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推荐序 --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作者:change?  于 2025-6-3 04:08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张亚月、梁兴国翻译的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有关知识分子的西方思想文库又增加了一份独特的贡献。说它是独特的,是指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反省的,甚至是批判的,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的独特性:即生产理念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必直接面对公众也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还常常不必为自己的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负责。于是,他们的观念生产和传播就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而“不出版则灭亡”的学术行规,则还有可能加剧一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观念上的标新立异乃至惊世骇俗。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

索维尔考察的主要是他所属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回顾20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分析其中不少人染有的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悲观构想”相对立的一种完美化的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和解决方案,乃至认为自己或某种制度,甚或某个领袖就是被圣化的个人,将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纯然的光明。

现代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辞令技巧”​,这的确也是他们的所长,他们太会说话或者写文章,他们容易美化自己的理想图景,也太善于批判别人,或者避开真实的论据交锋,比如说指责对方“过于简单”​;他们也相当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材料或者词语的描述以打击自己的对手,或者攻击经验和常识;在他们的理念明显失败之后,也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寻找出种种合理化的借口。而从非西方世界的读者的角度来看,一些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错误理念的最严重后果,还不是出现在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中,而是出现在接受了他们思想影响的非西方世界中。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书中所指出的:柬埔寨那场从1975年5月开始的令人惊骇的罪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这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是由一个名为‘最高组织’(Angka Leu)的群体所制造的,这个组织是由一群说法语的、中产阶级的柬埔寨本国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在其8位领导人中,有5位是教师,1位是大学教授,1位是公务员,1位是经济专家”​。这些领导人大部分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去法国留过学,他们受到了当时在法国占主流的左翼思想的强烈影响,然后回到本国的丛林中来进行暴力革命,很难说他们就是天生的恶棍或刽子手,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在真诚地追求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的极端手段,结果就是造成社会和民族的灾难。

现在这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大都病亡或在内讧中死去,活着的则接受了法律的审判。他们作为那杀戮悲剧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理应为此担责。但没人会问,那些对他们的思想有过强烈影响的法国的乃至更广泛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此是否也应当负有某种责任?尽管谈不上法律的责任,但他们是否应负有某种道德责任?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所应负的道德责任,有些类似于韦伯所说的政治家应负的“责任伦理”​,这种“责任伦理”和只考虑自己的理想信念的“信念伦理”不同,它必须考虑和顾及其政治决定将影响到其他许多人的社会后果。

但是,的确,和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又有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是生产理念而非政策的,他们不是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的,而主要是提供一些制度或政策的可供选择的方案,知识分子也必须努力去达到思想的清晰和逻辑周延,要求具有自由独立精神和彻底思考的能力。而他提出的理念或理论,可能被接受也可能不被接受,其本身也容有多种解释或者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多种可能。这样一来,对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要求,就不会像其决策能够直接且决定性地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的责任伦理那么高或者严格。

但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言论和理念依然要负有某种道德责任。他们除了考虑自己的信念和理念(有些信念或理念后面其实可能还有自身利益的影响,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自我反省和警惕的)外,还应当考虑自己的理念将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后果。于是,他们虽然可以也必须自由和独立地思考,努力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但在发表或宣传自己的理论之前,却还是宜有某种谨慎,他们在涉及社会的事情上,还是应该对常识和经验有所尊重和顾及,而不宜仅凭自己的“圣化构想”来建构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案。

其次,在自己赞成的理念传播甚或变成社会实践之后,还应当观察它的社会后果,如果这种社会实践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后果,给公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就应当反省和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运用“辞令技巧”来进行掩饰和回避,可能的话,还应当尽力去补救这种后果,包括调整自己的观点或者说径直“向真理投降”​。

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的确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经常被人们提及、强调和赞美。那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不公正,应当挺身出来进行抗议和抵制。或者在一种更广泛与温和的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应当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应当关心社会。这无疑也是属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但问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需要顾及社会后果,或者说需要让自己的理念接受社会实践的验证的道德责任却常常被忽略。当然,我们要注意,这种顾及社会后果的责任伦理并非一种“结果论”的伦理,恰恰相反,因为所要顾及的是社会的生存,是社会上千百万其他人的生命和自由,它恰恰是一种“义务论”的伦理学。而且,顾及“后果”也不是说一定要等后果出现才能判断,而是事先就有原则规范可循的。这些原则规范有一种直觉的意义,它们也得到此前许多历史经验教训的支持。应用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我们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一些明显的规则:比如说知识分子不应鼓吹“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应鼓吹牺牲大量无辜者生命的“暴力”​,不应颂扬那些掌握绝对权力的独裁者等等。

知识分子是具有某种共性的,所以,一些基本的原则规范可以说是普遍适用的。但从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观察,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又有所不同。我们再回到前面已经讲到的这种不同。比如说,在一国大规模的暴力流血或极权主义的灾难之后,人们会问:除了直接造成这些劫难的政治家之外,本国的知识分子对此应负有何种责任?这种责任的追究常常会延伸到那些顺从的、屈服的、说了违心话的知识分子。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些本国的知识分子是处在一种极端不自由,甚至是一种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选择的处境之中,那么,这种追究应该是有某种限度的。看来更应该追究或者深刻反省的是:那些生活在自由世界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生存的威胁,为什么也要助纣为虐?

作者写道:​“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

他还引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利勒教授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TheReckless Mind)中的评价:​“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作者写道:​“在这方面,20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他们更多的是影响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而非被对方影响。他们或还应更多地考虑这种责任。而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有谨慎选择的必要。

西方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生活处境不同,他们所重点批判的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和非西方世界有诸多不同的,有许多对他们的社会来说也是必要甚至切中要害的。按照作者所引《高等教育年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统计,在美国,​“保守主义者在人文科学(3.6%)和社会科学(4.9 %)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但他们在商科(24.5%)和卫生科学(20.5%)中的比例则较高。​”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精英人士中间,也就是在那些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教师中间,​“没有一位教师曾 被报道其在2004年时投票给布什总统”​,而在当时布什获得了全国大众选民中优势数量的选票。而在卫生科学方面,一项研究显示:教职员中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比例,与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比例相当(20.5 %)​,其余人则自称为温和派。在商科中,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人(24.5%)要比自称为自由主义者(21.3%)的人数略多一些。但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自我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则占绝大多数;在这些学科的其他人中,温和派的比例也是保守主义者的好几倍。这里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则是作者所认为的左翼。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去西方留学的年轻学子们就要有所警惕了;而力图和国际接轨,乃至保持同步,引起西方学者注意的中国学者大概也要有所警醒了。他们必须尽量独立地思考和谨慎地选择。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与西方学者所处的社会相当不同。自然,我们也可以批评作者可能确实有点反智主义,或者说过于保守主义。他批判锋芒所涉及的面似乎也是过于宽广—比如说他对杜威、罗素等人的批评,而真正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并不是这些知识分子,且不说他们的思想理论本身所富有的意义。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何怀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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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哲学博士,1954年12月生于江西樟树市,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已退休 ),伦理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 
江西樟树市 from zh.wikipedia.org
江西樟树市

人物关系

谭安奎
学生

蔡蓁
学生

崔微
学生

毛兴贵
学生
中文名何怀宏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
学位/学历博士
专业方向伦理学
职    务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

经历

1988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1989-1995: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1993-1994: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1995-1998: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著作目录
何怀宏:在公共场合的道德方面我更看好年轻一代丨高见_凤凰评论
何怀宏:在公共场合的道德方面我更看好年轻一代丨高见_凤凰评论

出版图书


何怀宏品读《沉思录》-何怀宏-微信读书
沉思录
作者名称 何怀宏
《沉思录》是公元2世纪后期古代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传下来的一部个人哲学思考录,主要思考人生伦理问题,兼及自然哲学;是奥勒留所作的一本写给自己的思想散文集。这本与自己的十二卷对话,内容大部分是他在鞍马劳顿中所写,是斯多葛派哲学(斯多亚哲学)的一个里程碑。

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何怀宏-微信读书
道德·上帝与人
作者名称 何怀宏
作品时间2010-8-1
《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是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何怀宏。

渐行渐远渐无书- 抖音百科
渐行渐远渐无书
作者名称 何怀宏
作品时间2011-5-1
此句来自欧阳修的木兰花:渐行渐远渐无书 水阔鱼沉何处问

良心论- 抖音百科
良心论
作者名 何怀宏称
作品时间2009-1
《良心论》深具本土关怀,依据传统资源,而又努力认识席卷全球的现代社会之性质特点,通过一种富有创意的思想转化,尝试构建出一种适应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伦理学体系。这一体系以恻隐、仁爱为道德发端之源泉;以诚信、忠恕为处己待人之要义;以敬义、明理为道德转化之关键;以生生、为为为群己关系之枢纽,是中国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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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评价

在著作方面,《良心论》出版后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被认为“对传统哲学所做的工作是有突破性的”,有多家报刊发表书评或派记者访谈,并于1998年11月获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亦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珍重生命》获1998年全国青少年读物一等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对中国近三千年传统社会的历史提出了一种新的系统解释,在学界产生了震动,被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是“非常精彩的书”。


Front Cov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5 - History - 248 pages






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沦丧还是伦理觉醒?
封面
何怀红
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5 - 历史 - 248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间悲剧,从文革期间的红卫兵狂热和整整一代人失学,到天安门惨案、经济奇迹以及随之而来的拜金主义和猖獗的官员腐败。《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沦丧还是伦理觉醒?》一书以丰富的实证叙事和发人深省的学术论证,强调了在一个日益被许多人视为物质巨人和精神侏儒的国家,伦理话语的必要性。

何怀红教授不仅是所有这些悲剧的非凡见证者,同时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探索这些事件的深层思想和社会学根源。

他结合伦理理论及其对中国文化、历史、宗教、文学和政治的专业知识,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伦理道德的显著变革,并就当代重大伦理问题展开了全球性探讨。他的著作旨在以创新的哲学框架重构中国社会伦理,反映中国对新美德的探索。

“何教授在本书中对当代中国社会伦理的分析令人叹服。人们不禁要问,他所提出的新伦理学是否足以根除并取代旧有的伦理学。”——约翰·L·桑顿序

“本书聚焦于一位杰出的中国伦理学家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展现了中国迈向21世纪的更广阔历程——关于这个国家为摆脱严重的道德沦丧而进行的痛苦尝试。”——李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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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2015)
何怀红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伦理学家之一,现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李成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L·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即将出版的新书《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重新评估集体领导》(布鲁金斯学会,2016)。桑顿是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联席主席,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教授兼主任。
书目信息
书名: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沦丧还是伦理觉醒?
缪斯计划藏书
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
作者:何怀宏
出版社: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5年
ISBN:0815725736, 9780815725732
页数:248页
主题:历史 › 亚洲 › 综合

学术专著
《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评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98年11月获大陆首次民间学术基金奖──正则思想学术奖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6
《底线伦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998
《道德·上帝与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翻译著作
《伦理学概论》,[美]梯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道德箴言录》,[法]拉罗什福科著,北京三联书店1987
《沉思录》,[古罗马]马可·奥勒留·安东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美]诺齐克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伦理学体系》(主译),[德]包尔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台北淑馨出版社1989)
《正义论》(主译),[美]罗尔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台北结构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盗印)
《超越的爱》(合译),[美]辛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帕斯卡尔文选》(合译),三联书店1992
其他著作
《若有所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珍重生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香港三联书店1996,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6)
《心灵瞬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何怀宏散文》上、下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渐行渐远渐无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良心论》,2009
《道德·上帝与人》,2010
《世袭社会》,2011
《选举社会》,2011
《中国的忧伤》,2011


主要论文
试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现代外国哲学》第4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试析萨特的自由伦理学,《现代外国哲学》第5集,人民出版社1984
自由的概念∶萨特自由哲学的再考察,《现代外国哲学》第7集,人民出版社1985
中西文化的融汇与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自然状态与社会伦理,《知识分子》,1989年第1期
认真对待乌托邦思想,《知识分子》,1989年第2期
从传统引申:和平与政治秩序的关联,《学人》第7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现代社会与道德原则的普遍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6月号
关于“civil disobedience”的翻译,《中国书评》(香港),1994,总第2期
“封建社会”概念的由来,《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6月号
春秋世族述略,《中国文化》,1995年秋季号,第12期
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清代朱卷的应试功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6期,1996年8月
康德论改革与服从,载公共论丛第2辑,三联书店,1996年10月
儒家的人生观,收在《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季刊)
儒家的平等观及其制度化,载《国际儒学研究》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其他文章
立足于正当的基础,《人民日报》,1997年3月14日
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读书》,1997年4月号
共识与分歧,《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8月号
一个问题的变迁,《学术思想评论》第2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10
普遍伦理如何可能?,《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6月20日
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读书》,1998年第12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时代,《东方》(北京),1998年12月第1 期(复刊第1期)
学术评论:从强调规范到关注思想,《南方日报》,1998年8月30日
历史与永恒,《中华英才》,1998年第3期,名人自述
历史的凝视、生计、眷恋、环保意识、责任观念,分别载《中华英才》,1998年第15、17、18、19、22期
人生圆桌,《人民文学》,1998年第10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思想者,《方法》,1999年第1 期
德沃金的王牌, 《中国图书商报 书评周刊》,1999年3月30日
青年与理想,《华声》月刊,1999年第5期
人类最悲惨的思想,《天涯》,1999年第3期
怜悯的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探讨一种底线伦理(访谈),《南方周末》,1997年12月26日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访谈),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会《学园》第2期,1998年9月
生命的原则(访谈),《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9日
底线伦理与世纪反思(访谈),《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0日
穿越尘埃重读孔孟(访谈)《中国图书商报 书评周刊》,1999年
何怀宏的伦理视野(访谈), 《中国图书商报 书评周刊》,1999年6月15日


认知越高的人越痛苦,何怀宏:智慧很危险,它本身就带来痛苦!

知识分子与社会
知识分子与社会(《美国种族简史》作者新作 ...知识分子与社会
作者[美] 托马斯·索维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作名: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译者张亚月 / 梁兴国
出版年: 2013-8
页数: 402
定价: 6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0863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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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社会》
前言

历史上大概从未有过哪个时期像当今时代这样,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当那些制造理念的正宗知识分子的理念,被环绕知识分子周围的传播者—也许是记者、教师,也许是立法机关的职员或法官助理,也许是其他被称为知识阶层的成员—大肆传播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演变过程的影响就会相当可观,甚至至为关键。知识分子的这种影响力当然有赖于其周围的环境因素,包括知识分子有多大的自由去宣传他们的理念,而不是像在极权主义国家中那样沦为政府宣传的工具。研究苏联时期像伊利亚·爱伦堡那样的杰出作家所展现的理念,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些理念仅仅是苏维埃独裁者所允许或倡导的理念而已。总之,这里对知识分子之影响的研究,是对现代自由国家中知识分子影响力的研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

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本书对于知识分子的类型研究,将很少关注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知识分子巨匠,而是更多地关注那些不怎么杰出的知识分子成员。这种安排只是因为弗里德曼教授与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在许多方面都不怎么典型;这种非典型既表现在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图书中,也表现在他对时下问题的通俗评论作品中。我们时代的一部“均衡的”​、一般性的知识分子历史必将给予弗里德曼教授大量关注,而本书这种聚焦于一般类型的知识分子研究,则会将弗里德曼作为一个杰出的例外,不会对其有太多关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无论从道德还是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因此他也同弗里德曼一样,在其同时代知识分子中太不典型了,以至于不能纳入对这一职业一般类型的研究之中。

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面世。有些对特定的杰出人物进行深入探究,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即是这样一本特别深刻的著作。其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中于特定时代的理念上。理查德·A·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所关注的,是那些直接面对公众发表演讲、发挥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本书的关注焦点则是那些影响(有时是塑造)公共态度和信念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作品是否被大众广泛阅读。就像J·A·熊彼特所说:​“有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读过凯恩斯或马克思著作的任何一行字。​”许多人从知识阶层那里获得二手或者三手的理念。在那些知识分子的研究者的诸多言论中,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利勒教授在其著作《心灵的疏漏》​(The Reckless Mind)中的评价特别醒目:

卓尔不群的教授、有天赋的诗人、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运用他们的天分去说服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让人们用适当的视角将现代暴君当作解放者,将其难于想象的罪行当作高贵行为。那些想担当重任去真实记录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历史的人,需要具有强大的承受力。

但他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他将需要克服他的反感,以便能够坚持深入地反思这个奇怪的、令人困惑的现象的根源。

然而《知识分子与社会》并不是关于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一本历史著作,那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工程,适合更年轻的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与社会》确实试图去解释知识分子世界中的某些令人困惑的现象,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全社会产生着普遍的影响。这本书并不是从特定知识分子的著作或行为中进行简单概括,而是致力于分析:在当代知识阶层成员一般类型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观念以及什么样的激励和限制因素?当代知识阶层说过什么、他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对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特定杰出知识分子的传记或思想观念,人们已经知道很多;尽管如此,对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一个群体的性质和角色的体系性分析,却非常少见。本书努力拓展这样一种分析:去探究知识阶层正在将美国社会和普遍而言的西方文明导向何种方向?以及这种导向可能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尽管这本书是研究知识分子的著作,它却并非为知识分子而写。本书的目的在于获得一种对重要社会现象的理解,并与那些愿意分享的人们共同分享这种理解,无论这些人身处什么职业。至于知识阶层中那些正在寻求新的得分点的人们,或者寻求某种能加以批判之事物的人们,就由他们对本书自行其是好了。本书致力于这种探究:努力达成对大众中与众不同的这部分人们的理解,因为知识分子的活动能够对国家和文明形成极为重要的后果,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许多这样的后果。本书写给那些愿意与我一起作此探究的读者。

托马斯·索维尔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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