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知己
李公尚
我在华盛顿DC上飞机前，给加贺发了一条短信：“来加州了。”没期待会有回音。电话号码是多年前的，后来没用过。可能她早就换号码了，也或许她早已经离开美国回日本去了。想不到一分钟不到，“当啷”一声回复就来了：“加州什么地方？多年不见，想不出再见会是什么样呢。”我顿时惶恐起来，这是希望再见，还是婉拒再见？我去洛杉矶开会，她住在旧金山，真要见面恐怕并不容易。我回复说：“到洛杉矶出差，飞机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到。在加州只待两天。”加贺问：“旅馆定了吗？”我回复；“还没有，到了后再说。”加贺回复；“靠近市中心的那个川田旅馆让人常思不忘呢。住在洛杉矶的日本村，有故地重游之感啊，旁边那个千穗小馆，有你喜欢的料理呢。”
加贺的执拗，依然如故。
一九八十年代，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两国共同成立了“二十一世纪中日（日中）友好委员会”，由两国的国家领导人共同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一九八七年我作为工作人员，被派到东京的日方委员会去工作，随即，日方就派了曾在北京大学学过中文的加贺小姐和我一起工作。从此，无论我在办公室还是外出，加贺都形同影随，陪同在侧，东京自不必说，大阪、京都、奈良、名古屋、广岛、长崎、冲绳、仙台、北海道等地，都留下了许多共同的回忆。有人提醒我；加贺是受日本政府指派监视我行动的，她把我的言行和活动的每个细节都记录下来，向日本有关部门汇报。我听了，对加贺多有提防。一次外出我想甩掉她，就对她开玩笑说；“你看，我无论去哪，你都跟着，真像影子。”加贺听了弯腰深鞠一躬说；“很高兴和你在一起呢，给您添麻烦了。”我说：“可是你没有我的影子高啊。”加贺听了，面有愠色，再次深深鞠一躬说：“给你添麻烦了，实在对不住得很。”我用手在墙上比划了一下，说：“等你长到这么高，咱俩走在一起才般配呢。”加贺听了，强作欢颜的脸上呈现出掩饰不住的轻蔑，双眼直视着我，压低声音说；“太过分了吧，没人喜欢这种玩笑呢。”说完深鞠一躬，转身走了。
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五七，加贺身高一米六四，在日本来说算是高个。当时在东京日方委员会里工作的日本女性，都是日方招聘的受过高等教育，年轻貌端的未婚女性，她们被一对一地分配到每个中方人员身边，据说是为了“对等”。因为在中国，中方对日方在中国的工作人员也都实施跟踪监视。但是，日本采用的这种“盯人战术”，比中国采用的“外紧内松”的监视跟踪有效得多。
加贺小姐秀外慧中，每天身着不同颜色的西装上衣和短裙，足蹬肉色丝袜和不同颜色的高跟鞋，胸前佩戴“JIAICA（日本外务省协力团）”的徽章，全身散发着整洁清新的气息出现在我面前，未语先笑地深鞠一躬，柔情蜜语地说：“早上好！又和你在一起了，真高兴啊！”然后开启我们一天的工作。当时中国政府向日本派出的工作访问团和友好代表团不断增加，我在日方委员会里的工作，转向去协调日方为中国代表团安排的访日行程，保障高层代表团的出访安全，参与中日双方的交流活动等。为此，需要经常到日本各地去和日本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加贺小姐受指派和我在一起工作，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和加贺小姐相朝夕相处的久了，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体现出的日本女性具有的温良恭俭让，同时也察觉出她隐藏在温柔外表下外谦内刚的性格。工作中，彼此难免出现分歧，每次产生看法相左或者意见不同，她都微笑着沉默不语，然后锦里藏针不动声色地暗中较劲。
一次，她和我一起到一个中国代表团住地去回访即将要回国的代表团成员，在和代表团的团员们见面时，我注意到很多团员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盯着加贺短裙下面穿着长丝袜的双腿打量，加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点。不一会儿，她起身说声“对不起”离开房间出去了，会客室里立刻轻松活跃起来，有人议论：“日本女人的小腿太粗，大腿太肉，真像大根。”“大根”是日语“大白萝卜”的意思。很多中国人来到日本学了这个日语单词，就用来指代日本女性的双腿。接着有人调侃说：“日本女人的大根都长成内八字，走起路来，就像两条大根中间夹着什么东西害怕掉下来。”这一句引得哄堂大笑，有人补充说：“不是怕掉下来，是怕你不知道她夹的那东西太珍贵。”又是一阵哄笑。我不希望这种玩笑继续下去，就解释说：“日本人从小就跪坐在榻榻米上，跪久了腿就直不起来了。”这时，加贺小姐和一位女服务员，推着装有水果盘的小车进了房间，大家立刻收敛了笑声，但仍有人低声用中文调侃：“又来了两条大根。”顿时引起一阵笑声。
加贺和服务员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地把每份果盘送到每个团员身边，逐一鞠躬，示意笑纳。在代表团成员享用果盘时，加贺用中文问我；“飞机航班应该没有变化吧。”说着，她打开电视机，查找电视航空频道滚动播出的机场航班表。那时，人们还没有手机和便携式电脑，查询航班很多是通过电视频道。加贺逐个频道地寻找，当她转到新闻频道时，电视里正在播放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冲绳县那霸附近的海面上，截获了一艘来自中国福建的偷渡船，船上载有两百多名中国偷渡客。电视画面上显示天下着大雨，日本海上自卫队不许风雨飘摇中的偷渡船靠岸，船上两百多名偷渡客都跪在甲板上，双手作揖哭喊着，苦苦哀求。在座的代表团团员们看到这段新闻视频，个个垂头丧气，沉默不语。加贺见状，装得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边道歉，一边迅速把电视调到航空频道。同时用日语轻声自言自语说：“真可怜！全身都湿透了，那么冷，还跪在甲板上。跪久了腿就会直不起来的呢。”这话显然是说给我听的。我知道日本人都有个习惯，他们在进入每个房间前，总要屏声静气地先在门外听一听房间内的情况，然后才进门。加贺刚才进入会客室前，一定是听到了代表团团员们说的玩笑话。那天日本电视台播出的截获中国偷渡船的新闻，从早晨就开始滚动播出，加贺显然是在借查找航空频道信息，让代表团成员和我都看到这条新闻，从而感到难堪。
以后几天，加贺知道我对此事耿耿于怀，试图缓和气氛，就蒸煎了一杯她家乡产的静冈玉露香茶送到我桌上，柔声细语说：“这些天给您添麻烦了，真过意不去，想不到会引起不愉快呢。”我明知故问：“你指的是什么？”加贺趁机避重就轻地转移话题说：“我是指，看惯了，中国女人和日本女人的腿都一样好看。主要看你是否喜欢那个女人。”我开玩笑揶揄她说；“你的腿很美。能引起那么多男人关注。真是让人嫉妒啊。”加贺听了，大惊小怪地说：“啊！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想不到你会喜欢呢！我真是太幸福了！”说着，她立定站直，拿一张空白复印纸，夹在她两条腿的膝盖中间，说“你看！如果腿不直，根本就夹不住。”站直身子用双膝夹纸，是很多日本女人证明自己不是罗圈腿的做法。第二天上班，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几个日方的女工作人员站在复印机室里，试着用双膝夹复印纸。见了我，个个用手捂着嘴低头偷笑，我很奇怪她们在笑什么。很快就听到两位女工作人员低声议论：“他喜欢加贺的腿呢，加贺真幸福啊，有男人喜欢她了，不知道加贺的腿是不是让他摸过呢。”我听了追悔莫及，加贺竟然把我和她的玩笑话传得满城风雨。
随着中日政府间的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入，日方适时提出了为贯彻“日中不再战”和“日中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国策，日中之间应深化民间交流。希望中方允许中国访日代表团成员到日本后，能去日本人家里住几天，和日本家庭同吃同住同交流，最好不少于一个星期，以促进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入了解，消除民族隔阂。后来甚至还有日本学者提出“鼓励日中通婚”，“实现日中合并”的观点。于是，一段时间内，考察筛选日本民俗家庭，成了中方工作人员参与的工作之一。
我到福冈、长崎、佐世保等地去考察民宿家庭，加贺自然陪同前往，以方便和当地的日中友好后援会联系。在确定日方提出的候选民俗家庭时，我掌握几项原则：不选家里有曾参加过侵华战争人员的家庭；不选家里有日本右翼分子的家庭；不选家里有黑社会成员的家庭；不选家里有大财阀大资本背景的家庭。在所有选出的日本民俗家庭中，我们都必须逐一去这些家庭中拜访和考察。
佐世保曾是日本近代历次侵华战争中日本海军出发参战的主要港口，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鉴于此，我提议把中国代表团去佐世保民宿的计划，改为去离佐世保不远的大岛民宿。日方遂以“不方便”为由，不同意这个方案，因为那里的大岛造船厂是日本著名的造船厂，很多国家都派有科技人员在那里访问、学习和工作。当时日本造船业世界排名第一，造船吨位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大岛造船厂除了建造民用船只，还为欧美国家秘密建造军舰，于是加贺暗中阻挠我去大岛的考察。后来我经过与日方反复协商，日方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我就先行住进了造船厂一位叫木村的工程师家里，分头去各处拜访和考察能接待中国代表团的日本家庭。加贺小姐当然也陪同我住进了木村工程师的家里。
木村先生三十多岁，和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工作日每天都早出晚归。住在他家里，我平时和木村先生基本见不上面。但每天夜里，差五分十二点时，会准时听到木村先生回家的声音：“我回来了！”接着是木村夫人的声音：“您辛苦了！欢迎回来！”传统日式家庭的房子，内部每个房间的墙壁，都是用木框贴上壁纸制成，隔光不隔音。我住木村夫妇卧室的隔壁，每天晚上十点半左右就寝，那时加贺也回到我隔壁她住的房间去了。午夜时分木村先生回来的声音，总能把已经躺在榻榻米上昏昏欲睡的我吵醒，接着就是木村夫人为木村先生准备洗澡水，伺候他更衣洗澡，为他铺被暖榻，然后同枕共眠。
一天夜里，是个星期二，木村先生准时回家后，情况出现了异常。他从浴缸里泡完澡出来，嚷着要喝酒，尽管他和平时一样回家前已经在酒吧里喝了很多，木村夫人还是小心翼翼地精心侍候，服侍他喝完酒才同榻共枕。但不久，就传来木村夫人的阵阵惨叫声，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天喊地，像动物进了屠宰场被宰杀时的哀嚎，凄惨无比。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被惊得毛孔悚然，担心发生了人间惨案。心想木村夫人做了多大的错事，竟受这种虐待！恨不得要冲出去拔刀相救。此时的木村先生并未销声匿迹，他嘴里酣畅淋漓地发出一阵阵“哎咦——啊！”“呜哇——哎！”发狠的声音，似乎在奋力拼命。听到木村先生的狂叫，我突然像做贼一样，吓得大气不敢出。木村夫妇的动静持续了三十分多钟，随后传来木村夫人用水洗涮的声音：“水温合适吗？”她哄小孩儿一般喋喋不休地呵护着为木村先生擦洗：“让您受累了，真是过意不去啊！给您添麻烦啦。”“刚才还满意吗？真对不住得很呢，希望您能高兴呢！”木村夫人轻柔拍打着木村，像哄小孩儿入睡，木村间或不耐烦地回应一两句：“算啦！还说得过去。”“行吧！凑合啦！”于是很快听到木村鼾声如雷，然后是木村夫人拉开门出去倒水和洗浴。我暗自揣度，木村夫妇两个上小学的孩子都住在楼上，此时会不会被吵醒？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我和加贺分别按时去客厅吃早饭，木村先生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照例都已走了，木村夫人轻盈地为我和加贺端来早餐。想到昨天夜里木村夫人的惨叫声，我一直不敢看她的脸，怕看到她的悲伤引起尴尬。但听到她兴高采烈地说了一句“希望你们喜欢我做的早餐”时，我终于忍不住偷看了她一眼，发现她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表情反而更加神采奕奕。在我偷眼看木村夫人时，我突然发现，坐在我旁边的加贺一直在不停地偷眼观察着我。见我看她，就问：“昨夜睡得还好吗？”我点点头，她追问道：“一直都在睡吗？半夜没醒来吗？”我惊讶地瞪了她一眼，她笑着又问了一句：“做什么好梦了吗？”
我和加贺在木村夫妇家里住了三个星期，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夜里，都会在固定时间里准时听到激情上演的“屠宰场的惨叫”，每次惨叫三十多分钟——每次我都忍不住看表——确切说每次惨叫持续到三十四分钟，就戛然而止，准时得像当时正在流行精工电子表，分毫不差。这让我对日本人的守时精神佩服之至。离开木村家后我对加贺说，“应提醒每个提供民宿的日本家庭，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入住日本家庭期间，尽量不要发生在木村家每周二和周五夜里的那种事情，以免给参加民宿的代表团成员造成心理误差。”加贺听了，照例不以为然地说：“真羡慕木村夫妇啊！能纵情饱欲，情至意尽，符合日本人精益求精尽善至美的追求呢。怎么？中国的夫妻彼此不认真吗？”
中日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迥异，加贺和我朝夕相处，但彼此从一开始就各怀己见，互有设防，经常会在一系列问题上明合暗争，私下较劲。双方在合作中谁也不服谁，同时又都明白谁也离不开谁。经过多次较量，结果只能够求同存异，抓大放小。这样反反复复磨合下来，我和加贺建立起了一种相知相趣和相容相依的个人感情。
我被派往日本工作三年的期限很快届满了。在我即将离开日本时，加贺小姐和我的交往变得亲密，有时甚至无话不谈，这让我警惕起来。一次加贺突然问我：“为什么不让你在北京的未婚妻来日本呢？”我答非所问地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有未婚妻？”加贺笑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未婚妻比你小三岁，在你来日本的前一年开始和你恋爱，现在你们俩每隔一星期相互写一封信，前天你刚寄走一封。我们在中国的同事曾见过她呢，是一个漂亮的高个女孩儿。”我抱怨道；“你们竟然连这个都了解！”加贺笑着说：“彼此都是知彼知己的呀！就像你知道我是大龄剩女没人敢要一样。日本人恋爱，都喜欢找‘三高’，高个儿，高学历，高收入，你看我的条件都够，就是没人敢娶我，现在我又多了一高，高年龄。都已经二十七岁了，还从没谈过恋爱，你是不是看到我这样，你觉得特别解气？”
在我离开日本的前几天，日方委员会为我召开欢送会，我没有见到加贺小姐出席，心里感到十分惆怅。问起来，我被告知：“加贺呀，她被安排陪同一位新来的中国同事去广岛出差了，赶不回来了罢。”顿时，我觉得欢送会失去了光彩。
那天是星期六，我回国的机票定在下星期一的中午。回到住处后我开始整理东西，打开冰箱想把里面丰盛的食品和饮料整理送人，这时我突然产生了立即去坐新干线列车赶到广岛，去和加贺当面告别的念头。事不迟疑，我立刻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拿起列车时刻表，夺门而出。就在我打开房门的一刻，惊讶地发现风尘仆仆的加贺正站在我的门外，准备敲门。
我和加贺都惊讶地看着对方，相视无语。我惊喜地请加贺进屋，加贺矜持地问：“是要出门吗？”我答：“是。”加贺失望地说：“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我赶紧回答：“没关系，我去广岛。”加贺看了看我手中的行李和列车时刻表，突然泪如泉涌，接着泣不成声地大声哭诉；“你想过没有？人家喜欢你啊！非常非常喜欢！”说着，扔下肩上的挎包，双手脱去身上的西装和短裙，然后把身上的内衣一件件剥光，低着头委屈地擦着泪水，站在我面前。
一个年轻未婚的日本女人，这样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在日语中，恋人和夫妻之间表达爱意，并不使用“我爱你”这种词，而是代之以“喜欢你”，而“非常喜欢你”，大都是热恋的情人在激情中脱口而出的。
我和加贺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了一起。彼此深情无语地对视着，一丝不挂地依偎着，惊天动地翻滚着，品味从身边滑过的每一秒钟，倾诉彼此压抑了三年来的心迹。加贺说她坐了八个小时的车赶来，就是为了能赶在最后一刻把她三年来的暗恋告诉我。我说；“如果不是你来，我会坐车去找你，向你表白我所有的感受。”加贺说：“明知你回国后是要结婚的，但我还是想要抢先一步占有你”。我说：“我能成为加贺的第一个男人，是命运给我的最好礼物。”加贺拉着我的手抚摸她的双腿，羞涩地问：“我的小腿是太粗、大腿是太肉吗？”我毫不掩饰地说：“其实我早就迷恋你穿丝袜时的双腿了。在木村太太家听她惨叫时，我就幻想过能抱着你的双腿听你的惨叫呢。”加贺抱怨说：“为什么当时不那样做？”我说：“当时彼此都有责任在身啊。”
我和加贺缠绵在床上一天两夜没有出门，那个令人心烦的星期一终于还是不期而至，加贺和我心慌意乱起来。她要赶回广岛去，于是提出先送我去机场，她再去乘火车。我坚决不同意，我边穿衣服边说先送她去火车站。这是我脱掉衣服和加贺上床后，第一次穿衣服，加贺温柔地拦住了我，笑着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最后再来一次。让彼此铭记心中。还记得木村夫妇的三十四分钟吗？我们计时，看我们这次需要多长时间。如果不到三十四分钟你就出来了，就罚你去送我。如果过了三十四分钟你才出来，我就去送你。”我问：“如果恰好是三十四分钟呢？”加贺说：“那就谁也不去送谁，我们在此告别。但无论怎样，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都要笑着高兴地告别。”
我回到中国后，给加贺写过几次信，加贺都没有回。两年后的一天，加贺突然专程来北京找我，说她要结婚了。她告诉我，我在离开东京后她就辞职了。不久在横滨附近的“米军厚木海军飞行场”找到了女招待的工作，在那里认识了美国海军机场的维修工斯蒂文森。她现在有一个一岁多的男孩儿，打算和斯蒂文森结婚后就到美国加州他的家乡去生活。加贺拿出几张她和斯蒂文森在一起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她站在胡须蓬勃的斯蒂文森身旁，身高只到斯蒂文森的腋窝处，让人看着心疼。我问她孩子的照片呢？加贺摇了摇头顾左言他。她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让她看半年前我儿子出生时我和我妻子抱着孩子的合影。加贺看着照片感叹说：“真是羡慕啊！”
从此再没有加贺的消息。五年后我来到美国，用加贺在北京时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和她联系，想告诉她，我也来美国了。我承认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来美国就是为了加贺。接电话的是一位老人，问我：“你是说那个日本小女人吗？她不住在这里，也没她的电话号码，去三藩市（旧金山）找找吧。”我问接电话的是谁，他说他是斯蒂文森的父亲。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老人，希望他有机会就转给加贺。老人问我是不是加贺在日本的亲人，我说是。
三年后，我突然接到了加贺打给我的电话，她说电话号码是斯蒂文森的父亲托人转交给她的。只可惜这一转就是三年，她拿到电话号码的那一刻，就猜到了是我。我惊喜地告诉加贺，我想去旧金山看望她。加贺犹豫了一下说：“身边有病人需要照顾呢，不太方便，让我安排一下，我们去洛杉矶吧。那里有我一个亲戚，开了一家日式餐馆，我早就该去看她了。”
在我去洛杉矶的前一天，加贺自己开车六小时到了洛杉矶，她订好了位于洛杉矶日本村的川田旅馆，然后到机场去接我。见到整齐干净，风韵迷人的加贺，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加贺说：“幸好还不算老，能让你看得过去。过了四十岁，真没脸见你了呢。”说起各自的生活，加贺几乎没有提及她的丈夫斯蒂文森，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她现在更多的是和正上小学的儿子在一起。她问起我的近况，我让她看我和我妻子，还有两孩子在一起的全家照，她看着我的全家照，感叹“真是羡慕啊！”
那次见面后，加贺不再和我联系。这次我上飞机前和加贺联系上后，一路上都盼望能见到加贺。加贺比我小一岁，我们都已经六十多了，见一面少一面。出了机场，我直奔日本村的川田旅馆。然而，到了那里并没有见到加贺。晚上，我到旅馆旁边的千穗小馆，那里有加贺和我都喜欢的料理。餐馆的顾客不多，落座后，餐馆老板娘给我送上一壶新煎的日本玉露香茶，芬芳绕梁。不久进来一位亚裔面孔的男人，三十多岁，坐在我旁边，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他朝我点点头，用英语问我是否常来这家日本餐馆，我说多年前来过，到现在还记得这里的老板娘。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摇摇头用日语说：“我会说日语。”他听了，用日语和我聊起来。他说他出生在日本，两岁时被他妈妈和曾在日本当过兵的美国白人继父带来了美国。现在他已结婚了，妻子是美国人，有两个孩子。坐在着日式风格浓郁的餐馆里，我恍若隔世地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在日本时，下班之后加贺陪我去酒吧的时光。
第二天我开了一天会，脑子里却充满了和加贺见面的各种场景。时间无情地过去，加贺并没有出现。晚上，我又去了千穗小馆，又遇到了那位亚裔男人。他朝我点点头走向我，坐在我对面，再次和我边吃边聊。说到中国，他说他一岁多时，他妈妈曾带他去过中国。他现在硅谷工作，常去中国出差。我说如果你不讲日语，不告诉我你生在日本，我会误以为你是中国人，你的身材比一般日本人高很多。他说他继父活着的时候常说他是中国人。他继父从日本回美国后经常酗酒，喝了酒经常殴打他妈妈，在他十岁那年，他继父酒后摔下悬崖死了。
第三天，我惆怅失落地去机场乘机返回华盛顿DC，安检进入候机厅后，又遇到了那位亚裔男人，他迎面走来送给我一杯冒着热气的静冈玉露香茶，告诉我今天他回旧金山去。我问他坐哪个航班，他手一指，说：“那边，正在登机呢。”我呡了一口热茶，脱口说“真香啊！”亚裔男人说这是他妈妈临来机场前煎好后，闷在保温杯里的。我心头一颤：“你妈妈？”他说：“是啊！这两天我妈妈和我都住在川田旅馆啊。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我们在餐馆里喝的茶都是她在老板娘的厨房里蒸煎的。老板娘是我们的亲戚，我妈妈和我这次来洛杉矶是来探亲的。”我急忙问：“你妈妈呢？”他朝航班登机口看了看，说：“她，已经登机了吧——我也该走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四十年前，加贺和我在东京分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把我最美好的时光给你，只求你留下对我最美好的印象。”
（本文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
2022年12月26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
