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物种---1968年精神有可能再次出现

《干净屁眼诗》

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位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的总统，但克林顿深受旧势力的影响，包括南方爱国主义和圣经地带保守主义。克林顿在性解放的时代长大，他的个人行为显示出20世纪60年代的自我放纵，但克林顿的政策并未表现出我们在戴维斯.萨伊德、昂格尔、艾尔斯和赖特身上发现的那种对美国的敌意。

我相信即便今天去问克林顿，他是否希望看见美国仍是世界第一，他会断然说“是的”，并对自己被问到这个问题深感惊讶。可是，对奥巴马，谁知道他会如何回答呢？但是，无论他回答什么 都有可能完全背离他真正的想法。奥巴马一直对他的交往情况遮遮掩掩，并对此撒谎，其原因是，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他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什么，以及他们对美国的观点在何种程度上转化成了他的观点。出生于1961年的奥巴马当时太小，无法投身60年代的激进主义，但他是从那个年代的思想家处汲取知识的第一位总统，也是认为tadgjia是不可原谅的第一位总统。

是什么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有人想把这个时代的思想根源定位于30年代。福利国家（林登.约翰逊总统称之为“伟大的社会”）的扩展，似乎起源于39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的确，罗斯福总统作了些激进的演讲，否定了建国的原则

。尽管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认为政府是权利的敌人（《人权法案》的若干规定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但罗斯福总统坚信，政府是权利的朋友和保证人。尽管开国元勋们认为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罗斯福以经济安全的名义压缩了经济自由。尽管如此，新政的实际项目相对较为温和，这是对紧急情况，即大萧条的一种回应。据历史学家大卫.肯尼迪说，罗斯福担心大萧条后，美国的经济再也无法增长；他认为财富总数是不变的，而他的再分配计划建立在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假设上。我并非指责罗斯福总统：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智者都相信资本主义已然失败，必须试试新办法。

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的资本主义运行良好，经济蓬勃发展。福利国家代表着大幅度扩张和政府项目的加速，因此，它构成了一个真正的转变，脱离了1776年精神。另外，20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另一些新元素（攻击美国是一个流氓国家，抛弃传统道德和社会价值），这在20世纪30年代根本闻所未闻。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说，20世纪60年代代表着各种激进冲动势力的聚合、有些是旧的，有些是新的，这导致了美国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一个真正的断裂点。1968年精神与1776年精神截然相反。

回想一下，这是美国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代沟”，一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分歧。过去，孩子们希望成为成为父母那样的人，他们想尽快长大成人。可在20世纪60年代，孩子们认为他们在道德上优于父辈，尽管他们沉浸在诸如目无法纪、吸食毒品这些他们的父母都没想过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很快，在父母们看来，这些孩子已变得无法理解，不光是听他们的音乐、还包括他们的价值观。父母们越来越老，而这些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 却从未长大。他们似乎成了“永远的青少年”。现在，他们已灰发斑斑，成了“灰发青少年”，此前，这个世界从未有过这种物种。所以，美国现在被划入一个团体中，这个团体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而他们从未完全接受20世纪60年代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代沟已变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 父辈代表的是1776年精神，而他们的孩子代表着1968年的新精神。

我们认为20世纪69年代反映在其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性爱实验以及他们对美国的怀疑等事实上，的这些特征在50年代“垮掉的一代”身上同样能看见。

艾伦.金斯伯格（犹太人）在他题为《美国》的诗中公开他的同性恋状况、对传统宗教的排斥和对共产党的喜爱：

“美国，我曾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对此并不后悔。“ 

“我不会祷告。”

“美国，我已经尽了我这个同性恋者的全力。”

在《嚎叫》一诗中，金斯伯格激烈抨击了“机器人寓所”“隐形的郊区”恶魔的工业”和“巨大的炸弹”。这首诗的第一句清楚地表明了自我放纵的傲慢：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最杰出的头脑显然属于他和他那些反传统的朋友。金斯伯格与杰克.凯鲁亚克、尼尔.凯塞蒂以及其他一些人定义了一种“垮掉派”的敏感性。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 不仅象征着一种游牧生活，也代表了游牧民族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与美国的传统价值相违背。

20世纪80年代，我在达特茅斯学院遇到了金斯伯格，他和他的面首）意为“男宠”）彼得.奥尔洛夫斯基一同来到这里。当我试着向他了解是什么促使他（或造成他）成为这样一个叛逆者时，它不停地敦促我读读奥尔洛夫斯基的新诗集《干净屁眼诗》（Clean Asshole Poems)。金斯伯格向我保证，这个标题来自于印度，那里的人们用水清洗，因此，他们的屁眼比西方人干净得多。

因为我来自印度，金斯伯格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兴趣。他似乎将印度与超自然力和性解放联系在一起，我努力让他了解嫁妆、包办婚姻或种姓制度（印度的制度很难被称为“解放”），但事实证明，他对此不感兴趣。我从金斯伯格那里获知，“垮掉派”是“同时代的超前者”，20世纪50年代，这种波西米亚式文化局限于旧金山和（纽约的）格林尼治村的的小社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主流。金斯伯格告诉我：“突然间，到处都是我们的同道中人。”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越战”、人权、女权主义和性解放。这些都是重大事件，但它们无法完全解释20世纪60年代；相反，正是20世纪69年代精神使得这些运动一我们看到的方式蓬勃发展。想想“越战”，那是场可怕的战争，但它无法解释为何如此多隔膜因它而起，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它可怕得多。在其敌人看来，这是一场“殖民战争”，但与朝鲜战争相比，它有什么不同吗？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

女权主义和性解放同样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实际上，这二者真正开始并成为可能，凭借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的技术革命。女权主义和性解放是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药丸，还包括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 例如吸尘器等。对妇女们来说，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突然间成为了可能，家务成了一种兼职。这些设备在20世纪60年代湿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但潜在的变化是价值观的转变，这导致大批人群寻求着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尽管人性一直就这样，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突然间，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了婚前性爱（和未婚先孕） 并要求获得“与男人们同样”的对待。我们要问问，是什么是她们提出这种要求的？

尽管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现在承认了他们的自我放纵，但他们一致认为，当初的他们也受到一个更高目标的推动，这个目标就是民权。

但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们处于民权运动的外围，那是一场由黑人领导、以黑人为主导的运动。当然，克林顿和希拉里之流也许在南方过了个夏天，享受了性爱，还担任过纠察队员，但他们对民权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

斯派克.李在电影《黑潮》（Malcolm X)中描绘了一个真实的场面：一个白人激进分子走到马尔科姆.X身边，问她能为黑人的事业做些什么。马尔科姆.X回答说：“什么也做不了。”这个姑娘顿时崩溃了。这看上去似乎只是麻木不仁的回答，但却是诚实的。

马尔科姆.X 知道，年轻姑娘做不了太多事，而她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做很多事情。她主要是想获得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就是她离开时眼含泪水的原因。马尔科姆告诉她的是实情：她帮不了忙，也无法帮忙，她该做的只是回家。

看到那位姑娘对马尔科姆.X的话做出的反应（这里代表了一种普遍存在于20世纪69年代的焦虑），我们必须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这种原因有助于解释1968年精神的出现。我们探寻的是美国某种新感性的起源，它以一种上一代所没有的方式（当然，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过）处理着诸如“越战”、女权主义、民权和性解放等问题。对于答案，几年前我在阅读汤姆.布罗考《美国最伟大的一代》时，得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这本书颂扬了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代人的美德。读这本书时，我想：是什么使得“最伟大的一代”如此伟大呢？答案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代人的美德源于物质稀缺和战争。困难和需求铸造了勇气、牺牲和团结等令人钦佩的品质。但最伟大的一代在一个重要方面失败了：他们没能产生出另一个伟大的一代。

为什么没有呢？很明显，答案是富裕。当最伟大的一代成为父母后，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从未有过的条件，孩子们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节俭、自律、牺牲的“二战”一代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克林顿这一代）那些被宠坏的孩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痛斥资本主义的这一代，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慷慨所造就的一代。这个结果早已被上一代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预料到。熊彼得警告说，资本主义制造出一股“创造性破坏的风暴”，推翻了传统机制和传统道德观。熊彼得还明确预言，资本主义的富裕将在首先创造出这种富裕的地方腐蚀辛勤工作、严格自律和延迟享乐的品质。

那些成长于史无前例的幸福中的年轻人，为何会变得如此忘本、如此卑鄙、如此寡廉鲜耻呢？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丧失了前几代人一直维持的目标意识。我说的并非宗教价值观或爱国主义情感。相反，我说的是严肃感、以及人们与困境作斗争把战胜困境后所得到的满足感。早几代美国人不得不努力工作，以便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住处。这是个艰苦、无休止、极其累人的任务，但它也提供了一个生活目标和希望，它也赋予了人们尊严以及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和成就感。

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们拥有无可比拟的生活条件。就他们所能看见的来说，与困境作斗争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他们也不想了解父辈们经历过的一切；相反，他们认为父母是没有头脑的随大流者，缺乏真正的开明和理想主义。抛弃旧方式，寻求新方式，这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解放”现在的意思是从旧价值观，从1776年精神中获得解放。这引发了许多形式和种类，包括毒品、宗教实验、性乱交，甚至是“烧胸罩”运动，另外还有抗议、抢劫和骚乱。最令人厌恶的也许是年轻人想父母展示的无情的忘本，甚至是卑鄙的行径。节俭、勤劳、爱国的父母看着他们的孩子朝他们和他们所珍视的东西竖起中指时心碎欲绝，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储蓄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从父母的角度看，美国已变成另一个国家。

但到1970年，这些运动丧失了势头，1980年前已彻底销声匿迹。美国从越南脱身，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刷新了历史记录，民权运动成功体现出法律规定下的权利平等。对于嬉皮士、烧乳罩、暴乱和公开性交，mgr不再报以更多的宽容。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60年代所定义的静坐示威和性爱集会已变得陈旧、难以理解。米歇尔.福柯死了，同性恋浴室也被关闭。那么，那些激进人士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比尔.艾尔斯的选择一样，当上了教师。他们并未抛弃原来的意识形态，而是带着它们冲进大中学的教室里。

正如艾尔斯指出的那样，教学对他来说仅仅是行动主义的另一个名字。我们在达特茅斯学院辩论时，我问艾尔斯，他是否放弃了像本拉登那种炸毁美国政府建筑的努力，这是否意味着他不再是一个革命者？艾尔斯回答说，从寻求基本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说，他仍是个革命者，但他现在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即通过课堂。将他作为一名恐怖分子的旧生活与作为一名教授的新生活相比，艾尔斯写道：“当然，革命者希望改变世界，事实证明，教师也想改变世界。”

通过暂时撤离政治领域，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们意图扶持起新一代人以巩固他们的力量，这一代人可能比他们更加成功。一个保守主义时代正在来临，里根的当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进步主义也许能凤凰涅槃，通过其坚定追随者的努力，1968年精神有可能再次出现。

from 《一个自杀的国家－－想象没有美国的世界》

作者 迪纳什 德索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