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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的沙河大学城里,有一块面积不小的农田,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景观中间,那一抹绿色显得格外突出。这块农田名叫“小王庄农场”,也称北京农机试验站,隶属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简称“农机院”)。它能在城市扩建中保留下来,要从在这里工作过二十余年的一对美国夫妇说起,他们就是两位著名的国际友人:阳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农机试验站(当时名为“沙河农机试验站”)附近王庄村的一些麦地被围起来,准备用于开发,遭到了阳早和寒春的强烈反对。经过商议,上级领导决定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并对农机院相关负责人约法三章:“第一,试验站的农田未经批准,不许改变用途;第二,以后试验站对外合作大项目,要和阳早、寒春商量;第三,试验站这块地要保住。”
阳早和寒春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为这个试验站的重点成果—中试奶牛场,是由他们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并建设的机械化养牛场,对于推进农业机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对美国夫妇来说,中试奶牛场只是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的一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这个东方国度以来,从延安到瓦窑堡,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陕西农村、再到北京城郊,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在踏实、朴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定地走在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长征路上。
阳早、寒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伉俪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书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讲述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一、阳早:追求平等的农场主
阳早于1918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从记事起就打着灯笼在牛棚里边帮着大人挤奶。阳早的父亲是被农场主收养的孤儿,年轻时当过煤矿矿工,参与过工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阳早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爱德娜独自一人抚养十个孩子,又恰逢大萧条时期,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阳早靠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最初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做农民,于是转入康奈尔农学院,并与寒春的哥哥韩丁成为室友。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苏联却是高歌猛进、蓬勃发展,这种鲜明的反差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阳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还有中间派,兄弟姐妹们经常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展开激烈讨论,争执不休。阳早站在左派一边,他从15岁开始就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对书中描述的苏联社会中“不允许高层干部获得高薪和特权”的内容很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阳早结识了他在政治上的启蒙者、韩丁的姐姐韩珍(Jean Hinton)。当时,韩珍受到身边左派人士的影响,对美国和世界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并热衷于宣传进步思想。她常常来找弟弟韩丁,给他和阳早带来华盛顿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进步书籍,其中就有埃德加 ·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让阳早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韩珍还将一些活跃的美国左派人士介绍给阳早,在他们的影响下,阳早产生了参加更大范围社会斗争的想法。
1946年,适逢联合国救济总署招募一批畜牧专家前往中国,可以提供路费和工资,阳早借这个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当时贫困、落后、饱受战乱与疾病侵蚀的旧中国。来到中国不久,阳早就离开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从北平飞到延安,那是内战爆发前飞往延安的最后几趟航班。一到延安,阳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巨大差别。这里虽然贫困,但没有乞讨、皮条客,也没有坐在豪华汽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虽然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拥有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阳早很快就被这种平等且充满热情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杨尚昆来看望阳早,随后安排他去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在这里阳早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农场的一些友人为他提的建议,为了纪念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的著名记者、中共党员羊枣。
不久,传来了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准备撤离、转战陕北。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撤退前接见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位外国友人,包括美国记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学者李敦白、马海德大夫以及阳早。当时,他们四人均要求与所在组织一起撤离,经过考虑,最后中央通过了三人的请求,让斯特朗回到国统区,希望她利用记者身份将解放区的真实消息带到世界各地。就这样,阳早回到光华农场,准备和同事们以及农场的一群荷兰奶牛从延安转移到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

幼时的阳早

阳早(右)和寒春在延安
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国民党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国民党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为了避开飞机大炮、电台测位仪,他们白天躲在窑洞、山沟里,晚上才能出动。一次,刚刚经过疲惫的夜间行军之后,同志们正在村里扎营,准备休息一下。但侦察兵的警报紧跟着传来,全体人员必须立刻打包撤离。阳早和几位同志在撤离队伍后面负责赶驴,但是在过河的时候,一头驴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发了疯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驮着的补给包裹甩在河里。阳早见状立刻潜入水中,不顾安危地拼命捞取包裹。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农场的其他同志,从此以后大家对阳早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更加信任,关系也更加亲密了。在六个月里,阳早一行人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还要随时与国民党军周旋。阳早由于食物缺乏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还是顽强地跟着队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这段经历让阳早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亲眼看到陕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幸经历了西北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亲见了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确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①从此阳早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他最终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地奉献终生。
二、寒春:寻找方向的核物理学家
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别,她出身知识阶层,家族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尔代数的提出者乔治 · 布尔和著名小说《牛虻》的作者艾捷尔 · 丽莲 · 伏尼契。寒春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她的母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掘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寒春在母亲的培养下形成了自信、乐观、独立的个性,而且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动手。中国媒体往往形容寒春初来中国时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其实并不恰当。寒春最喜欢的恰恰就是经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她对这种挑战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充满了热情。寒春在美国时,经常连续几星期在森林公园野营,需要自己搭帐篷、寻找食物和水源。所以当她来到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时,并没有受到艰苦条件的影响,反而找到了能激发自己兴趣与激情的事业。对于寒春来说,在中国从事农机具的工作和在美国研究核物理没有太大差别,两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领域创造新的东西。
寒春母亲创办的著名私立寄宿高中 The Putney School(寒春也毕业于此)位于美丽的佛蒙特州乡间,目前每年学费73000美元,也有中国孩子入读
看情形这里会出现新的寒早么?
新视频校园之旅 细说种种独特
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爆炸的两枚原子弹为二战画上了休止符,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浩劫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无数人的命运因它而发生难以预料的转变,寒春就是其中之一。而寒春与原子弹的密切关联以及最后出人意料的人生转折,让她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并且更加耐人寻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寒春入选曼哈顿计划,前往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寒春协助美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 · 费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铀的临界质量的测量工作,这是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曼哈顿计划完成后,寒春接受费米的邀请进入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边云集了诸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文 · 张伯伦、“氢弹之父”爱德华 · 泰勒等核物理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同学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这些未来的学术明星。可以预见,如果寒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的科研事业前途无量。

年轻时的寒春
但当核武器首次用于军事活动并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时,寒春开始意识到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她积极加入科学家对军方的抗议之中,参与了旨在争取平民对原子能控制权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并跟随协会到华盛顿进行宣传、游说。但是这些社会活动收效甚微,而且寒春发觉核物理领域越来越封闭,她申请的奖学金以及实验所必需的某些试剂都来自军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实验物理的成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进一步改进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寒春献身纯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灭,她深受打击,同时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还能做什么。此时,在中国革命中干得热火朝天的阳早频频来信,反复劝她来中国、来延安看看,信中描绘的另一个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韩丁的帮助下,寒春向宋庆龄主管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申请物理教师的职位。拿到录用函之后,她很快申请了护照准备远行。寒春将自己去中国的决定首先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一阵子寒春向他学习中文,她学会的第一句是“这是一支铅笔”。后来寒春曾给杨振宁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还记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现在我在教我的孩子们第一句英文”②。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8年,寒春在旧金山搭乘“戈登将军”号客轮前往中国,经过18天的漂泊到达上海。那时,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日渐明朗,中国即将正式开启新的历史篇章,刚刚落脚中国的美国人寒春也从此开始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三、扎根中国的革命伉俪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内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彼此隔绝,前往延安十分困难。寒春在中国的第一年是在漫长的等待和反复失败的尝试中度过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围已经解放,国共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最后的协商。恰好此时一群燕京大学的学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园,寒春就趁机混在燕大师生的队伍中走出了城门。这时,她才第一次进入解放区,也见到了解放军的风采,这令寒春格外激动。但是出城之后,寒春还是没机会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这一出一进之间,老北平已经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了。后来寒春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城门敞开着,解放军正在进城,我便跟着队伍走。人们向队伍抛撒糖果,每个人都在鼓掌和欢呼,我被看作解放区来的一员而受到隆重的欢迎!”③
北平解放后不久,寒春被告知自己终于可以去延安了。她十分兴奋,以至于当即在床上翻了个跟头。很快,组织安排两名战士开着卡车护送寒春去延安,经过漫长、颠簸的旅途,她来到了心心念念、近乎神话般的延安。和阳早一样,寒春也被延安火热的革命氛围与人们团结乐观的精神面貌所震撼。她回忆说:“每个人都在为共同的目的而工作,我融入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事业之中,作为全世界普通大众中的一员,我像回到了家一样,那是一种享受,十分神奇。我自言自语道:‘老天,这就对了!’”④

阳早(左)与寒春(中)在延安
得知寒春来到延安的消息,当时在瓦窑堡铁厂工作的阳早立刻赶来与寒春相见。一别三年,重逢之后两人甚是激动。有些男孩子气的寒春一上来就照着阳早的胳膊来了一记重拳,而熟知她这般爽朗个性的阳早也当即笑着回了一拳。对革命的热情、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让两个人的命运从此汇入了同一条河流,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迅速开花结果。当时,整个边区政府都对他们二人寄予厚望,期待着这对进步的、要求革命的外国青年能够立即在延安窑洞结成伉俪,缔结百年之好。在众人的关注下,领导询问他们二人是否愿意马上结婚,阳早很痛快地答应了,寒春还稍有犹豫。但在浓厚的革命氛围中、在同志们的热切期待下,寒春不忍心让大家失望,也很快同意了。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身为农场主的阳早和作为核物理学家的寒春或许不会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是对中国革命理想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坚定的信念,两人大概也很难携手共度后半生的风风雨雨。阳早与寒春夫妇的爱情不仅是彼此心仪的男女双方的结合,更是充满革命热情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结合。这一点从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赠给他们夫妇的锦旗中有直接的体现,锦旗上写着:“正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欣逢你俩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圣地—延安结婚,我们相信你俩今后在争取世界和平与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会发挥更多更大的力量。谨以革命的热忱,祝你俩的幸福和成功。”⑤
四、三边农场:草原上的革命岁月
新婚后,阳早、寒春被安排到瓦窑堡农具厂从事农机具的设计和制造,夫妇二人都遇到不小的挑战。阳早原本是学畜牧养牛的,对机械制造并不了解;寒春虽然动手能力很强,但从核物理实验转到农机具改造,对她来说也是很大的考验。由于条件极差和经验不足,这一时期的尝试大多失败了。寒春为农场设计了一个风车,但是后来被大风吹爆了。阳早参考美国农场的经验制造了一个四轮马车,但是当地山路狭窄,大型马车并无用武之地。
在瓦窑堡工作近五个月后,农具厂就被废弃了。阳早、寒春受命到西北部建设新的农场。他们从延安走到内蒙古,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来到一望无际的内蒙古草原。1949年9月,他们到达了农场新址城川,这里是中共在内蒙古地区开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位于陕西、宁夏、内蒙古交界处,新农场也据此取名为“三边农场”。不久,新中国宣布成立,举国欢庆。但是由于城川信息闭塞,20天后,当地人民才通过拉货驴车带回的报纸得知这一喜讯,整个城川都沸腾了。
在三边农场时,阳早担任副场长,负责整理文件、处理管理上的问题。他凭借着丰富的畜牧经验在农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农场面临饲料不足的难题,阳早抓住时机带领员工大量种植玉米和新品种牧草,待秋天收获之后为过冬储存饲料,大大缓解了奶牛冬季饲料不足的难题。寒春在农场担任技术员,负责奶酪和酸奶生产。一开始,她按照美国的经验制作,但都失败了。后来,她想到向自己的蒙古族邻居请教。一位名叫嘎拉的当地妇女不仅热心地教给她奶油的制作技巧,还在休息时间拉着寒春切磋摔跤技术。几次交往下来,嘎拉成了寒春生活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三十多年后,阳早、寒春回到三边农场,与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寒春和嘎拉又比试了摔跤。在聚餐上,寒春还唱起了老歌,歌词颇具时代特色:“我们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原子炸弹落下来,我说是大西瓜。”
1952年,怀有身孕的寒春前往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待产。宋庆龄获知消息后,邀请她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寒春欣然应邀并加入美国代表团。会议期间,她还公开发表了一段演讲,结合自己参与核物理研究的经历,提出科学家必须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演讲中,她这样说道:“我很惭愧地承认,广岛和长崎恐怖的爆炸将我震出了这个自我满足的象牙塔,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纯粹的科学’这样的东西;科学的意义只在于其能够服务于人类……我将和所有那些拒绝加入这一致命工作的人们一道,并在此号召,让我们加倍努力,迫使禁止原子弹、细菌战以及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⑥
寒春诚恳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这个消息也传到了美国,一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是“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由于寒春的特殊身份,当局认为她有叛国嫌疑,美国的《真相》杂志甚至称她为“逃走的原子间谍”,还对她在美国的家人、朋友进行调查甚至跟踪。而在大洋彼岸的新中国,“间谍”寒春对这一风波毫不知情,在生下大儿子阳和平之后,她就返回陕北准备继续投入工作中了。
五、 草滩农场:农机械改革初尝试
20世纪50年代,由于新中国建设的重心逐渐转向了城市,需要大力发展郊区农业以供城市所需。上级决定将阳早、寒春调往西安东郊的闫庄奶牛场,保证西安城市的牛奶供应。
1953年4月底,阳早结束了三边农场的工作,告别内蒙古草原上的朋友们,乘火车前来与暂住在西安的寒春母子相聚,已经六个月大的小阳和平这才第一次见到了“姗姗来迟”的父亲。阳早、寒春一家人团聚之后,立即前往闫庄奶牛场。之后的十几年间他们都扎根于此,二儿子阳建平和小女儿阳及平也先后出生。在那个物质贫乏、条件简陋的年代,他们始终和当地的普通农民一同生活、一同劳动,坚持和最基层的中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闫庄奶牛场,阳早担任副场长,寒春担任技术员。由于奶牛场负责为整个西安市供奶,所以在管理和壮大农场方面,阳早的工作负担更重了。他和其他几位领导成员共同筹划开辟新的农场,从考察场址到设计和建造牛舍,各项工作都亲力亲为。新的农场取名为“草滩农场”,耗时三年才最终建成。这期间,阳早既要参与闫庄奶牛场的管理,又要跟进草滩农场的建设,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两头奔波。
草滩农场时期,是阳早、寒春最早尝试农业机械化改革的阶段,作为技术员的寒春更是全身心专注于技术创新。在闫庄奶牛场时,寒春和一位铁匠合作,设计并制造出了牛奶高温消毒杀菌的装置。这是寒春第一次设计奶牛场设备,也是她今后几十年设计奶牛场全套设备的开端。她还利用美军在西安遗留的一台冰箱,配上马达带动压缩机,使得牛奶在热交换以后有可能保持低温,加上冷藏设备,可保质运送到西安市。在与中国农民合作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寒春深深感受到基层群众的智慧,体会到了知识与智慧相结合并涌现出无穷创造力的快乐,这正是她理想的生活状态。
1954年初,农场派阳早等人去外地参观学习。这期间,正赶上苏联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北京召开,阳早在展览上发现了一台小型饲料铡草机,他认为这台机器对提高农场效率很有帮助,就专程拜访农业部副部长,请求将铡草机运回草滩农场。寒春和其他技术人员经过一番尝试,使得机器顺利开始运转,饲料经传送带被送进机器,刀片自动将它们切碎,然后直接运到堆积饲料的坑里。这是当时中国较早的一台饲料铡草机,机器和人工的鲜明差别让全农场都为之振奋。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铡草机频频出现故障,寒春就和几位修理工一起着手改进机器。后来,她在西安市图书馆找到了这台铡草机的俄文设计书的中译本,结合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机器的设计问题。这让她感到格外骄傲,“天啊,我不仅能制造它,还能改进它。从一个核物理科学家,到农业机械使用、修理、设计、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的转变,是理论结合实践,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⑦。
1962年的一天,寒春惊喜地接到了母亲卡玛丽塔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当时,卡玛丽塔正随团到苏联旅行,她希望能来中国一趟,看望寒春一家。自1948年乘船离开美国以来,寒春和阳早一起全情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彻底告别了在美国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由于当时交通通信技术的限制,寒春极少与美国的亲戚朋友联系,包括将她养育成人的母亲也完全淡出了她的生活。突然得知卡玛丽塔要来中国的消息,寒春既激动又纠结,激动的是可以见到阔别十多年的母亲,而纠结的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美国人想进入中国还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寒春发电报向宋庆龄寻求帮助,宋庆龄马上联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经使馆工作人员安排,卡玛丽塔顺利来到了中国。卡玛丽塔来华期间,经组织安排,寒春陪着母亲到各地游览。她们去了上海、武汉、南昌等地,参观了很多革命纪念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邀请卡玛丽塔来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周恩来对于她不顾美国禁令、冒险来到中国给予高度赞赏。

阳早、寒春一家在草滩农场

阳早、寒春一家和寒春的母亲卡玛丽塔合影
卡玛丽塔的首次中国之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和诸多启发。1971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周总理在接见韩丁、寒春兄妹时,建议请卡玛丽塔组织10多名20岁左右的美国青年,来中国作一次工作、学习的旅行。卡玛丽塔欣然应邀,当年就带着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前来中国访问。他们在最具先进模范性的大寨地区进行劳动,还由劳动模范陈永贵为他们讲解“大寨精神”。那时,卡玛丽塔患有高血压,从大寨回到北京之后,病情逐渐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她一度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悲观,甚至对寒春说:“我的一生美好而漫长,可能已经到头了。”⑧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派多地专家组成医疗队,对卡玛丽塔进行治疗,终于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寒春与阳早深受感动,回忆起往事时曾动情地说:“我们在周恩来总理那里感受到的是温暖,是坚持原则。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是完全忠诚的,没有个人利益,是全心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⑨
六、从农村到城市:与“特殊待遇”的抗争
1959年夏天,林伯渠曾到草滩农场视察。当年阳早、寒春在延安喜结连理之时,林伯渠时任边区政府主席。正是经他安排,大家用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轿车将这对进步洋青年拉到几米外的“洞房”,共同见证了他们的结合。十年时间过去,林伯渠面前的阳早、寒春已经完全融入了中国的基层乡村,操着一口西洋陕西方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忙得热火朝天。当他看到这一家五口人连同保姆挤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时,立即指示草滩农场领导要照顾好国际友人。于是,农场给阳早、寒春一家盖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新房,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还有一条走廊。阳早和寒春都反对搬进新房。经农场领导耐心劝说之后,这对固执的夫妇才不情不愿地同意搬家。
1966年,北京方面又有官员来看望阳早与寒春,这次是为了请他们去北京做英文译校工作。连搬新房都百般不乐意的阳早、寒春,自然更不愿意离开农场到城市生活,他们当即拒绝了这一请求。
然而无奈组织上再三要求,最后他们只能服从安排。大儿子阳和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就哭了,他之前曾在北京上过一年小学,与自由自在的农村相比,城市的生活单调乏味。他已经把农场当作自己的家乡,对那里充满了依恋。
阳早与寒春勉强答应了调往北京的安排,但临行前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住友谊宾馆,要和工作单位的同事住在一起;二是孩子们要在普通学校和中国的孩子们一起上学。负责人员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然而等阳早、寒春一家搬来北京后发现,负责同志为他们安排了比友谊宾馆更高档的新侨饭店,那里居住的都是来华的外国人。阳早、寒春上下班均有豪车接送,他们有独立的办公室和特殊的薪资待遇,完全和普通职工分开,成为特殊阶层。这种安排让两人几近崩溃。阳早曾痛苦地说:“我到中国20年了,一直在群众中工作和生活,到北京后却被排除在群众之外……我们非常难受,快要疯了!”⑩
回想早年在瓦窑堡、在三边农场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缺衣少食自不必说,与老鼠、虱子的“斗争”也是家常便饭。但阳早、寒春却毫不在意,甚至乐在其中。寒春为学会抓虱子而感到十分兴奋,称“找到虱子是个绝妙的享受”。阳早制作过一个简易的捕鼠器,有力回击了老鼠的入侵。夫妇俩还很有生活情趣,阳早32岁生日时,寒春用泥土精心做了一个蛋糕送给他。在革命的理想和热情面前,物质的匮乏和环境的艰苦显得微不足道。事实上,但凡阳早、寒春有一丝在意物质环境和生活水平,他们也就不会选择留在中国了,毕竟在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高级的新侨饭店也不过相当于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这两位国际主义战士不是来享受生活的,而是要投身革命,追求平等、独立和自由的。他们的大儿子阳和平曾在采访中说过:“很多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做出什么牺牲之类的东西,人们都不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做了牺牲,他们到中国来是获得解放了。”
但搬到北京之后,“不理解”他们的中国人用特殊待遇将他们完全束缚住了。更糟糕的是,孩子们的情况又加重了阳早、寒春的痛苦。他们的第二个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二儿子建平和小女儿及平被送入一所外交官和高级干部子弟较多的寄宿学校,学习负担很重,没有游戏的时间,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在农村的泥巴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孩子自然无法适应这种死板严肃的城市教育,及平甚至由于精神过度焦虑而性情大变。在一位儿童医院大夫的建议下,阳早、寒春带着小女儿到北京附近的一个公社住了一段时间,及平的心理状况才慢慢恢复。
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令阳早和寒春十分难受,而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阳早和寒春受到启发,也想通过大字报来表达自己目前的困扰,与他们二人深有同感的韩丁妻子史克和美国老乡安 · 汤珊一同参与进来。四人先给国家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转抄成大字报贴在友谊宾馆门外。当时,全国都在抄大字报、贴大字报、看大字报,大字报成了消息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当几个外国人写的大字报传出来后,人们觉得很意外,都愿意抄。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阳早、寒春等人的大字报很快传遍全中国。这份大字报也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其中的内容表示赞同,并给出批语:“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这样一来,阳早和寒春就从特殊待遇中“解放”出来了。
1972年,外交部长黄华受周总理委托看望阳早与寒春,询问他们的工作意愿,他们强烈要求回到生产劳动第一线,特别是希望继续从事奶牛事业。不久,组织安排他们从文化部门调回农业部门,在北京南郊的红星公社从事科研工作。阳早担任北方乳品厂革委会副主任,寒春担任技师。夫妇二人原本想去大西北,结果还是没能远离城市,阳早有些失望且夸张地形容红星公社“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抛掷一块石头那么远” 。但是总算回归了生产一线,他们又一头扎进农具改进和技术革新之中,在公社积极推广在草滩农场时期设计的铡草机,还研制了牵引式青饲收割机和挤奶机。
他们的三个孩子则相继离开,由于好奇“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先后去了美国。老二建平选择留在美国,把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小女儿及平则与丈夫定居法国。老大阳和平在中美之间往返三十多年,但始终感到不能完全适应美国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在美国的感受“像看电影一样,我不过是个银幕外的观众而已” 。父亲阳早去世后,阳和平决定落叶归根,回到中国陪伴母亲。
1972年还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即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之后,中美关系快速升温,两国开始频繁的交流活动以促进彼此了解与互信。1975年,阳早应时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韩丁之邀去美国做巡回演讲,他在六周之内访问了25个城市,出席讲座并接受采访,获得很大的成功。两年后,寒春也受邀赴美。在这次“旋风之旅”中,她在53个城市发表了250多场演说,还与杨振宁、李政道等昔日好友重聚。
七、红星公社:农机械改革之再次出发
改革开放后,阳早与寒春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曾到他们家中吃饺子,中共中央委员王震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阳早、寒春一家。1979年,农机部聘请寒春、阳早为顾问。此后,他们又相继收到机械工业部、国家机械委、机械电子工业部的聘书。
进入80年代,寒春与阳早在农业机械化改革方面又取得了诸多成果。1980年,他们在北京南郊德茂牛场试制了管道挤奶设备,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接着,他们又在西安草滩农场“牧三”队开展了鱼骨式挤奶台的技术改造。这两项技术改造,为进一步试制成套设备奠定了基础。1982年,在寒春、阳早的积极建言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和机械部下达了“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科研课题。该项目由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课题组,寒春与阳早担任组长。经过五年的辛勤工作,一系列显著成果问世,包括可移动式犊牛栏、卧式直接冷却奶罐(系列)、户外井式地热保温饮水器等,将中国奶牛场设计和成套设备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寒春、阳早将项目成果在西安草滩农场“牧六”队首先进行推广。从勘查、基建到设备安装、试运转,他们全程跟进奶牛场的设计和建设过程,最终落成的中国农机院沙河试验站奶牛场(简称“中试奶牛场”)得到外国专家的高度肯定,认为“无论是设计还是质量都非常出色,管理上稍作改进就可生产出世界水平的牛奶”,这也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座机械化奶牛场。

阳早与寒春在沙河的家中

阳早与寒春在中试奶牛场
在寒春、阳早的精心努力下,中试奶牛场成为国内现代机械化奶牛场的典范。奶牛场以优质、纯净的奶源和高产、低耗的奶牛闻名全国,“卡夫”及“三元”乳制品厂都曾以较高的价格收购试验站的牛奶。全国各地来中试奶牛场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寒春、阳早热情细致地讲解,无偿提供设计图样、资料和零部件。他们实打实地希望这套先进实用的设备在国内得到推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让广大中国人民喝上新鲜、优质的牛奶,至于自己是否能从中获取名利这些问题,他们却毫不在意。除了技术革新,在奶牛场经营方面他们也积累了诸多经验。阳早认为搞机械化农场,不仅要效率高、产量高,而且还要效益高,如果不挣钱就没有推广价值。在他的领导下,中试奶牛场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利颇丰。除了作为主业的牛奶,中试奶牛场还利用有机肥种植无公害、无污染的水果及蔬菜。
80年代中后期,寒春与阳早又着手进行奶牛牛群的品质改良。他们参照北美的经验,认为进口高等级优质公牛精液和优质母牛胚胎,繁殖出中国自主的优质公牛、母牛谱系,是“多、快、好、省”改良中国奶牛牛群品质的最佳选择。他们密切关注北美选拔出来的最优质的公牛和母牛,不惜自己花大价钱购买精液和胚胎。这种自掏腰包为国家购置先进装备的事情他们做过很多次了。之前,阳早想用四年积蓄两万美元买挤奶自动计量装置,钱不够,便卖了一块工艺毯换美元。他说:“用中国给我的钱给中国买东西,应该的。” 在寒春与阳早的推动下,中试奶牛场通过胚胎移植改良牛群,培育出一批批优质公牛和母牛,显著提高了牛奶产量和质量。中试奶牛场的公牛是全国许多公牛站养殖公牛的首选,母牛和胚胎则被大量提供给其他奶牛场改良牛群,或用于高校的科研项目。
八、不忘初心:革命本色始终如一
阳早、寒春对革命的忠诚和热情贯穿在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两位“老革命”依然坚持延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态度是:能住就行、能用就行、能步行骑车就不坐小轿车。多年来,两人一直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服,住在办公室兼卧室的老旧平房里,用的都是硬板床、旧家具。组织上想帮忙重新装修房屋,他们一直不同意。直到房顶漏雨、电线漏电起火,才勉强同意大修。在吃饭方面,他们也非常简单:菜是自己种的,早晚玉米粥、烤馒头片抹芝麻酱。一次,曾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宴请他们,阳早看到宴席上丰盛的菜肴转身就走,王震赶忙命人换上豆腐白菜,这段“罢宴”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和他们一起出国考察的技术人员曾回忆,阳早、寒春在考察团开支方面极度节俭,有制装费却不做衣服,有住宿伙食费却不住宾馆,带着考察团成员到他们的朋友家免费吃住,或在公园住一晚上1美元的帐篷。省下的钱除了用来买机械零部件,其余全部上交国家。
阳早、寒春还格外重视与人民群众保持最紧密的联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和普通农民共同劳动、生活的他们,对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有着最深的感触和敬意。寒春晚年回忆自己在农场工作的几十年经历时,曾表示,自己在和群众相处的过程中慢慢认识到,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靠群众的力量,群众有智有才,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和蒙古族妇女学习制作奶酪,在草滩农场和农民学习养鸭子,与普通工匠合作改进农机具,这些经历让寒春放下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骄傲,真正地融入人民群众中,相互学习、互相启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解决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工作中,他们更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凭借这些可贵的品质打动并感染了很多人。阳早与寒春的一位同事曾回忆:“老阳老寒要求我在工作中要认真,要实话实说。有一次收割青贮,老阳发现收割机没有磨刀,很严肃地批评我,使我意识到每一个小细节都可能会影响牛的产奶量。老阳每天到地里观察青饲生长情况,确定最佳收割日期。” 在打造中试奶牛场的过程中,寒春与阳早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还为农场的每一头牛都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其图案、谱系、胎次信息都清晰详尽。寒春设计的描述胚胎生长发育情况的表格令农业科学院畜牧所的朱教授惊叹不已:“胚胎的状态如此一目了然!我们研究胚胎移植多年,没有想到设计这样好的表格。” 在场的中国农机院党委书记李伟民说:“老寒就是这样,要么不做,要做就最佳。”
2003年12月25日,阳早在北京病故,享年85岁。他生前表示,“一、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二、捐献遗体;三、用最简单最省事的方式处理骨灰;四、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一生”。遵循他的遗愿,寒春让工作人员买了最便宜的骨灰盒子,把部分骨灰埋在位于北京北郊的中国农机院沙河中试奶牛场的草地下面。
2010年6月8日,寒春离世。国家外国专家局张建国同志在追思会上表示:“寒春同志立志为全人类的事业奋斗一生,她忘我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由于阳早、寒春把陕北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的孩子后来将夫妻二人的骨灰撒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广袤草原上,以纪念那段革命热情如火的峥嵘岁月。
如今,新中国已走过七十余年的征程。遥想当初,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曾吸引不少国际友人来到中国这片热土,他们追求进步、平等,有志于为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贡献力量。时移世易,大多数人只是短暂地同中国革命同行了一程,最终选择留下来的外国专家甚至不到十人,阳早、寒春夫妇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两位。
阳早、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曾这样说过:“我父母把自己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因而,他们是最幸福的人,我们庆贺他们的一生。”
(撰文:马遥)
注释
①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②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页。
③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
④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⑤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⑥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页。
⑦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页。
⑧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页。
⑨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95页。
⑩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页。
⑪ 观察者网:《阳和平走进人民网,谈父母阳早寒春的红色情怀》,http://www.guancha.cn/Education/2011—12—02—62545.shtml.
⑫ 青岛新闻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人》,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19—08/11/content.8115411.htm.
⑬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96页。
⑭ 彭丹:《阳和平:长在红旗下的美国人》,文汇客户端,2019年10月13日,网页链接: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10/13/294379.html.
⑮ 缪平均:《白求恩式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寒春夫妇的感人故事》,《档案天地》2013年第2期,第23页。
⑯ 晓缘:《美丽人生:记阳早、寒春的养牛情结》,《农业机械》2004年第6期,第70—72页。
⑰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页。
⑱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25页。
⑲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
⑳ 阳和平、李维民:《寒春阳早画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
本文摘自《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被卷入疯狂旋涡的外国“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篇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有关领导人的大字报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36-199606027.pdf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202.htm中,高度评价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此“样板”的启示下,一时间大字报在全国铺天盖地般涌现出来。写大字报的人们,当然并非都是像聂元梓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也并非都能像聂元梓那样得到来自中共高层的鼓励和支持。不少大字报作者是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响应毛泽东“反修防修”、“保卫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号召而“拿起笔作刀枪”的。
当时,有许多外国专家在北京的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外文局、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一些大专院校、科研、出版部门工作。这时,外国专家们也纷纷提笔写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字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四个外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斯合写的一张[1],后来被誉为“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写于1966年8月31日,即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那天。在1967年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曾有一篇题为“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成长──访问一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女专家”的报导,谈到了美国女专家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参加写作这张大字报的经过:“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寒春同志和她的全家人都强烈地要求参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八月底,她和她的爱人,还有另外两位美国朋友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了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
但是,此报导只摘引了这张大字报中的几句表态性的话,而没有介绍大字报的具体内容。不仅今天的人们,就连当时的许多“文革”亲历者也只知有其事而并不了解这张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几位外国专家仅仅是表达了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对“文革”的拥护,那显然太一般了,不足以被称为“马列主义大字报”。
现将这张大字报全文转引如下:
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因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上报到最高层。9月8日,毛泽东作了批示。不过当时有关部门并未向外国专家们传达这个“最高指示”。据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1967年4月19日在中国矿业学院“东方红”召开的批判《修养》(即刘少奇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会上发言“揭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外办和外国专家局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 但是,毛泽东这个批示仍然不胫而走,并被红卫兵、造反派录入当时编印的各种“文革大事记”。当时在外文出版社和《中国建设》杂志工作的著名专家爱泼斯坦(从小在中国天津长大的波兰籍美国记者,“文革”前已取得中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共,但仍被红卫兵们视为“外国朋友”),在1967年的一次“批判大会”上向群众公布了毛泽东的批示内容:“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
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美国农业机械专家寒春,后来在一次揭发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谈到他们获悉毛泽东批示后的心情时说:“现在,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没有框框,他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者。他无限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只用了几个字就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分裂世界无产阶级的阴谋诡计砸得稀巴烂!我们摆脱了枷锁!大门向我们敞开了!现在靠我们自己去学游泳了!”[3]
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大字报,仍然不能不承认,除去其中个别的“文革”词语外,大字报表现出的是外国专家们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这正如当时在外文编译局工作的法国专家戴妮丝·李─勒布雷顿在其回忆录《爱是不会凋谢的》一书中谈及她的“文革”经历时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从无恶意,一直为寻求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努力。假如说我们有时在某些方面搞错的话,也是和许多无辜的人一样,因为不了解情况,过于天真。”[4] 此话确实朴素而真切地概括了当时许多狂热投身“文革”的人们的特点。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中阳早和寒春夫妇最有名。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特或希德·恩格斯特)是美国农学家,1946年28岁时到中国,希望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他在延安进入中共创办的最早的农场工作,寒春(原名琼·韩丁)是其好友的妹妹,原在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后在芝加哥核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与杨振宁在同一研究小组。她为了爱情和理想,放弃了在美国的条件优厚而大有前途的工作,于1948年初来到内战炮火中的中国,次年春在贫寒的延安窑洞里与阳早结婚。此后,夫妻俩从延安到“三边”,从陕北黄土高原到内蒙草原,从西安草滩到北京郊区,为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发展畜牧业兢兢业业工作(1987年中国政府为表彰他俩在中国连续工作40年,向他们颁发了《国际科技合作奖》)。从他们的经历可知,他们属于那种如今已十分罕见的理想主义者。
在1967年一次批判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寒春谈到了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背景: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有了特殊化的待遇;生活上与中国民众拉大了距离,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为他们规定了一整套的特殊待遇;而最使他们难于容忍的则是政治待遇的变化,“政治待遇上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不许我们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旅行变得越来越受限制”,同中国工人甚至干部的关系也疏远了。1966年5月他们被调到北京后,情况更为严重,“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除了乘汽车外,我们不能到任何地方去”;他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以缩小与中国同事的差别,“费了老大的劲儿,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关在住宿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坐小汽车外不许上街,不许去公园玩。他们9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变得对什么外国东西都憎恨,还对他们大骂:“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5]......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谈到给外国专家的这种待遇是错误的和有害的。“7月17日晚上有位副局长来看我们。虽然他的态度很热情,可是他对我们提出的为什么外国人硬被推向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给予满意的答复。……解释了半天,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儿‘安全’。”这两位外国专家感到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压迫”是不能容忍的,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他们自然将这些问题联想成了是有人“明目张胆地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于是,在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受到鼓舞,便写出了那张大字报。[6] 据寒春说,大字报的另一位作者史克在文革前有一次因病住院需要动手术,外语学院一位认识史克已14年的领导听说了,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史克没法在电话里说清楚,就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谁知当她出院后,那位领导却对她说:“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寒春认为,这说明干部“竟然害怕收到外国人的信”。[7]
当时寒春“揭发”的这些情况,除去生活待遇的特殊化既有体制弊端上的原因,也有照顾外国专家生活习惯的考虑,而所谓的“政治压迫”问题,实际上正是他们所景仰的毛泽东日益强调阶级斗争、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而派生出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并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而这些左倾的外国专家并不能认识到这点。法国专家戴妮丝在回忆中说:她当时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她认为“他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8] 英籍作家韩素英在回忆“文革”的《再生凤凰》一书中也谈到,“毛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9] 当她在“文革”初期见到周恩来与康生、陈伯达等人一起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时:“我心里不禁愣了一下。……周恩来与他们在一起。不知为什么,因为周出来接见我们,因为我信任他,我就认为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也必然是好人。”[10]


当时许多外国专家都写了“革命的大字报”。[11] 例如,北京白求恩医院英国骨科专家洪若诗开了一个通宵的家庭会议,“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决心起来造反,同中国同志一起造修正主义的反。于是,他们打破思想上的顾虑,写了一张全家署名的大字报……”。[12] 在新华社工作的比利时专家邱亨利说,他在1966年9月初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和中国同志一齐学习、并肩战斗。[13]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加入中国国籍但享受外国专家待遇的美裔专家沙博里(沙博理(原名:Sidney Shapiro;1915年12月23日—2014年10月18日),其中文名取“博学明理”之意,中国籍犹太人,翻译家,1915年12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 ,直到1984年仍维持着当年对“文革”的认识:“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的某些领域中,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和方法滋长起来。这种现象有多大代表性,有多么广泛,我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显然认为形势是非常严重的。”[14]
正是基于类似认识,为支持中国革命而来华的外国专家们纷纷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戴妮丝回忆说:“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这位在1936年就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五十年代初随同丈夫来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国共产党员,也为了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作出了两点“牺牲”:“我的第一个‘牺牲’是向我所在的法共支部提出退党申请。这个行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身处异国,我不能与我所在的党共同战斗,但是,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个党过于听命于苏联,过多地指责中国。……总之,太‘修’了。这可能是个有意义的行动,我申请加入了一个年轻的法共(马列)。不管怎样,我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过去,有些(法共)同志对我很信任,我也以自己的忠诚引以为荣。可今后他们就会把我当成叛徒。‘叛徒’,我反复掂量着这个字眼,感到剌痛。我做出的第二个‘牺牲’相对来说容易些,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我要求降低工资,以求接近中国同志,特别是那些即将去农村的同志。”[15]
在当时外国专家所写的大字报中,还有另一张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和批示。那是在群众性的造反、夺权浪潮已经席卷全中国大陆的1967年初,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举行群众集会,由群众(大多不是中共党员)来通过决定开除某个“走资派”的中共党籍。造反派中刮起了动辄打、砸、抢的歪风,甚至还有人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口号。在西安外语学院工作的外国专家大卫·库普于1967年3月10日写了一张大字报,认为西安正受着“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由群众大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是“全民党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抢”问题需要注意,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要把那些存心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实现群众、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西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将这张大字报的抄件转给了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又批送文革小组阅,周恩来对此件的批示是:“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16] 不过,这张大字报的影响远不如“外国专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大,因为此时继“一月革命”之后遍布全国的群众“造反”行动正进入新的高潮,而“文革”领导者和“造反派”都不愿意对这种规范和限制群众运动的观点作过多宣传。
外国的“红卫兵”和中国的外国人“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们急欲将造反之火燃向全世界,“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遍全球”、“解放世界上占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当时在北京有学生打出了“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的旗号;每天都有很多红卫兵跑到外交部催促成立国际红卫兵,有的年轻人还激烈地提出,若不尽快成立国际红卫兵,就会给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造成损失,就是犯罪。一些外国留学生还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提出,要回国去组织红卫兵,但受到陈毅的劝阻。
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墨西哥等国也出现了“红卫兵”,当然马上就被取缔。但也有个别当时未遭取缔的,如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办起了机关报《红卫兵》报,热情歌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7];丹麦一位共产党员所组织的“红卫兵”直到1967年8月还宣称,要在丹麦贴出更多的大字报。[18] 此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分裂出了“造反派”,以“××共产党(左派)”、“××共产党(马列)”之类的名义另立山头,宣布与原所属的“修正主义党”决裂。比如,从1966年9月起,日本共产党的一些基层组织受到中国“文革”的影响,在山口、佐贺、爱知、福冈、兵库等县建立了日共县委“革命左派”,对日共中央“造反”。日共中央认为,这是中共插手其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的分裂,于是在1967年8月召回其驻中国代表砂间一良和日共中央《赤旗报》驻北京记者绀野纯一,两党关系彻底断绝。[19] 此后日共即被中共称为“日修”或“宫本修正主义集团”。
不过,中外红卫兵们想把“文革”造反之火燃遍全世界的天真意图并未实现。真正经历过象中国红卫兵那样对“走资派造反”的外国人,只是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专家。在毛泽东为阳早等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四天之后,定居北京的81岁高龄的著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接受了红卫兵赠送给她的袖章,成为一名“名誉红卫兵”──她可能要算是外国专家中第一个“参加了组织”的“造反派”,不过她的参加只是象征性的。1966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一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照片的同时,发表了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斯特朗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的照片。由于斯特朗支持“文革”,她在为美国的21,000个读者订户撰写的《中国通讯》(又译作《中国来信》或《北京来信》)中,曾热情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歌颂那些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在北京的外国专家纷纷仿效其中国同事们的作法,建立起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国际燎原造反队”等造反组织。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会上,“大会宣读了由在京外国友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贺信。红卫兵代表们对国际战士的祝贺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20] 这大概是官方媒体首次报导外国专家造反派组织的活动。这个外国专家造反团1967年夏天已有70名成员,倾向于支持最激烈的造反派系。[21] 法国专家戴妮丝当时就参加了这个“造反组织”,她在回忆中写道:“外国专家也投身到运动中,参加了‘白求恩──延安战斗队’。这个名字既好听又响亮,红袖章上也写上了这个名字。”[22] 沙博里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他先是参加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战斗队,“后来又参加了一个外国人组成的‘革命’队”。[23]……
被卷入疯狂旋涡的外国“造反派”
1967年所谓的“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开始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也与中国的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一样,被卷入了疯狂的旋涡里,语言和行动都变得极端左倾。在文革中,“成名成家”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批得臭不可闻。在一次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会上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2005年5月26日),汉名艾培,中国籍犹太裔波兰人,记者、作家。 爱泼斯坦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 被中国共产党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说:“这个‘家’字是不好听的,现在叫我们是‘外国专家’,我们也是不爱听。我们就是外籍的工作人员,工作者,不是什么‘专家’,不是什么别的‘家’。”[24] 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有一个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来的常用口号,即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美国专家李敦白在“批判刘少奇黑《修养》”的大会发言中甚至创造性地提出:不仅要踏上一只脚,而且要踏上两只脚;一只脚,是因为他出卖了中国革命,另一只脚,是因为他毒害了全世界的一切革命干部。[25]
“文革”中一些外国专家以往认识上的伦理是非也被颠倒过来了。北京外语学院的外国专家柯鲁克在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发言说,以前他的岳母(曾作过30年传教士的基督教徒)读了他推荐的《修养》,对刘少奇十分钦佩,当时他认为这是岳母进步了;而在“文革”中才认识到,“刘氏黑《修养》”得到“帝国主义的奴才”的钦佩,正说明了刘少奇的“反动本质”。[26]
而“文革”中流行的那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方式,也同样影响到外国专家的行为。法国专家戴妮丝回忆,在当时突击翻译《毛主席语录》外文版时,两位来自拉丁美洲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某些词汇的译法有分歧,因而推迟了发稿时间,使西班牙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出版落后于其他文本。此事被在中国的外国“造反派”们“上纲”成了外文出版社“走资派”“破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战斗队”为此召开了批判大会。戴妮丝闻讯后曾找到她所在的“战斗队”头头、一位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说明“这不是他们(外文出版社领导人)的错,原因是翻译过程中有改动;只要译稿一准备好,外文出版社的人马上就把它送到印刷厂,连星期天也是这样!”但是那位外国专家“造反派头头”却听不进去,他回答说:“不管怎样,这本书耽误了。而且,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27]
英籍作家韩素英写道:“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中,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外侨成立了一个‘白求恩’组织。他们把突然发现的革命热情用到像路易·艾黎[28]、马海德[29]这样的在中国工作了几十年的可靠的高尚的人身上。他们揭发路易是‘特务’,与国民党暗中有来往。路易受到‘审查’,发现他曾写过赞扬贺龙元帅的文章,还有一张他与贺龙的合影。朋友们再也不去看望他了,只有马海德和另一位医生,汉斯·米勒[30],他们经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压力,始终与路易紧紧站在一起。这些外国人召开了‘斗争会’,中国式的‘斗争会’,批判路易。后来,他的一些书也被销毁了。......这些西方人,其中也有美国人,表现出的恶毒──没有别的词来描述──是群体性精神变态的一个可怕的实例。‘你应当看看他们当时的那个样子,’几年后路易温和地笑着对我说,‘他们就像无知的孩子,眼睛都瞪出来了,喷着怒火。他们认为他们是站在革命的最前列。’”路易还对韩素英谈到,外国专家“造反派”们不仅对他提出各式各样的“指责”,而且还不让他去医院看皮肤病,后来还是周恩来得知此事才下令让路易到医院看病。韩素英气愤地写道:“如果这些事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西方人发了什么疯,竟这样对待一个最伟大、最坚定和对中国最有用的人?”[31]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外国专家“造反派”也参加了“夺权斗争”。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当时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据李敦白回忆,他们在广播局夺权的时间是1966年的最后一天,比“一月风暴”还早)。这件事影响极大──因为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广播电台就是最快捷、最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体,“文革”时期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有关“文革”部署的重要文章,都是首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国及全世界广播后才在报上刊登的,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红色电波传喜讯”。

“文革”中李敦白成了活跃于北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同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又大段报导了李敦白在会上的发言。在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7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32]

英籍作家韩素英在《再生凤凰》一书中记叙了一位既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外国经济学家、“一位满怀激情而富有魅力的女人”对她的谈话:“‘我已写信给林彪,’她语气非常坚决地说。她的两个儿子对住在北京的外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及他们所起的作用极为不满,百般挑剔。‘你知道吗?是一个叫做西德尼·里顿伯格(引者注:即李敦白)的美国人几乎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大权!’她愤愤不平地对我说。”[33]
1967年春夏之间,外国专家的“造反”组织在北京十分活跃,仅举几例即可见一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主办的《首都红卫兵》报曾报导:“外国在京朋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组织了‘白求恩──延安’战斗队,贴出‘祝贺革命造反派夺权!’和‘为什么革命友谊宾馆和资产阶级的宾馆没有什么两样!’等大幅标语。”[34]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办的《新北大报》也报导过:“5月2日下午,首都革命造反派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最最热烈庆祝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聂元梓同志到会并讲了话。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美国朋友李敦白同志,日本朋友、国际燎原战斗队代表,非洲学习毛着小组代表,首都工代会、农代会的代表,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上海芭蕾舞学校‘白毛女’小组赴京演出团代表都发了言。”[35] 首都红卫兵主要组织之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李全华在四川成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中中弹身亡,“首都革命派”为此于1967年5月6日召开了追悼大会,据“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报导,出席大会的除了有来自全国的“造反派”之外,还有“来自八个国家的几十位国际友人”。这期报纸上还刊载了两位外国专家(一位是“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代表,法国女专家安娜·巴隆,另一位是“国际燎原造反队”代表,日本专家土肥驹次郎)的发言全文和他们发言时的照片。在发言中这些外国“造反派”都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行”,表示要同中国的“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并争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世界的胜利。[36] 官方的《人民日报》也对外国专家“造反派”的活动时有报导。比如,1967年5月17日报导“首都四十万革命群众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时便提到:“今天,一些在京国际友人和外国专家,也和首都的革命群众一起来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游行,他们用不同的语言高呼口号。”……当时,这种逢会必请“外国造反派”出席并邀请他们上台发言或上主席台就座的作法,在北京风麾一时。
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一样,外国专家“造反派”当时的一些作法也一度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韩素英所评价的是“群体性精神变态”。在“外事口”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糊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37] 在“造反派”心目中,所谓的“外事口”领导中的“右派”就是指陈毅(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中称陈毅为他的“右派朋友”,此语广为人知)。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 [38],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这也是众目睽睽之事。在8月下旬著名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中,也有外国“造反派”参加。一位外国驻华外交官事后说:“真正最恐怖的是在这群殴打袭击的暴徒之中,有一些英国人,其中有一个头目还是出身‘豪门’,她穿着手工缝制的半统靴在一幅女王画像上跳来跳去。[39] 李敦白后来在回忆中坦率地写到:“在这样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40]
随着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引起的意见分歧演变为派性斗争,外国专家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据李敦白回忆,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属于少数保守派。他们强烈主张外国人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我和乔治是多年好友,却为这个问题成为死敌。他为我成为广播事业局领导的事非常不谅解,‘你没有权利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也没有权利批评他们的领袖,涉入他们的政治。’他说。此后他几乎没再跟我说过话。”[41] “和中国的团体一样,文化大革命也使外国团体之间产生了分歧和关系紧张。……他们仿效中国人的模式也在进行‘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激进分子’夺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权。指责发起人是‘保守分子’。”[42]
不过,这些外国“造反派”并未象中国人那样把派性冲突发展为真刀真枪的“武斗”;相反,还有一些在华外国“造反派”批评“武斗”。1967年7月9日,美国专家弗兰德和瑞士专家米雪琳在北京用大字报向“亲爱的中国战友”发出呼吁:“你们是否想到,现在正有那么一些人,他们非常高兴你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不断挑起武斗,他们正在利用你们的这些缺点拼命地在世界上做反华宣传,你们是否愿意让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高兴呢?你们是否想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在努力地学习你们的榜样,学习你们的经验,但有些人却热衷于打架,难道你们愿叫他们失望吗?......同志们,武斗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做为在世界革命的延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你们的外国战友,我们诚恳地呼吁:全中国的革命的战士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立即制止武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43]
法国专家戴妮丝记叙了由“白求恩─延安战斗队”组织的一次反对“武斗”的游行示威:“我们所在的战斗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而且戴上了红臂章。我们竭尽全力地喊着,手里挥动着标语或小旗子,‘要文斗,不要武斗!’好像在背诵一段经文。我们的队伍走得很快,我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掉队。……这些肤色不同、年龄各异、来自众多国度的外国人显然是没有私心,为了中国和毛主席的利益,他们把可能遭到殴打的危险置之度外。起初,人们对着我们微笑,后来就鼓掌表示支持。游行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结束。”[44] 戴妮丝的丈夫李风白的两位亲戚从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的四川成都逃到北京来避难,戴妮丝如实记载了她当时的心情:“由于我们坚信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不由自主地认为出来躲避的人是错误的。”[45]
“文革”前期外国专家的“造反”行动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后来的回忆中曾提到:“我不赞成主席要兄弟党的人参加我国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视同仁’。我主张‘内外有别’。我说,要兄弟党参加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好要其他党来解决我们党的问题,也不好用这个大革命来解决其他党的问题,这不合乎兄弟党的关系准则。主席未置可否。”[46] 王力所言之“主席要兄弟党的人参加我国的‘文化革命’,而且要‘一视同仁’”,即前面谈到的毛泽东对外国专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当时外国专家中有不少是美共、英共、法共党员)。外国专家“造反派”的没落、受难与平反
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外国专家参加“文化大革命”、向中共党内的“走资派”“造反”、“夺权”,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才会发生的“史无前例”之事。这些外国专家在“造反”中有时言论过激、行动过火。韩素英在《再生凤凰》一书中说,澳大利亚作家尼尔·亨特讥称他们为“百分之三百的革命者”。法国专家戴妮丝就回忆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渐渐地,我发现极‘左’行动逐渐泛滥,某些外国专家甚至走得比中国人还远。一天,开会讨论取消当年休假,要放弃北戴河的沙滩和大海,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位女专家激烈地喊了起来:‘不!不要休假!再也不要休假了!’实际上,这与她毫无关系,因为她马上就要回国了。”[47] 从总体上来看,外国专家们参与“造反”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对毛泽东与中共的崇敬与信任,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投身这场运动的。他们大多是象“文革”中反复宣传、奉为经典的毛泽东“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有两位比利时专家在大字报里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来中国的,而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来的。钱只能使占有它的人腐化。”[48] 这样的话并非唱高调,当时那些外国专家们确实多持此想法。
但是,外国专家“造反派”的处境却相当困难。“白求恩─延安造反团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些特殊困难。中国造反队大多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学校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反映的人和事是他们所熟知的,而外国友人工作单位分散,大多数人不会讲和阅读中文,妨碍了他们参加中国的政治活动,特别是由于不能进行语言交流,集会上他们要依靠翻译才能沟通。文革的发展进程中,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总是跟在中国造反队的后面。外国友人的子女们用毛主席语录‘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写了一张批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大字报,警告他们的父母由于对当前的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不了解,他们正在被一些政治目的不明确的组织利用。”[49]
这些左派外国专家把“文革”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来看待,如此天真的想法必然会与那些另有企图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们发生冲突。无论这些外国“造反派”如何“紧跟形势”、如何“革命”,在毛泽东信任重用的中共“文革”领导成员眼中,他们却始终是值得怀疑的“革命对象”。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就诬陷那些外国专家“造反派”是“苏修、日本、美蒋特务”,并斥责红卫兵们“甚至和敌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责中国的红卫兵们欢迎外国专家“造反派”参加其活动是“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放个屁也是香的,外国月亮也是大的”[50]。康生和江青的上述言论流露出他们对这些一心要使中共更加纯洁的外国专家们的厌恨之情。
1967年9月开始清查和镇压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后,外国专家中的一些“造反派”人物(连同被造反派当作批判对象的一些外国专家)纷纷被冠以“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之类的罪名受到批斗,有的被迫离开中国,还有的甚至被抓进监狱。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一个重要目标。当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院内贴出了大字报:“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一些外国专家甚至把批判李敦白的大字报贴到了友谊宾馆,如“爬得高摔得狠”、“李敦白是个投机者”等。李敦白于1968年2月被逮捕入狱。滑稽的是,中国“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这个激进的外国“造反派”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狠狠批判过刘少奇的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发展了王光美,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51]
“随着打倒李敦白的呼声不断升高,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声誉日见低落。……在李敦白被捕后,除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组织者和少数追随者外,大多数人同意解散或者停止活动。不久,中国当局逮捕了该组织的主要成员:爱泼斯坦、丘茉莉、沙博里等人。”[52]外国专家的亲属也大多受到株连。李敦白的儿女被歧视和欺凌,其中国妻子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后,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李敦白的岳父遭此打击而含冤病逝。韩素英谈到,一对外国专家西蒙和伊雷娜夫妇的长女莫妮克从其念书的巴黎赶回中国参加“文革”,“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慈爱的盛大节日”,结果却被以“带回淫秽书籍”(法国爱情小说)的罪名投入监狱达三年之久。[53]
曾在1937年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冒险进入中共红色区域采访的美国女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72年底重返中国访问时得知,柯鲁克与伊莎贝尔夫妇曾被关进监狱,“听说伊莎贝尔已经出来,但是她的丈夫还关着。......埃尔西·费尔法克斯─乔姆利(引者注:一译丘茉莉)和她的丈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遭到拘留。我在北京听说埃尔西出来了,爱泼斯坦还在囚禁中(但是我回美国后得悉他在12月我在北京期间获释,并给他在布鲁克林的父亲写了信……)。”她写道:“文化革命期间有十几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遭到‘拘留’,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有极左行动。大概他们想表现革命热诚,却又不懂得当时形势的政治内幕。……就公开知道的情况而言,他们被拘留后不能保释,没有人身保护法保护,也没有审判。”[54]
外国专家“造反派”在“文革”初期的“捧场”作用消失后,他们终于变成了“潜在的阶级敌人”。即令是那些在“文革”中行为小心而温和、并无极端行为的人,如法国专家戴妮丝,也受到了“幽禁”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55]
1968年,中央发布了149号通知,规定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不能再订阅《参考消息》,这样他们就完全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机会,如同生活在封闭的“笼子”中。[56]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寒春曾批判过的“文革”前那种对外国专家的“政治迫害”并未因“文革”而改变,甚至更加变本加利了。当时,中国人当中“对外国人的恐惧”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外事部门工作人员在涉外活动中都不敢接触外国人,也不敢讲外语。[57]
在这样的境况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文革”前曾陪同她在中国各地采访的李敦白(当年曾被苏联当局诬蔑为她的“国际间谍网”成员,在中国坐了6年多冤狱),如今又被中国政府以“国际间谍”罪名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探望她,也被中国政府拒绝,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这个侄孙,却得不到任何答复。这位耄耋高龄、足不出户的老太太难以理解,她曾热情讴歌的“文革”到底是怎么了。很快,她的健康迅速恶化,终于在1970年初住进了医院。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所遭遇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也不肯接受治疗。直到周恩来亲自到病床边劝告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虽然周恩来后来为了挽回国际影响,赶紧下令通知她的侄孙前来中国,但为时已晚,斯特朗次日即去世。
直到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后,外国专家的处境才有所改善。197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茶会,招待在京的外国和中国女专家,根据“文革”后中国的官方说法,周恩来在对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的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的情况逐个举例说明,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58] 据西方研究者说,当时“周列举了各种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外国人:第一种是受到冷遇和不受欢迎的;第二种是离开中国之前受到非礼对待的;周说‘欢迎他们回来,我们将改正没有照顾好他们的错误’。另一种则是在文革中参加了某个组织,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李敦白是代表人物之一,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还有爱泼斯坦、丘茉莉和沙博里(尽管认为他们是受到欺骗而参加)。”[59]
当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未报导周恩来的道歉讲话,可是据与会外国专家的回忆,周恩来当时的讲话其实是把责任推给了“林彪及其他‘坏份子’”,并没有因为他自己是政府总理而表示也“要负责任”。据英籍作家韩素英对与会者的采访记述:“周恩来主持招待会,发表了......一次‘打破常规’的讲话,官方未予报导;对这种讲话,中国常常这样处理。但是参加招待会的人会写信给他们在海外的朋友,会谈论它。周恩来说,林彪及其他‘坏份子’利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干了许多坏事;其中之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西方人关进监狱。他代表中国政府向因此而受到折磨的西方人道歉,并保证为他们平反,采取补救措施。周然后走到几张桌子前,同人们握手拥抱;其中有一名美国妇女,她确实吃了不少苦头,然而她仍自愿继续在中国工作。她说:‘我个人的遭遇事小……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事大。’华西蒙(详见后另附专文)说:‘只要能把革命推向前进,周要我去坐牢,我也会心甘情愿。’大卫·柯鲁克说:‘现在我对革命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比以前更想留在中国。’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被人捏造罪名,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4年。”[60]
在茶会上坐在周恩来身边并第一个得到周恩来赔礼道歉的,是82岁高龄的英国女专家露丝·史密斯。她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1920年就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文革”前以71岁的高龄来到中国,先后在外文局和新华社工作。她对中国革命满怀热忱,“文革”开始后也积极参加。当时她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在我七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国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活在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中国,使我感到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活力、信心和热情。”[61] 然而她的纯真热情却受到了无情的嘲弄,“文革”中她从一个受到赞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变成了受到怀疑的人物,最后因无法正常工作而被迫回到英国。尽管她在中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她回去后仍然不肯说中国的坏话。直到1971年她80大寿时,新华社记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她,向她转达了邀请其再次到中国工作的意向,她才重返中国并在华度过了她的余生。
大卫·柯鲁克原是英国共产党员,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贝尔相识并相爱,两年后在伦敦结婚。1947年,柯鲁克由英国共产党介绍,带着妻子来到中国,调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夫妻俩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生活,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成了极有社会学价值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指定为学生的必读书。1948年,应中共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然而,当这位因一心想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尽快照耀全球、早日埋葬帝国主义而积极参加“文革”的国际友人被关进中共的冤狱后,他却听到看守如此威胁他说:“毛泽东思想照耀全世界,毛泽东思想欣欣向荣,你不要抱帝国主义主子拯救你的幻想。”[62]
在这次茶会上,周恩来还向此次茶会前不久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成员、被打成“国际间谍”的爱泼斯坦与丘茉莉夫妇、以及六旬高龄的英国专家夏庇若等赔礼道歉。
李敦白作为“文革”中最积极的外国专家“造反派头头”,因“案情重大”,从1967年8月底被“中央文革”宣布停止工作并“另有任用”,12月25日开始被软禁在家中,1968年2月21日被捕。但1973年的那一波“平反”中并未包括李敦白,依照周恩来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说法与当时红卫兵中的所谓“五一六分子”的罪名相似。一直到“文革”结束整整2年后的1978年10月,李敦白才获无罪释放、平反昭雪。他大概是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平反的人。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共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了16年。
“据调查,‘文革’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63] 直到1981年这些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专家才全部得到彻底平反。对那些向往中国革命的外国左派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和讽刺。尽管如此,他们中许多人的观念和生活已紧紧地与中国的那个年代联系在一起了,个人的人生价值是和过去的选择分不开的;他们可能不愿再改变自己的理想主义,如今也还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热情工作着。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专家在“文革”初期都一致反对过中国政府对他们实行的“内外有别”的政策,要求与中国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得到同样对待;但“文革”后期给他们带来实际益处的,恰恰还是这个“内外有别”的政策,正是因为恢复了这一政策,受批判和被监禁的外国专家“造反派”才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及优裕的生活。而中国的“造反派”就不会如此幸运了。倘若当年毛泽东批示中说的“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的话被完全落实,这些外国“造反派”的结局或许就不同了。
【注释】
[1]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编印,《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1967年6月,第1页。此大字报有另一种译本,四个作者译名为“唐春、司克、杨镐、安·汤福金斯”,见“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红卫报》编辑部编印的《国际友人批〈修养〉》,1967年,第32页。
[2] 《扬州红卫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3]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20页。
[4] 《爱是不会凋谢的》,北京,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08页。
[5] 据海伦·福斯特·斯诺1972年底至1973年初重返中国访问时在北京郊区农村阳早和寒春家中所见:“我注意到两个孩子显得很安静、规矩,文静到了拘束的地。”(《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由此可见,如此性格的女儿在极左教育下的变态会使寒春多么吃惊。
[6]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5至20页。
[7] 出处同上,第16页。
[8]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2页。
[9] 《再生凤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页。
[10] 出处同上,第26至27页。韩素英并未在中国大陆参加“文革”运动,而是在海外大量发表歌颂“文革”的文章和讲话。
[11] “他们和我们并肩战斗──在京外国朋友热情支持我国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0月9日。
[12] “听毛主席的话,学习白求恩”,《人民日报》,1967年4月17日。
[13] 《扬州红卫兵》,第39期,1967年5月19日。
[14]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
[15]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2页。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17] 《人民日报》,1967年4月6日报导。
[18] 《参考消息》,1967年8月9日报导。
[19] 曾勇明,“分析中日两国共产党关系正常化”,《探索与争鸣》(上海),1998年第9期,第36页。
[20] 《人民日报》,1967年3月3日。
[21]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8月,第478页。
[22]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6页。
[23]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第223页。
[24] 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红卫报》编辑部,“揭发刘少奇黑〈修养〉在国际上的毒害,为在国际上清除黑〈修养〉流毒而斗争”,《国际友人批〈修养〉》,1967年,北京,第34页。
[25]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1页。
[26] 出处同上,第25至26页。
[27]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7页。
[28] 路易·艾黎,新西兰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1927年到中国,抗战中与美国记者斯诺等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发展工业支援抗战,还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起在西北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培养农村建设人才。1953年起长住北京,1957年加入新西兰共产党。
[29]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美国医学专家,瑞士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1933年来到中国,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结伴进入中共红色区域(因马海德要求对他的行踪保密,斯诺后来在他的《西行漫记》书中只字未提这位同伴),马海德留在红军中工作,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顾问,1937年加入中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长期担任卫生部顾问。
[30] 汉斯·米勒,德籍内科学专家,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1939年来到中国,随即到延安参加医疗工作,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共。
[31] 《再生凤凰》,第69、91页。
[32]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1967年4月11日。
[33] 《再生凤凰》,第52页。
[34] 《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2月14日(第29号)。
[35] 《新北大》报,1967年5月6日(第71期)。
[36] 《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第35期)。
[37] 《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第10页。
[38]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480页。
[39] 《毛泽东与红卫兵风暴》,《春秋》(武汉),1989年第3期,第19页。
[40] 李敦白、雅玛达·伯纳,《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第430页。
[41] 出处同上,第478页。
[42] 安妮·M·布蕾迪,“文化大革命中的国际友人和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党史研究资料》(北京),1999年4期,第21页。
[43] 《扬州红卫兵》,第59期,1967年8月8日。
[44]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8至219页。
[45] 出处同上,第228页。
[46] 王力,《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北京),1995年第5期。但王力当时是否真的反对过毛泽东的这种意见,除王力本人所述外尚未见到其他证据。李敦白的回忆谈到,王力的秘书在广播事业局调解造反派两派冲突时遭到围攻,主张两派联合的李敦白曾协助解围,因此“中央文革”后来下令建立以李敦白为首的“夺权三人领导小组”。
[47]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13页。这位本与休假无关的外国专家如此激烈地表示她的激进态度,是否是想通过好的“革命表现”有助于顺利达成本人目的(回国),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国人当中这种政治投机行为是十分普遍的。
[48] 出处同注[11]。
[49] 出处同注[42]。
[50] 《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部份代表讲话(1967年9月17日)》,文革时期传单,未署明印刷单位。
[51] 出处同注[42],第22页。
[52] 出处同上,1999年第4期,第23页。这个记叙中有个别失误,沙博里并未被捕,但他的中国妻子、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凤子被隔离审查。但这与“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无关,而是因为30年代她曾与江青同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过,江青怕她散布有损其“旗手”形像的言论。
[53] 《再生凤凰》,第182页。
[54] 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至313页。
[55] 《爱是不会凋谢的》,第224页。
[56] 周恩来在1970年11月27日对新华社《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1968年149号通知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6页。
[57] 周恩来在1970年12月3日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的发言。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17页。
[58] 出处同上,第583页。
[59] 出处同注[42],第24页。该文作者对这段话的来源未说明出处。其中提到沙博里显然有误。
[60] 《再生凤凰》,第206至207页。
[61] “在京外国女专家热烈赞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3月8日。
[62] 出处同注[42],第23页。
[63] “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党史通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87年第6期。
2025年5月8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值此之际,欧洲时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曾在欧洲参与反法西斯活动的华裔建筑师华西蒙的侄女、散文作家华新民,她为记者讲述了她的姑姑华西蒙(Simone Hoa)在二战期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离开集中营不久的华西蒙。(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二战期间,华西蒙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德国法西斯逮捕进入集中营,在那里她熬过了近两年的时间,于1945年4月底重获自由。而他的哥哥,也就是华新民的父亲——曾设计建造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师华揽洪(Leon Hoa)那段时间也在法国参与了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前期在巴黎,后来是在马赛,两次与盖世太保派来搜捕的人擦肩而过。
华家的这对兄妹来自一个国际化家庭——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是上世纪初留学法国后回国参与建设事业的土木工程师,他们的母亲华罗琛(Stéphanie Rosenthal)是一位同样在法国求学的波兰女作家。
学生时代的华西蒙与哥哥华揽洪。(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华西蒙很少提及在集中营的那两年,只在亲人问起的时候说,“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活到第二天’。”在1990年达豪集中营解放45周年的时候,她曾同意公开分享她在达豪的经历,并与狱友林根斯博士形成了一段对话录。此后一部关于建筑师华西蒙的传记也提及了这一部分内容。
华新民也是从资料中才详细地了解到姑姑这段往事。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她的记忆里,姑父让•吉耶森(Jean Guillissen)是一位比利时工程师,二战期间参与抵抗运动被法西斯逮捕并杀害,姑姑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曾进过集中营。后来接触到了更多的资料,那些故事才更清晰地浮现在华新民的眼前。“读了,流泪了。”在阅读了一段详细介绍姑姑姑父在二战期间的资料后,华新民这样说。
华西蒙和让·吉耶森,1936年。(图片来源:源自华西蒙藏品,布鲁塞尔CIVA收藏)
那份让华新民流泪的资料记载着让•吉耶森的战争岁月,一位核物理工程师,二战爆发后成为地下刊物《新时代》(Temps Nouveaux)的主要撰稿人,随后加入比利时武装游击队,并利用其化学知识制造用于破坏法西斯活动的武器。
让•吉耶森于1942年2月被盖世太保逮捕,资料上记载着在严酷的审讯下,他始终没有泄露任何信息。1942年5月9日,他在根特(荷兰语:Gent、法语:Gand)被纳粹枪决,年仅27岁。如今,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有一间讲堂以他的名字命名。
彼时的华西蒙在努力维持着生计,做各种零工,还参加了多个工业设计方面的竞赛。虽然那时她与让的婚姻已几乎走到了尽头,但彼此仍是很好的朋友,让的牺牲成为华西蒙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华西蒙的传记作者这样写道:“曾经那个充满活力,一心想着事业、美食和与朋友聚会的年轻女子,如今被悲伤、失望和觉醒所取代。很可能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投身于抵抗运动。”
而华西蒙在与林根斯博士的对话录中则自述,“我是一个左翼抵抗组织的成员,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
华新民通过翻阅资料了解到,姑姑华西蒙在地下抵抗组织的住房部门工作,她有一个化名——佩吉(Peggy)。住房部门负责为地下组织成员寻找住所并进行分配,或负责物资供应,“总之是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部门,掌握着所有地下成员的地址。”
华西蒙化名“佩吉”时使用的徽章与秀有花纹的本子。(图片来源:源自Jean-Pierre Hoa藏品,Jean-Dominique Burton摄)
华西蒙1943年7月被捕,在盖世太保总部接受一个叛徒的审讯。“他试图从我这里逼问出抵抗战士埃米尔・阿尔托费尔(Emile Altorfer)的信息。这太卑鄙了,阿尔托费尔还帮助过他解决住处。”
华西蒙被捕后在布鲁塞尔监狱关押了7个月,之后被转移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Vught)。1944年9月又被押上“运送畜牲的车厢”驶往慕尼黑达豪集中营,她是被挑选上的视力好的囚犯之一,“虽然我的视力不好,但还是本能地举起了手。”在那里华西蒙和其他工人们一起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每天清晨即起,步行半小时后,5:30或6点开始工作,19点结束。尽管试图消极怠工,但因身处流水线中,很难偷懒。”
传记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比如说到华西蒙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位特别的女性。“她对审美有极高的要求,自制过一张‘PS’照片。”华新民回忆道,在姑姑被捕前,工作室的朋友曾寄去一张为她拍摄的照片,她不喜欢那张照片中的自己,但又十分欣赏照片背景中勒・柯布西耶的画,于是用胶水和小剪刀制作了一张合成照片,将一张瘦了13公斤后拍摄的新照片叠加在朋友寄去的那张照片上。一个略显粗糙的阴影掩盖了拼接的痕迹。“那可能是最早的PS技术。”华新民笑道。
照片“蒙太奇”。(图片来源:源自华西蒙藏品,布鲁塞尔CIVA收藏)
即使在集中营里华西蒙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在那里她设法弄到了一些回收纸和蜡笔,她画下了同屋的伙伴们,那些肖像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段特殊岁月的注脚。在曾经的狱友眼中华西蒙是一位特别的女性。“所有达豪的人都爱我们的华西蒙。”纳粹集中营狱友协会会长乔治・瓦莱里・瓦勒雷夫(Georges Valéry Walraeve)这样回忆道。
华西蒙为狱友画的素描。(图片来源:源自Jean Pierre HOA藏品)
然而,那段回忆的底色终究还是灰色的,“我们穿着从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扒下的衣服,通过剪裁和拼接不同颜色来防止逃跑。”这是华西蒙刚刚被转移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时的情景。“第二负责人是狂热的200%纳粹分子,非常残暴。”在达豪集中营,她和纳粹副营长斗智斗勇。
她曾对身边的人解释,她能在集中营活下来是因为她努力过好每一天。华西蒙传记封面上的照片是她刚刚从集中营中出来不久时照的,“从照片上完全看不出她曾经受过怎样的折磨。”华新民感叹道。照片上的华西蒙穿着带有设计感的衬衫,戴着白色项链,手中握着笔尺,正在伏案工作。或许正是因为在高墙之外,有她热爱的工作,有她惦记的人,使她终于熬到了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华西蒙在战后不久。(图片来源:源自华西蒙藏品,布鲁塞尔CIVA收藏)
1945年4月底的一天,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达豪集中营里,华西蒙发现,自己醒来时已经过了早上8点,她马上意识到这很不寻常——自从她去年9月被转移到这里以后,每天都会被很早唤醒去工厂工作,她还发现那名她时刻警惕的纳粹副营长不见了。随后她和600名女性被转移,路上她们得知这是一次通往自由的迁徙——收音机传来盟军逼近的消息。美军抵达后,她们被安置在湖边度假村,并在那里停留了大约15天。
从地狱到天堂的这15天里到底是怎样的复杂心情,华西蒙没有描述,只把一些无法抹去的记忆独自保留了下来——她一直保存着一个盒子,里面是一些“小圆片”,那是在集中营的狱友们用从拆卸的零件中取出的硬纸板夹层制作的迷你小书。而她从未和自己的儿子提起过这个盒子。
集中营的狱友们用从拆卸的零件中取出的硬纸板夹层制作的迷你小书。(图片来源:源自Jean-Pierre Hoa藏品,Jean-Dominique Burton摄)
华西蒙在对话录中说道,“我被捕时26岁——正是适合参与抵抗运动的年龄,既不太年轻也不太老。许多被捕的年轻人身心受创,而50岁以上的人则体力不支。”然而,华西蒙的健康还是受到了永久性的损害,战后,她一度曾住进了伊迪丝・卡维尔诊所(Clinique Edith Cavell)进行治疗。
华新民最后又补充道,“在战争中我祖母的波兰家族受到了重创,我去年本想去她波兰老家寻亲,但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亲戚的线索,都不在了。”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在纳粹的阴影之下,有太多的人永别了他/她们想拥抱的生活。华西蒙是勇敢的,也是幸运的,但若非战争,这份勇敢和幸运本该在更光明的地方绽放。(文/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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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沙博理:在中国“旅行”一生(3)2014-11-09 10:09 作者:周翔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沙博理
多重身份
“人们会感兴趣,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很典型的美国人,会想在中国度过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国出版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自传,试图回答这个他遭遇过无数次的问题,并且向世界介绍他眼中的中国。20年后,沙博理补充其间的见闻经历,写成《我的中国》,在美国发行时名字被改成《我选择了中国》,态度更加直截了当。
1983年沙博理从《人民画报》社退休,同时又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且连任六届。这期间他随着考察团走遍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就各类他看到的问题提出建议。同时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等。从文学翻译起步,沙博理了解中国社会的“触须”一点点张开。在舒乙看来,沙博理是一个学者型的人:“他会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他的课题。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法律还是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变迁和遭遇,都是他自己选择研究的,是他经历中碰到的。”
2011年4月2日,沙博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因你而美丽——2010~2011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并获颁“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图见主题文】在周明伟的印象中,沙博理从来不避讳自己是个犹太人,甚至是“把作为‘犹太人’放在作为‘美国人’之前的”。因为研究犹太人在中国的情况,沙博理受邀成为最早访问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当时中国与以色列还未建交。在北京,他也和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保持了亲密的关系,每一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都会前去看望他。接触沙博理越久,身边的人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存在着多重身份的烙印,而这一切又显得协调自然:犹太人的精明,美国人的幽默独立,中国人的温和善良,最后变成典型而有趣的叠加。
对沙博理犹太人式的“精明能干”,李霞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谈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为什么老解决不了?政府可以在每个公司成立时收取保证金一类的东西,如果将来拖欠工资,政府可以拿这笔钱先支付给农民工,然后再追究公司的责任。”
舒乙记得,沙博理办事情很讲约定,出书一定要有合同,合同的条文一定会亲自把关。“他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遇到不依法办事的地方,他不习惯,就会跟人争执,但一般最后他是胜利者,因为他有道理。”舒乙觉得,沙博理在中国活得非常愉快,因为他得到了诸多尊重,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他不是中国哲学培养出来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则,观点非常犀利。他不怕提意见,而且每次都能提建设性的意见。”“他根本不在乎谁的官大、谁的官小,有时候他身边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大政治家,他会悄悄地问,这家伙是谁?他没有等级观念。”舒乙说。
多重身份又正是沙博理的优势。“他的价值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说中国话,他的离世使我们少了一位能给国际社会讲故事的大师。我们现在说的事国际社会还不太听得懂,不光因为讲故事水平本身不够,还因为我们需要更多了解对方文化。中国文化能在国际交流中走多远,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对外国文化了解多少。沙博理深深了解两边的文化,这是我们难以企及的。”第一次见到沙博理之前,周明伟已经专门读了沙博理翻译的作品,他把沙博理称作“大师”,沙博理却又一次用形象的语言重新表述自己。“他对我说,我不在乎大师这个名声,我希望是一座桥,它是能够沟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桥。通过这座桥,能让说不同语言、有不同宗教背景、有不同族群肤色的人都来看看中国风景,读读中国故事,听听中国声音。”周明伟说。(实习记者张兰英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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