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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则逐次记下了他对毛的认识或感觉，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融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讲话是通俗的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艰涩或深奥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读了毛泽东在学校开学时演讲的文章，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后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处，也有相关记录。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1942年）萧军延安日记上卷九月二十日 星期六
《第三代》写到五十页。晚饭后舒群来，和他一同去毛那里一次。
他劝我去到毛泽东那里谈谈：“过去你帮助我很多，有些话我全听你的，如今你也该听我一些。”我答应他到今年年终。
夜间芬去看戏，我独自抱鸣儿在河边玩了一刻散步路中知道杨松快死了，病是肺结癌，很难治，但他还以为他会好起来，这又是一个革命者底终结。
夜间把《孟子》全部读完了，有工夫还预备把《四书》重读一次。明年我预备把五经读一次。我应该多知道一些中国古文化。想到过去一些事情，自己感到很愧作。
战斗是最高的品德。关于《第三代》我极力免除一些太欧化和哲理的部分，有害的。
小说是要读者容易，喜欢，爱，迷恋……地接受，这于小说是不应该板起面孔讲道理。
我的真心是乐意做一个疏散一些的作家，我乐意做花果山上的猴头儿，却不愿到天上做弼马温，或者陪着那和尚去西天取经果。我应该尽可能逃开这“金箍”的。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午间去看歌儿，她正在吃着午点―一块麻糖，一个鸡蛋―她竟不理我和芬了，她生活得很好。
我们只好回来，一方面感到一点空虚，一方面也安心。
这里的孩子是无等级的，无论是首长的孩子，还是褓姆的孩子，这不是国民党所能比拟的。这使我感到一种愉快。
小温情，小“抱不平”主义，自己确实有一些，更是平均主义。这是因为我以一个作家眼睛看取一切的缘故。
整天为了休息没写作，读《对马》(《对马》是苏联作家诺维科夫-普里波伊（Алексей Новиков-Прибой，音译普里波衣）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1937年由引擎出版社首版，以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为背景，聚焦两国舰队在对马海峡的决战。作者曾作为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亲历该战役并被俘，战后结合亲身经历完成此作。全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海程》记述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跨越三大洋的远征历程；下部通过四次战役详述1905年5月27—28日海战始末，揭示俄军因战略失误、将领腐败导致的惨败 。书中附有舰队阵型图及运动轨迹分析，结合军政背景与战争细节还原战役全貌。作品中文译本最早于1941年由新知书店推出，后多次再版，包括1950年三联书店版及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對馬在日本的位置
芬的情绪越来越粗糙，我应该改造她。
（萧军《延安日记》1942年
萧军与妻子王德芬和孩子在延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我确定了在四十岁以前我是不能做一个党员的，将来也决不会做。
上午开写《第三代》，他们正在下面开会，激昂的大声在那里骂我，同时在批评一个党员名叫王立夫的，因为他在反对我时未签名。他说：“这样大家伙对付一个人我不来，因为萧军并不是敌人，应该进行争取和说服。”于是一群人骂他党性不强，市侩……。这完全是一种不正的行帮气表现，所以对这现象只感到一种可悲，我希望他们慢慢会懂得自己的幼稚，这样是不能解决事情，也不能使人心服的。我感到我的控制力还是不错的，他们在下面吵叫，我照常写我的文章，因为我明白那是一种幼稚病在发狂。我的意志和思想不是持众就能够征服的，这是他们糊涂的地方。这只能增加我“强健自己”和“不顾一切”的信念。
夜间芬告诉我，这两天她因为那夜谈话没告诉她，她不愉快。“我是需要一个勇敢的和识大体的妻子，能够和我一同战斗的妻子……但是你却常常愁眉苦脸，对孩子也没好气，这却不能不使我神经过敏，感到你在后悔……”
“绝对没有，我倒怕你有这‘后悔’的感觉啊！”终于又和好了。我一面要应付一切乱东西，一面还要教育、关心她，还要工作……我的心啊！但我一定要克制自己，应付这一切，这一切不久就会过去的，这是试炼我力量的机会。
“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即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基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部分日记，这里更全。
《萧军日记》排印本
延安整风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整风会场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萧军于延安东山窑洞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边区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C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的作家俱乐部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然而，边区有着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大环境。很难想像，把宣传的作用看重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泽东，怎能容许其麾下一部士气如此低落？此处，再次触及一个历史命题：乌合之众能成大事吗？看来，只要他们手段够狠、敌人够弱，就能得胜利。历史的进程一再表明，正义、纯洁、高尚均非推动历史所必备，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烧杀抢掠两百年，没所向披靡哦，还歪打正着地铺垫了文艺复兴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质，平日及运动中不如人意的表现，党中央当然了然于心。其后不断地整顿、改造、打击这个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泽东更以“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一语讥讽他们，也有他们咎由自取、不争气的成分吧？
“大哥”毛泽东
萧瑜有一部《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流传不广。多半因为书中所记之毛与当今人们的概念相距甚远。他写的是当年的一个潘浚颐亲⒁獾矫保庵А扒绷伞币丫捌宥放！绷恕Ｏ翳び朊呛鲜Ψ兜耐АＤ鞘墙ǖ持埃故歉龃竽泻谠诓蝗胂裟撤ㄑ邸Ａ羁鄱际撬糇由窒铝羟椤５牵比嗣蔷扔诿蠖丈缟斜┝Φ氖焙颍裟晨赡茉诎敌Γ罕拘阅岩啤⒁饬现醒健
牛津香港出版社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C 1945》，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一大看点。据说，林斤澜曾“揭发”萧军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我大哥。此话狂则狂矣，细想一定有所根据。萧军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还在割据一方的枭雄阶段，帝王之相尚未显现。以萧军的阅历之广、境界之高，能称他一声“大哥”已经很给面子了。所以，从“日记”中萧/毛交往实录中看，此话真实度很高。
毛泽东
毛泽东也者，因其事功影响深远重大，人们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连其只言片语、一颦一笑都有史料价值。我们所知的毛泽东，善恶妍媸不是第N手的资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为我们与毛老爷子连一面之雅也不曾有过。所以，不得轻视那些第一手的资料。而一手资料中，以被接见、听报告的价值最小，再次为汇报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禀性最为直接的，则莫如待他放下身段与之闲谈、讨论事情。1938和1940年，萧军两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据细心人士统计，萧氏与毛谈话凡十三次，公事之外，两人虽不至于对坐扪虱，剪烛西窗则颇有几次哦。难得的是，每次谈话，萧军都有详细追记，同时记下本次毛给自己的观感。
十三次接谈，集中在延安整风之前，七大以后只有一次。这个分布提示了一个背景：萧军接触的毛泽东，是毛在其人格发生的一次划时代转变之前，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枭雄变领袖”的临界点。转变，不是蜕变，转过来的毛泽东带有许多前一阶段的思想方法、行为习惯。如能确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较准确地理解其转变后的思路和作为。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带有凡人的质朴和诚恳。萧军《延安日记》里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是1941年7月18日。谈话是从“你是东北哪里人？”“锦县……”“唔……山海关外边那个锦县……”开始的。看来，问出生、晒地理知识，是毛泽东的一贯。然后“他抽出两支烟来，我们每人点了一支。我给他点火柴，他也并没谦让。这是自然而诚朴的。”（上卷P224）那次的话题很广泛，从鲁迅到萧军周围的人；萧军还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政治性的则如毛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类似的实在话还有：“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不愧是大作家，萧家接下来的场景描述，衬托了谈话的气氛：“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上卷P227）
反映毛泽东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有他的功劳的，但是现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称赞日本的樱花好，什么好……无论怎样好，也是不能说它好的……因为他们是侵略我们的……”。对于这种做法，萧军表示了理解：“从这话中我懂得了一种政治上所以不能讲真话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影响，打倒一个影响的手段，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欺骗敌人的手段’。”（上卷P227）
萧军给毛泽东的画像则“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个中国读书人的样子。”（上卷P227）如果萧军把毛泽东写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这部日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喽。
而萧军是平视这位已经成就为历史人物的中共领袖的：“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对他夫人江青，观感也转变了一些。这大概就是‘人怕见面，树怕剥皮’脚档乜幢局实慕峁！保ㄉ暇P226）
毛泽东给萧军的亲笔信
就这样，面谈造就了私交，毛泽东显然乐意与萧军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给萧军的信是个证明：“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约谈是8月10日，还是那么轻松，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泽东轻车简从回访萧军，夜半方归（上卷P261）。江青也主动来过几次，如8月14日“蓝苹来，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似乎还在怀念着章泯。她希望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也是这样希望着，他们的生活太枯寂。”（上卷P264）就这样，一来二去，萧军再想同毛泽东聊天，就不用预约，一度没时没会儿，想去就去了。在他们那里，喝过酒、打过牌，陪他们看过戏。有趣的是“看戏时，他常常冷眼看过来，因为我是和他女人并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萧军对江青的看法并没有进步“江青是浅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理解毛底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谈话，都颇有内容。如毛的“文化历史观”：“中国党是在老百姓中间产生的，中国老百姓落后它也落后。”（上卷P316）毛还曾透露其为人的手腕道：“一个人要懂得尊敬人，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的弱点……”（上卷P403）毛泽东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上卷P453）
萧军则逐次记下了他对毛的认识或感觉，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融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讲话是通俗的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艰涩或深奥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读了毛泽东在学校开学时演讲的文章，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后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处，也有相关记录。
然而，萧与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风运动”的开展打断。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当我一个人坐在汽车上，街上的人全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点自得的心情—这在他们看来是‘荣耀’。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和毛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 ……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是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随意不见了，萧军清醒地写道：“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下卷P769）
在这三年的间隔里，不仅经过了整风、肃反、抢救、复审；还召开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庆谈判。在党内，这是毛泽东走向最高权力的三年；在外部，则是中共作为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力量，渐为国际国内承认的三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诤友，而是各方势力的加盟。萧军作为鲁迅的弟子、独立作家的旗帜，政治价值不菲，故为毛泽东“礼聘”。萧军则因不愿以自由为代价，几经犹豫，始终没有“入幕为宾”。
文娱活动 经济生活
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经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做参考。因为，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二百五十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
其实，毛泽东等虽以“匪”称，但其格局岂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历史上，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现实则需要制造这样的规模，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对于根据地内部，如果没有煞有介事的这么一套，只怕不能收编、安置、教育、训练、差遣、控制、改造……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居心叵测前来投奔、输诚的各色人等。
冼星海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过去的延安书籍、回忆文章给读者的印象：好像那时的延安是个大军营，虽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们却士气高昂地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而百万字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C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诉我们，红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过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有市场、用货币，图书馆、展览会、电影、戏剧、演出，学校、医院、幼儿园……，司法也有“三级三审制度”（上卷P11）。而其举办舞会的频率，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超越。在延安“过日子”，一样既很无聊也有诱惑。他们呼朋唤友聚餐、喝酒，也会逛街购物，下馆子；幽会女友，串门聊天；花园散步、河畔练声……把延安生活细致地写到这个层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冯凤鸣的《狂飙时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极少几部吧？
文化生活贯穿萧军的延安五年，星罗棋布，散见于《日记》全篇。读者的印象是，地处偏远的延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内容除去苏俄也有欧洲题材。不言而喻，画展只能是聊胜于无的照片。
王大化、李波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鲁艺创作并演出的歌剧“白毛女”
延安平剧院在中央党校演出“逼上梁山”
戏剧，则新旧并存、中西参半。革命题材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出现。名剧如白毛女、茨冈、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萧军扫兴。经典平剧（即京剧）曲目与粗糙的秧歌戏同台献艺，郑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这里崭露头角、摇曳生姿……。
如果说，囿于条件所限，延安的艺术生活还算多彩，那么，延安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之丰，更差强人意。身为作家的萧军，素有博览群书之需，延安生活诸多不顺，唯有读书，好像没有给他造成太多困扰。《延安日记》有大量读书笔记，这样的书目琳琅满目：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柴霍甫（契诃夫）、希勒（席勒）、歌德、服尔泰（伏尔泰）、莎氏比亚（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欧洲哲学著作、战国诸子百家，中外文学理论……。所以，这部日记，文学评论、作品解析、艺术见解、素材准备，占有很大篇幅。萧氏视野之广、见识之高，也不多见。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前排中为毛泽东，后排右二为萧军
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萧军建议下召开的一事，《萧军日记》也有记载。从萧军的审美情趣、文艺思想、创作历程上看，当初的提议，看似意在请中共明确一下自己的文艺立场而已。而毛泽东竟在后来的日子里，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员一切政治资源，让“无产阶级文艺”取代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没有书看，萧军恐怕早就不顾而去了。因为，延安的物质生活实在贫乏。市场不大，酒肆饭店不多，物价却堪以“腾飞”喻之。可想而知，设机关、办活动、养军队……都要花钱。钱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而“大生产”开办之前，花销大多征自边区的乡间吧？其它的财路则如1942年2月6日所记“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上卷P399，据指出，此君即为南汉宸）萧军随手记下日常开销和家常用度的价格波动，也足令人吃惊。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这里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员：四元。”（上卷P56）萧军没说自己是“几等”，从“日记”中的一首诗看，似为“甲等”，间有稿费，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华书店把16.8元的《八月的乡村》版税拿到。芬去门诊部为小孩看病，请她了一顿馆子。”证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钱，准备给张棣赓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见那时边币币值尚可，十块钱不仅能帮助两个人，还可以买两只下蛋的鸡。（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销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场把旅费1500元取了，仅是买了几支铅笔，簿子等就费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门外买了一斤肉回来—-已长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过了五个月，“20元买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伙食费已经涨到450元。（下卷P121）后来，物价上涨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万八千元稿费，只够买肉吃了。（下卷P721）
诚然，早已有人披露过，如李建国在“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中指出：“八路军没来以前猪肉比菜还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学院式枯燥、冰冷的数目罗列，怎比跟随一个具体的家庭，在父母的艰辛、孩子的成长中，看到收、支给他们造成的困扰，来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经济细节里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多，《萧军日记》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观。
所谓“官兵一致”当然是谎言，仅从《萧军日记》摘取一例即可想见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日军排列“延安一百单八将”，颇有几位也见于《萧军延安日记》，如：朱德（玉麒麟）、周恩来（智多星）、陈绍禹（入云龙）、林彪（小李广）、彭德怀（大刀）、贺龙（花和尚）、王明（公孙胜）张闻天（豹子头）、叶剑英（双枪将）、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扑天雕）、乃至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杨尚昆、凯丰、周扬……等等，处世为人各擅其趣。
1937年12月延安政治局会议：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论证过一件事：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以至“转战”出去的红军已经回不去了。那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江西苏区、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海为家，指东打西，收场烂摊子的则是当地农民。杨炳章这本书，只写到红军开进陕甘宁。在这个新的根据地，中共有没有反省过去、爱惜边区的人民了呢？《萧军 延安日记1940 C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这个接踵而来的问题。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下卷P270至P359中）
毛泽东与农民交谈
边区一老农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此地人种地不得法：不上粪，不积肥，锄谷子时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风吹摆磨擦。……一般农民是固执的，听天由命，保守，掩盖在诚实下面的小狡猾，诉苦等。
在王家一个脸肉肿、纹理乱的姓仁的短工，被人们怂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们虽然带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但他却唱得很庄严。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延河两岸舞翩跹
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是现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话文“饱暖生闲事”，道尽原理。1940至1945，虽然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着公粮，白天看戏、晚上跳舞。轻松的日子里，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选择恋人机会渐多。盛产绯闻的艺术界、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恋爱、结婚、偷情、离婚的故事都有发生。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于观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里，于是我们就在《萧军 延安日记1940 C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后来在文化、艺术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轻时候的爱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预备把延安的：妇女，儿童，革命党人，百姓，军人，各写一篇小说。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为《沉淀》。”（上卷P9）
跟史沫特莱（站在中间的洋人）学舞的延安女士们
延安女士
交际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故令延安的党人踊跃前往。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想也难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厅。有此名正言顺拥男抱女的机会，能不趋之若骛。各机关频繁举办的舞会上的众生相，则网上已有专文，如叶德浴的《萧军与交际舞》等，将《萧军日记》中的相关内容辑出过半。此处不赘。
当然，两情两性真正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舞场以外的家庭、河边、树林乃至工作场所。例如：夫妻吵架，时常发生在艾青、韦夫妇之间；李昌、冯瑞兰夫妇并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过一段姻缘；欧阳山的结发夫人是草明；江丰、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吴奚如等人，都享受过爱情的折磨。他们的故事点点滴滴地散见于《日记》的字里行间，读者间或眼前发亮或掩卷而叹。
这些是正常的夫妻、恋爱。不太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须要借助丈夫的光。这只能说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争气，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认。……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协有一个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马夫，他是在乡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给她们的仅是一只镶铁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这里是十九个男人分一个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几个苏联的记者把中国的一个女人借了跳舞的名义强奸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给了一百元。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上卷P409）
《萧军日记》是一部“延安档案”，这部大容量的档案柜可以分为“橱窗”、内容与“夹层”。“橱窗”，是日记的“主题展示”除前述读书、观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儿女的家庭关系，也以极其坦诚、周详的方式“展现”。相信许多读者会在阅读中发现，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读者诸君自己的爱恋温存、七年之痒、情感纠缠、舔犊之情或无名烦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不易撷取的生动的素材。这部分内容因其诚实和坦然，直接地对应了其他部分（内容）所记人与事情的可靠性。
萧军与妻子王德芬和女儿萧歌、儿子萧鸣在延安
至于“夹层”，则显示是萧军先生虽然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其实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实姓，为他们隐去了不宜曝光的行径，保护着他们的后人。却又无损于我们读懂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出现过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物、事件的数量还颇可观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与边区事，还是能从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谁是谁。例如上卷频繁出现的T，代指丁玲，因为“日记”中提到：T说，她的小说《韦护》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这个线索，上网一搜，作者就出来了。所以，看《萧军日记》还有探微索隐的挑战与乐趣哦。
尾注：本文着重介绍了“《萧军日记》中的延安。至于“萧军先生在延安”，已有高伐林的《老作家萧军百万字日记揭_延安一角》、陈小雅的《萧军“延安日记”中的毛泽东》、戴新伟的《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萧军在延安》和邢小群的《萧军：延安的踌躇――读《萧军 延安日记》》等文章，有精彩的介绍，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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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日记 一九四零年
从文委借到了300元，预备做皮衣用。①还程追十元。
②还陈布文五十元。
早晨很顺利地写完了一百行诗，很愉快。把整部诗的结尾大致也决定了，大约到十月底总可以写完。
近来很想用小鬼的题材写一本童话似的小说，以小鬼的教育为主题。预备写完了长诗分别和一些小鬼们谈话，而后再去嘉陵山和一些日本俘虏们谈话。如能在年前把《小鬼》的小说写好，这就算一年的工作。有时间也许到附近作一次旅行。
午间因为逞强，吃了十个包子，午睡没睡好，到河边去散步了一刻，此后不要玩这孩子玩意了。
夜间和芬谈着保育院底凌乱，她催我管这事，最后我是决定管一管，抽出时间去和毛泽东，王明等谈一次。
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精神，在这里是谈不到的。夜间和高原谈了一些关于烽的事，他是明白我的地位的，“那天你一走
那天
，满屋里就像失了光彩……”他这是提“九一八文艺社”成立会的。我也劝他多理解一些文抗的情形。
此地人评议我，为了自己的事没发过脾气。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摘记：
①日全食（十一时左右，我去新市场路中）约三十分钟，天气变阴凉。
②东方各民族代表反法西斯座谈会举行。
③看《它底城》，《糊涂将军》演出。
上午到南市场买了一丈五尺布，遇到杜矢甲，在饮食摊上大吃了一顿羊肉。路上他把H给他的一封信给我看了，他似乎陷在单恋中，信里还有一首《秋之恋歌》，那是请他谱曲的。诗的意思大致是一个女人怀恋着一个男人，这男人却若即若离，美丽，傲狂，但又冰冷，像延河的水那样冰冷，她看到他感到欢喜，她要把一朵秋天的花送到他的枕边，看着他早晨的睡脸……终于他把那花投给了延河，她爱那冰冷……。这是一首很美丽的抒情歌……杜让我相信这是为他写的，我不愿碎了人的美丽的梦，只是轻轻地暗示他：
“女人的感情是易变的，朦胧的……一定要到你真正抓住了可以信任的东西，你再相信吧！不要太夸大了自己的幻想，也不要为了一时错误的感情表现而使自己终生背负着不可忘却的耻辱和悔恨！”他是那样坦白地向我解说自己的感情。……
下午两时参加朱德号召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座谈会，到了各民族的代表，朝鲜，印度，日本，台湾，苗，蒙，回，番，蛮等……我本来也要讲几句话，看看没必要就没说什么。
吃饭时和朱德谈了募捐的事，他捐了一千元，他说军队里也很穷。这是个善良有力单纯有一种可尊敬父亲感情的人，我在他的面前感到自己单薄，年轻，甚至引起了一种孩子的感情，一种讨好的感情……事后觉得很羞耻。但一想，这人是值得尊敬的，而且为了工作，心气也就平静了。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矜持。同时也明白了一个人能够自持和本色是不容易的。
……朱还是主张作家写写短篇与通俗小说，给军人写小册子，他赞成我们办一角丛书那种办法。他似乎对于别人说他们打仗不稀奇感到不满：
要说稀奇就稀奇，他们用飞机大炮打胜仗，我们不用这些也打胜仗……这就是稀奇；若说不稀奇也稀奇……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人怎能霸占得了？……一般把古时的英雄们太夸大了……”我为了平息他的不平，便说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故事，他高兴得大笑了！“求悦人者已先自轻”相反他也不要求人悦己，这才不是轻人。男人和女人是应该在各尽所能的原则上找平等的。晚间去看了青救孩子剧团演《它底城》和《糊涂将军》。他们不熟练，动作节拍不好，但是孩子们是有趣可爱的，更是一个小姑娘。回来已十时多。
H问我杜有什么变动没有？我是不预备把杜向我说的事同她说的。为了保持自己的诺言，尊重别人的自尊。这一册日记又结束了！不足四个月。
史坦尼司拉夫斯基演剧手记摘录：
那就是怎样把生命带到舞台上去，而且要避免戏剧刻板化（它会把生命残杀掉）一方面又不违反舞台规律，这是与演员敌对的一个最主要的，决胜的困难。在演员开始戏剧生涯中，他必须要克服这许多的阻碍，像赛马中一个骑手，一定要跳跃过最艰险的爱尔兰堡垒。假使一个演员能走出戏剧刻板化和舞台条件需要中间那条窄狭的危险的羊肠小径，他才算是走到最后真实的生命道路上去了。”戏剧的节奏十种：死亡，痛苦，悲哀，忧愁，幽静，喜悦，快乐，恐惧，愤怒，疯狂。
情绪十结构十人物十主题十冲突十复杂性十契机十顶点。①抓住点：―冲突的爆发，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人与物。双方有意志才可冲突。冲突的力量是有意识的挣扎着。起落不定，支持，牵制，聚小点为大点……
②组织顶点：―即松紧得宜，高低适度。
③了解进展：―许多动作连串起来才是戏。（身体与思想―会话―的动作）有动作性，因果的，连接的。④连实性：―接笋（禅）。节奏，必然场面，顶点，收场。辅助节·奏明确性以布景，灯光，音乐，舞蹈等。
节奏要不复杂而接近目的性。
演剧这件事，一个人不仅要具有天才和相当资格，并且需要熟悉舞台环境和群众心理，要有全力统治自己的神经，至少能够自制到相当的程度。以全部心血注人所扮演的角色，把真正生命带到舞台上去。
十年前的今天，我正在沈阳小东关的寓所，独坐在小河沿的公园里坐听着远近疏疏的枪声。夜间也是听着恐怖的枪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未来的命运，更想不到今天在延安听着秋雨，坐在窑洞灯下写我的日记。谁知道十年后的今天又在什么地方，我在做什么呢？我应该努力培修我户己啊！
培养灵魂使它伟大、崇高、纯洁，这对于一个作家是基本的工作。十年来我在中国做了什么呢？:
1，哈尔滨时代―我复兴和领导提高那地方的文化运动，给人以勇气，影响了若干朋友（用我生活的意志和胆量）救出了萧红，教育了罗烽，白朗，舒群，黄田以及一些朋友。我在他们群队中是一颗引路的星。
2，青岛时代―完成《八月的乡村》。影响了刘鲁华，元泰等一些青年学生，而后走向革命的路。
3，上海时代―以《八月的乡村》给中国文坛和时代开了一个新起点，以我的艺术给了中国文坛的提高。使鲁迅先生见得后继者的欢喜。国际（尤其日本）因我的作品而使中国文艺提高了国际地位。《译文》，《作家》，《海燕》，《中流》等刊物，因我鼓动与援助的力量，得以复刊，出刊和继续。鲁迅逝世时，因我之力而争得了诸事，担任指挥人墓，纪念集底全部编辑。八·一三事变后，支持胡风办《七月》一直到武汉。《八月的乡村》引激了“七七”抗战。
4，武汉时代―拒捕，支持胡风办《七月》。
5，临汾时代―帮助学生安全到吉县，安慰、教育、鼓励他们。
6，第一次到延安―在招待席上，我坦然指出那时共产党人文化教养应该补充（这是正确的）
7，兰州―作了启蒙运动，编报纸，讲演（五十天）。
8，成都二年―编《新民报．新民谈座》，反映诸种事实，训练青年作家，与各报纸战斗，参加各种社会集会讲演，各大学开座谈会，讲演，与无政府主义者斗争，支持文抗，编会报，影响自由主义者、教授、学生等，与青年通信，援助他们来延安。出《侧面》指出山西的腐败。
9，延安时代―
第一次鲁迅先生纪念会上指出延安的缺点，参加各处讲演，发起并完成、参加文艺小组十二次巡回座谈会，解决若干文艺人生问题。＊发起文艺月会，团结延安作家，提高批评风气。关编辑文艺月报，第一个打击俄国贩子萧三，以及一些不正的倾向。第二打击何其芳的“左倾”幼稚病，立波恶劣作品的影响，雪苇的“形式主义”，周扬的“官僚主义”。
和毛泽东谈话，发动了他们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建立“普遍检查制度”。
代李又然高阳张仃杜矢甲冯雪峰罗烽舒群艾青等申冤。他们被理解了，陈云亲自和他们谈话。使党整个起了很大的动荡。一些有用的人被理解，被吸收了。
攻击了党个别的缺点使他们有校正的机会，改建文抗，建立平等制度，提高数人文化上的地位，使过去被侮辱与损害的全有扬眉吐气和工作的机会，我是他们的保护者。改善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使中间小官僚主义（刘白羽，艾思奇等）不能特殊化与操纵。提倡法治精神，科学方法……
＊建立鲁迅研究会，发扬影响，编辑丛书。
建立星期文艺学园，造就失学文艺爱好青年。关号召“九一八文艺社”。
使文艺作者与军政高级人物结合，从此理解，提高他们的地位。关募捐建立文抗作家俱乐部，使天才美术家得以工作，解除苦闷。关提出人所不敢用的人（陈布文）来工作。
扫荡谣言，扶植善良，平抑冤屈，主持正义公理和党方面不正的倾向战斗，不避利害……使延安文艺不独开展，而且一般的风气和政策全有了新的好的转变―这就是我到延安的工作的结果和影响。这是毫没有夸张的。
早晨我徘徊在操场上，我思量着怎样解决这沉闷：他们对我已失去了友情和尊敬，他们只想我为他们的利益和方便而被利用，我过去也曾被他们利用过，从贫困中拯救他们，从卑微中提出他们，从耻辱中洗涤他们，从愚昧中教育他们，从被损害与侮辱中解救他们……他们不独认为当然，凡事他们从来不曾给我以回助，如今他们竟要回头来掏吃我的心脏了！我退让吗？容忍吗？宽大吗？……不，我不能这样做，这是不对的，这是养恶！我要给他们以回击！但我已顾虑到我的敌人们会高兴，我目前只能这样做：①决定从感情领域里开除他们。②用沉默和他们隔离。③准备回击，但尽力谨慎，他们是禁不起打击的。……其实对这些人除开为真理与正义而战以外，我对他们并无恶念的。……友情！爱情！人情！我如今是懂得更多一些了。我这样做是痛苦的啊！十年的友情！就这样结束了吧。又写了近七十行诗，思想仍是苦涩的，感情也艰难!
此后我将要更残酷地防守自己，以感情为工作的人他们对感情却是吝啬的；以能力为生活，他们却常常是很有感情的样子。写喜剧和悲剧的人，他们自己的遭遇却常是相反的。这几乎成了定律。以感情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尊重它，后者则是浪费它，轻视它……故而可以随便用用。―就是这道理，所以后者容易得人欢心，容易被拥护。人们多是爱虚伪的。虽然真理是人生活中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