岩人。他的《医理信述》共有六卷，由他的同乡柯琳编辑而成。这本书与《痘疹秘录》各一卷，后来合刻总名为《医理信述补遗》）、孙安四（本名能迁，是昌化人）的《阙待新论》（共二卷，上卷是方剂理论，下卷是治疗桉例。书名取自对存疑问题暂时保留，等待后续研究之意）等，这些书籍都值得参考。近代以来，梅毒越来越多。在交通便利的地方，麻疹常常与咽喉疾病同时发生，所以治疗疹的方法，又常常与咽喉科的方法有所关联，因此扬州的夏春农写了《疫喉浅论》，孟河的丁甘仁也写了《喉痧概论》，医学理论越来越精进了。
种人痘的方法，最早见于朱纯嘏的《痘疹定论》中。而种牛痘的方法，则始于邱浩川的《牛痘新书》。（西洋的牛痘方法刚传入中国时，邱浩川在广东推广接种了数十年。这本书还有金陵善后总局的刻本，经过丹徒王惇甫的增删，已经不是邱浩川的原貌。）邱浩川的书，经过六代传到蒋致远，他写了《牛痘要法》，收录在《白岳庵杂缀》中。
中国医学源流论(30)
1. 痘疹学
种痘之在今日，自以採取西医新法为便，然胎毒重者，对于大痘仍不能免，即成人方面，亦有因流行性而感受者。往年治痘专家，对于温凉攻补，大都纯熟，应付变化，如珠走盘，其治效实非西医所及，今则通都大邑，种痘盛行，于是治痘之法渐晦，甚为可惜，故医家对于此层，仍宜研究也。
小儿之有惊风，即古书所谓痉也。后医立惊风之名，以施治疗，中肯者少。方中行着《痉书》一卷，始历引《素问》、《伤寒》、《金匮》以发明之，喻嘉言、（《生民切要》、）程凤雏（《慈幼筏》。）咸阐斯义，而其治法则至陈飞霞（《幼幼集成》。）始详，最新则有严苍山《脑膜炎学》。
清初幼科最着名者，为冯楚瞻所着《锦囊秘录》，凡分内经纂要、杂症大小合参、痘疹全集、杂证痘疹药性合参四种。冯氏谓前此幼科治法，多偏重先天，大人治法，多偏重后天，而痘疹杂证二家论药性之言，亦不能相合，往往此宜彼忌。意欲观其会通而沟合之，虽所论未必尽当，要不愧体大思精之目。
此后幼科中能自树立者，当推程凤雏、陈飞霞两家。武进庄在田（名一夔，精儿科。）《达生》、《福幼》两编，虽卷帙寥寥，而论痘疹、痉证治法颇精当，医家病家均不可不一览。
白话文：
痘疹学
现代接种疫苗方法很方便，但体内胎毒严重的人，还是可能长重症痘痘；即使成年人，也可能因流行病而感染。过去治疗痘痘的专家，对于温热和寒凉的治疗方法都非常熟练，应付各种变化游刃有馀，疗效远非西医可比。现在大城市普遍接种疫苗，于是治疗痘痘的方法逐渐失传，非常可惜，所以医生应该继续研究这方面。
小儿惊风，就是古书上说的痉挛。后来的医生创立了「惊风」这个病名来治疗，但真正有效的不多。方中行写了一本《痉书》，从《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着作中阐述惊风的病理，喻嘉言、程凤雏也都有相关论述，但治疗方法直到陈飞霞才详细阐述，最新的是严苍山的《脑膜炎学》。
清朝初期，儿科最着名的着作是冯楚瞻的《锦囊秘录》，分为内经概要、杂症彙编、痘疹大全、痘疹药性彙编四部分。冯氏认为，之前的儿科治疗多偏重先天因素，成人治疗多偏重后天因素，而痘疹和杂症两种治疗方法在药性方面也无法统一，常常一方有效一方禁忌。他希望将其整合起来，虽然他的论述不一定都对，但其宏大的构思和精密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此后儿科领域能自成一派的，当推程凤雏和陈飞霞。武进庄一夔的《达生》、《福幼》两书，虽然篇幅不多，但论述痘疹和痉挛的治疗方法却相当精准，医生和患者都应该阅读参考。
中国医学源流论(31)
1. 推拿学
推拿之术，世所传者，有历阳骆潜庵（名如龙。）《推拿秘书》五卷。（一卷论诊法，二卷穴道，三卷手法，四卷病证，五卷良方及祝由。）据其子民新叙文，述其父之言曰，予得此良法秘书已久，不忍私藏。则实非骆氏所自着，盖亦专家相传之书也。其书文理颇劣，余啸松谓其有误处，删为《推拿述略》，刊于《白岳庵杂缀》中，然余氏所删，似嫌太略。
近年沪上盛行推拿法，于不运动之膏粱身体最宜，幼科推拿亦甚效，其着于书者，则有骆如龙（溧阳人。）《幼科推拿秘书》（商务书馆出版。）等书。
白话文：
在推拿学这方面，流传于世的技法中，有历阳的骆潜庵（本名如龙）所撰写的《推拿祕书》五卷。此书第一卷谈论诊断方法，第二卷是关于穴道的介绍，第三卷讲解推拿手法，第四卷详细描述各种病症，第五卷则收录了有效的药方以及一些精神疗法。根据骆潜庵儿子民新的序言，他提到父亲曾说过，自己获得了这套优秀的推拿技法已经很久，不忍心私自收藏。由此可见，《推拿祕书》并非完全是骆氏亲自撰写，可能是从专业的推拿师那裡传承而来的。该书的文笔略显粗糙，馀啸松认为书中有错误的地方，因此删改编纂为《推拿述略》，并收录在他的《白岳庵杂缀》中刊行，但馀氏删减的部分，似乎略显过于简略。
近年来，在上海推拿法非常流行，特别适合那些缺乏运动、身体状况不佳的人羣，儿童推拿也非常有效。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有骆如龙（溧阳人）的《幼科推拿祕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作品。
2. 外科学
疡科之书，以《刘涓子鬼遗方》为最古。（此书所用药品，多于《伤寒》、《金匮》，少于《千金》、《外台》。）宋李迅《集验背疽方》、无名氏《急救仙方》、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四库提要》云，窦汉卿裔孙梦麟所託。）亦多存古法。然疡医惟知攻毒，于全体证治不甚了了。
惟宋陈自明《外科精要》，明薛立斋《疠疡机要》、《外科枢要》辨析较精。及汪石山之《外科理例》出，发明治外必本诸内之旨，外科治法始一变。清代徐灵胎以明医博综众科，于外科尤为精造，所评《外科正宗》，（明陈实功撰此书，于病名、治法、方药颇为完备。）辨析精微，一洗疡科专家之陋。
又有洞庭王维德，出其祖传秘术，着《外科证治全生集》，（此书以述其家传之学为宗旨，凡治法与世医无异同者不具。）发明痈疽之冶，当别阴阳，着滥用刀针之戒，以消为贵，以托为畏，而外科之治法始臻于安全。惟王氏徒以色之红白别阴阳。其法仍未尽善，而戒用刀针太过，亦不免有流弊，至谓不谙脉理，亦可救人，则仍不脱前此疡医之陋习。
武进孟河马氏，以疡科名者数世，同、光间之马培之，尤为着称，着有《医略存真》一卷，辨析刀针之当用与否，又尝批评《全生集》，分别其治法及方药之短长，均极精当。盖晚近疡科之术，实能融贯众科以自辅，迥非前此暖暖姝姝，但守专家之传者所敢望已。（治外必本诸内，是中医要诀。
其对于外症之辨别阴阳、消肿、溃脓、托裡生肌、开刀、打针诸法，均极有研究。其能兼通内科，熟谙藏府病理者，用药尤精当。今人多谓内症宜中法，外症宜西法，殊不知西医长处，在解剖缝割及清洁，于抢弹机械伤最宜，若关于六淫七情之外症，则懵然莫辨其由来，但守见症治症之旨，故收效不及中法之速。盲从之士，不辨外症性质，自贻伊戚者多矣。
培之名文植，治内症亦长，见赏于孝钦后。）
清代疡科名着，又有顾练红《疡医大全》、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两书。顾书网罗浩博，不愧大全之称。高书于辨证最精，论述诸证，每多不循疡科旧例，每以两证互相发明，用药尤能融合内科治法，洵无愧心得之誉也。
治疔向无专书，宋无名氏《救急仙方》，命名最多不过十馀种。《医宗金鑑》中，亦只二十馀条。慈溪唐氏，藏有《刺疔捷法》，名目较繁，然略用药，而详辨症，甚有仅列其名，并无治法者。无锡过铸，少习内科，后以手指患疔，为庸医所误，乃发愤研究外科，于治疔尤为留意，晚乃褒辑诸家，成《治疔汇要》一书。霉疮古无治法，近世疡科书亦不甚详。
明季海宁陈九韶（名司成。）尝着《霉疮秘录》一书，（书成于崇祯壬申。）在中国久佚，光绪乙酉，苏州浦氏得之日本，重刻之，并有日本和气惟亨评语，皆疡科中之专论一证，足资参考者也。
白话文：
在医学领域中，外科学这部分，最早的一本书籍是《刘涓子鬼遗方》。（这本书中使用的药物，比《伤寒》、《金匮》多，但比《千金》、《外台》少。）宋代李迅的《集验背疽方》、无名氏的《急救仙方》、窦汉卿的《疮疡经验全书》，（根据《四库提要》记载，窦汉卿的后代窦梦麟假託祖先之名编写。）这些书籍保留了很多古老的治疗方法。然而，当时的外科医生只知道排毒，对于整体的诊疗并不熟悉。
直到宋代陈自明的《外科精要》，明代薛立斋的《疠疡机要》、《外科枢要》，对外科病症的辨识和治疗方法有了更深入的解析。汪石山的《外科理例》出版后，提出了治疗外部疾病必须从内部调理的理论，外科治疗方法开始有所变化。清代的徐灵胎，以其广博的医学知识，尤其在外科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他评论的《外科正宗》，（明代陈实功撰写此书，对于病名、治疗方法、药方都有详细的描述。）分析精细，打破了传统外科医生的狭隘观念。
洞庭的王维德，公开了他家族的祕诀，写了《外科证治全生集》，（这本书以介绍家族的医学理论为主要目的，对于和其他医生相同的治疗方法并未详述。）他提出，治疗疡疾应区分阴阳，警告不要随意使用刀针，认为消炎比引流更重要，这使外科治疗方法更加安全。然而，王氏只是简单地以颜色区分阴阳，方法并不完善，过度禁止使用刀针也可能导致问题，他认为不懂脉象也能救人，这仍然反映了当时外科医生的狭隘观点。
武进孟河的马氏家族，世代都是着名的外科医生，同治、光绪年间的马培之更是着名，他写了《医略存真》一卷，详细讨论了刀针的使用，并且评论了《全生集》，对其治疗方法和药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都十分精确。近年来，外科医生能够整合各个医学领域的知识，远非过去那些只会遵守传统的医生所能比拟。（内外兼治，这是中医的重要原则。
对于外症的阴阳辨识、消肿、排脓、滋养肌肤、开刀、注射等治疗方法，都有深入研究。对于精通内科，熟悉脏腑病理的医生，用药更加恰当。现在许多人认为内科疾病适閤中医治疗，外科疾病适合西医治疗，但他们不知道，西医的优势在于解剖和清洁，特别适合处理枪伤、机械伤等，对于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哀乐悲恐惊等外因引起的疾病，则无法辨识其根源，只会根据症状进行治疗，因此效果往往不如中医迅速。盲目跟随的人，不瞭解疾病的性质，常常会造成更大的困扰。
马培之的名字是文植，他也擅长治疗内科疾病，受到慈禧太后的讚赏。）
清代着名的外科着作，还有顾练红的《疡医大全》、高锦庭的《疡科心得集》。顾书涵盖范围广泛，无愧于大全的称号。高书在辨证上最为精确，对于各种症状的讨论，往往不遵循传统外科的规则，常用两种症状互相印证，用药更能融合内科的治疗方法，确实无愧于「心得」的美誉。
过去对于疔疮的治疗并没有专门的书籍，宋代无名氏的《救急仙方》中，疔疮的名称最多隻有十馀种。《医宗金鑑》中也只有二十馀条。慈溪的唐氏有一本《刺疔捷法》，名称较多，但只简略地提及药物，而详细地辨识症状，有些甚至只列出名字，并没有治疗方法。无锡的过铸，年轻时学习内科，后来因为手指患疔被庸医误诊，于是决心研究外科，特别是疔疮的治疗，晚年编辑各家的知识，写成了《治疔汇要》一书。霉疮在古代没有治疗方法，近代的外科书籍也并未详细描述。
明末海宁的陈九韶（原名陈司成。）曾写了一本《霉疮祕录》，（这本书完成于崇祯壬申年。）在中国早已失传，光绪乙酉年，苏州的浦氏在日本找到了这本书，重新刻印，并附有日本和气惟亨的评论，这些都是外科领域中针对一种特定症状的专业讨论，值得参考。
中国医学源流论(32)
1. 喉科学
咽喉一科，古书传者甚鲜，明医惟《薛立斋医桉》中有《口齿类要》一卷，此外更无论着。盖自宋以来，医家之着书者，多以读书人而改业医，或好研究医道，其草泽铃医之流，仍抱专家之传者，则多不甚能着书。世之所谓儒医者，亦不屑师其人。然专科之术，非有师授不能通。
此现今医书所以属于内科者汗牛充栋，而他科则寥寥也。喉科专家书之传者，无过于《重楼玉钥》，此书凡四卷，第一卷总论证治，第二卷论方药，第三、四卷论针法。原叙有云：（此叙亦不着撰人名氏。
）吾乡郑梅涧先生，性好岐黄家言，其先世得喉科秘授，故于此尤精，远近无不知之，救危起死，不可胜数，予尝见有垂毙者，先生刺其颈，出血如墨，豁然大愈，其妙如此，而未尝受人丝粟之报云云。今第二卷中，附论喉间发白证一条，特标之曰附录梅涧论证一则。此书盖非梅涧所自撰，观此书所论，实以针法为详，方药为略。
原叙述郑氏治疗，亦以针刺收效，其确为专家传授可知，而世无能通其术者，徒能取其养阴清肺一方，托之神怪，可慨也已。
《咽喉脉证通论》一卷，道光七年刻本，前有仁和许乃济一序，谓浙西有世业喉科者，应手立愈，顾秘其书，不肯授人。吾家珊林孝廉购得之，参校付梓，题曰《咽喉脉证通论》，相传宋有异僧，寓杭之千佛寺，遗一囊去，中即是书云云。则此书之名，盖亦许氏所命。光绪间，武进费晋卿得写本四五，校定同异。
谓棉花疮一症，元时始入中国，而书中言之凿凿，则宋时异僧之说，出于伪託可知。然其书于虚实缓急，辨析造微，当系元明间一巨手，其论甘桔汤为喉证所忌，尤为独创，乃校而刻之。费氏命名，与许氏相同，当仍以许书为主，然漏许序未列，读者遂莫知其原始矣。
《喉科秘钥》二卷，为歙县许乐泉（名佐廷，精喉科。）所刻。其序云：道光庚子，见乡先辈郑西园专业是科，回生起死，咸目为仙。留心访之，盖有秘传善本，辗转觅得，凡三昼夜钞成，后遇此症，按方施治，无不立效。同治二年春，于役下蔡，遇贼奔避，行李书箧捐弃一空。
明年春，监修泗洲试院，见舟人携竹箧求售，识为故物，遂购得之，余物皆失，而是书独存。秋晤句容杨春华，方以重价购得《喉科紫珍集》，因并刻之云云。按：《重楼玉钥》，道光十八年，许氏初刻序中，亦谓不知郑梅涧为何许人，此郑西园者，或与梅涧有关欤。（《紫珍集》分载七十二证，亦专家相传之书。
白喉一证，盖盛于嘉、道之际，其治法惟散见于《吴医汇讲》、《疡科心得集》中，然皆语焉不详。世医每执伤寒之法，以辛温升散治之，贻祸颇烈。后乃有《白喉忌表抉微》者出，托之洞主仙师乩语，（纂录此书者，自署曰耐修子。）风行颇广，实即取诸《重楼玉钥》中也。
白话文：
在古代医学领域中，专门研究咽喉疾病的资料极为稀少。明朝时期，只有《薛立斋医桉》中的一卷《口齿类要》提及了相关内容，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专着。从宋代开始，大多数医学着作的作者原本都是读书人，后来转行从医，或是对医学有浓厚兴趣的人。那些来自民间的专科医生，虽然掌握了某些传统疗法，但他们往往不擅长着书立说。社会上所谓的儒医，也不愿向这些民间医生学习。因此，若无师傅传授，很难精通专科技术。
这就是为什麽现在的医学图书大多集中在内科，而其他科目的资料却寥寥无几的原因。在咽喉疾病方面，最知名的专书是《重楼玉钥》，共有四卷，第一卷总论诊治方法，第二卷讨论药方，第三、四卷则是针灸技巧。书中的序言提到，作者并未留下姓名。
书中提到，我们乡里的郑梅涧先生非常擅长医学，他的家族世代传承咽喉科的祕诀，因此在这一领域有着高深的造诣，远近闻名，挽救无数垂危的生命。我曾亲眼见证，他通过针刺患者颈部，排出黑色血液，患者随即康复，这种疗效令人惊叹。然而，他从未接受任何物质上的报酬。第二卷中附录了一条关于咽喉发白的病症描述，特别标注为「附录梅涧论证一则」。由此可见，这本书并非梅涧先生亲自编撰，但书中详细介绍了针灸技巧，而药方部分则较为简略。
根据书中记载，郑氏的治疗方式主要依赖针灸，这足以证明他掌握了咽喉科的专门知识。然而，现今的医生们无法理解这种技巧，只会使用其中一个滋阴清肺的药方，并将其归功于神灵，这实在令人感慨。
《咽喉脉证通论》是一卷在道光七年出版的书籍，前面有许乃济的一篇序言，他提到浙西地区有一家世代从事咽喉科治疗的家族，他们能够迅速治癒患者，却不愿公开自己的书籍。我的家族成员珊林孝廉成功购买到这本书，经过校对整理后，将其出版，并命名为《咽喉脉证通论》。据说，宋代有一位异僧住在杭州的千佛寺，留下了一个包裹，裡面正是这本书。因此，这本书的名字可能也是许氏所命名的。在光绪年间，武进的费晋卿获得了四五份抄本，并进行了校对和比对。
他指出，棉花疮这种疾病在元代才传入中国，但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由此可以推断，宋代异僧的说法可能是捏造的。然而，该书对于虚实缓急的辨析十分精细，应该是由元明时代的医学大家所撰写。书中对甘桔汤作为咽喉病禁忌的观点，尤其具有创新性，因此费氏决定校对并出版这本书。费氏的命名与许氏相同，应该是以许氏的版本为主，但遗憾的是，许氏的序言未被列在其中，导致读者无法瞭解该书的来源。
《喉科祕钥》共有两卷，由歙县的许乐泉（名佐廷，擅长咽喉科）出版。他在序言中提到，在道光庚子年，他见到乡里的前辈郑西园专攻咽喉科，他能让垂危之人起死回生，人们都称他为仙人。许乐泉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一本珍贵的祕传本，他花了三个日夜抄写完成。之后，当他遇到咽喉疾病患者时，按照书中的药方治疗，效果显着。同治二年的春天，他前往下蔡服役，途中遭遇盗贼，所有的行李和书籍都被抛弃一空。
第二年春天，他在泗洲监督修建试院时，看到一个船伕携带着一个竹箱出售，他一眼认出那是他失去的书籍，于是买了下来。其他的物品都遗失了，唯独这本书还保存着。秋天，他遇到了句容的杨春华，杨春华以高昂的价格购买了《喉科紫珍集》，许乐泉于是决定将这两本书合併出版。《重楼玉钥》在道光十八年的序言中，许氏也曾表示不知道郑梅涧是谁，这裡提到的郑西园，或许与梅涧先生有某种联繫。
白喉这种疾病在嘉庆、道光年间非常盛行，其治疗方法仅散见于《吴医汇讲》和《疡科心得集》中，但描述得并不详细。当时的医生常常错误地使用伤寒的治疗方法，以辛温升散来治疗白喉，导致严重的后果。后来出现了一本名为《白喉忌表抉微》的书，声称是洞主仙师的乩语，由耐修子编纂。这本书风靡一时，实际上是取材自《重楼玉钥》。
中国医学源流论(33)
1. 喉科学
然白喉实亦分表裡两途，偏执养阴，亦未不尝足贻误。嘉庆六年，常熟陈耕道着《疫痧草》一书，立疏达、清散、清化、下夺、救液诸法，而白喉治法始立。光绪九年，扬州夏春农复着《疫喉浅论》一书，大体祖述陈氏，而方法尤备。衡山李伦青（名纪方。）得其外祖李慎徽之传，着《白喉全生集》一卷，（书成于光绪八年。）以寒热为纲领，寒热中又分轻重虚实，审证既的，而用药随之，（即吹药亦分三种。）可谓治白喉最善之书。宣统元年，江阴尚有刻本，惜经癸丑之乱，求之已不可多得矣。（《白喉证治订误》一卷，曲阿韩善徵止轩撰，就《重楼玉钥》，《忌表抉微》两书，增其未备，订其错杂，亦可参阅。《痧喉经验阐解》一书，不着撰人名氏，祝补斋《卫生鸿宝》尝採之，别有单行本。
元和金德鑑以己意增删，易名为《烂喉丹痧辑要》。然所增皆咽喉通治之方，与丹痧不涉；又增委中、少商二穴刺法，藿香正气一方，则并溷丹痧与痧胀为一谈，大可喷饭矣。医家误不至此，殆坊贾所为也。）
白话文：
喉科学
白喉的治疗方法也分为表裡两种，如果单纯注重滋阴，也未必不会造成延误治疗。嘉庆六年，常熟的陈耕道撰写了《疫痧草》一书，确立了疏达、清散、清化、下夺、救液等治疗方法，白喉的治疗方法从此才开始建立。光绪九年，扬州的夏春农又撰写了《疫喉浅论》一书，大致沿袭陈氏的观点，但方法更为完善。衡山的李伦青（名纪方），继承了他外祖李慎徽的医术，撰写了《白喉全生集》一卷（成书于光绪八年），以寒热为治疗的纲领，在寒热的基础上又区分轻重虚实，诊断准确，用药随证而变（吹药也分三种），可以说是治疗白喉最好的书籍。宣统元年，江阴还有刻本流传，可惜经历辛亥革命后，已经很难找到了。《白喉证治订误》一卷，曲阿的韩善徵所撰，参考了《重楼玉钥》、《忌表抉微》两书，补充了不足之处，修正了溷乱的地方，也可以参考阅读。《痧喉经验阐解》一书，作者不详，祝补斋的《卫生鸿宝》曾收录其中，另有单行本流传。
元和金德鑑根据自己的理解增删，改名为《烂喉丹痧辑要》。但是他所增补的，都是咽喉的通用治疗方法，与丹痧无关；又增补了委中、少商两个穴位的针灸方法，以及藿香正气散的方剂，却溷淆了丹痧与痧胀，实在荒谬可笑。医家不至于犯如此错误，大概是由药铺贩子编写的。
中国医学源流论(34)
1. 眼科学
眼科最古之书，为《银海精微》。此书题为孙思邈撰，然唐宋《艺文志》皆不着录，盖亦专家所託也。其书辨析诸证，颇为清晰，手法方药，亦多可用。此外明清二代所传者，又有《金鎞秘钥》、（题梁溪流寓李药师撰，不知何许人。）《眼科龙木论》、（李氏《纲目》已引之。
）《眼科捷径》、（一卷，不着撰人名氏。论眼病有五轮八廓七十二证之分，词甚简略，惟所附方药颇多。）《眼科秘旨》、（在《谢甘澍医学集要》中，亦不知传自何人，其用药颇与《本草》不同。）《启矇真谛》（上卷曰《一草亭目科全书》，清清江邓苑博望撰，下卷曰《异授眼科全书》，不着撰人名氏。）诸书。
而傅氏之《审视瑶函》，条理最称明晰，《薛立斋医桉》中亦有《原机启微》二卷。
白话文：
在眼科学领域，最古老的着作是《银海精微》。这本书标示为孙思邈所写，但在唐代和宋代的《艺文志》中都没有登记，可能是后世专家假託他的名义编纂的。该书对于各种眼疾的分析十分清晰，其中的手法和药方，很多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明朝和清朝间，又陆续传出许多眼科学相关的着作。如《金鎞祕钥》，作者为梁溪流寓李药师，但对其真实身份我们并不清楚；《眼科龙木论》被李时珍的《纲目》引用过；《眼科捷径》仅有一卷，未注明作者，该书将眼病分为五轮八廓七十二证，词语简略，但附带的药方却颇多；《眼科祕旨》收录于《谢甘澍医学集要》中，作者不明，其药物使用方式与《本草》有所不同；《启矇真谛》上卷名为《一草亭目科全书》，由清代邓苑博望所写，下卷名为《异授眼科全书》，作者未知。
其中，傅青主的《审视瑶函》和《薛立斋医桉》中的《原机启微》两卷，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尤其值得参考。
2. 伤科学
伤科书传者更少，《医宗金鑑》所载，即本薛氏《正体类要》而扩充之。此外所见，惟上海钱松溪（名秀昌，其师名杨雨苍。）《伤科补要》、（四卷，）绍兴俞星阶（名应泰，精手术。）《伤科捷径》二种。盖伤科多赖经验与手术，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而精此者又多不通文义，故纪录更难也。
白话文：
在伤科学这个领域，传承相关知识的书籍非常稀少。《医宗金鑑》裡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基于薛氏的《正体类要》并进行了扩展。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上海钱松溪（本名秀昌，他的老师叫杨雨苍）所着的《伤科补要》（共四卷）以及绍兴俞星阶（本名应泰，他精通手术）的《伤科捷径》这两本书。之所以伤科学的书籍较少，是因为这个学科非常依赖实际经验和手术技术，很多东西无法用文字完整描述，再加上擅长此道的人往往不擅长写作，因此记录和传承就更加困难了。
3. 脚气病
脚气一病，盖始于晋之东渡，赵宋以后，此病颇衰息，近数十年乃复有之，盖复自海外传入也。古人方论，略散见于《千金》、《外台》等书，专书存者，惟宋董及之之《脚气治要》。（《宋史·艺文志》一卷，《四库》从《大典》辑出，分为二卷。）近人所着，则有南海曾心壶（名超然，精内科。
）之《脚气刍言》，（一卷，其治法主用陈修园鸡鸣散，参以朱丹溪四物汤加减。）此病中西治法均少把握，所望今日医家，酌古准今，更加研究也。（吾友冯端生在南京治此症，以大剂六君为主，参以陈糠、赤豆、牛膝、木瓜、柠檬、苹果之类，屡着奇效，盖健脾以御湿，理气以和络，比之四物之呆滞及鸡鸣之破气伤脾者，超妙多矣。）
白话文：
【脚气病】
脚气病这疾病，起源于晋朝时期的东渡，到了赵宋之后，这种病症逐渐减少，但在近几十年又开始出现，看来是从海外再次传入的。古人的治疗方法与理论，零星地散落在《千金》、《外台》等书籍中，而专门讨论脚气病的书籍，现存的只有宋代董及之的《脚气治要》。（在《宋史·艺文志》中有记载一卷，而《四库》从《大典》中整理出来，分成了两卷。）近代的着作，则有南海的曾心壶（本名超然，擅长内科）所写的《脚气刍言》，（全书一卷，他的治疗方式主要採用陈修园的鸡鸣散，再配合朱丹溪的四物汤做增减调整。）
对于这种病，中西医的治疗方法都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期望当代的医学家能参考古人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进一步深入研究。（我的朋友冯端生在南京治疗这种病时，主要是使用大剂量的六君子汤，再辅以陈糠、赤豆、牛膝、木瓜、柠檬、苹果等食材，屡屡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因为健脾可以抵抗湿气，调理气血可以协调经络，比起四物汤的呆滞效果以及鸡鸣散可能伤害脾气的问题，这种方法显得更为高明。）
4. 霍乱病
霍乱之名，《伤寒论》中即有之，《病源》、《千金》、《外台》亦皆有其方论。然古之所谓霍乱，实并非今之所谓霍乱，（不若今之剧。）不可因好古而反受泥古之害也。近世医家论此病之书甚多，以王孟英之《霍乱论》为最完备。姚梓钦（名训恭，丹徒人。）之《霍乱新论》一卷，成于光绪二十八年，谓此病中西治法均不甚效，其父（名成鼐，字燮和。）行医数十年，尝本紫雪丹之意，推广用之，收效已逾千人。
梓钦于己未丙申疗过数百，戊戌壬寅又验过多人，末又甚夸白痧药之功效，（其方用生半夏去黄皮四两、贝母二两、麝香四钱二分、大梅片四钱二分、白硼砂二两、犀牛黄二钱、杜蟾酥九钱，研末。姚氏谓凡患霍乱者，误嗅红灵丹及他种痧药，则脉愈伏，肢愈冷，且致冷汗淋漓，惟嗅此药则脉伏者起、肢冷者温，俄顷之间，即着此效。
）谓得此方后，治霍乱皆令先嗅此药少许，随进左金丸一二钱，病轻者已可望愈，重症则接服解毒汤二三剂、紫雪丹二三分，无不愈者。不知霍乱有寒热之别，乌能专偏一面为治，寒者温之，热者凉之，虚者补之，实者和之，治法较西医为密，但西医之盐水针，能救危亡于顷刻，其术较中医为优，故治疫能用中西合参，方为完善。
白话文：
【霍乱疾病】
在《伤寒论》中已经有提到霍乱这个病名，后来的《病源》、《千金》、《外台》等书籍也都有相关的治疗方法与理论。然而，古时候所称的霍乱，其实跟现在我们所说的霍乱并非同一回事，其病情没有现在严重。我们不能因为尊重古人的智慧，反而被古人的观念所束缚。
近代有很多医生撰写了关于这种疾病的书籍，其中以王孟英的《霍乱论》最为全面详尽。姚梓钦（字训恭，来自丹徒）写了一本《霍乱新论》，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他认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医学，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效果都不算特别显着。他的父亲（名成鼐，字燮和）从医数十年，曾经根据紫雪丹的配方，加以改良使用，据说已经成功治疗超过一千人。
姚梓钦自己在1899年和1906年间，治疗了数百个病人，而在1918年和1922年再次验证了这个药方的效果。他大力推崇一种称为白痧药的疗效，配方包含去黄皮的生半夏四两、贝母二两、麝香四钱二分、大梅片四钱二分、白硼砂二两、犀牛黄二钱、杜蟾酥九钱，研磨成粉。
姚氏认为，凡是得了霍乱的病人，如果误用了红灵丹或其它痧药，会导致脉搏更弱、四肢更冷，甚至出现大量冷汗。唯有使用这款药，可以让脉搏由弱转强，四肢由冷转暖，效果立竿见影。
他说，得到这个药方之后，他都会让霍乱病人先闻一些药粉，再服用一至二钱的左金丸，病情轻微的就有可能痊癒，病情严重的再接着服用二至三剂的解毒汤，以及二到三分的紫雪丹，都能达到治疗的效果。
然而，他忽略了霍乱有寒性和热性之分，不能单一面向地治疗，应该视情况分别採用温热或凉血的治疗方式，对于虚弱的病人要补养，对身体实壮的病人则需调和，这样的治疗方式比西医更细緻周全。但是西医的盐水针能迅速拯救垂危的生命，这是西医的一大优势，因此，在治疗瘟疫时，结閤中西医学的方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中国医学源流论(35)
1. 痧胀病
痧胀之名，盖亦起于近世，清尚称为番痧，或满洲痧，殆自关东传入内地也。郭又陶始着专书论之，名《痧胀玉衡》。后有闽人林某，窃其书易名曰《痧症全书》，其通行反较郭书为广。巴郡欧阳调律尝约《玉衡书》为《治痧要略》，详于方论，而砭法仅存大纲。又有《痧症指微》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列杂证五十，大证十六，各详经穴，以施针灸，而方药少简，二书有合刻本，名《痧法备旨》。
白话文：
【痧胀病】
痧胀这个名词，大概也是近代才开始流行的，在清朝时还被称为番痧，或是满洲痧，这大概是从关东那边传进内陆的。最早是郭又陶写了一本书专门讨论这个疾病，书名叫《痧胀玉衡》。后来有一个福建人姓林的，他盗用了郭又陶的书，改名为《痧症全书》，但这本书反而比郭又陶的书更流行。巴郡的欧阳调律曾经把《玉衡书》浓缩编辑成《治痧要略》，这本书对处方和理论描述详细，但对于刮痧的方法只留下了大纲。另外还有一本书叫《痧症指微》，只有单独的一卷，作者名字未详，书裡列出了五十种杂症，十六种大症，每种病症都详细地描绘了相关的经络穴位，用来指导针灸治疗，但是药方相对简单。这两本书有合在一起出版的版本，叫做《痧法备旨》。
2. 鼠疫病
中医治鼠疫之书，有广东罗芝园之《鼠疫约编》，其书积历年经验，屡加增补，颇病凌杂。光绪二十七年，杨仙乡属郑肖岩（名奋扬，精医。）订正，刻之福州，凡分八篇，一探原、二避疫、三病情、四辨脉、五提纲、六治法、七医桉、八验方，原序谓屡经试验，闽督陈宝琛谓用其法，虽极危证，鲜不愈者，其受病太深，疗救不及，不过十之一二。然予问诸寓在福州之医家，则谓其治法，亦未必竟有把握，不知究竟若何。
要之此病，今日中西皆无完善之法，凡有方论皆存之，以备参考可也。
白话文：
这段文字谈的是关于中医治疗鼠疫的一本书，书名为《鼠疫约编》，由广东的罗芝园所着。此书是基于多年经验累积而成，并经过多次增补，但内容略显杂乱。到了光绪二十七年，由杨仙乡的郑肖岩（名字为奋扬，医术高明）进行订正，并在福州出版。全书共分为八个篇章，分别是：探讨病因、如何避免疫情、描述病情、脉象辨识、总结重点、治疗方法、实际桉例、以及有效药方。书的原序提到，这些方法都经过反覆实验。福建督军陈宝琛评价，使用这些方法，即使是最严重的病情，也很少不能痊癒的，只有极少数因病入膏肓，救治不及的情况，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或十二。然而，当我去询问住在福州的医生们，他们却表示，这些治疗方式也未必能完全掌握病情，至于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总的来说，对于这种疾病，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完美的治疗方法。因此，对于所有提出的治疗方桉，我们都应该保存下来，以供后人参考研究。
中国医学源流论(36)
1. 虚劳病
虚劳之证，后世亦多专书。其为医家所宗者，为元葛可久之《十药神书》，明僧慎柔（毗陵人，胡姓。）之《慎柔五书》及绮石先生之《理虚玄鑑》。慎柔本儒家子，为僧后患瘵几殆，求治于泾县查了吾，获愈，因从学焉。了吾者，太平周慎斋之弟子也，（慎斋名之干，所着《慎斋遗书》，清王琦校刻未竟，其外孙赵树年卒成之。）慎柔因之又从学于慎斋，故慎柔之学，实当时周慎斋一派之学也。
（其法分虚劳为两证，治以保护脾胃为主。）绮石先生者，盖亦明季遗民，书成而身没。（见其弟子赵何序。）清雍正三年，慈谿柯德修（名怀祖，亦当时名医。）购得钞本，乾隆三十六年刻之。陆九芝谓其治法，于阳虚主建中、阴虚主清金，远出桂附补阳、知柏滋阴之上。
重订之，改为五卷。（在《世补斋医书》中。）
白话文：
关于虚劳病的问题，后世也出版了许多专门的书籍。在这些医学着作中，元代葛可久的《十药神书》，明代僧人慎柔（原是毗陵人，姓胡）的《慎柔五书》，以及绮石先生的《理虚玄鑑》是最受医家推崇的。慎柔原本是儒学子弟，出家后罹患肺结核病濒临死亡，后来向泾县的查了吾寻求治疗，病情得以康复，于是拜他为师。查了吾是太平周慎斋的弟子，周慎斋名为之干，他的着作《慎斋遗书》由清代王琦校对刻印，但未能完成，最后由他的外孙赵树年完成了这项工作。慎柔后来也跟随周慎斋学习，因此慎柔的医学知识实际上就是当时周慎斋这一派的学问。
（慎柔将虚劳病分成两种症状，以保护脾胃为主要治疗原则。）绮石先生，据信也是明朝末年的遗民，他在书写完毕后不久就去世了。（此资讯来自他弟子赵何的序言。）在清朝雍正三年，慈谿的柯德修（名怀祖，也是当时着名的医生）购买到了手抄本，在乾隆三十六年进行了刻印。陆九芝认为他的治疗方法，在阳虚时主张使用建中汤，阴虚时则使用清金汤，这比使用肉桂和附子来补阳，或用知母和黄柏来滋阴的传统方法更为高明。
这本书后来被重新编辑，改为五卷的格式。（包含在《世补斋医书》中。）
2. 导引术
导引之术，后世道家多言之，医家则研究者甚鲜。然观《三国志·华佗传》，载佗尝教人以五禽之戏，又巢氏《病源》于诸证之末，多附导引之法，则古代医家，固未尝不通其术也。（《隋·经籍志》有《导引图》三卷，注曰立一坐一卧一。）明曹元白（名士珩。）尝着《保生秘要》一书，论导引治病之法。
清沉芊绿《尊生书》悉採之。又有《尊生导养编》一卷，序云：山右谷远张君云衢，素多羸病，游江淮遇异人，授以导引、按摩之术，行之十年，宿疾尽除，体益壮。以术告少宗伯兰皋康公，公为之按奇经之脉，考铜人之图，列其条目，而详其节次，缘督以为经，而一身之窍会无不备列焉云云。此书传本甚少，而所列之法，颇有为通行诸书所无者。
此外如易筋经图说、外壮炼力图说、八段锦、十二段锦之类，皆于身体有益。但前二者非有师传易受伤损，后二者则人儘可行，行之有恆，每着奇效。近今则太极拳风行一时，而上海医家亦有以运气为人疗治痼疾者，大都本诸古说也。
白话文：
【导引术】
导引这门技术，后代的道家多有提及，但在医学领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却不多。然而，从《三国志·华佗传》中可见，华佗曾教授他人五禽戏，而巢氏在《病源》一书中，在各种病症的结尾，多半附上了导引的方法，由此可见，古代的医学家，确实瞭解并使用这种技术。（据《隋·经籍志》记载，当时有一部《导引图》三卷，内含站立、坐姿、躺卧各类导引动作。）明朝的曹元白（即曹士珩）曾写了一本书叫《保生祕要》，专门讨论用导引来治疗疾病的方法。
清朝沉芊绿的《尊生书》全盘採用了曹元白的理论。另有一本《尊生导养编》一卷，其序言提到：山西的谷远张君云衢，体质向来虚弱多病，他在江淮游历时遇到一位高人，得到了导引和按摩的技巧，他实践了十年，旧疾全愈，身体更趋强壮。他将这些技巧告诉了少宗伯兰皋康公，康公根据奇经八脉的理论，参照铜人图，整理出一系列的导引方法，详细地排列了每一个步骤，确保全身的穴位都被涵盖。此书版本罕见，但其中的许多方法，是其他常见书籍所没有的。
除此之外，还有《易筋经图说》、《外壮炼力图说》、八段锦、十二段锦等，这些方法都对身体健康有所裨益。但是，《易筋经图说》和《外壮炼力图说》两书，若无师傅指导容易造成伤害；而八段锦和十二段锦则人人都可以练习，只要持之以恆，往往能产生惊人的效果。近年来，太极拳风靡一时，上海的医生也有利用气功为人治疗慢性病的桉例，这些大多源自古老的传统理论。
3. 养生法
调摄之法，古圣多注重于心理，《素问·上古天真论》等四篇所述，为养生法鼻祖。后贤因之，均以清洁灵台为主，不兢兢于外界物质之变化，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者是，故守法简而收效宏，医家亦多循此以施治，故专言之者甚少，惟《寿亲养老新书》（见前。）于寝兴饮膳之方无不备及。
明高濂《尊生八笺》中《四时调摄笺》所录，大抵本于此书。《韩氏医通》，（明韩*撰，与张路玉书同名。）自谓赖方药以生，故于补养诸方尤备。黄闇斋之《折肱漫录》，分养神、养气、医药三门，《四库提要》讥其专主补益，未免一偏。然黄氏自言幼而多病，为药所误，尝私自矢曰：吾病得愈，吾年得老，必揭此以告同患者，使毋蹈予之覆辙。
有所苦，随笔记之，久而成帙，至六十馀，乃成此书，则其意原以供病者之鑑戒，非以医家自居也。（此书《六醴斋丛书》本内无养神篇。）清王孟英《随息居饮食谱》（分水饮、穀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七类。）亦为此类之佳作。总之心思以静为主，躯体以动为主，吾国之言养生者，均动静并重，故达摩面壁，而创少林拳法；张三丰静坐，而创太极拳法。即近今潘霨如之《卫生要术》，亦以调息与十二段锦并行，其中自有妙境。
至对外之卫生，饮食以平澹为主，起居以冲和为主，气候则避其太甚而顺其自然，与新法之动而不静，跑跳硬做者迥异，其得失自有实验者在也。
白话文：
在养生的方法上，古人圣贤特别强调心理状态的重要性，这可以从《素问·上古天真论》等四篇文章中看到，这些被认为是养生法的起源。后世学者继承了这种观点，他们主要强调保持心灵的纯淨，不过度关注外界环境的变迁，这就是所谓的「当心灵平静，身体各部位都会遵从」的道理。因此，这种养生方法简单却效果显着，许多医生在治疗病人时也会遵循这种方法，所以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人比较少。只有《寿亲养老新书》一书，详细地介绍了睡眠、起牀、饮食等各方面的养生方法。
明朝高濂的《尊生八笺》中的《四时调摄笺》部分，大多基于这本书的内容。《韩氏医通》的作者韩*，自称依靠药物得以活命，因此他对于各种补养方法有更深入的研究。黄闇斋的《折肱漫录》则分为养神、养气、医药三个部分，《四库提要》批评他过于强调补益，有些片面。然而，黄闇斋自己说他自小就多病，曾被药物误导，他发誓如果他的病能好，他会告诉同样遭受病痛的人，让他们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他把患病的痛苦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到六十多岁时，完成了这本书，他的初衷是让病患有所借鉴，而非自封医生。（在《六醴斋丛书》版本的这本书中，没有养神的部分。）
清朝的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分为水饮、穀食、调和、蔬食、果食、毛羽、鳞介七类），也是这一类作品的佳作。总的来说，心理以静态为主，身体以运动为主，中国的养生学说，都强调动静结合，所以有达摩面壁创立少林拳法，张三丰静坐创立太极拳法的例子。即使在近代，潘霨如的《卫生要术》，也是把调息和十二段锦一起使用，其中自有独特的境界。
至于对外的养生，饮食以清澹为主，生活作息以平衡为主，气候则避免过度的极端，顺应自然，与新的养生方法，如跑步、跳跃等激烈运动形成鲜明对比，孰优孰劣，自有实践者去体验。
中国医学源流论(37)
1. 铃医秘方
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其人皆今草泽铃医之流。（《史记》所载扁鹊，正是铃医中之有名者，即华佗亦此类人。后乃倨傲，欲自比于士大夫，又不改铃医好利之习，故为魏武一怒所杀。）其有以士大夫而好研方术，若张仲景、皇甫士安、葛稚川、陶隐居、孙真人、王焘者，代不数人耳。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
所谓草泽铃医者，其格日卑，其技亦日劣，盖此辈大都不通文义，罕能着书，仅恃师授，无复发明。（赵恕轩所谓专恃祖方为长技。）而师说传之岁久，必不免于讹谬亡失；其技愈劣，则世视之也愈卑，则其人益不自重，而技日以劣，二者实相因也。（又此等人，大抵专守一科，不能会合各科互相考校，故其术亦难于精进。
试观前世疡医之法，多未尽善，至近世合内外而一之，而其术遂日臻美备，可知也。此为以士夫研究医术之长处，盖惟士夫，然后能多读书多得友也。吾尝譬之铃医，若西汉之今文家，其学确有师承，多微言大义之存，而不免于专己守残之陋；儒医若东汉之古文家，其人皆有才识，有博通综贯之美，而不免于师心自用之嫌。）然古代专家之术，实有存于是者，就其精者，往往非士大夫蒐罗书籍、据理推求所能得。
（以医学发明之始，本根据于实验故。）徒以鄙夷其人，不肯更加研究，遂令古代专门之术，日以失亡，良可慨也。近世惟赵恕轩性本好奇，于江湖方技搜辑至多。其时又适有宗柏云者，挟是术遍游南北，远近震其名。恕轩遂从问其术，参以前此所得，以成《串雅》一篇，其治法虽不尽纯，而实于古义为近。
（治外以刺灸胜，治内以顶、串、禁、截胜。顶者上行，故多吐；串者下行，故多泻。截，绝也，使其病截然而止。此即汗、吐、下三法，铃医以配三才。）不惟足资国医之攻错，亦且足为考古者参证之资，实可宝也。
白话文：
[铃医祕方]
中国的医学，在唐代与宋代之间有着显着的转折点。在唐代以前，医生们多遵循传统的师徒传授方式学习，他们大多是像铃医一样，生活在乡野间的人。（根据《史记》记载的扁鹊，就是铃医中的一位名人，甚至华佗也属于这一类。但后来，他们变得骄傲自大，想要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同时又不愿放弃铃医追求利益的习惯，因此最终遭到曹操的愤怒杀害。）当时，以士大夫身份深入研究医学的人，如张仲景、皇甫士安、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王冰等，屈指可数。到了宋代之后，医学成为了士大夫的专业，只有具备儒学背景的医生才能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
所谓的乡野铃医，他们的地位日益低下，技术也逐渐退步，因为这类人通常不懂文辞，很难有人能写作出版，只能依赖师傅口述的经验，无法进行创新。（正如赵恕轩所说，他们过分依赖祖传的药方作为看家本领。）随着时间的流逝，师傅的教导难免出现误解和遗失；他们的技能越差，世人对他们的评价就越低，导致他们自己也开始轻视自己，技能也就进一步下滑，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此外，这些人往往只专注于某一门医学分支，无法整合其他领域知识相互印证，所以他们的医术很难得到提升。
看看过去的外科治疗方法，大多数都不够完善，直到近代，将内科与外科结合，医术才逐渐达到完美的境界，这足以证明士大夫研究医学的好处，只有士大夫才能大量阅读书籍，广泛结交朋友。我曾将铃医比喻为西汉时期的今文学派，他们的学问确实有师傅的传承，保存了很多深刻的道理，但也不免有固步自封的缺点；而儒医则类似东汉时期的古文学派，他们都有才华和见识，能够融会贯通各种知识，但也有自以为是的倾向。）然而，古代专门学问的精髓，实际上仍保留在这些铃医中，那些精华的部分，往往不是士大夫搜寻书籍、根据理论推测就能获得的。
（这是因为医学的起源，本来就是基于实践经验的。）只是由于人们对这些铃医的鄙视，不肯进一步研究，使得古代的专门医术逐渐消失，实在令人感慨。近代只有赵恕轩天性好奇，对于民间的医疗技巧搜罗甚广。当时，正好有一位名叫宗柏云的人，携带这种医术游历南北各地，远近闻名。赵恕轩便向他学习，再结合之前所学，完成了一篇《串雅》，虽然其中的疗法未必完全纯正，但确实接近古老的医学理念。
（在外科治疗上，针灸佔优势；在内科治疗上，则以顶、串、禁、截为主。顶法是向上施治，常引起呕吐；串法是向下施治，常导致泻痢。截法，意在断绝，使疾病突然停止。这就是汗、吐、下三种治疗方法，铃医将它们与天地人三才相配合。）这不仅可以作为官方医生参考借鉴的资源，也是考古学家研究古代医学的重要资料，实属珍贵。
中国医学源流论(38)
1. 祝由科
祝由壹科，其传最古。虽《素问》载岐伯之言，已谓今世之疾，非祝由所能己。然《后汉书·方术传》载赵丙善越方，注云：善禁咒。则其术尚盛行于南方，盖南人重巫鬼，医术之明，迟于北方也。（张角等所操，亦必此术。）今世所传，有《祝由十三科》二卷，（桉：祝由为元医学十三科之一，作此书者盖未之知，遂误以为祝由有十三科。）文词至为鄙陋。
《千金翼方》中之禁经，当必古传此类之学。（赵恕轩利济十二种，中有《祝由录验》，系据湖南汪子师之说，将旧藏张氏本删存，惜未见传本。）今此术虽少，然社会上述其奇效甚多，有非科学所能解释，亦非凭书籍所能研究者。
白话文：
【祝由科】这门学科，起源非常古老。儘管在《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载了岐伯的话语，认为现在的疾病，不是单靠祝由科就能治癒的。然而，《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赵丙擅长使用一种叫做越方的治疗方法，注释说明他擅长的是禁咒之术。由此可见，这种治疗方式在南方仍然相当盛行，或许是因为南方人比较信奉巫术和鬼神，导致他们对医术的理解和接受比北方要慢一些。（像张角等人所使用的，应该也是这种术法。）
现在流传下来的，有一本叫做《祝由十三科》的书籍，共两卷，（根据考证：祝由其实是元朝医学十三科中的一项，写这本书的人可能不知道这点，所以误以为祝由本身就有十三个分支。）书中的语言文字极为粗俗低级。
《千金翼方》中的禁经部分，应该也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同类学问。（赵恕轩在他的《利济十二种》中，有一篇叫《祝由录验》的文章，据说是根据湖南汪子师的说法，删减整理了张氏版本的内容，可惜我没有见过原版。）虽然现在这种治疗方式已经很少见，但社会上关于它神奇疗效的传闻却非常多，有些效果科学无法解释，也不是通过阅读书籍就可以研究明白的。
2. 医史
医史之作，实始于宋张季明之《医说》。季明尝欲集古来医桉，勒为一书，初期满一千，事猝不易足，乃先採缀诸书，据其见闻所及，以成是编，（见罗琐序文。）其书杂採说部，颇伤芜杂。明余弁《续医说》，亦仅随笔札记。李濂始有《医史》之作，然其体例亦未尽善。近今陈邦贤所述《医学史》，于医家源流颇详。
白话文：
关于医学历史的着作，实际上开始于宋代张季明的《医说》。张季明曾打算蒐集自古以来的医疗桉例，编纂成一本书，最初目标是收集一千个桉例，但事实上要达到这个数量并不容易，于是他就先从各种文献中摘录，根据他所知所闻的范围，完成了这本书的编写，（这点在罗琐的序文中有所提及。）他的书大量引用了各种文献，内容有点溷杂无章。明代的馀弁写了《续医说》，也只是简单的笔记和记录。到了李濂，才开始有了《医史》这样的着作，但其编纂格式和规则也并非完美。近代陈邦贤撰写的《医学史》，对于医学的起源和发展脉络描绘得非常详细。
3. 医桉
医桉之作，（《史记·扁鹊仓公传》：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注：诊籍，所诊各病之记录簿也。按：此即后世医桉之嚆矢。）始于宋之许叔微。自兹以降，医家之能着述者，多有此举。或据事以直书，或列药为方式，如张景岳、张路玉、喻嘉言、叶天士、薛生白、陈修园、尤在泾、徐洄溪、王孟英、吴鞠通之流，其尤着者。
近岁医学维新，杂志报章，遍于全国，各处名医医桉之批露者，遂如春葩怒发，指不胜屈矣。其彙集诸家于一编者，则始于明江民莹之《名医类桉》，清魏玉璜继之，陆以湉又再续之，然未见刊本。（见《冷庐医话》庞元徵序。）嘉善俞东扶（名震，号惺斋，清乾隆时人。）之《古今医桉》，则主精不主博。
江阴柳谷孙（名宝诒，清光绪时人。）之《四家医桉》，亦兼有评语。近今秦伯未有《清代名医医桉》之辑，蒐罗尤宏富矣。医书或苦空言无实，医桉则不然，且汇合众家，尤可见古今病状之变迁，水土之同异，虽谓其兼有医史之功用可也。
白话文：
[医桉]的製作，起源于《史记·扁鹊仓公传》中的记载：臣意所诊断的病例，都会详细记录在诊籍中。这裡的诊籍，指的是对每一个病患病情的记录。这可以看作是后世医桉的雏形。这种做法始于宋代的许叔微。自此之后，有能力写作的医学家们，大多会记录下自己的医桉。有的直接根据事实记录，有的则列出使用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像张景岳、张路玉、喻嘉言、叶天士、薛生白、陈修园、尤在泾、徐洄溪、王孟英、吴鞠通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近年来，医学界进行了革新，医学杂志和报纸遍佈全国，各地名医的医桉公开披露，就像春天的花朵般竞相开放，数量之多无法一一举例。将各家医桉汇集成册的，始于明代江民莹的《名医类桉》，清朝魏玉璜接续，陆以湉再次续写，但这些作品都未见正式出版。（出自《冷庐医话》庞元徵的序言。）嘉善的俞东扶（名震，号惺斋，是清朝乾隆时期的人。）的《古今医桉》，注重精确性而非广泛性。
江阴的柳谷孙（名宝诒，是清朝光绪时期的人。）的《四家医桉》，也有附带的评语。近代秦伯未编辑的《清代名医医桉》，收集的资料尤其丰富。有些医书可能因过于理论化而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医桉却不是如此，它们汇集了众多家的经验，更可以看出古今疾病状况的变化，以及不同地区环境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说医桉同时具有医学历史的功能。
4. 医话
医书所最忌者，为空言无实。又其甚者，採缀群书，绝无心得，陈陈相因，尤为可厌。然凡作一书，于其病证治法方药，不能全者，鲜有不蹈此弊。惟医话则不然，以无门面可拘，且非确有心得者不能着笔，惜作者不多。以予所见，有计楠之《客尘医话》、柳宝诒（字谷孙，清光绪时人。
）之《惜余医话》、史典之《愿体医话》、王孟英之《潜斋医话》、陆以湉之《冷庐医话》、毛祥麟之《对山医话》、费凯钧之《友渔斋医话》，均称佳着。尤怡之《医学读书记》，专记读书所得，在医话别为一体。周学海之《读医随笔》，体例亦略同。固始王燕昌（字汉皋，工医术。
）有《王氏医存》十七卷，除末一卷为医桉外，余皆用笔记体，在医话中可谓最浩博者矣。
白话文：
在医学着作中最应避免的就是空泛而不切实际的言论。更严重的是，有些作品只是拼凑众多医书的内容，作者并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沿袭前人的说法，这是最令人讨厌的。然而，当创作一本书时，对于疾病、症状、治疗方法和药物等内容若无法涵盖全面，就很容易落入这样的缺点。但是「医话」这种形式的着作就不一样，因为它不受形式的限制，而且只有确实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才能写得出，可惜的是这种类型的作者并不多。
根据我所见过的，有计楠的《客尘医话》、柳宝诒的《惜馀医话》、史典的《愿体医话》、王孟英的《潜斋医话》、陆以湉的《冷庐医话》、毛祥麟的《对山医话》、费凯钧的《友渔斋医话》，都被认为是优秀的作品。尤怡的《医学读书记》，专门记录他阅读医学书籍的心得，在医话中算是独树一帜。周学海的《读医随笔》，体例上也与之相似。
来自固始的王燕昌，他的《王氏医存》共十七卷，除了最后一卷是医疗桉例外，其他的都是以笔记的形式写成，在医话类型的着作中，可以说是内容最丰富的了。
中国医学源流论(39)
1. 医家考订学
医书之多病空谈，固由形下之学之不昌，亦因医家之真能读书者甚鲜。虽复侈语《本经》，高谈《灵》、《素》，实则望文生义，随意曲解而已，求其能真得读书之例者，无有也。予尝谓自宋以后，医之为业，既移于士大夫，故其风气，亦恆视儒学为转移，而其变迁，又必视儒学为少后，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四库·医家类总叙》语。）职是故也。
有清二百馀年，汉学可谓极盛，然医家能用其法，以治古书者绝少，盖尚未脱宋学之习也。然欲求古代医学之真面目，舍用汉学家治经之法以求之，其道莫由。以余所见，惟沉彤《释骨》一书，原本群经，以释《内经》所载人身诸骨，确为汉学家之法，至是否合于今日之生理学，则又一问题也。胡澍《素问校义》，虽未卒业，亦差足语于校勘。
然二人本皆经生，非医家也。刘寿曾《素问校义》序，致憾于医家之有《内经》，犹儒家之有五经，而无义疏之学，固适如吾意之所欲云矣。（侯官林枫芾《庭乐素斋医学汇参》四卷，一、二、三卷为释体，四卷为辨脉，皆彷《尔雅》之例，五卷至十卷为释方，未成而卒，亦颇足当医家训诂之学。）
医家着书，每喜侈谈神怪，如窦材《扁鹊心书》，则以为上天所畀；张景岳《全书》，则以为游东藩之野而遇异人；陈远公《石室秘录》，乃竟托之雷公、岐伯，前人已言之矣。以予所见，此类书尚属甚多，而其最甚者，要莫如车宗辂、（字质中，会稽人。）胡宪丰（字骏宁，山阴人。
）之《伤寒第一书》，其序言谓仲景《伤寒论》，本一十六卷，治分九州，此书乃其治扬州之法，自兵劫后，原书散失，证治不全。雍正初，德清沉日光学道深山，乃独得仲景真传，而有九州之全书云云。可谓敢于语怪矣。又如齐秉慧（字有堂，叙州人。）之《齐氏医书》四种，本非一无足取，而必谓学医之始，出于衡山仙鹅洞道士之命，十八日内种痘方，亦必托之黄进士得之仙传，诚不知其是何用意。夫此等浅说，亦足惑人。
此巫风之所以盛行欤，乃近日通都大邑及江南人士方且好学扶乩之术，流俗以士大夫之言之也，亦翕然信之，遂有借其术为人治病以牟利者，诚可叹诧。
白话文：
在医学领域中，常见到许多医书充斥着空泛的讨论，这不仅因为实际应用知识的缺乏，也因为真正能深入阅读并理解医书的医者实在不多。虽然他们口口声声提到《本草经》、《黄帝内经》和《难经》，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根据字面意思去理解，随意地曲解其含义，根本无法真正掌握读书的正确方法。我曾经认为，自宋代以来，医学作为一种职业，已经从一般的民间转移到了士大夫阶层，因此，医学界的风气也跟随儒学的转变而转变，然而，这种转变总是比儒学慢一步。儒学在宋代开始分化，而医学则是在金元时期才开始分化，这就是原因所在。
清朝二百多年间，汉学可谓发展到了极盛，然而，真正能运用汉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医书的医者却极少，他们仍未摆脱宋代学风的影响。然而，若要探寻古代医学的真实面貌，除了使用汉学家研究经典的方法外，别无他途。就我所知，只有沉彤的《释骨》一书，根据众多经典，对《内经》中记载的人体骨骼进行了解释，这确实採用了汉学家的研究方法。至于这些内容是否符合现代的生理学理论，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胡澍的《素问校义》，虽然尚未完成，但在校勘方面已有所成就。
然而，这两位都是经学学者，而非医学家。刘寿曾在《素问校义》的序言中，对于医学家有《内经》就像儒学家有五经，却没有义疏学科的现象表示遗憾，这正好符合了我的想法。（侯官林枫芾的《庭乐素斋医学汇参》共四卷，前三卷解释人体结构，第四卷辨识脉象，均彷照《尔雅》的格式，第五卷至第十卷则解释药方，虽然未完成便去世，但其内容已足以成为医学训诂学的一部分。）
医学家在写书时，往往喜欢谈论神怪之事，例如窦材的《扁鹊心书》，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张景岳的《全书》，则是在游历东藩野外时遇到异人所授；陈远公的《石室祕录》，更是假託于雷公、岐伯。前人已对此有所评论。以我所见，这一类的书籍还有很多，其中最离谱的莫过于车宗辂和胡宪丰的《伤寒第一书》，他们在序言中声称，张仲景的《伤寒论》原本有十六卷，涵盖了九州的治疗方法，而此书正是其中专门治疗扬州的篇幅，在战火之后，原书散佚，治疗方法不全。直到雍正初年，德清的沉日光在深山中学习道术，才独自得到了张仲景的真传，获得了九州的完整版。这可谓是胆大妄为的怪谈。再如齐秉慧的《齐氏医书》四种，本来并非毫无价值，但他却声称自己学习医学的起点是衡山仙鹅洞道士的指示，十八日内种痘的方子，也必须归功于黄进士得到的仙传，真不知道他是何居心。这些浅薄的说法，足以迷惑人心。
这是为什麽巫术风气会如此盛行呢？近来，一些大城市和江南地区的人们开始热衷于扶乩之术，由于这是士大夫的话语，人们也趋之若鹜，甚至有人藉此术为人治病以牟利，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医学源流论(40)
1. 医家丛刻
医家丛刻，网罗最博者，当推明吴肖愚之《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清代则程瘦樵之《六醴斋医书》、王琢崖之《医林指南》、丁松生之《当归草堂丛书》、周澂之《医学丛书》，所刻亦均精本。若能备此五书，则所费不及百元，而医家要书善本略具，其馀购求易易矣。程观澜（名文囿，歙人。
）之《医述》，专辑古书，不参己见，凡分七门，（曰溯源、曰伤寒、曰杂症、曰女科、曰幼科、曰痘疹、曰方药。）所收者三百馀家，则医家中之类书也。清乾隆中，吴中唐烈三等尝辑《吴医汇讲》一书，（其例实彷诸过绎之之《吴中医桉》，见唐氏原叙。）集吴中诸医方论，随得随刻，（终于十一卷。
）此则如今日之杂志矣。
白话文：
在医学着作的收集上，明代吴肖愚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可说是涵盖范围最广的一部。到了清朝，有程瘦樵的《六醴斋医书》、王琢崖的《医林指南》、丁松生的《当归草堂丛书》以及周澂的《医学丛书》，这些都是精心编纂的精华版本。如果能够收集这五本书，花费不到一百元，就几乎可以拥有医学领域的重要着作和优秀版本，其他的医书就更容易获得了。
程观澜（本名文囿，安徽歙县人）的《医述》专门辑录古籍，不加入个人观点，内容分为七大类（包括溯源、伤寒、杂症、妇科、儿科、痘疹、方药），共收录了三百多家的医学知识，堪称医学领域的综合参考书。在清朝乾隆年间，苏州的唐烈三等人曾经编辑了一本书叫《吴医汇讲》，实际上是模彷过绎之的《吴中医桉》（详见唐氏的原序），收集苏州地区众多医生的处方和理论，随时获得新知就随时刊印，最后总共有十一卷，这种形式就像现在的医学杂志一样。
2. 中西汇通
中西汇通，自为今后医家之大业。然其人必深通西洋医术，而又真能读中国之医书，详考脉证，确知中医所谓某病者，即西洋所谓某病，或某与某病确有相同之处，而又能精研药物之学，本诸格物之理，以探求古今验方之所以然，而断定何种方药确为无效，方足以语于此。其事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亦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事创始最难，近今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如唐容川之《中西医经汇通精义》之类，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然荜路蓝缕之功，固足以没世不忘矣。今日治西国医学者，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而深于中医旧学者，又一味深闭固拒，均无当也。
白话文：
【中西医学融合】，这将是未来医学界的大趋势。然而，这样的人才必须要深度理解西方医学，同时真正精通中国医书，详细研究脉象病症，明确知道中医所说的某种疾病，实际上就是西医所描述的某种疾病，或者两者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同时还需深入研究药物学，根据事物的本质原理，探索古往今来验方的科学依据，确定哪些药方实际上并无效果，这样才能谈论中西医学的融合。这绝不是单靠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成的。
所有事情，开创之初都是最困难的。近年来，有些医学家开始引领这样的潮流，例如唐容川的《中西医经汇通精义》等着作，虽然其中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的地方，但他们开创先河的努力，确实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现在学习西方医学的人，常常以现代学术标准去评价古人，而那些深谙传统中医学问的人，又一味的拒绝接受新知识，这些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3. 东洋医学
中国医学，今虽衰敝，然自古东洋诸国，如朝鲜、日本等，靡不奉为圭臬，其流传亦不可谓不广矣。予所见朝鲜医书，仅许浚之《东医宝鑑》、康命吉之《济众新编》二种。（许书多采宋以来方论，康书则就许书删繁补阙，皆李朝官纂之书。）至日本医书，则所见者颇多，而其最佳者，则莫如杨惺庵所编之《聿修堂医学丛书》，此书为日本丹波元简及其子元胤、元坚所撰。杨氏游日本时，有以原版求售者，倾囊购之以归，而编次为是书。
计元简《素问识》八卷，元胤《难经疏证》二卷，元简《伤寒论辑义》七卷，元坚《伤寒论述义》五卷、《伤寒广要》十二卷，元简《金匮玉函要略辑义》六卷，元坚《金匮要略述义》十二卷、《药治通义》十二卷，元简《脉学辑要》三卷、《急救选方》二卷、《医胜》三卷，元简之祖雅忠《医略抄》一卷，元简父之弟子小坂元祐《经穴纂要》五卷。（元简《灵枢识》六卷、元坚《杂病广要》四十卷，原以活字印行，故无存板。
元简又有《类抄》八十卷，体例略如郑方坤之《经稗》，皆刺取《说部》中经验良方，不专为医家作者。元坚别有《医籍考》一百卷，彷朱竹坨之《经义考》，而精核或过之。元胤别有《名医汇论》八十卷，凡古人病论异同，条分缕析，可谓集证治之大成。三书皆以卷帙浩繁未刊。
元坚又有《名医公桉》、《病雅》、《药雅》、《体雅》等书，皆少作，亦精核有家法，并见杨氏识语。）诸书皆博瞻精核。予谓治医家之书，当用汉学家治经之术，此其庶几，且中国医家，好谈《灵》、《素》，喜言运气，遂病其空言无施。日本汉医，则多远宗《伤寒》、《金匮》，近师《千金》、《外台》，尽心于研究证状，肆力于钩稽药性，其切于实用，殊非中国医家所及。杨氏谓自元以来，诊察之士，殆罕其匹，诚非过言。
盖中国士夫之治医术，与专家之笃守传授者，截然两途。而日本则医有专官，能世其业，既能收新说之妙，又不失固有之长，故其卓越如是。中国之医家所当借镜者也。（《诊病奇侅》二卷，亦丹波元坚撰。论诊腹之术，其原出于《内经·刺禁论》及《难经》，中土早已失传。
日本尚存秘授，有沉梅使者、供职使署，属元坚再传弟子松井操译以汉文，光绪戊子。慈溪王仁乾刻之，近年群趋新说，译东瀛汉医书者日多矣。）
白话文：
现代中国医学虽然看似衰弱，但自古以来，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等，都将中国医学视为标准，其影响范围极广。我所见到的朝鲜医书，只有许浚的《东医宝鑑》和康命吉的《济众新编》两种。（许浚的书多採用了宋代以来的方论，康命吉的书则在许浚的基础上删繁补缺，都是李朝官方编纂的书籍。）至于日本医书，我见过的有很多，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杨惺庵编纂的《聿修堂医学丛书》，这本书是日本丹波元简和他的儿子元胤、元坚共同撰写的。杨惺庵在日本游历时，有人将原版书出售，他便倾尽所有购买了回来，并编纂成了这本书。
其中包括丹波元简的《素问识》八卷，元胤的《难经疏证》二卷，元简的《伤寒论辑义》七卷，元坚的《伤寒论述义》五卷、《伤寒广要》十二卷，元简的《金匮玉函要略辑义》六卷，元坚的《金匮要略述义》十二卷、《药治通义》十二卷，元简的《脉学辑要》三卷、《急救选方》二卷、《医胜》三卷，元简的祖父雅忠的《医略抄》一卷，元简父亲的弟子小坂元祐的《经穴纂要》五卷。（元简的《灵枢识》六卷、元坚的《杂病广要》四十卷，原本是以活字印刷，所以没有保留版面。
元简还有一部《类抄》八十卷，体例大致类似郑方坤的《经稗》，都是从《说部》中摘录经验良方，不只是医家的创作。元坚另外有一部《医籍考》一百卷，模彷朱竹坨的《经义考》，但精确度可能更高。元胤另外有一部《名医汇论》八十卷，对古人疾病理论的不同观点进行细緻分析，可以说是集证治之大成。这三本书都因卷帙浩繁而未能出版。
元坚还有《名医公桉》、《病雅》、《药雅》、《体雅》等书，都是年轻时期的作品，但也非常精确，有家法，都能在杨氏的序言中找到相关评价。）这些书都非常广博精确。我认为，学习医学，应当採用汉学家研究经典的方法，这样才能接近本质，而且中国的医学家喜欢谈论《灵枢》、《素问》，喜爱运气理论，但实际应用却较为空泛。日本的汉医学家则大多远宗《伤寒》、《金匮》，近师《千金》、《外台》，全心投入研究病症，努力探索药物性质，他们的实用性远超中国医学家。杨氏认为，自元代以来，诊疗的医生，罕有能比得上他们的，这并非夸张之词。
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医术，与专业人士严格遵循传统传授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而在日本，医学有专门的官员，能够继承家业，既能吸收新的理论，又不会失去原有的优点，所以他们能如此卓越。这是中国医学界应该借鉴的地方。（《诊病奇侅》二卷，也是丹波元坚撰写的。讨论诊断腹部的技术，其起源于《内经·刺禁论》和《难经》，在中原早已失传。
但在日本，这种技术仍被祕密传授，由元坚的再传弟子松井操翻译成汉文，于光绪戊子年，慈溪王仁乾刻印，近年来，随着新理论的普及，翻译日本汉医学书籍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医学源流论(41)
1. 民国医学
民国以还，东西医学流传中土者渐广，国人受其濡染，中医蒙其影响，于是结团体以资研究，设黉舍以宏造就，刊杂志以资鼓吹，发扬之途多矣。又有异军突起，高揭新中医之旗帜者，揆其初衷，欲以科学方法整理医籍，未始非迎合潮流之举。然成绩未着，而嚣嚣然有入主出奴之象，此中医之一大变局也。
此时天津有张寿甫，着《衷中参西录》，沪上有恽铁樵，作《伤寒辑义按》，一重药物之实验，一重学理之阐发，颇能博得时誉。盖喜新厌故，人情所同，医亦不能例外，惟末流变本加厉，摭採西医皮毛，诽诋先哲之实效，以为中医有大部份应譭弃，论者惜之。
东瀛医学，本传自吾国，虽维新之后西医盛行，而汉医之研究依然不断。中医界中辄喜浏览，以资引徵，于是刘泗桥之《皇汉医学译本》得以大行。沉石顽继之，有《和汉医学真髓》、《汉方医学解说》等之迻译。惟平心以论，日本汉医之勐晋，殊足惊人，而始终不能跳出《伤寒》范围，亦未免太隘。然能得吾国人之尊奉，亦可见中医风气转移之一也。
张山雷授徒于兰溪，议论独能平正，着有《中风斠诠》、《脉学正义》，《疡科纲要》、《女科辑要笺正》等书，能守中医之特长，参以西法之精义，不以汇通相标榜。包识生掌教于沪上中国医学院，就日常讲述，辑《包氏医宗》二集，发挥《伤寒》、《金匮》，独具心得。长安黄谦又有《伤寒杂病论集注》数十万言，亦近今之杰作也。
医为实用之学，应使固有之特长保持勿失，以前之缺陷设法弥补，不在议论之动人、新奇之眩人耳目也。近人中瞭解此义者，有秦伯未、张赞臣、许半龙辈。秦氏辑《清代名医医桉、医话精华》，蒐罗綦富。《实用中医学》、《中医指导丛书》等，均能供初等之梯阶，《国医讲义》六种，编制新颖，取材谨严，尤为中医界放一异彩。
张氏之《诊断学纲要》、《咽喉新镜》、《历代医学史略》，许氏之《药籢启秘》、《外科学大纲》，都能适合于临床之用，良由曾任医校教务，故于材料编辑，均能权衡切要也。
近人新着之外，能发扬先哲幽光，以贡献医界者，杭州三三医社有丛刊数集，上海中医书局又有《古本医学丛书》之刻，书凡十种。丁锦之《难经阐注》、王梦祖之《伤寒撮要》、周学海之《辨脉平脉章句》、寇宗奭之《本草衍义》、释轮应之《女科秘旨》、黄坤载之《难经悬解》、吕*村之《伤寒寻源》、朱丹溪之《金匮钩玄》、赵竹泉之《医门补要》、高武之《针灸要旨》。
昔人着作，每多独到之处，惜流传甚鲜，不能普遍，实为中医阻滞之一大原因，知此则知此类书集之可贵矣。
大抵医家学说，多随病症为变迁，议论纷纭，由来已久。无如古今病症，万有不齐，综计情形，可归两类：自其纵者言之，含有历史性质者，当称为时代病；自其横者言之，含有地理性质者，当称为地方病。兹再分述之。
白话文：
从民国以来，西方医学在中国逐渐普及，国人受到这种影响，中医也因此受到波及。于是，中医开始组建协会进行深入研究，设立学校培育人才，出版期刊来推广，发扬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同时，有一股新的力量崛起，高举"新中医"的大旗，他们的初衷是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医学典籍，这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趋势。然而，成效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强烈的排他性，这是中医的一大转折点。
当时，天津的张寿甫写了《衷中参西录》，上海的恽铁樵编撰了《伤寒辑义按》，一个侧重药物的实验，另一个侧重理论的阐述，都获得了当时的认可。人们通常喜欢新事物而厌倦旧事物，医学也不例外。但一些过激的人士，只摘取西医的表面知识，批评前人的经验，认为中医有很大一部分应该被抛弃，这引起了许多讨论。
日本的医学，原本就是从我们国家传过去的，虽然在改革开放后，西医在那裡非常流行，但是对于汉医的研究从未中断。中医界经常阅读这些内容，以作为参考，因此刘泗桥的《皇汉医学译本》得以大卖。接着沉石顽也出版了《和汉医学真髓》、《汉方医学解说》等书。客观地说，日本的汉医发展迅速，令人惊讶，但他们始终未能跳脱《伤寒论》的范畴，不免有些狭隘。然而，他们能获得中国人的尊重，也显示了中医风气的转变。
张山雷在兰溪教授学生，他的观点特别公正，他写了《中风斠诠》、《脉学正义》、《疡科纲要》、《女科辑要笺正》等书，坚持中医的特色，参照西医的精华，不刻意追求中西医学的融合。包识生在上海的中国医学院任教，他把日常教学内容编辑成《包氏医宗》二集，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解独到。长安的黄谦也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伤寒杂病论集注》，也是近期的优秀作品。
医学是一门实用学问，我们应该保留自身原有的特色，弥补过去的不足，而不是追求议论的新奇与吸引眼球。近代理解这一道理的有秦伯未、张赞臣、许半龙等人。秦伯未编辑的《清代名医医桉、医话精华》收集丰富。《实用中医学》、《中医指导丛书》等，都是初学者的入门指南，《国医讲义》六种，编制新颖，取材严谨，特别为中医界增添光彩。
张赞臣的《诊断学纲要》、《咽喉新镜》、《历代医学史略》，以及许半龙的《药篮启祕》、《外科学大纲》，都适合临牀使用，因为他们都有担任医学学校教学工作的经验，所以在教材编辑上，都能把握重点。
除了近年的新作，能发扬前人智慧，贡献医学界的，有杭州三三医社的几集丛刊，上海中医书局又出版了《古本医学丛书》，总共有十本书。丁锦的《难经阐注》、王梦祖的《伤寒撮要》、周学海的《辨脉平脉章句》、寇宗奭的《本草衍义》、释轮应的《女科祕旨》、黄坤载的《难经悬解》、吕梴村的《伤寒寻源》、朱丹溪的《金匮钩玄》、赵竹泉的《医门补要》、高武的《针灸要旨》。
古人着作，常有独到之处，可惜流传不多，无法普及，这其实是中医发展的一大障碍，由此可知，这类书籍的珍贵。
总的来说，医学理论往往会随着疾病变化而改变，争议不断，由来已久。无论古今，疾病千差万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从时间角度看，具有历史性的，可称为时代病；从空间角度看，具有地理性的，可称为地方病。以下是详细的分类。
中国医学源流论(42)
1. 时代病
时代病者，古今病况之不同是也。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古者人事简单，交通梗阻。事简则岁月优游，愁痛自少，道阻则流行传染，更属难能。及人事日趋繁複，交通日趋便利，则淳朴转为浇漓，而身体因之渐弱，且一治一乱，繫于时局。治世之民安乐，病偏于有馀；乱世之民困苦，病偏于不足。
有馀者多宜清凉消导，以解其宴安厚味之毒；不足者多宜建中培补，以济其颠沛劳伤之苦。馀生也晚，不获亲炙先哲，然自入医界三十馀年，对于病症之与世推迁，益凛然于心目。（旧说之肝病，弱冠时但见一部份妇女有之，继则妇女病此者渐多，而士子亦渐有之，最近则商人亦有之，今则农工劳动界亦有此病，足见民生日困、筹虑太过之结果。
又如肺病、遗精病、近视病，三十年前不多见，今则几为学校青年之普通病，教育愈发达，此类病愈多，虽补救之法日增，然终不敌病魔之进步。）后世之人，辄讥古代医家方药之偏胜，殆不谙当时之环境使然，是知人论世，医家亦不可不知此义也。
新病随进化而多，新药亦随新病而增，皆必然之理。以明代《本草纲目》而论，比汉唐方药已增数倍。降至近日，如痒症、鼠疫、脑膜炎、梅毒、白浊等种种病症，为古昔所不常见者，今则日盛一日。当代医生，因应付新病，殚精竭虑，自有试用新药之经验，着为方法，以济世用，用之有效，即为此时此病之专门学问，不必再搜古理以证明或附会之也。（如脑膜炎病，试验有效之方，便可应用，不必引古之痉病为证。
盖此病传染迅速，与古痉病不尽同也。）
旧病范围之变迁，亦有两公例。一随地体为转移，一随时局为转移。时局之说已详前节。地球则自转为昼夜，绕日之公转为一年，又有大公转者，则随日系作迁移，以六十年为一周，（此说详天文学中，谓地球于每岁绕日一周外，又随日系在天空旋转，至六十年而复归原位，名为大公转。
此六十年中，地球在天空之远近变化，虽亦有常轨，然而年各不同，则地面所受之阴阳寒暑，亦岁有殊异。则生物所感之病，亦当然依此为循环。）故古人以甲子一周认为气运之回覆。《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亦用司天在泉、五运六气诸名称，以六十年之干支，推算六十年之病症，谓其循环而符合。
泥古者视如岁历之检查，维新者斥为迷信之呓语，殊不知当时必本于专家实测及事实之经验而来。（地为圆体浮于天空大气之中，以旋转为昼夜。古昔如《春秋元命苞》等谶纬书外，《素问》各论中亦多论及。可见宇宙之学，周末即有发明。既知地球自转、公转之殊，岂有不知大公转之理。
然而未有明文，仅以运气干支着其变化之事实，是古书含浑不全处。不仅此一种学问为然，今日科学化之新中医，谓司天在泉、五运六气亟应打倒，实可为未谙科学之反证。）陆九芝谓《内经》运气之说可资研究，实通论也。（陆氏但知其理不可废，并未知天文学中大公转之说。
白话文：
【时代病】
时代病指的是古今疾病状况的不同。有些病在古代存在，但现在却很少见，反之亦然。古代人的生活相对单纯，交通不便。生活简单，忧愁烦恼自然较少；交通不便，流行病的传播就更加困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事日益繁複，交通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从纯朴变得複杂，身体也因此逐渐虚弱。而社会的治乱，也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在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安逸，疾病往往是由于过度滋补；在动盪时期，人民生活艰辛，疾病多是由于营养不良。
对于过度滋补导致的疾病，通常需要清热解毒和消化食物；对于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则需调理补充。我在医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深深感受到疾病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例如，肝病，在过去主要发生在一部分妇女身上，后来逐渐扩散到男性，甚至农工阶层也有这种病，这显示出人民生活日益艰困，思考过多的结果。
再如肺结核、早洩、近视等疾病，三十年前并不常见，现在却成为学校学生的常见病。教育越发达，这些疾病越多，儘管治疗方法不断增加，但仍难以抵挡疾病的蔓延。）后世的人们往往批评古代医学的偏颇，这其实是因为他们不瞭解当时的环境所致。医学家应该瞭解时代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疾病。
新的疾病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增多，新的药物也随之出现，这是必然的规律。以明朝的《本草纲目》为例，它比汉唐时期的药方增加了数倍。到了现代，像皮肤痒、鼠疫、脑膜炎、梅毒、尿浊等疾病，都是古人罕见的，现在却越来越多。医生为了应对新疾病，绞尽脑汁，不断尝试新药物，总结经验，以帮助世人。如果新药物有效，那就是对这种疾病的研究成果，不需要再去寻找古代理论来证明或附会。
旧病的范畴也会随着地理和时局的变化而改变。地理上，某些疾病可能在一个地方盛行，但在另一个地方却很少见。时局上，社会的安定或动荡也会影响疾病的分佈。古人认为，每六十年是一个週期，这个週期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週期有关。在这六十年中，地球离太阳的距离会有所变化，导致地面的温度和季节也会有所不同，这就会影响到生物的健康，导致疾病的循环出现。因此，古人认为，每六十年的疾病循环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有些人固守旧观念，将这些理论视为曆史的检查，有些人则斥之为迷信的胡言，却不知道这些理论其实是基于专家的实际观察和经验。地球是一个圆形的球体，悬浮在天空的大气中，自转产生昼夜。古籍中，如《春秋元命苞》等谶纬书以及《素问》各论中，都曾提及这些理论。这说明，早在周朝末年，人们就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奥祕。既然知道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差异，又怎麽可能不知道大公转的原理呢？
然而，古籍中并没有明确的描述，只是通过运气干支来记录实际的变化，这是古书中的一个缺陷。不仅这一领域的知识如此，现代科学化的中医学，对于司天在泉、五运六气等概念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科学的误解。陆九芝认为，《黄帝内经》中的运气理论值得研究，这是一个全面的看法。（陆氏只知道这种理论不能被废弃，但并不知道天文学中的大公转理论。）
中国医学源流论(43)
1. 时代病
）
2. 地方病
地方病者，限于一方水土之病，而有一方治疗之法，不尽通行于各地者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早计及之。吾国地大物博，跨有寒温热三带，面积之广，等于欧洲。是以水土气候，人民体质，各地不同，而全国医家之用药，遂亦各适其宜，而多殊异。
即以长江流域论，四川人以附子为常食品，医家用乌附动辄数两，麻黄柴胡动辄数钱，江南人见之，未免咋舌，然在川地则绝少伤阴劫津之弊者，则以长江上游，由青海西康雪山中急流入川，寒性正盛，川人饮此寒水，故用乌附热药适得其平，解表亦非多量麻柴无能为力。迨长江既出巫峡，徘徊于两湖之间，平流数千里，经赣皖至江苏以入海。
水质经日光之蒸晒，寒气已退，则需用遂少。且江苏土性，滨海而多湿，平原而多热，湿热交蒸，腠理鬆懈，故乌附在四川为常食品者，至江苏则罕用，麻黄柴胡在四川以钱计者，至江苏则以分计。彼旅沪川医，讥苏医为庸懦，苏医斥川医为狂妄，是皆一隅之见，不明瞭地方性质者也。
又如苏浙妇女，产后血少阴虚，应服平和清养之剂，切忌燥热收涩之品。而广州人之预备生产也，必以生薑数十斤，熬醋十馀斤，于产后匝月内拌米饭儘量食之，不得少参他品，从之则体健，违之则多病，或且不测。若以此法施之江浙产妇，早动肝阳成大病矣，然苏浙妇女之旅粤者，亦必遵守彼中成法。
（前清光绪之季，余携眷寓广州。将分娩矣，同乡戚友以此法见告，余妻闻而大骇。盖平素阴虚肝旺心烦舌碎，常与洋参为伍者，乌能服生薑数十斤耶。嗣经旅粤者以土宜力劝，遂于产后匝月内如法服尽，非但无伤阴之弊，并且体健逾恆，旧疾悉去，宁非奇事。
）是无他，广州地近热带，腠理松疏，而由五岭南坡泻下东北两江之水，萃于广州，寒性未散，故以生薑温其内，酸醋收其外，一温一敛，足以祛寒而固气，故产后用之，竟等于脱胎换骨之妙也。
岭南水性如是，岭北之湘资等水泻于湖南者，性质又异。盖均属寒性，而湘省则在温带，迥非广州热带之比，故湘医用药，遂以仲景伤寒法为正宗。表则桂麻柴葛，凉则硝黄芩连，温则姜附椒萸，补则参苓朮草。按方施治，因应咸宜，与吾苏对于《伤寒论》但师其意而罕用整方者迥异，是则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时所立之法，虽时代有变迁，而土宜尚未尽易也。
此外如山陝等省，地偏于北，寒燥凛冽，皮肤坚厚，故发表多用羌防麻桂重剂。闽粤地跨热带，蒸发甚而腠理疏，既易受寒，又易受湿，故多用燥药以化湿，热药以温中，而于辛散则罕用。
再以苏浙而论，长江以南，钱塘以北，纵横五十馀县境，皆太湖湓地也。土浅水多，蚕桑稻米之利，为全国上腴。然因海洋气候之蒸发，湿温症独多，虽腠理宜通，大便宜畅，然郁邪不为汗解，不为下解，维有芳香化浊，澹渗化湿，足以去病之症结。而青蒿、藿香、佩兰等对症之药，亦遂就地而产生。
白话文：
所谓「地方病」，是指在特定地区，因为当地的水土环境所造成的疾病，而这些疾病也有当地独特的治疗方法，并非在每个地方都适用。《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早就提及这个概念。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横跨寒、温、热三个气候带，面积广大，相当于整个欧洲。因此，各地水土气候、人民体质都不相同，全国医师用药自然也因地制宜，差异很大。
以长江流域来说，四川人把附子当作日常食品，医生用乌头附子动辄数两，麻黄、柴胡也动辄数钱，江南人看到可能会吓一跳。然而，在四川当地却很少出现伤阴耗津的弊病。这是因为长江上游的水，从青海、西康的雪山急速流到四川，水性非常寒冷，四川人喝这种寒水，所以用乌头附子等温热药物才能达到平衡；解表发汗也必须用较多剂量的麻黄、柴胡才能有效。等到长江流出巫峡，在两湖之间缓慢流动数千里，经过江西、安徽到达江苏入海时，水质经过阳光照射，寒气已经消退，因此用药剂量也要减少。而且江苏地处海边，湿气重，地势平坦，热气也重，湿热交蒸，毛孔容易鬆弛，所以乌头附子在四川是日常食品，到了江苏就很少使用；麻黄、柴胡在四川以钱计算，到了江苏则以分计算。有些在上海的四川医生，嘲笑江苏医生胆小怕事，而江苏医生也批评四川医生狂妄自大。这些都是因为见识狭隘，不了解各地环境差异所致。
再说苏浙地区的妇女，产后容易气血不足、阴虚，应该服用平和、滋补的药物，绝对不能用燥热、收涩的药物。而广州人准备生产时，一定会准备数十斤生薑和十几斤醋，在产后一个月内，用生薑醋拌米饭，尽量多吃，不能加其他食物。这样做可以使身体健康，否则容易生病，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将这种方法用在江浙地区的产妇身上，恐怕会造成肝阳上亢，引发大病。但是，江浙妇女如果到广州，也必须遵守当地的习俗。
（清朝光绪年间，我带着家人住在广州，妻子快要生产时，同乡亲友告诉我这个方法，我妻子听了很害怕。因为她平时阴虚肝旺，心烦口渴，经常要吃西洋参，怎麽可能吃得下数十斤生薑呢？后来，经过在广州住过的人极力劝说，我妻子在产后一个月内按照这个方法吃完，不但没有伤阴的弊病，而且身体比以前更健康，旧病也全都好了，真是奇事。）
这其中没有其他原因，广州地处热带，毛孔容易鬆弛，从五岭南坡流下来的东北两江之水汇集于广州，寒性还没有消散，所以用生薑温暖身体内部，用酸醋收敛身体外部，一温一敛，足以祛除寒气、固护气血，因此产后使用，效果就像脱胎换骨一样神奇。
岭南的水性如此，而从五岭北坡流到湖南的湘水、资水等，水质又有所不同。虽然都是寒性，但是湖南处于温带，和广州的热带不同，所以湖南的医生用药，以张仲景的《伤寒论》为正宗。发汗用桂枝、麻黄、柴胡、葛根，清热用硝石、黄芩、黄连，温裡用生薑、附子、花椒、吴茱萸，补益用人参、茯苓、白朮、甘草。根据病情来用药，都很合适。这和我们江苏的医生对于《伤寒论》只是领会其精神，很少使用原方的情况不同。这是张仲景担任长沙太守时所确立的方法，虽然时代变迁，但是当地的水土环境并没有完全改变。
此外，像山西、陝西等省，地处北方，寒冷乾燥，皮肤坚厚，所以发汗多用羌活、防风、麻黄、桂枝等重剂。福建、广东地跨热带，蒸发旺盛，毛孔疏鬆，既容易受寒，也容易受湿，所以多用乾燥的药物来化解湿气，用温热的药物来温暖脾胃，而很少使用辛散的药物。
再以苏浙地区来说，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纵横五十多个县，都属于太湖流域。这裡地势低平，水网密布，蚕桑、稻米的产量居全国之冠。但是因为海洋气候的影响，湿温病很多。虽然毛孔容易疏通，排泄通畅，但是湿邪鬱积，无法透过发汗或排泄排出，只有用芳香化浊、澹渗利湿的方法，才能去除病根。而青蒿、藿香、佩兰等对症的药物，也在当地应运而生。
中国医学源流论(44)
1. 地方病
夫因水土之偏性而成地方病，即有疗此病之地方药随之产出。吾国南北各省，类此者甚多，医者贵于因地制宜，不可执一。若以己所不知或不习者相攻讦，宁非自扰，而昧者更欲彷西医办法，倡议方药统一政策，则更傎矣。（民国十九年，国际联盟会卫生科长费而伯来华考察西医学术，中医界推余代表，邀其参观医校医院，并请其发表意见。
费谓世界人民虽有黄白红黑之殊，其体格生理之构造则一，生理既然一律，则治法亦当然一律，故医学当服从多数以统一之。意谓应废中医而从西医也。余谓中医重水土习性，故各地治疗之法不同，西医既能合于生理之统一，何以在欧洲一隅，又有英法德瑞等派别之攻讦？费无以应。
民国二十年，常州某氏贻书，谓在常州整顿地方医药，先以各药铺丸散膏丹簿之分量药味一律照古方更正为入手。余谓药铺之丸散膏丹簿，为全国通用之验方，其与古方不能悉合处，正是前辈医哲，循数百年之经验，就常州水土之习性所改定者，故其不同之处，正是治验之精意，犹之颅圆踵方，固宜冠规履矩，然大小之间，宜任各人之支配，不能划定尺寸。若以各地方成方一律依古方改定，则是削足适屦，岂非大谬！此举遂中止。
再西医治病，但凭生理病菌之状况，处方皆大致有一定标准，中医则各用各法，随机应变，无一相同，其优点劣点亦均在此。华人食料，以植物为主，动物为辅；西人食料，以动物为主，植物为辅，其性情体格，遂大不同。故中医治病，以植物为主，矿物为辅；西医治病，以矿物为主，植物为辅。
天然之习惯如此，故疗病亦有自然之趋势，此皆中西异点之最着者。今人不揣其本，而欲强齐其末，此空言扰攘之所以日多也。）
白话文：
地方病的产生是因为水土的特性差异而形成的，因此会产生治疗此病的地方药物。我国南北各省，这样的例子很多，医生应该根据当地情况调整治疗方法，不能死守一种方法。如果用自己不懂或不熟悉的方法互相攻击批评，岂不是自找麻烦？更荒谬的是，一些不明就裡的人，还想效彷西医的做法，提倡统一药方的政策。
民国十九年，国际联盟卫生科长费而伯来中国考察西医学术，中医界推举我代表出席，邀请他参观医学院校和医院，并请他发表意见。
费而伯认为，虽然世界各地的人种肤色不同，但人体的生理构造都是一样的，既然生理结构相同，治疗方法也理应相同，所以医学应该遵循多数意见而统一。他的意思是应该废除中医而採用西医。我则认为，中医重视水土的特性，所以各地治疗方法不同。西医既然能符合生理的统一性，为什麽在欧洲一个角落，还有英、法、德、瑞等派别互相攻击？费而伯无法回答。
民国二十年，常州一位先生来信，说要在常州整顿地方医药，首先要将各药铺的丸散膏丹的剂量和药味，都统一按照古方更正。我认为，药铺的丸散膏丹，是全国通用的验方，它和古方不能完全一致的地方，正是前辈医学家根据数百年经验，针对常州水土特性修改后的结果。因此，它们的不同之处，正是治疗验方中的精妙之处。就像帽子要合头，鞋子要合脚，尺寸大小应该允许个人调整，不能规定死尺寸。如果将各地常用的药方都统一按照古方修改，那就像削足适履一样，岂不是大错特错！此事最终被停止。
西医治病，只根据生理和病菌的情况，处方大致有一定的标准；而中医则各用各法，随机应变，没有完全相同的，其优点和缺点也在于此。华人饮食以植物为主，动物为辅；西方人饮食以动物为主，植物为辅，因此他们的性情体格大相径庭。所以，中医治病以植物药为主，矿物药为辅；西医治病则以矿物药为主，植物药为辅。
这是自然的习惯，所以治疗疾病也会有自然的趋势，这是中西医最显着的不同之处。现在有些人不明就裡，只想强行统一，所以无谓的争论才会越来越多。
民国中央国医馆招牌牌匾-施今墨 焦易堂 梁少甫 谢利恒
谢利恒
谢利恒(1880-1950年)，名观，晚年自号澄斋老人。江苏武进罗墅湾人。伯祖兰生，祖葆初，均为孟河名医。谢氏幼承家学，熟诵《内经》、《难经》、《伤寒论》及方书、本草。又工古文辞，精究经书、历史舆地之学。甲午战争(1894年)后入致用精舍(原名龙城书院)学习新学。尝从苏州名医马培之学医。1901年肄业于东吴大学。1905年任教于两广优等师范学校，1911年前后两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地理、医学图书。历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总会附设中医大学校长；又曾任上海市国医公会、中央国医馆等学术团体职务。1929年民国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案时，中医界公推谢氏为赴宁抗争之首席代表，历时数月，终于迫使当局收回禁令。
谢氏博记多闻，治学功深，向为医林所景仰。1917年丁甘仁等创设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率先延聘谢氏为该校校长。谢氏制定课时，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从学弟子甚众，如秦伯未、张赞臣等都出其门下。他一生虚心好学，不耻下问。近贤陈存仁撰《谢利恒先生传记》中有云：“凡同道中有一长可取者，辄乐与周旋，罔论儒医世医，即草泽铃医，亦殷勤询访讨论，不肯放弃也。”谢氏撰著较多，如《中国医话》、《中国药话》、《澄斋医案》、《澄斋杂著》等均已刊行。其中《中国医学源流论》为其代表作，书中纵论历代主要医籍、学派及医学各科发展史，揭示中医与儒学的发展关系，倡言治医者要略涉自然、社会诸科学。谢氏曾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在中医学界影响相当深远。辞典博引古今医籍3千余种，旁及日本、朝鲜等方书。他曾考讹订谬，去芜存精，词目3万7千余条，计350余万字，历时八载，书乃告成。谢氏平素重视整理方剂及卫生保健之术，曾于1925年编印《家用良方》问世。该书为谢氏取其平日所得各种方法，参以诊病之经验而成，共分卫生、内科、妇科、幼科、救急六类。
由民国时期著名中医谢观署名的《中国医学源流论》（谢观著，余永燕点校，福建科技出版社），被中医界和中国医史界公认，是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的一本重要著作，代表了作者的医学思想。此书对中国古代医籍的考证严谨，参照儒学的发展，揭示医学与儒学演进的关系，对其源流传承、演变分期和正误得失做出客观的评价。2003年，这本著作列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的“民国名医著作精华”系列之一出版。秦伯未在该书的序言中称，“海内医家，叹为绝作”，“近日及门诸子，为先生编印全集，复以此篇冠其首”，足以代表中医界的评价。（秦序所说的《全集》，即《谢利恒先生全书》）
谢观字利恒，号澄斋，江苏武进人，生于1880年，1950年逝世。他出身中医世家，祖父是孟河名医。其父谢锺英是清光绪的举人，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延其为幕僚，参政论学，是一位对舆地有研究的学者。谢观早年于东吴大学肄业后，在广州多所学校讲授地理课程，因善讲课而成名。他两次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地理和医学书籍，主编出版了《中国医学大辞典》。后来担任过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神州中医大学的校长。1922年以后在上海悬壶行医，著名中医秦伯未、张赞臣、章次公和程门雪等皆出其门下。《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卷分别列有《中国医学源流论》及其作者谢观的词条。
看看孟河医派再传弟子的气势
孟河医派再传弟子朱勉生教授到丁甘仁故居暨孟河医派书院寻根
孟河医派再传弟子朱勉生教授到丁甘仁故居暨孟河医派书院寻根
2024年8月4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主席，孟河医派丁甘仁先生次子丁仲英先生弟子任应秋先生的研究生朱勉生教授及其弟子一行四人专程到丁甘仁故居暨孟河医派书院寻根。
当日上午，本学会会长顾书华、顾问汪中良、学会副秘书长李庆宜等陪同朱勉生教授一行参观丁甘仁故居暨孟河医派书院，期间顾会长向朱教授介绍了自本学会成立以来开展的对孟河医派传承、发展的抢救性工作，并与朱教授探讨如何更进一步做好孟河医派传承保护工作、扩大孟河医派的国际影响力等事宜。
当日下午，顾书华会长等陪同朱教授参观了广益中医医院（孟河医派名医堂），介绍了名医堂传承工作室和孟河医派医古籍。朱教授为广益中医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做了“时空针灸”学术报告，为孟河医派故地传经送宝，并勉励广大年轻学子继承好孟河医派的医德医术，引导他们学习由她创立的“时空针灸”。
朱勉生教授率其弟子与丁仲英先生铜像合影
顾书华会长向朱勉生教授介绍收藏的医古籍
顾书华会长与朱勉生教授等在丁甘仁故居合影
朱勉生教授拜读顾书华会长收藏的医古籍
顾书华会长向朱勉生教授赠送丁甘仁贺寿金杯
左起：顾问汪中良、会长顾书华、朱勉生教授、副会长王璇
朱勉生教授在广益中医院（孟河医派名医）举行学术讲座，介绍“时空针灸”学术经验
朱勉生教授，云南中医药大学毕业生。1978年中国第一届中医研究生，师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法国科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导师、云南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昆明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自从1990年起担任巴黎第十三大学中医学主讲教授，1997年参与创设该医学院授予西医博士的中医文凭DUMETRAC担任教学主任。2015年参与创设巴黎第六大学居里医学院西医博士的中医心身实践DUPRAC。云南省朱勉生专家工作站署名专家。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主席。曾经长期担任法中糖尿病专家委员会和法国药品食品监察署中医专家。担任责任主编出版《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法对照国际标准》，编委会获得2011年世中联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朱勉生教授对中医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医术非常高超，同时对中医有创新性发展，发明了“时空针灸疗法”，创立了“时空针灸学及其学派”，时空针灸已经得到国际合作乳腺癌化疗不良反应临床试验和二十多种疑难疾病临床观察的检验，获得2023年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二等奖。《时空针灸学》专著获得2023年世中联中医药国际贡献奖著作类一等奖。2017年法国总统奥朗德签署，授予她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任应秋（1914-1984）教授，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1936年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师从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陆渊雷诸孟河医派前辈，解放后任教于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并任教务主任，1957年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曾任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医系主任、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等职。
守中医之正·创医学之新——常州成立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孟河医派分院
6月12日上午，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冬铃会见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孟河医派第四代传人仝小林。
潘冬铃对仝院士来常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说，成立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孟河医派分院，挖掘更多中医药特色，不断推动中医药原创优势转化为常州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希望仝小林院士利用专业优势，在孟河医派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常州更多支持。
在当天召开的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孟河医派分院成立大会上，仝小林院士，岐黄学者、国医大师颜正华工作室负
责人张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中医科教处处长、二级巡视员石志宇，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院长赵霞，常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姚澄，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何小茜出席会议。常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
长程逸文主持会议。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孟河医派分院宣布正式成立。
现场聘请了仝小林院士、张冰教授等一批中医专家为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孟河医派分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专家名单：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主任、孟河医派第四代传人仝小林教授；
岐黄学者、首都名中医、国医大师颜正华学术继承人、工作室负责人张冰教授；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江苏省名中医申春悌教授；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研究所副所长王忠教授；
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副会长黄亚博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仁寿教授；
孟河医派费氏医学世家第十二代传人费季翔教授；
孟河医派丁氏医学世家第四代传人丁一谔教授
张继泽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主任陈四清教授；
南京中医药大学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杨涛教授。
仝小林院士说，
孟河医派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将传统“师带徒”与现代“学院派”有机结合，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体系，推动了近代中医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也留下了较为完整的传承体系、医技和药方。结合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和群众需求，深挖这个“宝藏库”，可以为新时代中医在临床的应用发展赋能。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何小茜表示，
孟河医派是值得常州人骄傲的文化标记和宝贵遗产，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完备的政策体系为孟河医派发展定向引航，社会各界以深厚的乡土情怀为孟河医派发展贡献力量，传人同道以高涨的中医自信为孟河医派发展蓄势赋能，全力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孟河医派。
她指出，江苏省中医流派孟河医派分院的成立，意味着常州以孟河医派为特色的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探索之路，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相信在省卫生健康委的大力支持下，在以仝院士领衔的国内顶尖中医专家团队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悉心指导下，孟河医派分院定会取得丰硕成果，更好地守护百姓健康。
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院长、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赵霞指出，
江苏各家医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孟河医派近年来开展的诸多工作和取得的突出成效，为江苏中医流派的传承创新注入了新动能。她表示，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和南京中医药大学将全力支持孟河医派的弘扬与发展。
顾书华会长（左四）、程逸文副局长（左六）陪同张冰教授（左五）参观丁甘仁故居合影
顾书华会长、程逸文副局长向张冰教授（右二）介绍收藏的医古籍
2024年6月12日下午，岐黄学者、首都名中医、国医大师颜正华学术继承人、工作室负责人张冰教授参观了费伯雄故居、马培之故居、丁甘仁故居。本学会会长顾书华、常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程逸文陪同张冰教授参观了丁甘仁故居暨孟河医派书院。
顾书华会长应邀赴英国参加第五届中欧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
2024年8月25日，由中国·英国中医药中心、山东中医药大学海外校友会、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共同主办，英国兰中医学院和齐鲁海外中医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英国中医师学会、英国丹黄中医书院、杏林普济国际中医药文化交流（北京）中心、山东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国际现代舌诊学会、英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欧洲校友会等共同协办的“第五届中欧中医药合作与发展论坛”暨“仁和精诚--第四届齐鲁海外中医学术研讨会”在英国达西庄园（Chatsworth House）成功召开。
本次峰会以弘扬传统中医药“仁、和、精、诚”精神，宣传“儒医”文化为核心，旨在推动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德国等多个国家的150位中医专家，共同探讨中医诊法、针法、方药、临床实践与研究等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与经验。本学会会长顾书华应中国-英国中医药中心主席、英国兰中医学院院长汤淑兰邀请参加本次论坛。
会议开幕伊始，中国-英国中医药中心主席、英国兰中医学院院长汤淑兰教授和山东中医药大学海外校友会会长、英国中医师学会副会长刘北南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场致辞，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教授、海外校友及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表达了对大会的高度期待与祝愿。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光霁在致辞中指出：“推动中医国际化，中外交流合作必不可少，此次大会作为中外中医交流的桥梁，对中医文化的宣传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在开幕式上致辞
参观兰中医学院（左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长许钒，中国-英国中医药中心主席、英国兰中医学院院长汤淑兰，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会会长顾书华）
与会嘉宾为“2024英国达西庄园中医药国际峰会”剪彩
2024英国达西庄园中医药国际峰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