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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良心上没有任何罪名，
但我被指控为中国间谍。
所以，你看，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现在，困难重重。
----“人生之路艰难”
胡志明
你们这些傻瓜！难道你们不明白如果中国人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们不记得你们的历史了吗？中国人上次来的时候，在这里待了一千年。法国人是外国人。他们软弱无能。殖民主义正在消亡。白人在亚洲已经完了。但如果中国人现在留下来，他们就永远走不掉了。至于我，我宁愿闻五年法国屎，也不愿吃一辈子中国屎。
引自斯坦利·卡诺所著《越南：一部历史》（1983年），第153页；另见安德鲁·福布斯 (Andrew Forbes) 2008 年出版的《凤凰重生：新越南之旅》(A Phoenix Reborn: Travels in New Vietnam)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历史学家利亚姆·凯利 (Liam Kelley 黎明凱) 教授在其名为“明开东南亚历史”的博客上，对胡志明所谓“宁愿闻法国屎，也不愿吃中国屎”的引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指出，斯坦利·卡诺 (Stanley Karnow) 在其1983年出版的《越南：一部历史》(Vietnam: A History) 一书中并未提供胡志明所作引言的出处，原文很可能是法国人保罗·穆斯 (Paul Mus) 在其1952年出版的《越南：战争社会学》(Viêt-Nam: Sociologie d’une Guerre) 一书中伪造的。穆斯是法国在越南殖民主义的支持者，而胡志明知道中国军队留在越南不会有任何危险。事实上，随着法国在越南暴行的证据浮出水面，当时越南人正忙于传播反法宣传，而胡志明在1949年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中国的援助。 https://leminhkhai.wordpress.com/2012/09/01/ho-chi-minh-said-what/（证明他运营着这个博客）
文明人
首次出版：《巴黎报》（Le Paria），1922年7月1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首次出版：《巴黎报》（Le Paria），1922年7月1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我们的维克多·梅里克同志以《殖民地土匪》为题，讲述了一位法国殖民地官员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行径。他将融化的橡胶灌入一位不幸的黑人女子的生殖器，之后又让她在烈日下头顶一块巨石，直至她死去。
这位残暴的官员如今在另一个地区继续他的暴行，级别依旧。
不幸的是，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在良知媒体所称的“海外法国”地区并不少见。
1922年3月，巴里亚（交趾支那）的一名海关官员差点将一名安南女盐运工处死，因为她在他家门廊外制造噪音，打扰了他的午睡。
更妙的是，这名女子还被威胁，如果她投诉，她所在的建筑工地就会把她解雇。
4月，另一位接替上述官员的海关官员，其残暴行径与其前任不相上下。
一位同样从事盐运的老安南妇女，因被扣发部分工资而与一位女监工发生争执。听到监工的抱怨后，这位官员二话不说，就主动给了这位盐运工两记重重耳光。可怜的女人正弯腰捡帽子，这位文明人不满足于刚才打她的耳光，又怒气冲冲地踢了她的小腹，顿时鲜血直流。
当这位不幸的安南人倒地时，萨罗先生的同伙非但没有去救她，反而叫村长把她抬走。村长拒绝了。于是，官员叫来了受害者的盲人丈夫，命令他把妻子带走。可怜的老妇人现在正在医院里。
我们的两位海关官员很可能和他们在非洲的同事——行政长官一样——并不担心。他们甚至可能因此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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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胡志明
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1969年9月2日）是越南革命家和政治家，曾于1945年至1955年担任北越总理，并于1945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直至1969年逝世。胡志明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兼第一书记。
"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
语录
20世纪40年代
时机已到！高举起义旗帜，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日法统治！祖国的神圣召唤在我们耳边回响；英雄前辈的热血在我们心中沸腾！人民的斗志在我们眼前高涨！让我们团结起来，统一行动，推翻日法统治。
《海外来信》（1941年6月6日）
一个八十多年来英勇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一个近年来与盟军并肩作战对抗法西斯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必须获得自由和独立。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有权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事实上，它已经如此。全体越南人民决心动员一切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惜牺牲生命和财产，捍卫他们的独立和自由。
越南独立宣言（1945年9月2日）
20世纪50年代
实际上，敌人为我们进行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做的宣传要多得多。
会议指示（1950年秋季）
在战争中，胜利或失败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要帮助全体官兵和人民牢记这一点，使他们不因胜利而沾沾自喜，不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始终不忘初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向着最终的胜利前进。
会议指示（1950年秋）
要获得好收成，必须除草，否则，即使精心耕耘、施肥充足，稻子也会长得不好。要增产节俭，也必须除草，即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否则，就会损害我们的工作。
《厉行勤俭反对贪污》（1952）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勤俭廉洁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铲除旧社会的一切陋习。
《厉行勤俭反对贪污》（1952）
干部的职责是爱护和照顾每一位战士，珍惜和节省同胞的每一分钱、每一碗饭、每一个工时。我们的战士和同胞有权要求干部完成这项任务，并批评那些不履行这项任务的干部。
《勤俭反对贪污》（1952年）
民主就是依靠群众，正确走群众路线。因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要想取得胜利，必须依靠群众。
《勤俭反对贪污》（1952年）
显而易见，社会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绝不能容忍个人崇拜及其有害后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消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而采取的有力措施，树立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思想统一的发展》（1956年8月3日）
显然，列宁的意思是，激烈的内战阶段和强加于苏联人民的民主限制只是暂时的，新政权一旦巩固，就必须立即废除。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思想统一的发展》（1956年8月3日）
苏共再次表明，自我批评最重要的方面是切实有效地纠正自己的错误。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思想统一的发展》（1956年8月3日）
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才是一致的。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宪法才能激励公民积极履行对社会和祖国的义务。
《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
资本家常常吹嘘他们的宪法保障个人权利、民主自由和全体公民的利益。但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这些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他们一生受剥削，为剥削阶级服务，承担着沉重的负担。
《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报告》（1959年12月18日）
为了消磨时光，我们学习下棋。
成千上万的马和步兵互相追逐。
迅速行动，进攻或撤退。
天赋和敏捷的脚步使我们占上风。
“学习下棋”
出狱的人可以建设国家。
不幸是对人们忠诚的考验。
那些抗议不公正的人是真正有功的人。
监狱门一开，真龙便会飞出来。
“文字游戏”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良心上没有任何罪名，
但我被指控为中国间谍。
所以，你看，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现在，困难重重。
“人生之路艰难”
我的人民渴望独立，并将获得独立。[...] 你忘了最近一些关于衣衫褴褛的队伍如何对抗现代军队的例子吗？你们难道已经忘记了南斯拉夫游击队对抗德军的英雄气概吗？人的精神比他自己的机器更强大。
大卫·申布伦，《法兰西前进》（第234页），哈珀出版社，1957年。
论革命道德（1958年）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文明的革命时代，在一切事业中，人们必须更加依靠集体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孤立存在，而必须融入集体，融入社会。
进行革命，将旧社会改造成新社会，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但同时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一场复杂、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只有坚强的人才能背负重担走很长的路。革命者必须具备坚实的革命道德基础，才能完成他光荣的革命任务。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学习一个人应该用什么样的精神来对待事物、对待他人、对待自己。革命道德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创造性地运用到我国的具体实际中。学习必须面向行动，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个人主义滋生百病：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腐败、浪费……它束缚着、蒙住受害者的眼睛，使他们的行动完全出于对荣誉和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对阶级和人民利益的关心。
革命道德在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地与一切敌人作斗争，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不屈服，不低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
革命道德在于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革命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通过坚持不懈的日常斗争和努力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它就像玉石，越琢磨越光亮。如同金子，越熔越精。
我们党是群众性的党，有几十万党员。由于我国国情，党员主要来自小资产阶级，这并不奇怪。起初，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党员立场可能不坚定，观点可能混乱，思想可能不完全正确，但由于经过革命和抗战的锻炼，我们的党员大体上是好的战士，对党忠诚，对革命忠诚。这些同志知道，犯错误的党员会把群众引入错误，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不让小错误积成大错误。他们真诚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使他们能够共同进步。
革命道德在于团结群众，信任群众，重视群众的意见。党员和劳动青年团的干部用他们的言行赢得人民的信任、尊重和爱戴，把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教育和动员人民，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
20世纪60年代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句不朽的箴言出自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从更广义上讲，这意味着：地球上所有民族从生而平等，所有民族都有生存、幸福和自由的权利。
1791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宣言》也指出：“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必须永远保持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真理。
《越南独立宣言》（1945年9月2日），《胡志明选集（1960-1962）》第3卷，第166页
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越南独立宣言》（1945年9月2日），《胡志明选集》（1960-1962），第三卷，第17-21页
让我们的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以战无不胜的军队般的热情，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带领我们的劳动人民在北方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奋勇前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党的三十年活动》（1960年）
尽管我们之间隔着边界和高山，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一致，如同一家人。
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9月9日）
《胡志明论革命》，《胡志明选集》（1920-1966）
记者也是革命战士。笔和纸是他们的利器。
越南记者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1962年9月8日）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人民从北到南团结一心；我们有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并得到了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支持。我们必将胜利！
《告同胞书》（1966年）
我毕生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为祖国、为革命、为人民服务。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除了不能更长久、更长久地服务之外，没有任何遗憾。
《遗嘱》（1969年）
请记住，风暴是松柏展现其力量和稳定性的绝佳机会。
引自文治黄所著《从殖民主义到共产主义：北越案例史》（1964年），第37页
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
政治口号，引自让·圣特尼所著《胡志明与他的越南：个人回忆录》（1972年），第172页
《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9年），第91页
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仅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也是民主和进步的敌人。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叛徒和间谍。
引自致越南共产党的一封信，引自《越南与托洛茨基主义》（1987年）
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宝贵……没有自由的独立比没有独立更糟糕。
引自裴信所著《越南：一场革命的背叛》（1991年10月20日）
有争议
你们这些傻瓜！难道你们不明白如果中国人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们不记得你们的历史了吗？中国人上次来的时候，在这里待了一千年。法国人是外国人。他们软弱无能。殖民主义正在消亡。白人在亚洲已经完了。但如果中国人现在留下来，他们就永远走不掉了。至于我，我宁愿闻五年法国屎，也不愿吃一辈子中国屎。
引自斯坦利·卡诺所著《越南：一部历史》（1983年），第153页；另见安德鲁·福布斯 (Andrew Forbes) 2008 年出版的《凤凰重生：新越南之旅》(A Phoenix Reborn: Travels in New Vietnam)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历史学家利亚姆·凯利 (Liam Kelley) 教授在其名为“明开东南亚历史”的博客上，对胡志明所谓“宁愿闻法国屎，也不愿吃中国屎”的引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指出，斯坦利·卡诺 (Stanley Karnow) 在其1983年出版的《越南：一部历史》(Vietnam: A History) 一书中并未提供胡志明所作引言的出处，原文很可能是法国人保罗·穆斯 (Paul Mus) 在其1952年出版的《越南：战争社会学》(Viêt-Nam: Sociologie d’une Guerre) 一书中伪造的。穆斯是法国在越南殖民主义的支持者，而胡志明知道中国军队留在越南不会有任何危险。事实上，随着法国在越南暴行的证据浮出水面，当时越南人正忙于传播反法宣传，而胡志明在1949年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中国的援助。 https://leminhkhai.wordpress.com/2012/09/01/ho-chi-minh-said-what/（证明他运营着这个博客）
关于胡志明的名言
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对东西方都同样感到幻灭的学生们“不可避免地会追寻某种第三种意识形态，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或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Spender，上文，第92页）他们对毛泽东、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胡志明的呼唤，就像是伪宗教的咒语，祈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救世主；如果南斯拉夫离他们更远、更难以接近，他们也会呼唤铁托。
汉娜·阿伦特，《共和国的危机》（1972）
我们所有的敌人都犯过一个例外，那就是“颓废假设”。胡志明从未低估过美国。他所尊崇的英雄是乔治·华盛顿，他一生都对美国充满敬畏。他至今仍是唯一一位在战争中击败我们的敌方领导人，而且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傲慢（而非颓废）战胜了我们。
大卫·布林，《关于愚蠢……以及即将到来的内战……的咆哮》（Contrary Brin，2009年10月4日）
胡志明同志以天才的方式，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争取被剥削者和封建统治者压迫的人民群众的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他认为，道路在于将人民的爱国情怀与摆脱社会剥削的自由诉求结合起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他学说的两大支柱。此外，他还看到，那些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处于困境中的欠发达国家，能够实现历史性的飞跃，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经济，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的牺牲和苦难。
菲德尔·卡斯特罗，演讲（1973年9月12日）
胡志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是永恒的榜样。
菲德尔·卡斯特罗，演讲（2003年3月6日）
胡志明主席深知光荣的十月革命的非凡历史意义及其深远影响，并汲取列宁的光辉思想，深刻认识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我们能够找到解决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必经之路。
菲德尔·卡斯特罗，演讲（1973年9月12日）
20世纪20年代，越南发展起来的第三批精英分子是由马克思主义倾向、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组成的，他们于1930年聚集在一起，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胡志明在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及其革命纲领方面做出了比任何人都更大的贡献。印度支那共产党将越南传统上激烈而坚韧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念融合在一起。其结果是，一种既呼吁打败帝国主义（获得真正的独立），又呼吁打败封建主义（进行涉及资源重新分配的社会革命）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该党的纲领赢得了广泛支持。最终，印度共产党接受了胡志明的观点，将摆脱外国统治，实现独立作为首要任务。
詹姆斯·德弗朗佐，《革命与革命运动》（2018），第161页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遇到过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信徒们经常谈论使徒。事实上，从他的生活方式和他对同侪的影响来看，胡志明与这些“圣徒”完全可以比肩。
尼基塔·赫鲁晓夫，《胡志明：传记》（皮埃尔·布罗舍著）
有一点是明确的：北越总统并非狂热分子。他是一位意志坚定、意志坚定的人，但善于倾听，这在他这个地位的人身上实属罕见。
马丁·尼莫拉，引自詹姆斯·本特利所著《马丁·尼莫拉，1892-1984》（1984年），第225页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举行选举，胡志明将会当选总理。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变革的使命：1953-1956：个人记述》（1963年），第337-38页
魅力型领导力是大多数革命斗争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肯尼亚的肯雅塔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胡志明建立了一种即使在其政权弊端甚至残暴行径暴露无遗时也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因为他在1945年夺取了越南独立运动的唯一主导权。 16岁的阮高祺后来写道，在河内那些日子里，“我以及我们那一代几乎所有人挂在嘴边的名字，就是胡志明”。许多家家户户都开始悬挂他的画像：用另一位越南年轻人的话来说，“我们渴望一位英雄来崇拜。”法国人从未试图培养一个同情本国人民愿望的本土政治阶层：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越南人生活在一个与农民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虽然胡志明和他的亲信们知道很少有人会支持一份公开的共产主义纲领，但他却能够团结一大批越南人，共同驱逐法国人。在随后的岁月里，他获得了任何同胞都无法比拟的神秘地位。
马克斯·黑斯廷斯，《越南：一场史诗般的悲剧，1945-1975》（2018），第166页44
在独立斗争的早期，“解放区”的土地被强制从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胡志明及其同伙并未透露，他们视土地再分配为集体化进程中的短暂停留。政治干部将俄罗斯描绘成人间天堂，越南应该努力效仿。胡志明本人散发着一种尊严和智慧的气质，令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印象深刻，也证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操纵者。在仁慈的外表下，他拥有所有革命者都不可或缺的品质：对于他认为适合其人民的路线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他拥有绝对的冷酷无情。
马克斯·黑斯廷斯，《越南：一场史诗般的悲剧，1945-1975》（2018），第44页
对任何政治运动而言，公平的检验并非在于它是否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而是在于它是否从根本上具有人道性。武元甲的一句名言为越盟解答了这个问题：“地球上每一分钟都有数十万人死去。一百人、一千人、数万人的生死，甚至包括我们同胞的死，都无关紧要。” 胡志明的行为也体现了同样的信念，尽管他是一位极其精明的政治家，西方人从未记录过他表达过这种信念。关于他究竟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还是仅仅一位受政治需要驱使而信奉列宁信条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存在诸多争论。证据似乎压倒性地支持前一种观点。他从来都不是他的一些西方辩护者所称的铁托主义者：他曾多次谴责南斯拉夫1948年脱离苏联集团。他公开宣称对斯大林怀有不屈不挠的钦佩，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从未回报他，既没有信任这位越盟领导人，也没有向他提供实质性援助。
马克斯·黑斯廷斯，《越南：史诗般的悲剧，1945-1975》（2018），第44页
“甘地运动在印度支那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感受到任何震动或回响了吗？”我问阮爱国。“没有，”我的同伴回答。“安南人民，农民，生活在最深沉的黑夜中。他们没有报纸，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夜已深，真正的夜已深。”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阮爱国（胡志明）：拜访一位共产国际成员》，英译于《完整的批判散文》（1997年）。
尽管胡志明在创立法国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方面功不可没，但他首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越南。只有在法国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拒绝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努力后，胡志明才转向中国和苏联寻求支持；两国于1950年1月给予了外交承认。
艾伦·R·米利特、彼得·马斯洛夫斯基和威廉·B·费斯，《为了共同防御：1607年至2012年的美国军事史》（2012年），第511页
在20世纪60年代末，如果在抗议者中进行民意调查，列夫·托洛茨基、毛泽东、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罗维奇·罗伯茨将获得最高赞誉。格瓦拉或许会位居榜首。他们对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领导人感到厌恶，并一致认为支持美国军事干预越南战争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是战犯。切·格瓦拉的英俊外表更增强了人们对他的敬意。尽管格瓦拉本可以在古巴过上舒适的生活，却在玻利维亚战役中牺牲，这也被认为是他的正义之举。胡志明也引发了类似的反应。和格瓦拉一样，他也在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关于胡志明在河内的专制政权的资料有限，即使他的崇拜者了解了这些资料，他们也不会相信。在美国大使馆外和和平游行中，人们高呼“胡！胡！胡志明！”
罗伯特·瑟维斯，《同志：世界共产主义史》（2009）
胡志明没有留下任何重要的理论创新，更不用说完整的理论体系。当然，这并不妨碍越南共产党内一些人声称胡志明留下了“胡志明思想”，并将其描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瓦尔登·贝洛，《打倒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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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胡志明文章
压迫波及所有种族
首次出版：《巴黎报》（Le Paria），1923年8月17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工农俄国代表沃罗夫斯基在瑞士被法西斯分子杀害。在洛桑，所有文明、基督教势力的代表无一出席他的葬礼。只有以伊斯梅特·帕夏为首的土耳其代表团前来吊唁这位遇害者的遗体。
突尼斯裔工人本·拉迪亚在五一劳动节被警察杀害。巴黎工人组织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当天，数千名工人停工，追悼他们的同胞同志，送别他。
所有工人阶级的殉道者，无论是在洛桑的还是在巴黎的，无论是在勒阿弗尔的还是在马提尼克的，都是同一个凶手的牺牲品：国际资本主义。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始终坚信被压迫的兄弟终将获得解放，不分种族和国界，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慰藉。
在经历了这些惨痛的教训之后，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应该明白，哪一边是他们的真兄弟，哪一边是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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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文明”》中
首次出版：《工人生活》，1922年5月26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阿尔贝·萨罗先生曾对众议院殖民派表示：“仁慈的法国，在海外活动领域，秉承其辉煌成就，以其辉煌的使命震撼世界和历史，致力于进步与正义，提升民族，创造崇高文明，其高贵品质每天都在增强其悠久传统的光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项进步与正义等事业是如何付诸实践的……马达加斯加的原住民以打击流浪为借口，被迫从事强迫劳动。因此，在原住民身份证的背面，有一些小方格需要雇主填写。第一个方格中印有雇主需要会签的必要信息：
受雇于……先生
在……
从……到……
雇主：（签名）
任何未按上述规定填写身份证的原住民，将被视为流浪者，将被判处3个月至1年的监禁，刑期满后，将被禁止在某些地区居住5至10年。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文明的雇主是如何对待原住民工人的。
其中一人写信给一位正在向工人讨要工资的监工：“让那头猪去吃土，土才是他唯一合适的食物！”
另一人发现家中5000法郎被盗，便让八名当地雇员接触带电电线，逼供。后来发现，窃贼竟是雇主的亲生儿子。这位文明的儿子玩得不亦乐乎。这位文明的父亲也毫不担心。这位幸运的法国保护者至今仍在塔那那利佛医院接受治疗。
首次出版：《工人生活》，1922年5月26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阿尔贝·萨罗先生曾对众议院殖民派表示：“仁慈的法国，在海外活动领域，秉承其辉煌成就，以其辉煌的使命震撼世界和历史，致力于进步与正义，提升民族，创造崇高文明，其高贵品质每天都在增强其悠久传统的光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项进步与正义等事业是如何付诸实践的……马达加斯加的原住民以打击流浪为借口，被迫从事强迫劳动。因此，在原住民身份证的背面，有一些小方格需要雇主填写。第一个方格中印有雇主需要会签的必要信息：
受雇于……先生
在……
从……到……
雇主：（签名）
任何未按上述规定填写身份证的原住民，将被视为流浪者，将被判处3个月至1年的监禁，刑期满后，将被禁止在某些地区居住5至10年。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文明的雇主是如何对待原住民工人的。
其中一人写信给一位正在向工人讨要工资的监工：“让那头猪去吃土，土才是他唯一合适的食物！”
另一人发现家中5000法郎被盗，便让八名当地雇员接触带电电线，逼供。后来发现，窃贼竟是雇主的亲生儿子。这位文明的儿子玩得不亦乐乎。这位文明的父亲也毫不担心。这位幸运的法国保护者至今仍在塔那那利佛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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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首次出版：《人道报》，1922年6月1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为了掩盖其罪恶剥削制度的丑恶行径，殖民资本主义总是用理想主义的口号来装饰其邪恶的旗帜：博爱、平等等等……
以下是这些平等捍卫者如何将他们的口号付诸实践的。
在同一个车间，做同样的工作，白人工人的工资比他的黑人兄弟高出数倍。
在行政部门，无论工龄长短和能力如何，本地人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工资，而新来的白人却拿着更高的薪水，工作量却更少。
年轻的原住民在母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医学或法学学位后，如果没有入籍，就无法在自己的国家从事职业（而原住民为了获得入籍，要经历多少艰辛和屈辱！）。
被拖离祖国和家园，以“志愿者”的身份强行入伍，这些被军事化的原住民很快就体会到了他们所捍卫的这种虚幻“平等”的精妙意义。
同级别白人士官几乎总是被认为比其原住民同事更高级，后者必须向他敬礼并服从他。
当白人士兵和有色人种士兵乘坐同一辆火车或轮船时，这种“种族-军事”等级制度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以下是最近的例子。
五月，S. S. Liger 号载着六百名马达加斯加士兵从法国出发前往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士官们挤在船舱里，而他们的白人同事则被安置在舒适的舱房里。
愿我们的黑人兄弟们，即使不是被理想所温暖，也不是被螺旋桨的轰鸣所唤醒，也不是被良心的声音所唤醒，也能够思考并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善良的资本主义永远会把他们视为普通的“olo maloto”（傻瓜）。
种族仇恨
首次出版：《Le Paria》，1922年7月1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我们的同志卢松因宣扬阶级斗争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宣扬种族仇恨而被判刑。
让我们看看，近年来，在印度支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践行民族之爱的。我们暂时不谈殖民政府用酒精和鸦片毒害和贬低民众的罪行；我们议会党团的同志们终有一天会处理这个问题。
刺客兼行政官达尔斯的大胆行径众所周知。然而，他对土著的野蛮行径远非独断。
一个名叫普尔西尼翁（Pourcignon）的人愤怒地冲向一个安南人，因为安南人好奇又大胆，竟然朝这个欧洲人的房子看了几秒钟。他殴打了安南人，最后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将他击毙。
一位铁路官员用藤条殴打了一位东奇尼村的村长。
贝克先生一拳打碎了汽车司机的头骨。
建筑承包商布雷斯先生绑住一名安南人的双臂，任由他的狗咬伤，将他踢死。
收银员德菲斯先生一脚踢中他的安南仆人的肾脏，将其杀死。
海防的机械师亨利先生听到街上有动静；他家的门开了，一个安南女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男人。亨利以为那是一个追赶“康盖”（con-gai）的土著人，抓起猎枪就射杀了他。那人倒地身亡：原来是个欧洲人。亨利被问到这个问题，回答说：“我以为是土著人。”
一个法国人把他的马拴在一个马厩里，里面还有一匹土著人的母马。马儿腾跃起来，把法国人惹得勃然大怒。他殴打了土著人，土著人的嘴和耳朵开始流血；之后，他绑住土著人的双手，把他吊在楼梯下。
一位传教士（哦，是的，一位温柔的使徒！）怀疑一位土著神学院学生偷了他的1000皮阿斯特，就把他吊在横梁上殴打。可怜的家伙失去了意识。他被放了下去。当他苏醒过来时，又开始犯困。他奄奄一息，或许已经死了……等等。
正义惩罚了这些人，这些文明人吗？有些人被判无罪，有些人则完全没有受到法律的困扰。就是这样。现在。
被告卢松，轮到你发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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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工人运动
首次出版：《工人生活》（La Vie Ouvriere），1924年1月25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大阪是日本在上次地震中未受破坏的大型工业中心之一。其他日本人的不幸，却为这座城市的制造商带来了幸运，他们目前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尽管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给工人本已微薄的预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工资却与灾难发生前持平。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面对雇主拒绝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棉纺厂的工人自11月底以来一直在罢工。
罢工要求：
1. 工资上涨20%；
2 — 降低工厂供应食品的价格；
3 — 改善餐厅和浴室；
4 — 向因病缺勤的工人支付50%的工资；
5 — 恢复最近被解雇的工人的工资。
最近，东方麻业公司和名古诗公司的工人通过罢工获得了加薪。千草株式会社的工人在罢工决定通知管理层后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其他公司则表示反对，声称尽管订单不断增加，但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他们并没有获得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由于原棉不足，他们丝毫不担心罢工。
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恐慌。他们已经派出当地警察占领了该镇，并由邻近城镇的警察增援。他们试图通过逮捕劳工联合会秘书长和大批激进分子和示威者来削弱这场运动。老板们的这些尝试毫无成效，因为罢工仍然像第一天一样充满活力，工人们决心坚持斗争到底。
电工和机械师团结一致地罢工。国营工厂的工人们承诺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他们的斗争同志。在这样的支持下，罢工者们热情高涨，对胜利充满信心。
在远东的劳资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在西方国家难以理解的怪事，但在西方国家却做得非常严重。例如，为了阻止工人加入罢工的队伍，岸和田公司干脆用螺栓封住了出口。克纳瓦达电气工程厂由于无法与员工就工资问题达成一致，决定停工。但在解雇工人之前，他们支付了整整四天的工资和两天的赔偿金！
反军国主义罢工
为了瓦解工人们刚刚建立的组织，水考顺矿（中国）的管理层派人召集了赵将军的士兵。士兵一到，就开始占领工人俱乐部。为了抗议士兵的这一行动，三千名矿工自发罢工。他们包围了士兵，并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士兵向他们开枪，打伤了许多罢工者。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管理层的预期，管理层随后试图宣扬法律和秩序。但矿工们回答说，只有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并且他们的九项要求得到接受，他们才会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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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
首次出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7月8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一卷
同志们，我只想就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对我们殖民地问题政策的批评提出一些建议。但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供一些统计数据，以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其重要性。
国家
宗主国
殖民地
面积（平方公里）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人口
英国 151,000 45,500,000 34,910,000 403,600,000
法国 536,000 39,000,000 10,250,000 55,600,000
美国 9,420,000 100,000,000 1,850,000 12,000,000
西班牙 504,500 20,700,000 371,600 853,000
意大利 286,600 38,500,000 146万 162.3万
日本 41.8万 5707万 28.8万 2124.9万
比利时 2.95万 764.2万 240万 850万
葡萄牙 9.2万 554.5万 206.2万 873.8万
荷兰 3.25万 670万 204.6万 4803万
总人口32065.7万，总面积1147.03万平方公里的九个国家，是拥有数十个民族的剥削性殖民地，总人口达56019.3万平方公里，面积5563.7万平方公里。殖民地总面积是宗主国面积的5倍，宗主国总人口不到殖民地总人口的五分之三。
如果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单独算上，这些数字就更加惊人了。英国殖民地的人口是英国的8.5倍，面积约为英国的232倍。法国的面积是法国的19倍。法国殖民地的人口比法国多1660万。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法英两国共产党还没有制定出真正进步的殖民地政策，还没有与殖民地人民接触，他们的整个纲领就将是、而且将是无效的，因为它违背了列宁主义。我以后会更清楚地解释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在关于列宁和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改良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不敢将殖民地的白人与有色人种联系起来。列宁也拒绝承认这种划分，并消除了帝国主义文明奴隶与不文明奴隶之间的障碍。
列宁认为，西欧革命的胜利取决于它与被奴役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以及民族问题的紧密联系，而这两者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共同问题的一部分。
后来，斯大林同志谈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欧洲无产阶级无需与殖民地解放运动直接结盟就能取得成功。他认为这是一种反革命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从实践出发进行理论考察，我们有权说，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我们的各大党仍然持有上述观点，因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不积极。
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压迫如此众多的奴役人民，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什么都做了。他们利用国家行政机器赋予的手段，进行了密集的宣传。他们用演讲、电影、报纸、展览等各种手段，把宗主国人民的头脑塞得满满的，让他们沾染上殖民主义的观念；他们把殖民地安逸、光荣、富足的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就在他们眼前。
至于我们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他们为应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殖民侵略做了些什么？自从他们接受列宁的政治纲领以来，他们做了些什么，以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与殖民地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的精神，教育本国的工人阶级？我们党在这方面所做的几乎是毫无价值的。至于我，我出生在法国殖民地，是法国共产党员。我很遗憾地说，我们的共产党几乎没有为殖民地做过任何事。
共产主义报纸的任务是向我们的战士们介绍殖民地问题，唤醒殖民地的劳动群众，争取他们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但我们的报纸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做。
如果我们将资产阶级报纸如《泰晤士报》、《费加罗报》、《埃夫雷报》或持不同观点的报纸如《人民报》或《自由报》中有关殖民地问题的专栏数量与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上有关同一问题的专栏数量进行比较，我们一定会说，这种比较对我们不利。
当殖民地部制定计划，要把许多非洲地区变成大型私人种植园，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变成依附在新雇主土地上的名副其实的奴隶时，我们的报纸仍然保持沉默。在法属西非殖民地，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制征兵措施被实施，而我们的报纸却保持了缄默。印度支那的殖民当局变成了奴隶贩子，把越南北部的居民卖给了太平洋岛屿上的种植园主；他们将当地人的兵役期从两年延长到四年；他们把大部分殖民地土地卖给了金融巨鳄；他们不顾土著无力缴纳旧税，又将税收提高了30%。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土著人正因洪水而濒临破产和饿死之际。然而，我们的报纸仍然保持沉默。因此，土著人倾向于支持诸如人权与公民权协会之类的民主自由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照顾他们或假装照顾他们的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就会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让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党漠视所有与殖民地有关的事情。例如：《人道报》没有发表共产国际发布的《国际农民致殖民地人民的呼吁书》。
在里昂会议之前，列出的辩论项目涵盖了除殖民地问题之外的所有政治纲领。 《人道报》刊登了大量关于塞内加尔拳击手西基成功的文章，但当达喀尔港的码头工人——西基的兄弟——在工作中被捕、被捆绑手脚、拖上卡车关进监狱时，它却默不作声。后来，他们被送往驻地，被改造成“文明的捍卫者”，也就是士兵。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每天都向读者报道飞行员瓦迪从巴黎飞往印度支那的丰功伟绩。然而，当殖民政府掠夺“大南”人民，抢走他们的田地送给法国奸商，并派出轰炸机，命令飞行员去教育那些可怜的、被掠夺殆尽的当地人民时，我们党的机关报却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一消息告知读者。
同志们，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已经认识到，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密不可分。在我看来，我们党对此并没有深刻理解。鲁尔区的教训：被派去“慰问”饥饿的德国工人的当地军队包围了可疑的法国军团；东线部队的例子：为了“鼓舞”那些在艰苦持久的战争中疲惫不堪的法国军队，当地军队配备了机枪；1917年在法国俄军驻扎地发生的事件；比利牛斯山区农业工人罢工的教训：当地军队被迫扮演了可耻的怠工角色；以及20.7万殖民军队驻扎在法国本土——所有这些都没有促使我们党思考，没有促使我们党认为有必要就殖民地问题制定明确而坚定的政策。党错过了许多良好的宣传机会。党的新领导机构已经承认，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一旦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并承认党的政策中存在这一弱点，就有希望党竭尽全力纠正错误。我坚信，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转折点，并将促使党纠正过去的缺点。虽然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关于阿尔及利亚选举的评论非常正确，但客观地说，我党确实犯过错误，但通过在塞纳省的选举中提名殖民地代表作为候选人，我纠正了这些错误。虽然这仍然太少，但作为一个开端，这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目前我们党再次充满了良好的意愿和热情，只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加强，就能在殖民地问题上制定正确的政策。
当殖民地部制定计划，要把许多非洲地区变成大型私人种植园，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变成依附在新雇主土地上的名副其实的奴隶时，我们的报纸仍然保持沉默。在法属西非殖民地，几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制征兵措施被实施，而我们的报纸却保持了缄默。印度支那的殖民当局变成了奴隶贩子，把越南北部的居民卖给了太平洋岛屿上的种植园主；他们将当地人的兵役期从两年延长到四年；他们把大部分殖民地土地卖给了金融巨鳄；他们不顾土著无力缴纳旧税，又将税收提高了30%。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土著人正因洪水而濒临破产和饿死之际。然而，我们的报纸仍然保持沉默。因此，土著人倾向于支持诸如人权与公民权协会之类的民主自由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照顾他们或假装照顾他们的组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就会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让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党漠视所有与殖民地有关的事情。例如：《人道报》没有发表共产国际发布的《国际农民致殖民地人民的呼吁书》。
在里昂会议之前，列出的辩论项目涵盖了除殖民地问题之外的所有政治纲领。 《人道报》刊登了大量关于塞内加尔拳击手西基成功的文章，但当达喀尔港的码头工人——西基的兄弟——在工作中被捕、被捆绑手脚、拖上卡车关进监狱时，它却默不作声。后来，他们被送往驻地，被改造成“文明的捍卫者”，也就是士兵。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每天都向读者报道飞行员瓦迪从巴黎飞往印度支那的丰功伟绩。然而，当殖民政府掠夺“大南”人民，抢走他们的田地送给法国奸商，并派出轰炸机，命令飞行员去教育那些可怜的、被掠夺殆尽的当地人民时，我们党的机关报却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一消息告知读者。
同志们，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已经认识到，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密不可分。在我看来，我们党对此并没有深刻理解。鲁尔区的教训：被派去“慰问”饥饿的德国工人的当地军队包围了可疑的法国军团；东线部队的例子：为了“鼓舞”那些在艰苦持久的战争中疲惫不堪的法国军队，当地军队配备了机枪；1917年在法国俄军驻扎地发生的事件；比利牛斯山区农业工人罢工的教训：当地军队被迫扮演了可耻的怠工角色；以及20.7万殖民军队驻扎在法国本土——所有这些都没有促使我们党思考，没有促使我们党认为有必要就殖民地问题制定明确而坚定的政策。党错过了许多良好的宣传机会。党的新领导机构已经承认，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一旦党的领导人认识到并承认党的政策中存在这一弱点，就有希望党竭尽全力纠正错误。我坚信，这次代表大会将成为转折点，并将促使党纠正过去的缺点。虽然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关于阿尔及利亚选举的评论非常正确，但客观地说，我党确实犯过错误，但通过在塞纳省的选举中提名殖民地代表作为候选人，我纠正了这些错误。虽然这仍然太少，但作为一个开端，这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目前我们党再次充满了良好的意愿和热情，只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加强，就能在殖民地问题上制定正确的政策。
这些实际行动是什么呢？仅仅制定长篇大论的政治纲领，通过冠冕堂皇的决议，然后像过去一样，在代表大会后送进博物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我建议：
1. 在《人道报》上每周至少刊登两栏新的专栏，定期报道殖民地问题。
2. 加强宣传，在已经设立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殖民地国家公民中选拔党员。
3. 派遣殖民地国家的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4. 与法国劳工联合会就组织在法国工作的殖民地国家劳动者达成协议。
5. 要求党员更加关注殖民地问题。
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具有民族性的。如果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代表们批准这些建议，我相信，在法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就能宣布，宗主国和殖民地人民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现实。
同志们，作为列宁的弟子，我们必须像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集中一切力量和精力解决殖民地问题，以贯彻列宁的教导。
道格拉斯同志（英国代表）……
斯梅兰同志……
阮爱国同志：
法国殖民地面积10241510平方公里，55571000名居民分布在四大洲。尽管种族、气候、风俗、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但有两个共同点使它们彼此相似，并能够在共同的斗争中实现团结。
1 - 经济状况：在所有法国殖民地，工商业都不发达，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95%的人口是农民。
2 - 在所有殖民地，原住民都遭受着法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持续剥削。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每个殖民地农民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我将仅举几个典型例子，来概括一下殖民地农民的生活。
我将从我的国家印度支那开始，我对这个国家比其他殖民地更了解。当法国占领这个殖民地时，战争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后来，他们返回时发现，他们的土地已被追随胜利军队的殖民者占领。他们瓜分了当地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结果，安南农民沦为农奴，被迫为外国主人耕种自家土地。
许多不幸的农民无法忍受占领者施加的极其恶劣的条件，背井离乡，在全国各地流浪。法国人称他们为“海盗”，并千方百计地起诉他们。
这样被盗走的土地被分配给了种植园主。他们只需说一句话，就能得到大片土地，有时甚至超过2万或2.5万公顷。
这些种植园主不仅无偿占有土地，还获得了开发这些土地所需的一切，包括劳动力。政府允许他们无偿使用一些囚犯，或者命令公社为他们提供人力。
除了这些豺狼和政府之外，还必须提到天主教传教团。仅天主教传教团就占据了交趾支那四分之一的耕地。为了获得所有这些土地，它用尽了各种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手段，包括贿赂、欺诈和胁迫。以下是一些例子。它利用农作物歉收向农民贷款，并将他们的稻田抵押出去。由于利息过高，农民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将抵押的田地全部割让给传教团。传教团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竭尽全力打探可能对当局不利的秘密情报。它利用这些信息作为威胁，迫使当局屈从于它的意志。传教团与大资本家联手成立公司，开采那些无偿占用的种植园和从农民手中窃取的土地。传教团的爪牙在政府中身居高位。传教团对信徒的剥削丝毫不亚于种植园主。它的另一个伎俩是聚集穷人，强迫他们开垦荒地，并承诺一旦土地开垦成功，就会分配给农民。然而，土地刚被开垦，庄稼即将收获，传教团就宣布这片土地归他们所有，并驱逐了那些辛勤耕耘的人们。安南农民被他们的“保护者”（无论天主教徒还是非天主教徒）掠夺，甚至连在仅存的几小块土地上劳作都不得安宁。土地登记处进行了虚假的地籍调查，迫使农民缴纳更多税款。税款逐年增加。最近，当局侵占了数千公顷属于安南高地人的土地，将其送给奸商后，还派飞机飞抵那里，使受害者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念头。
1. 在《人道报》上每周至少刊登两栏新的专栏，定期报道殖民地问题。
2. 加强宣传，在已经设立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殖民地国家公民中选拔党员。
3. 派遣殖民地国家的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4. 与法国劳工联合会就组织在法国工作的殖民地国家劳动者达成协议。
5. 要求党员更加关注殖民地问题。
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具有民族性的。如果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代表们批准这些建议，我相信，在法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就能宣布，宗主国和殖民地人民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现实。
同志们，作为列宁的弟子，我们必须像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集中一切力量和精力解决殖民地问题，以贯彻列宁的教导。
道格拉斯同志（英国代表）……
斯梅兰同志……
阮爱国同志：
法国殖民地面积10241510平方公里，55571000名居民分布在四大洲。尽管种族、气候、风俗、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但有两个共同点使它们彼此相似，并能够在共同的斗争中实现团结。
1 - 经济状况：在所有法国殖民地，工商业都不发达，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95%的人口是农民。
2 - 在所有殖民地，原住民都遭受着法国帝国主义资本的持续剥削。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每个殖民地农民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我将仅举几个典型例子，来概括一下殖民地农民的生活。
我将从我的国家印度支那开始，我对这个国家比其他殖民地更了解。当法国占领这个殖民地时，战争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后来，他们返回时发现，他们的土地已被追随胜利军队的殖民者占领。他们瓜分了当地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结果，安南农民沦为农奴，被迫为外国主人耕种自家土地。
许多不幸的农民无法忍受占领者施加的极其恶劣的条件，背井离乡，在全国各地流浪。法国人称他们为“海盗”，并千方百计地起诉他们。
这样被盗走的土地被分配给了种植园主。他们只需说一句话，就能得到大片土地，有时甚至超过2万或2.5万公顷。
这些种植园主不仅无偿占有土地，还获得了开发这些土地所需的一切，包括劳动力。政府允许他们无偿使用一些囚犯，或者命令公社为他们提供人力。
除了这些豺狼和政府之外，还必须提到天主教传教团。仅天主教传教团就占据了交趾支那四分之一的耕地。为了获得所有这些土地，它用尽了各种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手段，包括贿赂、欺诈和胁迫。以下是一些例子。它利用农作物歉收向农民贷款，并将他们的稻田抵押出去。由于利息过高，农民无力偿还债务，不得不将抵押的田地全部割让给传教团。传教团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竭尽全力打探可能对当局不利的秘密情报。它利用这些信息作为威胁，迫使当局屈从于它的意志。传教团与大资本家联手成立公司，开采那些无偿占用的种植园和从农民手中窃取的土地。传教团的爪牙在政府中身居高位。传教团对信徒的剥削丝毫不亚于种植园主。它的另一个伎俩是聚集穷人，强迫他们开垦荒地，并承诺一旦土地开垦成功，就会分配给农民。然而，土地刚被开垦，庄稼即将收获，传教团就宣布这片土地归他们所有，并驱逐了那些辛勤耕耘的人们。安南农民被他们的“保护者”（无论天主教徒还是非天主教徒）掠夺，甚至连在仅存的几小块土地上劳作都不得安宁。土地登记处进行了虚假的地籍调查，迫使农民缴纳更多税款。税款逐年增加。最近，当局侵占了数千公顷属于安南高地人的土地，将其送给奸商后，还派飞机飞抵那里，使受害者不敢有任何反抗的念头。
被掠夺、破产和被驱逐的农民再次找到了开垦处女地的方法。但一旦土地被开垦，政府就会没收，并强迫他们以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那些无力支付的人将被无情地驱逐。
去年，该国遭受洪灾，土地税却上涨了30%。
除了那些让他们倾家荡产的不公平税收外，农民还得服徭役、缴纳人头税、盐税、购买政府债券、认购各种基金等等，还要签订不平等的契约等等。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法国资本家也推行着同样的掠夺和剥削政策。所有良田都被法国人霸占。当地人被赶到山脚下或干旱地区。金融公司、投机商和高级官员瓜分了殖民地的土地。
1914年，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银行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运作，从2500万法郎的资本中获利1225.8万法郎。
摩洛哥银行资本为1540万法郎，1921年盈利175.3万法郎。
法国阿尔及利亚公司占据了32.4万公顷的优质土地。
阿尔及利亚总公司占据了10万公顷土地。
一家私人公司无偿占用了5万公顷森林，而卡普齐雷磷酸盐和铁路公司则占据了5万公顷矿产丰富的土地，此外还获得了其周边2万公顷土地的优先使用权。
一位前法国议员占领了一片占地1125公顷的种植园，园内有价值1000万法郎的矿产，每年收入400万法郎。而这些矿产的真正主人，当地人每年每公顷只能获得十分之一法郎的收入。
法国的殖民政策废除了集体所有制，代之以私有制。它还废除了小产权，以扶持种植园的大产权。这项政策导致当地农民损失了500万公顷的优质土地。
15年间，卡比利亚农民被掠夺了192090公顷土地。
从1913年起，摩洛哥农民每年被掠夺12000公顷耕地。自法国“正义战争”胜利以来，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4540公顷。
目前，摩洛哥只有1070名法国人，却占据着50万公顷土地。非洲农民与他们的安南农民兄弟姐妹一样，生活极其艰苦，终年徭役，赋税繁重，其苦难难以言表。由于粮食短缺，他们只能吃野菜野草或烂米，并因此患上斑疹伤寒和肺结核。即使在丰收年，也能看到农民翻垃圾堆，与狗争抢残粮。在歉收年，田野里、公路上随处可见饿死农民的尸体。
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农民的生活更加惨淡。这些殖民地掌握在大约40家公司手中。他们霸占了一切：土地、田地、自然资源，甚至原住民的生命；原住民甚至没有为自己工作的权利。他们被迫为公司工作，无时无刻，而且只为公司工作。为了强迫他们无偿劳动，公司使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胁迫手段。所有土地和田地都被没收。只有那些同意按公司要求耕作的人才能获得一些小块土地。人们因营养不良而患上各种疾病，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非常高。
另一种方法是让老人、妇女和儿童充当仆人。他们被安置在小屋里，遭受虐待、殴打、营养不良，有时甚至被杀害。在一些地方，为了阻止工人逃跑，长期仆人的数量与工人的数量大致相同
为了不影响种植园的劳作，原住民被禁止适时耕种自家土地。因此，饥荒和瘟疫频发，给殖民地带来了浩劫。
少数逃入森林、成功逃脱种植园主剥削的部落，像牲畜一样生活，以根茎和树叶为食，最终死于疟疾和恶劣的气候。与此同时，白人统治者正在摧毁他们的田地和村庄。以下是一段摘自军官日记的内容，简短而清晰地描述了殖民农民遭受的镇压：
“袭击科洛弗村。”
“袭击库诺的范部落。村庄和花园被毁。”
“袭击贝卡尼特村。村庄被烧毁；3000棵香蕉树被砍伐。”
“袭击夸村。村庄被毁。花园和农场被夷为平地。”
“袭击阿比马潘村。所有房屋被烧毁，所有花园和农场都被摧毁。”
“袭击伊萨克萨米村。村庄被毁。整个邦河沿岸的村镇被烧毁。”
同样的掠夺、灭绝和破坏体系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葡萄牙统治下的非洲地区盛行。
在比属刚果，1891年的人口为2500万，但到1911年已降至850万。前德国在非洲殖民地的赫雷罗人和卡马部落被彻底灭绝。德国统治下有8万人丧生，1914年“平定”时期有1.5万人丧生。1894年法属刚果人口为2万人，1911年仅为9700人。1910年，一个省有1万人，八年后只剩下1080人。另一个拥有4万黑人居民的省份，仅在两年内就有2万人丧生，随后的六个月内又有6000人死亡或致残。
在短短15年内，沿河人口稠密的地区变成了沙漠。惨遭蹂躏的绿洲和村庄里，到处都是白骨。
幸存者的生活极其悲惨。农民被剥夺了公司授予他们的小块土地，工匠失去了手艺，畜牧者失去了牲畜。马塔贝勒人是畜牧业者：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他们拥有20万头牛。两年后，只剩下40900头。赫雷罗人拥有9万头牛。12年内，德国殖民者抢走了他们一半的牛。在所有接触过白人文明的黑人国家，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最后，我引用非洲作家、《巴图阿拉》的作者雷内·马兰的话：“赤道非洲曾是一个人口稠密、盛产橡胶的地区。这里曾有各种各样的花园和农场，还有大量的家禽和山羊。仅仅七年之后，一切都毁于一旦。村庄化为废墟，花园和农场化为废墟，家禽和山羊惨遭屠戮。居民们变得虚弱，因为他们不得不从事超出体力的劳动，而且没有任何报酬。因此，他们体力不足，也没有时间耕种田地。疾病爆发，饥荒出现，死亡率上升。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是强壮健康的部落的后裔，拥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在这里，文明已经荡然无存……”
为了完善这幅悲惨的画面，我想补充一点：法国资本主义从不犹豫地让每个地区都陷入饥荒，只要这对他们有利。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例如留尼汪岛、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居民不再被允许种植谷物，而必须种植法国工业所需的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对种植园主来说利润更高。这导致殖民地物价上涨，并经常引发饥荒。
在所有法国殖民地，饥荒日益加剧，人民的仇恨也日益加深。当地农民已经准备好起义。在许多殖民地，他们已经多次起义，但最终都被血腥镇压。如果说目前农民仍然消极被动，那是因为他们仍然缺乏组织和领导者。共产国际必须帮助他们革命，获得解放。
少数逃入森林、成功逃脱种植园主剥削的部落，像牲畜一样生活，以根茎和树叶为食，最终死于疟疾和恶劣的气候。与此同时，白人统治者正在摧毁他们的田地和村庄。以下是一段摘自军官日记的内容，简短而清晰地描述了殖民农民遭受的镇压：
“袭击科洛弗村。”
“袭击库诺的范部落。村庄和花园被毁。”
“袭击贝卡尼特村。村庄被烧毁；3000棵香蕉树被砍伐。”
“袭击夸村。村庄被毁。花园和农场被夷为平地。”
“袭击阿比马潘村。所有房屋被烧毁，所有花园和农场都被摧毁。”
“袭击伊萨克萨米村。村庄被毁。整个邦河沿岸的村镇被烧毁。”
同样的掠夺、灭绝和破坏体系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葡萄牙统治下的非洲地区盛行。
在比属刚果，1891年的人口为2500万，但到1911年已降至850万。前德国在非洲殖民地的赫雷罗人和卡马部落被彻底灭绝。德国统治下有8万人丧生，1914年“平定”时期有1.5万人丧生。1894年法属刚果人口为2万人，1911年仅为9700人。1910年，一个省有1万人，八年后只剩下1080人。另一个拥有4万黑人居民的省份，仅在两年内就有2万人丧生，随后的六个月内又有6000人死亡或致残。
在短短15年内，沿河人口稠密的地区变成了沙漠。惨遭蹂躏的绿洲和村庄里，到处都是白骨。
幸存者的生活极其悲惨。农民被剥夺了公司授予他们的小块土地，工匠失去了手艺，畜牧者失去了牲畜。马塔贝勒人是畜牧业者：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他们拥有20万头牛。两年后，只剩下40900头。赫雷罗人拥有9万头牛。12年内，德国殖民者抢走了他们一半的牛。在所有接触过白人文明的黑人国家，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
最后，我引用非洲作家、《巴图阿拉》的作者雷内·马兰的话：“赤道非洲曾是一个人口稠密、盛产橡胶的地区。这里曾有各种各样的花园和农场，还有大量的家禽和山羊。仅仅七年之后，一切都毁于一旦。村庄化为废墟，花园和农场化为废墟，家禽和山羊惨遭屠戮。居民们变得虚弱，因为他们不得不从事超出体力的劳动，而且没有任何报酬。因此，他们体力不足，也没有时间耕种田地。疾病爆发，饥荒出现，死亡率上升。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是强壮健康的部落的后裔，拥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在这里，文明已经荡然无存……”
为了完善这幅悲惨的画面，我想补充一点：法国资本主义从不犹豫地让每个地区都陷入饥荒，只要这对他们有利。在许多殖民地国家，例如留尼汪岛、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居民不再被允许种植谷物，而必须种植法国工业所需的其他作物。这些作物对种植园主来说利润更高。这导致殖民地物价上涨，并经常引发饥荒。
在所有法国殖民地，饥荒日益加剧，人民的仇恨也日益加深。当地农民已经准备好起义。在许多殖民地，他们已经多次起义，但最终都被血腥镇压。如果说目前农民仍然消极被动，那是因为他们仍然缺乏组织和领导者。共产国际必须帮助他们革命，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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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大会宣言
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大会宣言
首次发表：1930年2月18日发表于香港
来源：《胡志明选集（1920-1969）》
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和学生！
被压迫和剥削的同胞们！
姐妹兄弟们！同志们！
帝国主义矛盾是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的起因。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之后，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革命阵营，包括全世界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它的先锋队是苏联。另一方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阵营，其总参谋部就是国际联盟。
这场战争给各国人民造成了难以计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法国帝国主义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因此，为了在法国恢复资本主义势力，法国帝国主义者使出浑身解数，加紧在印度支那的资本主义剥削。他们新建工厂，以微薄的工资剥削工人；掠夺农民的土地，建立种植园，使农民陷入贫困；征收新的重税；强迫我国人民购买政府债券。总之，他们把我国人民逼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他们扩充军事力量，一是为了扼杀越南革命；二是为了准备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夺取新的殖民地；三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四是为了进攻苏联，因为苏联帮助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法帝国主义必将对我们人民进行更加惨烈的屠杀。如果我们任由他们准备这场战争，反对中国革命，进攻苏联，如果我们任由他们扼杀越南革命，这就等于让他们把我们民族从地球上抹去，把我们的民族淹没在太平洋里。
然而，法帝国主义的野蛮压迫和残酷剥削，唤醒了我们的同胞，他们都认识到，革命才是生存的唯一道路，没有革命，他们就会慢慢死去。因此，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工人拒绝劳动，农民要土地，学生罢课，商人停业。各地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法帝国主义。
革命使法帝国主义胆战心惊。他们一方面利用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的人民。另一方面，他们恐吓、逮捕、监禁、驱逐和杀害了大批越南革命者。如果法国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用恐怖手段镇压越南革命，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越南革命并非孤立存在，它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次，正是在法国帝国主义者疯狂实施恐怖行动的时候，以前各自为政的越南共产党人，已经统一起来，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我们全民的革命斗争。
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
被压迫、被剥削的同胞们！
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了。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将帮助无产阶级领导为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而进行的革命。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加入党，帮助党，追随党，以实现以下口号：
1. 推翻法国帝国主义、越南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
2. 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
3. 建立工农兵政府；
4. 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其他企业，并将其置于工农兵政府的控制之下；
5. 没收帝国主义和越南反动资产阶级的一切种植园和财产，并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
6.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7. 废除强制购买政府债券、人头税和一切加诸穷人的不公正税收；
8. 为群众带来民主自由；
9. 普及教育；
10.实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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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
首次发表：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苏联评论《东方问题》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四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巴黎谋生，时而为一家摄影店做修图师，时而为“中国文物”（法国制造！）作画。我散发传单，谴责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犯下的罪行。
当时，我只是出于本能地支持十月革命，尚未真正理解它的历史意义。我热爱和钦佩列宁，因为他是一位解放同胞的伟大爱国者；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他的任何一本书。
我加入法国社会党的原因是，这些“女士们先生们”——我当时这样称呼我的同志们——对我，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表示同情。但我既不懂什么是政党，什么是工会，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当时，社会党的各个分支机构正在激烈地讨论社会党是否应该留在第二国际，是否应该成立第二半国际，或者社会党是否应该加入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我每周都会定期参加会议，两三次，并认真倾听讨论。起初，我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讨论如此激烈？无论是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还是第三国际，革命都可以发动。那么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第一国际，它现在怎么样了？
我最想知道的——而这恰恰没有在会议上讨论——是：哪个国际站在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边？
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一些同志回答说：是第三国际，而不是第二国际。一位同志给我读了《人道报》发表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
提纲中有一些政治术语难以理解。但通过反复阅读，我终于掌握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它给了我多么强烈的情感、热情、清晰的认识和信心啊！我欣喜若狂，流下了眼泪。尽管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但我像在向众人发表演讲一样高声呼喊：“亲爱的烈士同胞！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这就是我们解放的道路！”
从此，我对列宁、对第三国际充满了信心。
以前，在支部会议上，我只是旁听讨论；我模糊地认为所有讨论都合乎逻辑，无法辨别谁对谁错。但从那时起，我也投身于辩论之中，热情地讨论。尽管我仍然缺乏法语词汇来表达我的所有想法，但我以同样有力的气势驳斥了那些攻击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指控。我唯一的论点是：“如果你们不谴责殖民主义，如果你们不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你们是在进行什么样的革命？”
我不仅参加了自己支部的会议，还去了其他支部，宣示“我的立场”。现在我必须再次强调，马塞尔·卡尚、瓦扬·库蒂里耶、蒙穆索等许多同志帮助我拓展了知识面。最终，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我和他们一起投票加入了第三国际。
起初，爱国主义（而非共产主义）让我对列宁、对第三国际充满信心。在斗争中，我一步步学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与实践，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我们国家和中国，都有关于神奇的“智者之书”的传说。当人们面临巨大困难时，打开它就能找到出路。列宁主义不仅是一本神奇的“智者之书”，是我们越南革命者和人民的指南针，更是照亮我们走向最终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灿烂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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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发表讲话。1945年9月2日，在独立日，胡志明主席和武元甲同志坐在汽车上。（武安宁 摄。属于艾莉森·托马斯的所有权-三号国家档案中心搜集）
越南独立宣言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句不朽的宣言出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广义上讲，这意味着：地球上所有民族生来平等，所有民族都有生存、幸福和自由的权利。1791年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指出：“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且必须永远保持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真理。然而，八十多年来，法国帝国主义者滥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侵犯我们的祖国，压迫我们的同胞。他们的行为违背了人道和正义的理想。在政治上，他们剥夺了我们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他们推行不人道的法律；他们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建立了三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以破坏我们的国家统一，阻止我们人民团结。他们建造的监狱比学校还多。他们无情地杀害我们的爱国者——他们把我们的起义淹没在血河中。他们束缚舆论；他们对我们的人民实行愚民政策。为了削弱我们的种族，他们强迫我们使用鸦片和酒精。在经济方面，他们榨取我们的血汗，使我们的人民一贫如洗，毁坏我们的土地。他们抢走了我们的稻田、矿山、森林和原材料。他们垄断了钞票的发行和出口贸易。他们发明了无数不合理的税赋，使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农民陷入赤贫状态，他们阻碍了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繁荣发展，他们无情地剥削了我们的工人。1940年秋，当日本法西斯侵入印度支那领土，建立新的反同盟国根据地时，法国帝国主义者跪下来，把我们的国家交给了他们。从那时起，我国人民就处于法国和日本的双重压迫之下。他们的苦难日益加深。结果，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从广治省到越南北部，已有200多万同胞饿死。3月9日，法国军队被越南人解除了武装。法国殖民者要么逃亡，要么投降，这表明他们不仅无力“保护”我们，而且在五年内两次将我们的国家出卖给日本人。3月9日之前，越盟曾多次敦促法国人与其结盟对抗日本。法国殖民者非但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反而加剧了针对越盟成员的恐怖活动，在逃亡前屠杀了关押在安湾和高平的大量政治犯。尽管如此，我们的同胞始终对法国人表现出宽容和人道的态度。即使在1945年3月日本政变之后，越盟也帮助许多法国人越过边境，将其中一些人从日本监狱中解救出来，并保护了法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从1940年秋天起，我国实际上已不再是法国殖民地，而是成为了日本的属地。日本向盟军投降后，我们全体人民奋起反抗，恢复了国家主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事实上，我们是从一个日本人手里而不是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独立。法国人逃走了，日本人投降了，保大皇帝退位了。我们的人民挣脱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束缚他们的锁链，为祖国赢得了独立。同时，我们的人民推翻了统治了几十个世纪的君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民主共和国。基于这些理由，我们临时政府成员代表全体越南人民宣布，从现在起，我们断绝与法国的一切殖民关系；我们废除法国迄今为止代表越南承担的一切国际义务，我们废除法国在我们祖国非法获取的一切特殊权利。全体越南人民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决心战斗到底，反对法国殖民者任何企图重新征服越南的企图。我们坚信，在德黑兰和旧金山承认民族自决和平等原则的同盟国，不会拒绝承认越南的独立。一个八十多年来英勇反抗法国统治的民族，一个近年来与盟军并肩作战对抗法西斯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必须获得自由和独立。为此，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越南有权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事实上，它已经如此。全体越南人民决心动员一切体力和智力，牺牲一切生命和财产，以捍卫他们的独立和自由。
* 注：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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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抵抗战争！
致越南人民的呼吁首次出版：1946年12月19日。
来源：《越共回忆录：越南战争及其后果内幕记述》，作者：张如赞。出版社：Vintage Books，兰登书屋旗下。
抄录者注：1946年9月14日，法国与越南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法国同意停火并尊重越南的民主自由；作为交换，越南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文化和经济利益。法国处处违反该协议，胡志明主席别无选择，只能呼吁越南人民发动抗战，抵抗法国的再次侵略。这一呼吁标志着这场胜利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最终在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惨败后，以《日内瓦协定》结束。
发动抗战！
致越南人民的呼吁
全国同胞们！
出于热爱和平，我们做出了让步。但是，我们越让步，法国殖民者就越变本加厉，因为他们决心再次入侵我国。
不！
我们宁愿牺牲一切，也不愿失去我们的国家，也不愿重回奴役。
同胞们！起来！
男女老少，不分信仰、党派、民族，全体越南人民都必须挺身而出，与法国殖民者战斗，拯救祖国。有枪的就用枪，有刀的就用刀，没刀的就用铁锹、锄头、棍棒。每个人都必须奋起反抗殖民者，拯救自己的祖国。
士兵们，自卫队队员们，民兵们！
民族解放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为拯救祖国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无论需要承受什么苦难，我们都愿意承受。只要我们决心牺牲，胜利就属于我们！
独立统一的越南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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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画展之际致艺术家们的信
首次出版：1951年12月10日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三卷
亲爱的艺术家们：
获悉你们的画展，由于工作繁忙，很遗憾未能前来参观；在此，我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借此机会，我想提一些关于美术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文学和艺术属于同一条战线，你们是这条战线上的战士。
与其他战士一样，在艺术领域，你们也有自己的责任——为抗战、为祖国、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
要完成你们的任务，你们必须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健全的思想体系；总之，你们必须把抗战、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你们的创作方面，你们必须了解、接触并深入人民生活。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传达我军民的英雄气概和坚定决心，并为这些品质的培养和提高做出贡献。我们的抗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军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你们在艺术领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将取得长足的进步。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想：胡主席想把美术变成政治问题。
这话一点也不假。文学艺术，如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不能脱离经济和政治领域，而必须融入其中。
我国人民的前途无比光明，我国美术的前途也无比光明。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进步，工作顺利。
谨致友谊与决心的问候
1951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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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侵略者永远奴役不了英雄的越南人民
写作日期：1952年1月
首次发表：1952年4月4日，以笔名丁（Din）发表于《为了持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杂志评论版
来源：《胡志明选集》第三卷
我趁着新年短暂的假期写下这些文字。
我们越南人民比其他民族更幸运，像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一样，每年都享受两个新年。其中一个是公历新年，即1月1日。在这一天，也就是正式的新年，只有政府机关会互相问候。另一个新年，即春节，是按照农历庆祝的，今年的春节是在一月的最后一周。这个传统的新年，人们庆祝的节日，在和平时期通常持续三到七天。
在我国，春天始于一月初。目前，处处春光明媚。灿烂的阳光带来快乐健康的生机。嫩绿的稻穗像一张巨大的绿色地毯，覆盖着田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丰收。鸟儿在常绿灌木丛中欢快地鸣叫。这里的冬天只有几天，气温很少降到零上10摄氏度。至于雪，一般来说，我们全民都闻所未闻。
以前，在春节期间，人们会在宫殿的入口处以及茅草屋的门口贴上用红纸写成的图画和祝福语。如今，这些问候和照片已被鼓舞斗争和劳动的口号所取代，例如“加大武装斗争、生产和经济发展竞赛运动！”、“抗战一定胜利！”、“反对官僚主义、腐败和浪费！”、“国家建设一定胜利！”
春节期间，人们穿上最美丽的衣服。家家户户准备着最美味的食物。在祖宗的神龛前举行宗教仪式。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拜访，互致问候。大人们给孩子们送礼物；老百姓给士兵送礼物……总之，可以说，这是一个春天的节日。
在介绍越南局势之前，我谨向你们和我们所有的同志们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侵略者勾结
让我们回顾一下1951年越南的局势。
1950年10月，法国殖民者在中越边境战役中惨败，这是他们殖民战争史上最大的失败，他们一度失去了高平、谅山、老吉、太原和和平五个省。1951年伊始，法国殖民者派遣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前往越南。
他们发动了全面战争。他们的策略是巩固保大傀儡政府，组织傀儡军队，并加倍进行间谍活动。他们在其控制区周围设立了5至10公里宽的无人区，并在红河三角洲地区修建了2300座碉堡网络，以加强防御。他们加紧了对我们后方的扫荡，实行歼灭政策，全面摧毁我们的人力和潜在资源，屠杀我们的同胞，破坏我们的乡村，烧毁我们的稻田等等……总之，他们奉行“以越制越，以战养战”的政策。
正是在他们的主子——美国干涉主义者——的命令和协助下，法国殖民者才干出了上述这些事。
目前居住在越南（当然是在法国控制区）的第一批美国人中，有一位相当著名的间谍——唐纳德·希特，他当时是驻越南傀儡政府的大使，还有一位将军，他担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1951年9月，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前往华盛顿提交报告并请求援助。
10月，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来到越南视察法国远征军和伪军。
为了向美国主子们表明，美国的援助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物有所值，11月，德·拉特尔·德·塔西尼进攻了和平省首府。这场被法国和世界反动媒体大肆渲染的“火力攻势”的结果是，越南人民军夹击了绝大多数敌军，并将其全歼。但这并没有阻止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及其追随者们大肆宣扬他们取得了胜利！
战争伊始，美国就向法国提供资金和武器装备。例如，我军缴获的武器、战争物资，甚至罐头食品，85%都贴着“美国制造”的标签。自1950年6月美国开始干涉朝鲜战争以来，这种援助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向法国侵略者提供的援助包括飞机、舰艇、卡车、军用装备、凝固汽油弹等等。
与此同时，美国还迫使法国殖民者加紧组建四个师的伪军，双方各承担一半费用。当然，法美侵略者与伪军集团之间的这种勾结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法国殖民者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援助，然后被他们的美国“盟友”取代；要么什么也得不到，然后被越南人民打败。通过强征其控制区青年来组织伪军，无异于饥不择食：总有一天，炸弹会在体内爆炸。然而，不以此为基础组织军队，敌人就会立即毙命，因为就连法国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法国远征军的规模越来越小，濒临崩溃。
此外，美国的援助代价高昂。在敌占区，法国资本主义被美国资本主义彻底取代。石油公司、加德士石油公司、贝特莱姆钢铁公司、弗罗里德磷酸盐公司等美国企业垄断了我国的橡胶、矿石和其他自然资源。美国商品充斥市场。法国反动媒体，尤其是《世界报》，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法国资本主义正在让位于美国资本主义。
美国干涉主义者扶植了法国侵略者和越南傀儡政权，但越南人民不容任何人欺骗和奴役。
人民中国是我们的近邻。她的光辉榜样给了我们巨大的动力。不久前，中国人民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可恶的蒋介石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尽管他比保大更加狡猾。被赶出中国、如今在朝鲜惨败的美国干涉主义者能征服越南吗？当然不能！
美国干涉军的暴行
法国殖民者在战场上战败后，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实施报复，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以下列举几个例子：
1951年10月15日，在河东，如同敌占区其他地区一样，法国士兵甚至在街上袭击青年，将他们强行征召入伪军。在那里，如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人民也对这种行为表示抗议。三名年轻女孩在街对面排成一排，挡在装满俘虏的青年的卡车前，阻止他们被送往集中营。这些英勇行为堪比女英雄雷蒙德·迪恩1。法国殖民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转眼间，我们三位年轻的爱国者就被碾死了。
1951年10月，侵略者在太平省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他们俘虏了超过16000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并将他们关在一个足球场里，四周布满铁丝网，由士兵和警犬看守。
四天来，俘虏们日晒雨淋，泥泞深及脚踝。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饮用水。其中300多人死于疲劳和疾病。
给俘虏们送食物的亲友遭到粗暴对待，食物被扔进泥里，被人踩踏。70岁的外科医生Phac先生试图抢救受害者，却当场被枪杀，还有一些孕妇也遇害。
这些野蛮行径激怒了镇民，他们发起罢课，并寻求各种方法来帮助被俘者。民众的坚决抵抗迫使法国殖民者将食物放进来，但法国远征军上校查顿下令，将食物列为美国捐赠。
1951年10月38日，27岁的黎文林（Le Van Lam）来自河口，是一名伪军士兵，在涂山被一位老渔民从溺水中救起。他苏醒过来后说道：“10月37日，法国人把我和其他一百名伤员一起送上一艘轮船，说要送我们去西贡治疗。夜里，当轮船即将驶近时，他们把我们一个个扔进海里。幸运的是，我抓住了一块浮木，游向陆地。我被救起时已经失去意识。”
与此同时，美国还迫使法国殖民者加紧组建四个师的伪军，双方各承担一半费用。当然，法美侵略者与伪军集团之间的这种勾结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法国殖民者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接受美国的援助，然后被他们的美国“盟友”取代；要么什么也得不到，然后被越南人民打败。通过强征其控制区青年来组织伪军，无异于饥不择食：总有一天，炸弹会在体内爆炸。然而，不以此为基础组织军队，敌人就会立即毙命，因为就连法国战略家也不得不承认，法国远征军的规模越来越小，濒临崩溃。
此外，美国的援助代价高昂。在敌占区，法国资本主义被美国资本主义彻底取代。石油公司、加德士石油公司、贝特莱姆钢铁公司、弗罗里德磷酸盐公司等美国企业垄断了我国的橡胶、矿石和其他自然资源。美国商品充斥市场。法国反动媒体，尤其是《世界报》，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法国资本主义正在让位于美国资本主义。
美国干涉主义者扶植了法国侵略者和越南傀儡政权，但越南人民不容任何人欺骗和奴役。
人民中国是我们的近邻。她的光辉榜样给了我们巨大的动力。不久前，中国人民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可恶的蒋介石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尽管他比保大更加狡猾。被赶出中国、如今在朝鲜惨败的美国干涉主义者能征服越南吗？当然不能！
美国干涉军的暴行
法国殖民者在战场上战败后，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实施报复，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以下列举几个例子：
1951年10月15日，在河东，如同敌占区其他地区一样，法国士兵甚至在街上袭击青年，将他们强行征召入伪军。在那里，如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人民也对这种行为表示抗议。三名年轻女孩在街对面排成一排，挡在装满俘虏的青年的卡车前，阻止他们被送往集中营。这些英勇行为堪比女英雄雷蒙德·迪恩1。法国殖民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转眼间，我们三位年轻的爱国者就被碾死了。
1951年10月，侵略者在太平省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他们俘虏了超过16000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并将他们关在一个足球场里，四周布满铁丝网，由士兵和警犬看守。
四天来，俘虏们日晒雨淋，泥泞深及脚踝。他们没有食物，也没有饮用水。其中300多人死于疲劳和疾病。
给俘虏们送食物的亲友遭到粗暴对待，食物被扔进泥里，被人踩踏。70岁的外科医生Phac先生试图抢救受害者，却当场被枪杀，还有一些孕妇也遇害。
这些野蛮行径激怒了镇民，他们发起罢课，并寻求各种方法来帮助被俘者。民众的坚决抵抗迫使法国殖民者将食物放进来，但法国远征军上校查顿下令，将食物列为美国捐赠。
1951年10月38日，27岁的黎文林（Le Van Lam）来自河口，是一名伪军士兵，在涂山被一位老渔民从溺水中救起。他苏醒过来后说道：“10月37日，法国人把我和其他一百名伤员一起送上一艘轮船，说要送我们去西贡治疗。夜里，当轮船即将驶近时，他们把我们一个个扔进海里。幸运的是，我抓住了一块浮木，游向陆地。我被救起时已经失去意识。”
以下是1951年11月35日在Tu Ky被俘的法国上尉Chaubert的供词：“法国最高统帅部下令我们摧毁一切，将这片地区变成沙漠。” 他说道。“我们完全服从了这项命令。房屋被烧毁，牲畜和家禽被杀害，花园和花草遭到破坏，树木被砍伐。稻田和庄稼被付之一炬。连续数日，黑烟弥漫天空，除了法国士兵外，无人生还。大火一直持续到11月25日，越南人民军突然袭击并全歼了我军。”
以上列举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证明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干涉者所谓的“文明”的本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就
1951年，越南人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领域，越南劳动党的成立、越盟与连越的合并、越柬老行动委员会的成立，极大地巩固了越南人民的团结，增强了越南人民的信心；加强了三个兄弟国家在反对共同敌人——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干涉者的斗争中的联盟，以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
从而挫败了敌人“分而治之”的政策。
在经济领域，越南国家银行成立，财政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交通运输得到重组。
过去，我们为了阻止敌人前进而拆除道路；现在我们正在修复这些道路，以便尽早击溃敌人。过去，我们竭尽全力破坏道路，现在修补道路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设法迅速完成了工作。这项工作非常艰巨，尤其是在我们缺乏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然而，由于我们人民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这项工作得以完成。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工人们在深及膝盖的水中连夜工作。在明亮的手电筒灯光下，数百名男女老少挖土填平道路，砸碎石头，砍伐树木，搭建桥梁。和其他工作一样，在这里，工人们的热情被竞赛活动所激发。我相信，看到60到80岁的老年志愿者队伍与年轻工人队伍竞争，您一定会感到惊讶。
这里必须指出，在自由区，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孩子们去上学，家庭主妇去市场，游击队去进攻敌人……
农业税的制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过去，农民被迫缴纳各种税款并做出许多其他贡献；现在，他们只需缴纳统一的实物税。年产稻谷不超过60公斤的家庭免税。产量更高的家庭则需缴纳累进税。一般来说，应缴纳的税款不超过年总产值的20%。为了及时征收税款，党、民族统一战线和政府动员了大批干部，从政治和技术角度对新税制进行研究。这些干部在学习之后，深入农村，举行座谈会，与农民交流意见，并向他们解释新的税收政策。
经过这段准备期，男女农民将任命一个由行政部门和各人民组织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估算每户农民的产量，并在全体农民参加的代表大会批准后确定税率。
这项改革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他们热情地参与了此次征税。
农业税的设立与增产运动同步进行。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可以满足士兵和工人的需要。
就这样，我们挫败了敌人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饥荒的阴谋。
以上列举的例子不胜枚举，足以证明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干涉者所谓的“文明”的本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就
1951年，越南人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领域，越南劳动党的成立、越盟与连越的合并、越柬老行动委员会的成立，极大地巩固了越南人民的团结，增强了越南人民的信心；加强了三个兄弟国家在反对共同敌人——法国殖民者和美国干涉者的斗争中的联盟，以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
从而挫败了敌人“分而治之”的政策。
在经济领域，越南国家银行成立，财政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交通运输得到重组。
过去，我们为了阻止敌人前进而拆除道路；现在我们正在修复这些道路，以便尽早击溃敌人。过去，我们竭尽全力破坏道路，现在修补道路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设法迅速完成了工作。这项工作非常艰巨，尤其是在我们缺乏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然而，由于我们人民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这项工作得以完成。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工人们在深及膝盖的水中连夜工作。在明亮的手电筒灯光下，数百名男女老少挖土填平道路，砸碎石头，砍伐树木，搭建桥梁。和其他工作一样，在这里，工人们的热情被竞赛活动所激发。我相信，看到60到80岁的老年志愿者队伍与年轻工人队伍竞争，您一定会感到惊讶。
这里必须指出，在自由区，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孩子们去上学，家庭主妇去市场，游击队去进攻敌人……
农业税的制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过去，农民被迫缴纳各种税款并做出许多其他贡献；现在，他们只需缴纳统一的实物税。年产稻谷不超过60公斤的家庭免税。产量更高的家庭则需缴纳累进税。一般来说，应缴纳的税款不超过年总产值的20%。为了及时征收税款，党、民族统一战线和政府动员了大批干部，从政治和技术角度对新税制进行研究。这些干部在学习之后，深入农村，举行座谈会，与农民交流意见，并向他们解释新的税收政策。
经过这段准备期，男女农民将任命一个由行政部门和各人民组织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估算每户农民的产量，并在全体农民参加的代表大会批准后确定税率。
这项改革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他们热情地参与了此次征税。
农业税的设立与增产运动同步进行。目前，政府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可以满足士兵和工人的需要。
就这样，我们挫败了敌人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饥荒的阴谋。
就大众教育而言，1951年我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尽管战争带来了诸多困难，例如频繁更换校址、夜间上课、学校用品匮乏等，但学校数量仍然从1950年的2712所增加到1951年的3591所，学生人数分别为293256人和411038人。
在南越，情况更加严峻。那里虽然到处都有自由区，但并不安全。孩子们去教室——实际上，那里只有单独的教室，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的警惕性，丝毫不亚于他们父辈和兄弟在游击战中的表现。尽管如此，目前南越仍有3332个教室，学生人数为111700人。
正在积极开展扫盲工作。 1951年上半年，三区、五区和越北区共有32.4万人脱盲，35万人开始学习。同期，53个村和3个县（一个县由5至10个村组成）的文盲也已全部扫除。
人民组织开办了837个培训班，共有9800名公务员参加。
党、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总工会和军队定期举办短期政治培训班（约一周）。
总之，在大众教育方面正在做出巨大努力。
发展和加强国际关系
1951年，越南人民与外国的关系得到了发展和加强。
1951年，越南人民代表团首次访问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雄的朝鲜半岛。通过这些访问，我们三国之间的悠久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出席柏林青年联欢会的越南青年代表团、出席华沙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越南总工会代表团以及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的越南总工会代表团都满怀信心和热情地返回越南。在各种会见和新闻发布会上，这些代表团成员向越南人民讲述了他们在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兄弟国家对正在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越南人民所展现的热情友谊。
那些有机会访问苏联的代表团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可以向我们讲述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
参加完青年节回来后，年轻女工张氏欣说：“在我们访问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期间，苏联青年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这些代表的谈话是活生生的教训，对国际主义的灌输非常有益。
“越南和平！”“外国军队撤出越南！”这些口号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激发了越南人民的极大热情。
在南越，情况更加严峻。那里虽然到处都有自由区，但并不安全。孩子们去教室——实际上，那里只有单独的教室，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校——的警惕性，丝毫不亚于他们父辈和兄弟在游击战中的表现。尽管如此，目前南越仍有3332个教室，学生人数为111700人。
正在积极开展扫盲工作。 1951年上半年，三区、五区和越北区共有32.4万人脱盲，35万人开始学习。同期，53个村和3个县（一个县由5至10个村组成）的文盲也已全部扫除。
人民组织开办了837个培训班，共有9800名公务员参加。
党、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总工会和军队定期举办短期政治培训班（约一周）。
总之，在大众教育方面正在做出巨大努力。
发展和加强国际关系
1951年，越南人民与外国的关系得到了发展和加强。
1951年，越南人民代表团首次访问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雄的朝鲜半岛。通过这些访问，我们三国之间的悠久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出席柏林青年联欢会的越南青年代表团、出席华沙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越南总工会代表团以及出席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的越南总工会代表团都满怀信心和热情地返回越南。在各种会见和新闻发布会上，这些代表团成员向越南人民讲述了他们在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兄弟国家对正在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的越南人民所展现的热情友谊。
那些有机会访问苏联的代表团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可以向我们讲述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
参加完青年节回来后，年轻女工张氏欣说：“在我们访问苏联这个伟大的国家期间，苏联青年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这些代表的谈话是活生生的教训，对国际主义的灌输非常有益。
“越南和平！”“外国军队撤出越南！”这些口号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提出，激发了越南人民的极大热情。
干涉军节节败退
去年，我人民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侵略者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和人员、物资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除1950年10月中越边境战役中法军损失7000余人（全歼和被俘）外，1951年敌军损失官兵37700人（包括战俘）。他永远不会忘记去年1月在越南北部的永安-福安战役，这场战役中他遭到了越南人民军的致命打击。他也不会忘记在越南北部的广安（18号公路）、宁平、富里和义路等战略要地，我军英勇的战士分别在3月、5月、6月和9月将敌军击溃。但最引人注目的战役发生在12月的和平地区，敌军仅剩下不到8000人存活。我英勇的民兵和游击队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活动，给敌人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自法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其远征军已损失了17万人（包括阵亡、受伤和被俘），而越南正规军和游击队则日益壮大。
目前，敌占区，尤其是在红河三角洲地区，游击战正在加剧和扩大。我游击队在北江、北宁、河南、宁平、河东、兴安和太平等省份尤为活跃。以下是一些事实。
1951年10月初，敌军14个团在阮河、兴仁和先兴等县发动了大规模袭击。10月1日至4日，我游击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公河、安美和安平三个据点，我军歼灭了500名法国士兵。所有这些胜利都归功于我军官兵和游击队的英勇牺牲，以及全体越南人民的牺牲。每次战役中，都有数以万计的男女志愿者协助军队作战。他们通常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例如在倾盆大雨中、在泥泞陡峭的山路上等等。
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离开敌占区，参与上述任务。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们组建了许多突击队。
以下例子将展现我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
和平战役中，我军必须渡过洛河。法军驻扎在右岸，他们的船只在河面上持续巡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不被敌人察觉地渡河呢？
但当地居民设法找到了办法。在距离洛河几十公里的地方，他们调集了大量船只，绕道而行，按时将船只运送到指定地点。我军渡河后，当地居民立即将船只运回，以保密和躲避敌军空袭。
这里我想谈谈那些为士兵提供援助的妇女们。她们大多是老农民，许多人都有孙辈。她们帮助我们的官兵，照顾伤员，如同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她们如同“守护女神”一样，照顾着在敌占区工作的我军战士。他们的事迹受到高度敬重和赞赏。
如上所述，法国殖民者被迫组建傀儡军队，以弥补法国远征军的损失。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手段。
首先，在敌占区，民众正在与敌人的突袭和胁迫青年参军进行斗争。
其次，被动员起来的民众采取了破坏行动。例如：有一次，东京总督吉斯林自称“青年长老”，访问了南定的二级军官学校。听到这个消息后，学员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学校的墙上写下了“打倒保大！”和“打倒傀儡集团！”的口号，厕所也以保大的名字命名。
这次访问期间，学员们吵得总督哑口无言。他们质问道：“尊敬的长老！您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法国殖民者的炮灰？”一群学员甚至想揍他一顿，但他却像条可怜的狗一样告辞了。
许多伪军部队秘密致信胡志明主席，称他们正在等待一个有利时机“投奔祖国”，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抵抗力量的任何命令”。
去年，我人民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侵略者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和人员、物资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除1950年10月中越边境战役中法军损失7000余人（全歼和被俘）外，1951年敌军损失官兵37700人（包括战俘）。他永远不会忘记去年1月在越南北部的永安-福安战役，这场战役中他遭到了越南人民军的致命打击。他也不会忘记在越南北部的广安（18号公路）、宁平、富里和义路等战略要地，我军英勇的战士分别在3月、5月、6月和9月将敌军击溃。但最引人注目的战役发生在12月的和平地区，敌军仅剩下不到8000人存活。我英勇的民兵和游击队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活动，给敌人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自法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其远征军已损失了17万人（包括阵亡、受伤和被俘），而越南正规军和游击队则日益壮大。
目前，敌占区，尤其是在红河三角洲地区，游击战正在加剧和扩大。我游击队在北江、北宁、河南、宁平、河东、兴安和太平等省份尤为活跃。以下是一些事实。
1951年10月初，敌军14个团在阮河、兴仁和先兴等县发动了大规模袭击。10月1日至4日，我游击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公河、安美和安平三个据点，我军歼灭了500名法国士兵。所有这些胜利都归功于我军官兵和游击队的英勇牺牲，以及全体越南人民的牺牲。每次战役中，都有数以万计的男女志愿者协助军队作战。他们通常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例如在倾盆大雨中、在泥泞陡峭的山路上等等。
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离开敌占区，参与上述任务。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们组建了许多突击队。
以下例子将展现我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进取精神：
和平战役中，我军必须渡过洛河。法军驻扎在右岸，他们的船只在河面上持续巡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不被敌人察觉地渡河呢？
但当地居民设法找到了办法。在距离洛河几十公里的地方，他们调集了大量船只，绕道而行，按时将船只运送到指定地点。我军渡河后，当地居民立即将船只运回，以保密和躲避敌军空袭。
这里我想谈谈那些为士兵提供援助的妇女们。她们大多是老农民，许多人都有孙辈。她们帮助我们的官兵，照顾伤员，如同照顾自己的儿子一样。她们如同“守护女神”一样，照顾着在敌占区工作的我军战士。他们的事迹受到高度敬重和赞赏。
如上所述，法国殖民者被迫组建傀儡军队，以弥补法国远征军的损失。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手段。
首先，在敌占区，民众正在与敌人的突袭和胁迫青年参军进行斗争。
其次，被动员起来的民众采取了破坏行动。例如：有一次，东京总督吉斯林自称“青年长老”，访问了南定的二级军官学校。听到这个消息后，学员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学校的墙上写下了“打倒保大！”和“打倒傀儡集团！”的口号，厕所也以保大的名字命名。
这次访问期间，学员们吵得总督哑口无言。他们质问道：“尊敬的长老！您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法国殖民者的炮灰？”一群学员甚至想揍他一顿，但他却像条可怜的狗一样告辞了。
许多伪军部队秘密致信胡志明主席，称他们正在等待一个有利时机“投奔祖国”，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执行抵抗力量的任何命令”。
法国殖民者的彻底失败
1951年初，德·拉特尔·德·塔西尼一踏足越南，就夸耀法国军队最终的胜利。
1952年初，他遭遇失败，陷入幻灭，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彻底失败。
法国殖民者政策的命运让法国最反动的圈子感到担忧。
在1951年10月22日出版的《情报》报上，慕尼黑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达拉第2写道：“深入探究我们财政困境的真正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印度支那政策缺乏深思熟虑……1951年，官方为印度支那预算预留了高达3300亿法郎的支出。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以及法国远征军（目前人数为18万人）编制的扩大，预计1952年这笔支出将增加1000亿法郎。我们认为，印度支那战争对我们的财政和军事状况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险……这场持续了五年的战争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拿破仑3发动的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我们不可能预见到它能迅速取得胜利。”西班牙与第二帝国时期对墨西哥的远征。4
《不妥协报》（Intransigeant）在1951年12月13日的刊物上写道：“法国因印度支那战争而陷入瘫痪。我们逐渐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的主力现在被困在越南北部的平原……1951年，印度支那的军事预算拨款3300亿法郎，而根据官方数据，我们的支出超过3500亿法郎。1952年的预算将拨款3800亿法郎，但很有可能达到5000亿法郎的目标。事实就是如此……每当法国试图采取行动时，它都会立即意识到自己已被印度支那战争所瘫痪。”
弗朗·蒂勒尔在1951年12月16日的报道中写道：“武元甲将军麾下的部队据说已被全歼，士气低落，目前正在河内地区发动反攻……我们迄今奉行的政策已经失败，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今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已经彻底失败了。”
以下是法国远征军上尉加齐尼诺夫写给战友的一封信的节选。加齐尼诺夫于1952年1月7日在和平战役中被我们俘虏。“几天前我被俘，我对越南人民军将士对我的友善和端正态度感到非常惊讶……越南军队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他们为崇高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并受到自我约束的纪律的约束。”越南人民军必将彻底击败法国远征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也随时准备接纳我们中任何投奔它的人。
“凡是愿意投奔越南人民军的法国军官、士官和士兵，我们将视其为朋友，并给予释放。”
越南人民必将胜利
1952年，越南将实施一项包含以下几点的计划：
- 全力投入生产，巩固国民经济；
- 全力斗争，歼灭敌军。加强游击战争；
- 全力揭露敌人“以越南人打越南人，以战争滋养战争”的政策；
- 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 大力反对官僚主义、腐败和浪费。
越南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使我们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
***
越南人民的未来，如同春天的阳光般灿烂。我们将欣喜于春天的阳光，为越南的辉煌未来，为民主、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我们现在胜利了，将来也必将胜利，因为我们的道路，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指引。
1951年初，德·拉特尔·德·塔西尼一踏足越南，就夸耀法国军队最终的胜利。
1952年初，他遭遇失败，陷入幻灭，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彻底失败。
法国殖民者政策的命运让法国最反动的圈子感到担忧。
在1951年10月22日出版的《情报》报上，慕尼黑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达拉第2写道：“深入探究我们财政困境的真正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印度支那政策缺乏深思熟虑……1951年，官方为印度支那预算预留了高达3300亿法郎的支出。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以及法国远征军（目前人数为18万人）编制的扩大，预计1952年这笔支出将增加1000亿法郎。我们认为，印度支那战争对我们的财政和军事状况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险……这场持续了五年的战争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拿破仑3发动的对印度支那的战争，我们不可能预见到它能迅速取得胜利。”西班牙与第二帝国时期对墨西哥的远征。4
《不妥协报》（Intransigeant）在1951年12月13日的刊物上写道：“法国因印度支那战争而陷入瘫痪。我们逐渐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因为我们的主力现在被困在越南北部的平原……1951年，印度支那的军事预算拨款3300亿法郎，而根据官方数据，我们的支出超过3500亿法郎。1952年的预算将拨款3800亿法郎，但很有可能达到5000亿法郎的目标。事实就是如此……每当法国试图采取行动时，它都会立即意识到自己已被印度支那战争所瘫痪。”
弗朗·蒂勒尔在1951年12月16日的报道中写道：“武元甲将军麾下的部队据说已被全歼，士气低落，目前正在河内地区发动反攻……我们迄今奉行的政策已经失败，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今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已经彻底失败了。”
以下是法国远征军上尉加齐尼诺夫写给战友的一封信的节选。加齐尼诺夫于1952年1月7日在和平战役中被我们俘虏。“几天前我被俘，我对越南人民军将士对我的友善和端正态度感到非常惊讶……越南军队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他们为崇高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并受到自我约束的纪律的约束。”越南人民军必将彻底击败法国远征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也随时准备接纳我们中任何投奔它的人。
“凡是愿意投奔越南人民军的法国军官、士官和士兵，我们将视其为朋友，并给予释放。”
越南人民必将胜利
1952年，越南将实施一项包含以下几点的计划：
- 全力投入生产，巩固国民经济；
- 全力斗争，歼灭敌军。加强游击战争；
- 全力揭露敌人“以越南人打越南人，以战争滋养战争”的政策；
- 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 大力反对官僚主义、腐败和浪费。
越南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使我们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
***
越南人民的未来，如同春天的阳光般灿烂。我们将欣喜于春天的阳光，为越南的辉煌未来，为民主、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我们现在胜利了，将来也必将胜利，因为我们的道路，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指引。
1. 法国爱国者。雷蒙德·迪安是法国共产党员。1950年2月13日，她横卧在铁轨上，阻止一列载有法国殖民者用来与印度支那越南人民作战的武器和坦克的火车通行。她被法国反动法庭判处一年监禁，但由于舆论压力和群众斗争，法国政府被迫在1950年11月提前释放了她。
2. 达拉第，1884年生，法国激进社会党主席，1933年、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政府总理。1938年9月，他出席了慕尼黑会议，并向希特勒投降，为德国法西斯进攻和占领法国铺平了道路。
3. 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率军远征西班牙，被西班牙人民击溃。1812年，这场战役以西班牙人的胜利而告终。
4. 1861年，法国（拿破仑三世时期）、英国和西班牙联合对墨西哥发动战争。在这场战役中，法国也遭遇了惨败。
2. 达拉第，1884年生，法国激进社会党主席，1933年、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政府总理。1938年9月，他出席了慕尼黑会议，并向希特勒投降，为德国法西斯进攻和占领法国铺平了道路。
3. 1808年，拿破仑·波拿巴率军远征西班牙，被西班牙人民击溃。1812年，这场战役以西班牙人的胜利而告终。
4. 1861年，法国（拿破仑三世时期）、英国和西班牙联合对墨西哥发动战争。在这场战役中，法国也遭遇了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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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凯
出生于1966年12月28日
美国
母校：达特茅斯学院（文学学士）
夏威夷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
配偶：Phan Lê Hà[1]
科研生涯
研究领域：东南亚史、史学
院校：夏威夷大学、文莱达鲁萨兰大学
网站：Le Minh Khai 的东南亚历史博客（以及更多！）
印章
利亚姆·克里斯托弗·凯利（Liam Christopher Kelley，1966年12月28日出生），又名黎明凯（Lê Minh Khải，繁体中文：黎明凯），[a] 是一位美国越南学家，现任文莱达鲁萨兰大学东南亚史教授及讲师。他曾在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任教。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越南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但也广泛教授东南亚、亚洲和世界历史。[4] 凯利的研究兴趣还在于数字人文学科，他分析和探讨了数字革命如何改变学者们在线创作和传播思想的方式，并亲自将博客等新数字媒体用于学术研究。[5][6]
凯利以挑战越南史学领域的许多既定信念而闻名，他声称，由于民族主义叙事影响着越南史学，这些信念并未受到挑战。此外，他还以研究越南“使者诗”而闻名。许多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以中国为中心，过分强调中国文化及其在越南历史上的影响。
传记
早年生活与教育
利亚姆·凯利出生于1966年12月28日，在佛蒙特州长大。[7][8] 1989年，他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获得俄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7] 此后，他决定前往台湾“只教一年”英语，但最终在岛上待了四年，在那里他一边教英语，一边学习普通话。[7]在台湾期间，他曾于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多次前往泰国，他对此很感兴趣。在台湾和泰国的时光使他对文言文和东南亚着迷，因此他决定专注于越南的研究，因为用他的话说：“{鉴于越南人过去用文言文书写，而且我从未去过中国大陆，而且几次泰国之旅激起了我对东南亚的兴趣，所以我决定进一步研究它，特别是关于越南。”[7] 在台湾时，有人给他取了中文名黎明凯，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香港明星黎明，而且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三个字有 36 笔，是一个吉祥的名字。[7]这个名字的越南语读法是“Lê Minh Khải”，有时也写作“Lê Minh Khai”，去掉“dấu hỏi”。[7]
回到美国后，他于1996年和2001年分别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获得中国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他在该校自学。20世纪90年代末，凯利在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学习了四年越南语，期间他利用暑假前往河内，进一步学习越南语和越南文化。[7]
作品与职业生涯
凯利以“Lê Minh Khải”为名运营一个关于东南亚历史和学术研究的博客。
他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是东南亚大陆史和前现代越南史。[9][7]
凯利曾任《越南研究杂志》联合主编。[7] 他目前是《中国与亚洲：历史研究杂志》的联合主编。[10] 他出版过一本关于越南使节诗歌（越南语称为 thơ đi sứ）的书，合编了一本关于中国南部边境的书，发表过关于“中世纪越南”传统的发明（Việt Nam cổ trung đại）以及 20 世纪初法国统治下的越南民族主义和精神写作（giáng bút）的出现的文章和书籍章节。[7]凯利还完成了多部越南古籍的英文翻译，例如《越南史记外传》和《越南史记外传》。[7]
凯利在其2005年出版的处女作《超越铜柱：使者诗歌与中越关系》中，考察了大量有关中越关系的早期学术研究，并指出早期历史研究将越南描述为“小中华”，而二战后的研究则更多地侧重于批判这一理论。[11]凯利声称，这导致他坚定地相信他所谓的越南历史“非中国”理论。[11] 他写道，许多过去的历史学家经常误解许多越南历史文献和著作为“反抗统治的文献”，而凯利则认为，这些历史著作中的大部分并不涉及中国对越南的统治，而是关注越南国内的问题和敌对行动。[11] 凯利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越南人实际上欢迎中国军队在越南自身的内部斗争中选边站队。
凯利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越南人实际上欢迎中国帝国军队在越南自身的内部斗争中站队。他指出，越南历史上一些文献及其作者拥护中国，以此来佐证这一观点。[11] 美国历史学家基思·泰勒 (Keith Taylor) 声称：“利亚姆·凯利对16至19世纪越南使节用古典汉语创作的诗歌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课题。”他还补充说，该书指出了当时受过教育的越南人与“东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常常被越南民族主义史学所压制。[11] 2006年，凯利关于“使节诗歌”的著作被海外越南人黎琼 (Lê Quỳnh) 翻译成越南语。[12]
他与郑智大长一起批评雄王传说的真实性，声称雄王传说是后来虚构的，其所谓的历史性并没有现实依据。[13][7] 郑智大长声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不愿挑战现行的雄王叙事，是因为越南战争后，外国人对越南共产党的斗争推崇备至，使得政府将此前模糊的雄王神话宣传为一个民族传奇，并将其作为强有力的起源神话毫无疑问地传授给越南人民，这使得任何关于雄王王朝的批判性讨论都变得紧张。[13]郑智雄（Tạ Chí Đại Trường）赞扬凯利挑战了这一神话，并认同他的总体论点，但也指出凯利对其著作中关于这一主题的少数观点仍持批评态度。[13]
凯利以越南笔名“Lê Minh Khải”运营一个博客。[6] 他的博客副标题是“始终反思东南亚的过去”。[6]
凯利教授与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教育学院（SHBIE）的潘黎夏（Phan Lê Hà）教授共同组织了名为“与越南接触：跨学科对话”的年度会议。[14][5][15] 该会议由潘黎夏于2009年创立，当时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举行，并已在越南、澳大利亚、美国和荷兰举办过。[14][16]该会议每年与不同的大学合作。[14][16]
2010年代中期，他正在研究近代各种人士为探索越南民族起源所做的努力，这些学者包括法国统治时期的法国学者，以及活跃于后殖民时代的各类越南学者。[17] 在此期间，他往返于越南，参加了许多研讨会，并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要是为了证明“越南人民抗击外来侵略”（Truyền thống chống ngoại xâm của dân tộc Việt Nam）的历史和传统只是近代虚构的产物，是越南人民在与西方建立联系后才引以为豪的文化价值观。[18]这种工作方法影响了许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的观念和工作方法，改变了他们对越南历史的看法和研究方法。[18]
2018年，凯利在其博客上撰文，质疑了围绕阮朝慈德皇帝的叙事。尽管慈德皇帝通常被描绘成保守派，他的保守主义和儒家思想使他无法像当代日本那样进行改革和现代化，最终导致法国人得以超越并征服大南。凯利在其博客中指出，他发现了两次慈德皇帝下令将西方几本关于科学和工业的经典书籍的中文版提供给该国官员和士兵阅读的例子。[19]他以《万国公法》（Vạn Quốc Công Pháp）一书为例，该书是《万国公法》的中译本，最初由美国律师亨利·惠顿于1836年出版。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本书对清朝和日本统治精英的意识形态转型做出了深远的贡献。[19] 值得注意的是，阮朝对这部著作中思想的接受非常缓慢，这表明当时的精英阶层接受西方思想的速度非常缓慢。尽管他们学习了西方思想，但他们接受或适应这些思想的速度却很慢。[19]
2020 年，凯利在《亚太国际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边缘历史”的中心地位：侨民、互联网和越南史前史的新版本》，批评了“越南新史前史”以及大量围绕和平文化的学术研究。[20] 凯利在论文中指出，威廉·索尔海姆根据虚假的考古数据构建了“东南亚是最早的农业中心”的理论，互联网上的越南业余历史学家和一些越南侨民试图根据索尔海姆 1975 年的早期论点，来推销一种对越南史前时期的民族主义观点。[20]这部作品后来由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隶属于越南国立大学）的武春贵（Võ Xuân Quế）翻译成越南语[vi]。[vi] 武春贵在越南胡志明市担任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校长。[21]
使节诗歌
2005年出版的《铜柱之外：使节诗歌与中越关系》一书基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和河内汉南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探讨了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朝贡关系。[22]美国历史协会的帕特里夏·M·佩利 (Patricia M. Pelley) 指出，虽然她认为该书是“一本基于一些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的非凡著作”，但她也评论说，书中的一些内容存在问题。[22] 据越南语 BBC 新闻的一篇文章报道，凯利声称，他的分析表明，这些诗歌（作者称之为瓷器诗，Gian thơ đi sứ，粗略翻译为：“包含出国使节所写诗歌的隔间”）[b] 表明当时的越南精英认为自己属于“文明之邦”，许多使节在看到中国的许多景象后，都欣喜若狂，而这些景象他们年轻时只在书本上读到过。[23]这些研究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它们强调中越精英或高雅文化之间并无重大差异，这与凯利所描述的一种趋势相符：过去几十年，有关越南的历史著作往往侧重于“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分歧”。凯利指出，许多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关注越南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23] 凯利认为，这种对立在当时的文献中并不存在，这些文献反而重申了两国之间友好且共同的文化理解。[23]
历史学家基思·泰勒教授评论该书称，如果越南使节和知识分子被视为少数群体，那么很难接受他们诗歌中的情感同时代表了越南人民及其文化。[23] 泰勒进一步补充说，凯利忽视了受过教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而普通民众可能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经历和看法。[23]泰勒在评论该书时指出，它对增进对越南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做出了宝贵贡献，但凯利强调中国文化在越南人心目中的优越性，这限制了而不是拓展了人们对越南的了解。[23] 请注意，凯利本人在引言中指出，“这里考察的少数使节的想法不一定为所有越南人所认同，甚至不一定为所有越南精英所认同，不管精英这一类别如何定义”，并认为理解使节诗歌将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人们对越南过去的一些基本观念，例如，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越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24]凯利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文化”在越南使节眼中绝不是外来的，也不是某些人拥有的。他同时指出，这些诗歌并不代表越南帝国其他精英阶层的感受，但他辩称，“这些使节的热情和信仰深度表明，他们可能并非孤军奋战”。[24]
广东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历史学家曾凤英（Gabriel F. Y. Tsang）和胡志明市越南国立大学（越南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历史学家黄安阮（Hoang Yen Nguyen）指出，凯利和彭茜的系统著作展现了中国儒家思想对越南使臣的深刻影响，并描述了当时中越两国宫廷之间基于两国文化共通性的正常交流。[25] 但他们指出，凯利的著作及其对使臣诗歌的研究，并未充分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宫廷官员对儒家礼仪和思想的转变和违背。[25]
对越南史学研究的看法
越南民族主义史学
另见：民族主义史学
凯利经常批评越南史学界的民族主义偏见，他声称越南的学术研究深受越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政治化。凯利表示，越南前现代或前殖民史领域的出版物通常不会产生新的学术成果，也很少产生新的观点或见解，因为它们通常只发表关于资料来源和日期的基本信息。[7] 他声称，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他所说的“学术政治”，即学者们不被鼓励发表与当前政治叙事相悖的著作。[7]凯利举例称，历史学家陈玉潜 (Trần Ngọc Thêm) 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曾“赞扬”金定 (Kim Định)。金定是一位在法国接受教育的越南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他提出中华文明是由古代越南农耕者进化而来的，他热爱越南这个国家，热爱越南民族（yêu nước, yêu dân tộc），并在当时北越人被国际共产主义世界迫使放弃民族主义价值观、转而支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时期，弘扬“民族的精神价值观”。[7]然而，在这几十年里，许多共产党开始逐渐淡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持，转而拥抱传统和民族主义等不同的价值观，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晚期社会主义”。[7] 凯利本人称越南历史学家金定为“越南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鲜为人知/未被认可）”，因为他在越南史学中倡导不同的思维方式，尽管他并不认为金定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并将他与法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相提并论。[7]
凯利声称，在越南，他所谓的“薄弱学术”并未受到挑战，因此更多的“薄弱学术”不断建立起来。他声称，与此同时，在越南以外的许多学术领域，20 世纪下半叶也取得了许多发展和进步，但越南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导致越南与一些外国历史学术研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7] 凯利声称，越南学者无法与外界学术界交流，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到国外学者提供的许多不同主题和方法，导致他们没有随着现代历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发展。[7] 他认为，由于国外学者接触这些思想的时间太长，现在他们认为这些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而许多越南学者还没有接触到这些思想。[7]
“民族”和“身份”这两个概念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反复讨论的两个概念（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术研究开始探讨这两个概念）。对“西方”学者来说，民族和身份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对越南学者来说，越南民族和越南身份是真实存在且可被识别的实际现象。“Bản sắc”（身份）在越南语中的翻译是“Bản sắc”，但（对西方历史学家而言）“Bản sắc”并非身份。身份是想象出来的，是建构出来的，是相互关联的。“Bản sắc”（对越南人来说）才是“真实的”。
越南学者与外国学者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他们观念上的巨大差异。然而，这并非仅仅是“视角”的差异，因为尽管越南境外已有数千本书籍和文章为民族/身份的建构/想象性质提供了证据，但支持越南人对民族和身份的看法的学术成果却寥寥无几。
Liam Kelley 回答了“能否举例说明越南境内历史学家与境外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的沟通/知识差距？”的问题。该问题由《大茂杂志》（Da Mau Magazine，简称Tạp chí Da Màu）的Đinh Từ Bích Thúy 提出。[7]凯利还批评了将“越南民族” (Dân tộc Việt Nam) 投射到过去的做法，例如，他指出，讨论公元前一千年“越南民族”的学术研究不会被西方世界接受，因为西方学者对民族的概念及其出现存在分歧，他们认为民族是现代概念，只有当一个国家建立了全民教育体系，让该国居民明白他们属于一个在前现代时期并不存在的国家时，民族才会出现。[7]凯利还认为，所有历史教科书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情绪，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政治化的学术形式”。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学习了西方文明的历史，他声称这让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历史是创造优越的西方文明的独特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像学生后来开始学习的那样学习世界历史和世界事务。他声称，人们认为，如果美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7]
为了反驳这种民族主义史学，凯利非常热衷于追踪其他研究人员不感兴趣的文献，因为这些文献并没有体现“贯穿民族历史的自治精神”（không biểu thị cho tinh thần tự chủ chủ chuyên suốt trong lịch sử dân tộc）。[18]凯利在他的批评中指出，他在分析“使臣诗”时找不到任何反抗中国的表达，而是将其描述为对王朝关系所依赖的世界秩序以及越南在该世界中的从属地位的全面肯定。[12] 他进一步认为，关于民族认同的论点，反外交政策文学只是“将现在的观念和感受投射到过去”（phóng chiếu các ý niệm và cảm xúc tện tại vào quá khứ）。[12]他声称，尽管“独立”的概念直到 20 世纪初才被引入越南，但当今越南学者仍然确信，公元前一千年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存在一个独立的王国，并且在被北方统治一千年之后，这个独立王国以某种方式重新出现，并在随后从 10 世纪到 19 世纪的一千年间成为中国的藩属国。[12] 越南民族主义者将这些思想视为帮助越南人“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和祖先、唤醒自尊、引导社会情绪以传承精神的重要途径。[12]
20世纪前越南史研究中关于文言文的观点
凯利声称，如果不懂文言文，就不可能理解20世纪前的越南历史。他还表示，如果研究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不懂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就不会受到重视。[7][6] 凯利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即使不懂文言文，也能成为研究前现代越南的历史学家。[7] 凯利认为，20世纪60年代，阮朝一些懂文言文的官员相继去世，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也随之消亡。[7]由于文言文在越南被视为“封建反动文化”，在美国等其他国家则被视为“非正宗东南亚文化”，因此文言文在越南历史中的重要性未能得到认可，就像拉丁语在罗马和中世纪欧洲历史中的重要性一样。[7][18]
凯利认为，20世纪前越南历史学术界对文言文缺乏了解，导致越南国内和其他国家文言文研究质量下降。[7][18]
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F·基尔南批评凯利夸大了更具中华文化特征的文化对越南的影响。[6] 基尔南写道，他同意，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背景，就无法完全理解越南历史，但他声称，凯利过分强调了理解文言文对于了解越南和东南亚历史的重要性。[6]基尔南声称，如果越南学者不懂古汉语，凯利就会忽视并贬低他们对越南史领域的贡献。基尔南认为，古汉语低估了越南学者的著作，正如他高估古汉语的价值一样。[6] 凯利在其博客中驳斥了基尔南2017年出版的《越南：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的历史》一书中的若干段落，理由是基尔南不懂越南语和古汉语（尽管基尔南声称自己能说一些越南语）。基尔南在2017年12月1日发表于《亚太期刊：日本聚焦》第23期的论文中，批评了凯利提出的一些臆断性论断。[6]
凯利在一个关键点上说对了。正如他在博客中所说：“如果一个人不具备理解和评估历史资料（包括一手和二手资料）的能力，就不可能撰写越南史（或任何社会史）的概述。” 他自身不专业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撰写了一部权威的、综合性的越南史，或许更有资格提出批评。凯利虽然声称自己是越南史的作者，但为何没有撰写这样的著作，原因显而易见。
拓展越南史的汉语解读——本·基尔南，《亚太期刊：日本聚焦》（2017年12月1日，第15卷，第23期，第1期，文章ID 5089）。[6]
基尔南声称，凯利也准备批评那些研究越南前现代史、“能够阅读古汉语资料”的“少数学者”。[6] 据基尔南称，凯利点名批评了一些能够理解古汉语的历史学家，例如他声称约翰·K·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的翻译“混乱不清”，“引入了一些不准确之处”，亚历山大·B·伍德赛德（Alexander B. Woodside）的日期被误写，以及黎清居（Lê Thành Khôi）撰写了一本“严重过时”（1981年）的书。[6]
法国历史学家杰拉德·萨斯热斯（Gerard Sasges）在2018年表示：“尽管基尔南教授的说法与此相反，但凯利广泛而尖锐的批评仍然有效。” 以此驳斥基尔南对凯利提出的一系列批评。[26]
“中世纪越南人发明的传统”
凯利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越南帝国时期历史学家所创造的传统已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在20世纪下半叶，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越南帝国时期发明的传统已经成为并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真理，他称之为“中世纪越南人发明的传统”（như một truyền thống được kiến tạo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thời trung đại）。[27][18]
文明之邦
凯利指出，历史上的越南人视自己为“文明之邦”（Văn hiến chi bang），并将自己与“北方”（中国）进行对比，许多越南人对北方抱有自卑情结。[28] 越南历史学家阮和（Nguyễn Hòa）认为，凯利关于大越是文明之邦的观点存在缺陷，这一地位并非由越南人自己宣布，而是由洪武皇帝授予大越的。[28] 阮和还批评了越南对中国抱有自卑情结的观点，并认为凯利得出这些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只关注历史文献，而没有考虑更大的历史背景。[28]
法属印度支那本土知识精英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另见：社会达尔文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阮朝官员及法属印度支那其他知识精英通过中国革命者接触到欧美的著作，在越南被称为“新书”（Tân thư）。[c] 通过“新书”，越南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并获取来自外部世界的新知识。[12] 这种接触既源于传统的交流，也与中日两国的处境和困境息息相关。两国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都面临着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不仅企图吞并领土，更企图西化其文化。[12]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发展，以及中国顺应进步潮流的思想运动，都必然影响着当时越南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感。[12]他们希望从这两个国家的维新运动以及明治维新运动、启蒙精神和大量历史、政治和哲学研究著作中为国家找到新的方向。[12] 西方国家在越南的存在，导致了以新学派（Phong trào Tân học）为基础的运动的诞生，这些运动展现出一种新的愿望，一种主导当时越南知识分子思想的社会意识的新觉醒。[12]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一时期，许多社会词汇和科学词汇开始进入越南语言，例如 máy bay（飞机）、tàu hỏa（火车）、ô-tô（汽车）、xe máy - mô-tô（摩托车）、áo vét（维斯顿）、dầu tây（石油）等đến tự do（自由）、bình đẳng（平等）、bác ái（慈善）、dân quyền（民权）、độc lập（独立）、yêu nước（爱国主义）、dân tộc（民族、民族）组）等[12]
凯利声称，这一时期的发展使越南精英对社会演变的警告感到恐惧，即如果国家不够强大，它们可能“轻易消失”。作为回应，20 世纪初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撰写越南历史。[12] 凯利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独立和文化差异的观念开始在越南史学中占据关键地位。[12]
越南对凯利学术研究的批评
人民报
阮和的批评
2014年2月，历史学家阮和在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上撰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凯利是外国作家在越南国际关系扩张的大趋势下提出难以令人信服的论点的典型例子。[12] 阮和指出，凯利对历史文化中“隐藏的”和“非文本的”内容不感兴趣，他只致力于研究现存的文本，而这些文本往往试图驳斥越南研究界以及越南公众意识中相当统一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观。[12]阮和举了一个例子，在评估 20 世纪初越南社会的变迁时，凯利指出这仅仅是一场文化转型，但阮和则认为，最好将这些社会变迁视为在被殖民的背景下塑造“民族精神”的一种方式。[12] 阮和指出，越南人渴望采用西方的科学进步，如汽车、飞机、摩托车等，但在接受西方的精神和社会观念方面却遇到了更多问题。[12]阮化认为，这类概念（自由、平等、慈善、公民权利、独立、爱国、民族等现象）在越南语中早已存在，但前几代越南人根本没有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而凯利未能建立起这些联系。他辩称，概念和思想不能创造现实，只能表达已经存在的东西，而那些无法表达概念的人仍然受制于概念，而后代人则需要用这些新概念来分析过去。[12]阮和认为，凯利未能从研究者的视角看待分析，后者倾向于将文本与背景割裂开来，从而“使过去现代化”。早期越南人为收复祖传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证明，即使没有这些文字，越南人潜意识中也存在着诸如独立、爱国主义、民族等等概念，而仅仅关注历史文本本身并将其与这些现代概念割裂开来，是无法探究这些概念的。[12]
阮和认为，凯利对雄榜王朝历史真实性的评估是短视的，凯利坚持殖民主义的“文明启蒙使命”。[12]胡阿进一步指出，越南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如同日本、朝鲜和泰国的关系一样，并非对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臣服，而是对越南主权的承认，并且被迫采取顺从姿态，因为这是一个小国在大国旁生存并与更大邻国维持稳定关系的唯一途径。[12] 同样，胡阿指出，越南对孔子的崇拜并非对中国的臣服，而是越南人将儒家思想融入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就像佛教融入越南文化一样，他引用了陈仁宗皇帝创建了自己的禅宗佛教派系的例子。[12]
阮和 (Nguyễn Hòa) 对凯利的另一项批评围绕着这一论点：他只关注书面文本，将文字脱离其更大的历史背景，就无法感受到“时代精神”，从而无法把握一些过去问题和事件的“隐藏”和“非书面”性质。这些问题和事件并未被文献记载，而是在民间传说中传播，并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潜意识中。阮和表示，使用凯利的方法论“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而且“很容易陷入主观猜测的潮流”。[12] 阮和声称，经过一千年的中国殖民统治，越南的书面记录（如果有的话）很少幸存下来，而民间传说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存储许多事件、历史和文化现象信息的地方。[12]虽然阮和承认民间传说并非历史研究的最佳工具，但它可以让人们记起国家和民族的过去，而这些过去是通过“越南人民的集体记忆”保存和传承的。[12] 阮和声称，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找到雄榜王朝的真实性，而凯利对越南前中国历史故事的批评，与其说是展示了研究越南古代历史的科学视野，不如说是一种挑战。[12] 阮和声称，凯利否认越南的古代历史，并否认越南数百年来表现出的爱国主义和对独立的渴望，他坚持他所定义的“精神殖民主义”。[12]
或者，正如阮氏明在其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文章中所写：“对软弱、幼稚、懒惰、无知的‘他者’的夸张，无非是为了彰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phebinhvanhoc.com.vn，2012年7月21日）。
（越南语原文）
“嘿，như Nguyễn Thị Minh Thương viết trong tiểu luận Lý luận dịch thuật hậu thực dân là：“cường điệu hóa về một “kẻ khác” suy yếu、ấu trĩ、lười biếng、mê muội、tất cả chỉ để hiển thị rõ hơn một văn hóa phương Tây ưu việt卜伊phần”（phebinhvanhoc.com.vn，2012年7月21日）。
历史研究，究竟是“选择历史，还是进行精神殖民”？（第一部分）（非历史研究，还是“精神殖民”？（上）——阮和（越南共产党人丹）。[12]
阮和指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创造了文化，建立了拥有自己文字体系的文明，但后来遭到入侵和同化，也有一些国家古代起点较低，无法记录自己的历史。[28]阮和 (Nguyễn Hòa) 称，仅仅依赖书面记录意味着凯利否认了越南口述历史的合法性，他说我们不能像对待他的祖国美国那样对待所有国家，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因此其所有起源都有完整的书面记录，而越南的古代起源则不能这样说。[28] 阮和 (Nguyễn Hòa) 表示，越南关于其古代起源的民间传说可以与现代以色列的民间传说进行比较，在不忽视犹太人公元前数千年历史的情况下，同样不可能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计算时间；[28] 犹太人的起源同样具有传奇色彩，基于摩西的故事，在建立现代国家之前，摩西的权杖一直被视为犹太人民的象征，世世代代都是如此。这意味着，凯利分析古代文献、批判民间传说（他声称民间传说只是“生动的幻想”）的方法，在阮和看来，是一种非理性的方法，因为它否定了过去英雄的爱国斗争，因为“历史”与“民间传说”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无法用科学方法进行专门分析。[28]
阮和警告人们不要引用和分析凯利的作品，因为他通常要求提供真实的证据，而不管历史情况如何。[28] 阮和指出，在第四次北越统治时期，永乐皇帝下令明朝士兵销毁所有用越南语写成的著作，而所有关于佛教和道教的中国文献都应予以保存，这进一步加剧了大越在此之前的历史文献的巨大空白。[28]在明朝统治越南二十年、书籍被毁的时期，幸存的著作寥寥无几，这进一步表明，根据阮和的观点，凯利依赖现存著作来研究越南历史是一种有缺陷的方法。[28]
黎越映的批评
2014年6月，历史学家黎越映在越南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报》上撰文，批评凯利（他称其为“L.C Ken-li”）对越南历史的看法，并称他为“焚庙者”（kẻ/người "đốt đền"）。[18] Lê Việt Anh 指出，凯利的声誉并非源于他对越南研究的贡献，主要归功于他发表了一系列颇具争议的著作和文章，主张改变越南历史研究体系。[18] 凯利指出，陈光德的《千年帽袍史》证明“越南人已经汉化”（người Việt đã bị Hán hóa）。黎越映指出，凯利借此否定了东亚和东南亚人民从外国文化传统中选择元素，然后又将其“本地化”（bản địa hóa）以适应本土环境的观点，凯利主张利用中国文化和中国观念来更多地了解前现代越南人的思想。[18]越映补充道，陈光德本人也注意到，越南人总是会添加独特的变化。[18]
黎越映批评凯利声称，在古代地图上看到主权是“过去的现代化”（hiện đại hóa quá khứ），并且过去的人们并不像现代人那样看待与黄沙和长沙岛屿领土争端相关的国家主权。[18] 正如凯利总结的那样：“在我看来，法国人是第一个在西沙群岛上展示‘和平且持续的国家权力表达’的人。” (Với tôi có vẻ như có một thực tế là người Pháp là những người đầu tiên chứng minh "sự thể hiện hòa bình và liên tục quyền lực nhà nước" đối với 帕拉塞尔群岛）基于以下事实：阮朝是第一个声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的越南国家，而法国是第一个在 1930 年代真正在那里建立永久存在的国家。 [18]黎越映声称，越南人民拥有“民族意识”，现代“主权”概念可以应用于此，但越南人民根本就没有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民族意识”。越南历来不乏为国家主权而战的英雄，例如许多与宋朝和明朝抗争的民族英雄。但凯利故意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在他看来，越南已经“汉化”（Hán hóa），而朝贡关系是对中国依赖的表现。[18]
黎越映注意到凯利的一些争议性立场，例如他声称《平五议》并非独立宣言，而是讨论了越南社会中支持明朝的派系，而黎越映声称这些派系在凯利的文本中找不到。[18]黎越映还认为，凯利的著作对洪邦王朝的历史基础进行了批判，并附有近90处注释，误解了越南民族的起源。[18]
黎越映认为，通过当时精英阶层的中国中心主义文本来理解越南、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并不能反映这些国家人民的独立性。法国文化研究人员发现，在越南朝廷受法国控制的情况下，民间传说中仍然有丰富的内容探讨越南的历史和其他文化资产。[18] 因此，用“和心”（Hoa tâm）方法研究越南、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并非完美模式，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独立性堪比殖民国家“文化胁迫”的情况下。[18]黎越映指出，这些挑战迫使许多研究人员改变旧观念，因为这些旧观念被视为“冒犯性”和“过于简单化”。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美国学者，在越南“小中国”概念的影响下，多年来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以“减少偏见”。凯利认为这是一种认知错误。[18]
黎越映在文章结尾警告其他作者不要采用凯利的方法和观点，他认为凯利所引领的趋势是不可取的，并指出历史研究在思考、评估和得出结论时应谨慎，否则，不仅会“扰乱社会认知”，还可能“导致对整个民族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观和良好价值观的侮辱和歪曲”。[18]
出版物
越南使节眼中的巴达维亚，东南亚研究中心，1998年。
“关于华人流散的思考：以河仙的毛奇人为例”，《十字路口：东南亚研究跨学科期刊》14.1 (2000): 71-98。
Kelley, Liam Christopher。2003年。“越南作为‘文明显化之地’（Văn Hiến Chi Bang）”。《东南亚研究期刊》3 (1): 63-76。
《超越铜柱：使者诗歌与中越关系》，亚洲研究协会/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夏威夷檀香山），2005年。
L Kelley - 《文昌帝君遇陈大王：晚期帝国/殖民时期越南的精神书写》，“超越目的论”越南殖民史研讨会……，2007年。
《洪邦氏族传记：中世纪越南人发明的传统》，《越南研究期刊》7（2），87-130，2012年。
Liam C. Kelley，“傣语词汇与傣语在越南历史中的地位”，《暹罗学会期刊》101（2013），55-84。
Liam C. Kelley，“十五世纪越南的发明传统”，载于《帝国中国及其南部邻国》，Victor Mair和Liam C. Kelley主编（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15），161-193。
Liam C. Kelley，“道德典范，我们的将军，强大的神灵，儒家道德家和民族英雄：陈兴道的转变”，《现代亚洲研究》49.6（2015）：1963-1993。
Liam C. Kelley，“建构地方叙事：神灵：中世纪红河三角洲的梦境与预言”，载James Anderson和John K. Whitmore编，《中国在南方和西南的遭遇：打造火热的边疆》（莱顿：布里尔，2015），78-105。
Liam C. Kelley，“从依赖的土地到亚洲的王国：前现代地理知识与地理身体的出现”在越南帝国晚期的佛教文化》，《东亚历史与文化评论》5.2 (2016): 460-496。
Liam Kelley，《迷失在翻译中》，《湄公河评论》，第9期，2017年11月。
John D. Phan 和 Liam C. Kelley 编，《早期现代越南印刷文化中的佛教素养》，《越南研究杂志》第13卷，第3期 (2018)。
UN-IMGINING “SRIVIJAYA” – A SERIES，2020。
Phan Lê Hà、Liam C. Kelley 和 Jamie Gillen，《引言：Engaging With Vietnam 与《越南研究杂志》的合作项目》，《越南研究杂志》第15卷，第1期 (2020): 1-5。
Kelley, L. C. 2020. “边缘历史”的中心地位：侨民，互联网与越南史前史的新版本。《亚太研究国际期刊》16 (1): 71–104，doi:10.21315/ijaps2020.16.1，第16卷，第1期（2020年）。
Jamie Gillen、Liam C. Kelley 和 Le Ha Phan 合著《越南的先锋：跨越时间、空间和社群的新视角》，第十三章，共263页。精装本 ISBN 978-981-16-5054-3；平装本 ISBN 978-981-16-5057-4；电子书 ISBN 978-981-16-5055-0。施普林格·自然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2021年）。
Yuènán shǐjié
黎明凯 目前在 文莱达鲁萨兰大学 的网页介绍
Liam C. Kelley 是文莱达鲁萨兰大学亚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副教授。他的研究背景是前现代越南史，但他尤其关注自20世纪初以来，前现代越南历史如何被重新诠释和重新定位。
Kelley 教授也对数字革命如何改变学者们创作和传播思想的方式非常感兴趣，并一直引领着将新数字媒体应用于学术研究的前沿。
更多案例，请访问他的博客和视频：https://leminhkhai.blog/。
此外，Kelley 教授和 Phan Le Ha 教授组织了名为“与越南互动：跨学科对话”（engagingwithvietnam.org）的年度会议。
近期出版的著作包括：
Liam C. Kelley，“西方亚洲研究的衰落与亚洲知识生产的兴起：对流动性、知识生产和学术话语的自民族志反思”，《比较与国际教育研究》（2020年）。
Liam C. Kelley，“‘边缘史’的中心地位：侨民、互联网与越南史前史的新版本”，《亚太国际研究期刊》（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