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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斯特朗于莫斯科，1937年
生于1885年11月24日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
卒于1970年3月29日（享年84岁）
中国北京
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母校：布林茅尔学院
欧柏林学院
芝加哥大学
Bryn Mawr College
Oberlin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配偶：乔尔·舒宾（1931-1942）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1970年3月29日）是一位美国记者和活动家，以报道和支持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闻名。 她撰写了30多本书籍和各种文章。
早年
斯特朗于1885年11月24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弗伦德市（美国中西部）的一间“两室牧师住宅”里。她的父母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积极参与传教工作和公理会。1887年至1891年，她与家人居住在俄亥俄州弗农山，1891年起迁居辛辛那提。她的父亲悉尼·迪克斯·斯特朗是公理会的社会福音牧师，积极参与传教工作，也是一位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斯特朗很快完成了文法和高中课程，之后又在欧洲学习语言。
她最初于1903年至1904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茅尔学院，1905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之后多次回到该学院演讲。1908年，23岁的她完成了学业，并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后来以《祈祷的社会心理学》为题发表。在美国教育部工作期间，她积极倡导儿童福利，并于同一时期加入了全国童工委员会。她组织了一个展览，并在美国国内外巡回展出。 1914年5月，她将展览带到了西雅图，每天有6000人前来参观，5月31日的参观人数达到顶峰，达到4万人。
此时，斯特朗已确信资本主义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和苦难的罪魁祸首。30岁时，她回到西雅图与当时担任安妮女王公理会牧师的父亲同住.1916年至1921年，她与父亲一起生活，她欣赏那里亲劳工、进步的政治氛围，那里发生了西雅图大罢工和埃弗雷特大屠杀等“激进事件”。
斯特朗也喜欢登山。她在喀斯喀特山脉组织合作夏令营，并带领登山队攀登雷尼尔山，这促成了1916年华盛顿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成立。
政治生涯
娜·路易丝·斯特朗于1918年被西雅图学校董事会罢免时的照片。1916年，斯特朗竞选西雅图学校董事会成员，凭借其获得妇女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支持以及她对儿童福利事业的贡献，她轻松获胜。她是董事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她主张公立学校应该为贫困儿童提供社会服务项目，并将这些学校作为社区中心，但其他成员则希望“将会议专门用于讨论诸如管道设备之类的琐事”。
她当选西雅图学校董事会成员的那一年，埃弗雷特惨案发生了。《纽约晚报》聘请她担任通讯员，报道埃弗雷特工厂主雇佣的武装警卫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或称“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之间的冲突。她很快放弃了中立立场，成为了一位致力于工人权利的发言人。
斯特朗对左翼事业的支持使她在学校董事会中与同事们格格不入。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她反对战争。1917年4月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她公开反对征兵。一方面，家长教师协会和妇女俱乐部与她一起反对学校军事训练，但美西战争老兵西雅图民兵组织却采取了沙文主义的语气，称她“不爱国”。 同年，她致信司法部，写道
……在这一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心怀个人恩怨的人只需打电话给司法部投诉，就能让他们投诉的人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然而，至少在这一地区，越来越明显的是，司法部的活动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在美国人民中制造不信任、猜疑和分歧……对那些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被起诉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无端指控和试图伤害，往往不会建立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我希望，我能在贵部门的某个地方，找到一些真诚希望在这个国家建立团结的人……民主忠诚，而非隐藏的恐惧分裂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Wobblies）的和平主义立场导致路易丝·奥利维罗（Louise Olivereau）在西雅图担任打字员的办公室遭到大规模逮捕。奥利维罗曾向应征者邮寄油印通告，敦促他们成为良心拒服兵役者。1918年，斯特朗在法庭上站在奥利维罗一边，见证了她被判煽动叛乱罪并入狱。
此后，斯特朗的学校董事会成员迅速发起罢免运动，理由是她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关系，并以微弱优势获胜。 在下一次会议上，她出面主张必须任命一名女性作为她的继任者。她以前的同事们同意了她的请求，但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想要一位主流的、爱国的代表，一位孩子在学校上学的母亲。 1918年，他们用乡村俱乐部的著名女性伊万杰琳·C·哈珀取代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结果，斯特朗“到处寻找社会主义的实践”，她的探索首先来到了苏联，从1921年到1940年，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返回美国“进行巡回演讲，通常是在一月到四月之间”。
新闻事业
早期职业生涯
斯特朗公开与西雅图劳工所有的日报《工会记录报》交往，撰写有力的亲劳工文章，并宣传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1919年2月6日，即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开始前两天，她在著名的社论中宣称：“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国家劳工史上最伟大的运动，这一运动将走向——无人知晓！” 罢工导致西雅图停工四天，最终和平结束，但其目标仍未实现。
1921年，在俄罗斯萨马拉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工作。
移居俄罗斯
不知所措的她听从了朋友林肯·斯蒂芬斯的建议，于1921年前往波兰和俄罗斯，担任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的通讯员。 此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伏尔加饥荒的灾民提供第一批外国救济。一年后，她被任命为国际新闻社驻莫斯科通讯员。斯特朗在欧洲期间进行了许多观察，这些观察激发了她的写作灵感。她的作品包括《历史上的第一次》（列夫·托洛茨基作序）（1924年）和《革命的孩子们》（1925年）。
在该地区待了几年后，斯特朗逐渐成为新成立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热情支持者，并担任多家“美国激进报纸”以及《国家报》等其他报纸的驻外通讯员。 1925年，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她回到美国，致力于激发商界对苏联工业投资和发展的兴趣。在此期间，斯特朗还广泛演讲，并成为苏联“软新闻”（例如《如何获得公寓》）方面的权威。她继续“为贫困和受压迫的人们挥舞旗帜”，无论革命在哪里发生，那里都有“斯特朗女士”。她的经历让她更加坚信，社会主义或许是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
亚洲游记
20世纪20年代末，斯特朗游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她与宋庆龄和周恩来成为朋友。一如既往，她的游记也促成了她创作书籍，包括《中国的百万人口》（1928年）和《撒马尔罕的红星》（1929年）。1925年，她访问中国，会见了冯玉祥；1927年，她再次访问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
苏联作家重返莫斯科
1930年，她回到莫斯科，参与创办了莫斯科第一份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她担任了一年的主编，之后成为特约撰稿人。1931年，她与社会主义者、记者乔尔·舒宾结婚，两人的婚姻一直持续到舒宾于1942年去世。虽然舒宾经常陪同斯特朗返回美国，但两人经常因工作原因分开。据路易·艾黎的记载，斯特朗后来说道：“也许我们结婚是因为我们都非常孤独……但我们非常幸福。”
在苏联生活期间，她对苏联政府更加热情，并撰写了许多赞美苏联政府的书籍。这些著作包括：《苏联人征服小麦》（1931年）、《中国百万人：1927年至1935年的革命斗争》（1935年）的修订版、畅销自传《我改变世界：一个美国人的重塑》（1935年）、《这个苏联世界》（1936年）和《苏联宪法》（1937年）。 她还为《美国水星报》撰写了几篇文章，赞扬苏联生活。
重返美国
1936年，她再次回到美国。尽管她内心深处对苏联事态发展（“大清洗”）感到忧虑，但她继续为《大西洋月刊》、《哈泼斯杂志》、《国家》和《亚洲》等主要期刊撰稿。
继续旅行
访问西班牙后，她创作了《武装西班牙》（1937年）。1938年，斯特朗访问了位于中国山西的八路军司令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和林彪。访问中国，包括访问抗日“根据地”，促使她创作了《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年）。
1940年，她出版了《我的祖国》，同年她前往中国并多次会见周恩来。次年，她在3月发表的长达15页的文章《中国国共危机：远东历史上最关键时期之一的第一手资料》中揭露了蒋介石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其他著作包括《苏联预料到了》（1941年）；斯特朗的代表作包括：以俄罗斯为背景的小说《野河》（1943年）；《苏联人民》（1944年）；《我看见了新波兰》（1946年）（基于她随红军占领波兰期间的报道）；以及三本关于早期中共在中国内战中取得胜利的著作。斯特朗在其著作《苏联人预料到了》中写道：“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外二十年来声望的持续上升，确实值得政治学学者关注。”
在苏联期间，她游历了苏联各地，包括乌克兰、库兹涅茨克、斯大林格勒、基辅、西伯利亚、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等。她还访问了波兰、德国和英国。在苏联期间，斯特朗会见了约瑟夫·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许多其他苏联官员。她还采访了农民、行人和工厂工人。[27]她为报刊杂志撰写文章，也出版小册子，赢得了“许多朋友，并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与此同时，她也引起了苏联和联邦调查局对其“政治忠诚度”的怀疑，联邦调查局获得了斯特朗本人的大量档案。在此期间，她始终致力于苏联的政治事业，捍卫苏联免受反共主义的侵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她被苏联驱逐之后，她对中国的支持程度超过了对苏联的支持程度。
与苏联决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军开始向纳粹德国推进，斯特朗留在后方，跟随士兵穿过华沙、罗兹和格但斯克。她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这种倾向源于她1925年访华以及1947年之前采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经历。这可能导致她在1949年被苏联“逮捕、监禁和驱逐”，据报道，苏联声称她是“美国间谍”。据报道，多年后，即1953年，苏联报纸《消息报》再次提出了这一指控。
斯特朗因1946年采访毛泽东而在中国成名。毛泽东在采访中指出，美国人民应该与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盟友。
此后，她与苏联断绝了联系，遭到美国共产党的排斥，美国政府也拒绝向她发放护照。她定居加州，在那里写作、演讲，并“投资房地产”20世纪50年代，她住在安吉利诺高地的一座塔楼里，名为“红峡谷”。
“当时我72岁，住在洛杉矶，朋友比任何地方都多。我有一栋联排别墅，山里有一间避暑别墅，沙漠里有一间冬季小屋，还有一辆车和一张驾照，可以随身携带。我有足够生活的收入。我现在应该去中国吗？”
洗清苏联指控，最终移居中国
1955年，她终于洗清了苏联对她的指控，而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是“向中国共产党示好”。1958年，她在美国最高法院胜诉，护照恢复，她立即返回中国，直到去世。 她是唯一获得“毛泽东钦佩”的西方人之一。
在中国的最后岁月
斯特朗与毛泽东，1967年
斯特朗与在20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期间访问中国的W.E.B.杜波依斯见面，并附上了一张杜波依斯在1959年左右的一次旅行中拍摄的毛泽东、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W.E.B.杜波依斯的照片。
斯特朗写了两本书，支持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策。 在《西藏访谈》中，她批评西藏叛乱分子违反了达赖喇嘛与中国之间的协议。斯特朗还批评了美国的西藏政策，她写道，国务卿克里斯蒂安·切斯特“全力以赴地进行一场道德运动，以捍卫‘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里指的是“农奴主坚持保留他们的农奴”。 斯特朗于1959年访问西藏，并于1960年中期出版了《当农奴在西藏站起来》一书。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吞并西藏的问题，并批评了艾伦·杜勒斯等人，称他为“一个被枯燥的言辞束缚的人”。
1961年，斯特朗访问了北越，老挝。 她写了《老挝和越南的金钱与暴力》，书中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批评美国通过军事资助不断加强在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存在。 在书中，斯特朗赞扬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写道：“中国凭借插秧机和纺织厂的馈赠，将比华盛顿用炸弹取得更大的成就。”
1962年至1966年，斯特朗出版了《来自中国的信》，在书中，她和其他旅居中国的美国侨民赞扬了中国的社会主义。[30]: 33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创办了这本通讯。 斯特朗信的内容取材于对中国领导人的采访及其讲话、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的新闻报道以及其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的著作，例如以色列·爱泼斯坦和西德尼·李敦白。
部分原因是担心返回美国会丢失护照，她永久定居中国，直至去世。 在此期间，她与周恩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与毛泽东交往甚密。 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她会面时发表了那句著名言论：美国的原子弹和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两年后，她就中国现实发表了主旨演讲，试图改变美国政府支持中国国民党的立场。斯特朗住在北京的旧意大利公使馆里，那里已被改建成供“外国友人”居住的公寓。公寓的分配“基于资历的残酷基础”；新西兰公务员杰拉尔德·亨斯利回忆说，1973年他拜访路易·艾黎时，艾黎住在楼下最好的公寓里，这套公寓是斯特朗的住所，直到她去世。斯特朗去世后，艾黎搬了进去，其他人也都搬到了同一个地方。
经历了这一切，她“对政治制度和人民感到不满”，但她并没有失去对正义的热情，继续写作，中国出版商“将她的许多作品重新出版成集”。 即使年事已高，她也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的奉献，尤其是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她创作的充满情感、色彩丰富的作品广受欢迎。
到1966年，斯特朗已成为“红卫兵荣誉队员”，并时不时地返回苏联。尽管《多伦多星报》报道称红卫兵称斯特朗为“帝国主义间谍”，但她晚年仍然“受到中国人的尊敬和崇敬”，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仍然“深受中国人的青睐”，中国领导人视她为“他们在英语世界的非官方发言人”。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70年，她住在北京（当时的北平）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她一直拔掉“静脉输液管，拒绝进食和服药”。据报道，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都曾探望过她。周恩来鼓励她与医院的医生合作，因为“你们有对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事情要做”。斯特朗于1970年3月29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郭为她致悼词，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央高层领导向她敬献花圈。
遗产
斯特朗是首批传播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战略的英语作家之一。
斯特朗的论文现藏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特藏。埃莉诺·罗斯福的论文中收录了“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访问俄罗斯和中国期间及之后的报告”，但这并不意味着斯特朗和埃莉诺之间存在任何职业关系。
作品选集
小说
《风暴之歌与寓言》。芝加哥：兰斯顿出版社。1904年。
《国王宫殿》。伊利诺伊州：橡树叶出版社。1908年。（独幕剧）
《城市之歌》。伊利诺伊州橡树园：橡树叶公司。约1908年。
《粗糙的诗句》。西雅图：皮格特-华盛顿出版社。1937年。（诗歌，作者：阿尼斯）
《狂野的河流》。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43年。（小说，背景设定在乌克兰）
《上帝与百万富翁》。加州蒙特罗斯：明德学院出版社。1951年。（诗歌，作者：阿妮丝）
宗教小册子及社会工作
《圣经传记研究》。朝圣者出版社。1906年。（与其父悉尼·斯特朗合著）
《圣经英雄经典》。希望出版社。1906-1908年。（与其父悉尼·斯特朗合著），包括《圣经中雅各的故事》（出自《创世记》）以及很可能是《城市之歌》。
《祈祷心理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09年。
《圣经中的男孩和女孩》。芝加哥：霍华德-塞弗伦斯出版社。1911年。
《自治前夕：1914年意义重大的夏天爱尔兰快照》。奥斯汀：奥康奈尔出版社。 1914年。
儿童福利展览：类型与准备。美国儿童局。杂项系列；第4期。局出版物，第14期。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15年。
报告文学和游记
《历史上的第一次：俄罗斯新生活的两年》。纽约：Boni & Liveright出版社。1924年。（列昂·托洛茨基作序），也收录于互联网档案馆。
《革命的孩子们》；伏尔加河畔约翰·里德儿童殖民地的故事，同时也是俄罗斯整个伟大结构的故事。西雅图：Sydney Strong出版社。1925年。
《现代农业——苏联风格：俄罗斯农村的革命》。波士顿：国际出版社。1930年。也可在Hathi Trust购买。
《通往灰色帕米尔之路》。波士顿：Little, Brown & Company出版社。1931年。
苏联征服小麦。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31年。
《中国的千百万人：1927年至1935年的革命斗争》。纽约：奈特出版公司。1935年。
《这个苏维埃世界》。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36年。
《武装西班牙》，1937年。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37年。
《新苏维埃宪法：社会主义民主研究》。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37年。
《人类的五分之一》。现代图书；第69期。纽约：现代图书。1938年。
《立陶宛的新道路》。波士顿：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41年。
《苏联人预料到了这一点》。纽约：戴尔出版社。1942年。
《苏联农民》。纽约：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1944年。[42]
《苏联人民》。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4年，1945年再版。
《我看到了新的波兰》。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46年。
《明日的中国》。纽约：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1948年。
《朝鲜内幕：目击者报告》。加利福尼亚州蒙特罗斯。1949年。
《斯大林时代》。纽约：主流出版社。1956年，PDF格式。
《中国人民公社的兴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59年。
《西藏访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59年。
《当西藏的农奴站起来》。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0年，也在互联网档案馆。
《老挝和越南的现金与暴力》。纽约：主流出版社。 1962年。
《来自中国的信》第1-10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63年。
自传
《我改变世界：一个美国人的重塑》。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35年。（1979年由西雅图The Seal出版社再版——芭芭拉·威尔逊所写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她留下了第二卷自传，至今仍保存在中国。”）
另请参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埃德加·斯诺
米哈伊尔·鲍罗丁
路易·艾黎
海伦·福斯特·斯诺
特蕾西·B·斯特朗
注释
^ 参见朱迪思·尼斯，《九位女性：美国激进传统的肖像》，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ISBN 0-520-22965-7，第166页
乔尔·舒宾（Joel Shubin，卒于1942年3月24日）是一位俄罗斯农学家、记者，据称是共产国际驻美国共产党的代表。[1] 他曾担任苏联农业部副部长。
传记
舒宾出生于犹太人家庭[1]，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担任《农民公报》的编辑。他是一位丧偶的丈夫，育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1931年，他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未经仪式就结婚[2]，两人的婚姻持续了一生。当时，斯特朗是另一家苏联报纸《莫斯科新闻》的英文版编辑。虽然舒宾经常陪同斯特朗返回美国，但两人经常因工作原因分开。据路易·艾黎记载，斯特朗后来说：“也许我们结婚是因为我们俩都太孤独了……但我们非常幸福。”[2]
1942年3月24日，舒宾因肺病离奇去世。[3] 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工作的斯特朗直到同年8月才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4] 1949年，有报道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苏联官员怀疑舒宾已被“清算”。[5]
参考文献
罗伯特·L·科恩，《战后早期旅行者对波兰犹太人未来生活的看法》，《波兰评论》，53(3)，2008年
https://news.google.com/newspapers?nid=1499&dat=19840226&id=HXEaAAAAIBAJ&sjid=ACoEAAAAIBAJ&pg=6932,2920050 [失效链接]
杜克，大卫·C. (1975年1月1日)。“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与对正义事业的追寻”。《太平洋西北季刊》。66 (3): 123–137R。JSTOR 40489406。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论文——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特藏”。
“雪崩晨报，1949年2月18日，第23页”。1949年2月18日。
注释
^ 参见朱迪思·尼斯 (Judith Nies)，《九位女性：美国激进传统的肖像》，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ISBN 0-520-22965-7，第166页。
^ 以下非同行评审出版物声明了其著作权：赫伯特·罗默斯坦 (Herbert Romerstein) 和埃里克·布赖恩德尔 (Eric Breindel)。《维诺纳的秘密：揭露苏联间谍和美国叛徒》，华盛顿特区，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0年，ISBN 0-89526-275-4，第71页。
延伸阅读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在华美国作家”，摘自《中国杰出女性：商代至二十世纪初》。纽约，M.E. Sharp出版社，2000年 ISBN 0-7656-0504-X，第379页。
David Caute.《同路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朋友》，耶鲁大学出版社，ISBN 0-300-03875-5，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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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斯特朗 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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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斯特朗（犹太人）
斯特朗，c. 1971
个人信息
出生：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斯特朗
1929年4月29日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橡树湖
逝世于2015年11月27日（享年86岁）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
配偶：波琳·奥利维特
（1950年结婚；1980年离婚）
汉娜·马斯特兰德
（1981年结婚；1989年9月离婚）
父母：弗雷德里克·米尔顿·斯特朗
玛丽·费夫
居住地：美国科罗拉多州克雷斯顿 (1972-1989)
安大略省洛斯特湖
英国伦敦
中国北京
职业：商人、公共行政人员、联合国官员
莫里斯·弗雷德里克·斯特朗（1929年4月29日 - 1929年11月） （2015年2月27日）是一位加拿大石油和矿产商人，也是一位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斯特朗最初在阿尔伯塔省的油田创业，并担任加拿大电力公司总裁直至1966年。20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随后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执行主任。1976年至1978年，他回到加拿大，担任加拿大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曾领导北美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安大略水电公司，担任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推广委员会全国主席兼主席，并领导美国水务开发公司。1986年，他担任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员[7]，并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国际环境运动的领袖。
他曾于1998年至2006年担任和平大学理事会主席。近年来，斯特朗积极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及其环境基金会名誉主席。他曾担任东北亚安全与可持续性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于2015年去世，享年86岁。
童年与青年
莫里斯·斯特朗童年时期正值大萧条时期，生活极度贫困。他的父亲在大萧条初期下岗，此后靠打零工养家糊口；母亲患精神疾病，死于精神病院。他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橡树湖镇，该镇位于加拿大大草原上，毗邻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干线。他是美国记者兼活动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表亲。
斯特朗后来表示，大萧条时期的成长经历使他变得激进，他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资本主义者”。他14岁高中辍学，没有上大学。尽管缺乏正规教育，他还是成为了多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商业
1948年，19岁的斯特朗被温尼伯一家名为James Richardson & Sons, Limited的经纪公司聘为实习生。在那里，他对石油行业产生了兴趣，并被调到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的理查森公司担任石油专家。在那里，他结识了石油行业的一位重要人物杰克·加拉格尔，并聘请他担任助理。在加拉格尔的Dome Petroleum公司，斯特朗担任过多个职位，包括财务副总裁。1956年，他离开公司，成立了自己的公司M.F. Strong Management，协助投资者在阿尔伯塔省的油田寻找投资机会。
20世纪50年代，他接管了一家小型天然气公司——阿贾克斯石油公司（Ajax Petroleum），并将其打造成为业内最大的公司之一——诺森资源公司（Norcen Resources）。这引起了加拿大主要投资公司之一——加拿大电力公司的关注，该公司在能源和公用事业领域拥有广泛的业务。该公司最初任命他为执行副总裁，后于1961年至1966年担任总裁。
1976年，应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要求，斯特朗返回加拿大，领导新成立的国家石油公司——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
他原定于1979年联邦选举中代表加拿大自由党在士嘉堡中心区参选，但他选择放弃竞选，重返私营企业[17]，管理他之前收购的丹佛石油推广公司AZL Resources[18]。[18]他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最大股东。1981年，斯特朗因涉嫌在最终失败的合并前炒作股票而被起诉。在保险公司的坚持下，斯特朗以420万美元和解。[19]AZL与托斯科公司（Tosco Corporation）合并，斯特朗从托斯科公司手中收购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的16万英亩（6.5万公顷）的巴卡牧场，斯特朗的曼尼图基金会（Manitou Foundation）将落户于此。
斯特朗后来成为加拿大发展投资公司（Canada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orporation）的董事长，该公司是加拿大一些主要国有企业的控股公司。1992年，他成为安大略水电公司（Ontario Hydro）的董事长。
查尔斯·林奇指出，斯特朗“往往比那些利用他才能的公司和机构表现得更好”。 据说，他凭借几项投资成为了亿万富翁， 但在2010年，他表示自己“从未接近过这样的高度”。
美国水务开发公司
1986年12月31日，斯特朗创立了美国水务开发公司（American Water Development Incorporated，AWDI），该公司由他与他的合伙人威廉·拉克尔豪斯（William Ruckelshaus）、理查德·拉姆（Richard Lamm）、塞缪尔·贝尔茨伯格（Samuel Belzberg）和小亚历山大·克拉奇菲尔德（Alexander Crutchfield Jr.）共同控制。该公司向科罗拉多州阿拉莫萨市水务分庭第三区地方法院[提交申请，要求获得从科罗拉多州圣路易斯谷的路易斯·玛丽亚·巴卡拨款4号地块和科罗拉多州萨瓦奇县其他土地抽取地下水并将其出售给科罗拉多州前岭城市走廊水务局的权利。该项目遭到邻近水权所有者、当地水资源保护区、科罗拉多州自然资源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反对，他们声称该项目会影响其他人的水权，并通过减少地表水流量对附近的湿地和沙丘生态系统造成重大环境破坏。经过漫长的审判（于1992年结束），科罗拉多州法院判决AWDI败诉，并要求反对者支付310万美元的部分律师费，这笔费用用于对抗AWDI试图将地表水用于有益用途的行为。在此期间，斯特朗离开了公司。
熔融金属技术公司
莫里斯·斯特朗曾任熔融金属技术公司（Molten Metal Technology, Inc.）董事。该公司是一家成立于1989年的环保技术公司，声称拥有可将危险废物回收利用成可重复使用产品的创新技术。1992年至1995年间，这项创新技术吸引了美国能源部约2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在1995年3月28日至1996年10月18日期间（即所谓的“集体诉讼期”），熔融金属公司通过一系列公开声明，严重歪曲其技术性能，人为抬高了其股价。截至1996年3月11日，斯特朗持有约4万股公司股票，另有26.2万股由斯特朗担任董事长的一家公司持有。该公司申请破产，最终以1180万美元和解，且未裁定存在过错行为。
联合国工作
联合国旗帜
1947年，斯特朗与首任联合国财务主管诺亚·莫诺德同住一栋房子。莫诺德应斯特朗的要求，为他安排了一份联合国的工作，最初在纽约成功湖联合国总部担任初级安保人员。后来，他回到加拿大，并在莱斯特·B·皮尔逊的支持下，于1968年主持成立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
斯德哥尔摩会议
1971年，斯特朗委托撰写了一份关于地球状况的报告，名为《只有一个地球：一个小星球的呵护与维护》，由芭芭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共同撰写。该报告总结了来自58个国家的152位顶尖专家的研究成果，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做准备。这是世界上第一份“环境状况”报告。
斯德哥尔摩会议将环境问题确立为国际发展议程的一部分。这促使联合国大会于1972年12月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总部设在肯尼亚内罗毕，并选举斯特朗担任署长。UNEP是第一个总部设在第三世界的联合国机构。作为UNEP的负责人，斯特朗召开了第一次气候变化国际专家组会议。
斯特朗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该委员会是联合国于1983年设立的独立机构。
地球峰会
斯特朗领导联合国在非洲的饥荒救济计划，这是他一系列联合国顾问工作中的第一个，之后他又担任了一系列顾问工作，包括联合国改革以及被任命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秘书长。该会议以地球峰会而闻名，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斯特朗认为，里约会议的与会者虽然采纳了合理的原则，但并未做出足以防止全球环境悲剧的行动承诺。他认为，用于发展中国家环境项目的资金应为1250亿美元，而与会者承诺的资金不到5%。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也赞同他的观点，他对与会代表表示：“目前的承诺水平与问题的规模和严重性不成比例。”[
地球峰会后，斯特朗继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建立地球理事会来落实地球峰会的各项协议成果。在地球宪章运动初期，他担任地球宪章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并担任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主席，同时担任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非洲-美洲研究所、印度尼西亚生态研究所、瑞典皇家科学院贝耶尔研究所等机构的董事会成员。斯特朗曾长期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董事、世界银行行长高级顾问、丰田汽车公司国际顾问、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成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成员、未来资源组织成员以及艾森豪威尔奖学金获得者。他的公益活动也得益于其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担任西图集团（CH2M Hill）、斯特罗维斯特控股公司（Strovest Holdings）、技术开发公司（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c.）、泽农环境公司（Zenon Environmental）以及最近担任的科斯莫斯国际公司（Cosmos International）和中国碳排放权公司国际顾问组主席。
斯特朗积极游说，试图改变非政府组织对世界银行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他启发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关于气候变化的著作。1999年，斯特朗承担起恢复和平大学（总部位于哥斯达黎加，根据一项条约成立）活力的任务。和平大学的声誉一度岌岌可危，因为该组织管理不善、资金被挪用以及治理不力。作为和平大学管理机构理事会主席，以及最初的校长，斯特朗领导了和平大学的振兴进程，并帮助重建了大学的项目和领导层。他于2007年春从理事会退休。
2003年至2005年，斯特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私人特使，领导国际社会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道主义和发展需求。[33]
和平大学
和平大学由联合国大会于1980年成立。莫里斯·斯特朗于1999年出任校长，此后他再次陷入争议，尤其涉及备受喜爱的国际和平电台（RFPI）被驱逐、地球理事会于2003年撤离以及在校园内实施军事训练计划。斯特朗曾是地球理事会的董事会成员，该理事会是一个国际机构，旨在推广1992年地球峰会上制定的环境政策。哥斯达黎加政府捐赠了超过20英亩（8.1公顷）的土地供地球理事会使用，但建设计划失败后，据称这块土地以16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地球理事会曾暂时迁至和平大学校园，直至2003年12月，在政府的指控和165万美元的索要下，才迁至加拿大。 2002年7月，RFPI收到驱逐通知，理由是该电台未经适当许可运营，RFPI对此予以驳斥。知情人士称，UPEACE官员不认同电台对他们的批评，并自行处理此事，切断了大楼的电源，并在周围设置了铁丝网。
2005年石油换食品丑闻
2005年，在对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调查中，联邦调查人员和联合国授权对保罗·沃尔克进行的调查获得的证据表明，斯特朗在1997年为安南工作期间，曾在约旦一家银行开具的一张抬头为“M.斯特朗先生”的988,885美元支票上背书。据报道，这张支票是由韩国商人朴通善（Tongsun Park）亲手交给斯特朗先生的。朴通善于2006年在纽约联邦法院被判犯有合谋贿赂联合国官员，操纵“石油换食品”计划，以利于萨达姆·侯赛因。斯特朗先生从未被指控任何不当行为。在调查期间，斯特朗辞去了联合国职务，并表示他将“暂时退出，直到乌云消散”。
据称，此事源于“现代联合国所体现的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公私合作关系、不透明的信托基金、未经审计的资金渠道以及错综复杂的机构”，而斯特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斯特朗对此回应称：“我所做的一切都与美国仔细核实过。”
此后不久，斯特朗搬到了他在北京拥有的一套公寓，似乎已经在那里定居了。 他说，他离开联合国并非因为“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调查，而是因为他当时作为安南先生的朝鲜问题特别顾问，感觉联合国陷入了僵局。“这恰好与我所谓的邪恶活动被曝光的时间相吻合，”他坚称。“我根本没有参与“石油换食品”计划……我只是置身事外。”沃尔克在9月7日的报告中总结道：“虽然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官员试图与斯特朗先生建立关系，但委员会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斯特朗先生参与了伊拉克事务或与该计划相关的事务，或应伊拉克官员的要求采取了任何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的致敬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向莫里斯·斯特朗致以如下敬意：
回顾我们共事的时光，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考验和磨难。我感激您以全球视野，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在世界地位变化等敏感问题上，提供了睿智的建议。我尤其赞赏您对环境、多边主义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坚定承诺。
后期参与
莫里斯·斯特朗于2010年荣获“四大自由奖”（因“免于匮乏而获得”）
2010年，斯特朗描述了他当时的活动性质：
我已从所有官方职位上退休，但我仍然非常活跃。我与联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在联合国没有任何职位，但我仍然积极配合联合国的多项活动，特别是与中国及该地区的活动。我没有任何政府职责或正式职务。不过，我仍然很活跃。
2012年，在里约+20峰会上，他为费利克斯·多兹和迈克尔·施特劳斯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经由里约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漫漫长路》一书撰稿。该书回顾了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并展望了未来的挑战。他出席了此次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承担了他的全部差旅费。
逝世、葬礼和追悼会
斯特朗于2015年11月27日在安大略省渥太华去世，享年86岁。[2015年12月初，斯特朗的葬礼在渥太华举行。2016年1月下旬，在国会山对面举行了一场公开追悼会。追悼会在加拿大太平洋政治行动委员会（CPAC）播出。 詹姆斯·沃尔芬森、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约翰·拉尔斯顿·索尔和阿奇姆·施泰纳出席了此次会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和科菲·安南也纷纷致以敬意。
影响
斯特朗虽然外表平平无奇， 却据说拥有“令人震惊的人脉”，连接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一位观察家形容他“几乎毫不掩饰地乐于解释自己经常玩弄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手腕”。
在环保运动中，他推动政府资助环境非政府组织并使其参与国际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批评
莫里斯·斯特朗对质疑并不陌生，例如他卷入“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以及他毕生参与石油行业以及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批评。一些人[谁？] 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石油大亨”会被选中担任如此令人垂涎和受人尊敬的环境职位。
斯特朗旗下的生态发展公司（Desarrollos Ecológicos）在哥斯达黎加的海罗莫拉桑多瓦尔甘多卡-曼萨尼约混合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建造了一座耗资3500万美元的豪华酒店，该保护区的开发受到限制，必须获得凯科迪印第安人协会的批准，但最终却未获批准。“他（斯特朗）支持世界各地的印第安人和自然保护事业，而在这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凯科迪印第安人协会主席德米特里奥·米奥尔加感叹道。
**《觉醒的教父》| 莫里斯·斯特朗——杰米·戴维斯纪录片**
杰米·戴维斯执导的《觉醒的教父》深入探讨了莫里斯·斯特朗的人生。他是塑造现代环保主义和觉醒文化兴起的关键人物，却常常被忽视。从早期在石油行业的从业经历，到成为全球环境外交的关键人物，斯特朗的远见卓识影响了斯德哥尔摩会议、里约地球峰会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运动。
这部纪录片探讨了他在企业和环境领域的双重角色、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的争议性关系，以及他被指控的秘密全球议程。此外，它还涉及他在克雷斯顿的精神项目以及他参与的“石油换食品”丑闻。
这部纪录片以发人深省的视角，审视了这位连接环保主义和全球权力的人物，为了解莫里斯·斯特朗的影响力及其持久影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荣誉与奖项
莫里斯·斯特朗荣获多项荣誉、奖项和奖章。他曾获53个荣誉博士学位，并在7所大学担任荣誉客座教授。
加拿大荣誉等级表所列的荣誉包括：
加拿大勋章同伴勋章（1999年）[47]
曼尼托巴勋章（2005年）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银禧勋章（1977年）
加拿大联邦成立125周年勋章（1992年）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金禧勋章（2002年）[48]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禧勋章（2012年）[49]
北极星勋章（瑞典）（1996年）
南十字勋章（巴西）（1999年）[50]
金方舟勋章司令勋章（荷兰）（1979年）
其他荣誉和奖项包括：
1992年7月1日：宣誓就任加拿大女王枢密院成员。
200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共福利奖章：首位获此殊荣的非美国公民，2007年[51]
2002年：西蒙弗雷泽大学莫里斯·J·沃斯克对话中心颁发的杰克·P·布莱尼对话奖[52]
2002年：马车房全球问题中心颁发的烛光奖[53]
1995年：宜家环境奖[引证需要]
1994年：朝日硝子基金会颁发的蓝色星球奖
1994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际理解奖
1993年：国际圣弗朗西斯环境奖[引证需要]尔菲奖
1989年：皮尔逊和平奖章[
1981年：查尔斯·A·林德伯格奖
1977年：亨利·皮蒂埃勋章委内瑞拉
1975年：美国奥杜邦协会奖
1974年：泰勒环境奖[61]
1967年：乔治·威廉姆斯爵士大学（后更名为康考迪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62]
国际圣弗朗西斯奖，院士
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FRSC）
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FRAIC）
大卫·铃木基金会荣誉董事[65]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杰出研究员[66]
美国哲学学会常驻会员[4]
约翰·罗尔斯顿·索尔将其论战著作《伏尔泰的私生子：西方的理性独裁》献给斯特朗。
Honours appearing in the Canadian order of precedence are:
_ribbon_bar.svg){kind=small} |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 | 1999[47] |
 | Order of Manitoba | 2005 |
 | Queen Elizabeth II Silver Jubilee Medal | 1977 |
 | 125th Anniversary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Canada Medal | 1992 |
 | Queen Elizabeth II Golden Jubilee Medal | 2002[48] |
 | Queen Elizabeth II Diamond Jubilee Medal | 2012[49] |
 | Order of the Polar Star (Sweden) | 1996 |
_Ribbon.png){kind=small} | Order of the Southern Cross (Brazil) | 1999[50] |
 |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Golden Ark (Netherlands) | 1979 |
Other honours and awards include:
- 1 July 1992: Sworn in as a Member of the Queen's Privy Council for Canada.
- 2003: Public Welfare Medal from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First non-US citizen to receive the medal, 2007[51]
- 2002:Jack P. Blaney Award for Dialogue by th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Morris J. Wosk Centre for Dialogue[52]
- 2002: Carriage House Center on Global Issues: Candlelight Award[53]
- 1995: IKEA Environmental Award[citation needed]
- 1994: Asahi Glass Foundation Award: Blue Planet Prize[54]
- 1994: Jawaharlal Nehru Award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55]
- 1993: International St. Francis Prize for the Environment[citation needed]
- 1993: Alexander Onassis Delphi Prize[56]
- 1989: Pearson Medal of Peace[57]
- 1981: Charles A. Lindbergh Award[58]
- 1977: Henri Pittier Order of Venezuela[59]
- 1975: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Award[60]
- 1974: Tyler Environmental Prize[61]
- 1967: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Sir George Williams University, which later became Concordia University.[62]
- International Saint Francis Prize, Fellow
-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FRSC)[63]
- Fellow of the Royal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Canada (FRAIC)[64]
- Honorary board member, David Suzuki Foundation[65]
- Distinguished Fell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66]
- Resident member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4]
John Ralston Saul dedicated his polemic Voltaire's Bastards: The Dictatorship of Reason In The West to Strong.
论文
斯特朗的论文现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档案馆。
另见
吉姆·麦克尼尔
詹姆斯·威廉·麦克尼尔（James William MacNeill，OC，1928年4月22日-2016年3月5日）是一位加拿大顾问、环保主义者和国际公务员。[1]
他曾任巴黎经合组织环境事务主任（1978-1984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秘书长及其里程碑式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主要作者（1984-1987年）[2]，以及世界银行监察组成员兼主席（1997-2002年）。
他曾任里海发展咨询小组成员、沃尔沃基金会环境奖评审团成员[3][4]，以及包括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伍兹霍尔研究中心在内的多个机构的董事会成员。
背景
麦克尼尔出生于萨斯喀彻温省，1949年获得萨斯喀彻温大学物理学和数学理学学士学位，1958年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5]，1951年获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生文凭。
职业生涯
从瑞典研究生院毕业后，麦克尼尔于1952年在萨斯喀彻温省开始了他的公共服务生涯，在T. C. 道格拉斯内阁的经济咨询和规划委员会担任研究经济学家。1959年，他成为南萨斯喀彻温河流开发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负责协调该项目的电力、灌溉和其他方面。1964年，作为萨斯喀彻温省水资源委员会副主席兼执行主任，他的职责范围扩大到管理该省的所有水资源。
1965年至1976年间，他在加拿大政府担任过多个高级职位。他曾任当时新成立的加拿大能源、矿产和资源部政策和规划主任（1965-1968年），1968年任水和可再生资源代理助理副部长。1969年，他被任命为枢密院办公室宪法和环境特别顾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制定了政府在环境和宪法方面的基本立场，并撰写了他的第一本书《环境管理》。1971年，他加入当时新成立的加拿大环境部，担任政府间事务总干事，领导了加拿大为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所做的大部分实质性准备工作。1972年，他成为新成立的城市事务国务部助理部长，1974年，他担任该部的部长（或副部长），这是加拿大首次在国家层面干预城市增长和发展进程的尝试。 1975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驻华大使兼特命全权大使，负责加拿大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筹备1976年5月在温哥华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
1977年，吉姆·麦克尼尔转战国际舞台，在巴黎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事务主任七年。在OECD任职期间，他负责一项关于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项目。1984年，这项工作促使OECD发现“环境与经济可以相互促进”，这一理念此后逐渐成为主流。
1984年，他成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伦特兰委员会）成员兼秘书长。他是该委员会享誉全球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作者，该报告于1987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该报告制定了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议召开1992年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地球峰会）。1989年至1992年，他担任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的特别顾问。他还设立并主持了生态基金，为会议的筹备工作筹集专项资金。
1988年至2006年期间，麦克尼尔担任过多个加拿大和国际职位：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8-1993年）；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主席高级顾问（1992-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高级顾问（1994-1999年）。在此期间，他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工作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 1994年至1997年，他担任安大略水电公司（当时北美最大的电力公司）董事会成员。1990年，沃尔沃首席执行官佩尔·吉伦哈默邀请他协助设计沃尔沃基金会环境奖，并自此一直担任该奖项评审团成员（现任主席）。[3][4]
1994年，作为荷兰首相鲁德·吕贝尔斯的顾问，他促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荷兰政府的一项协议。
1994年，作为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的顾问，他促成了国际绿十字会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与地球理事会主席莫里斯·斯特朗达成协议，共同制定《地球宪章》。该宪章是一部道德原则准则，目前已得到全球8000多个组织、代表1亿多人的认可。1990年，他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三位创始成员之一，该研究所由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和曼尼托巴省省长加里·菲尔蒙发起，并于1994年至1999年期间担任主席。[6]
1997年，麦克尼尔成为世界银行独立监察小组成员，并于1999年担任该小组的全职主席。受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影响的人们可以向该小组提出申诉，要求对其政府和世界银行管理层的投诉进行调查。自200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里海开发咨询小组成员。该小组是由英国石油公司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John Browne）委托的独立机构，负责就1700公里（1100英里）长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的其他相关活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向布朗勋爵提供咨询。
与莫里斯·斯特朗的关系
2005年，《纽约太阳报》刊登头版特别版，报道了莫里斯·斯特朗卷入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的事件，并称吉姆·麦克尼尔是加拿大同胞莫里斯·斯特朗的亲密伙伴，麦克尼尔在联合国的职业生涯也受益于这段关系。
共同活动
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包括分享备受瞩目的奖项、担任同一家非营利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以及将麦克尼尔在美国筹集的数百万美元慈善资金转交给斯特朗在加拿大创建的组织。斯特朗协助撰写并提交了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后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并成为1992年地球峰会的基础。1992年，莫里斯·斯特朗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的身份创立了地球理事会基金会（现为地球理事会联盟），吉姆·麦克尼尔是首届董事会成员之一。[9]一份截至1993年10月31日的地球理事会基金会独立审计报告显示，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由麦克尼尔运营的慈善机构，名为“EcoFund '92”（现更名为美国地球理事会基金会），曾将其13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捐赠给莫里斯·斯特朗在加拿大的地球理事会基金会。该基金会并非慈善机构，而是一家非营利性公司。[10] 2002年，两人成为联合国烛光奖的唯一获奖者，该奖项由科菲·安南亲自颁发。[11]
自斯特朗于2005年因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离开联合国以来，两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
奖项
1983年，他荣获巴黎市银质奖章。
1984年，他荣获家乡萨斯喀彻温省最高成就奖。
1991年，他荣获气候研究所功绩奖。
1991年，他荣获瑞典国王颁发的WASA环境奖。
1994年，他荣获加拿大环境部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1995年，他被授予加拿大勋章官员称号。
2002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向麦克尼尔及其同事莫里斯·斯特朗颁发烛光奖，以表彰他们对联合国的杰出贡献以及在促进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11]
2006年，他荣获伊丽莎白·豪布环境外交奖。
荣誉
1988年，他被萨斯喀彻温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5]
1992年，他被麦吉尔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93年，他被滑铁卢大学授予荣誉环境研究博士学位。
1994年，他被湖首大学授予荣誉人文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